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六經皆史”到“古史皆經”——章太炎經史互釋的思想史內(nei) 涵

作者：陝慶（寧波大學人文與(yu) 傳(chuan) 媒學院中文係副教授）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2年第5期

摘要：經史變奏、經史互釋內(nei) 在於(yu) 漫長的經學史之中，章學誠、章太炎等所主張的“六經皆史”是清代以來經史問題的一部分。章太炎對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的繼承與(yu) 發展，以及今文經學與(yu) 古文經學對於(yu) 經、史的分歧集中地體(ti) 現為(wei) 對“事”的不同態度。章太炎多重的經史互釋不僅(jin) 是為(wei) 了確立六經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將創造性和典範性開放給六經之後的時代，更是為(wei) 了溝通當時激烈變革與(yu) 傳(chuan) 統之間的關(guan) 係，這是章太炎關(guan) 於(yu) 革命問題的一個(ge) 回答。

關(guan) 鍵詞：章太炎；六經皆史；經史互釋

傳(chuan) 統經學的瓦解與(yu) 現代史學的建立是中國近代轉型的一個(ge) 既成事實，這個(ge) 過程既是勢之使然，也有人為(wei) 因素。具有悠久曆史的經史同源、經史互釋現象，經由清代中期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一說，至晚清章太炎等重提“六經皆史”，常被看作人為(wei) 地在命名、概念的層麵瓦解經學，給危機中的傳(chuan) 統以致命一擊。這種批評首先是以事後眼光將經與(yu) 史對立，用價(jia) 值與(yu) 事實二分的邏輯區分經與(yu) 史，其次是忽視了章太炎所欲建立“史”之內(nei) 涵，最後，也是最根本的是未對時勢與(yu) 人為(wei) 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予以關(guan) 注，而是以靜態的方式討論這一曆史進程。

針對這種批評，有必要重識漫長的經學史內(nei) 部的經史同源、經史互釋傳(chuan) 統，辨明章學誠與(yu) 章太炎提出“六經皆史”的不同曆史語境，以及章太炎所論“史”的內(nei) 涵。章太炎討論經史關(guan) 係，不僅(jin) 重提了“六經皆史”這一表述，而且在討論古史的時候說到“古史皆經”，又在論述新建的史學時說“史即新經”，這些說法前後聯係，呈現了一個(ge) 完整的邏輯鏈條。張昭軍(jun) 在其論文《論章太炎的經史觀》中對章學誠至章太炎的“六經皆史”給予了公允的評價(jia) ，但他認為(wei) 章太炎創造性的“經者古史，史即新經”說法“提高了史學的地位，有利於(yu) 對經學的神聖地位發起衝(chong) 擊”。【1】本文認為(wei) 有必要對此展開論述。江湄通過細致辨析章太炎對五經的論述，詳細展開了章太炎“六經皆史”說的本旨、意涵及變化的梳理和闡發，呈現了章太炎經史思想的前後變化，尤其指出了章太炎1930年代檢討“六經皆史”的表述“微有語病”。【2】

本文認為(wei) 有必要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深入分析這一現象。前提是將章太炎民國前經史互釋的行動與(yu) 學科分化語境下的1930年代重提經學相區分。同時需要強調：在經史互釋的論述中，經與(yu) 史並非相互對立的凝固的範疇，而是在不斷互釋中獲得新的生機；“六經皆史”並非“否認了經的價(jia) 值部分而隻擷取了其中的事實部分”【3】，而是重建與(yu) 經史相關(guan) 的價(jia) 值問題；另外，可以追問的是，何謂經學的價(jia) 值，經學的價(jia) 值如何延續，經學的價(jia) 值是否必須以“經”之名得以存續？

一、經學之名與(yu) 清代以來的經學問題

近代轉型中，傳(chuan) 統經學研究為(wei) 經學史研究所代替。皮錫瑞的《經學曆史》，劉師培《經學教科書(shu) 》第一冊(ce) ，以及本田成之《支那經學史論》是這一時期代表性的研究。經學史研究中，經、經學之名本身成為(wei) 被考察的對象，經與(yu) 經學的得名也被曆史化地呈現，而在作為(wei) 信仰和政教倫(lun) 理根基的傳(chuan) 統經學看來，曆史化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將經與(yu) 經學相對化了。周予同於(yu) 20世紀60年代區分了“經”“經學”“經學史”，而“經”與(yu) “經學”區分的意義(yi) 在於(yu) ，將確立“經”的時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與(yu) 對“經”進行解釋的時代區分開來。因此，在“經”確立之後的漫長曆史中，都屬於(yu) “經學”的時代。

