如何理解大一統：比較曆史視野中的漢政典製化與(yu) 羅馬帝國困境

作者：張舒  任 鋒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學海》2023年第2期

【內(nei) 容摘要】傳(chuan) 統中國的國家形態並非帝國，而是大一統。相比羅馬帝國代表的軍(jun) 事統治主導與(yu) 政治裂變性，大一統更具文治精神與(yu) 政治聚合性。經過西漢前期的政治更化，郡縣製大一統得到鞏固更新，漢政典製成為(wei) 中國後世政治的範型，而唐宋分別代表了強弱兩(liang) 類外向性的大一統模式。相比政體(ti) 論和國家論，治體(ti) 論重在揭示大一統與(yu) 大國禮治的關(guan) 聯，後者透過中心與(yu) 四方、政府與(yu) 社會(hui) 、文教與(yu) 多種信仰、華夏諸族群的開放融合，發展出古今通貫、政治和經濟、文教一體(ti) 化的中心統合主義(yi) 機製。大一統國家形態曆經封建、郡縣和現代共和的政製演變而得以維係，有賴於(yu) 中心統合主義(yi) 機製的返本開新。

【關(guan) 鍵詞】帝國 大一統 治體(ti)  中心統合主義(yi)  大國禮治

作者簡介：張舒，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yu) 行政學院講師；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政治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為(wei) 超大規模政治共同體(ti) ，中國的國家形態問題曆來是學界的關(guan) 注焦點。關(guan) 於(yu) 這一論題，西方學界流行以帝國框架解析中國的國家形態。典型如西方當代史學名著《劍橋中國史》係列，將中國曆史上各主要朝代均以帝國相稱，如漢帝國、唐帝國與(yu) 清帝國等。然而，這一解釋框架存在很大局限。中國曆史的內(nei) 在理路有別於(yu) 西方典型的帝國模式，古代中國的國家形態為(wei) 大一統，表現出深刻的政治聚合性與(yu) 曆史連續性。

中國大一統國家源遠流長、延續至今，積累了數千年曆史經驗。關(guan) 於(yu) 大一統的探討，學界目前流行政體(ti) 論與(yu) 國家論兩(liang) 種思路。政體(ti) 論側(ce) 重批判專(zhuan) 製政治，反思中國古代君主專(zhuan) 製的消極影響，或者探究中央集權積極的政治整合作用。國家論則強調大一統的基要在於(yu) 高水平的國家整合體(ti) 係對政治離散化傾(qing) 向的克治能力。然而，無論是國家論，還是政體(ti) 論，其共通之處在於(yu) 偏重政治權力與(yu) 法定製度，缺乏對大一統不同曆史形態的複雜性考量，且對政治係統中政府與(yu) 社會(hui) 、政治與(yu) 經濟、政治與(yu) 文化的辯證相維估計不足，秩序理論的文明通貫性尚有待闡發。

有鑒於(yu) 此，本文嚐試引入治體(ti) 論視角，以便更為(wei) 係統地揭示大一統的複雜機理。一方麵，治體(ti) 論是對政體(ti) 論的批判性反思。相比西方政體(ti) 論著眼權力組織與(yu) 分配，治體(ti) 論強調在政治原則（治道）、政治主體(ti) （治人）與(yu) 製度方略（治法）等要素及其互動關(guan) 係中，把握實現長治久安的根本與(yu) 關(guan) 鍵。[1]治體(ti) 論旨在提供一種多維的辯證視角，呈現曆史中國在治道統紀、文治政府與(yu) 禮治秩序等方麵的精要。另一方麵，治體(ti) 論構成對國家論的視域延展。國家論雖能揭示國家機製的政治整合作用，但難以深度解析何以曆史中國的大一統得以分而複合、深根寧極。本文聚焦西漢這一傳(chuan) 統政治承前啟後的關(guan) 鍵階段。漢政對後世確立典製，具有深遠的曆史影響。同時，本文以古羅馬帝國為(wei) 參照[2]，在比較曆史視野下探討大一統的基本特質以及這一模式得以廣大悠久的深層機製。     

“羅馬治下的和平”，抑或“可大可久”？

作為(wei) 前現代政治的主導模式，帝國在全球各文明區域均曾出現。由於(yu) 帝國形態各異，因而很難給出完備界定，但可從(cong) 眾(zhong) 多定義(yi) 中歸納帝國政治的主要特征。其一，帝國具有超大政治規模。在廣闊的疆域中，帝國統轄著多樣的族群。其二，政治等級性。帝國由某個(ge) 政治中心向外輻射，中心與(yu) 邊緣並非平等關(guan) 係，而是宗主與(yu) 附屬關(guan) 係。其三，傳(chuan) 統帝國多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君主依靠家產(chan) 官僚製與(yu) 常備軍(jun) 維持專(zhuan) 製統治。其四，帝國的不穩定性。西方古代雖不乏追求一統式國家形態的觀念與(yu) 努力，但由於(yu) 缺乏相應的治道理論與(yu) 政製支撐，因而難以將境內(nei) 多民族整合成一個(ge) 新的政治單位。就此而論，地方分離主義(yi) 一直是帝國政治的頑疾。其五，軍(jun) 事統治與(yu) 對外擴張。帝國的興(xing) 起伴隨著擴張與(yu) 征服，軍(jun) 事權力在國家權力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擴張主義(yi) 是帝國根深蒂固的傾(qing) 向，而這一傾(qing) 向往往基於(yu) 某種自我認同的意識形態抑或普世性宗教。根據經濟基礎的差異，帝國可分為(wei) 農(nong) 耕型、草原型與(yu) 工商型；依時代論，帝國可分為(wei) 傳(chuan) 統帝國與(yu) 現代帝國，前者的基礎是軍(jun) 事權力，後者則是資本權力。

