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儒家拯救民族主義(yi)

作者：唐文明（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西曆2011年12月5日

    我很高興(xing) 以評論貝淡寧《儒家與(yu) 民族主義(yi) 能否相容？》一文的方式來闡述自己關(guan) 於(yu) 儒家與(yu) 民族主義(yi) 的看法。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寫(xie) 作結構中“誰對誰說”的問題是我們(men) 恰當理解這篇論文的一個(ge) 關(guan) 鍵。貝淡寧憑他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經驗，加上他那種理性而又盡可能同情理解中國的友好態度，對儒家與(yu) 民族主義(yi) 的關(guan) 係做了一個(ge) 非常卓越的研究，他得出的結論也非常值得重視。但必須明確，貝淡寧的說話對象並不是中國人，而是一些因各種原因關(guan) 注或關(guan) 心中國的西方人。換言之，這篇論文的問題意識來自西方，廣義(yi) 上屬於(yu) “西方人如何看中國”這個(ge) 話題領域。相對於(yu) 不在中國生活的西方人，貝淡寧作為(wei) 一個(ge) 更有權威的知情者，麵對他的說話對象娓娓道來，提醒他們(men) 應當充分注意中國問題中的某些特殊因素，並試圖化解他們(men) 對於(yu) 中國的某些擔憂，打消他們(men) 對於(yu) 中國的某些疑慮。
    

　　目前的西方人對中國的擔憂有很多，對中國民族主義(yi) 的擔憂與(yu) 對儒學複興(xing) 的擔憂混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ge) 對中國未來的“可怕”想象。貝淡寧所針對的就是這個(ge) 關(guan) 於(yu) 未來中國的“可怕”想象。盡管關(guan) 切的角度和焦點不同，對儒家民族主義(yi) 可能主導中國的擔憂在中國國內(nei) 的文化—政治討論中也是一種氤氳已久的情緒。如下直接的勾連是能夠說明問題的：既然民族主義(yi) 居於(yu) 左派立場的核心，那麽(me) ，儒家民族主義(yi) 實際上意味著左派與(yu) 儒家的結合。通過這樣一個(ge) 簡單化的思想勾連，我們(men) 可以看出，對儒家民族主義(yi) 的擔憂其實是對儒家與(yu) 左派結合的擔憂，而這些擔憂最終都指向對執政黨(dang) 的指責。分而言之，對民族主義(yi) 的擔憂與(yu) 對執政黨(dang) 的批評往往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聯係在一起，持論者至少會(hui) 指出，從(cong) 1980年代以來，執政黨(dang) 總是不失時機地鼓動、利用中國國民的民族主義(yi) 情緒;對儒家的擔憂也最終指向對執政黨(dang) 的批評，持論者往往認為(wei) ，過去時代裏儒家思想與(yu) 君主製的共謀關(guan) 係表明儒家思想與(yu) 黨(dang) 國體(ti) 製也可能具有或明或暗的親(qin) 和性。雖然其中的某些觀點屬於(yu) 似是而非的陳詞濫調，但對於(yu) 那些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古代中國的妖魔化至今仍缺乏徹底省察，又受到文化大革命潛在影響的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很多知識分子——來說，這些觀點仍有其貌似合理的一麵。


　　對於(yu) 那些從(cong) 理智上拒斥民族主義(yi) 而對儒家思想又頗有好感的國內(nei) 外人士來說，一個(ge) 自然的舉(ju) 動就是從(cong) 理論上說明儒家思想與(yu) 民族主義(yi) 不相容。這個(ge) 思路從(cong) 持論者的立場上可以合理地概括為(wei) 從(cong) 儒家拯救民族主義(yi) 。貝淡寧在文中列舉(ju) 了這方麵的一些研究。這些研究的主旨是為(wei) 了說明，儒家思想對家庭的高度重視和對天下的高度關(guan) 注意味著儒家思想不可能為(wei) 民族主義(yi) 張目，說得重一點，“儒家民族主義(yi) ”就像“木的鐵”一樣，屬於(yu) 矛盾修辭法。貝淡寧顯然屬於(yu) 對儒家思想頗有好感的人，但他大概不屬於(yu) 從(cong) 理智上拒斥民族主義(yi) 的人，因此他試圖說明的恰恰是，盡管儒家思想重視家庭和天下，但儒家民族主義(yi) 仍是可能的。他的論證要點也主要是說明，根據愛有差等的精神，對家庭、國家和天下的重視在儒家思想中是次第展開的，三者雖有輕重的不同，但並不衝(chong) 突。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貝淡寧教授的看法並不止於(yu) 此，實際上他走得更遠。


