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詩言誌”到“詩緣情”的發展演變

作者：馬銀琴（清華大學中文係）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正月十六日乙未

          耶穌2023年2月6日

在中國詩學史上，“詩言誌”與(yu) “詩緣情”是影響很大且關(guan) 聯密切的兩(liang) 個(ge) 詩學命題。如果說“詩言誌”是一個(ge) 《詩》學闡釋命題，那麽(me) “詩緣情”更多是一個(ge) 詩歌創作命題，這兩(liang) 個(ge) 命題之間的差異，不僅(jin) 表現在“誌”與(yu) “情”、“言”與(yu) “緣”上，同時也表現在“《詩》”與(yu) “詩”之間。本文通過對這三個(ge) 方麵差異的分析，呈現從(cong) “詩言誌”到“詩緣情”的發展演變過程及豐(feng) 富的內(nei) 涵變遷。

“《詩》”與(yu) “詩”

“詩言誌”是《詩經》時代的《詩》學闡釋命題，《尚書(shu) ·舜典》載：“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lun) ，神人以和。”這個(ge) “詩”，指與(yu) 樂(le) 相配合而歌的典禮樂(le) 歌的歌辭。最早的“詩言誌”，是在儀(yi) 式頌讚與(yu) 諷諫的意義(yi) 上被使用的。從(cong) 周公製禮作樂(le) 開始，就形成了禮樂(le) 相須為(wei) 用的文化傳(chuan) 統。早期的儀(yi) 式樂(le) 歌以表德與(yu) 頌讚為(wei) 主，至西周中期以後，王道衰微，針對執政者的德行缺失，朝臣們(men) 會(hui) 獻上具有規諫之義(yi) 的“詩”進行勸諫。這就是作為(wei) 周天子聽政方式之一的“公卿至於(yu) 列士獻詩”。周宣王中興(xing) 時代，這些具有諷諫之意的“詩”被納入儀(yi) 式，在與(yu) “歌”合流的過程中，“詩”成為(wei) 儀(yi) 式樂(le) 歌的總名，於(yu) 是符合樂(le) 教思想的“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合聲”被正式提出。周平王東(dong) 遷之後，重修禮樂(le) ，輯錄兩(liang) 周之際朝臣所獻之“詩”，與(yu) 西周時期的儀(yi) 式雅歌編為(wei) 一集，名之曰《詩》。一方麵，《詩》成為(wei) 春秋時代外交場合頻頻被稱引的對象，即“賦《詩》言誌”（“《詩》以言誌”）；另一方麵，時人對“觀人以言”的重視，也讓“賦《詩》言誌”在傳(chuan) 遞心誌的同時，兼具表德與(yu) 觀德的意義(yi) ，即“《詩》以道誌”（“教《詩》明誌”）。

在經曆了《詩經》時代由專(zhuan) 指諷諫怨刺之辭到兼指頌讚之“歌”與(yu) 諷刺之“詩”的意義(yi) 擴展過程之後，隨著《詩》文本的結集，作為(wei) 文本專(zhuan) 名的“《詩》”，逐漸成為(wei) 春秋戰國時代“詩”字最通行的義(yi) 項。但“詩”義(yi) 的擴展仍在繼續。戰國後期開始出現與(yu) 《詩》無關(guan) 的“詩”，如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展詩兮會(hui) 舞，應律兮合節”，《荀子·賦篇》中的“佹詩”等，此後便是漢代的“歌詩”。“歌詩”既重視“歌”的形式，又強調“詩”的內(nei) 容。“歌詩”的出現，使“詩”突破了《詩》的束縛，具有更為(wei) 普泛的意義(yi) 。“詩”義(yi) 的擴展，又為(wei) “詩言誌”突破《詩》學闡釋觀念，向更廣義(yi) 的詩歌闡釋命題轉變提供了條件。

“誌”與(yu) “情”

