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泉林】章太炎晚年儒學詮釋的三種麵向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23-02-14 15:54:54
標簽:章太炎

章太炎晚年儒學詮釋的三種麵向

作者:賈泉林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6期


摘    要:章太炎晚年“粹然成為(wei) 儒宗”,積極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學,其對儒家“修己治人”之學的詮釋具有十分豐(feng) 富的內(nei) 涵,具體(ti) 可以總結為(wei) 三種麵向:一是曆史的麵向,即從(cong) 奠定中華文明核心價(jia) 值的角度,肯定儒家“修己治人”之學的曆史合法性;一是世界的麵向,即在中外文化、中外文明比較的視野中,確認儒家“修己治人”之學構成了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核心內(nei) 容;一是現實的麵向,即從(cong) 對1930年代中國民族危機與(yu) 文化危機的回應中,發掘儒家“修己治人”之學的現實意義(yi) 與(yu) 時代價(jia) 值。章太炎晚年儒學詮釋的三種麵向亦構成了當代中國儒學複興(xing) 的基本麵向。

 

作者簡介:賈泉林,男,1987年生,山東(dong) 泰安人,複旦大學馬克思主義(yi) 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魯迅在逝世前夕所作的《關(guan) 於(yu) 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實際是以新文化運動為(wei) 界,把章太炎的一生劃作了兩(liang) 個(ge) 階段,即將新文化運動前的章太炎稱讚為(wei) “有學問的革命家”,將對新文化運動做出批評的晚年章太炎描述為(wei) “粹然成為(wei) 儒宗”【1】。去除以上判語所含的價(jia) 值褒貶之後可發現,魯迅對乃師前後期的時代形象及思想特質的概括是比較準確的。受新文化運動以來反傳(chuan) 統潮流的影響,學界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主要關(guan) 注作為(wei) “有學問的革命家”的章太炎,近年來才有張天傑、劉增光等學者對作為(wei) “儒宗”的晚年章太炎加以考察,而考察章太炎晚年的儒學思想主要圍繞其在1930年代初提出的“新四書(shu) ”而展開【2】。對於(yu) “新四書(shu) ”的內(nei) 涵特征及學術史意義(yi) ,劉增光的評語頗具代表性:“其提出的‘新四書(shu) ’也正是理性平實的‘新四書(shu) ’。可以說,章太炎早期的‘以經為(wei) 史’瓦解了傳(chuan) 統經學,但他晚年又樹立起了理性平實的新經學。此新經學既非如宋明理學之重視‘明心見性’的義(yi) 理闡釋,亦非如讖緯神學或康有為(wei) 那樣之神話孔子,而是重在闡發儒學‘修己治人’的教化精神。……其新經學的意義(yi) ,正在於(yu) 揭示了儒學的教化精神,而且是麵向社會(hui) 大眾(zhong) 的教化精神,章太炎厭惡玄虛神秘,排斥形而上義(yi) 理解釋,其根本原因即在此。但也同樣是因為(wei) 拒斥形上玄虛,使他的新經學遺落了儒學超越維度的內(nei) 容與(yu) 意義(yi) ,變得扁平化。”【3】該文抓住了章太炎晚年儒學重教化的特質,但又依據現代學術評價(jia) 體(ti) 係得出其儒學內(nei) 涵“扁平化”的判斷。而該文之所以得出這樣的判斷,一是因為(wei) 割裂了章太炎清末民初所構建的具有“超越維度”的哲學與(yu) 其晚年儒學之間的關(guan) 係,一是因為(wei) 沒有充分注意到章太炎晚年儒學與(yu) 現實的互動關(guan) 係。以上兩(liang) 點缺失,使其在考察章太炎晚年儒學思想時遺落了其豐(feng) 富的內(nei) 涵。本文即以“章太炎晚年儒學詮釋的三種麵向”為(wei) 題,嚐試呈現其晚年儒學思想的豐(feng) 富內(nei) 涵。


一、確立中華文明核心價(jia) 值的儒家“修己治人”之學

 

作為(wei) 古文經學殿軍(jun) 及現代中國史學的重要奠基者,章太炎尤為(wei) 重視曆史的價(jia) 值,他在居日宣傳(chuan) 排滿革命時曾提出“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的口號,其所言“國粹”即是曆史:“為(wei) 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隻是要人愛惜我們(men) 漢種的曆史。這個(ge) 曆史,就是廣義(yi) 說的,其中可以分為(wei) 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製度,三是人物事跡。”【4】“用國粹激動種姓”即是通過對中國曆史文化獨特性的強調來建立民族認同,章太炎提倡民族主義(yi) 中的民族即為(wei) “曆史民族”:“故今世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為(wei) 限斷,則謂之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5】在他看來,民族的“曆史”構成了“民族性”的主要來源,一個(ge) 民族一旦失去其曆史記憶,民族自身就會(hui) 很快消亡:“以冠帶之民,撥棄雅素,舉(ju) 文史學術之章章者,悉委而從(cong) 他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6】“國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覺心,有是心,所以異於(yu) 動物。餘(yu) 固致命於(yu) 國粹者,……國粹盡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與(yu) 犬馬當何異哉?人無自覺,即為(wei) 他人陵轢,無以自生;民族無自覺,即為(wei) 他民族陵轢,無以自存。”7而對於(yu) 具有悠久治史傳(chuan) 統的中國而言,民族曆史記憶最重要的載體(ti) 便是曆代史籍,而在曆代史籍中居於(yu) 首要地位者便是由孔子所整理的六經。

