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寧宗嫡孫承重”說與(yu) 慶元黨(dang) 禁的走向

作者：王宇

來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22年第3期

摘要：根據朱熹的建議，宋寧宗以“嫡孫承重”形式為(wei) 祖父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但這導致寧宗在即位後的27個(ge) 月內(nei) 不能舉(ju) 行各種吉禮，不能“全享萬(wan) 乘之尊”。韓侂胄及其黨(dang) 羽則力主寧宗不應該“嫡孫承重”，幫助寧宗提前結束了三年之喪(sang) ；當憲聖太皇太後吳氏駕崩時，韓氏又篡改了其真實的諱日，保證計劃中的寧宗第一次南郊之禮照常舉(ju) 行，也在客觀上避免了寧宗以嫡曾孫身份服第二個(ge) 三年之喪(sang) 。這些舉(ju) 措獲得了寧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學士大夫對寧宗的影響力，使韓侂胄集團得以通過慶元黨(dang) 禁擊敗道學士大夫，決(jue) 定了寧宗朝前期的政局發展之走向。朱熹創造性地應用“嫡孫承重”理論，反映了他對漢唐經學的精深造詣和拳拳服膺，而通過經學研究介入重大政治決(jue) 策，也呈現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獨特氣象。
關(guan) 鍵詞：

朱熹; 宋寧宗; 宋孝宗; 慶元黨(dang) 禁; 禮製; 道學; 

作者簡介：王宇，男，浙江省社會(hui) 科學院浙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學博士，主要從(cong) 事宋明思想史和浙學研究

慶元黨(dang) 禁是南宋中期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曆史事件，現有研究探討韓侂胄長期專(zhuan) 權的機製，已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果【1】。但是追本溯源，寧宗到底基於(yu) 何種考慮而信任韓侂胄13年之久，並且默許韓氏將趙汝愚驅逐出權力中樞，至今沒有較為(wei) 令人信服的答案。

誠然，正如有論者指出韓侂胄是與(yu) 皇室關(guan) 係密切的外戚，係寧宗皇後韓氏曾叔祖，這種親(qin) 屬關(guan) 係使得寧宗信賴韓侂胄【2】[1]109。但是，現有研究也指出，韓侂胄雖為(wei) 憲聖太皇太後吳氏之甥，但吳氏及其侄子吳琚、吳璹在慶元黨(dang) 禁問題上與(yu) 韓侂胄觀點並不一致，而是主張調停[2]152-154；且慶元二年（1196）吳氏駕崩時，韓侂胄匿喪(sang) 不發，篡改諱日，反映出他與(yu) 吳氏的親(qin) 情相當淡薄。《宋史·韓同卿傳(chuan) 》稱，韓同卿貴為(wei) 後父，卻遠離現實政治，“每懼滿盈，不敢幹政”[3]8656。直到他去世後，外界才知道他與(yu) 韓侂胄的親(qin) 屬關(guan) 係。史料中也未見韓皇後本人與(yu) 韓侂胄互動的記錄【3】。而道學集團的領袖趙汝愚是寧宗同姓之親(qin) ，陳傅良、彭龜年等人又是寧宗潛邸舊人。若論紹熙內(nei) 禪定策之功，這場政變中趙汝愚集團與(yu) 韓侂胄本是同謀關(guan) 係，何以唯獨韓侂胄能取得寧宗的長期信任呢？

本文認為(wei) ，道學集團要求寧宗為(wei) 孝宗“嫡孫承重”的問題一直沒有引起學界應有的重視。由朱熹倡議，道學集團要求寧宗“嫡孫承重”，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這一禮製安排的本質是要求寧宗“以孝宗為(wei) 法，以太上為(wei) 鑒”，論證寧宗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是其祖父孝宗。朝廷於(yu) 紹熙五年（1194）十一月采納了這一建議，導致寧宗即位三年內(nei) 諸多重要典禮不能舉(ju) 行，而且在客觀上貶低了太上皇光宗。韓侂胄反其道而行之，打破了“嫡孫承重”的枷鎖，獲得了寧宗的持久信任。因此，“嫡孫承重”的禮製安排深刻影響了寧宗即位三年內(nei) 道學集團與(yu) 韓侂胄集團的政治鬥爭(zheng) ，也是理解兩(liang) 派力量何以此消彼長、寧宗何以長期信任韓侂胄的一把鑰匙。

一、寧宗為(wei) 孝宗“嫡孫承重”說的醞釀和定型

所謂“嫡孫承重”，一般指祖父去世時，父為(wei) 嫡長子而已先卒，父之嫡長子（祖之嫡長孫）為(wei) 祖父服斬衰三年。朱熹在《乞討論喪(sang) 服劄子·書(shu) 奏稿後》中這樣敘述“嫡孫承重”的來曆：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wei) 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chuan) 雲(yun) “父沒而為(wei) 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雲(yun) “祖父沒而為(wei) 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4]686

這裏的《五服年月格》是北宋以來通行的服製法令，神宗熙寧八年（1075）閏四月，李清臣曾如此解釋這條規定：“究尋《禮令》之意，明是嫡子先死而祖亡，以嫡孫承重則體(ti) 先庶叔，不係諸叔存亡，其嫡孫自當服三年之服，而眾(zhong) 子亦服為(wei) 父之服。”4[5]1538[6]6496強調無論嫡長子以外的庶子是否健在，嫡長孫都應該為(wei) 祖父服三年之喪(sang) 。寧宗朝頒布的《慶元條法事類》將“嫡孫為(wei) 祖”的服製定為(wei) “斬衰加服”，並注明“謂承重者”[7]824，完全祖述了《五服年月格》。

朱熹所稱《小記》即《禮記·喪(sang) 服小記》，其中記載：“祖父卒，而後為(wei) 祖母後者三年。”[8]3238此謂祖母在祖父之後去世，嫡孫為(wei) 祖母服齊衰三年。至於(yu) 祖父死、父先卒、嫡孫為(wei) 祖父服斬衰三年，《禮記》《儀(yi) 禮》都沒有正麵規定。而唐孔穎達《禮記正義(yi) 》解釋為(wei) ：“此一經論嫡孫承重之服。嫡孫無父，既為(wei) 祖三年矣，今祖母又死，又終三年之製；蓋祖在而喪(sang) 祖母，如父在而為(wei) 母期也。子死則孫為(wei) 後，故以為(wei) 後者言之。”[8]3238後世對“嫡孫承重”的理解都是由此引申而來。可見，“嫡孫承重”的前提條件是“無父”，嫡長孫之父先於(yu) 祖父去世。此後，“嫡孫承重”成為(wei) 禮法，曆代相沿不替。

朱熹所謂“父沒而為(wei) 祖後者服斬”，見《儀(yi) 禮·喪(sang) 服》“為(wei) 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服期）”條：“傳(chuan) 曰：何以期也？從(cong) 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wei) 祖後者服斬。”[9]2400鄭玄注稱：

此為(wei) 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sang) 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ti) ，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wei) 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yu) 曾祖。[9]2400

本條注文是解釋群臣跟從(cong) “今君”為(wei) 去世的“君之父、君之祖”服不杖期的情形。鄭玄認為(wei) ，應該區分“始封之君”和“繼體(ti) 之君”兩(liang) 種情形，如果“今君”是“始封之君”，則“今君”的父親(qin) 、祖父不可能是諸侯；如果是“繼體(ti) 之君”，“今君”的父親(qin) 、祖父是諸侯的嫡長子，但由於(yu) “廢疾”未能即位。無論是哪一種情形，父親(qin) 、祖父去世時，“今君”都為(wei) 其服斬，群臣“從(cong) 服”不杖期。接著，鄭玄針對“傳(chuan) 曰”中“父卒，然後為(wei) 祖後者服斬”一句加以解釋：“今君”之父是有資格即位的嫡長孫，未能即位而卒，則“今君”為(wei) 父服斬，群臣隻需要不杖期。到此為(wei) 止，鄭玄所討論的都是“今君”之父先於(yu) 祖父去世，“今君”為(wei) 祖父“嫡孫承重”的情形；或“今君”之父、祖父先於(yu) 曾祖父去世，“今君”為(wei) 曾祖父“嫡孫承重”的情形【5】。然而，唐賈公彥在接下去的疏文中又引用了一段鄭玄的《鄭誌》，討論了“嫡孫承重”的一種特殊情形。在《鄭誌》中，鄭玄弟子趙商【6】提問：

