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簡《詩》 文本性質芻議

作者：陳才（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朱子詩經學考論”負責人、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四月初五日辛巳

          耶穌2023年5月23日

安大簡《詩》文本公布以後，許多學者集中於(yu) 文字釋讀與(yu) 文字現象，就簡文中字詞之義(yi) 提出了一些新穎的見解，豐(feng) 富、完善了整理者的認識。也有一些學者沿著整理者將簡文與(yu) 《毛詩》文本對照的思路，或從(cong) 文本差異入手，或從(cong) 具體(ti) 《詩》篇入手，對安大簡《詩》的文本進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涉及了它的文本性質，卻尚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

源自《詩三百》結集後的傳(chuan) 本

安大簡《詩》是殘本，其原貌已經不得而知。其中有六個(ge) 國風，存詩五十八篇：《周南》十一篇，篇中不題篇名，末題“周南十又一”。《召南》十四篇，篇中不題篇名，最後一簡為(wei) 第20號簡，末端殘，整理者推測“所殘部分應當有‘召南十又四’的標記文字”。《秦風》十篇，篇中不題篇名，最後一簡為(wei) 第60號簡，缺失，故內(nei) 容不得而知。某風缺失，不知篇數，內(nei) 容亦不知。《侯風》六篇，篇中不題篇名，末題“侯六”。《鄘風》九篇，篇中不題篇名，末題“甬九柏舟”。《柏舟》為(wei) 《鄘風》首篇。《魏風》九篇，篇中不題篇名，末題“魏九葛婁”。《葛屨》為(wei) 《魏風》首篇。

國風名後加首篇篇名，後世一直沿用，比如敦煌寫(xie) 本和宋刻本《毛詩故訓傳(chuan) 》中，都有“周南關(guan) 雎故訓傳(chuan) 第一”“召南鵲巢故訓傳(chuan) 第二”之類的標題。從(cong) 安大簡《詩》來看，後世的寫(xie) 本、刻本當是沿襲戰國時期的文本體(ti) 例。

考慮到安大簡《詩》與(yu) 季劄觀樂(le) 本、今本在次序、篇目、篇次等內(nei) 容上有比較大的區別，我們(men) 考察文本性質，首先需要確定它是源自《詩三百》結集前還是結集後的文本。這直接決(jue) 定了我們(men) 研究《詩經》形成過程是以今本為(wei) 本位還是以簡本為(wei) 本位。

在傳(chuan) 世文獻的記載中，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詩三百》的篇名。排除《左傳(chuan) ·隱公三年》“君子曰”言及《采蘩》《采蘋》《行葦》《泂酌》四個(ge) 篇名，《左傳(chuan) ·隱公三年》“衛人所為(wei) 賦《碩人》”、《左傳(chuan) ·閔公二年》有“許穆夫人賦《載馳》”和“鄭人為(wei) 之賦《清人》”之語。由此可以推知，在《詩三百》完成結集之時，各篇均應有篇名。

安大簡《詩》篇中各篇雖不題篇名，但已經出現“柏舟”“葛屨”兩(liang) 個(ge) 篇名，因而我們(men) 不宜認為(wei) 它來源於(yu) 尚未結集之前的、並無篇名的文本，而更應該認為(wei) 它是在沿襲早期《詩三百》文本不題篇名的文本體(ti) 例而已。

可能源自不同文本係統

安大簡《詩》是戰國時期《詩三百》的傳(chuan) 本，它是目前可見的戰國時期《詩三百》的最早傳(chuan) 本。據相關(guan) 新聞報道，湖北荊州王家咀798號戰國楚墓中也出土有殘斷的簡本《詩》，隻是目前荊州簡《詩》尚未複原，內(nei) 容公布還有待時日。雖然沒有更多戰國時期《詩三百》傳(chuan) 本進行對照，但可以確知的是，當時《詩三百》並非隻有一種文本麵貌，而安大簡《詩》則隻是其中的一種傳(chuan) 本。荊州簡《詩》中，《周南·漢廣》篇末題“《漢廣》二章成篇”，是其證；而郭店簡《老子》甲、乙、丙本的不同，則是其佐證。

黃德寬《略論新出戰國楚簡〈詩經〉異文及其價(jia) 值》一文，從(cong) 分析安大簡《詩》的異文入手，提出：“簡本這些線索表明，戰國早期之前《詩經》定本就已經形成則是毫無疑問的。雖然春秋戰國時期《詩經》就有了定本，但傳(chuan) 授既非一家，轉抄也必經多人之手。在傳(chuan) 授和轉抄過程中，個(ge) 人對詩意理解的差異、地域用字的習(xi) 慣和特點、文字轉寫(xie) 或傳(chuan) 抄的一時之誤，都有可能造成異文分歧。”其說甚是。需要特別提出的是，《詩三百》完成結集以後的“定本”，雖說相對穩定，但並不是一個(ge) 一成不變的文本，我們(men) 要將它與(yu) 漢代作為(wei) “經”的“《詩經》定本”區別對待。關(guan) 於(yu) 戰國時期《詩三百》的文本，董治安《關(guan) 於(yu) 戰國時期“詩三百”的流傳(chuan) 》一文指出：“戰國儒家習(xi) 詩所用的傳(chuan) 本，是有其相對穩定性的。”“戰國儒家所傳(chuan) 詩三百與(yu) 今本《詩經》相比，雖然大體(ti) 一致，亦已有所不同。忽視這個(ge) 方麵，簡單化地把兩(liang) 者等同起來，恐怕也是不妥當的。”此外，從(cong) 《論語》《荀子》所引《逸詩》不見於(yu) 他處的情況，我們(men) 可以推測，儒家學派內(nei) 部所使用的《詩三百》傳(chuan) 本可能存在一些差異；而從(cong) 《墨子》《晏子春秋》《管子》所引《逸詩》均不見於(yu) 他處的情況來看，其他學派的《詩三百》傳(chuan) 本與(yu) 儒家學派的傳(chuan) 本之間可能也存在一些差異。