 

章太炎以經為(wei) 史,整理六經之孔子於(yu) 是被其視為(wei) 開創中國史學傳(chuan) 統的史學家:“孔子,古良史也。”【8】“仆以素王修史,實與(yu) 遷、固不殊,惟體(ti) 例為(wei) 善耳。百工製器,因者易而創者難,世無孔公,史法不著。”【9】經學為(wei) 史學,意味著六經所載多為(wei) 人事,而孔子即是通過整理六經與(yu) 創立儒學,從(cong) 而確立了中華文明“以人為(wei) 本”的核心價(jia) 值。章太炎早年在許多文章中曾反複申說此義(yi) :“按仲尼所以淩駕千聖,邁堯、舜轢公旦者,獨在以天為(wei) 不明及無鬼神二事。”【10】“神怪絀,則人道始立。”【11】“惟仲尼明於(yu) 庶物,察於(yu) 人倫(lun) ,知天為(wei) 不明,知鬼神為(wei) 無,遂以此為(wei) 拔本塞原之義(yi) ,而萬(wan) 物之情狀大著。由是感生帝之說詘,而禽獸(shou) 行絕矣。此所以冠生民、橫大陸也。”【10】“雖然,孔子之功則有矣。變禨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敻絕千古。”【12】“蓋孔子所以為(wei) 中國鬥杓者,在製曆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而已。”【13】在1910年完成的《國故論衡》一書(shu) 中的《原經》《原儒》兩(liang) 文,章太炎從(cong) 語源學的角度即通過對“經”、“儒”本義(yi) 的曆史“還原”,再次確認了經學、儒學之專(zhuan) 務人事的精神傳(chuan) 統。章太炎在清末民初對孔學人本主義(yi) 精神的多次表彰,不僅(jin) 駁斥了康有為(wei) 尊“孔子為(wei) 教主”的孔教論,為(wei) 中國文化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更是實現了對儒學的現代轉化,證明了占據中國社會(hui) 主流地位長達兩(liang) 千年之久的儒學在價(jia) 值觀念上與(yu) 現代社會(hui) 並不衝(chong) 突,自然也會(hui) 繼續適用於(yu) 現代中國社會(hui) 。章太炎對儒學的上述看法一直貫穿至其晚年。

 

章太炎晚年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學,亦是將其與(yu) 中華文明的起源聯係起來加以論證的:“向來儒家之學,止於(yu) 人事,無明心見性之說,亦無窮究自然之說。……蓋自古所稱為(wei) 聖人者,凡以其能開物成務而已,伏羲之結網罟,神農(nong) 之製耒耜,黃帝之造書(shu) 數,帝堯之治曆象,其功一也。民非耕稼不生活,敬授民時,修農(nong) 政也。然四時推候,但以命羲和之官,非人人而命之也。儒家祖述堯舜,堯舜所病,乃在不能修己以安百姓,性天之不談,一物之不知,非儒者之恥明矣。”【14】章太炎指出,從(cong) 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時期的曆代聖王皆以人事為(wei) 務,孔子儒學以“修己治人”為(wei) 宗旨,即是繼承了曆代先王“修己以安百姓”這一專(zhuan) 務人事的精神傳(chuan) 統,由此奠定了中華文明以人為(wei) 本的核心價(jia) 值。章太炎在1930年代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學的曆史合法性正在於(yu) 此。

 

在章太炎看來,儒家“修己治人”之學之所以能夠適用於(yu) 現代中國社會(hui) ,是因為(wei) 其已經過了上千年中國社會(hui) 治亂(luan) 興(xing) 衰曆史的檢驗。從(cong) 曆史經驗看,“修己”之學與(yu) “治人”之學的價(jia) 值屬性不甚相同:“時代如何不同,而修己之道,則亙(gen) 古如斯;治人則稍異,古今異宜,習(xi) 俗不同,不得不斟酌損益,至於(yu) 盡善。”【15】“修己之道”是以克己為(wei) 指歸的倫(lun) 理道德規範,其通行中國社會(hui) 上千年,早已經成為(wei) 全體(ti) 中國人所共同認可與(yu) 遵行的道德行為(wei) 習(xi) 慣,因而是“亙(gen) 古如斯”的。“治人”之道主要是指史籍中的典章製度,其需要隨著社會(hui) 結構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變化而進行“斟酌損益”,才能適應中國社會(hui) 發展的需求。但是,六經所載典章製度中蘊含的許多抽象“治人”原則,是聖哲對中國社會(hui) 乃至人類社會(hui) 發展規律的總結,亦經受住了中國曆史治亂(luan) 興(xing) 衰的檢驗,往往也是古今通行的:“若夫經國利民,自有原則,經典所論政治,關(guan) 於(yu) 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一涉具體(ti) ,則三代法製,不可行於(yu) 今者自多。”【15】章太炎曾舉(ju) 例來說明“抽象”與(yu) “具體(ti) ”之關(guan) 係:“具體(ti) 的政治,《論語》不講,《論語》單講抽象的政治。道德齊禮,古今無異。宋趙普之半部《論語》治天下,半部《論語》致太平,果然費人之語。然彼何不說半部《周禮》乎?《周禮》具體(ti) 的,《論語》抽象的,故後者可行而前者不可行也。”【16】在繼承傳(chuan) 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即為(wei) 人類社會(hui) 變革的基本規律,章太炎晚年對儒家“修己治人”之學的闡發即遵循了這一基本的曆史規律。