趙商問：“己為(wei) 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sang) 事，而為(wei) 其祖服，製度之宜、年月之斷雲(yun) 何？”答雲(yun) ：“父卒為(wei) 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為(wei) 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為(wei) 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複無主，斬、杖之宜，主喪(sang) 之製，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sang) ，皆斬衰，無期。”[9]2400

趙商的問題是，祖父去世，嫡子（今君之父）“不任國政”，因健康原因不能執喪(sang) ，作為(wei) “今君”的嫡孫因父健在不能“承重”，隻能為(wei) 祖父服期，然而事實上就無人為(wei) 祖父服三年斬衰，導致“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複無主”的尷尬局麵。鄭玄回答，天子與(yu) 天子、諸侯與(yu) 諸侯之間，隻能服斬；嫡孫既已繼承天子（諸侯）之位，就應該為(wei) （曾任天子或諸侯之位的）祖父服斬，不能服期。鄭玄此說不見於(yu) 《儀(yi) 禮》經文和《儀(yi) 禮》鄭玄注，但賈公彥在引用了這段《鄭誌》後補充指出，“彼《誌》與(yu) 此注相兼乃具也”，指出《鄭誌》這段話與(yu) 鄭玄注是一個(ge) 有機整體(ti) ，不可分割。朱熹在《乞討論喪(sang) 服劄子·書(shu) 奏稿後》中引用此段疏文時也說：“《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yu) 後人。”[4]687似乎說明除了賈公彥，此種“嫡孫承重”的特殊形式沒有引起曆代禮家的注意【7】。原因可能是，趙商描述的王位繼承關(guan) 係甚為(wei) 罕見：祖父以諸侯身份去世時，父親(qin) 已是諸侯，可見祖父去世時的身份相當於(yu) 後世“太上皇”；祖父去世時，“今君”也已即位，則當時其父親(qin) 也正居“太上皇”之位。自秦朝正式建立皇帝製度以來，隻有南宋連續三朝（孝宗、光宗、寧宗）出現了皇帝與(yu) 太上皇並存的情形，但高宗、光宗駕崩時，嫡子孝宗、寧宗相應躬親(qin) 執喪(sang) ，並無“不任國政”的“廢疾”情形；唯獨孝宗駕崩時，光宗舉(ju) 止失常，出現了趙商所問的特殊情況。故朱熹在《答黃商伯》信中稱趙商所問“分明是畫出今日事”【8】[10]2127。

紹熙五年六月初九，孝宗駕崩，光宗拒絕到重華宮主持喪(sang) 事，下詔稱“於(yu) 禁中成服”。而在以孝宗名義(yi) 發布的《遺誥》中說：“皇帝成服，三日聽政，喪(sang) 紀以日易月。”[5]1369根據“以日易月”的規定，第27天（相當於(yu) 第27個(ge) 月）行禫祭之禮，故定於(yu) 七月初五舉(ju) 行禫祭。從(cong) 駕崩之日到禫祭，群臣為(wei) 大行皇帝服“方喪(sang) 之服”。“方喪(sang) ”指天子駕崩，臣民為(wei) 天子所服喪(sang) 服。《禮記·檀弓》雲(yun)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yang) 有方，服勤至死，方喪(sang) 三年。”鄭玄注：“方喪(sang) ，資於(yu) 事父，凡此以義(yi) 為(wei) 製。”[8]2759群臣比照子為(wei) 父之例，為(wei) 大行皇帝服斬衰27日。關(guan) 於(yu) “方喪(sang) 之服”的規製，紹熙五年六月九日，禮部侍郎許及之等言：“檢照《禮書(shu) 》，斬衰用負版、辟領……並以布為(wei) 之。所有今來皇帝並皇孫及應文武官五品以上，並職事官監察禦史以上，內(nei) 客省、宣政、昭宣使、知門事及入內(nei) 都知押班，其所服皆合用負版、辟領、衰，乞令所屬依上件禮製造施行。”[5]1370此時皇子嘉王趙擴未受禪，所謂“皇孫”就是指他。七月五日，在憲聖皇太後吳氏的主持下，趙汝愚等群臣發動政變，光宗禪讓皇位於(yu) 皇子趙擴，是為(wei) 寧宗，光宗成為(wei) 太上皇。即位當日，寧宗以衰絰的“方喪(sang) 之服”率領百官於(yu) 重華宮主持了禫祭，至此，方喪(sang) 之服結束。此後的服製安排，據六月十一日（孝宗駕崩後第三天）禮部奏：“禫除日，皇帝釋黲，常服。文武百官有係金玉帶及佩魚者，並易以黑帶，仍去魚。”[5]1371此處所稱“皇帝”還是光宗，“黲”指淺黑色涼衫。可是，光宗在禪讓詔書(shu) 中已聲稱：“雖喪(sang) 紀自行於(yu) 宮中，而禮文難示於(yu) 天下。”[11]138即於(yu) 禁中服三年斬衰，至於(yu) 真實情形如何，則無人知道。嘉王趙擴（後來的寧宗）則為(wei) 祖服不杖期，服“漆紗淺黃之服”，袁說友在《皇帝登位六事狀》中說：“今陛下之於(yu) 壽皇，則孫為(wei) 祖服，亦當行周期之製。”[12]298因為(wei) 嫡長子光宗健在，嫡長孫趙擴隻需為(wei) 孝宗服期。

但是，光宗患有心疾且拒絕主持孝宗喪(sang) 事，禫祭後根本不可能在禁中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如果寧宗仍隻服不杖期的話，則事實上無人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這正符合趙商所質疑的“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複無主”的極端情況。目睹孝宗身後如此淒涼，部分士大夫遂主張寧宗應引用“嫡孫承重”之例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

紹熙五年十月十八日，朱熹奏《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建議寧宗考慮到“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慕在新”，不要接受瑞慶節（寧宗生日）賀表，並且“三年之內(nei) ，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4]677。這一建議已默認寧宗應為(wei) 孝宗服喪(sang) 三年。同年十月十九日（丙午），朝廷接受朱熹建議，詔不受瑞慶節賀表[3]717[13]48。閏十月六日【9】，朱熹奏上《乞討論喪(sang) 服劄子》，正式提出了光宗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的理據：

臣聞三年之喪(sang)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yu) 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敕令，子為(wei) 父、嫡孫承重為(wei) 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wei) 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sang) ，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sang) ，義(yi) 當然也。[4]685

朱熹這裏雖然號稱引用《禮經》《敕令》，但未指出《禮經》《敕令》的具體(ti) 條文，而隻是含糊地說光宗“不能襲位以執喪(sang) ”，實則光宗不但健在，且“襲位”五年之久。接著朱熹讚揚了孝宗為(wei) 高宗服三年之喪(sang) ，“易月之外，猶執通喪(sang) ，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最後，朱熹指出孝宗駕崩時光宗所頒《遺誥》對此語焉不詳，已是失策，現在補救的辦法是寧宗以“嫡孫承重”為(wei) 祖父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

而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sang) 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sang) 。而一時倉(cang) 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複留，已行之禮舉(ju) 而複墜。[4]685

此前默認寧宗以嫡孫身份為(wei) 祖父孝宗服期，故用漆紗淺黃之服【10】，而非喪(sang) 主的“布衣布冠”，已為(wei) 失禮，應加改正。朱熹認為(wei) 禫祭之後，寧宗應該“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sang) ”；於(yu) 孝宗梓宮發引之日，寧宗應以“初喪(sang) 之服”主持儀(yi) 式：“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複用初喪(sang) 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4]686“初喪(sang) 之服”指“斬衰服”，是子為(wei) 父、嫡孫承重為(wei) 祖之服，表明寧宗作為(wei) 喪(sang) 主的身份。雖然這個(ge) “初喪(sang) 之服”的服色形製與(yu) “方喪(sang) 之服”一模一樣，但朱熹絕不認可寧宗所服“衰服”的禮製意義(yi) 是“方喪(sang) 之服”的延續。紹熙五年底，朱熹在《答黃商伯》一信中稱：“但今日不可謂之方喪(sang) ，則禮律甚明，不可誣耳。”[10]2127接著又引用了《儀(yi) 禮喪(sang) 服傳(chuan) 》賈公彥疏所引的那一段《鄭誌》。不過在朝之時，朱熹尚未引用這一權威的經典依據。

