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王陽明心學思想為中心題域，討論與人的精神價值哲學有關的各種重大問題。作者認為從心性的最本源處認識和把握自己，實際即意味著發展和創造自己。挺拔人格氣象需要內部精神的自覺，需要從生命深處湧出無限的力量。精神哲學理應成為第一義的哲學，精神教育亦有必要成為第一義的教育。依據第一義精神重建中國文化，最終的目的則是恢複具有源頭活水的創造生發機製，使意義與價值不僅能跟人的實存生命產生關聯，化為生活世界可知可感的具體事實，而且更要匡正曆史文化的發展方向，催生合理健康的華夏文明新形態再放光輝。
    
    
    關鍵詞：王陽明；心學；傳統資源；精神哲學；精神教育；第一義原則
    
     
    
    地點：貴陽陽明祠鬆巔閣
    時間：2010年6月15日
    采訪：客甲  客乙
    整理：2010年9月8日
    
     
    
    引  言
    
    
    庚寅初夏，有客甲乙二人，皆來自西海，擅長漢學，心儀王陽明，精研明清學術史，熟悉西南史地文化；乃相率結伴赴修文，參訪玩易窩，拜謁陽明小洞天，考察三人墳。凡王公當年足轍所至，皆無不踏勘遍覽矣。三人自早至晚，心誌均沉浸於曆史現場，以為龍場悟道，實乃古今一大思想奇緣，雖古樹參天，岩石嶙峋，舊夢依稀，時隔古今，然靈犀相通，恍惚仿佛，遙想王公當年居夷處困窘境，則無不頓感時空泯滅，有如目擊身受，未覺人我之別。久之遂相視默然，無不意會神契矣。時麗日當空，四野略有薄靄，郊外稻香撲鼻，田疇空曠，山林靜謐，惟聞蟲鳴，無有人聲。傷今懷古之餘，複相約齊誦王公《瘞旅文》，一時悲從音起，彌天蓋地，雷聲大作，暴雨滂沱，霧霾蔽日，草木搖曳，烏鵲驚飛。而頌聲驟落，雨亦戛然止停，天色初霽，長虹若橋，晚霞如煙，綠葉滴翠，泉水叮淙，農夫歸耕，商旅趕路。乃相約次日共赴陽明祠，聚談於鬆巔閣，雖竟日而不覺倦，遂成以下訪談稿，並略記其因緣雲爾。西曆二0一0年九月八日止叟謹記於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勵道樓。
     
    
    一、王陽明為什麽將“心”奉為至上
    
    
    問：王陽明龍場悟道距今已有500年的曆史，它似乎已成為遙遠的記憶和曆史性的象征。為什麽我們今天還要重提王陽明，心學究竟有何現代性的意義？
    
    
    答：“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的狀況極為複雜，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一書作了很好的總結。他特別提到孫中山是本陸（象山）、王（陽明）精神發為外在的事功。這個案例告訴我們王陽明的精神仍有其時代的延續和發展，是無數先行者從事社會改革活動的內在精神資源，代表了一種發皇張大、元氣淋漓的勇猛人格力量，已經形成了可供再思考和再認識的具有活潑生命氣韻的學術譜係和文化脈絡。挺拔人格氣象需要內部精神的自覺，需要仁、智、勇三種品性力量的配合，不能缺少價值理想的自我把握，不能喪失從生命內部湧起的無私無我的仁心悲願。王陽明的心學恰好體現了一種大心仁人的精神氣魄，不僅有助於個人的精神自覺，而且有助於民族的精神自覺，完全能融合匯入新的時代潮流，轉化為具有活潑生氣的創造性力量。心與物兩個世界各自獨立又相互融通。缺少了心的靈明覺知的世界隻能是黑暗的世界，缺少了可供自由實踐的世界的心隻能是孤獨飄蕩的心。王陽明將心奉為至上，這是一顆空靈瑩潔的心，是能自由地踐行自己的內在品性和美德的心，是充滿了詩意美感和智慧力量的心。
    
    
    問：陽明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哲學上應該如何解釋，是否存在合理性的意義與價值？
    