 

而儒家“修己治人”之學之所以能夠經受住曆史的檢驗,一直在中國百姓的社會(hui) 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其根本原因在於(yu) 它是由孔子順應百姓意誌而創立的。章太炎在民初所作的《駁建立孔教議》一文中對中國百姓之國民性做出分析:“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誌盡於(yu) 有生,語絕於(yu) 無驗。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為(wei) 真宰,此華夏之民,所以為(wei) 達。”【17】中國百姓執著於(yu) 現世的人倫(lun) 日用,孔子便以百姓心為(wei) 心,以尊重與(yu) 滿足百姓合理的物質需求與(yu) 精神需求作為(wei) 儒學之宗旨,從(cong) 而形成了極具世俗性與(yu) 人間性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章太炎晚年將《孝經》列為(wei) “新四書(shu) ”之首,主張圍繞《孝經》來重建孝道倫(lun) 理文化,其首要原因亦在於(yu) “孝”為(wei) 人的“天性”:“我國儒者之教,一在順人情,一在有真憑實據。‘孝’為(wei) 人類天性,行之最易,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qin) ,極有證據。……天性如此,即盡力壓製,亦不能使其滅絕。”【18】“昔孟子講‘愛親(qin) 敬長,為(wei) 人之良能’,其後陽明再傳(chuan) 弟子羅近溪,謂‘良知良能,隻有愛親(qin) 敬長’。謂孔門弟子求學,求來求去,才知孝弟為(wei) 仁之本。此語也,有明理學中之一線光明,吾儕(chai) 不可等閑視之者也。”【19】“孝”是人的“天性”即人自然的本然之情,儒家倫(lun) 理道德體(ti) 係即是以孝為(wei) 始基而建立起來的,新文化人反對宗法製連同“孝”也一起否棄,反而侵犯了其所倡導的個(ge) 人權利。


二、中外文化比較視野中的儒家“修己治人”之學

 

自鴉片戰爭(zheng) 被打開國門以來,如何處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西方現代文化之間的關(guan) 係,便逐漸成為(wei) 仁人誌士提出救亡方案時所要回答的關(guan) 鍵問題。特別是在中日甲午戰爭(zheng) 失敗的刺激下,使得具有維新傾(qing) 向的士大夫紛紛放棄了“中體(ti) 西用”的救亡方案,轉而將“脫亞(ya) 入歐”的日本作為(wei) 學習(xi) 榜樣,主張中國要全麵輸入西學,特別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及政治製度,並開始對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展開反思,乃至加以批判,這一西化思潮終於(yu)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演變為(wei) 激烈的反傳(chuan) 統浪潮。章太炎在20世紀初便對愈演愈烈的西化思潮表示擔憂:“國粹日微,歐化浸熾,穰穰眾(zhong) 生,漸離其本,重以科舉(ju) ,驅羑人心,排滿宗旨,如何可達!”【20】1906年東(dong) 渡日本之後,章太炎開始以佛教法相唯識學為(wei) 理論框架並融納中西學術來構建其哲學體(ti) 係,其首要目標便是對源自西方的進化論、文明論等普遍主義(yi) 話語加以拆解,從(cong) 而打破時人對西學的迷信。

 