值得一提的是，漫長的“經學”時代並非一直以“經學”之名行諸於(yu) 世，恰恰相反，“經學”的延續貫穿著對“經學”的不斷重新命名。就清代而言，顧炎武的“理學即經學”和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便是鮮明的例證。【4】顧炎武、章學誠雖然麵臨(lin) 著不同的時代狀況，其核心問題卻不離道器、理事之間的關(guan) 係，這些傳(chuan) 統範疇近似於(yu) 當代倡導重建經學或新經學時被凸顯的事實與(yu) 價(jia) 值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甚至在重建經學者看來，早在西漢圍繞經傳(chuan) 的解釋已經暗含著事實和價(jia) 值分離的苗頭。

雖然道/器、理/事的分離是中國思想中一個(ge) 悠久的問題，但將事實、價(jia) 值與(yu) 古文經學、今文經學各自綁定，卻是自廖平始。麵對晚清勢同冰炭的今古文經學之爭(zheng) ，錢穆考察兩(liang) 漢經學，認為(wei) 今古文問題僅(jin) 起於(yu) 晚清道、鹹以下，論爭(zheng) 激烈，各持門戶，兩(liang) 漢時期並沒有晚清意義(yi) 上的今古文之別。【5】廖平今文經學重要的一點是將經的特征與(yu) 紀事性區分開。在《何氏公羊春秋十論》中，他認為(wei) 孔子改製是“因行事，加王心，加損變化，以見製度，不可以時事求之者也。”《春秋》有“曲存”時事處，所言一切時事，都是一種假借、依托。【6】在《古學考》中，他說，過去認為(wei) 史書(shu) 是古學的說法是錯誤的，史書(shu) 不屬於(yu) 今古文經學。廖平嚴(yan) 格區分經史是為(wei) 了論述經的穩固不變的價(jia) 值意義(yi) ，以及孔經中包含了解決(jue) 古今、中西矛盾的方案。黃開國將廖平的經史之分說列為(wei) 以下幾點：第一點即上文所引，《春秋》非史書(shu) ，而是孔子的理想寄托；二是，經是垂法萬(wan) 事的法則，史則有從(cong) 簡陋到文明的沿革變化；三是，經在形式上愈古愈文明，曆史則愈古愈簡樸；四是，經史形式相反，實質相同，史的發展受經決(jue) 定。【7】廖平將史（即史實的因素）排除出經，是出於(yu) 這樣的理論考慮：首先，史的具體(ti) 性、有限性有損於(yu) 經的抽象性、普遍性；其次，古史的暗昧與(yu) 古代聖人創製的高明是矛盾的，隻有將二者分開，各行其道才能無損於(yu) 經的高明。在廖平的經史關(guan) 係論述中，經是第一性的，而史則次之。章太炎的經史論述截然相反，章太炎認為(wei) ，史是第一性的、原發的，經則是後來的追溯和附加涵義(yi) ，但是史並不等同於(yu) 史實，而是包含了創製的機製。

章太炎重提“六經皆史”主要針對廖平的今文經學，也因此，在與(yu) 對立麵的爭(zheng) 執中，也被對立麵所限定。如同廖平將史實部分驅逐出經，章太炎以“六經皆史”的古文經學則把原本今古文經學共享的經學作為(wei) 政教生活直接指導法則部分蕩滌出去。

在晚清今文經學看來，經學確立之初，便已暗含了以事實瓦解大義(yi) 的危機，以傳(chuan) 證經的過程實際演變成以事實瓦解微言大義(yi) 的過程，也可以說，為(wei) 背離經學留下了縫隙。廖平的經史分說，是對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否定，認為(wei) “夷經為(wei) 史”是一種否認經學地位的行為(wei) 。章太炎作為(wei) 古文經學最重要的人物，也在這個(ge) 層麵上遭到了批評。古文經學並非如晚清今文經學所認為(wei) 的是經學的一個(ge) 異變和低潮，而是經學的一種，經（學）與(yu) 史（學）一開始便相互交織，以史來界定經隻不過是經學內(nei) 部的一種調整，經史互釋內(nei) 在於(yu) 漫長的經學史之中。