紹熙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朱熹被罷去侍講之職，於(yu) 十一月二十日回到武夷山[14]卷下，1194，到家後他才在《儀(yi) 禮注疏·喪(sang) 服》賈公彥疏中找到這一段《鄭誌》，為(wei) 此撰寫(xie) 了《書(shu) 奏稿後》：

至“為(wei) 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誌》，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sang) 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yu) 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yu) 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jue) 斷。不可直謂古經定製，一字不可增損也。[4]686-687

“父在”，即光宗健在；寧宗繼承皇位，是“承國於(yu) 祖”。父親(qin) 又因廢疾不能躬親(qin) 執喪(sang) ，故寧宗應該承重，為(wei) 孝宗服三年斬衰。朱熹對未能將此一理據寫(xie) 入《乞討論喪(sang) 服劄子》十分遺憾：“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yi) 禮疏》，說得甚詳，正與(yu) 近日之事一般，乃知書(shu) 多看不辦。”[15]2200他還說：“當時若寫(xie) 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zheng) ！此亦講學不熟之咎。”[15]2660他在《答黃商伯》信中提及這段《鄭誌》，指出“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又叮囑對方千萬(wan) 保密[10]2127。此後，朱熹仍關(guan) 心寧宗的服製問題，函詢友人：“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徙宮、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16]4862“徙宮”指寧宗返回南內(nei) 入住新建的福寧殿（十一月十九日完成），“祧廟”當指孝宗升祔太廟（十二月十八日完成）並祧去僖祖、順祖、翼祖、宣祖四祖【11】，“改服”就是指寧宗“嫡孫承重”之服。

雖然朱熹已經離朝，其《乞討論喪(sang) 服劄子》仍奉旨交群臣討論。十一月十一日孝宗梓宮啟攢：“皇帝服初喪(sang) 之服，行祭奠之禮。”十五日，孝宗靈駕發引，行啟奠、祖奠、遣奠之禮：“皇帝服衰服，至禦幄即座；侍衛之官，各服初喪(sang) 之服。”[5]1382-1383皆如朱熹所議。十一月二十四日（辛亥），寧宗下詔申明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三年之喪(sang) ，古有彝製。朕勉承為(wei) 後，寅紹邦圖，仰孝宗之家法具存，宜渺躬惟古道是複，以盡厚終之義(yi) ，以昭尊祖之誠。朕當遵用三年之製，其令禮官條具典禮以聞。”【12】[17]2423其中“勉承為(wei) 後”，《續編兩(liang) 朝綱目備要》和《宋史全文》作“勉承慈訓”[13]53[17]2436，意為(wei) 根據祖父孝宗或父親(qin) 光宗的旨意即位；而“為(wei) 後”的措辭與(yu) 《儀(yi) 禮·喪(sang) 服》“父卒然後為(wei) 祖後者服斬”的“為(wei) 後”一語直接聯係起來。既然遵循孝宗為(wei) 高宗服三年之喪(sang) 的家法，此後就按照孝宗的成規，禦延和殿時服大祥之服（素布軟腳折上巾、白布袍、黑銀帶），宮中則服布衣布衫，過宮（指重華宮）則衰絰而杖【13】。但此詔書(shu) 未見“嫡孫承重”一語，也回避了光宗廢疾不任喪(sang) 事一節，這為(wei) 後來韓黨(dang) 翻案留下了運作空間。

從(cong) 學術層麵看，朱熹高度重視鄭玄提出的“父在、為(wei) 祖父承重”這一特例，由於(yu) 其適用對象是“天子諸侯”，朱熹所編《家禮》卷四《喪(sang) 禮·成服》在定義(yi) “嫡孫承重”時，仍遵循一般理解的“父先卒”的情形：“其加服（指斬衰三年），則嫡孫父卒為(wei) 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18]909但在策劃編寫(xie) 《禮書(shu) 》（即後來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時已經考慮吸收鄭玄此說，他在《答餘(yu) 正甫》中說：“某昨謂《禮經》闕略，不無待於(yu) 後人，不可謂古經定製，一字不可增損。……但謂今所編《禮書(shu) 》內(nei) 有古經而直廢傳(chuan) 注耳。如‘子為(wei) 父’下，便合附以‘嫡孫為(wei) 祖後，及諸侯父有廢疾’之類。”【14】[19]3075-3076朱熹強調鄭玄注、賈公彥疏的權威性極高，可補《禮經》之缺。最終由朱熹弟子黃榦、楊複所編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卷八《喪(sang) 禮六》列出“補服有五”，其中有：“有見《注疏》者，天子諸侯父在為(wei) 祖斬衰，無期。”[20]1725又雲(yun) ：“又按《不杖期章》：為(wei) 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雲(yun) ：天子諸侯父在為(wei) 祖，皆斬衰無期。又雲(yun) ：為(wei) 曾祖後者服斬。”[20]1725即指寧宗“嫡孫承重”的情形。朱熹曾於(yu) 慶元五年（1199）審閱過黃榦所編《喪(sang) 禮》《祭禮》的長編，《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此項內(nei) 容當是據其意見增入的【15】。在《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卷一六《五服古今沿革》“三年之喪(sang) ”條下，黃榦又詳細摘錄了朱熹論寧宗“嫡孫承重”的相關(guan) 論述（包括《乞討論喪(sang) 服劄子》《書(shu) 奏稿後》《答黃商伯》和《朱子語類》中的相關(guan) 問答）[21]2164-2166。此後，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16】[22]571-572、《宋史·禮二十五·凶禮一》[3]2863都摘錄了朱熹關(guan) 於(yu) 寧宗“嫡孫承重”的意見，及寧宗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的始末。清人黃以周認為(wei) 朱熹對此條《鄭誌》理解準確，適用得當：“朱子於(yu) 宋孝宗之喪(sang) ，得《鄭誌》此條，亦深服鄭君。……然朱子謂‘天子之喪(sang) 有服必斬’，據宋事，祖若父為(wei) 天子者言，與(yu) 《鄭誌》尚合。”[23]326

二、“久駐北內(nei) ”與(yu) “還駕南內(nei) ”之爭(zheng)

寧宗於(yu) 紹熙五年七月四日在北內(nei) 重華宮孝宗靈柩前即位後，即滯留此地。八月初三（辛卯），寧宗第一次在重華宮便殿聽政[3]716。十月，下詔於(yu) 南內(nei) 修福寧殿[3]717。直到十一月十九日（丙午），才從(cong) 重華宮返回南內(nei) ，入住新落成的福寧殿。袁說友《論災祥奏》稱：“臣側(ce) 聞已降指揮，責以限日修整南內(nei) 。陛下急欲還禦正朝，密侍慈極……”[24]3982從(cong) 此奏可見，寧宗對滯留北內(nei) 重華宮已不耐煩，而道學士大夫卻呼籲寧宗久駐北內(nei) ，二者形成了認識上的錯位。

（一）寧宗滯留北內(nei) 的隱患

關(guan) 於(yu) 寧宗滯留北內(nei) 的隱患，劉光祖上奏《論不居行宮而臨(lin) 大內(nei) 當常存憂畏之心疏》，做了三點分析：

臣竊意聖心亦有三說：即位相將半載，而五日一朝之禮未得一麵親(qin) 顏，今而咫尺宮闈，勢必得見，一也。行宮內(nei) 外淺隘，周廬僥(jiao) 道無所設，供奉百司無所處，九重如寄，二也。況廣內(nei) 未還，則名體(ti) 不正，名體(ti) 不正，則疑議妄生，疑議妄生，則敵人窺伺，三也。[24]172

劉氏的分析是，第一，返回南內(nei) 有助於(yu) 修複寧宗與(yu) 太上皇的關(guan) 係。光宗被迫禪讓後始終不願接受寧宗的朝見，最早是在紹熙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庚辰），寧宗到光宗所居泰安宮（即福寧殿）朝見，據樓鑰《寶謨閣待製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忠肅彭公神道碑》描述：“至則寢門閉矣，拜表牋而退。”[25]8未能見麵。直到慶元五年八月辛巳，寧宗才見到太上皇光宗，行重明節上壽之禮【17】。如果寧宗早日返回南內(nei) ，可以就近朝見太上皇，修複父子關(guan) 係。不過，由於(yu) 太上皇不願意搬出作為(wei) 皇帝寢宮的福寧殿，寧宗隻得將福寧殿改名為(wei) 泰安宮（後改名壽康宮），作為(wei) 光宗的寢宮，並在南內(nei) 擇地新建福寧殿【18】；即便寧宗馬上返駕南內(nei) ，也麵臨(lin) 無宮可住的尷尬局麵。

