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北京大學“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係列首場講座舉(ju) 行

來源：北京大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院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三月廿一日戊辰

          耶穌2023年5月10日

為(wei) 展示20世紀學人在時代變遷中追求真理、潛心為(wei) 學的學術人生，以激勵後人，中國文化書(shu) 院發起設立“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2023年4月9日下午，“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係列首場講座在北京大學第二體(ti) 育館B102報告廳舉(ju) 行，主題為(wei) “從(cong) 貞元之際到舊邦新命——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學術宗旨與(yu) 精神境界”。文研院學術委員、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主講，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李中華主持，文研院院長、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鄧小南與(yu) 中國文化書(shu) 院院長陳越光致辭。北京大學王博副校長、孫慶偉(wei) 副校長，文研院學術委員、北京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教授袁明，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楊立華出席並參與(yu) 討論。本次活動由中國文化書(shu) 院與(yu) 文研院共同主辦。

陳來教授首先介紹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生平概況。馮(feng) 友蘭(lan) 是中國曆史上最具盛名的哲學家之一，其《中國哲學史》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中國哲學通史之作；同時指出，與(yu) 陳來教授已出版的專(zhuan) 著《馮(feng) 友蘭(lan) 的倫(lun) 理思想》所采取的學術視角不同，本次報告主要從(cong) 思想與(yu) 人生、時代結合的角度，對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學術宗旨與(yu) 精神境界予以考察和揭示。

一、貞元之際：馮(feng) 友蘭(lan) 的中期學術精神與(yu) 國家、民族信念

1990年3月，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自擬了一副95歲的預壽聯，曰：“三史釋今古，六書(shu) 紀貞元”。“三史”是哲學史著作，“六書(shu) ”是哲學著作，“三史六書(shu) ”既概括了他一生的學術活動，也代表了他一生的學術貢獻。而馮(feng) 友蘭(lan) 的其他著述、文章，則可以看作是三史六書(shu) 在不同時期的準備、延展、擴大、反思。

講座現場

“三史”是指他的三部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即《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分別代表了他30年代、40年代、80年代對中國哲學的理解。“三史”中的《中國哲學史》是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30年代初參照西方哲學史的寫(xie) 法、以近代西方哲學中注重共相與(yu) 殊相問題的新實在論的觀點來解釋和分析中國哲學的教科書(shu) 。《中國哲學簡史》是馮(feng) 友蘭(lan) 在40年代末用他自己的“新理學”體(ti) 係解釋和分析中國哲學的簡本哲學史。而《中國哲學史新編》是經曆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曲折、吸收了馬克思主義(yi) 之後建立的對中國哲學的說明和解釋，其中融合了前兩(liang) 本哲學史的分析和觀點。同時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哲學史新編》以一人之力，把孔夫子到毛澤東(dong) 的古今中國哲學史作了全麵係統的論析，這在當代是絕無僅(jin) 有的。

“三史釋今古”之“釋”，一方麵指的是馮(feng) 友蘭(lan) 治中國哲學史，采取的是“釋古”的方法，與(yu) “信古”“疑古”不同；另一方麵，也彰顯出其哲學史寫(xie) 作是對古代文獻和思想曆史的分析與(yu) 闡釋，具有詮釋的特性。用“釋今古”而非單純“釋古”，其中可能包含了古今之變之義(yi) ；表達出學術研究背後的文化取向和致力於(yu) 現代化的追求。