    
    答：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是說一切物都必須透過人的意向性認知才能呈現，一切理都有賴於人的知覺靈明的心才能把握。王陽明“心即理”的思想說明一切存在的真理都必須通過心才能領悟和表達。黑格爾和馬克思都認為思維與存在同一。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恰好說明主體內部和客體外部可以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獲得高度的統一，不僅人的心理活動可以向外部世界投射，外部世界可以為人的意識活動所反映，更重要的是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創造性活動將理念融入事物之中，使事物成為含有人的理念的人文化事物。所以比思維與存在的統一性更進一步，中國哲學還強調價值和存在的統一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認為隻有人才有文化性的“作品”，動物不可能有文化性的“作品”。事物並非是完全外在於我們的僵死的概念性對象，價值也不是與生命毫無關涉的空洞符號，我們的理想所代表的理智和情感完全能實現到事物之中，通過心性體驗和實踐的功夫更可以從生命內部升起無限的價值自覺或意義領悟。譬如王陽明的精神與陽明祠就可以結合，現代人的精神也能與現代城市契應，表現為存在與思維的辯證統一，生命與價值的辯證統一，理想和現實的辯證統一。人需要憑借外部世界來為自己更好地定位，外部世界也需要通過人才能獲得真正的意義。孫中山、毛澤東都有拯救世界的理想，是理想推動了他們的一整套實踐活動。這些都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精神的具體體現，說明人類無論任何時候都必須謹慎地對待自己的“知”與“行”。
    
    
    問：西方人的倫理生活離不開宗教精神，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否有必要參照西方人的做法，將所謂的“道”位格化或人格化？
    
    
    答：明代萬曆年間，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播天主教，他們與一批儒家特別是佛教學者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辯論的核心問題是中國人應該還是不應該接受“天主”——亦即是否有必要在中國文化的價值係統之上，再安立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實證明，中國人基本上是反對天主教的作法的，這就導致了西方傳教士傳教工作的失敗。西方的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中國士大夫精英不能接受這個觀點。中國文化的價值係統已全麵地安排了中國人的生活秩序，安頓了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訴求。中國人認為生活秩序不能不依賴於自然秩序，二者都是“道”的創造性功能的展開和實現。“道”是宇宙大化最活潑、最有生氣的創造性力量，無論“天命之謂性”或“誠者天之道”，都說明“道”不可能離開一切存在的“自性”，生生不已即是“道”與“自性”合為一體不斷展開的過程，也是天地宇宙大化流行必有的本質規定性，並不需要以對象化的方式將其位格化或人格化，形成彼岸與此岸完全二分的世界解釋模式。造成難以想象的“道”與“自性”的窒息式分裂，扼殺生命本有的創造性生機。一句話，中國文化不願意走西方“神人分隔“的演進道路，而隻能步入”天人合德“的發展軌道。前者有可能造成人與天的斷裂，後者則表征著人與天的融通。“道”的創造性與一切存在自始至終都有最本源的同一性。“自性”就是自我存在的標準、尺度、目的或規定性，它本然地就指向完善性，既是來源又是歸宿，代表了生命發展的方向，構成了秩序的基礎。但也有可能出現異化，步入自我坎陷的困境，導致固有價值的徹底否定，有必要引起具有主體性自覺能力的人戒慎恐悲地提防。
    
    
    “道”是天地萬物總體性的形上根源，是既“超在”又“在”的動靜統一的生化不已的力量。“道”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存在物，但又內在於一切存在物中，並通過一切存在物，以一切存在物的實現為目的，必須以相應的方式在存在物的整個發展變化過程中表現和顯示自己。“道”的實現乃是無盡展開的過程，“既濟”之後必然就是“未濟”，既無起點，也無終點，代表了人類事業展開的永無止境，生命價值實現的永無止息。人類價值的實現就是“道”的價值的實現。中國人沒有末日論的思想，也不認為曆史可以終結，人類永遠處於奮鬥的過程之中，生生不已與天地一樣長久。至於佛教義理的核心緣起性空理論，也認為世界在無盡的緣生緣滅的過程中展開，有如《華嚴經》所說：“一切世間從緣生，不離因緣見諸法。”一切法的性相本來是空，但又遍布一切存在，難以為人的分別妄智所能測量。無論儒家或佛教，都認為超越的終極根據即內部的本心本性，而非完全脫離此岸的外在化遙遠彼岸。心性作為完整的世界，具有“足乎己而無待於外”的特點，不僅是一切價值的來源地，而且也是形上意義的發端處，根本就不需要安立一個實體的“天主”，更沒有必要尋找所謂的“第一因”。中國士大夫不能接受上帝的觀念，早就走上了以“道”為上進動力的人文化發展道路。中國知識精英從來都敢於擔負人間道義，有一種宇宙式的宏大情懷。所謂宇宙就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心不僅有理智認知能力，而且有道德判斷能力，歸結起來就是王陽明所說的良知。與西方所渴望的上帝的拯救不同，中國人追求的是良知的拯救。
    