第二，北內(nei) 規製簡陋，導致諸多不便。百官上朝行禮很不方便，衛士隨從(cong) 也缺乏住宿房舍。即便是朱熹，也在《經筵留身麵陳四事劄子》中承認，如果決(jue) 定定居北內(nei) ，需要在其中擴建宮殿，“而以其工料（按：指原計劃在南內(nei) 新建福寧殿的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yu) 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逼仄暴露之苦”[4]681。否則，北內(nei) 無法承擔皇帝日常居住、臨(lin) 朝聽政的基本功能。

第三，常駐北內(nei) 導致“名體(ti) 不正”，或者用朱熹的話說，寧宗即位後未能“全享萬(wan) 乘之尊”。寧宗既不能入住南內(nei) 的皇帝寢宮福寧殿，又不能禦正殿聽政，還需定期回南內(nei) 朝見太上皇。種種皇權的象征都受到了損害，使寧宗政權的合法性蒙上了一層陰影。劉光祖表示理解寧宗返駕南內(nei) 的迫切心情。

（二）部分道學士大夫認為(wei) 寧宗不必急於(yu) 移禦南內(nei)

但是，在另一部分士大夫看來，北內(nei) 與(yu) 南內(nei) 象征著兩(liang) 條對立的政治路線：北內(nei) 代表了高宗、孝宗一係的正統性，象征南宋開基立業(ye) 的正確政治路線，是寧宗政權的正當性來源；而南內(nei) 居住的太上皇光宗則代表了一條失敗、錯亂(luan) 的政治路線，應當成為(wei) 寧宗的前車之鑒。在南內(nei) 與(yu) 北內(nei) 之間，寧宗何去何從(cong) ，直接關(guan) 係到“以孝宗為(wei) 法，以太上為(wei) 鑒”的政治抉擇，將最終決(jue) 定寧宗政權的未來走向。於(yu) 是在寧宗滯留北內(nei) 時，群臣中出現了寧宗不必搬回南內(nei) ，而常駐北內(nei) 重華宮的主張。

袁說友在《論災祥奏》中稱：“今若於(yu) 發引之前，急還大內(nei) ，則是三月侍喪(sang) ，一朝遽舍，追念皇祖，情若未安。況壽康今已安處倦勤，而陛下又數行問安之禮。若且留喪(sang) 側(ce) ，以俟發引，然後還內(nei) ，情既可安，事亦為(wei) 順。”[24]3982袁氏認為(wei) 寧宗對太上皇禮數周全，不需急於(yu) 返回南內(nei) ；對孝宗應恪盡孝道，於(yu) 靈柩發引之後再移駕返回南內(nei) 。

吳獵也主張應該在孝宗靈柩發引之後移禦。魏了翁在《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吳公行狀》中引用了吳獵奏疏片段：

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為(wei) 高宗服三年之喪(sang) ，壽康屬疾，以是付之陛下，萬(wan) 一輕棄喪(sang) 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太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所馮(feng) 恃，一旦舍之以去，不知兩(liang) 宮何以為(wei) 懷？[26]6

吳獵認為(wei) 寧宗首要關(guan) 注的是停靈於(yu) 重華宮的孝宗靈柩（“喪(sang) 次”），而非父親(qin) 光宗；寧宗如返回南內(nei) ，將無以安慰住在重華宮的曾祖母憲聖太皇太後（高宗皇後）、祖母壽成太皇太後（孝宗皇後）。

彭龜年則在紹熙五年閏十月《論車駕移禦南內(nei) 於(yu) 義(yi) 不安者二於(yu) 國不安者一奏》中激烈地主張，在整個(ge) 三年之喪(sang) 內(nei) 寧宗都應該常駐重華宮：

陛下前日臨(lin) 踐大寶，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政以重華無喪(sang) 主也。今發引有期，而陛下遽有即安南內(nei) 之意，異時攢宮既畢，虞主既遷，幾筵之奉，誰複主之？陛下謂朔望之奠，乘輿必出，足以安此心乎？陛下若以此為(wei) 孝，未足以慰天下之望也。壽皇聖帝忍棄天下，而不忍委三年之喪(sang) 而不服，斯足以為(wei) 孝矣。故臣謂陛下不終喪(sang) 不可以移禦，不然於(yu) 義(yi) 不安者一也。[27]817

“紹熙內(nei) 禪”的直接動因就是孝宗喪(sang) 事無人主持，故寧宗政權的正當性來源乃是祖父孝宗，因此“不終喪(sang) 不可以移禦”。彭龜年還提醒寧宗，返回南內(nei) 固然方便就近向太上皇問安，卻輕忽祖父孝宗，“然為(wei) 父母而舍其祖，於(yu) 義(yi) 安乎！古人但雲(yun) 父為(wei) 祖屈，不聞祖為(wei) 父屈。陛下既承大統，則當以祖為(wei) 重”。彭龜年還說：“向日太上皇之於(yu) 重華，天下之心誰怨誰懟，今日陛下之於(yu) 父母，天下之心誰疑誰惑，陛下亦嚐知之否耶？既知之，豈得而違之！”[27]817彭氏認為(wei) ，光宗在禪讓前不過宮見太上皇孝宗、禪讓後又不接受寧宗朝見，二事情節雖異，過錯則全在光宗。《宋史·彭龜年傳(chuan) 》還記載彭氏認為(wei) 北內(nei) 雖然規製狹窄，但寧宗正可以此占據道義(yi) 的製高點：“古人披荊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宮，豈為(wei) 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3]11997

朱熹則主張寧宗終喪(sang) 以後不必返回南內(nei) ，而永遠居住於(yu) 重華宮。紹熙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經筵後，他留身奏《經筵留身麵陳四事劄子》，要求停止南內(nei) 新修福寧殿工程，將工料轉移到北內(nei) ，在慈福宮、重華宮兩(liang) 者之間的空地上重建簡陋的寢宮，在重華宮門外建設供衛士住宿的住房，長期定居。慈福宮為(wei) 憲聖太皇太後、壽成太上皇後婆媳二人所居，重華宮是孝宗生前所居，現為(wei) 孝宗靈柩停靈之所，在二者之間建立寢宮當然有強烈的象征意義(yi) ，這樣做的意義(yi) 是：“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nei) 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幾筵之奉，而盡兩(liang) 宮晨昏之禮。”[4]681何況，如果寧宗在南內(nei) 大興(xing) 土木重建福寧宮，會(hui) 更深地刺激光宗：“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jun) 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4]680不但如此，朱熹還在《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中希望寧宗在方方麵麵都深自貶抑，以期感動光宗：

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嚐有位之時……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wan) 乘之尊，專(zhuan) 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qin) 心，然後浚發德音，痛自克責，嚴(yan) 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yu) 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仰伏寢門，怨慕號泣……[4]667

寧宗即位後，應處處表示絕不“以位為(wei) 樂(le) ”，“自處常如前日未嚐有位之時”。無論覲見的請求遭到光宗怎樣的拒絕，都應該鍥而不舍，反複請求，以示誠意。然而，這樣自我貶抑的姿態客觀上必然會(hui) 妨礙寧宗“全享乎萬(wan) 乘之尊”。這給韓侂胄集團留下了可乘之機。

（三）韓侂胄集團促成寧宗移禦南內(nei)

麵對久居北內(nei) 的呼聲，韓侂胄反其道而行之，極力主張寧宗作為(wei) 皇帝應“全享萬(wan) 乘之尊”。針對朱熹“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yu) 無一日而不一至焉”的勸諫，韓侂胄曾諷刺道：“陛下千乘萬(wan) 騎，而熹乃欲令一日一朝，豈非迂闊？”[13]51隻要寧宗久居北內(nei) ，其朝見南內(nei) 的光宗就會(hui) 麵臨(lin) 很大困難。據李心傳(chuan) 《道命錄》卷七上《晦庵先生罷職待製仍舊宮觀誥詞》按語，寧宗曾對大臣說“（朱熹）所言多不可用”[28]65，這裏可能包括了朱熹希望他久駐北內(nei) 的要求。