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小史》《中國哲學簡史》

“六書(shu) ”指的是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抗戰期間寫(xie) 的六部哲學著作《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稱“貞元六書(shu) ”，也叫“貞元之際所著書(shu) ”。《新理學》是專(zhuan) 門分析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特殊）的純哲學論著。《新事論》是以共相和殊相的哲學分析為(wei) 基礎，解決(jue) 中西文化問題，主張中國學習(xi) 西方是要學習(xi) 其共相，共相即現代化。《新世訓》論述了現代社會(hui) 的人的生活行為(wei) 的基本規律，謀求從(cong) 古代的聖人道德向現代的以個(ge) 人為(wei) 基礎的道德生活的轉變。《新原人》是關(guan) 於(yu) 人的境界論的體(ti) 係性著作，論述人的四種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指出現代社會(hui) 的人在不違反道德的生活方式之上，追求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意義(yi) 。《新原道》論述了馮(feng) 友蘭(lan) 所認識的中國哲學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和主流，認為(wei) 這個(ge) 優(you) 良的傳(chuan) 統和主流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即哲學的思考從(cong) 不脫離具體(ti) 的生活。《新知言》是論述中國哲學的方法及其現代意義(yi) 。“六書(shu) 紀貞元”是指構成了“新理學”體(ti) 係的這六部書(shu) ，是抗戰時期哲學家精神活動的寫(xie) 照，是關(guan) 於(yu) 這個(ge) 時代的哲學見證，也蘊含著“六書(shu) ”與(yu) “貞元之際”的連接。1933年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完成，其自序言：

“此第二篇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之交，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shu) 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wei) 何，而其言之字裏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魂兮歸來哀江南’；此書(shu) 能為(wei) 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

“銅駝荊棘”典出《晉書(shu) 》，是古人見天下將大亂(luan) ，歎息宮門的銅駝將流落於(yu) 荊棘之間，體(ti) 現了其憂國憂民的悲情。“巫陽下招”出典在《楚辭》，帝哀屈原，命巫陽下招其魂，呼曰魂兮歸來。舊注解釋招魂為(wei) “冀其複生也”。

馮(feng) 友蘭(lan)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充滿危機感的北京，已預見到國難巨變即將來臨(lin) ，他以對民族的憂患心情，希望其著述能起到複活民族精神的作用。馮(feng) 友蘭(lan) 後來說：“在哲學史序文裏所說的那一段話，確是表示當時的一種情感，當時的主觀願望，是想把中國的傳(chuan) 統哲學恢複起來，激發人們(men) 的愛國思想，抵製日本的侵略。”可見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僅(jin) 是學術的研究，其中也注入了他對國家民族的深沉憂患。

馮(feng) 友蘭(lan) “貞元六書(shu) ”

中國哲學史研究是如此，“六書(shu) ”的哲學研究也是如此。如1940年《新世訓》印行，其自序說：

“承百代之流，而會(hui) 乎當今之變，好學深思之士，心知其故，烏(wu) 能已於(yu) 言哉！事變以來，已寫(xie) 三書(shu) ，曰新理學，講純粹哲學也；曰新事論，論文化社會(hui) 問題；曰新世訓，論生活方法，即此也。書(shu) 雖三分，義(yi) 則一貫，所謂‘天人之際’‘內(nei) 聖外主之道’也，合名曰‘貞元三書(shu) ’。貞元者，紀時也，當我國家民族複興(xing) 之際，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我國家民族方建震古爍今之大業(ye) ，譬之築室，此三書(shu) 者，或能為(wei) 其壁間之一磚一石歟？是所望也。”

這裏所說“紀時”的“紀”就是“六書(shu) 紀貞元”的“紀”，即希望他的書(shu) 既能在民族生命轉折關(guan) 鍵之時發揮積極作用，又能成為(wei) 國家民族複興(xing) 大業(ye) 的一磚一瓦。