無論章學誠還是章太炎所主張的“六經皆史”都是清代以來經史問題的一部分。經學、史學、理學等範疇之間的互釋，是對被解釋的範疇的批評、否定，同時又是以另一個(ge) 範疇所包含的內(nei) 涵對之進行補足和糾偏，在這種重新界定和互釋過程中，這些範疇都超出了狹義(yi) 的範圍，呈現了它們(men) 之間的同源性、整體(ti) 性。

章學誠“六經皆史”用史學為(wei) 經學糾偏，所強調的史學的內(nei) 涵，第一是“事”在史之中的核心意義(yi) 。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表述在理論的意義(yi) 上，是針對理、事和道、器的分離。主張“即器存道，因事言理”。由於(yu) 史是對事的記載，“六經皆史”首先強調的是事先於(yu) 言、文。“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yu) 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wei) 文字以傳(chuan) 後世也。”（《文史通義(yi) ·經解上》）其次，由於(yu)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型。”“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同上）事與(yu) 理（義(yi) ）的關(guan) 係是，理（義(yi) ）必須有事作為(wei) 依托，理（義(yi) ）才能夠以恰當的方式存在。“六經皆史”之“史”並非是經的對立麵，隻有事實的部分，而是兼具“藏往”與(yu) “知來”的功能，“事溯已往，理闡方來”，“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文史通義(yi) ·原道下》）史是事、義(yi) 、文的統一體(ti) ，不同於(yu) 掌故。“史之義(yi) 出於(yu) 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文史通義(yi) ·史德》）“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yu) 掌故，僅(jin) 求事文之末也。”（《文史通義(yi) ·言公下》）

第二，“六經皆史”所主張的推崇實事、杜絕空言，所指向的是不盲目泥古，重視當代製度的經世精神（《文史通義(yi) ·史釋》）。因此，章學誠所論“六經皆史”之“史”與(yu) 其說是相對於(yu) 價(jia) 值的事實，不如說是屬於(yu) 時間因素的曆史性。“經”的古史特征在於(yu) 曾經真正施行並有效，而“經”的古史特征又提醒並要求當代製度的應有地位和價(jia) 值。

經學史作為(wei) 政教係統一個(ge) 重要的部分，經學、史學等不同範疇本身是時代演變，認知分化的結果，而不同的時代問題也會(hui) 帶來不同的學術問題，這便產(chan) 生了批評、救正的行動，又從(cong) 分化中尋求同源性，呈現政教係統本身的整體(ti) 性。

從(cong) 顧炎武的“經學即理學”到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是清代政治與(yu) 學術演變的一個(ge) 外在呈現。朱維錚描述了清代經學持續已久的漢宋分裂的狀況。這種學術上的分裂帶來了清朝的統治學說呈現出“術”與(yu) “學”分流的趨勢，而這必然會(hui) 引發政治危機。因此，章學誠以“六經皆史”為(wei) 出發點的學術建設正是出於(yu) 對這種危機的敏感和救正——經學必須統一，並且認為(wei) 應該將經學統一於(yu) 史學。而這個(ge) 危機隨著洋務時代的開始越來越深重，學與(yu) 術的分離以新的更為(wei) 複雜的形式出現。

至晚清章太炎重提“六經皆史”被認為(wei) 是經學瓦解與(yu) 史學建立的一個(ge) 重要環節，從(cong) 曆史的軌跡來說，這並沒有錯。但如果僅(jin) 從(cong) 經史異途，經史位於(yu) 不同價(jia) 值序列的角度來理解章太炎“夷經為(wei) 史”的作為(wei) ，便不能揭示章太炎對章學誠“六經皆史”繼承與(yu) 批判的思想史意義(yi) ，以及在現代轉型時期，章太炎所要建立的史學的內(nei) 涵。