在南內(nei) 盡快新建福寧殿，是實現還駕的第一要務。朱熹在前引《經筵留身麵陳四事》中指明幕後推動新建福寧殿的力量：“抑亦左右近習(xi) 倡為(wei) 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也？”[4]697所謂“左右近習(xi) ”自然是韓侂胄。魏了翁在《吳獵行狀》中寫(xie) 道：“是時上趣修大內(nei) ，韓侂胄已從(cong) 中用事，黜陟賞刑，率托之禦筆，君子小人之勢將不兩(liang) 立。”[26]6點名韓侂胄是此一工程的積極推動者。

最終，孝宗靈柩於(yu) 紹熙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自重華宮發引[5]1383。十九日（丙午），寧宗自重華宮返駕南內(nei) ，入住新福寧殿[3]717。二十八日，孝宗梓宮權攢於(yu) 紹興(xing) 的永阜陵。虞主返回重華宮，寧宗按照禮製定期前往重華宮主祭、行禮[5]1386。

雖然這一結果令部分士大夫的期望落空，但如果與(yu) 當年孝宗為(wei) 高宗服喪(sang) 相比，寧宗已恪盡喪(sang) 主的義(yi) 務。因為(wei)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八日高宗趙構駕崩後，孝宗在德壽宮幾筵前服喪(sang) ，同月二十一日即返駕南內(nei) ，在北內(nei) 最多隻居留了13天[22]549。此後常駐南內(nei) ，五日一詣德壽宮，服喪(sang) 期間不禦正殿【19】。相比之下，寧宗自七月五日在重華宮柩前即位後，竟在北內(nei) 連續居住了4個(ge) 多月，時間遠遠超過了孝宗。

一方麵，寧宗滯留北內(nei) 存在重大隱患和現實困難，另一方麵寧宗居留北內(nei) 時間已超過了孝宗，這樣一來，韓侂胄集團積極推動新建福寧殿，促成其早日返駕南內(nei) ，不能不說有一定的合理性，加之“全享萬(wan) 乘之尊”對寧宗也有極大的吸引力，韓侂胄此舉(ju) 自然贏得了寧宗的信任，而道學集團則在這個(ge) 問題上大大失分了。

三、慶元二年親(qin) 享太廟與(yu) “三年之喪(sang) ”的提前終止

寧宗以“嫡孫承重”的身份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喪(sang) 期實際持續27個(ge) 月，在此期間，象征新皇登基的各種象征性禮儀(yi) （主要是嘉禮、吉禮）不得不取消或降格。其中，皇帝時享太廟、景靈宮在宗廟祭禮中最為(wei) 重要【20】。馬端臨(lin) 指出：“然告祭之事，亦有大於(yu) 祀天者，如即位而告廟。”[29]3047但大多數皇帝初即位時，尚在大行皇帝三年喪(sang) 期之內(nei) ，往往不能親(qin) 享太廟，“自鹹平以來，人主有三年之喪(sang) ，則罷廟祭”[22]67-68。真宗以後各帝都因此不能親(qin) 自祭太廟、景靈宮。可是，南宋連續出現了兩(liang) 個(ge) 太上皇，新皇即位後不需服三年之喪(sang) 。然而，同樣是通過禪讓即位，麵臨(lin) 的禮製難題卻各不相同。馬端臨(lin) 指出：“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qin) 受內(nei) 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sang) 三年不祭之說為(wei) 拘，不複舉(ju) 行。然自以日易月之製既定，諒之禮廢久矣，何獨於(yu) 嗣位告祭一事，以為(wei) 不可行乎？”[29]3047寧宗困於(yu) “嫡孫承重”，不能像孝宗、光宗一樣在即位的三年內(nei) 親(qin) 享太廟。李心傳(chuan) 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當喪(sang) 罷祭廟》中說：“紹熙五年明堂，孝宗未卒哭，時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享太廟，而上獨祀明堂。”[22]68祭祀明堂在紹熙五年九月十四日（辛未），朝享景靈宮在十二日（己巳），享太廟在十三日（庚午）【21】。假如寧宗不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則景靈宮、太廟兩(liang) 處都可親(qin) 自行禮。寧宗因禪讓得位卻遲遲不能親(qin) 享宮、廟的反常情形令人矚目。紹熙五年閏十月，浙東(dong) 提舉(ju) 李大性上奏，敦促寧宗早日舉(ju) 行即位告廟之禮：

竊觀紹興(xing) 七年侍從(cong) 台諫禮官，詳定明堂典禮，其大略雲(yun) 居喪(sang) 皆得見宗廟，近者合宮展祀，陛下止詣明堂殿。然臣之愚竊謂與(yu) 淳熙十五年事體(ti) 不同，又況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三越月，未嚐一至宗廟行禮，鑾輿屢出過太廟門不入，揆之人情，似為(wei) 闕典。乞與(yu) 二三大臣議之，早行擇日恭謝太廟，少見祗肅宗廟之意。[5]919

李大性所謂“淳熙十五年事體(ti) ”，是指那一年禮官建議孝宗舉(ju) 行親(qin) 享太廟之禮，但孝宗以尚在高宗三年之喪(sang) 內(nei) 為(wei) 由拒絕了[5]919-920。至於(yu) “事體(ti) 不同”，是指當年高宗與(yu) 孝宗是父子關(guan) 係，而現在孝宗嫡長子光宗健在，嫡孫寧宗自然可以親(qin) 享太廟。李大性可能還不知道朱熹已於(yu) 當月初九奏請寧宗適用“嫡孫承重”之禮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此時朝廷也尚未下詔確認此事。最後，寧宗詔：“遵用三年之製，其朝謁太廟，委有妨礙。”[5]919拒絕了親(qin) 享太廟之請。

此後，吏部員外郎李謙也上議，請求於(yu) 來年即慶元元年（1195）正月親(qin) 享太廟。李謙奏議較長，其要點是：“三年不祭”之說出自《禮記·王製》，後世儒者並不完全認同；根據前朝故事，太甲、西漢呂後、唐代宗、唐德宗、唐敬宗、唐武宗等，都是即位元年正月親(qin) 享太廟；最後，他認為(wei) ：“以曆代之事而求其當，其惟逾年正月告廟乎？”[5]919-220因即位當年不改元，所謂“逾年正月”實為(wei) 即位第二年正月。寧宗命禮部、太常寺討論奏聞，討論結果是：“乞俟皇帝從(cong) 吉日討論典禮施行。”[5]920寧宗從(cong) 之。如此，必須等到慶元二年九月一日滿27個(ge) 月後才能告廟。李謙此奏時間在紹熙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孝宗梓宮發引之前【22】。李大性、李謙並非韓黨(dang) 人士【23】，也沒有質疑寧宗“嫡孫承重”的身份和斬衰服，但都對寧宗“名體(ti) 不正”、不能“全享萬(wan) 乘之尊”表示了關(guan) 切。

到了慶元元年，韓黨(dang) 與(yu) 道學集團的政治鬥爭(zheng) 白熱化，本年二月，趙汝愚罷相，道學士大夫群起抗爭(zheng) ，雙方反複較量的結果是，本年十一月趙汝愚責授寧遠軍(jun)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韓黨(dang) 大勝。但在兩(liang) 軍(jun) 對壘、勝負未分時，整個(ge) 慶元元年無人提起寧宗應何時親(qin) 享太廟。至慶元二年三月，禮部、太常寺奏稱，七月一日為(wei) 大祥，“更服禫兩(liang) 月，至九月一日從(cong) 吉”[5]1385-1386。至九月一日，已滿27個(ge) 月，寧宗可以改服吉服。寧宗表示：“但欲禮製全盡，不較此兩(liang) 月。”[5]1386堅持完成三年之喪(sang) 。然而，監察禦史胡紘奏稱，紹熙五年十一月所定“嫡孫承重”服製不妥，寧宗隻需為(wei) 孝宗服期：

伏睹已降禦筆指揮，遵行三年之製。是時太上感疾，未能執喪(sang) ，故陛下下此明詔，欲以安海內(nei) ，示夷狄也。今孫為(wei) 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liang) 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複，於(yu) 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sang) 有二孤也。往時權臣當國，不有太上，故禮官造為(wei) 不經之說，以濟其不軌之謀。自古孫為(wei) 祖服，何嚐有此禮製？今陛下詎可不為(wei) 親(qin) 屈，以為(wei) 之差別乎？謂宜二十五月而釋服。六月九日釋服之後，用王肅祥、禫共月之義(yi) ，且仿古未逾月纖冠之意，服常服色之淺淡者終月，至七月一日純吉服。自餘(yu) 一切如常服之舊。太上皇帝宜禫而釋服，至九月一日純吉。庶無二孤之嫌，又合祥禫共月之製。乞下侍從(cong) 、台諫、給舍集議。【24】[5]1386