又如1942年《新原人》書(shu) 成，其自序說：

“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hui) ，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nei) 聖外王之道，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wei) 我國家致太平、我億(yi) 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這篇序文已經成為(wei) 中國現代史上的經典，而其中的一些用語實際上繼承了《中國哲學史》自序的提法，這裏也可以看出“三史”和“六書(shu) ”之間的關(guan) 聯。這些序文說明，馮(feng) 友蘭(lan) 始終自覺地從(cong) 參與(yu) 民族複興(xing) 的大業(ye) 的角度從(cong) 事其哲學的著述，他對民族、國家的關(guan) 懷溢於(yu) 言表。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把這六部書(shu) 稱為(wei) “貞元之際所著書(shu) ”，又稱“貞元六書(shu) ”。在中國古代《周易》一書(shu) 中，乾卦卦辭曰“元亨利貞”。古代哲學家把這四個(ge) 字解釋為(wei) 一種周期發展的循環——“元”代表發生，“亨”代表成長，“利”代表成熟，“貞”代表消亡，認為(wei) 一切事物皆從(cong) 元發展到貞，接下去再從(cong) 元重新開始，正如從(cong) 春到冬，再從(cong) 春開始一樣。“貞下起元”就是冬盡春來，表示最大的困難正在度過，新的發展即將到來。“貞元之際”的提法充分顯示出馮(feng) 友蘭(lan) 以哲學創作的方式自覺參加民族複興(xing) 大業(ye) 的努力和對中華民族抗戰勝利民族複興(xing) 的信心，表明愛國的民族主義(yi) 立場是他的哲學創作的根本動力。

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西南聯大人文學院院長馮(feng) 友蘭(lan) 撰文

實際上，早在20年代，馮(feng) 友蘭(lan) 就寫(xie) 了《中國為(wei) 什麽(me) 沒有科學》的論文，參加東(dong) 西文化的論爭(zheng) ，主張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並不是因為(wei) 中國人沒有能力，而是因為(wei) 中國人更注重內(nei) 心的生活。他後來說，他對東(dong) 西文化問題的這種主張，“部分原因，可以說是民族主義(yi) 的。在和西方國家接觸以後，中國處處受人欺負，中國被視為(wei) 劣等民族。我總想對於(yu) 這種情況作一種辯解”。可見，這種愛國的民族主義(yi) 從(cong) 一開始就是支配著他參與(yu) 學術活動的動機。

對此，馮(feng) 友蘭(lan) 後來也曾說過：“抗日戰爭(zheng) 激發了我底民族主義(yi) 的情感”。這種情感，使他的哲學思想以總結傳(chuan) 統哲學的形式表現出來，以“對於(yu) 以前的哲學思想作一個(ge) 同情的總了解”。他說：

“我認為(wei) 中國過去的正統思想既然能夠團結中華民族，使之成為(wei) 偉(wei) 大的民族，使中國成為(wei) 全世界的泱泱大國，居於(yu) 領先的地位；也必能夠幫助中華民族渡過大難，恢複舊物，出現中興(xing) 。”

也正是這種愛國精神，使馮(feng) 友蘭(lan) 在解放前夕毅然從(cong) 美國歸國，並在解放後追求社會(hui) 主義(yi) 、吸取馬克思主義(yi) ，雖曆經坎坷，仍然無悔。他的心路曆程可以說是那個(ge) 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

二、舊邦新命：抗戰勝利後馮(feng) 友蘭(lan) 的學術動力和生命精神

抗戰勝利以後，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貞元之際”精神發展為(wei) 他的“舊邦新命”理念。“舊邦新命”出於(yu) 《詩經·大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早在抗戰勝利的1945年，馮(feng) 友蘭(lan) 在為(wei) 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撰寫(xie) 的碑文中即提出：

“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gen) 古亙(gen) 今，亦新亦老，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1949年後，特別是“文革”以後，“舊邦新命”一直成為(wei) 他不變的內(nei) 心信念。1980年，馮(feng) 友蘭(lan) 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ce) 自序中說：

“解放以後，我時常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存在。不但繼續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ge) 特點發揚起來。”

1921年北大赴美留學生及教師合影

蔡元培（前排左五），馮(feng) 友蘭(lan) （二排左一）

80年代初，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時致講詞，也說：

“我經常想起儒家經典《詩經》中的兩(liang) 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就現在來說，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努力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ge) 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