西方政治發展主要曆經了城邦、帝國與(yu) 現代民族國家三個(ge) 階段。帝國是西方政治傳(chuan) 統的重要階段，而傳(chuan) 統帝國以古羅馬為(wei) 典型。隨著武力擴張及疆域不斷擴大，古羅馬共和難以維持超大規模，因而過渡到帝國模式。奧古斯都時期是羅馬帝國的奠基階段。羅馬史研究名家塞姆指出，在等級社會(hui) 結構下，羅馬共和表現為(wei) 寡頭政治。屋大維的政治集權雖導致共和衰微，但也終結了軍(jun) 事寡頭的割據局麵，帶來了和平秩序。[3]就霸權周期而論，帝國盛衰呈現周期特征，而羅馬霸權在帝國初期經曆了較長的上升階段。已有研究指出，這一霸業(ye) 的關(guan) 鍵在於(yu) 帝國對“奧古斯都門檻”的跨越，即由武力擴張到秩序和平的過渡。[4]屋大維憑借超凡政治能力結束了羅馬共和後期軍(jun) 閥混戰的局麵，建立了元首政治，在鞏固元首權威的基礎上，完善軍(jun) 隊、行省與(yu) 城市等係列製度，從(cong) 而為(wei) 帝國奠定了基礎。在羅馬帝國初期的二百年，羅馬進入繁盛時代，經濟、社會(hui) 、文化與(yu) 軍(jun) 事等領域的發展均達到相當的高度，而整個(ge) 古代西方世界則處於(yu) “羅馬治下的和平”時代。[5]

羅馬雖然完成了對“奧古斯都門檻”的跨越，但依舊麵臨(lin) 困境。實際上，羅馬帝國過度依賴皇帝賢能，而在帝國初期未能將元首的個(ge) 人權威轉化為(wei) 常規製度，導致此後帝國政治極不穩定。羅馬皇位繼承製度不確定以及文官政治不發達，以至暴君頻出，時常發生軍(jun) 隊政變與(yu) 皇權更迭。更為(wei) 深層的困境是，帝國無法有效整合境內(nei) 眾(zhong) 多差異族群，因而時常出現政治動蕩，在政治中心潰敗之後，最終四分五裂、再難恢複。羅馬帝國的政治困境並非孤例，而是世界曆史中帝國模式的共通現象。[6]

在政治結構方麵，古代中國與(yu) 羅馬帝國存在某些相似之處。兩(liang) 者均形成君主政治，同為(wei) 統轄多樣族群的超大規模共同體(ti) ，均在各自區域政治中居主導地位。鑒於(yu) 這些相似性，流行研究將古代中國視為(wei) 帝國，采用帝國範式分析中國政治。這類思路固然便於(yu) 將中國納入與(yu) 其他政治文明的比較分析，卻遮蔽了傳(chuan) 統中國的諸多非帝國屬性。實際上，中國曆代政治雖帶有帝國色彩，但並非帝國政治。早在20世紀30年代，史學巨擘錢穆即已指出：“（秦漢及以後的傳(chuan) 統中國）並不是一大帝國，並非由一地域來征服其他地域而在一個(ge) 國家之內(nei) 有兩(liang) 個(ge) 以上不平等之界限與(yu) 區劃……他隻是中央與(yu) 郡縣之融成一體(ti) ，成為(wei) 一個(ge) 單一性的國家。”[7]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古代中國即已超越帝國，形成大一統的國家結構。周秦之變以後，這一國家形態得到繼承發展。

外交與(yu) 內(nei) 政是理解古代中國的非帝國性的兩(liang) 個(ge) 方麵。對外方麵，傳(chuan) 統中國的主導理念是天下主義(yi) ，已有研究指出，天下秩序雖以中國為(wei) 主導，但並非帝國式等級權力體(ti) 係，更多的是諸多政治權力體(ti) 係的互動博弈、各取所需的公共秩序。[8]對內(nei) 方麵，中國古代王朝亦非帝國，而是大一統國家。大一統主要包含三個(ge) 維度：共同體(ti) 大群生活聚合、中心性政治製度與(yu) 普遍且有包容性的文教體(ti) 係等。[9]相比帝國模式，大一統具有更強的政治聚合性，表現出深刻的曆史連續性。中國古代雖曆經朝代更迭，但始終能夠分久必合，政治共同體(ti) 不斷發展擴大。大一統的基本特征是政治共同體(ti) 的“可大可久”。[10]正如有學者所論：“中華文明（而不僅(jin) 是單一的中國朝代）擁有超常的持久性，這是羅馬帝國文明所缺乏的。”[11]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古代王朝絕大多數均以武力取得政權，因而在建政初期，新的秩序帶有軍(jun) 事統治特征。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傳(chuan) 統王朝即為(wei) 帝國。原因在於(yu) ，新的政權在武力建政之後往往展開政治轉型，可將這一過程概括為(wei) “更化立國”，意指由軍(jun) 事統治轉向文治政治。[12]區別於(yu) 變法，更化並非將變革限定為(wei) 創製立法，而是為(wei) 政者根據具體(ti) 曆史形勢，通過審慎的政治實踐，經由國家指導原則、人事與(yu) 製度的調整從(cong) 而達成善治。更化思維尤其注重禮治建設，通過政治權力的差序安排和社會(hui) 民心的倫(lun) 理維係，實現中心與(yu) 大群的一體(ti) 融貫與(yu) 協和共生。就此而論，曆代政權能否達成大一統的鞏固，關(guan) 鍵在於(yu) 能否展開有效的政治更化。因而從(cong) “立國建政”再到“政治更化”則構成了中國傳(chuan) 統曆代政權的政治通則。如在殷周之際，武王伐紂，周取代商成為(wei) 天下共主。其後周公製禮作樂(le) 完成政治更化，鞏固了大一統政治，而周代禮樂(le) 對後世中國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反麵案例是秦朝。秦國通過變法圖強與(yu) 兼並戰爭(zheng) 統一華夏，實現大一統由周製到秦製的轉換。然而，由於(yu) 過度依賴法令刑罰、厲行繁苛之政，秦朝未能展開政治更化，因而政權迅速覆亡。

西漢初年，天下粗安。賈誼向文帝進呈《陳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論議直指當時重大政治議題，如教育太子、體(ti) 貌大臣、抵禦匈奴、裁抑諸侯與(yu) 興(xing) 起文教等，[13]開啟郡縣製大一統時代的治體(ti) 論傳(chuan) 統。在士人群體(ti) 推動下，漢代逐漸展開文治轉型。在承繼秦製的基礎上，漢廷吸取秦亡的曆史教訓，推進大一統轉型與(yu) 鞏固，這一過程至西漢中期方告完成。經過立國更化，漢代政治發展成熟，成為(wei) 後世典範。