二、六經皆史：對章學誠的批評與(yu) 推進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在晚清以來被廣泛提起，然而旨趣卻迥異，一種是國粹派旨在恢複經學的信史地位，一種是“科學史學”派為(wei) 將經降低為(wei) 史料。章太炎在《訄書(shu) 》重訂本時期（1902-1903年）對“六經皆史”的理解跟“國粹派”時期存在著差別。章太炎首次提出“六經皆史”正是在《訄書(shu) 》重訂本《清儒》篇中，初刻本並無此篇。此時章太炎受日本學者姊崎正治《宗教學概論》的影響，將六經看作上古神話。由於(yu) 章太炎此時仍沒跳出進化論的思維，用上古神話說來解釋六藝是一種將六經回歸曆史化實物的一種方式，與(yu) 今文經學的理念化相對。劉巍在《從(cong) 援今文義(yi) 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wei) 史學》一文中對此作了簡要論述，認為(wei) 這是章太炎史學觀念的萌芽，但他引用王汎森的說法，認為(wei) 章太炎的六經皆史具有將“六經曆史文獻化”的傾(qing) 向。8薑義(yi) 華雖然忽略了早期章太炎將六經歸於(yu) 上古神話的說法，側(ce) 重分析之後章太炎的一係列國學研究中體(ti) 現的精神，但他得出的結論仍然是：“章太炎的努力，正是要使整個(ge) 經學研究建立在近代科學的基礎上，以更為(wei) 有效、更為(wei) 切實地摧毀封建經學的殿堂。”【9】

《訄書(shu) 》重訂本《清儒》：

六藝，史也。上古以史為(wei) 天官，其記錄有近於(yu) 神話（……是在僧侶(lv) ，則為(wei) 曆算之根本教權，因掌曆數，於(yu) 是掌紀年、曆史記錄之屬……且僧侶(lv) 兼司教育，故學術多出其口，或稱神造，則以研究天然為(wei) 天然科學所自始；或因神祇以立傳(chuan) 記，或說宇宙始終以定教旨。斯其流浸繁矣。”案：此則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經皆史，未知古史皆經也），學說則駁。【10】

章太炎在此處將六藝與(yu) 別的文明中的神話相提並論，主要是強調“神官”，即特定職位的人記載曆史。後文中將六經分別對應於(yu) 印度、古希臘的經典，並將各文明的神話還原為(wei) 曆史記錄，因此，“古史皆經”的意思是指古史皆是“信史”。

《檢論·清儒》開頭部分進行了改寫(xie) ，行文更加簡潔。自“荀子隆禮義(yi) ”以下，兩(liang) 篇內(nei) 容意思相同，意在回顧六經的確立，東(dong) 漢古文經學對西漢今文經學的糾偏，以及後世宋學的弊端，認為(wei) 古文經學是“六經返史”的道路，使得“秘祝之病不漬於(yu) 今”（初刻本為(wei) “神話之病不漬於(yu) 今”）。

晚清國粹派首先用訓詁學的方式將“經”還原為(wei) 最初作為(wei) 具體(ti) 事物的語義(yi) 。章太炎認為(wei) “經”的本義(yi) 是用絲(si) 繩編貫竹簡成書(shu) 的動態過程，劉師培認為(wei) “經”是對治絲(si) 的借喻，用來比喻文字的連綴成篇。釋“經”為(wei) “常”、“徑”都是後人的引伸。在語義(yi) 訓詁的基礎上，章太炎進一步推進了章學誠“六經皆史”的理論內(nei) 涵，對經史之間關(guan) 係的闡釋又展開了很多新的麵向，這主要體(ti) 現在《國故論衡·原經》中。

首先，章太炎認為(wei) 章學誠對於(yu) “經”的界定嚴(yan) 格區分官書(shu) 與(yu) 私作，是一種隻見“源”、不見“流”，自相矛盾的說法。章學誠所說的“經”僅(jin) 限於(yu) “六經”，即“先王之政典”，由此從(cong) 著述性質的角度區分了“官書(shu) ”和“私作”，又從(cong) 傳(chuan) 承的角度則區分了“述”和“作”。對章學誠來說，這本是題中應有之義(yi) ，而章太炎則進一步質疑章學誠對於(yu) 官、私的區分實際是在理論上否定了六經以外的史著。“六經皆史”並不等於(yu) 隻有六經才能算得上是“史”。表麵看來這是對章學誠的苛責，實際上正是章太炎溝通經、史的一個(ge) 至關(guan) 重要的理論環節。同是從(cong) “六經皆史”這一表述出發，章學誠意在澄清六經作為(wei) 先王政典的本來麵貌，章太炎則更關(guan) 心從(cong) 六經到曆代史著的源流。針對官、私的區分，章太炎認為(wei) 實際上自孔子作《春秋》，司馬遷作《史記》，以及班氏父子、陳壽、習(xi) 鑿齒之輩都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官作”，後世這種情況更是不勝枚舉(ju) 。章太炎認為(wei) 是否私作不是問題，重要的是這些史著都是“與(yu) 六藝同流”，“規摹士禮”，因此“不為(wei) 僭擬”。【11】章學誠強調六經“官作”的性質，並認為(wei) 寫(xie) 作的私人化是一種迫於(yu) 情勢的不得已，而章太炎則積極麵對這種情勢，認為(wei) 在寫(xie) 作私人化的情況下隻要寫(xie) 作本身源於(yu) 六經，這種寫(xie) 作就是有效的。參照章學誠所說的：“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這種寫(xie) 作的有效性便是以屬於(yu) “史”的意義(yi) 呈現出來。因此，寫(xie) 作如何才能有效，成了一個(ge) 決(jue) 定性的因素，與(yu) 寫(xie) 作者的身份關(guan) 係不大。