     
    
    二、精神教育的再定位
    
    
    
    問：外在的“道”與內在的“良知”有何關聯？傳統士大夫有無合理流動的空間，他們是怎樣建構地方秩序的？作為一個普通民眾，應該怎樣致良知？致良知作為一項社會工程，您認為有什麽意義？
    
    
    答：王陽明的心學思想，主要是將外在的天道或天德內化為人的良知，以良知來點醒人應有的精神自覺與道義擔當。良知學說是以人的高層次心性體驗為哲理奠基的係統學說。如果要將人從平庸和墮落中解救出來，就必須隨時體驗自己內在的德性生命，體驗一切美好的事物；憑借良知的勇氣，追求人生本有的智慧和美德，實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終極價值。
    
    
    從曆史文化的發展來看，中國社會的長足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現在學術界比較傾向認同唐宋變革論。姚合《莊居野行詩》：“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說明唐代商人的數量已在急劇上升，社會經濟結構有了明顯的變化。宋代更出現了近代性的發展因素，特別是科舉製度的高度成熟化和完善化，更向世人展示了一種理性化的文化發展新趨勢，盡管站在純正的儒學立場進行觀察，仍有必要對當時的政治現實展開各種各樣的批判。也就是說，宋代已完全改變了門閥世襲製度，形成了士、農、工、商各個階層高度流動的社會，不但上層和下層溝通對流已經非常方便，而且民間社會也高度自治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在今天，也難以想象。由於科舉製度本身的理念就是選賢任能，所以士大夫群體一般都有高度的理性自覺，表現出一種道義擔當的自覺精神。
    
    
    明代知識分子重建儒家秩序有兩條路線，一是借君行道，走上行路線，再是開拓民間社會空間，走下行路線。王陽明受宦官迫害，發配貴州龍場驛，他後半生雖然屢建奇功，但其實仍是走下行路線。但是無論國家君主或地方民眾，都有可能出現脫離本真狀況的現象。因此，如同需要匡正君主，為權源貫注正當性的價值一樣，對民眾也需要施行教化，為生活提供合理性的意義。教化作為一項民間社會工作，永遠都為人類所必須。國家大一統共同體國體秩序建構的取向固然值得重視，地方多元共同體秩序建構的取向也不能忽視。王陽明花費大量精力在民間講學，直指人人都有的本心，宣傳良知宗旨，開展良知教育——即生命教育或人格教育——深受民眾歡迎。
    
    
    良知說不但是學術話語，更是生活話語，有著簡易明了的特點，容易為一般民眾接受。更明白地說，良知說根本就不是案頭研討的空洞對象，而是必須在生活世界具體實踐的存在性體悟。生活是表現最基本的人性的場所，一個人即使沒有知識，也可堂堂正正做人，愚夫愚婦也有自己的良知，一樣能通過日常生活顯示自己的存在意義。就像一匹一無所有的馬可能是千裏奔馳的良駒一樣，一個一無所有的人也有可能是充滿了德性光輝的聖者。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內在良知，每一個人都享有道德的尊嚴。一旦沉潛到生活世界重新進行思考，就不難觸摸到人的真實良知。可見良知教育即是做人的教育，不一定關涉知識論，但卻必然牽聯價值論，當為人格主體實存選擇最深刻的教育。精神教育乃是第一義的教育，知識教育則是第二義的教育，二者雖然並不對立，但仍有輕重主輔。現代社會恰好將其顛倒了，隻知道知識教育，遺忘了精神教育，物質與技術的世界遮蔽了精神或思想的世界，人不再是大寫的高尚的精神的人，隻是小寫的卑劣的物質的人，安身立命的地基既已動搖，世界也就失去了本來應有的意義。
    