章太炎在辛亥前夕采取“以佛解莊”的方式所完成的《齊物論釋》一書(shu) 中,通過對“平等”價(jia) 值的理論構建,對各種普遍主義(yi) 話語做了徹底的拆解。他在隨後的演講中對《齊物論釋》之齊物哲學的核心要義(yi) 加以概述道:“大概世間法中,不過平等二字,莊子就喚作‘齊物’,並不是說人類平等,眾(zhong) 生平等,要把善惡是非的見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原來有了善惡是非的見,斷斷沒有真平等的事實出來。……世間最可畏的,並不在‘相’,隻是在‘名’。《楞伽》《般若》多說到字平等性、語平等性。老莊第一的高見,開宗明義(yi) ,先破名言。名言破了,是非善惡就不能成立。……文明野蠻的見解,既先打破,那邊懷挾獸(shou) 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說出,自然沒有人去從(cong) 他。”【21】西方進化論、文明論即屬於(yu) “文明野蠻的見解”,西方正是借助此類“名言”來對西方之外的他者進行壓製的。所以,造成主體(ti) 之間不平等的一大根源即在於(yu) 誤將“名言”視為(wei) 真實的存在,齊物哲學打破了“名言”,就將主體(ti) 從(cong) 普遍主義(yi) 話語的壓製下徹底解放出來,所有主體(ti) 之間因而就構成了平等的關(guan) 係。以佛解莊之後,章太炎在民初又“以莊證孔”,他指出孔子所言“忠恕”即莊子“齊物”之義(yi) :“體(ti) 忠恕者,獨有莊周《齊物》之篇,恢詭譎怪,道通為(wei) 一。三子之樂(le) 蓬艾,雖唐堯不得更焉。”【22】孔子“忠恕”之道亦是為(wei) 了避免主體(ti) 在交往關(guan) 係中出現“以己出發而強以彼合己”的後果,而避免這一後果的關(guan) 鍵在於(yu) “忠”,即要充分認識到他者的特殊性。要做到“忠”,就需要主體(ti) 將自身“善惡是非的見解”“文明野蠻的見解”等“前見”徹底打破,如此才能對他者的特殊性有一番客觀、全麵的認識,主體(ti) 間也才有可能在現實交往中實行“恕”道,即互相尊重彼此的差異性。

 

把“善惡是非的見解”“文明野蠻的見解”徹底打破之後,就能以一種平等的眼光來看待中外各種文化與(yu) 世界不同文明,章太炎晚年即是如此,他通過中外文化、中外文明的比較來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與(yu) 中華文明的獨特性:“世之文化,先於(yu) 中國者,有南方之印度,後於(yu) 中國者,有西方之希臘。進路不同,方向亦異。中國學問,無不以人事為(wei) 根本。希臘、印度,均以‘地’‘水’‘火’‘風’為(wei) 萬(wan) 物之原素,首即偏重物質,由此演進,為(wei) 論理學、哲學、科學;為(wei) 倫(lun) 理學、政治學。中國開物成務諸聖哲,伏羲、神農(nong) ,畜牧耕種,事事皆有,然均以人事為(wei) 根本,不遑精研微末。人事以修己治人為(wei) 要,故‘大學’之教,重是二項。”【23】中國與(yu) 希臘、印度同為(wei) 世界古文明發源地,但三種文明在發源時就表現出“進路”的明顯不同,由此走上了不同的文明發展道路。與(yu) 希臘、印度相比,古代中國對抽象的理論思考與(yu) 非實用性的科技研究不感興(xing) 趣,而是“以人事為(wei) 根本”,即一切活動都以人的現實生活與(yu) 社會(hui) 實踐為(wei) 中心,由此形成了以“修己治人”為(wei) 宗旨的學術文化傳(chuan) 統。

 

所以,“修己治人”之學即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內(nei) 容,章太炎提出“新四書(shu) ”以重建“修己治人”之學,亦是為(wei) 了重建現代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歸於(yu) 六經,六經散漫,必以約持之道,為(wei) 之統宗。……《孝經》《大學》《儒行》之外,在今日未亡將亡,而吾輩亟須保存者,厥為(wei) 《儀(yi) 禮》中之《喪(sang) 服》。此事於(yu) 人情厚薄,至有關(guan) 係,中華之異於(yu) 他族,亦即在此。”【24】“新四書(shu) ”中的《孝經》與(yu) 《喪(sang) 服》皆與(yu) 孝道倫(lun) 理文化相關(guan) ,作為(wei) “修己治人”之學的主幹部分,孝道倫(lun) 理文化即顯著體(ti) 現了中國文化區別於(yu) 西方宗教文化與(yu) 科教文化的獨特之處:“蓋《孝經》專(zhuan) 言人事,與(yu) 天道無涉,故我國之教育,完全為(wei) ‘人事教育’、‘實事教育’。試書(shu) 其義(yi) ,蓋父子係於(yu) 天性,生來便是如此。古代教育之術,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yi) 。’宗旨已盡於(yu) 此,絕不如宗教家之專(zhuan) 言‘天道’、‘上帝’,科學家之專(zhuan) 言‘物理’、‘化學’也。”【25】孝道倫(lun) 理構成了古代中國社會(hui) 生活的根本價(jia) 值原則,中國文化之世俗化、理性化的精神特質即來源於(yu) 孝道倫(lun) 理文化。

 