從(cong) “貞下起元”到“舊邦新命”，馮(feng) 友蘭(lan) 的思想既是一貫的，也是發展的。“貞下起元”著重於(yu) 民族生命一陽來複的轉折點，強調了對民族生命的信心，有現實感但沒有表現出曆史感；“舊邦新命”脫胎於(yu)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充滿了大思想家通觀古往今來的曆史感。“舊邦新命”也成為(wei) 馮(feng) 友蘭(lan) 學術工作的根本動力，更體(ti) 現出他是把民族生命、民族文化作為(wei) 自己的“終極關(guan) 懷”：他要把中國哲學中有永久價(jia) 值的東(dong) 西闡發出來，作為(wei) 民族文化新發展的營養(yang) ，為(wei) 中華民族複興(xing) 的新命貢獻自己的力量。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他在八十餘(yu) 高齡，重寫(xie) 《中國哲學史》，並在其逝世前四個(ge) 月完成了《新編》這部巨著。

“三史”是“史”，“六書(shu) ”是“論”，三史六書(shu) 凝結了馮(feng) 友蘭(lan) 一生的国际1946伟德。那麽(me) ，“三史”與(yu) “六書(shu) ”之間，有沒有一個(ge) “一以貫之”之道、一個(ge) 始終不變的思想線索呢？

回答是肯定的。“三史”與(yu) “六書(shu) ”雖然各為(wei) 史論，“三史”之間的跨度也達五十年之久，但其間始終貫穿著他一貫的強烈的文化信念，這就是“舊邦新命”的觀念，這就是“中華民族的現代複興(xing) ”。“貞元之際”的觀念可以說已經預設了“舊邦新命”的信念，而“舊邦新命”是貞元之際觀念的自然歸屬，“貞下起元”的實際化堅定了“舊邦新命”的信念，而這個(ge) 主題是和中華民族在整個(ge) 20世紀中從(cong) 挫折中奮起的曆史，是和中國文化作為(wei) 世界最悠久的文化從(cong) 失落走向振興(xing) 的曆史，和中國作為(wei) 民族國家從(cong) 前現代走向現代化的奮鬥曆程緊緊相聯係。“舊邦新命”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的特性，是哲學家觀念中的提煉。從(cong) 這裏可知馮(feng) 友蘭(lan) 曾經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他始終是把自己和民族生命、民族文化的興(xing) 亡連為(wei) 一體(ti) 的哲學家。

三、闡舊邦以輔新命：馮(feng) 友蘭(lan) 晚年學術工作的目標和宗旨

張岱年拜訪馮(feng) 友蘭(lan) （左）時合影

馮(feng) 友蘭(lan) 晚年還用“闡舊邦以輔新命”來概括他的學術工作的意義(yi) 。1987年8月，92歲的馮(feng) 友蘭(lan) 寫(xie) 了一篇《康有為(wei) 公車上書(shu) 書(shu) 後》，在文章的最後他說：

“《詩經》有一首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把這兩(liang) 句詩概括為(wei) ‘舊邦新命’，這幾個(ge) 字，中國曆史發展的現階段足以當之。‘舊邦’指源遠流長的文化傳(chuan) 統，‘新命’指現代化和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闡舊邦以輔新命，餘(yu) 平生誌事，蓋在斯矣。”

稍後，他在《馮(feng) 友蘭(lan) 學術精華錄》自序中重申了這個(ge) 意思：

“特別是（《康有為(wei) 公車上書(shu) 書(shu) 後》）最後一句‘闡舊邦以輔新命’，尤為(wei) 概括。我又把這一句作了一副對聯的上聯，下聯是‘極高明而道中庸’。上聯說的是我的學術活動的方向，下聯說的是我所希望達到的精神境界。我還打算把這副對聯親(qin) 自寫(xie) 出來，懸於(yu) 壁上，以為(wei) 我的座右銘。”

果然，在1988年2月他親(qin) 自將此聯書(shu) 寫(xie) 出來，掛在書(shu) 房的東(dong) 牆。直到馮(feng) 友蘭(lan) 逝世，這副對聯一直掛在書(shu) 房，它的上聯出典於(yu) 《詩經》，下聯則取自《中庸》的成句。“闡舊邦”就是釋古，指他對中國哲學史的闡釋；“輔新命”就是點出他的學術工作背後的目的，是促進中華民族新命的實現。關(guan) 於(yu) 這副對聯，馮(feng) 友蘭(lan) 自己說過：