    
    良知呈現不需要討論和設計，也不必推理與判斷，隨時都可透過具體生活場景而呈現。內在的絕對道德律令要求我做，我就必須自動自發地去做。這就是良知的不慮而知，良知的不慮而能。它超越於一切理性思維活動，但又可轉化為理性思維活動，變成人的生活行為或行動，化為可感可知的經驗與事實。這就是良知的不滯於見聞又不離於見聞。如同“道”一樣，良知似實體而非實體，有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特點。誠如王陽明所說：“良知之虛，便是太空之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良知作為“能知”可以獨立於一切經驗，能夠無障無礙地發用流行，但作為“所知”又必須攝取一切經驗，不容許任何存在獨立於其外。通過良知學說的提倡可以更好地重建社會習俗民風，再造人際交往必不可少的信用體係和倫理體係。每一道德判斷都來自我們的生命內部，每一個體都可以根據良知來知是知非，良知的呼喚並非來自遙遠的天國，而是直接來自當下愛的情感的湧動。良知教應當是最具有活潑場景的生命教育，完全有充分的條件將其重新引入到生活世界中去。
    
     
    
    三‘良知學說意義上的秩序與尊嚴
    
    
    
    問：您剛才提到“下行路線”，關涉地方秩序的建構問題。能否再結合農村傳統資源的調動，談談您對民間社會再培育的想法？
    
    
    答：我感覺我們不能將城市的發展模式移植到農村，農村社會秩序的建構更有賴於良好習俗風氣的形成。我們研究清水江文書時便發現，地方民眾內部有著極為強烈的秩序感，秩序才能帶來他們生活的安謐與幸福。他們用多種多樣的方式來建構秩序，其中特別重要的便是憑借契約文書形成一個習慣法的世界。無論租佃或經商，村民都顯得相對自由，約束工具就是契約，但卻出自自願原則。這就徹底動搖了西方人長期認為中國隻有國家法沒有習慣法的誤讀誤解。村民社會大多有集體的“共山”，屬於小共同體的公共山林資源，是家族內部用於公益事業的公用財產，通過他們的習慣法製度，大家可以公議如何用於族群公益，撫恤受災減產貧弱人家，贍養鰥寡老弱，開展義務教育。這種憑借族群集體良知建構起來的秩序非常和諧，盡管其中也有大量矛盾需要依靠社會精英或宗法規範來化解，但仍反映了民間倫理資源的豐富和信用體係的發達，是一種高度自治化的地方民間社會秩序。地方長老或精英的道德偶像，在其中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樹立風教的作用。一旦將內部自動自發的自治變為外來的權力指揮，反而有可能造成秩序的板結或潰壞。中國文化現在需要複興與重建，複興與重建必須調動大量的民間資源，不能隻是政府的一廂情願，更不能認為國家壟斷可以代替民間競爭。傳統的村落族群社會雖然並不就是自治的樂園，但國家幹預力量的確相對較少，不僅減少了管理的成本，而且有裨於多元化景觀的形成。民間的活力依托於自動自發的秩序，有賴於人際組合關係的多樣性。多樣性的秩序即意味著人與人相處的微妙，象征著人與人交往的複雜，不能不以習慣法的方式來強化倫理體係，最重要的仍是人要自己作道德的主人，以良知來推動良好社會風氣和習俗禮秩的形成，使農民成為道德的農民，經濟成為道德的經濟，不僅必須防止農村與城市懸殊太大的貧富差距，而且更要警惕農村內部隔閡太深的貧富分化。所以利益紐帶認同性的維護也極為重要，需要激活族群集體的經濟積累與互助機製。
    