　　在說明了儒家思想與(yu) 民族主義(yi) 具有相容性之後，貝淡寧在一個(ge) 與(yu) 自由民族主義(yi) 和種族民族主義(yi) 相比較的語境中，對他所理解的儒家民族主義(yi) 進行了鮮明的理論刻畫。他得出的結論是，儒家民族主義(yi) 更接近於(yu) 自由民族主義(yi) ，即使在理論上有些重要差異，在實踐上也是如此。但更有意思的看法是在文章的最後：他將目前中國流行的、西方人認為(wei) 具有危險性的民族主義(yi) 厘定為(wei) 法家民族主義(yi) ，並認為(wei) 儒家思想與(yu) 民族主義(yi) 的結合可以有效地消解其中的危險性，於(yu) 是，“世界的其他地方隻能希望，儒家民族主義(yi) 贏得中國人民的心靈”。因此，對於(yu) 貝淡寧來說，就儒家與(yu) 民族主義(yi) 的關(guan) 係而言，問題的根本並不在於(yu) 從(cong) 民族主義(yi) 拯救儒家，而在於(yu) 儒家拯救民族主義(yi) 。這是貝淡寧給予關(guan) 注中國問題的西方人的最有意味的一個(ge) 忠告。


　　那麽(me) ，我們(men) 能夠從(cong) 貝淡寧的文章中得到什麽(me) 啟發呢?


　　首先，直麵近代以來中國的文化—政治變遷，從(cong) 民族主義(yi) 拯救儒家的問題的確是個(ge) 真問題。晚清以來民族主義(yi) 的興(xing) 起是以西方民族概念的傳(chuan) 入為(wei) 思想基礎的。以章太炎為(wei) 例。一方麵，章太炎曾自述自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受了鄭所南、王船山等人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麵，他又認為(wei) “兩(liang) 先生的話”“沒有甚麽(me) 學理”，而是“自從(cong) 甲午以後，略看東(dong) 西各國的書(shu) 籍，才有學理收拾進來。” 具體(ti) 來說，借鑒西方的人種學、民族學思想，章太炎對民族概念提出了一個(ge) 更為(wei) 綜合的理解：“今夫血氣心知之類，唯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性，其條例所係，曰言語、風俗、曆史。三者喪(sang) 其一，其萌不植。” 正是在將民族概念凸顯出來的理論行動中，儒家思想的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簡言之，民族概念的“首出庶物”使得原來作為(wei) 天經地義(yi) 的儒家思想淪為(wei) 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原來的儒家思想很自然地被認為(wei) 承擔著普遍價(jia) 值，但現在，儒家思想隻不過是中國這個(ge) 特殊民族的特殊的言語、風俗和曆史的組成部分而已。更有甚者，為(wei) 了喚起民眾(zhong) 的民族主義(yi) 情緒，為(wei) 革命而進行動員，政治家習(xi) 慣於(yu) 將儒家思想中的概念和話語挪用、改造為(wei) 民族主義(yi) 的概念和話語。比如孫中山在《三民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部分，以及在《軍(jun) 人精神教育》等演講中，就試圖將中國古代屬於(yu) 家、國、天下等多重倫(lun) 理空間的道德觀念改造為(wei) 現代世界中屬於(yu) 民族—國家或者說國族這個(ge) 單一倫(lun) 理空間的道德觀念。這一改造在中國現代倫(lun) 理學史上具有相當的典型性，使儒家傳(chuan) 統中屬於(yu) 美好生活之多重空間的諸多美德在現代不斷地被各種版本的民族主義(yi) 加以重述。而且從(cong) 目前來看，這樣的思路仍然被一些試圖將儒家傳(chuan) 統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結合起來的學者所采納。淪為(wei) 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且隻在國族建構的層次上理解傳(chuan) 統，意味著儒家思想中包含的普遍價(jia) 值無法得到認可，或者說，衡量儒家思想是否具有普遍價(jia) 值的標準必須是以西方的普遍價(jia) 值為(wei) 鵠的。鑒於(yu) 這些因素，將具有普世情懷的儒家傳(chuan) 統從(cong) 民族主義(yi) 化的現代宿命中解放出來，就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其次，貝淡寧似乎預先假定了儒家思想與(yu) 民族主義(yi) 是一種外在關(guan) 係，實際上，必須注意到，一種內(nei) 在於(yu) 儒家思想的民族主義(yi) 是可能的。我們(men) 知道，夷夏之辨是古代儒家的一個(ge) 核心思想。夷夏之辨有三重含義(yi) ：種族意義(yi) 、地理意義(yi) 和文教意義(yi) 。那麽(me) ，應當如何理解夷夏之辨的種族意義(yi) 呢?我曾對此有較詳細的說明：“實際上隻有在一種情況下，夷夏之辨的種族意義(yi) 才可能被凸顯出來。這就是異族入主華夏，但以背離華夏文教理想的方式建立其統治。在這種情況下，文教之辨與(yu) 種族之辨是重疊的。借用現代以來對文化民族主義(yi) 和政治民族主義(yi) 的區分，可以說，這時候夷夏之辨既表現為(wei) 文化民族主義(yi) ，又表現為(wei) 政治民族主義(yi) 。特別是，當這種異族統治推行明顯的種族主義(yi) 政策、對華夏族采取製度性歧視的時候，夷夏之辨的種族意義(yi) 就可能以更極端的方式凸顯出來，表現為(wei) 一種具有強烈種族意義(yi) 的政治民族主義(yi) 。很顯然，這種政治民族主義(yi) 是反抗性的民族主義(yi) ，其背後實際上是以反種族主義(yi) 為(wei) 基礎的。一旦種族壓製的製度性外力解除，這種具有強烈種族意義(yi) 的政治民族主義(yi) 也就完成了其曆史使命。所以，所謂的華夏中心主義(yi) ，實際上意味著一個(ge) 在實際地緣關(guan) 係中由華夏族開創、發展起來因而也是以華夏族為(wei) 主體(ti) 的文教理想，而華夏族的族群認同也正是在這一文教理想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隻有當這一文教理想因異族的侵略受到威脅的時候，華夏中心主義(yi) 才表現為(wei) 一種民族主義(yi) ，且這種華夏民族主義(yi) 要麽(me) 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yi) ，要麽(me) 是一種反抗性的政治民族主義(yi) ，或者說是一種反種族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 或者借用以賽亞(ya) ·伯林的那個(ge) 著名的說法，民族主義(yi) 實際上是一根“壓彎的樹枝”，其產(chan) 生首先是因為(wei) 外力的作用。中國的民族主義(yi) 也不例外。近代以來中國遭受列強入侵的實際處境是中國民族主義(yi) 興(xing) 起的重要因素，這自不待言;就是近十年來的民族主義(yi) 情緒，也與(yu) 西方——作為(wei) 中國的強大他者——的態度和行為(wei) 有直接關(guan) 係：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國家對待伊斯蘭(lan) 世界的做法驚醒了很多中國人的美夢，而與(yu) 重新認識西方世界相平行的一個(ge) 思想變化就是民族主義(yi) 情緒的覺醒;1999年中國駐前南大使館被炸事件可能在西方人的視野中並不重要，但我知道很多中國學者就在這一事件之後改變了立場。