“上聯說的是我的哲學史工作的意義(yi) ，下聯說的是我的自我修養(yang) 的目標，這兩(liang) 句話，是我的自勉之辭。”

1980年馮(feng) 友蘭(lan) 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ce) 自序裏說：

“在解放之後，我時常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存在，不但繼續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ge) 特點發揚起來。”

這段話可以被看作是闡舊邦以輔新命的一個(ge) 注腳。“舊邦新命”是中國的特點，是中國、是中華民族生命的自然。“闡舊邦以輔新命”就是發揚這個(ge) 生命的自覺。“闡舊邦”不再是30年代《中國哲學史》的“釋古”，這個(ge) “闡”是寫(xie) 出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體(ti) 會(hui) ，以便使新時代中的中國能夠保持文化上的同一性。同時，這個(ge) “闡”又是為(wei) 了促進新命的實現。馮(feng) 友蘭(lan) 明確指出，所謂“新命”就是現代化。馮(feng) 友蘭(lan) 1983年寫(xie) 的舊對聯中的“心懷四化”指的也就是這個(ge) 現代化的“新命”。

同樣值得指出的是馮(feng) 友蘭(lan) 前後思想的一些變化。馮(feng) 友蘭(lan) 的哲學工作與(yu) 時代、民族命運息息相關(guan) ，但不同時代馮(feng) 友蘭(lan) 給自己提出的目標和宗旨有所不同，《新理學》的自序說“以期對於(yu) 當前之大時代，即有涓埃之貢獻”。《新世訓》自序也說：

“我國家民族方建震古鑠今之大業(ye) ，譬之築室。此三書(shu) 者，或能為(wei) 其壁間一磚一石歟？”

然而，哲學家之貢獻的性質必定與(yu) 奮鬥的將士、勞作的工農(nong) 不同，馮(feng) 友蘭(lan) 當時自己所理解的工作的意義(yi) 是什麽(me) 呢？《新原人》的自序中對此有明確表示：

“‘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自應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hui) ，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nei) 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wei) 我國家致太平，我億(yi) 兆安心立命之用乎？”

這表明馮(feng) 友蘭(lan) 40年代時對於(yu) 他的工作的意義(yi) 有明確的自覺，這就是，他作為(wei) 哲學家對民族大業(ye) 的“涓埃貢獻”是從(cong) 哲學的高度探討國家治平的方向和為(wei) 國民提供安心立命的資源。到了“貞元六書(shu) ”的後期，馮(feng) 友蘭(lan) 越來越意識到，就哲學工作自身的特殊性質來說，他的工作總體(ti) 上有一個(ge) 特點，即“繼開”。“繼”是繼承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和精神，“開”是把中國哲學發展為(wei) 一個(ge) 新的階段，也就是繼往開來。馮(feng) 友蘭(lan) 把他的“新理學”體(ti) 係說成“新統”，表示他認為(wei) 自己構建了一個(ge) 適應時代的新哲學。因而“闡舊邦以輔新命”是不適於(yu) 40年代的馮(feng) 友蘭(lan) 的：他並不是努力詮釋中國古典哲學，而是著意“安身心以致太平”“繼往聖而開新統”，完成一個(ge) 新的體(ti) 係、新的哲學。

青年馮(feng) 友蘭(lan)

70年代後，馮(feng) 友蘭(lan) 給自己再次提出的任務是“準備”，而不是“建構”。他說：

“通觀中國曆史，每當國家完成統一、建立了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的時候，隨後就會(hui) 出現一個(ge) 新的包括自然、社會(hui) 、個(ge) 人生活各方麵的廣泛哲學體(ti) 係，作為(wei) 當時社會(hui) 結構的理論基礎和時代精神的內(nei) 容。”“中國今天也需要一個(ge) 包括新文明各方麵的廣泛哲學體(ti) 係，作為(wei) 國家的指針。”