    
    問：良知能知是知非，也就是能作道德判斷。但麵對強大的專製製度，良知說是否仍顯得太脆弱？實存地喚醒自己的良知，究竟對真實的人生有什麽意義？
    
    
    答：良知說具有深刻的反專製意義。王陽明受貶來到貴州，親身經曆了黑暗專製的冷酷，他不能不追問合理性的資源究竟應該由權力來壟斷，還是根本就歸屬每一個體都具有的良知。他最後認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不是權力係統，而是可以作為“天則明師”的良知。一切合理與不合理的社會資源都以良知的存在與否為終極根據。良知才是人類尋找永恒價值的源泉，是人生有價值有意義的精神家園。同樣地，今天我們判斷是非也不能以西方價值為標準，標準隻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良知。當然，良知也可以公共化和社會化，形成公共良知和社會良知，不能不有民心民意的暢通表達渠道，需要形成良好的社會輿論監督機製。如同我們需要隨時聆聽偉大哲人的教誨一樣，我們也需要隨時聆聽生命內部最深沉的良知召喚。良知所表征的自由不僅是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而且也是獨立地進行道德判斷的自由、自作主宰地履踐自己的德性性命的自由，既不能受製於專製製度，也不能盲從於社會流行時尚。良知的抉擇總是最本質的抉擇，既代表了獨立精神，也體現了自由意誌，更展示了存在的勇氣，顯露了生活的智慧。王陽明良知說的現代意義是什麽呢？就是提醒我們，無論政治行為或社會行為，都應以良知的存在為合理性的依據。所以危害了良知及其所構成的倫理生活秩序，就意味著破壞了國家和社會最基本的存在論基礎。良知是最沉默的天則明師，也是最能喚起生命力量的天則明師。良知的力量在於召喚——沉默式的召喚。一切勇於道義擔當的知識分子，都必須以良知的存在和召喚為先決條件。
    
    
    問：良知的存在即意味著真實生命的存在，一旦喪失便意味著人性的沉淪。我們想進一步追問的是，人如何才能有尊嚴地生活，有尊嚴的生活意味著什麽？對於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而言，它究竟有什麽現實意義？
    
    
    答：人要活也尊嚴，死也尊嚴。尊嚴從哪裏來？是外部給予的，還是內部呈現的？高權大位者貪汙，良知沉淪泯滅，當然完全喪失尊嚴。普通百姓自食其力，依據良知做人做事，當然活得尊嚴。以良知為依據的美德一旦湧現，意義與價值的機製便立即啟動。可見尊嚴不是外部的聲名顯赫，財物富庶，而是內在的人性光輝，自我人格的挺立。現代社會很多人擺闊，把奢侈當成自身價值的炫耀，一頓飯動輒上萬元人民幣，隻能說明人性的墮落，眼光的短淺，存在的空虛，生命的無聊，不僅敗壞了個人的聲譽，而且褻瀆了良知的莊嚴。普通農民盡管生活簡樸，但真實天性自然外露，坦坦蕩蕩屹立於天地之間，不能說就沒有自我的尊嚴，也不能說就沒有人生的意義。人不能有傲氣，但不能不有傲骨。任何人生價值都應該透過生活來呈現，生活世界的意義就在於人的創造活力。天地如果沒有人，便難以呈現其價值，人是天地的心，可以仰觀它的高，能夠俯視它的闊，隻有人才能為天地萬物賦予意義，為自己的生活與勞作賦予價值。現代人的狂妄不僅是蔑視一切古人，更重要的是遺忘了自己的良知，隻有傲氣，全無傲骨，既缺乏與智者或哲人對話的心智，也喪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無論如何，各種具體事實的荒謬已明白告訴我們：現在人與人之間已經很疏離，人與自然也很隔閡，最突出的便是權力的異化，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淪喪，精神的坍塌。世界已在不斷除魅化的過程中完全平庸化。所以我們需要再造清官，需要重建倫理，需要喚醒人人皆有的體驗美好事物的能力，需要為脫魅的世界歸還其本有的神聖性。因為這樣做符合人的良知，符合人的本性，符合老百姓的利益，符合生活世界的需求。
    
     
    
    四、人的意象性活動與生命價值的全麵實現
    
    
    
    問：學術界長期認為王陽明是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甚至一段時間內成為壟斷性的觀點。您對此有什麽看法，能舉例為我們說明嗎？
    