雖未點名，但胡紘全麵批判了朱熹的“嫡孫承重”服製方案，認為(wei) 紹熙五年十一月所頒“嫡孫承重”詔，是因為(wei) 太上皇光宗疾病在身，不能躬親(qin) 執喪(sang) ，本是臨(lin) 時變通的權製；此後太上皇身體(ti) 康複，已在禁中自行27個(ge) 月之重服（三年之喪(sang) ），寧宗就應恢複“孫為(wei) 祖服期”，持服12個(ge) 月。“權臣”（指趙汝愚）為(wei) 了貶抑太上皇光宗，發明了寧宗“嫡孫承重”的方案，導致出現“喪(sang) 有二孤”（一個(ge) 死者同時有兩(liang) 個(ge) 喪(sang) 主）。胡紘質問：“自古孫為(wei) 祖服，何嚐有此禮製？”應於(yu) 本年七月一日釋服從(cong) 吉。而即便如此，寧宗也已經持服25個(ge) 月，遠超“孫為(wei) 祖服期”的12個(ge) 月了。至於(yu) 太上皇則照27個(ge) 月繼續持服，至九月一日釋服從(cong) 吉。寧宗於(yu) 二十一日（辛醜(chou) ）命令朝臣討論胡氏此奏【25】。於(yu) 是，吏部尚書(shu) 葉翥等議道：

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ti) 違豫，宮中行三年之喪(sang) 。皇帝受禪，止宜仿古方喪(sang) 之服以為(wei) 服。昨來有司失於(yu) 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是允當，欲從(cong) 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禦正殿饗祖廟，以全權製屈伸之義(yi) ，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13]69-70

葉翥明確地說，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受禪之日舉(ju) 行禫祭時寧宗所服“素服”，並非“嫡孫承重”之服，而是“方喪(sang) 之服”。胡紘認為(wei) ，“方喪(sang) 之服”結束之後，寧宗隻需以“漆紗淺黃之服”，服紀為(wei) “不杖期”，現在寧宗所服“布衣布冠”是一種過分延長、毫無禮法依據的“方喪(sang) 之服”。葉翥此奏中最要緊的一句話是“（慶元二年）七月一日皇帝禦正殿、饗祖廟”。如盡快中止寧宗三年之喪(sang) ，皇帝不但可以恢複正殿視朝，而且可以舉(ju) 行即位兩(liang) 年之久尚為(wei) 闕典的親(qin) 享祖廟。《宋史·胡紘傳(chuan) 》雲(yun) ：“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cong) 台諫給舍集議釋服。於(yu) 是徙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qin) 饗太廟。”[3]12024提前結束三年之服的動因是盡快實現親(qin) 享太廟。慶元二年四月庚戌，寧宗詔：

集議到禫製事，嚐宣諭宰執，雖合禮經，然於(yu) 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後月過慈福宮，更當取太皇太後聖旨。至是過宮奏知，麵奉聖旨，以臣所議既合禮經，況太上皇帝聖躬雖未全康愈，宮中亦自行三年之製，宜從(cong) 所議。朕既承慈訓，敢不遵依？議狀付外施行。

詔書(shu) 肯定禮官之議符合經典，且又請示了太皇太後吳氏，後者認為(wei) 光宗“聖躬雖未全康愈，宮中亦自行三年之製”，也認可了禮官所議。最後以寧宗遵從(cong) 太皇太後旨意的形式，提前結束了三年之喪(sang) 。慶元二年六月初一，禮部太常寺言：“勘會(hui) 已降指揮，六月九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從(cong) 吉服。”[5]1393六月九日大祥，皇帝行祥祭之禮[5]1393。七月初六（癸未），寧宗親(qin) 享太廟[3]721；十月初三（戊申），禦大慶殿（正殿）[17]2451。

得知寧宗“嫡孫承重”服製遭到破壞後，朱熹表示了憤慨。他在《答李季章》一信中，先是讚揚了鄭玄等漢儒的學術造詣：“因讀此書(shu) （指《儀(yi) 禮注》），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yu) 世教者不小。”接著引用這段《鄭誌》：“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yu) 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yu) 賈《疏》，其義(yi) 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dang) 亦未之講，而憸佞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歎也。”【26】[4]1709所謂“憸佞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應當是指韓侂胄、胡紘、葉翥等人提前解除了寧宗“嫡孫承重”服製。

四、太皇太後吳氏喪(sang) 期和服製問題

慶元二年完成禦正殿、享祖廟兩(liang) 件大事後，寧宗即位以來的第一次南郊（“初郊”）自然就提上了日程，慶元三年（1197）正月元旦，朝廷下詔定於(yu) 本年十一月初五（甲辰，本月庚子朔）舉(ju) 行南郊之禮【27】。然而，到了十一月，太皇太後吳氏突然駕崩，為(wei) 寧宗的初郊蒙上了一層陰影。這是因為(wei) ，寧宗必然要為(wei) 曾祖母服喪(sang) ，而南郊前必須親(qin) 享宮、廟，假如喪(sang) 服在身，皇帝能否親(qin) 享是個(ge) 疑難問題。在南宋，高宗紹興(xing) 七年（1137）南郊恰逢徽宗之喪(sang) 、紹興(xing) 三十一年（1161）南郊恰逢欽宗之喪(sang) ，都有禮官建議高宗不要親(qin) 享宮、廟，雖經群臣討論最終決(jue) 定親(qin) 享，卻也說明此事是存在爭(zheng) 議的【28】。

然而，關(guan) 於(yu) 太皇太後吳氏駕崩的準確日期，史料記載各有不同：《宋會(hui) 要輯稿》稱其崩於(yu) 十一月六日[5]1514，《宋史·光宗紀》等史料則稱其崩於(yu) 初二（辛醜(chou) ）【29】，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稱其崩於(yu) 初一[22]36-37。產(chan) 生分歧的原因是韓侂胄篡改了吳氏駕崩日期。韓氏伏誅後，劉光祖揭露了這一罪行，《宋史·劉光祖傳(chuan) 》載：

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後諱日。先是，後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禋期迫，或謂侂胄曰：“上親(qin) 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huo) ，奈何已之？”侂胄入其言，五日祀圜丘，六日始宣《遺誥》。於(yu) 是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ye) ，侂胄敢視之如卑喪(sang) ，遷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謝祖宗，改從(cong) 本日。”從(cong) 之。[3]12101

據此，韓侂胄為(wei) 了讓南郊之禮順利舉(ju) 行，不惜篡改吳氏駕崩的日期，匿喪(sang) 不發；直到十一月五日寧宗完成南郊之禮之後，才於(yu) 六日對外宣布《遺誥》。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憲聖慈烈吳皇後》也說：“十一月庚子，後崩於(yu) 慈福宮。後四日郊禋禮成，宣遺誥：‘皇帝服齊衰五月。’上特出手詔，服喪(sang) 期年。”【30】[22]36《宋會(hui) 要輯稿》雖將駕崩、宣遺誥之日記為(wei) 十一月六日，但破綻也十分明顯，因為(wei) 下一條記載雲(yun) ：“（十一月）七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帝已降指揮服期。”[5]1515如果吳氏駕崩於(yu) 十一月六日，當天發布的《遺誥》是大臣們(men) 起草、經寧宗批準的，竟於(yu) 第二天（七日）便改為(wei) 服期，朝廷大典不應草率如是。合理的推測是，《遺誥》起草於(yu) 吳氏的真實駕崩日期（十一月初一），等到五天後正式對外發布時，發覺皇帝所服齊衰五月太輕，遂改為(wei) 服期。《遺誥》中還稱：“太上皇帝疾未痊愈，宜於(yu) 宮中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喪(sang) 祭以日易月，成服三日聽政。”[5]1514如果於(yu) 十一月初一當天宣《遺誥》，那麽(me) 以日易月，寧宗將為(wei) 吳氏服喪(sang) 五日，預定於(yu) 十一月初五舉(ju) 行的南郊恰好在喪(sang) 期之內(nei) ，斷不能如期舉(ju) 行，韓氏索性將其推遲到初六發喪(sang) 。故韓侂胄篡改吳氏諱日、匿喪(sang) 不發之事確鑿無疑。