“詩言誌”是《詩經》時代的產(chan) 物，是對《詩》之功用的闡釋。就《詩經》作品而言，喜怒哀樂(le) 之情是推動“詩”之所以成“詩”的原初動力。這就是《毛詩序》所說的“在心為(wei) 誌，發言為(wei) 詩，情動於(yu) 中而形於(yu) 言”。在這裏，“情”與(yu) “誌”具有內(nei) 在的統一性。因此，孔穎達在作《毛詩正義(yi) 序》時，直接把“誌”換成了“情”：“六情靜於(yu) 中，百物蕩於(yu) 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就《詩》而言，“誌”就是“情”，“情”就是“誌”，如孔穎達疏《左傳(chuan) 》“六誌”時所說：“在己為(wei) 情，情動為(wei) 誌。情、誌一也，所從(cong) 言之異耳。”

春秋末年，“誌”與(yu) “情”開始分化。一方麵，在“詩言誌”所建立的闡釋係統中，“詩”與(yu) “誌”的關(guan) 係被不斷強化（馬銀琴《論“詩言誌”與(yu) “詩緣情”的關(guan) 係及理論嬗變》）。《禮記·孔子閑居》有雲(yun) ：“誌之所至，詩亦至焉。”《禮記·樂(le) 記》又雲(yun) ：“詩言其誌也，歌詠其聲也。”《孟子·萬(wan) 章上》則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與(yu) 此同時，在實際使用中，“誌”蘊含“誌向”“誌氣”等含義(yi) ，如《論語》中的“吾十五而誌於(yu) 學”，《禮記·禮運》中的“大道之行也，與(yu) 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誌焉”等。另一方麵，與(yu) 禮樂(le) 詩文相關(guan) 聯的“情誌”，被更多地用“情”字來表達，“情”與(yu) “誌”逐漸分化。如郭店簡在《性自命出》中，以“情”為(wei) 中心來討論與(yu) 《詩》《書(shu) 》、禮、樂(le) 相關(guan) 聯的問題，如“道始於(yu) 情，情生於(yu) 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yi) ”。上博簡在《孔子詩論》中的“《燕燕》之情，以其獨也”，更是直接以“情”來說詩。

戰國末年提出“發憤以抒情”的屈原，把“情”與(yu) “誌”的分化往前推進了一步。其作品中的“情”字，王逸或釋為(wei) “誌願為(wei) 情”，或釋為(wei) “情，誌也”，表現出了對“情”“誌”相通觀念的傳(chuan) 承。但是，其中所使用的“誌”字都包含著超越常“情”的“誌向”“誌願”之義(yi) 。漢興(xing) 之後，“情”與(yu) “誌”的分化越發明晰，莊忌在《哀時命》一文中所發出的“誌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的感歎，不但明確呈現出了“誌意”與(yu) “感情”的二分，更為(wei) 重要的是，這是“情”與(yu) “詩”直接關(guan) 聯的開始（《論“詩言誌”與(yu) “詩緣情”的關(guan) 係及理論嬗變》）。與(yu) 此同時，經學闡釋中也出現了《詩》與(yu) “情”的直接關(guan) 聯，如“《詩》之為(wei) 學，性情而已”（《詩緯·泛曆樞》），“《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劉歆《七略》殘文）。可以說，文人創作中對“情”的重視，經學闡釋中“詩言誌”讓位於(yu) “詩以言情”，都為(wei) “詩”“情”關(guan) 係取代“詩”“誌”關(guan) 係奠定了基礎。

“言”與(yu) “緣”

“感於(yu) 哀樂(le) ，緣事而發”出自《漢書(shu) ·藝文誌》，這是站在創作者的角度，對漢代樂(le) 府歌謠抒發哀樂(le) 之情的基本方式及其特征的概括。在漢樂(le) 府歌謠以“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率性自由地抒發生活中的哀樂(le) 之情時，作為(wei) “古詩之流”的辭賦創作，在繼承屈原、荀卿作賦以諷的過程中，逐漸走上了一條“競為(wei) 侈麗(li) 閎衍之詞而沒其諷喻之義(yi) ”（《漢書(shu) ·藝文誌》）的道路。東(dong) 漢伊始，在光武中興(xing) 的背景下，班固重新肯定賦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賦者，古詩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yu) 後嗣，抑亦《雅》《頌》之亞(ya) 也。”（《兩(liang) 都賦序》）這個(ge) 定位，把西漢以來因鋪采摛文而脫離政教軌道的賦體(ti) 創作，重新納入由《詩》奠基的政教傳(chuan) 統，從(cong) 而消解了揚雄提出的“諷”與(yu) “勸”的矛盾，為(wei) 賦體(ti) 的發展找到了新的方向。

