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父親(qin) 和我

作者：張泰蘇（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雅理讀書(shu) 」2022年12月30日

和家父最後一次深入談話是在2022年5月13號的晚上。我當時剛剛結束兩(liang) 周多的入境隔離，從(cong) 福州飛回北京，而父親(qin) 也尚有一定精力。談話內(nei) 容主要集中在對於(yu) 靈魂與(yu) 個(ge) 體(ti) 意識的認知問題上，也有一些關(guan) 於(yu) 個(ge) 人宗教信仰的交流。之前的幾個(ge) 月裏，父親(qin) 時時有些焦慮，但到了這天晚上，他似乎已經看開了。幾十年來對於(yu) 儒學的探索在此時終於(yu) 起到了決(jue) 定性的精神影響，幫助他找到了某種安寧，某種坦然。談話的最後，我對他說：“爸，無論如何，你這輩子過得真的很圓滿。”他點了點頭，露出了一點微笑，就像之前的幾十年裏，每次聊天聊得比較高興(xing) 時那樣。

可能是這一晚的談話消耗了父親(qin) 太多的體(ti) 力，從(cong) 第二天起，他的身體(ti) 機能就開始急劇衰退。直到去世的那一刻，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發自內(nei) 心的笑容。所幸他的精神狀態始終平靜，尤其是在臨(lin) 終前的幾小時裏，甚至有些安詳。

在更加遙遠的記憶裏，父親(qin) 的人生軌跡絕非一帆風順，但無論生活如何困難，他始終能保持一點樂(le) 在其中的自在。在美國讀博士期間（1986年到1992年之間），他有著大部分常見於(yu) 八九十年代留學生群體(ti) 中的焦慮與(yu) 迷茫。回國以後的頭幾年裏，入職所帶來的寫(xie) 作壓力、人事壓力也會(hui) 讓家中的氣氛比較沉悶。這種壓抑感直到世紀末那一兩(liang) 年裏才隨著父親(qin) 的升職與(yu) 北京大學的學術體(ti) 製改革而漸漸消散。那時，他已經五十歲了。

這樣往往簡單、偶爾焦灼的生活卻自有其韻味。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yu) 父親(qin) ：他對於(yu) 哲學的熱愛自然是一以貫之的，不經意間流露出來的思維興(xing) 奮對於(yu) 青少年時期的我也一直是頗有感染力的。他第一次和我解釋“緣在”這個(ge) 概念時的悠然神往、第一次“發現”呂斯布魯克的神秘主義(yi) 哲學之後的欣喜、對於(yu) 在德國黑森林裏漫步的某種執念——這些都令我記憶猶新。回國之後，這些都和他對儒釋道的尊崇產(chan) 生了各種各樣的化學作用，極大地豐(feng) 富了我們(men) 一家人的精神世界。九十年代中期，他帶著我跑遍了北京周圍的各類文化舊址，母親(qin) 也偶爾參與(yu) 。當他從(cong) 神秘體(ti) 驗的角度給我講解祈年殿裏的祭祀活動時，父親(qin) 的眼中是有光的。

但父親(qin) 又並不是一個(ge) 完全生活在學術探索裏的人。他對於(yu) 日常生活裏的點點滴滴有著超乎尋常的熱情、甚至熱愛。他對太極拳與(yu) 爬山的鍾愛是在學界廣為(wei) 人知的，但他的同事們(men) 恐怕很少看到他喜愛逛早市、逛廟會(hui) 、自己蒸饅頭、觀鳥、認植物、看球賽、沉迷於(yu) 金庸小說的一麵。無論是自然的還是社會(hui) 的，父親(qin) 都會(hui) 時常將自己沉浸其中，反複體(ti) 驗著一些我一直不太能理解的快樂(le) 。即使工作上的事情再繁忙，他也依然會(hui) 偷得半日閑，放縱一下自己更感性，更煙火氣的一麵，因為(wei) 他真的很享受它。

當他偶爾鼓動我也參與(yu) 這些的時候，我卻興(xing) 趣不深。即使在青少年時期，抽象的文字、概念、思路所帶給我的愉悅遠遠超出具體(ti) 的日常生活。每年三周的寒假，父親(qin) 在寫(xie) 作之餘(yu) 一定會(hui) 拉著我跑幾趟白雲(yun) 觀、地壇之類的地方，但這些廟會(hui) 之旅對他是實實在在的放鬆，對我卻更像是一場半強迫的社會(hui) 觀察。