需要注意的是，吳氏駕崩不僅(jin) 可能影響寧宗初郊，還有可能讓寧宗重新套上“嫡孫承重”的枷鎖。吳氏嫡子孝宗先卒，嫡孫光宗健在，故《遺誥》要求光宗以嫡孫承重，服齊衰三年，寧宗作為(wei) 吳氏曾孫，齊衰五月是其正服。可是，如果寧宗“嫡孫承重”身份未在上一年解除的話，那麽(me) 為(wei) 吳氏服齊衰三年的喪(sang) 主就不是“廢疾”的嫡孫光宗，而是嫡曾孫寧宗了。此間的代位關(guan) 係，慶元四年（1198）九月頒布的《慶元條法事類》有明確規定：

諸嫡子死，無兄弟，則嫡孫承重。……並通三年而除。嫡孫為(wei) 祖母及為(wei) 曾、高祖後者，為(wei) 曾、高祖母，準此。無嫡孫，則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則眾(zhong) 長孫承重。即傳(chuan) 襲封爵者，不以嫡庶、長幼兄弟，皆承重，曾孫、玄孫皆如之。[7]880

隻要是承襲了世襲爵位，那麽(me) 不論襲爵者的身份是嫡子還是庶子，長子還是幼子，都應為(wei) 去世的襲爵者及其正室承重，曾孫、玄孫也是如此。寧宗正符合此種情形。幸好在上一年（慶元二年）四月，經韓侂胄等積極運作，這一“魔咒”已被破除，寧宗得以免去第二個(ge) 三年之喪(sang) 。篡改吳氏諱日，固然反映了韓侂胄隻手遮天的專(zhuan) 權風格，但從(cong) 寧宗的立場看，韓侂胄為(wei) 了保證初郊如期舉(ju) 行，竟敢做出如此冒險的舉(ju) 動，可謂忠心耿耿。

五、結論

在帝製中國的皇位繼承過程中，父子相繼是皇位傳(chuan) 遞的最優(you) 選擇，寧宗趙擴作為(wei) 光宗獨子，即位本無疑義(yi) 【31】，但道學集團提出“以孝宗為(wei) 法，以太上為(wei) 鑒”，特意強調寧宗政權的正當性來源是祖父孝宗而不是生父光宗，實有其深刻的政治鬥爭(zheng) 背景。

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自淳熙十五年以來，孝宗在人事安排上做出了有利於(yu) 道學集團參與(yu) 政治的部署【32】，而繼位的光宗雖無明顯的反道學傾(qing) 向【33】，但在孝宗生前拒絕過宮朝見、孝宗駕崩後拒絕執喪(sang) ，種種顛倒錯亂(luan) 的反常行為(wei) 導致南宋政權陷入巨大的道德倫(lun) 理危機。呂祖儉(jian) 稱之為(wei) ：“累年之間，綱常根本，隳壞如此。”[24]172為(wei) 了維護寧宗政權的正當性和穩定性，道學集團提出“以孝宗為(wei) 法，以太上為(wei) 鑒”的口號，意在盡快確定尚未明晰的執政基調。如劉光祖告誡寧宗：“何況今日之社稷，乃高宗皇帝再造之社稷，孝宗以憂勤而社稷安，太上以少忘憂勤而社稷幾危。今日之宮室，乃高宗皇帝中興(xing) 之宮室，孝宗以憂勤而宮室安，太上以少忘憂勤而宮室幾危。則陛下可不深念而切鑒之歟！”[24]173南宋皇權的正統發端於(yu) 高宗，安定於(yu) 孝宗，而太上皇光宗“少忘憂勤”，幾乎斷送了南宋政權，故寧宗理應繼承高宗、孝宗之正統，尤其應效法孝宗晚年所做出的一係列有利於(yu) 道學士大夫群體(ti) 參政的政治部署，其父光宗則不足取法。

朱熹進而提出“嫡孫承重”的禮製安排，要求寧宗為(wei) 孝宗服三年之喪(sang) ，從(cong) 而跳過太上皇光宗，強化了寧宗政權的正當性來自孝宗而非光宗這一立場，從(cong) 而徹底肅清光宗的負麵政治影響，樹立孝宗這一道德典範（為(wei) 高宗服三年之喪(sang) ）。總之，朱熹推出寧宗“嫡孫承重”的禮製方案，可以視為(wei) 道學集團為(wei) 了在即將展開的政治鬥爭(zheng) 中獲得主動權而采取的先發製人之舉(ju) 。

從(cong) 學理層麵看，朱熹的寧宗“嫡孫承重”說引證屬於(yu) 漢唐經學範疇而非程朱理學係統的《儀(yi) 禮》鄭玄注、賈公彥疏，使韓侂胄集團難以就經典依據進行非難。盡管朱熹在提出這一見解後不久即罷職離朝，“嫡孫承重”說仍在事實上被朝廷采納實施；遲至慶元二年，韓侂胄集團才敢針對此一服製發難，而首先提出非難的胡紘奏疏也未點名朱熹；慶元黨(dang) 禁中，台諫彈劾朱熹時雖毛舉(ju) 細故，多方羅織【34】，唯於(yu) “嫡孫承重”說竟無一字提及。這都說明朱熹的寧宗“嫡孫承重”說在學理上幾乎無可辯駁。朱熹能夠運用漢唐經學成果，創造性地將“嫡孫承重”理論適用於(yu) 寧宗，固然說明其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是建構於(yu) 漢唐經學基礎之上的，而他運用經學研究實踐介入重大政治決(jue) 策，顯示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獨特氣象。

不過，韓侂胄集團雖然不敢公然反對“以孝宗為(wei) 法”，但他們(men) 洞悉“以太上為(wei) 鑒”蘊含的道德倫(lun) 理風險，以及“嫡孫承重”的禮製安排存在的實踐困難，並令寧宗認可了他們(men) 的觀點。這可以從(cong) 三個(ge) 方麵來考察。

首先，“嫡孫承重”的前提是光宗不能“躬親(qin) 執喪(sang) ”，但光宗的病情時好時壞，撲朔迷離。據慶元二年三月吏部尚書(shu) 葉翥等人的複奏，光宗此時已經恢複健康，但同年四月寧宗詔書(shu) 中引用的太皇太後吳氏懿旨，又稱光宗仍未痊愈，慶元三年十一月吳氏駕崩的《遺誥》中重申了光宗仍未痊愈。在與(yu) 外朝隔絕的情況下，光宗所謂“廢疾”的具體(ti) 情形，外朝無從(cong) 確證，任由韓侂胄等人根據政治鬥爭(zheng) 的需要隨意編排。

其次，“以太上為(wei) 鑒”客觀上有損光宗、寧宗的父子感情。出於(yu) 父子天性，寧宗對將光宗定義(yi) 為(wei) 負麵意義(yi) 的前車之鑒不可能沒有疑慮，何況寧宗多次對“未見父母”表示不安和焦慮35。在這種情況下，韓黨(dang) 很容易指控政治對手離間光宗、寧宗父子。即便是屬於(yu) 道學集團成員的陳傅良也反對“以孝宗為(wei) 法，以太上為(wei) 鑒”的主張，他在《中書(shu) 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中說：“孝宗盛德大業(ye) 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上皇，徒以積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為(wei) 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足法者也。”[30]352光宗不能“為(wei) 宗廟社稷主”，是因為(wei) “積憂成疾”，並非主觀上的懈怠和失德，而“今之獻計者”提出“以太上為(wei) 鑒”，萬(wan) 不可從(cong) 。陳傅良在紹熙四年、紹熙五年間曾以激烈的態度勸諫光宗過宮，但此時他清醒地意識到在孝宗與(yu) 光宗之間過分地揚此抑彼，後果極為(wei) 嚴(yan) 重。慶元元年十一月，趙汝愚責授寧遠軍(jun)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胡紘奏請寧宗將此事報告給光宗：“庶幾太上歡然，盡釋前憾，怡愉如初。”[17]2447-2448寧宗同意此議。雖光宗此後仍拒絕接見寧宗，但說明寧宗也認可“以太上為(wei) 鑒”是導致光宗、寧宗父子不睦的原因，從(cong) 側(ce) 麵驗證了陳傅良的擔憂。