如上所示,章太炎通過中外文化與(yu) 中外文明的比較再次確認:正是儒家之“修己治人”之學奠定了中華文明“以人為(wei) 本”的核心價(jia) 值,並構成了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核心內(nei) 容。與(yu) 章太炎的中外文化不同論相反,康有為(wei) 主張模擬西方基督教,以尊“孔子為(wei) 教主”來建立孔教,並提議在全國設立各級教會(hui) 。針對康有為(wei) 的“孔教論”,章太炎亦是從(cong) 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加以駁斥:“《論語》一書(shu) 包括孔子語言思想之大部份,由此書(shu) 可證明吾國聖人與(yu) 西洋聖人之不同,西洋聖人有升天等等鬼話,而吾國聖人絕無升天之思想,僅(jin) 重在修己事人。故孔子非宗教家,《論語》也不是一部宗教之聖經。有奉孔子為(wei) 宗教家而與(yu) 西洋宗教家並稱者,實屬荒謬!今之孔教會(hui) 固不足一論,而開此異說者自漢已然。”【26】儒家並非宗教,中國社會(hui) 主流文化中也並無宗教傳(chuan) 統,如果強行在中國建立宗教,就會(hui) “一如摩哈默德之於(yu) 天方,則宗教之爭(zheng) ,必難幸免”【27】。所以,在章太炎看來,不談鬼神、不立宗教而專(zhuan) 務人事,正是中國文化勝於(yu) 西方文化之處。

 

章太炎晚年中外文化比較論所批駁的另一對象則是新文化人的中西文化觀。新文化人普遍信奉源自西方的社會(hui) 進化論、文明等級論,將中西文化之別視為(wei) 人類社會(hui) 古今文化之別,即在其所預設的線性進化鏈條上,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屬於(yu) 古代社會(hu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屬於(yu) 已經過去的、落後的,甚至是野蠻的“吃人”文化,與(yu) 之相比,西方現代社會(hui) 文化則是文明的、進步的,代表著人類社會(hui) 文明的現在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中國自鴉片戰爭(zheng) 以來所遭受的侵略正是源於(yu) 自身文化的落後。正是基於(yu) 以上邏輯,以陳獨秀、胡適為(wei) 代表的新文化人對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展開激烈抨擊,甚至提出了“全盤西化”的論調,章太炎對其回擊道:“自清之末,諸無藉者始言新法,未幾,有雲(yun) 新道德新文化者,專(zhuan) 己自是,以拂民之舊貫,新法行二十餘(yu) 年,如削趾適履,民不稱便,而政亦日紊,新道德新文化者,有使人淫縱敗常而已矣,是則徽公新民之說導其端也。原其始,不過失於(yu) 文義(yi) ,而妄者借以為(wei) 柄,禍遂至此,則誠所謂洪水猛獸(shou) 者,文成力為(wei) 之閑,不驗於(yu) 明,而驗於(yu) 今之世,誦其書(shu) 者宜可以戒矣。”【28】在他看來,中西文化、中西文明是平等的關(guan) 係,儒家所代表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是孔子等聖哲順應中國百姓意誌,並經過長期社會(hui) 曆史實踐而形成的,倘若盲目照搬西方文化來替換中國自身文化的話,就會(hui) 給中國百姓的生活造成不便,導致中國社會(hui) 道德的敗壞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紊亂(luan) 。


三、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學來挽救現代中國危機

 

章太炎曾被魯迅譽為(wei) “有學問的革命家”,他也自謂平生學問“得於(yu) 憂患者多”【29】,可見,章太炎的學術研究與(yu) 中國社會(hui) 現實是緊密相關(guan) 的,即一方麵是憑其學術來回應中國現實問題,一方麵又根據現實變化來調整其學術。而章太炎晚年所處的1930年代的中國,正同時麵臨(lin) 著嚴(yan) 峻的文化危機與(yu) 民族危機,文化危機是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傳(chuan) 統浪潮,已逐漸從(cong) 高校教育界擴展至中國政治、社會(hui) 、文化各個(ge) 領域,以儒家文化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及傳(chuan) 統道德遭受嚴(yan) 重衝(chong) 擊,正逐漸被西方現代文化所取代,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不斷喪(sang) 失。而民族危機即指日本在1931年製造“九一八”事變而發動的侵華戰爭(zheng) ,蔣介石國民黨(dang) 政府對此卻采取退讓、畏戰的態度,致使全國抗日士氣受挫,日軍(jun) 不斷侵占中國領土,中華民族陷入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章太炎晚年四處講學,提倡尊孔讀經、讀史,即其為(wei) 挽救1930年代現代中國雙重危機而做出的回應。

 

章太炎提倡“尊孔讀經”以救國即是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學以救國:“儒家之學,本以修己治人為(wei) 歸宿。當今之世,講學救國,但當取其可以修己治人,不當取其談天論性。談天論性者,在昔易入於(yu) 佛法,今則易入於(yu) 西洋哲學。若以修己治人為(wei) 主,而命之曰儒學,則宋、明諸家門戶之見,都可消除,而教人自處,亦易簡而有功矣。”【30】章太炎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學以救國的現實原因即在於(yu) 其能“起而可行”,即能起到培養(yang) 國人道德人格與(yu) 增強民族認同的作用,章太炎提出“新四書(shu) ”來化約儒家“修己治人”之學亦是為(wei) 了利於(yu) 發揮這一作用:“國學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十三經文繁義(yi) 賾,然其總持則在《孝經》《大學》《儒行》《喪(sang) 服》。《孝經》以培養(yang) 天性,《大學》以綜括學術,《儒行》以鼓勵誌行,《喪(sang) 服》以輔成禮教。”【31】章太炎對“新四書(shu) ”各書(shu) “職能”的概述即體(ti) 現出其晚年儒學重教化、重實行的特點。

