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清華簡看陰陽家與(yu) 儒家的交匯

作者：楊衎 陳民鎮（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三月廿六日癸酉

          耶穌2023年5月15日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紀》《參不韋》，相繼於(yu) 2021年和2022年整理公布。這兩(liang) 篇長篇佚籍分別以“五紀”“五刑則”為(wei) 中心描述天人秩序，內(nei) 容彼此相關(guan) ，都兼容了陰陽家、儒家等學派的思想，為(wei) 我們(men) 了解戰國至西漢陰陽家與(yu) 儒家的兩(liang) 次交匯提供了重要線索。

第一次交匯

先秦思想史中，儒家理念介入陰陽數術，肇始於(yu) 稷下先生鄒衍。《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中把鄒衍等人置於(yu) 孟子之後、荀子之前，不僅(jin) 是出於(yu) 年代先後，也當有學術思想史上的考慮。《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說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yi) 節儉(jian) ，君臣上下六親(qin) 之施”，將儒家“仁義(yi) ”思想用陰陽怪異之談包裹起來。《鹽鐵論·論儒》載：“鄒子以儒術幹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這更多的是一種遊說君主的策略，以避免像孟子一樣因陳義(yi) 過高而陷入被譏為(wei) “迂遠而闊於(yu) 事情”的窘境。需要指出的是，陰陽術數與(yu) 儒家理念的結合，還有著更深的思想淵源。被儒家奉為(wei) “六經”之一的《周易》原本就是一本占卜之書(shu) ，儒家也承認“天命”的存在。這些儒家和陰陽家共同的思想基礎，為(wei) 兩(liang) 者的交匯提供了可能性。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說鄒衍“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yu) 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製，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穀禽獸(shou) ，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將這些對鄒衍思想的記載與(yu) 清華簡《五紀》《參不韋》的內(nei) 容進行對比，相似之處頗多。“載其禨祥度製”，《五紀》《參不韋》中所記的洪災是“禨祥”，以“五紀”“五度”“五刑則”等構建起的天人秩序可稱“度製”。遍列山川名物，是儒家文獻《尚書(shu) ·禹貢》和“古之巫書(shu) ”《山海經》的典型體(ti) 例，《淮南子·地形訓》亦有體(ti) 現，而在《五紀》中也存在著類似表述。“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指的是鄒衍經常通過講述與(yu) 曆史有關(guan) 的“公共知識”來建構自己學說的合理性。與(yu) 之相類似，《五紀》用了很大篇幅記載黃帝戰蚩尤的情節，《參不韋》將敘述背景設在夏啟之時，還通過“參不韋”之口講述了鯀禹治水的故事。《五紀》的“文德”（禮義(yi) 愛仁忠或禮義(yi) 愛信忠）多是儒家強調的價(jia) 值觀念，《參不韋》涉及早期職官與(yu) 職文可能也是儒家經典《周禮》文獻來源之一（馬楠：《清華簡〈參不韋〉所見早期官製初探》，《文物》2022年第9期）。總體(ti) 說來，《五紀》和《參不韋》應該與(yu) 鄒衍這一派糅合“仁義(yi) ”與(yu) “陰陽消息”的學者存在著某種聯係。

清華簡整理者據無字殘片作AMS碳14測定，清華簡抄成年代為(wei) 公元前305±30年左右，這與(yu) 鄒衍生活的時代相近。程浩指出：“鄒衍活躍在孟、莊、屈‘三子會(hui) 宗’的時代，約與(yu) 清華簡的寫(xie) 定同時。在這樣一個(ge) 中國曆史上思想碰撞最為(wei) 激烈的時期，如果我們(men) 推說《五紀》的寫(xie) 作可能受到了陰陽五行學說的深刻影響，大概也不會(hui) 有太大問題。”（程浩：《清華簡〈五紀〉思想觀念發微》，《出土文獻》2021年第4期）從(cong) 《五紀》和《參不韋》的思想傾(qing) 向看，它有很強烈的在動蕩災異（表現為(wei) 《五紀》《參不韋》中的洪水和《五紀》中的蚩尤作亂(luan) ）之後重建秩序、將天地萬(wan) 物統一起來的意願，這與(yu) 孟子的“定於(yu) 一”都應是在同一個(ge) 時代氛圍下的產(chan) 物。盡管我們(men) 無法依據抄本年代確定原始文獻的出現時間，但依照現在有限的資料，認為(wei) 《五紀》和《參不韋》產(chan) 生於(yu) 統一思想彌漫開來、各種學派方案激烈競爭(zheng) 的戰國中晚期，還是較為(wei) 穩妥的。

鄒衍是實現陰陽家思想與(yu) 儒家思想第一次交匯的重要思想家，《五紀》和《參不韋》則很有可能是這次交匯過程中出現的重要文本。先秦陰陽家文獻幾乎沒有流傳(chuan) 下來，參照同時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文獻，陰陽家文獻也應有較大規模。《漢書(shu) ·藝文誌》載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惜已不存於(yu) 世。《五紀》並未出現“五德終始”說，《參不韋》隻提到“五行”而未言其詳，正說明同一學派的各篇專(zhuan) 題文獻，會(hui) 有各自的側(ce) 重點，《五紀》《參不韋》要著重解決(jue) 的都是構建天人秩序，而非為(wei) 朝代更替提供理論依據。具體(ti) 而言，《五紀》講各種物質和價(jia) 值要素的配合，偏重於(yu) 天；《參不韋》講官職、禱祀，雖不離天，但已偏向人間活動。這是符合陰陽家論述思路的，先為(wei) “陰陽消息”“怪迂之變”這些奇談怪論，最後歸於(yu) “君臣上下六親(qin) 之施”即社會(hui) 政治與(yu) 倫(lun) 理秩序。