    
    答：王陽明與他的學生遊南鎮，一位友人指著岩中樹問他：“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在深山中自生自落，於我心中有什麽關係？”王陽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你的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此花的顏色便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這是研究王陽明很重要的一段公案，但明顯不屬於認識論，應該納入存在論。存在論便是顯象論，存在的物必然為顯像的物，不但在人的心靈境域中顯現，而且在意義結構中敞開。如何顯象或隱象？前提當然是作為主體的人的“看”與“未看”。未看時，此花無法通過人的知覺心而顯現，故隻能是“寂”的隱象性存在狀況；既看此花時，花的顏色便以顯象的方式與人的知覺心一起“明白”起來，成為相互敞亮的意義性存在。這是“看”的意向性活動與“育”的對象合為一體的呈顯過程，擴大開來也可看成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的構成活動過程。這裏的“明白”不僅是通常意義上的“清楚”或“彰顯”的另一種表述，而是“自知者明”、“知常者白”（老子語）意義上的關涉“道”的體悟的“明”與“白”。花的存在本身不依賴於心，但它的顯象卻有賴於心，花與心通過看與不看產生了不同的關聯，決定了它們存在狀況的隱（寂）與顯（明白）。隱與顯恰好構成了事物存在的一體兩麵，二者都可以通過對方來實現自己，是自己存在的必要參照物，或根本就是自己的構成關係的參與者。老子豈不早就有言：“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也就是說，花可以“寂”的方式來隱蔽自己，也能以“明白”的方式來敞亮自己。空靈的心當然可與其他一切存在互攝互融，合成主體和客體密契一體的意義境域。“寂”與“明白”是與心的知覺攝受功能同體的，花依賴人的主觀心才能成為顯象的存在。誠如荀子所說：“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無可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存在可以遮蔽，也可以顯現，可以分別將其稱為到場的存在和不到場的存在，也可說是出現的存在或未出現的存在。“花不在你心外”即是說花不可能獨立於人心之外，自行地成為人的知覺係統中的意向性的存在。一切能成為意識活動對象的事物，都以意識活動結構及攝取能力的存在為前提。
    
    
    問：根據您的分析，可見簡單的唯心與唯物的歸類，的確存在機械貼標簽的危險，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和警惕。我們知道，王陽明大部分精力都在提倡良知學說，他是怎樣開展以良知為依據的教化工作的呢？人如何才能在自然與社會中為自己準確定位，從而最大化地實現生命的價值？
    
    
    答：王陽明一生都在講學，講學既是他的思想建構活動的過程，也是他的生命實踐活動的具體展開，代表了文化傳承發展的一種方式。現在我們有必要特別倡導人才強國，中國未來的發展應當是立體全麵的，但最終目的仍是人本身的全麵發展和全麵完善。全麵發展即意味著重理性、好知識、有德行、愛智慧的生命價值的完整實現，也可說是人的全部生命才情和潛能多方麵的落實。王陽明對人的教育是活潑而對機的。一次一個小偷被抓住，大家對他講了許多人要有良知的大道理，小偷始終不懂。王陽明要他外褲內褲一起脫掉，小偷不好意思，王陽明便大聲告訴他：“這就是你的良知。”小偷當下就有感悟。我們幾千年的教育都強調因材施教，不僅要重視技術教育，知識教育，更要關心生命教育，性情教育。必須著眼於人生行為的全麵塑造，人性潛能的全麵開發，人格素質的全麵完善，最重要的是智慧的主動性追求，而不是知識的被動性攝取。現在的教育隻關心技術性人才的培養，卻忽視了最為根本的人格教育，人不僅成了沒有精神的專業技術人員，而且導致了社會公共精神和公共價值的極度匱乏，需要盡快扭轉教育方向，尋找一種更加人性化的辦學模式。不是將人看成機械的知識接受物，而是看成具有豐富內心世界的活潑生命體。我們需要人才強國，但如果學校隻重視知識教育，強化技術教育，缺乏性情教育，忽視心智教育，便會導致智商很高，情商很低，人才不能德與才兼備的情況，最終則會造成各種社會問題，影響國家的未來發展。教育的發展方向不僅是要培養“專家”，更重要的是要培養“賢士”。“專家”隻能代表社會前進的技術方向，“賢士”則能代表社會發展的價值方向。“賢士”既在知識學上廣博而深刻，也在精神價值上自由而開闊，是專注於個人感興趣的知性探求事業，同時又為國家社會主動奉獻自我的典範。中國傳統文化的長處是重視人性的自我了解，強調必須提高人的生命境界，關心人格教育和性情教育，內部的主觀世界和外部的客觀世界良性互動，二者都應朝著有利於人的生存狀態的方向發展和完善。智慧生命和德行生命應該合為一體，“自由之思想”與“獨立之精神”必須打倂為一片，才能構成人的完整性合理存在狀態，出現真正具有公共精神的自由知識分子。
    