已有研究基於(yu) 統計模型與(yu) 比較分析，提出古代中國與(yu) 西方之所以出現政治集權與(yu) 政治分裂的曆史大分流，主要原因在於(yu) 是否存在強大而持續的外部威脅。[14]類似研究屬於(yu) 外緣分析，未能深入比較中西曆史政治模式的內(nei) 在機製。相比之下，國家整合論則揭示出大一統與(yu) 帝國模式的主要差異在於(yu) ，前者在秦漢時期已形成強大的國家整合機製，體(ti) 現在疆域一統、政治一統、文教一統、古今一統等方麵；而後者則由於(yu) 缺乏國家整合能力而難免政治離散。[15]

然而，國家整合論亦存在一定短板。其一，大一統的曆史實踐並非僅(jin) 為(wei) 秦漢時期國家的構建，而是早在先秦時代即已開啟。先秦大一統以西周為(wei) 典型。相比秦製集權，周製所代表的封建製大一統也具有很強的政治整合能力，且周代禮樂(le) 典章對後世中國影響深遠。更為(wei) 重要的是，大一統與(yu) 其說是國家整合的後果，毋寧說更體(ti) 現了秩序統合化過程中的古今通貫性。其二，疆域一統並非僅(jin) 憑戰爭(zheng) 能力即可實現與(yu) 維持，其更為(wei) 深厚的根基是在多維秩序統合機製的基礎上，通過政治統轄、經濟互通、文化互動、族群融合等多種方式凝聚成持久穩固的政治共同體(ti) 。其三，大一統的關(guan) 鍵是中心統合機製，而這一機製的基軸不限於(yu) 皇帝製、官僚製與(yu) 郡縣製等政製框架。換言之，僅(jin) 憑權力整合難以維係穩定持久的大一統政治，而這恰是帝國模式的困境所在。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恰恰在於(yu) ，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不斷施加對經濟、社會(hui) 乃至文化領域的高壓管控，致使秩序不堪重壓而崩潰。因此，中心統合機製的關(guan) 鍵是禮治，包括中心與(yu) 四方、政府和社會(hui) 、文教與(yu) 各種信仰、華夏諸族群之間的開放融合，凝結為(wei) 政治、經濟、倫(lun) 理的一體(ti) 化及其典製化。其四，大一統並非文化專(zhuan) 製，而是在文教層麵兼顧一統與(yu) 多元，且治道方麵存在諸子之學的相維互動。如在西漢後期的鹽鐵會(hui) 議中，儒法兩(liang) 家展開論辯，最終促成漢廷適時調整政策，及時緩解了武帝後期以來的國家虛耗局麵。

中心統合主義(yi) 更能恰切解析中國大一統模式。[16]哲理層麵，作為(wei) 儒家經學的基本理念，大一統這一概念初現於(yu) 《春秋公羊傳(chuan)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17]原義(yi) 是指推尊作為(wei) 萬(wan) 物本原的元始。就此而論，大一統不是意指一切統一於(yu) 皇帝的專(zhuan) 製權力，而是恰與(yu) 之相對，揭示政治秩序基源存在天命民心、曆史典章、王道理想，並認為(wei) 現實政治須受這些政治理念的規約。實踐層麵，在中心統合主義(yi) 視域下，大一統包含“元”與(yu) “始”兩(liang) 個(ge) 方麵，前者意指共生大群的統合，後者則指向中心構建。大一統主要體(ti) 現為(wei) 中心與(yu) 大群之間的開放融合、循環生成。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中國大一統在保持同一性的同時，不斷增加新的秩序要素。有別於(yu) 西方帝國模式的多統性與(yu) 政治離散化，中國大一統政治在中心統合主義(yi) 機製的作用下，政治共同體(ti) 不斷向心凝聚，體(ti) 現出深刻的秩序統合化。其中在曆時維度上，漢製僅(jin) 為(wei) 郡縣製大一統的起始範型，除此之外還有唐製、宋製和清製等形態。      

帝國政教二元與(yu) 漢製政學相維

帝國政治崇尚武力，統治集團多為(wei) 軍(jun) 事將領出身。武人當政，因而帝國在治道層麵重統治而輕治理。與(yu) 古羅馬的政治實用主義(yi) 不同，漢代統治集團注重對學術理論的吸收借鑒。傳(chuan) 統中國的突出特點正在於(yu) 政治與(yu) 學術的緊密聯係。學術是指春秋戰國以來興(xing) 起的諸子之學。相比西方學術偏重哲學，中國傳(chuan) 統諸子之學側(ce) 重政治理論。正如司馬談所論：“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wei) 治者也。”[18]漢初統治集團采用黃老道家之學，廢除秦代苛法弊政，無為(wei) 而治、與(yu) 民休息，社會(hui) 經濟得到恢複，出現文景之治。與(yu) 此同時，執政集團吸收法家思想，不斷削弱封建諸侯勢力。景帝平定七國之亂(luan) 以後，中央集權得到有效鞏固。

西漢中期，武帝采納董仲舒對策，罷黜諸子，表彰五經之學。儒學此後成為(wei) 國家治理的宏觀政治綱領，深刻塑造著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治道品格。武帝晚年針對長期征戰引起的國力耗損、民生凋敝，適時調整政策，恢複社會(hui) 經濟。昭帝時期，儒家在與(yu) 法家的鹽鐵政策論辯中最終勝出。漢廷實現政策轉軌，由法家的財政汲取轉向儒家的養(yang) 民富民方略。在西方傳(chuan) 統帝國政治中，政府職能主要是維持治安與(yu) 征收賦稅，功能較為(wei) 消極。相比之下，在中國傳(chuan) 統儒家政治中，政府發揮相對積極的功能，如促進民生、興(xing) 起教化等。