 

在“修己”與(yu) “治人”之學中,章太炎尤為(wei) 重視“修己”即以儒學塑造個(ge) 人道德人格的價(jia) 值。而在儒家諸多德目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孝”德,但“非孝”卻是新文化人反傳(chuan) 統的核心主張,他們(men) 認為(wei) 孝道倫(lun) 理文化壓製個(ge) 人,並阻礙公民意識與(yu) 國家意識的養(yang) 成。這在章太炎看來正好相反,他認為(wei) “孝”並非“私己性道德”,而是一種公共道德,孝道倫(lun) 理文化即是傳(chuan) 統中國家國共同體(ti) 得以維係的紐帶,而現代中國培養(yang) 國民的國家意識與(yu) 愛國感情同樣也離不開它:“今之新學小生,人人以愛國為(wei) 口頭禪,此非墨子之說而似墨子。試問如何愛國?愛國者,愛一國之人民耳。愛國之念,由必愛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愛,何能愛一國之人民哉!由此可知孝弟為(wei) 仁之本,語非虛作。《孝經》一書(shu) ,實不可輕。《孝經》文字平易,一看便了,而其要在於(yu) 實行。平時身體(ti) 發膚不敢毀傷(shang) ,至於(yu) 戰陣則不可無勇,臨(lin) 難則不可苟免,此雖有似矛盾,其實吾道一貫,不可非議。”【32】《孝經》所言之孝是人所有感情、道德的起點,通過推己及人,孝能將個(ge) 人與(yu) 他人、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個(ge) 人與(yu) 國家連接起來,個(ge) 人的國家觀念與(yu) 愛國感情便由此生發。而新文化人所提倡的以“非孝”為(wei) 前提的愛國,與(yu) 個(ge) 體(ti) 實存和人的情感生活無關(guan) ,不啻為(wei) 一種空洞的道德說教,必然如同墨家主張的“兼愛”一樣,難以長久維係。

 

新文化人在對傳(chuan) 統倫(lun) 理道德做出否定之後,又主張以“科學”為(wei) 依據來建立“新道德”,實際上卻成為(wei) 很多人道德墮落的借口,如打著自由戀愛的名義(yi) 拋妻棄子、打著世界主義(yi) 的名義(yi) 賣國求榮等等,章太炎即發現了這一社會(hui) 現象,他對此批判道:“近人謂‘道德由於(yu) 科學’,與(yu) 晦庵窮知事物之理而後能正心誠意者何異?必謂致知格物,然後方可誠意正心,則勢必反諸禽獸(shou) 而後已。何者?如雲(yun) 人與(yu) 獸(shou) 均為(wei) 哺乳動物,依此而為(wei) 窮知事物之理然後正心誠意,則人之行當反於(yu) 獸(shou) 之行,非驅圓顱方趾之類,入於(yu) 獉獉狉狉乎?陽明詆晦庵為(wei) 洪水猛獸(shou) ,實則晦庵但知力學服官,並未真實用功於(yu) 窮知事物之理。所謂窮知事物之理者,僅(jin) 僅(jin) 托之空言。今則不然,科學之影響,使人類道德淪亡,不僅(jin) 托之空言,抑且見之實行,則所謂‘洪水猛獸(shou) ’者,不在晦庵,在今日談科學而不得其道者也。”【33】在章太炎看來,新文化人“道德由於(yu) 科學”與(yu) 朱熹“窮知事物之理而後能正心誠意”的邏輯一致,皆是以對外在世界的認識來規範人的內(nei) 在道德,由此造成了對人的道德主體(ti) 性的壓製。而與(yu) 朱熹“僅(jin) 僅(jin) 托之空言”不同,新文化人“道德由於(yu) 科學”的主張已經開始在中國社會(hui) 逐漸實行,並已造成了國人道德的墮落,章太炎提倡儒家“修己”之學正是要對治這一問題。

 