詩賦同類，辭賦鋪采摛文的特征不可避免會(hui) 影響到詩的創作。從(cong) 班固“質木無文”的《詠史詩》開始，文人詩的創作經過東(dong) 漢中後期的發展階段後，迎來了“五言騰躍”的建安時期。文學逐漸從(cong) 經學附庸的地位擺脫出來，成為(wei) 文人抒發情感、展示才華的重要方式。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創作風格，使他們(men) 的詩歌在表現個(ge) 性的同時，也呈現出了辭采華麗(li) 的特征。這是曹丕“詩賦欲麗(li) ”（《典論·論文》）觀念得以提出的實踐基礎。

“詩賦欲麗(li) ”表達的是創作者的追求，反映的是創作者對創作行為(wei) 的自覺。曹丕的論述雖不係統，卻開啟了理性探討文學創作理論的先河。此後，陸機的《文賦》在麵對“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創作難題時，站在創作者的角度，係統地論述了創作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種種問題。在言及不同文體(ti) 的創作要求時，他提出了著名的“詩緣情”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ti) 物而瀏亮。”從(cong) “詩緣情而綺靡”中，我們(men) 能夠看到漢代歌詩“感於(yu) 哀樂(le) ，緣事而發”的啟發，以及“詩賦欲麗(li) ”的影響。從(cong) “緣事”到“緣情”，從(cong) “欲麗(li) ”到“綺靡”，它們(men) 既是對創作實踐的理論總結，也是對創作心理機製的主動探求。這與(yu) “詩言誌”基於(yu) 闡釋者的立場，對詩歌功能與(yu) 用途進行闡釋顯然不同。

總而言之，“詩言誌”與(yu) “詩緣情”這兩(liang) 個(ge) 命題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三個(ge) 層麵：首先，“詩”字內(nei) 涵的演變所帶來的“詩”與(yu) “《詩》”的不同，是西晉時代詩歌走上輕綺之路後產(chan) 生的詩學命題“詩緣情”不同於(yu) “詩言誌”的根本原因。其次，伴隨著“詩”義(yi) 的拓展，“情”與(yu) “誌”也由相通而發生分化，“情”指向感物而動的情感，“誌”則向“誌願”“誌氣”傾(qing) 斜。以“情”與(yu) “誌”的分化為(wei) 前提，屈原倡導的“發憤以抒情”，讓詩賦的意義(yi) 超越“言誌”的範疇，在莊忌“杼中情而屬詩”的陳述中與(yu) “情”建立起直接的關(guan) 係。因此，“情”取代“誌”，成為(wei) “詩言”的對象，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再者，與(yu) 前兩(liang) 個(ge) 層麵的變化相比，“言”與(yu) “緣”則呈現了闡釋者與(yu) 創作者之間的立場差異。這三個(ge) 層麵的差異是由《詩》到“詩”的意義(yi) 擴展、“情”與(yu) “誌”由合一走向分化的過程，更是從(cong) “言”到“緣”，創作者由隱身詩後到走到詩前，成為(wei) 文學活動主體(ti) 的過程。

“詩緣情而綺靡”的提出，對當時詩歌創作中就已經出現的“麗(li) ”化傾(qing) 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劉宋之後，走上輕綺之路的詩歌創作，在成就永明體(ti) 的音韻和諧之美後，在陳叔寶及其“狎客”綺麗(li) 濃豔的創作追求中蛻變為(wei) “亡國之音”。唐人在反思曆史、總結文化時，充分意識到“詩緣情”的局限與(yu) “詩言誌”的價(jia) 值。孔穎達對二者進行了深度整合，“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cong) 正”（《毛詩正義(yi) 序》），“暢懷舒憤”是對“詩緣情”說的肯定，“塞違從(cong) 正”則是對“詩言誌”說的繼承。從(cong) 此之後，“言誌”與(yu) “緣情”相互補足、相輔而行，在“誌”“情”並重、和而不同的融合發展中，形成了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詩歌傳(chuan) 統。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