在儒學影響下，大一統更具和平主義(yi) 品格，這在漢代的邊疆治理與(yu) 對外關(guan) 係上體(ti) 現得尤為(wei) 明顯。如與(yu) 北方草原部族政權關(guan) 係上，西漢後期，執政集團轉變武帝時代的軍(jun) 事打擊思路，發展出更為(wei) 圓融而成熟的政治方略，通過和親(qin) 、內(nei) 遷與(yu) 互市等諸多政策，有效鞏固了邊疆的和平局麵。再如西北方麵，張騫“鑿空”西域，此後西漢中央在解除匈奴軍(jun) 事威脅基礎上，設立西域都護府，實現對這一地區的有效管轄。西域地區成為(wei) 古代絲(si) 綢之路的中轉與(yu) 樞紐，極大促進了東(dong) 西方之間的政治溝通、經貿交流與(yu) 文化交往。已有研究指出，在國家戰略層麵，漢代逐漸發展出“戰略保守主義(yi) ”政治思維，務盛內(nei) 而不求外，注重戰略衝(chong) 勁與(yu) 戰略審慎的平衡。[19]這種戰略保守主義(yi) 傳(chuan) 統與(yu) 帝國政治的軍(jun) 事征服和殖民擴張傾(qing) 向氣質迥異。在文治精神熏陶下，傳(chuan) 統中國在對外關(guan) 係方麵形成協和萬(wan) 邦的天下主義(yi) 理念，蘊含政治互信、經濟互惠與(yu) 文化互通等要素。時至今日，天下主義(yi) 的和合精神仍具有深刻的全球治理價(jia) 值。[20]

除治道外，儒學亦對傳(chuan) 統國家權力結構產(chan) 生深刻影響，突出表現為(wei) 政學相維格局的形成。可以西方傳(chuan) 統政教關(guan) 係為(wei) 參照。受基督教的影響，羅馬帝國政教關(guan) 係日益複雜。帝國西部，政教關(guan) 係呈現二元化狀態，此後西歐中世紀又出現教權與(yu) 王權的對立。而在帝國東(dong) 部，尤其到拜占庭時期，政教關(guan) 係則呈現一元特征，君主兼任最高宗教權威。相比之下，儒家並未發展出獨立的政治組織結構，因而當時並未出現二元對立式政教關(guan) 係。但是傳(chuan) 統中國亦非政教一元，原因在於(yu) ，漢代經學博士在傳(chuan) 承發展師法和家法的過程中，形成相對獨立的學統，與(yu) 君主治統存在張力與(yu) 互動。中唐以後尤其兩(liang) 宋時期，儒家形成更為(wei) 自覺而獨立的道統，構成對君主治統的權力規約。就此而論，儒家傳(chuan) 統與(yu) 君主政治的關(guan) 係介於(yu) 一元與(yu) 二元之間，呈現政學相維格局。

漢代政學相維主要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一，學術範導政治。漢儒多持孔子素王論，認為(wei) 孔子作六經是為(wei) 後世創製立法，形成學統與(yu) 治統分立的二元權威意識。儒家提出奉天法古，包括天人相應和古今複通兩(liang) 個(ge) 方麵，目的是規約君權，克製法家的君主專(zhuan) 製思維。如董仲舒提出將自然災異作為(wei) 警示君主的機製。天人感應論雖不乏神秘色彩，但主旨在於(yu) 規約最高權力，促進君主涵養(yang) 德行。當代英國政治學家芬納指出：“儒家意識形態降低了皇帝在軍(jun) 事方麵的重要角色，在理論上將皇帝的角色局限於(yu) 國家儀(yi) 式、官員任命和‘美德’展示。”[21]可以看出，傳(chuan) 統君主治統受到儒家學統的規約。在漢儒論域中，如果說天道是大一統政治的超驗基礎的話，那麽(me) 三代之治則是大一統的曆史範型。其二，政治統領學術。漢廷雖以儒學為(wei) 治道綱領，但治國並不純任儒學，而是形成更為(wei) 成熟的治道思維。如漢宣帝所論：“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22]漢代以實踐為(wei) 本位，整合儒家、道家與(yu) 法家等學派，發展出體(ti) 中用宏的綜合性施政思維。近代學者呂思勉對這一複合式治體(ti) 規模頗為(wei) 稱道：“（宣帝）‘嚴(yan) 以察吏，寬以馭民’，這實在是合理的治法。”[23]漢代兼收並蓄的為(wei) 政思維為(wei) 後世確立典範。

從(cong) 國家權力結構來看，有學者將漢代國家形態概括為(wei) “儒法國家”，基本特征是政治權力與(yu) 意識形態權力合二為(wei) 一，以儒家為(wei) 合法性基礎，而以法家為(wei) 國家實質性管理機製。[24]作為(wei) 意識形態權力的儒學對維係大一統政治發揮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一方麵，與(yu) 基督教等神教傳(chuan) 統迥異其趣，儒家對宗教保持存而不論的理性態度，體(ti) 現出深刻的人文主義(yi) 精神。在儒家文化熏陶下，傳(chuan) 統中國能夠涵納多種宗教，而少有西方傳(chuan) 統時代的宗教教派對抗與(yu) 衝(chong) 突。恰如當代曆史社會(hui) 學家邁克爾·曼所論，“中國是唯一能夠消化救世宗教的全部衝(chong) 擊而屹然不動甚至反而更加強大的帝國。”[25]在此，曼雖然仍采用帝國框架分析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但是看到了曆史中國的非帝國特質，尤其關(guan) 注到中心統合主義(yi) 的大一統機製。另有研究指出，傳(chuan) 統中國形成一個(ge) 文教與(yu) 多種宗教和合共存格局，“宗教寬容在中國是一個(ge) 已存在數千年的事實。”[26]另一方麵，在民族問題上，儒家秉持文化民族主義(yi) 觀念，以文化而非血統來對待民族差異，因而對民族融合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在政治文化層麵，漢代逐漸形成一統與(yu) 多元的辯證關(guan) 係結構，頗具典範意義(yi) ，與(yu) 西方政治傳(chuan) 統形成對照。傳(chuan) 統帝國時代，西方將基督教作為(wei) 意識形態統合機製。由於(yu) 一神教具有濃重的排他性，易對多元文化產(chan) 生強烈的抑製效應，有鑒於(yu) 此，西方近代以來逐漸形成政教分離格局。這一體(ti) 製雖能涵納多樣族群，然而僅(jin) 將一統的心理基礎限定在憲製共識上，未能為(wei) 共同體(ti) 的持久聚合提供深厚的文化共識。因而西方古今政治適呈兩(liang) 極狀態，前者宗教一統難容文化多元，而後者雖能涵納多元，在文化建設層麵卻散漫無統。就此而論，中國國家權力能在政治與(yu) 文化雙重維度兼顧一統與(yu) 多元。西漢中期以後，作為(wei) 治道基軸的儒家學說逐漸沉積為(wei) 中國大一統傳(chuan) 統的政治文化與(yu) 心理基礎。