但是，馮(feng) 友蘭(lan) 並不認為(wei) 自己應構造這個(ge) 中國今天所需的哲學體(ti) 係，他隻希望“為(wei) 這個(ge) 廣泛的哲學體(ti) 係準備材料、鋪設道路”。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他為(wei) “新命”所能做的，不是為(wei) 中國哲學的發展定基調，也不是為(wei) 中國哲學的發展預製部件，而是為(wei) 中國哲學的發展提供營養(yang) 品。所以《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意義(yi) ，不僅(jin) 是哲學史的，也是哲學的，馮(feng) 友蘭(lan) 說：

“它應當不僅(jin) 是過去的曆史的敘述，而且是未來的哲學的營養(yang) 。”

“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jia) 值的東(dong) 西，闡發出來，以作為(wei) 中國哲學發展的養(yang) 料，看它是否可以作為(wei) 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ge) 來源。”這些話可以說是馮(feng) 友蘭(lan) “闡舊邦以輔新命”的具體(ti) 解釋。”

事實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以說是馮(feng) 友蘭(lan) 學術生命的根本動力，是一個(ge) 對於(yu) 他具有終極性的文化信念。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這副對聯正是體(ti) 現了馮(feng) 友蘭(lan) 終極關(guan) 懷的狀態。“終極關(guan) 懷”本是以基督宗教為(wei) 基礎提出來的，但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對終極者的強烈的超越信仰。從(cong) 古典儒學到宋明儒學以及“新理學”都顯示出，對民族和文化的眷注是對中國知識階層具有終極意義(yi) 的關(guan) 切。在這一意義(yi) 上，馮(feng) 友蘭(lan) 的文化活動及其對聯，為(wei) 研究人文主義(yi) 文化中終極關(guan) 懷的性質，提供了一個(ge) 難得的例證。

此外，這副對聯寫(xie) 於(yu) 馮(feng) 友蘭(lan) 雙目失明前不久，因此它不隻是為(wei) 了自勵銘省，事實上也是馮(feng) 友蘭(lan) 對自己晚年的一個(ge) 總結。“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馮(feng) 友蘭(lan) 的這副對聯才是他最後十年生活活動的寫(xie) 照。上聯講學術，下聯講境界，合而觀之，正是一個(ge) 中國特色的學者的生命形象，也是一個(ge) 中國特色的學者的生命評價(jia) 。

武漢大學蕭萐父教授賀馮(feng) 友蘭(lan) 壽有詩雲(yun) “舊邦新命傳(chuan) 真火，蠶賦雲(yun) 歌盼好春”，真火即人類幾千年累積的智慧。馮(feng) 友蘭(lan) 曾說：

“我感覺到，曆來的哲學家、詩人、文學家、藝術家和學問家都是用他們(men) 的生命作為(wei) 燃料以傳(chuan) 這團真火。”

“李商隱有兩(liang) 句詩‘春蠶到死絲(si) 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蠶是用它的生命來吐絲(si) 的，蠟是用它的生命來發光的。”

在這“闡舊輔新”的十年中，馮(feng) 友蘭(lan) 正是用全副生命來思想和寫(xie) 作的。他在病重時仍未停止思考，他吃力地說：“我躺在醫院裏，又有許多新的想法，但現在還沒氣力說出來。”他的哲學思考，直至他用盡了全部生命的能量才停止，真可謂精思誌道，死而後已。

四、高明而中庸：馮(feng) 友蘭(lan) 晚年追求的精神境界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右）影像