　　最後，貝淡寧將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yi) 刻畫為(wei) 法家民族主義(yi) ，在我看來這似是而非。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yi) 更多地是一種其來有自的文化—政治情緒，很難說與(yu) 法家思想有什麽(me) 內(nei) 在關(guan) 聯。即使在隱喻的意義(yi) 上認為(wei) 中國政府代表了中國現代政治體(ti) 係中的法家因素，也很難將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yi) 歸因於(yu) 執政黨(dang) 的鼓動。而且，對於(yu) 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yi) ，根本不必擔憂，正如對儒學的複興(xing) 根本不必擔憂一樣。這些都是中國人恢複自信、重新找回自我的必要步驟。真正值得擔憂的倒是西方自身。無須贅言，西方擔憂中國成為(wei) 另一個(ge) 美國。顯而易見的是，現在的中國幾乎處處學習(xi) 美國。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對中國崛起後成為(wei) 新的霸權國家的擔憂實際上是對美國式霸權主義(yi) 的擔憂，而且，越是深刻地認識到美國作為(wei) 霸權國家的本質，就越會(hui) 擔憂中國的崛起將會(hui) 帶來一個(ge) 新的霸權國家。誰能相信中國崛起後不會(hui) 像美國那樣成為(wei) 一個(ge) 霸權國家呢?如果對資本主義(yi) 的發展邏輯和現代帝國主義(yi) 的政治經濟學有著清楚的認識，那麽(me) ，站在一個(ge) 理性的角度，一度被中國政府采納的“和平崛起”的修辭就很難令人相信：誰能相信一個(ge) 處處學習(xi) 美國的中國在崛起之後還會(hui) 采用和平主義(yi) 的意識形態?


    不過，不要忘記，在目前，引領世界潮流的仍然是以美國為(wei) 首的西方世界。因此，對於(yu) 當下的西方來說，更為(wei) 重要的是深刻反省自身，真正站在全人類的高度，重新塑造西方的形象。對於(yu) 當下的中國來說，除了解決(jue) 現實中非常緊迫的問題之外，應當大力發掘中國傳(chuan) 統中的政教智慧，站在一個(ge) 世界曆史的視野中提出自己對於(yu) 世界秩序的全麵主張。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和西方的有識之士應當且能夠聯合起來，畢竟，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事業(ye) 關(guan) 乎全人類。

原載：《文化縱橫》2011年10月刊   

鏈接：貝淡寧《儒家與(yu) 民族主義(yi) 能否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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