章太炎《原經》一文一開始便特別關(guan) 注官書(shu) 與(yu) 私作的區分，從(cong) 學術傳(chuan) 統上來說，古文經學興(xing) 起之時相對於(yu) 今文經學的官方地位是處於(yu) 民間的；而從(cong) 章氏的政治立場來說，其民主革命的思想與(yu) 他論述文明史時強調集體(ti) 的、匿名的創造主體(ti) 亦相契合。

其次，章太炎對於(yu) 經史為(wei) 何分化進行了反思。章學誠將“史”作為(wei) 經典著作的原初性的性質，章太炎在此基礎上分析了經史分化的原因及其流弊。

章學誠明確了“經”是後人的尊稱，“傳(chuan) ”是因經而生，經、傳(chuan) 的名稱都是為(wei) 了表明區分的一種命名，並不表明本質：“六經不言經，傳(chuan) 不言傳(chuan) ，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chuan) ，對人而有我，是經傳(chuan) 人我之名，起於(yu) 勢不得已，而非質本爾也。”（《文史通義(yi) ·經解上》）章學誠將經-傳(chuan) 、人-我的區分歸於(yu) “勢”，章太炎在討論經史分化的時候，則進一步對這一分化之“勢”進行了分析，並展開了應對“勢”的不同方法和路徑——“勢”固然不可抵擋，人的行動則有高下對錯之分。指出這種經史分化在今文經學那裏成了一種理論建構，而正是這種建構使得經史產(chan) 生了真正意義(yi) 上的分化和割裂，這等於(yu) 是人為(wei) 阻斷了“由經返史”的道路。

章太炎主要通過《春秋》論述經、史，就旨趣來說並無二致。他將《春秋》還原為(wei) 流傳(chuan) 至今的第一部史著，並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論述《春秋》獨一無二的價(jia) 值。首先，《春秋》是對荒昧古史的整理，後人對古史的了解首先來自《春秋》的記載。其次，《春秋》開創了著史傳(chuan) 統，作為(wei) 史著的開端的意義(yi) ，是以且僅(jin) 以著史本身垂範後世，而非為(wei) 萬(wan) 世立法。古代聖王政教在延續性上蒙澤後世，但並不意味著有意規範後世。“法度者，與(yu) 民變革，古今異宜，雖聖人安得預製之？《春秋》言治亂(luan) 雖繁，識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韓非，下猶不逮仲長統。明其藏往，不亟為(wei) 後王儀(yi) 法。”因此，《春秋》隻在著史的意義(yi) 上是製作，政教意義(yi) 上的創製者為(wei) 古代聖王，或者說是“先民”，而非作《春秋》者。章太炎感歎：“世欲奇偉(wei) 尊嚴(yan) 孔子，顧不知所以奇偉(wei) 尊嚴(yan) 之者。”【12】

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思想最重要的一點是，認為(wei) 六經是先王政典，聖人製作的意義(yi) 在於(yu) 把建立合理的人間秩序作為(wei) 目的，在製度上垂示後世，而不是像後來的文士那樣把著述本身當做目的，有意著述以傳(chuan) 後世。章太炎延續了章學誠嚴(yan) 格區分周公與(yu) 孔子一為(wei) 作、一為(wei) 述這一基本判斷，《訄書(shu) ·訂孔》中，他將孔子認定為(wei) “古之良史”。1907年的文章《答鐵錚》中說，“孔氏之教，本以曆史為(wei) 宗。”