事後想起來，這種生活態度差異的背後，或許是一些更深層的思維差異。現象學對於(yu) 父親(qin) 並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思維方法或是哲學理論，而是一種自內(nei) 而外的生活方式。他極其執著地相信“感悟”與(yu) “感觸”才是通向真理之路，而對於(yu) 更加結構化的純理性思維始終有些芥蒂。因此，他選擇了現象學而不是分析哲學，尊崇孔孟而不喜宋明理學。但這樣以全方位的感悟為(wei) 中心的哲學方法是不可能停留在紙麵上的，也不可能停留在學術思維層麵。它必須以具體(ti) 的生活體(ti) 驗為(wei) 基礎，否則就隻剩下了對結構理性的一些批判。父親(qin) 大概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真正的現象學學者，其內(nei) 心必須是向這個(ge) 世界開放的，接納它的千姿百態，從(cong) 中提煉某些超越式感悟，由此更接近事情的本源。這種方法和父親(qin) 的天性簡直一拍即合。現象學是最適合他的學術方法，他恐怕也是最適合研究現象學的哲人。

這倒不是說父親(qin) 拒絕理性，而是說他會(hui) 格外強調純粹理性的不足之處。大概從(cong) 我高二時開始，他就一直和我反複強調這一點，不厭其煩地提醒我不要陷入對於(yu) 理性的盲信之中。這是我們(men) 之間最深、最久的一場爭(zheng) 論，前後持續了二十幾年。同樣是閱讀斯賓諾莎、洛克、或者康德，父親(qin) 看到的是理性思維的局限以及非理性信仰的必要，我看到的卻是如何用理性思維去規劃非理性的信仰跳躍。同樣是討論托馬斯.庫恩，我會(hui) 看到從(cong) 範式到範式的螺旋式上升，而父親(qin) 看到的是科學思維的先天不足。

最近的一次辯論發生在2020年年初。我那時已入職耶魯法學院數年，父母都已徹底退休，有時間來美國看望孫女孫子。疫情尚未爆發之前，我邀請了幾位研究法哲學的同事來家中做客。這些同事無一例外是分析哲學出身，在席間自然和父親(qin) 有好一番爭(zheng) 論，雙方都頗為(wei) 盡興(xing) 。客人走後，父親(qin) 卻帶著一臉玩味的表情問我：“你們(men) 這些理性主義(yi) 者是不是內(nei) 心深處都有點悲觀？”

我當時愣了愣，隔了好一陣才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對於(yu) 任何個(ge) 體(ti) 而言，理性認知自然有其極限，且必須基於(yu) 對“外部世界可認知”的信仰之上——這個(ge) 信仰本身是不可被證明或證偽(wei) 的。再堅定的社會(hui) 科學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既然如此，我們(men) 執著於(yu) 理性的目的何在？一般來說有兩(liang) 點：其一是對其他認知方法更加強烈的不信任，其二是對於(yu) 群體(ti) 性學術交流的需求。個(ge) 體(ti) 認識世界的方法或許不止理性這一條途徑，但人與(yu) 人之間的溝通似乎隻有通過理性才能做到準確無誤。每個(ge) 人的感性認知必然各有不同，但理性可以是共同的。如果學術必然是個(ge) 群體(ti) 性工程，那它就必須以理性為(wei) 基礎媒介。

父親(qin) 所謂的“悲觀”指的就是上述這兩(liang) 種思路。無論哪一種，都既包含了對自身感性的不自信，也包含了對他人理解能力的不信任。大多數理性主義(yi) 者其實是不相信任何個(ge) 體(ti) 能夠真正掌握外部真實的。個(ge) 體(ti) 理性本身是個(ge) 殘缺的工具，但其他的認知方法又更加不可靠。於(yu) 是，我們(men) 隻能將希望寄托於(yu) 群體(ti) 認知，同時又拒絕承認感性交流的準確性。於(yu) 是，我們(men) 不得不更加依賴理性表達所能帶來的那一點頗為(wei) 有限的清明。

相比之下，父親(qin) 自始至終都更加樂(le) 觀，不論是對自己還是對他人。他發自內(nei) 心地相信，如能將感性認知（尤其是“神秘體(ti) 驗”）與(yu) 學術理性相結合，即便是單一的個(ge) 體(ti) 也能在特定的契機下直麵本源。他同時相信人與(yu) 人之間的有效思維溝通不隻有理性對話這一種，相信別人能夠更直觀地理解他的感悟。當我們(men) 小心翼翼地用理性武裝、保護自己時，父親(qin) 的內(nei) 心卻能向這個(ge) 世界直接開放。我們(men) 所懼怕的思維“雜質”，在他看來恰恰是最鮮活的哲學素材。