書(shu) 房東(dong) 牆掛有“三鬆”對聯

1983年，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與(yu) 金嶽霖先生都到了88歲的年紀。馮(feng) 友蘭(lan) 題聯一副賀金先生壽，上聯是“何止於(yu) 米相期以茶”，“米”字可分解為(wei) 八十八，故88歲有稱為(wei) “米壽”的。“茶”字可分解為(wei) 廿和八十八，故108歲稱為(wei) “茶壽”。上聯表示祝賀，並以茶壽相期。下聯是“論高白馬道超青牛”，是指金先生的學問。公孫龍著有《白馬論》，“論高白馬”是說金先生邏輯分析的水平高於(yu) 公孫龍；“青牛”指老子，金先生有《論道》一書(shu) ，這是中國現代哲學中的一部著名形上學著作。“道超青牛”是推稱金先生此書(shu) 可與(yu) 《老子》相媲美。

馮(feng) 友蘭(lan) 又以“何止於(yu) 米相期以茶”為(wei) 上聯，更作下聯“心懷四化意寄三鬆”以為(wei) 自壽，並把這副對聯掛在書(shu) 房的東(dong) 牆上。在下聯中，“心懷四化”表示馮(feng) 友蘭(lan) 對祖國現代化事業(ye) 的關(guan) 注。“意寄三鬆”，馮(feng) 友蘭(lan) 在北大燕南園的居所名為(wei) “三鬆堂”，這點至少讀過《三鬆堂自序》的人多已耳熟能詳；至於(yu) 馮(feng) 友蘭(lan) 所寄何“意”，在這副對聯裏沒有說，照外人理解，容易想到這可能是馮(feng) 友蘭(lan) 晚年優(you) 遊涵泳的寫(xie) 照。

其實，“意寄三鬆”的意義(yi) 應該不隻於(yu) 此，其中也表達了他在從(cong) 事中國哲學史，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同時，仍在追求個(ge) 人的精神境界。所以馮(feng) 友蘭(lan) 說新對聯下聯“‘極高明而道中庸’是我自我修養(yang) 的目標”，也即，一個(ge) 哲學家不僅(jin) 要成為(wei) 一個(ge) 參與(yu) 民族複興(xing) 的愛國哲學家，還需要追求自己向往的精神境界。

高明是指最高的精神境界，中庸是指這種精神境界的實現並不離乎人倫(lun) 日用。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這是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是中國哲學的精神。他所追求的高明境界與(yu) 耶、佛、老不同，這個(ge) 境界用《新原人》的話，就是“天地境界”。宋儒程明道說：“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就表示了這種境界。“廓然大公”就是“仁者渾然與(yu) 物同體(ti) ”，“物來順應”就是“無心以順有”。這個(ge) 境界是馮(feng) 友蘭(lan) 所了解的“極高明而道中庸”境界的具體(ti) 涵義(yi) 。晚年馮(feng) 友蘭(lan) 自己的精神境界與(yu) 日俱進，屢經磨難而更臻於(yu) 圓達。“精神境界”是馮(feng) 友蘭(lan) 的哲學思想的核心，值得我們(men) 繼續深入研究。

中國古人有“三不朽”之說，以“立言”為(wei) 其中之一。馮(feng) 友蘭(lan) 對“舊邦新命”而“立言”，他的著述和哲學精神是永遠不朽的，而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也同樣將與(yu) 世長存。

交流討論環節，李中華教授強調了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近現代以來中國古典哲學向近現代轉型的貢獻，並推動了傳(chuan) 統文化的闡釋和現代化的哲學助力。王博教授指出，馮(feng) 友蘭(lan) 的學術宗旨與(yu) 精神境界，體(ti) 現出中國哲學一方麵是思辨的學問，另一方麵是生命的學問。孫慶偉(wei) 教授論述了“闡舊邦以輔新命”與(yu) “推陳出新”的內(nei) 在共通性。楊立華教授重點關(guan) 注“闡舊邦以輔新命”的“輔”字，認為(wei) 其體(ti) 現出對未來的期許，即“貞下起元”中由“元”向“亨”的過渡。袁明教授認為(wei) ，中國文化中的“命”包含了對悟道、修身的要求。鄧小南教授指出，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的探求，實質為(wei) 希望推進中華文明的現代化和光輝的再現；馮(feng) 先生精神境界的追求和通達，也為(wei) 後人提供了生命的感知和深切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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