章太炎認為(wei) 《春秋》與(yu) 《左傳(chuan) 》的經傳(chuan) 區分，在今文經學那裏則是因為(wei) 今文學將孔子視作素王，孔子改革舊製，用虛構事實來為(wei) 立法。

惑者不睹論籑之科，不銓主客。文辭義(yi) 理，此也；典章行事，彼也；一得造，一不得造。今以仲尼受天命為(wei) 素王，變易舊常，虛設事狀，以為(wei) 後世致法。且言左氏與(yu) 遷、固皆史傳(chuan) ，而《春秋》為(wei) 經，經與(yu) 史異。【13】

今文學對為(wei) 後世“立法”與(yu) “義(yi) ”的強調並不兼有“事”為(wei) 依托，而是排除了“事”的具體(ti) 性，左氏與(yu) 遷、固的史傳(chuan) 正是由於(yu) “事”才不能被稱作“經”。而古文學立場的“六經皆史”正是強調“經”具備“事”的依托。

章學誠、章太炎所麵臨(lin) 的時代問題有所不同，章太炎通過激烈批評章學誠，防止時人利用章學誠的學說，否認諸子學以及後世史學的價(jia) 值，就理論本身來說無疑是補上了章學誠未曾意識到的漏洞。章太炎對“六經皆史”的另一個(ge) 現實關(guan) 切在於(yu) ，如果以六經為(wei) 載體(ti) 的文教是孔子所創，就等於(yu) 承認孔子以前樸陋無文教，這對中國悠久的文明史無疑是一種切割。相比於(yu) 今文學強調的微言大義(yi) ，章太炎從(cong) 古文學的傳(chuan) 統出發，對於(yu) 中國危機的判斷和出路是以“事”為(wei) 依托的曆史，而非排除了“事”的聖人之法。因此，國史是存國性的唯一途徑，曆史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兼具“藏往”與(yu) “知來”的功能。

三、從(cong) “六經皆史”到“古史皆經”

經學、理學，以及史學之間的互釋是經學內(nei) 部危機和調整的一種外在反映，其中，事與(yu) 義(yi) （理、道）的關(guan) 係問題是牽涉到經、史界定的核心問題。曆來論及經史，對道與(yu) 事的性質及其關(guan) 係的認識不盡相同。

一、事隻是跡，道不可以事得傳(chuan) 。《莊子·天運》篇記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三國誌·荀彧傳(chuan) 》注引何劭為(wei) 《荀粲傳(chuan) 》，記粲謂：“孔子言性與(yu) 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雲(yun) 雲(yun) 。錢鍾書(shu) 認為(wei) “六經皆史之旨，實肇端於(yu) 此。”【14】

二、“存跡示法，法非即跡，記事著道，事非即道。”這是程朱理學的觀點。《程氏遺書(shu) 》卷二上雲(yun) ：“《詩》《書(shu) 》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詩》《書(shu) 》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一雲(yun) ：“或問《左傳(chuan) 》疑義(yi) 。曰：公不求之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yu) 《左傳(chuan) 》；《左傳(chuan) 》縱有道理，能幾何。……《語》《孟》六經多少道理不說，恰限說這個(ge) ；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承認跡可以呈現法，但法並不是跡，事可以體(ti) 現道，但道並不是事。

三、道事一體(ti) ，經史同源。王陽明在回答徐愛的問題：“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wei) 史。史專(zhuan) 記事，恐與(yu) 五經事體(ti) 終或稍異”時，這樣回答：“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犠氏之史，《書(shu) 》是堯、舜以下史，《禮》《樂(le) 》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15】

同樣是主張道事一體(ti) ，經史同源，王陽明此處所作的經史互釋與(yu)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強調史先於(yu) 經，尚有差別。

“人言六經皆史，未知古史皆經也。”16章太炎在“六經皆史”之下加了一句“古史皆經”，雖然之後他並沒有對這個(ge) 表述作專(zhuan) 門的論述，但可以從(cong) 他對曆史，尤其是古史的論述中找到答案。