    
    不少現代科學家小時候和自然接觸，很早就獲得了秩序感和對稱感，大有裨於他們後來的人生態度和科學發明。人應該思考怎麽展示和實現自己的天性，改造或化除自己的習性，作到既改造外部客觀世界，也改造內部主觀世界。自然是人的靈泉，人是自然的鏡子。人應當出於自然的天性自覺地求善，而非服從於外部的權威被動地為善。儒家一貫強調仁道就是生道，便體察出道德之源不能脫離宇宙生化之源。所以人要以靜觀的方式隨時沉思自然，沉思自然即意味著沉思自己最本質的生命。善觀天地人我萬物的“生意”，也就是領悟自己的“仁性”。良知的最高境界不是道德，而是超道德的自然——自然地知是知非，自然地好善惡惡——既是內心人性的光明顯現，又是外部秩序建構的依據，但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惡，又超越於是與非，超越於善與惡。良知永遠都意味著最原初、最真實的存在狀態。道家之所以強調“道法自然”，就是看到了自然境界中的和諧才是最高的和諧。人天然就有追求崇高與美德的傾向，但卻必須經過實踐界的各種磨難才能完成。一牽涉到實踐界就顯得極為複雜，各種善與惡的力量總是吊詭式地交錯纏繞，隨時都有可能以墮落的取向僭越崇高的取向，所以王陽明特別強調“世上磨練”的功夫，更看重在實踐界自由踐行生命價值和美德的人生發展方向。這就是“內聖”與“外王”相輔相成合理健康發展的兩個維度，它們共同構成了人生與社會進步完善的最大張力。王陽明後學務內遺外，隻管我們的人格精神，不管我們的外部世界，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弊病。正確的方法是內部的主觀世界和外部的客觀世界雙管齊下地共同改造，才能最大化地實現人生與社會全麵進步發展的目的。借用《大學》的話來說，就是內部心性要“明明德”，外部社會要“親民”，二者的終極歸趣都不能不是“止於至善”。
    
     
    
    五、了解自己即意味著創造自己
    
    
    
    問：誠如您所說，無論個人與社會，都應該以“止於至善”為終級目標。這牽涉主觀與客觀兩方麵的問題，複雜的程度或許超過我們的想象。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積極調動傳統的資源，充分地發揮人的主體性精神自由。這是蘊含在您的話語脈絡中的看法，是否可以這樣說呢？
    
    
    答：我個人認為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兩方麵的傳統資源都很重要。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僅要深入了解自己及其身處的世界究竟如何，而且更應該追問自己及其身處的世界應當如何。因此，積極地調動我們固有的教育資源和文化資源來提高中國人的精神素質，提升國家民族的軟實力，不能不是未來現代化事業的一大重要任務。過去我們是禮儀之邦，表現出高度的文明成就。我想隻有繼續保持禮儀之邦的美稱，才能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反之則有可能喪失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國家民族與個人一樣，都應作到富而好禮——既強大富庶又充滿禮義文明精神。一國的文明禮義習慣的養成，需要通過各種有意識的自覺行為的訓練來加以強化。文明成就是千百年來中國人自覺行為的結果，世界上決沒有離開人的行為的文明成就。文明習慣的養成需要調動各方麵的資源來有意識地展開訓練，教育作為其中的一環則不能不擔負起自己的倫理責任。它必須增強人的人文素養，提高人的精神品性，維護人的存在尊嚴，疏通人的心性自由。心靈鍛煉或精神哲學應該成為未來的第一哲學。我們需要一種精神哲學與社會秩序合為一體的偉大文明新成就。
    
    
    問：現在提倡建構和諧社會，心學的思想資源是否也能發揮作用？或者說中國的傳統學術，能直接提供和諧化的思想資源嗎？麵對未來越來越繁複化的世界，我們應該怎樣從自我做起？達致最高形態的和諧，需要經過各種複雜的運動，作為一種價值理想，我們怎樣才能把握好時機？
    
    
    答：中國哲學一貫認為，好壞、禍福、是非、對錯都可以相互依存和轉化，又總是以動態、矛盾的方式上升為更高層次的既對立又和諧的統一體，與西方靜態的鬥爭辯證法不同，這是一種動態的和諧辯證法。黑格爾曾輕視中國語言文字，認為不適合用來表達思辯性的哲理。他自以為德語才能冥契道妙，能以相反的兩種意趣融含於一字之中。錢鍾書先生列舉了大量的例證加以駁斥，認為黑格爾發論雖高，卻是無知而掉以輕心。如《周易》之“易”字，便一名而內含三義：易簡、變易、不易。類似的例證尚有很多，都可見中國語言文字最適合於思辯，不僅能一字蘊含相反相成的多義，而且能直接將人引入微妙大道。
    