儒家“修己”之道與(yu) “治人”之道是統一的,“修己”是“治人”的手段與(yu) 前提,“治人”則是“修己”的擴充與(yu) 歸宿。章太炎提倡“治人”之道亦是立足於(yu) “修己”之道來論述的。針對蔣介石國民黨(dang) 政府的墮落、腐敗與(yu) 無能,章太炎勸諫道:“所謂修己者,非但一人之修己而已,為(wei) 政者能人人修己,國斯治矣。”【34】他闡發《大學》“治人”之道亦是針對的國民黨(dang) 政府:“要之,《大學》論治平之要,不外三端,一即好惡與(yu) 人同;二為(wei) 不忌賢才;三為(wei) 不專(zhuan) 務財用。……而今之人,假國家之名,行貪婪之實,又出《大學》所譏下矣!以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長國家而務財用’,隻今日之政治有之,自古未之有也!……《大學》之言甚平正,絕無高深玄妙之談,顧於(yu) 現代政治,句句如對症之藥。”【33】蔣介石國民黨(dang) 政府不但對內(nei) 無能,對外又十分怯懦,麵對日本的步步侵華卻采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這在章太炎看來亦是因其上下全無道德人格的結果:“今日之勢,使我輩處之,唯有一戰。明知必敗,然敗亦不過失東(dong) 三省耳。戰敗而失之,與(yu) 拱手而授之,有人格與(yu) 無人格既異,則國家根本之興(xing) 廢亦異也。為(wei) 當局自身計,亦唯有一戰。戰而有敗,敗而死,亦足贖往日罪狀矣。然逆計其人,愛國家不如愛自身,愛自身之人格尤不如愛自身之性命,複何言哉!乃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非虛言哉!”【35】章太炎所言道德人格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民族氣節,蔣介石國民黨(dang) 政府畏戰怯死正是其缺乏民族氣節而導致的。

 

章太炎認為(wei) ,中國要想取得抗日戰爭(zheng) 的勝利,就需要大力弘揚儒家士人之氣節:“當今之世而欲使人殊於(yu) 禽獸(shou) ,非敦尚氣節,遵踐名教,又何以致之?”【36】他將《儒行》列入“新四書(shu) ”即是要以《儒行》來提振國人氣節:“《儒行》一篇,多言氣節之士。有勇者居多。今人或言專(zhuan) 尚氣節,亦不足為(wei) 國。此言似是而實非。一國中但有一二人尚氣節,於(yu) 政治何裨乎!東(dong) 漢時重《儒行》,故尚氣節,東(dong) 漢內(nei) 政不修,而外侮不至,一西羌為(wei) 患,卒為(wei) 漢滅。曹、劉、孫三國分立,亦無外患,三國人亦多尚氣節故也。晉尚清談,不尚氣節,而五胡亂(luan) 華矣。南宋時,如胡銓輩高唱主戰,然一二人何裨於(yu) 治,或乃譏為(wei) 虛驕之氣。……今我國人數四萬(wan) 萬(wan) ,假令有氣節者得百之一,亦足以禦外侮矣。”【37】章太炎通過羅列史實證明,每當中國麵臨(lin) 異族入侵之時,中國士人都通過“敦尚氣節”得以自保,而在“不尚氣節”的時代,則往往會(hui) 遭受滅國之災。所以,麵對日本侵略者滅亡中國的野心,全體(ti) 中國人都應“敦尚氣節”,為(wei) 不做亡國奴而奮起反抗。

 

除“新四書(shu) ”外,章太炎晚年還尤為(wei) 重視《春秋》,這是因為(wei) 《春秋》“夷夏之辨”的觀念對於(yu) 激發民族氣節尤為(wei) 重要,他將“夷夏之辨”置於(yu) 中國曆史發展進程中來說明其價(jia) 值意義(yi) :“‘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內(nei) 中國外夷狄’。後人以為(wei) 《春秋》之大義(yi) 。孔子所自議者,為(wei)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要之,從(cong) 孔子以來,二千餘(yu) 年,中國人之受外國欺侮,不知凡幾。自漢以來,迭受外人欺侮,無有不能恢複者。晉受五胡逼至江南,而尚不與(yu) 之通款,南宋則甚至稱臣稱姪,元則不必論矣。然韓林兒(er) 輩,並不讀書(shu) ,尚能恢複一部分故業(ye) 。無他,孔子學說深中於(yu) 人心耳。明末滿人攘我神州,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獨能恢複我固有之國土。蓋亦以儒者為(wei) 提倡民族主義(yi) ,已深入人心,故滿夷一推倒,即能還我中原耳。今日國難當前,尊重孔子,猶為(wei) 當務之急。”【38】在章太炎看來,中國曆代史家在其史學著作中皆繼承了孔子《春秋》“夷夏之辨”的價(jia) 值觀念,使“夷夏之辨”逐漸成為(wei) 中國大眾(zhong) 的普遍意識,而這正是華夏政權雖多次被異族推翻卻能不斷恢複、中華文明一直延續至今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想喚起中國大眾(zhong) 共同抗日的決(jue) 心與(yu) 勇氣,就需要極力宣揚《春秋》“夷夏之辨”所蘊含的民族主義(yi) 思想。


結語

 