或許也是因為(wei) 這個(ge) 原因，父親(qin) 的生活態度更多是過程式的而非結果式的。這一點在我們(men) 一起爬山或旅遊的時候尤其比較明顯。我記憶最清晰的，大概是2001年五月份在長白山的經曆。當時我已經辦好所有出國讀本科所需要的手續，於(yu) 是決(jue) 定利用高考前的旅遊淡季出一趟遠門。從(cong) 北京先獨身一人到通遼，看看母親(qin) 文革期間插隊的地方，替她拜訪一下當年的鄉(xiang) 親(qin) 們(men) ，再向東(dong) 行，在長春和父親(qin) 匯合，最後一起去爬長白山。

五月份的長白山頗有些春寒料峭。我們(men) 一早到達旅館，先上天池，在那裏遊玩半日後下到半山附近，尋找一處旅館老板極力推薦的瀑布。由於(yu) 確實是旅遊淡季，周圍很快就沒有人聲，隻餘(yu) 鳥語。在茂密的原始次生林裏走了大約一個(ge) 半小時後，我和父親(qin) 麵麵相覷，不得不地意識到：我們(men) 迷路了。

我立刻就焦慮了起來，開始四處尋找方向。背包裏的指南針大概是個(ge) 劣質品，調整了半天也穩定不下來。長白山的樹林不比北京周邊那些比較熟悉的灌木林，萬(wan) 木參天，林蔭密布，腳下雖然有路，但暗影重重之中實在看不出它通往何方。我們(men) 亂(luan) 轉了半個(ge) 小時之後，父親(qin) 忽然叫停，然後往道旁的草叢(cong) 中走去。我略有些迷惑，隻得跟著他。

幾分鍾之後，我們(men) 來到了一片林間空地之中，其寬不過四五米，應該是某棵大樹倒下後清出來的。父親(qin) 在樹樁旁邊坐下，讓我抬頭看。午後的陽光懶懶灑下，天空藍得不太真實，偶爾間雜著一兩(liang) 縷輕雲(yun) 。山風吹過，林梢處飄來零零散散的楊絮，在陽光照射下幾近透明。本來焦躁的心情忽然平靜了下來。我打開隨身的水瓶，冰涼的山泉水從(cong) 喉間流過，於(yu) 是整個(ge) 人有了精神，準備再次出發。

父親(qin) 卻不急著走，悠然看著天空，仿佛已經找到了令他滿足的盛景。聽我催促，他反而勸我坐下來，然後給我講起了海德格爾的所謂“林間空地”比喻（lichtung）：在噪雜紛亂(luan) 的人群中，偶爾會(hui) 有一閃而過的空闊境界，如能抓住它，就能夠在一刹那間直麵更加本源的存在，仿佛在黑暗的森林深處忽然找到了一片充滿陽光的空地。和柏拉圖的“山洞喻”不同，這種醍醐灌頂的契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即便到來了，也無法長期維持。“既然我們(men) 已經找了一片林間空地，那我們(men) 就應該為(wei) 此欣喜。何必急著離開？”他問道。

十八歲的我對此感觸不多，心中還惦念著那個(ge) 尚未出現的瀑布——那才是我們(men) 預設的目的地，如果不能找到，豈不是失去了此行的意義(yi) ？然而那天運氣不濟，直到我們(men) 因日頭西落而不得不尋路下山之前，瀑布始終沒有出現。我因此有些沮喪(sang) ，父親(qin) 卻安慰我說，旅遊的目的不一定在於(yu) 找到既定目標，而在於(yu) 旅途中的體(ti) 驗。林間那一片空地，那一刹那的天光雲(yun) 影，這些已經足以讓此行不虛了。

我和父親(qin) 在一起爬了幾十年的山。我們(men) 的腳步遍布京郊和東(dong) 三省，也確實完成了父親(qin) 在德國西南部的黑森林裏徜徉的心願——雖然我不知道他是否從(cong) 中得到了和海德格爾同樣深邃的哲學啟發。再後來，父親(qin) 來美國看我時，全家曾一起登上過新英格蘭(lan) 的最高峰，我的兩(liang) 個(ge) 孩子一路抱怨不停，主要還是靠爺爺不停地給他們(men) 打氣。對於(yu) 我來說，這些雖然是彌足珍貴的記憶，但裏麵也略有遺憾：即便如今步入中年，我依然沒法像父親(qin) 那樣全身心地享受爬山的每一步過程。性格使然，我的目的性或許過於(yu) 鮮明，對於(yu) “到達”的欲望或許過於(yu) 強烈，於(yu) 是總會(hui) 忽略沿途的風景。父親(qin) 則不然：每一處“林間空地”、每一叢(cong) 他不能辨識的野花、每一聲回蕩林間的鳥鳴都足以讓他欣喜且流連。我繼承了他對於(yu) 爬山的熱愛，卻一直學不會(hui) 他且行且看且感悟的心境。