第二次交匯

經曆了秦朝“焚書(shu) 坑儒”的打擊之後，儒家學派艱難地維持了下來，陰陽家學派的主流則從(cong) 此漸漸湮沒無聞。漢初儒家學派的主要精力在於(yu) 對儒家經典及解釋文獻的搶救性挖掘、整理與(yu) 傳(chuan) 承。此時真正在國家政治舞台上居於(yu) 指導地位的是黃老道家。直到漢武帝朝董仲舒等人的出現，才改變了儒家在思想界和現實政治生活中受人冷落的局麵。

董仲舒是正統的儒家學者，但他在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的許多提法，已去孔子、孟子甚遠。最突出的就是董仲舒用陰陽五行、三綱五常、天人感應建立了一個(ge) 完整的儒家天人體(ti) 係。董仲舒宣稱“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yu) 方外，延及群生也”（《舉(ju) 賢良對策》），不僅(jin) 調整人間秩序，鬼神和一切生命體(ti) 都在其規範之中，可以說是無所不包。這固然是儒家在黃老刑名之學和帝製皇權的擠壓下，適應時代形勢需要所不得不進行的調整，然而董仲舒對孔孟之道作出這樣的改造，也會(hui) 有稷下齊學鄒衍等學者思想影響的因素。有學者指出，董仲舒的“三統三正”說可能受到戰國鄒衍“五德終始”說的影響（章偉(wei) 文：《論董仲舒的經學曆史哲學》，《國際儒學》2022年第1期）。這是陰陽家思想第二次與(yu) 儒家思想發生交匯，在這個(ge) 交匯過程中起到決(jue) 定性作用的思想家，便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儒家《春秋》公羊學學者。關(guan) 於(yu) 公羊學的由來，曆史上的記載並不明晰。有學者認為(wei) ，董仲舒《春秋》公羊學與(yu) 稷下齊學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林永光：《簡論董仲舒對儒學的齊學化》，《文史哲》1997年第5期）。《五紀》與(yu) 《參不韋》也可能與(yu) 稷下齊學相關(guan) 。已有學者指出《五紀》的齊係文字因素，認為(wei) 其底本與(yu) 齊魯關(guan) 係密切，可與(yu) 其思想內(nei) 涵相呼應（陳民鎮：《略說清華簡〈五紀〉的齊係文字因素》，《北方論叢(cong) 》2022年第4期）。《參不韋》也有一些字的構形或寫(xie) 法僅(jin) 見於(yu) 齊係文字、燕文字（石小力：《清華簡〈參不韋〉概述》，《文物》2022年第9期）。

已有學者注意到《五紀》與(yu) 後來董仲舒思想的關(guan) 聯。如賈連翔指出：“董氏思想的諸多特點及其形成方式，與(yu) 《五紀》有頗多相似之處，極可能是對類似戰國思想的模仿和改良，二者的關(guan) 係頗值得做深入的比較研究。”（賈連翔：《清華簡〈五紀〉中的“行象”之則與(yu) “天人”關(guan) 係》，《文物》2021年第9期）程浩則認為(wei) 《五紀》以“災異”為(wei) 後帝構建秩序的邏輯初始設定，而“董仲舒申發‘天人感應’學說，其立論基礎便是‘災異以見天意’”（程浩：《清華簡〈五紀〉思想觀念發微》，《出土文獻》2021年第4期）。從(cong) 稷下先生鄒衍到《五紀》《參不韋》再到接受了春秋公羊學的董仲舒，當存在關(guan) 聯性的脈絡。

兩(liang) 次交匯的流變和影響

與(yu) 董仲舒同時及稍後，思想界還出現了夏侯始昌傳(chuan) 授的《洪範五行傳(chuan) 》和京房創立的京氏易學，二者解釋的儒家經典文獻雖有不同，借助陰陽術數觀念闡釋經典以發新說的思路卻是高度一致。在董仲舒之後的兩(liang) 漢大部分時期，支配儒家學派內(nei) 部和整個(ge) 思想界話語權的，一直是這種混合了陰陽家因素的儒家思想，到了兩(liang) 漢之際，則進一步發展為(wei) 讖緯神學。

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說的本意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以超自然力量來製約皇權，然而當他閑居在家“著災異之記”時，卻遭到了迫害，之後“竟不敢複言災異”（《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西漢末年及之後的讖緯神學完全是為(wei) 強權和野心家製造輿論服務了。

類似的情況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苗頭。細細研讀《五紀》《參不韋》，不難發現，它們(men) 所論述的隻是與(yu) “五紀”“五刑則”相聯係的世間秩序的完備與(yu) 合理性，而且“五紀”為(wei) “後帝”製定，“五刑則”為(wei) 天神“參不韋”代“後帝”麵授於(yu) 人間君主，更有不可動搖的神聖性，這與(yu) 後來東(dong) 漢官方宣揚的讖緯神學的理念幾乎如出一轍。雖然後來讖緯神學遭到禁絕，董仲舒等建構的天人體(ti) 係仍對之後的中國思想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就陰陽家與(yu) 儒家的關(guan) 係言，陰陽術數觀念依附於(yu) 儒家學派得以在“大傳(chuan) 統”中長期傳(chuan) 承，儒家學派也吸收豐(feng) 富了陰陽家原本不甚重視方麵的內(nei) 容。陰陽家與(yu) 儒家思想交匯的成功，證明了不同思想流派間相互借鑒的可能性與(yu) 必要性。這對儒家學派日後借鑒佛老發展出理學，也當有某種程度上的啟示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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