值得指出的是，儒家傳(chuan) 統內(nei) 含豐(feng) 富的政治公共的政治理念，如天命論主張：“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春秋左氏傳(chuan) 》）。漢儒提出君主時代的政權轉換思想。如眭弘所論：“雖有繼體(ti) 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27]天命論凸顯儒家公天下的政治理念，蘊含對家天下君主政治的深層超越。質言之，由於(yu) 最高權力的公共屬性，因而當朝代運行弊久且失去天命時，君主應適時禪讓，達成最高權力的自然轉換，實現與(yu) 民更始。正是由於(yu) 儒家傳(chuan) 統蘊含超越君主政治的公共理念，其在近代中國構成共和轉型的觀念基底。美國學者列文森敏銳地指出：“中國的‘漢學’（儒學）查究贗品（萬(wan) 世一係式神權君主論），在終極意義(yi) 上具有革命和共和政體(ti) 的含義(yi) 。”[28]換言之，儒家天命論反對萬(wan) 世一係式家天下君主政製。儒家傳(chuan) 統與(yu) 共和政治存在深層的觀念互通與(yu) 共振，可為(wei) 現代政治建設提供豐(feng) 富的政治公共文化資源。

帝國尚武與(yu) 典製崇文

政治製度方麵，帝國模式具有濃厚的軍(jun) 事統治色彩，製度供給不足，突出表現為(wei) 皇權易變性與(yu) 文官製度不成熟。通觀整個(ge) 羅馬帝國時期，軍(jun) 事政變頻發，帝位更迭頻繁。官僚製雖有萌芽，但遠不足以成為(wei) 政治結構的穩定支撐。根據相關(guan) 研究，在羅馬國家支出結構中，帝國財政平均每年七成以上為(wei) 軍(jun) 事支出，而行政管理投入占比不足二成。[29]相較而論，漢代王權製度化程度更高，更為(wei) 穩定。而大一統與(yu) 帝國體(ti) 製的重要差異在於(yu) ，前者形成較為(wei) 成熟的文官政治與(yu) 更為(wei) 均衡的央地關(guan) 係，政治係統能夠對社會(hui) 係統進行有效整合與(yu) 調控，因而具備更強的治理效能。

秦漢大一統政治鞏固的必要條件是帝製的完善。已有研究指出，在中國古代，除具有專(zhuan) 製傾(qing) 向之外，作為(wei) 製度的皇帝發揮著不可或缺的政治整合與(yu) 權力運行的憲製功能。[30]相比秦代，漢代皇權的製度化程度更高，因而更為(wei) 穩定。西漢初期，皇儲(chu) 與(yu) 皇後製度相繼確立，推動著帝製的完善。在此時期，賈誼首倡郡縣製大一統時代係統的治體(ti) 理論，推進漢代君主政製建設。《陳政事疏》提出：“天下之命，懸於(yu)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yu) 早諭教與(yu) 選左右。”[31]在思考完善儲(chu) 君教育製度的同時，賈誼提出構建君主權威的基本思路：“人主之尊，辟無異堂……若堂無陛階者，堂高殆不過尺矣……故古者聖王製為(wei) 列等。”（《新書(shu) ·階級》）正如堂室具有台階方顯莊嚴(yan) ，君主應著力禮製建設，基於(yu) 尊賢治化維係政治權威，在體(ti) 貌大臣的基礎上形成君臣相與(yu) 的憲製習(xi) 慣與(yu) 政治風氣。在士人群體(ti) 推動下，漢代帝製發生深刻變遷，主要體(ti) 現為(wei) 皇室教育、尊禮大臣、諫議機製等政治體(ti) 製的發展完善。

大一統與(yu) 帝國的關(guan) 鍵差異在於(yu) 前者形成成熟的文官政治。關(guan) 於(yu) 這一論題，流行思路是運用官僚理論分析士大夫政治，如將古代中國作為(wei) 曆史官僚帝國的典型案例。[32]在官僚理論視域下，古代中國被解析為(wei) 一元化君主政治。然而，這一研究框架遮蔽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官政治的諸多特質。原因在於(yu) ，官僚政治更為(wei) 接近法家政體(ti) ，而與(yu) 儒家士人政治存在很大差異。士人並非消極的行政執行者，而是積極的政治能動力量。士權對君權具有規約作用，典型如漢代形成相對完善的諫官係統，設置諫議大夫、給事中等職官，針對君主行使諫議職權，規約君主的政治德行與(yu) 權力運用。如汲黯對武帝施行鋪張之政所進行的諫阻。君權與(yu) 士權存在複雜博弈，折射出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深刻二元性，構成大一統政治重要的製度活力。

在儒家士人推動下，文官政治逐漸成熟。結合當時政論，如賈誼建策文帝選任通達治體(ti) 的賢能儒臣。原因在於(yu) ，相比法家刀筆吏，儒家士人更具政治體(ti) 要意識與(yu) 創議精神。這一提議意圖確立儒士在政務層麵的主導地位，而將法吏的政治角色限定為(wei) 事務官。董仲舒向武帝提出更為(wei) 係統的官製變革方案。在養(yang) 士方麵，他建議從(cong) 中央到地方創設學校用以涵養(yang) 賢能。在選士方麵，他主張變革察舉(ju) 製度，改變蔭任、貲選等選官方式，提議地方定期向中央薦舉(ju) 賢能。公孫弘提出為(wei) 博士置弟子員，建議博士弟子學成之後，經由相應考核成為(wei) 文學掌故或郎官。漢廷吸收儒臣的上述提議，逐步完善文治政治。值得指出的是，漢製並未限於(yu) 士人政治這一單一形式，而是同時受到法家、道家等其他學派的影響，形成混合型治體(ti) 規模。政務官層麵，漢代存在儒家士人、道家長者與(yu) 法家能吏等多種風格治人主體(ti) 並行不悖格局。[33]與(yu) 後世科舉(ju) 時代官吏分途不同，漢代官吏之間存在流動機製，當時有相當比重的政治精英出自地方文吏，因而更能保持製度體(ti) 係的政治活力。