父親(qin) 當然不是沒有試圖教過我，但天生的思維差異真是很難逾越的鴻溝。他天然地喜歡那些更古拙，更具有神秘色彩的思想，我卻天然地希望能用清晰的結構性邏輯把它們(men) 拆解、重組，而這在父親(qin) 眼中依然是“悲觀”的體(ti) 現。他對於(yu) “孝”的理解是直觀的、現象的，而我隻能用一套一套的社會(hui) 學、經濟學、政治學、乃至心理學理論去解讀這種概念的行為(wei) 意義(yi) 。我或許有我自己的信仰飛躍與(yu) “身外”體(ti) 驗——尤其是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但我隻能通過理性的濾鏡去尋找它們(men) 、分析它們(men) 。我的宗教體(ti) 驗和我的爬山心態一樣，有一些擺脫不掉的目的性，因而無法完全“忘我”。父親(qin) 和神秘之間的關(guan) 聯卻似乎直接且順暢得多，不經意間就能走到某一處林間空地裏，迎來全新的感悟、全新的哲思。

這些年來，我偶爾也會(hui) 反思自己到底是怎麽(me) 走上了一條和父親(qin) 截然不同的學術道路的。更年輕一些時，我會(hui) 覺得這是一種叛逆，是子女努力將自己和父母區分開來的必然過程。這樣想當然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本科時，明明我的哲學背景尚可而社科曆史背景相對薄弱，但我義(yi) 無反顧地選擇了曆史專(zhuan) 業(ye) ，為(wei) 此還頗吃了一些苦頭。若說這裏麵沒有些刻意和父親(qin) “劃清界限”的心態，我自己是不信的。我堅持把數學作為(wei) 第二本科專(zhuan) 業(ye) 讀完，也未嚐沒有一點和父親(qin) 較勁的心態。但如今再看，這些恐怕都是次要的。真正起決(jue) 定性因素的，還是個(ge) 人的天賦。非不願，而不能也。

在理性層麵上，我當然並不覺得自己如今選擇的這條研究路線是錯的，也在這許多年裏充滿自信地和父親(qin) 辯論了許許多多輪，有時甚至覺得自己能占到上風。然而夜深人靜時，我往往無法忽視內(nei) 心深處的那一點悵惘：對於(yu) 父親(qin) 那樣生動隨性的思維方式，我其實是非常羨慕的——雖然我自己做不到。

所以，在父親(qin) 臨(lin) 終前，我對他說“你這輩子過得圓滿”時，我想到的並不是他的學術著作、或是他修身齊家的成果，而是他一以貫之的生活境界。誠然，父親(qin) 的人生在其他這些維度上也頗為(wei) 圓滿：他有上佳的學術著作，有社會(hui) 影響力，有極其得意的眾(zhong) 多門生。他對愛人、對家庭從(cong) 一而終，子孫似乎也能繼承家風。在立德、立功、立言層麵上，他都有建樹。然而這些都不是我為(wei) 他的人生感到欣慰的真正原因。我真正欣慰的是，他能夠將自己的感性天賦與(yu) 學術天賦如此自然地結合在一起，能夠在七十三年的旅途中——曆經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改革開放、海外留學、最終歸根燕園從(cong) 而找到“吾心安處”——不停地邂逅那些無比鮮活的生命體(ti) 驗，將它們(men) 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對於(yu) 哲理的追求之中。

對於(yu) 我，甚至對於(yu) 絕大多數學者來說，生活是生活，學術工作是學術工作。後者可以壓過前者，但始終和它是分開的。但對於(yu) 父親(qin) 來說，生活本身就是哲學，哲學也無時無刻不融於(yu) 生活之中。這樣的人生天然就是精彩的，也從(cong) 始至終都是圓滿的。

我們(men) 這些有儒家信仰的人到底還是相信死後有靈的，也相信親(qin) 人始終會(hui) 以某種方式和自己同在。三年喪(sang) 期之後，逢年過節時，我想我會(hui) 舉(ju) 杯遙祝，祝父親(qin) 的在天之靈能在我感知不到的某個(ge) 維度裏遇到另一種更加真實的“林間空地”。我相信他一定能聽到，也相信他一定會(hui) 的。

2022年12月28日

於(yu) 耶魯大學法學院斯特林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