《詩三百》完成結集之後的各個(ge) 傳(chuan) 本中，除了文字、書(shu) 寫(xie) 可能存在差異之外，其文本結構、體(ti) 例甚至部分內(nei) 容等也可能存在一些差異。我們(men) 可以認為(wei) ，文本結構、體(ti) 例以及部分內(nei) 容存在差異的不同《詩三百》傳(chuan) 本屬於(yu) 不同的文本係統。

應屬單篇別行之本而非全本

如前文所論，安大簡《詩》應當是源自《詩三百》結集後而非結集前的傳(chuan) 本。而其中《鄘風》之前並無《邶風》，之後並無《衛風》。這是由於(yu) 篇次與(yu) 今本不同，還是原簡中就並無此二篇？換句話說，安大簡《詩》是否有全部《詩》篇？

從(cong) 編次情況來看，古書(shu) 有單篇別行的通例。餘(yu) 嘉錫《古書(shu) 通例》卷三論古書(shu) 編次，認為(wei) 古書(shu) 有“單篇別行”之通例：“夫既本是單篇，故分合原無一定。有抄集數篇，即為(wei) 一種者，有以一二篇單行者。”其中，“一二篇單行者”有通例三種：“一為(wei) 本是單篇，後人收入總集，其後又自總集內(nei) 析出單行也”，“二為(wei) 古書(shu) 數篇，本自單行，後人收入全書(shu) ，而其單行之本，尚並存不廢也”，“三是本是全書(shu) ，後人於(yu) 其中抄出一部分，以便誦讀也”。《詩經》《尚書(shu) 》這類文獻即“本是單篇”，抄集而成。

戰國時期，《詩三百》的流傳(chuan) 呈現出與(yu) 樂(le) 分離、向社會(hui) 中下層傳(chuan) 播的新變，“三百篇獲得了更為(wei) 獨立的品格”。文本的獨立，為(wei) 單篇別行創造了條件。因而，我們(men) 有理由懷疑安大簡《詩》未必有全部《詩》篇，隻有部分《詩》篇。也就是說，安大簡《詩》應當是一個(ge) 單篇別行之本，而並非全本。

目前已知兩(liang) 種涉《詩》戰國楚簡的情況，可以從(cong) 側(ce) 麵支持我們(men) 的推論。據新聞報道，荊州簡《詩》可以與(yu) 今本《毛詩》中十五國風的部分篇目對讀，則其中未必有《雅》《頌》的篇目。上博簡《孔子詩論》中，“孔子”所論僅(jin) 涉及部分《詩》篇。

夏大兆《安大簡〈詩經〉“侯六”考》一文已經提出：“若‘侯六’為(wei) 晉詩的推論可信的話，則安大簡《詩經》底本可能是晉國的一個(ge) 抄本或摘編本，流傳(chuan) 到楚國後，楚人將其重新抄寫(xie) ，所以具有明顯楚文字的風格。”其後，在《安大簡〈詩經〉“侯六”續考》一文中，夏大兆對此觀點又有申述。其說總體(ti) 可信。也有的學者認為(wei) ，安大簡《詩》與(yu) 今本的文本差異為(wei) 刻意改編而成，或許需要重新斟酌。書(shu) 手更可能是出於(yu) 誦讀、學習(xi) 的需要或個(ge) 人喜好，從(cong) 十五國風中選取部分單篇，每一風中亦可選取部分詩篇，成一單篇別行之本，無需求之過深。

如果我們(men) 將安大簡《詩》視作單篇別行之本，而並不是一個(ge) 全本，那麽(me) ，我們(men) 對於(yu) 它的篇次、文本差異情況的分析，可以不必限定於(yu) 與(yu) 全本的對照，從(cong) 而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

上文結合先秦文獻的一些通例，對安大簡《詩》的文本性質作出了一些推測。可以說，安大簡《詩》的出現，推進了我們(men) 對先秦時期《詩三百》文本及其流傳(chuan) 情況的認識，進而豐(feng) 富了對先民文化傳(chuan) 承方麵的認識。相信隨著《詩》《書(shu) 》《易》等經典的早期傳(chuan) 本不斷公布，我們(men) 對中華文明早期發展情況會(hui) 有更開闊、更宏觀的視野，也會(hui) 有更深入、更具體(ti) 的認識。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