從(cong) 央地關(guan) 係來看，漢代大一統較好地兼顧了一統體(ti) 製與(yu) 複合機製，主要體(ti) 現在如下方麵：其一，根據具體(ti) 曆史形勢，適時調整政策，鞏固中央集權。西漢初期，鑒於(yu) 秦亡教訓，漢室實行郡國並行體(ti) 製。劉姓諸侯對鏟除呂氏外戚曾發揮過重要作用。其後，漢室不斷抑製諸侯勢力，至西漢後期，基本上將封國納入郡縣體(ti) 製。其二，保持中央集權與(yu) 地方分權的均衡。一方麵，太守全麵主持郡內(nei) 政務，享有人事、財政與(yu) 軍(jun) 事等諸多職權，因而具有較大行政自主與(yu) 施政空間，利於(yu) 地方政務持久推進。另一方麵，中央通過行政考核與(yu) 監察統領地方。如武帝時期設立刺史監察地方政治，刺史直屬中央而秩級低於(yu) 郡守，因而既能自主行使監察職權，又不至過分幹涉地方政務。顧炎武對漢政的憲製精義(yi) 頗有精當闡發：“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製，內(nei) 外相維之意也。”（《日知錄·卷九》）其三，因地製宜實行民族地方管理，有力促進民族融合。如武帝時期采用屬國製度管理內(nei) 附的匈奴部族，而屬國的行政級別大致相當於(yu) 郡。漢室設立屬國都尉統領政務，同時授予原部族首領高爵以示優(you) 渥。屬國製度的基本特點在於(yu) 因其故俗，在尊重原有社會(hui) 風俗基礎上，逐步將之納入中央的行政管理體(ti) 係。漢室中央與(yu) 屬國地方的關(guan) 係並非單向的政治統治，而是雙向的治理合作與(yu) 文化互動，因而能夠促進民族融合。正是由於(yu) 漢代形成穩健包容的政治製度與(yu) 相對均衡的央地關(guan) 係，大一統政治不斷發展完善。

值得指出的是，關(guan) 於(yu) 夷夏關(guan) 係與(yu) 疆域整合，秦漢政治雖然提供了基本製度框架，但卻仍未能根本解決(jue) 對北方少數民族的統合問題，這一問題直到唐代方得基本解決(jue) 。唐代通過帝汗並建、施以德化，以雙重政治文化認同而係於(yu) 君主製度，從(cong) 而混融夷夏，形成更為(wei) 完備的大一統模式，為(wei) 後世元代與(yu) 清代提供體(ti) 製範型。[34]從(cong) 類型學角度看，在曆史演變過程中，漢製的強外向化版本如唐製、清製，在疆域結構上與(yu) 帝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漢製的弱外向化版本則為(wei) 宋製，近似於(yu) 民族國家。然而無論漢製還是唐製，抑或宋製，政治形態雖有差異，但都保有中心統合主義(yi) 機製。因此，中國大一統國家雖與(yu) 西方帝國、民族國家模式存在一定相似，但在原型上則存在本質差異。

在漢代大一統構建過程中，漢政逐漸典製化。為(wei) 何一代製度能夠成為(wei) 後世政典？既有研究指出：“不僅(jin) 僅(jin) 是在具體(ti) 治理環境中實現製度方略的因承損益，還需要政治原理和政治主體(ti) 層麵的應對搭配與(yu) 引領互動，在悠久深厚的曆史文明語境中實現融通。”[35]在典製化視域下，漢製大一統呈現如下特質：其一，立國思維與(yu) 政治現實主義(yi) 精神。漢初政治集團雖對秦政有著深切批判，但並未全盤否棄秦製進而複古三代封建，而是基於(yu) 現實政治考量，在繼承秦製的基礎上有所損益。賈誼治體(ti) 論就是這一立國思維的係統體(ti) 現，如他提出“眾(zhong) 建諸侯而少其力”，[36]巧妙推動了大一統郡縣政製的鞏固。其二，古今通貫性。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對策，推進複古更化，實際上是否棄秦代自我作古的曆史虛無主義(yi) 思維，從(cong) 而複歸三代政治統紀，實現古今複通。其三，係統融和性。漢政注重政治、經濟、社會(hui) 與(yu) 軍(jun) 事等製度之間的配合協調。如行政與(yu) 監察之間的相維相製。再如漢代察舉(ju) 製度與(yu) 士族社會(hui) 之間的互適。漢製的古今兼容與(yu) 係統協調是漢代大一統政治得以長久存續的關(guan) 鍵所在。

非穩態的帝國結構與(yu) 典製化的禮治統合

漢代大一統得以鞏固的重要原因是形成禮治型的秩序統合模式。比較而論，羅馬帝國政治整合的主要手段是羅馬法與(yu) 基督教。相關(guan) 研究指出，帝國時期政治思想的發展形成政體(ti) 論、羅馬法與(yu) 基督教等三種進路，而後兩(liang) 者逐漸占據了政治思維的主流地位。[37]然而，無論是羅馬法，還是基督教，在政治整合方麵均存在很大短板。羅馬法雖具很強的理性主義(yi) 特征，但其推廣施行需要依托強大的中央集權。而一旦帝國中央政權解體(ti) ，羅馬法便很難得到持續有效貫徹。4世紀以後，基督教逐漸成為(wei) 羅馬帝國國教，轉化為(wei) 帝國進行政治整合的基本工具。然而，類似宗教大一統模式注定難以持久。原因在於(yu) ，在國教模式下，宗教分歧易導致政治裂變，突出表現為(wei) 國教對其他教派的壓製，且在西方前現代時期，不同宗教之間亦存在激烈衝(chong) 突。實際上，羅馬帝國之所以永久性地分裂為(wei) 東(dong) 西兩(liang) 個(ge) 部分，重要原因便在於(yu) 天主教與(yu) 東(dong) 正教的宗教分裂與(yu) 對峙。縱觀整個(ge) 中世紀，宗教迫害與(yu) 教派戰爭(zheng) 此起彼伏，少有承平之世，傳(chuan) 統歐洲政治秩序亦在持續的宗教紛爭(zheng) 中不斷裂變，最終分崩離析。帝國政治呈現強烈的不穩定性。