儒學複興(xing) 屬於(yu) 當代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yu) 如何理解儒學複興(xing) 這一時代命題,章太炎晚年詮釋儒家“修己治人”之學的“三種麵向”或許能給今人以啟示:一是曆史的麵向,儒家“修己治人”之學奠定了中華文明以人為(wei) 本的核心價(jia) 值,並經受住了兩(liang) 千年中國曆史治亂(luan) 興(xing) 衰的檢驗,因而具有充分的曆史合法性。一是世界的麵向,儒家“修己治人”之學所蘊含的專(zhuan) 務人事的精神,體(ti) 現出中國文化有別於(yu) 他國文化的獨特之處,構成了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核心內(nei) 涵。一是現實的麵向,儒學的以人為(wei) 本是以倫(lun) 理為(wei) 本位,即以現實存在的群體(ti) 的人為(wei) 價(jia) 值主體(ti) ,以人和人的現實關(guan) 係為(wei) 價(jia) 值主體(ti) 。儒家“修己治人”之學所包含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步驟,能將全體(ti) 中國人凝聚為(wei) 一個(ge) 家國共同體(ti) ,而這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將人作為(wei)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總和、堅持以最廣大的人民群眾(zhong) 為(wei) 人類全部活動的主體(ti) ,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致的。正是因為(wei) 具備了以上三種麵向,決(jue) 定了儒學複興(xing) 的到來,決(jue) 定了儒學在今天的中國能繼續扮演重要角色、發揮其積極價(jia) 值。


注釋
 
1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66-567頁。
 
2近年對章太炎“新四書”進行考察的論文有劉增光:《章太炎“新四書”體係中的〈孝經〉學》,《中國哲學史》2015年第4期;張天傑:《章太炎“新四書”的建構及其晚年的國學觀》,《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賈泉林:《“新四書”:章太炎晚年對禮學的重建》,《國際儒學論叢》2019年第2期。
 
3 劉增光:《章太炎“新四書”體係中的〈孝經〉學》,《中國哲學史》2015年第4期。
 
4 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之演講》,《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頁。
 
5 章太炎:《序種姓上》,《章太炎全集·訄書重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9頁。
 
6 章太炎:《規〈新世紀〉》,《章太炎全集·太炎文論補編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5-336頁。
 
7 章太炎:《印度人之論國粹》,《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3-384頁。
 
8 章太炎:《訂孔》,《章太炎全集·訄書重訂本》,第133頁。
 
9 章太炎:《與人論樸學報書》,《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55頁。
 
10 章太炎:《儒術真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上》,第166,167頁。
 
11 章太炎:《獨聖下》,《章太炎全集·訄書初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5頁。
 
12 章太炎:《論諸子學》,《章太炎全集·章太炎演講集上》,第40頁。
 
13 章太炎:《駁建立孔教議》,《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202頁。對孔子四點貢獻的具體闡釋可見賈泉林:《章太炎:學術與政治互動形成的孔子觀》,《孔子研究》2016年第4期。
 
14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0頁。
 
15 章太炎:《論讀經有利而無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566,569頁。
 
16 章太炎:《在吳縣紀念孔子誕生大會上之演說》,《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617頁。
 
17 章太炎:《駁建立孔教議》,《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200頁。
 
18 章太炎:《講學大旨與〈孝經〉要義》,《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518頁。
 
19 章太炎:《國學之統宗》,《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481頁。
 
20 章太炎:《與宋恕》,《章太炎全集·書信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頁。
 
21 章太炎:《佛學演講》,《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第156-159頁。關於章太炎“齊物哲學”的內涵,具體可參見張誌強:《“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論章太炎“齊物”哲學的形成及其意趣》,《中國哲學史》2012年第3期;李智福:《齊物與忠恕:章太炎“以莊證孔”思想發微》,《齊魯學刊》2019年第1期;孟琢、陳子昊:《論章太炎的平等思想——齊物哲學與中國現代價值的建立》,《人文雜誌》2020年第10期;周展安:《“以百姓心為心”:章太炎〈齊物論釋〉闡微》,《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2期。
 
22 章太炎:《訂孔下》,《章太炎全集·檢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4頁。
 
23 章太炎:《〈大學〉大義》,《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464頁。
 
24 章太炎:《國學之統宗》,《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480頁。
 
25 章太炎:《講學大旨與〈孝經〉要義》,《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516-517頁。
 
26 章太炎:《廣論語駢枝》,《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第449-450頁。
 
27 章太炎:《儒行要旨》,《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第474頁。
 
28 章太炎:《王文成公全書後序》,《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4頁。
 
29 章太炎:《自訂年譜》,《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62頁。
 
30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508頁。
 
31章太炎:《曆史之重要》,《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488頁。
 
32 章太炎:《國學之統宗》,《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481頁。
 
33 章太炎:《〈大學〉大義》,《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第461,463-464頁。
 
34 章太炎:《〈孝經〉〈大學〉〈儒行〉〈喪服〉餘論》,《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524頁。
 
35 章太炎:《與馬宗霍》,《章太炎全集·書信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63頁。
 
36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漢昌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0頁。
 
37 章太炎:《〈孝經〉〈大學〉〈儒行〉〈喪服〉餘論》,《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525-526頁。
 
38 章太炎:《在吳縣紀念孔子誕生大會上之演說》,《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第617-6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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