    
    從根本上說，人必須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就是創造自己。創造自己必須以認識自己為前提，認識自己也需要以創造自己為目的。王陽明的心學正好代表了中國文化認識並創造自己的一個努力方向，是一種高度精神化的價值哲學。和諧辯證法與鬥爭辯證法的不同，也從一個側麵表現了東西方哲學的巨大差異。在中國人看來，和諧的最高存在狀態就是《易經》所說的“太和”。“致中和”才能出現“天地位，萬物育”的整體性和諧狀態，具體分析，也可說是人自我身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它們都得通過以陰陽為符號表征的辯證法運動過程才能達致，是包含了無限分殊的多種多樣的差異性的整體統一平衡狀態。老子說：“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這就是天道的損有餘而補不足，代表了正反相合的秩序化過程。社會秩序作為宇宙整體秩序的一部分，當然也要努力從低級的和諧向高級的和諧邁進，不斷地將多種多樣的對立或相反的兩方，包容到自己更高層次的和諧統一狀態之中。這便是“理一分殊”的道理，需要依據“時中”的智慧來善加把握。所謂“理一”，是強調一切存在都不能不在最本真的根源處具有同一性，承認人人都有理性和良知，看到人人都有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無限可能性；“分殊”則是正視萬事萬物現實存在的差距性，警惕絕對普遍的平等可能導致的社會平庸，明了現實世界隻有少數特立獨行之士能夠成聖成賢。更明白地說，人人在本體論意義上都可以成為堯舜，並不等於現實生活中人人都成了堯舜。聖賢與凡庸的區別決定了人類永遠都有“教（化）”與“被教（化）者”。“理一”並不妨礙“分殊”，“分殊”則必須根植於“理一”，既要看到事物產生必有的形上根源的原始同一性，又要承認事物顯像難免的生存形態的差異包容性。至於“時中”智慧之所以特別重要，則說明智慧總是與中道結伴而行，不能不以時機化的方式來彰顯，在變化的流程中獲得時間與空間的機運和主動。
    
    
    問：和諧辯證法的深意的確值得我們反複三思，大有必要將其運用到社會生活的實踐中去。最後想問的是，良知教作為一種精神道德哲學，它對現代人究竟有何重要意義？
    
    
    答：動態的和諧辯證法重視循序漸進的變革，不讚成一時衝動的激進化革命。我們能以跨越式的發展，來避免西方曾經走過的彎路。但跨越仍必須是繼承意義上的跨越，有連續性線索可尋的跨越，不能是橫空出世的跨越，更非抽刀斷流式的跨越。這絕對不能依靠野蠻的叢林鬥爭原則，而隻能靠和諧辯證法才能實現。
    
    
    良知教育的長期缺位，使我們遺忘了自身的精神文明教育傳統，喪失了精神修煉和生命磨試的自我能力，封閉了領悟神聖啟示的自由呼吸的思想空間和心靈空間。從根本上說，王陽明心學不僅是永恒的話題，同時也是必須永遠聆聽和交流的對象。因為人永遠要麵對自己，認識自己，提升自己，創造自己，實現自己。人不但應該學會怎樣生活，而且更應該思考為什麽生活。人類的精神永遠不能墮落，自我了解永遠需要深入。智慧不能不與人類的高尚精神結伴而行，仁、智、、勇三德交互輝映才能成就真正的人格。熟悉一流思想家的精神修煉方法，可以更好地喚醒我們自身的高貴氣質和超越品性；了解自然與社會的複雜運作麵相，也能積極地激活我們的求知興趣與心智能力。隻有徹底地深入自己的心靈世界，才能徹底地了解和把握自己。這就是老子所說：“自勝者強，自知者明。”人的幸福決非外部虛榮的表麵化滿足，而是自我靈性生命的真實獲得。不是王陽明重要，不是王陽明的心學重要，而是我們需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即意味著把握自己，把握自己則意味著創造自己。就像我們需要通過了解外部世界來更好地呈現自己的內心世界一樣，我們也需要通過反觀自己的內心來更好地把握外部世界。在確保主導價值得以安立，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形成一個有主次之分的立體多元的社會張力結構的前提下，真正將多元化的精神教育落實為第一義的教育，實際便是視精神生活為人生理當契入的最高意義的生活。如果說文化的力量在於幫助人更好地發展，那麽教育的根本原則就在於幫助人日趨於完善。
    
     
    
    （原載《閱江學刊》2010年第六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