相比之下，漢製大一統超越了律法思維抑或宗教思維的支配，逐漸形成了禮治型政治社會(hui) 秩序。漢代興(xing) 起禮治的基本背景是對秦代政教模式的批判。如漢儒指出：“昔秦法繁於(yu) 秋荼，而網密於(yu) 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偽(wei) 萌生。”（《鹽鐵論·刑德》）這段批評直接道出法家秦政的症結所在。秦廷以法為(wei) 教、以吏為(wei) 師，通過繁密法令對社會(hui) 施加全麵管控，然而效果適得其反，政治秩序急速崩潰。相關(guan) 研究指出：“（秦代）將其自身的統治基礎幾乎完全奠定在以往軍(jun) 事衝(chong) 突/競爭(zheng) 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一套嚴(yan) 酷的治理技術之上，而國家與(yu) 社會(hui) 之間則缺乏契約性的關(guan) 係。”[38]與(yu) 之相對，漢政建設的基本方向則是構建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良性互動關(guan) 係。

在漢儒看來，秦代任法尚刑、廢棄禮治致使民心失範、風俗衰敗，最終導致政治社會(hui) 崩潰。有鑒於(yu) 此，漢儒致力構建禮治從(cong) 而超越秦製的尚法為(wei) 治。禮治的基本綱領在於(yu) 強調政治家相對於(yu) 行政官僚、興(xing) 教化相對於(yu) 治民事、經製紀綱相對於(yu) 刑罰威權、更化相對於(yu) 變法的一係列優(you) 先性。[39]在內(nei) 容方麵，禮治主要包含如下舉(ju) 措：其一，改變法家管控思維，減少政治權力對社會(hui) 秩序的過度控製。漢儒提出富民裕民，勿與(yu) 民爭(zheng) 利，因而漢代統治集團多數時期能夠做到因任民眾(zhong) 自主，涵容社會(hui) 自治空間的生長，推動經濟繁榮與(yu) 社會(hui) 善治。其二，禮治並非意味棄置法令刑罰，而是禮治吸納法治，形成德主刑輔的政治秩序格局。其三，區別於(yu) 道家放任主義(yi) ，禮治思維主張國家對經濟社會(hui) 保持必要調控。如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並兼之路。鹽鐵皆歸於(yu) 民。”[40]出於(yu) 均平主義(yi) 理念，漢廷逐漸取消鹽鐵官營，限製土地兼並，旨在防止貧富差距過大。

具體(ti) 到政治機製，漢代繼承秦代地方基層政權架構，郡縣之下設置鄉(xiang) 裏組織，為(wei) 善治提供基本的製度保障。與(yu) 秦代偏重國家權力對社會(hui) 的單向管控不同，漢代禮治統合模式注重國家權力與(yu) 社會(hui) 權力的雙向互動。地方政權除承擔賦稅、治安、獄訟等基本政務之外，致力維持均平有序的政治社會(hui) 秩序。如漢代郡守的重要職責是打擊地方豪強勢力。在儒家文化影響下，漢代地方興(xing) 起文教事業(ye) ，涵養(yang) 社會(hui) 力量。如蜀地太守文翁興(xing) 辦學校，教化民眾(zhong) ，培養(yang) 政治賢才，促成巴蜀地區淳厚的社會(hui) 風俗。[41]再如名臣韓延壽在潁川太守任上，革除前任太守推行的鼓勵告奸等法家治術，推行儒家教化，潁川地區出現長期善治局麵。[42]漢代社會(hui) 權力活躍，對國家政治保持一定程度的參與(yu) 。如鄉(xiang) 裏設有由民眾(zhong) 推舉(ju) 產(chan) 生的三老、孝悌、力田等職官，在協助地方治理的同時，時而代表民眾(zhong) 上書(shu) 言事，參議國家政務。

漢政既非國家全麵統製，亦非地方自治，而是具有中心統合主義(yi) 的特點。國家權力處於(yu) 主導地位，涵納社會(hui) 空間的自發生長；同時社會(hui) 權力參與(yu) 國家政務，與(yu) 國家權力保持合作關(guan) 係。這一模式深具典範意義(yi) 。一方麵，相比西方帝國模式，中國大一統國家的製度化程度更高，基層政治發揮更強的社會(hui) 整合功能。另一方麵，儒家文教為(wei) 形成廣大悠久的大一統政治奠定了深厚的社會(hui) 文化基礎。誠如錢穆先生指出：“中國人觀念，國之本在民，民之本在其生，而民生之本則在其有積世相傳(chuan) 、道一風同之共同標準，即所謂禮樂(le) 教化，即今人之所謂文化。而教化之本，則在德不在力。”[43]禮樂(le) 處在法令與(yu) 習(xi) 俗之間，能夠發揮獨特的治理效能。有別於(yu) 強製性法令，禮樂(le) 規則更具彈性，因而能夠與(yu) 多樣性的地方風俗和諧共處，同時對地方風俗產(chan) 生規範作用，形成禮俗互動的複合格局。儒家禮治注重興(xing) 起文教、涵養(yang) 民德，因而能夠推動社會(hui) 自治空間的成長，為(wei) 政治建設夯築堅實的社會(hui) 基礎。

漢代禮治格局的形成意味著大一統政治模式的深化。如果說周製重禮而秦製尚法的話，那麽(me) 漢製則是通過禮治吸納法治，從(cong) 而實現對周製與(yu) 秦製的兼收並蓄。在以漢代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禮治政治中，“政治製度、文教倫(lun) 理和經濟安排的緊密融合，促進形成的是包括政民一體(ti) 、公私兼顧、政學政教合一、政經合一的一體(ti) 化秩序理想。”[44]就此而論，大一統政治既非君主專(zhuan) 製，亦非一元化的政治集權，其核心在於(yu) 禮治，政治、經濟、文教的一體(ti) 化與(yu) 典製化構成了中心統合主義(yi) 機製，其中保持中心與(yu) 四方、政府與(yu) 社會(hui) 、政治與(yu) 經濟、文教與(yu) 多信仰、華夏諸族群之間的開放融合，同時包孕著一個(ge) 寓政治於(yu) 社會(hui) 、經濟和文教的治化過程。正是在禮治推動的中心統合主義(yi) 機製的作用下，曆史中國的大一統政治模式得以廣大經久、深根寧極，從(cong) 而與(yu) 政治離散化的帝國模式形成鮮明分野。