再次，“嫡孫承重”導致寧宗“名體(ti) 不正”。在傳(chuan) 統政治哲學中，親(qin) 享祖廟、南郊祭天對皇權的正當性至關(guan) 重要。而“嫡孫承重”導致寧宗的各項禮儀(yi) 、待遇受到極大限製和簡省，使他在即位後長期不能“全享萬(wan) 乘之尊”，導致“名體(ti) 不正”。韓侂胄則始終以恢複寧宗“全享萬(wan) 乘之尊”為(wei) 核心目標：先是促成寧宗返駕南內(nei) 、入住新建的福寧殿；繼而在頂層設計層麵破除“嫡孫承重”的禮製枷鎖，提前終止了三年之喪(sang) ，使得寧宗提前兩(liang) 個(ge) 月舉(ju) 行首次親(qin) 享太廟之禮；最後，韓氏罔顧與(yu) 太皇太後吳氏的親(qin) 情，篡改其諱日，全力保障寧宗初郊如期舉(ju) 行，避免了寧宗再次陷入“嫡（曾）孫承重”的泥潭。這一係列操作維護了寧宗作為(wei) 皇帝的各項權威的完整性，由此徹底獲得了寧宗的感激和信賴，使權力的天平最終完全倒向韓侂胄，從(cong) 而決(jue) 定了慶元黨(dang) 禁的曆史走向。

注釋
 
【1】關於慶元黨禁與南宋儒學的關係，參見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曆史考察》，（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420頁；何俊《慶元黨禁的性質與晚宋儒學的派係整合》，載《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9-117頁。從政治史角度考察這一事件的，參見高紀春《道學與南宋中期政治：慶元黨禁探源》，河北大學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虞雲國《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196頁。基於士大夫個體命運的考察，參見許浩然《周必大的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寧四朝士人關係之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231頁；李超《南宋寧宗朝前期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67-176頁；黃寬重《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03-142頁。對韓侂胄獲得寧宗信任的原因的探討，參見小林晃《南宋中期における韓侂胄專權の確立過程》，載《史學雑誌》第115卷第8期，第31-54頁；韓冠群《從宣押入內到獨班奏事：南宋韓侂胄的專權之路》，載《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第14-16頁。
 
【2】參見高紀春《道學與南宋中期政治：慶元黨禁探源》，河北大學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64頁。
 
【3】參見脫脫《宋史》卷二四三《恭淑韓皇後傳附韓同卿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以下不再標注版本），第8656頁。
 
【4】《五服年月敕（格）》全文今佚，此處據李清臣奏議所引相關片段。
 
【5】此處對鄭玄注的理解是根據其所對應的賈公彥疏文轉述，並參考黃以周《禮書通故》卷九《喪服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25-326頁。
 
【6】趙商，字子聲，河內溫人，是鄭玄晚年的重要弟子，他與鄭玄的問答被匯集為《鄭誌》，今存63條。詳參張舜徽《鄭學傳述考》，見《鄭學叢著》，（濟南）齊魯書社1984年版，第161-162頁。
 
【7】如杜佑《通典》卷四八《吉禮七》曾引用《鄭誌》，但未及此段“趙商問”。見杜佑《通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334頁。此外，《通典》卷七九至卷一○五專門討論“凶禮”，也沒有提及此段“趙商問”所述情形。
 
【8】此信係紹熙五年年末朱熹回到福建家鄉後所寫，見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不再標注版本），第1091頁。
 
【9】時間根據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7頁。
 
【10】慶元二年（1196）胡紘、葉翥等人認為此為“方喪之服”，具體解釋見下文。
 
【11】據《宋史·寧宗紀一》載閏十月庚申，吏部尚書鄭僑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祧去四祖牌位，“詔從之。尋立僖祖別廟，以藏順、翼、宣三祖”（第717頁）。《鹹淳臨安誌》卷三稱之為“四祖廟”，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誌叢刊》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8頁。《朱子語類》中說趙汝愚在朱熹還在朝時就撤去了四祖牌位，並正太祖東向之位，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663頁。但朱熹撰寫此信在紹熙五年十一月底，此時孝宗尚未升祔，“四祖廟”也不可能這麽快落成，故四祖牌位應仍存於太廟，朱熹此處所謂“祧廟”當指孝宗升祔後太廟新的位次格局。
 
【12】此詔發布時間，《宋史全文》卷二八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戊申，《宋史·寧宗紀一》則係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辛亥，此據《宋史·寧宗紀一》。
 
【13】此係孝宗在高宗大祥，即淳熙十四年（1187）十一月初二之後所服，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三《孝宗力行三年服》，（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以下不再標注版本），第550頁。
 
【14】此信顧宏義係在慶元元年（1195），見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匯編》，第3087頁。
 
【15】此據喬秀岩《儀禮經傳通解喪、祭禮編刊年表》，見葉純芳、喬秀岩編《朱熹禮學基本問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16頁。
 
【16】朱熹所引為《儀禮注疏》，李心傳則稱其引用《禮記正義·喪服小記》。
 
【17】《宋史全文》卷二九上“慶元五年八月辛巳”條：“上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始得見太上皇帝。”參見佚名編《宋史全文》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版（以下不再標注版本），第2466頁。
 
【18】關於舊福寧殿、新福寧殿的關係，參見小林晃《南宋中期における韓侂胄專權の確立過程》，載《史學雑誌》2006年第8期，第37-40頁。
 
【19】據《宋史·孝宗紀三》，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高宗崩，同月戊子應群臣之請返回大內，十一月己未詔五日一朝德壽宮（第688頁）；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皇太後有旨，車駕一月四詣德壽宮（第689頁）。
 
【20】此據皮慶生《南宋禮儀製度》，見何忠禮、範立舟、徐吉軍等《南宋全史》（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不再標注版本），第262頁。
 
【21】享明堂時間據《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三，參見佚名編《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以下不再標注版本），第42頁。享景靈宮時間據《宋史·寧宗紀一》（第716頁）。享太廟時間，《宋史·寧宗紀一》作“九月庚子”（第716頁），然本月無庚子日，此據《宋史全文》卷二八（第2410頁）訂正。
 
【22】李謙此奏，《宋會要輯稿》接於紹熙五年閏十月李大性奏之後：“明年，吏部員外郎李謙言……”實則李謙奏文中提到“共惟陛下登極以來，以享帝矣（按：指九月親祀明堂）。大行梓宮發引在即”，明顯是紹熙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前所上奏議，並非“明年”（慶元元年）。《宋史·禮誌十一》提及李謙此奏時無“明年”兩字（第2601頁），可證。
 
【23】李大性反對韓侂胄專權，事見《宋史》本傳（第12048-12049頁）。李謙事跡見謝旻等編《雍正江西通誌》卷九四《人物》小傳：“光、寧間上封事義氣激烈，趙汝愚讀之曰：台諫手也。呂祖謙[儉]以直節被竄，謙贈以詩，因忤韓侂胄，罷歸，築圃雲峰以居。”參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6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64頁。
 
【24】此奏《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四（第69-70頁）、《宋史·禮誌二十五》（第2862頁）都有記載，但詳略不同。
 
【25】《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四載：“辛醜，集議釋服。”（第69頁）
 
【26】據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匯編》，此信撰於慶元四年（1198）十一月、十二月間（第1210頁）。
 
【27】現存史料未有元旦降詔舉行南郊的記載，此據通行慣例推測，參皮慶生《南宋禮儀製度》，見《南宋全史》（四），第252頁。
 
【28】這兩次爭論詳情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當喪罷祭廟》，第67-68頁。
 
【29】記為初二日的還有《宋史全文》卷二九上（第4285頁）；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卷一二，（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75頁；《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五（第82頁）。
 
【30】“庚子”駕崩說僅見於李心傳。庚子的“後四日”為初五，宣遺誥為初六。如果“後四日”是指“宣遺誥”的話，那麽肯定是李心傳誤記；如指“郊禋禮成”，或李氏另有所本。
 
【31】也有學者懷疑孝宗並不認可趙擴是理想的皇位繼承人，參見虞雲國《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71頁。
 
【32】相關論述參見餘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第十章“孝宗與理學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524-622頁。
 
【33】餘英時認為光宗傾向於反道學集團（他稱之為“官僚集團”）和近習（《朱熹的曆史世界》，同上，第642-670頁）。但有論者指出光宗也大量提拔道學士大夫，餘說不確，參何忠禮《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卷上》，見《南宋全史（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85-389頁；許浩然《周必大的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寧四朝士人關係之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189頁。
 
【34】慶元黨禁中朱熹被指控的各類罪名，詳見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曆史考察》，（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414頁；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978頁。
 
【35】《宋史·留正傳》載，留正要求寧宗推恩從龍人，寧宗表示：“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第119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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