在比較曆史視域下，同為(wei) 超大規模政治共同體(ti) ，漢代與(yu) 古羅馬遙相對應，各自形成不同的國家傳(chuan) 統。在政治建設方麵，古代西方與(yu) 中國互有得失。古羅馬積累有深厚的共和傳(chuan) 統，這一混合政體(ti) 模式能較為(wei) 有效地克服君主專(zhuan) 製弊端。然而由於(yu) 技術條件限製，古典共和難以適應政治規模不斷擴大的曆史形勢，因而蛻變為(wei) 帝國政治。帝國模式過分依賴元首集權與(yu) 軍(jun) 事統治，社會(hui) 基礎薄弱，政治多統且不穩定。在軍(jun) 事政變、蠻族入侵與(yu) 宗教紛爭(zheng) 等多重變故衝(chong) 擊下，羅馬帝國四分五裂，出現文明斷層。

有別於(yu) 帝國政治，中國自先秦時期即已形成大一統模式。漢代在承接秦製的基礎上，經過立國更化，中央集權得到鞏固，形成文治政府與(yu) 禮治秩序。在典製化進程中，漢製大一統模式不斷得到鞏固完善。相比帝國模式，大一統更具治理效能，使得傳(chuan) 統廣土眾(zhong) 民的政治共同體(ti) 得以廣大經久、凝聚和合。大一統與(yu) 帝國的對比深刻呈現出“統”與(yu) “散”的秩序分野。從(cong) 古今政治變遷來看，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路徑，並非帝國的崩解與(yu) 民族國家的重構，而是多元一體(ti) 國家傳(chuan) 統的返本開新。曆史中國的政治傳(chuan) 統可為(wei) 當代政治發展提供豐(feng) 厚的政學資源。

注釋：
 
[1]參見任鋒《中國政學傳統中的治體論：基於曆史脈絡的考察》，《學海》2017年第5期；任鋒《立國思想家與治體代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46-67頁；任鋒《治體論的思想傳統與現代啟示》，《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5期。
 
[2]關於漢代與古羅馬的比較研究，參見梁作檊《羅馬帝國與漢晉帝國衰亡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50頁；邢義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中華書局，2011年，第202-223頁；潘嶽《中西文明根性比較》，新世界出版社，2022年，第86-149頁。
 
[3]羅納德·塞姆：《羅馬革命》，呂厚量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52-478頁。
 
[4]關於這一論題的相關研究，參見Michael W. Doyle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93-97；另見赫爾弗裏德·明克勒《帝國統治的邏輯——從古羅馬到美國》，程衛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01-106頁。
 
[5]關於“羅馬治下的和平”的集中論述，參見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1卷，席代嶽譯，吉林出版集團，2008年，第1-22頁。
 
[6]再如波斯帝國、亞曆山大帝國、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等，均呈現出帝國政治的“中心—邊緣”結構，一旦政治中樞衰敗，那麽帝國整體最終難免四分五裂，而帝國的政治解體呈現不可逆性。
 
[7]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111頁。
 
[8]李揚帆：《“中華帝國”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誤讀的天下秩序》，《國際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
 
[9]任鋒：《大一統與政治秩序的基源性問題：錢穆曆史思維的理論啟示》，《人文雜誌》2021年第8期。
 
[10]錢穆：《政學私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22-128頁。
 
[11]趙鼎新：《漢代官僚製度的起源、性質與發展》，沃爾特·沙伊德爾編：《古代中國與羅馬的國家權力》，楊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第120頁。
 
[12]任鋒：《立國思想家與治體代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574-578頁。
 
[13]《漢書》卷48《賈誼傳》。
 
[14]Chiu Yu Ko, Mark Koyama, and Tuan-Hwee Sng, “Unified China and Divided Europ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59, No.1(2018), pp.285-327.
 
[15]姚中秋：《以國家整合為中心的大一統理念：基於對秦漢間三場政治論辯的解讀》，《學海》2022年第5期。
 
[16]李歡、任鋒：《民主集中製與大一統國家的現代建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
 
[17]《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卷第一。
 
[18]《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19]時殷弘：《戰略保守主義的中國範例：兩漢賈捐之、劉安、杜欽、魯恭和蔡邕的論辯》，《史學月刊》2018年第2期。
 
[20]趙汀陽：《天下：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9期。
 
[21]塞繆爾·E·芬納：《統治史》（卷一），王震、馬百亮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12頁。
 
[22]《漢書》卷9《元帝紀》。
 
[23]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78頁。
 
[24]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夏江旗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8頁。
 
[25]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1卷，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23頁。
 
[26]姚中秋：《一個文教，多種宗教》，《天府新論》2014年第1期。
 
[27]《漢書》卷75《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28]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68頁。
 
[29]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1卷，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1-342頁。
 
[30]蘇力：《大國憲製：曆史中國的製度構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42-489頁。
 
[31]《漢書》卷48《賈誼傳》。
 
[32]S.N.艾森斯塔德：《帝國的政治體係》，沈原、張旅平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90頁。
 
[33]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81-292頁。
 
[34]閆恒、班布日：《夷夏關係與“大一統”的曆史形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
 
[35]沈蜜、任鋒：《製度為什麽是通的——作為政書範例的<通典>與國家治理傳統》，《學海》2021年第6期。
 
[36]《漢書》卷48《賈誼傳》。
 
[37]喬治·薩拜因、托馬斯·索爾森：《政治學說史》（上卷），第四版，鄧正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5頁。
 
[38]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夏江旗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169頁。
 
[39]任鋒：《論作為治體生成要素的民心：一個曆史政治學的分析》，《天府新論》2021年第1期。
 
[40]《漢書》卷24《食貨誌》。
 
[41]《漢書》卷89《循吏傳》。
 
[42]《漢書》卷76《趙尹韓張兩王傳》。
 
[43]錢穆：《晚學盲言》（上），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15頁。
 
[44]任鋒：《大國禮治何以重要？——政製崇拜、治體論與儒學社會科學芻議》，《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