首先，在“古史皆經”這個(ge) 表述中，章太炎已經悄悄改變了“經”在今文學那裏的含義(yi) ，“經”並不是聖人為(wei) 後世立法的微言大義(yi) ，而是古史的記載方式有案可查，所記載的內(nei) 容可以取信，換句話說，此處的“經”的內(nei) 涵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信史”。這一點不但與(yu) 晚清、西漢之今文學家有本質區別，而且與(yu) 一切傳(chuan) 統經學都有本質區別。隻有當古史是信史時，中國上古文教製度的完備性和典範性才能被確定。與(yu) 傳(chuan) 統經學不同的是，在傳(chuan) 統經學那裏，六經所載述之曆史乃是不可超越隻可效法之典範。章太炎對於(yu) “信史”的關(guan) 心，由於(yu) 幾種淵源的疑古思潮的出現，並專(zhuan) 門寫(xie) 作《信史》《征信》等文章來討論在晚清今文經學、西方實證史學以及新的出土材料等新的思想、知識狀況中如何求得“信史”。“古史皆經”的表述並沒有改變史先於(yu) 經（被奉為(wei) 的經）這一基本觀念，而是強調史在發生意義(yi) 上的真實性。因此，章太炎在信史的意義(yi) 上重述（塑）經學，並非在信仰的層麵瓦解價(jia) 值，而是重新調整價(jia) 值的來源。而且，由經返史，將經統一於(yu) 史的優(you) 勢在於(yu) ，史可以統合古今之變，百家之學、後王之法都屬於(yu) 史的廣義(yi) 的範疇，體(ti) 現了時勢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這便使得章太炎革命的思想淵源內(nei) 在於(yu) 傳(chuan) 統之中。

其次，章太炎以國史保存國性的表達，從(cong) 排滿革命時期延續終生。1935年在給李源澄的信中直接提到經與(yu) 史相比，到底哪個(ge) 更重要。“曠觀海外通達之國，國無經而興(xing) 者有矣；國無史，未有不淪胥以盡者也。夫中國之婁絕複續者，亦國史持之耳。經雲(yun) 史雲(yun) ，果孰輕孰重耶？”【17】此處經、史的差別，並非文本上的差別，而是闡釋係統的差別。章太炎在曆史如何保存國性的表述中，諸如激起“憤心”，引起“複仇”的決(jue) 心等等，實際上回答了民族自我意識和主體(ti) 性形成的機製是怎樣的。換句話說，相比於(yu) 今文學確立一個(ge) 聖人的信仰和權威，這種對於(yu) 每個(ge) 個(ge) 體(ti) 在精神、意識上的觸發更為(wei) 真實有效。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今文學必然依賴政治的權威，而古文學則訴諸於(yu) 民眾(zhong) 的覺醒，這竟然與(yu) 今古文學初始時的地位十分相似。

最後，“古史皆經”還意味著，將六經表述為(wei) 曆史並非否認其經的地位，古文學也並非不是經學。在晚清今古文爭(zheng) 論中，今文家對古文家的貶斥是認為(wei) 他們(men) 不懂經學，古文家對今文家的批評是他們(men) 不夠“事實求是”，多妄說。古文家受到的偏見也是自漢代就有了，隻不過晚清時期又提“六經皆史”強化了古文家的缺陷，再加以後來史學的變化，更加重了其“曆史罪過”。

章太炎另有“經即古史，史即新經”【18】的表述，無疑完善了從(cong) “六經皆史”到“古史皆經”再到“史即新經”這一連續的邏輯鏈條。

這裏簡要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概述章太炎所欲建立的史學的方法論特征。

其一是對於(yu) 信史的推校。首先章太炎對於(yu) 史學領域有明確的限定：“期驗之域，而名理卻焉。”史學必須始終被限製在經驗範圍之內(nei) ，抽象的名理不能直接參與(yu) 進來。其次，展開了史學記載過程中幾點須注意的事項：時間遠近與(yu) 記載詳略；事情大小與(yu) 記載的巨細；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記載；事情的因果和得以發生的中間環節“緣”；人對於(yu) 評議和紀事的不同態度。在這些具體(ti) 的分析中，章太炎呈現了史學領域中事與(yu) 理的緊張關(guan) 係和交織狀態，由此，他重新定義(yi) 的“事實”並為(wei) 史學澄清了“征信”的途徑。

其二是對曆史發生的描述。對於(yu) 章太炎來說曆史的發生就是聖人創製的開端，“教”從(cong) “惑”的非理性時代的“神教”，到理性時代的“風教”，期間“聖人”一直在場，並且聖人的作用和能動性都是在特定的時代曆史條件下，因時因地而製宜。【19】章太炎所描述的政教曆史，是一個(ge) 從(cong) 漸趨完備的過程，但並不關(guan) 注前文明時代的“自然史”，或者說“自然史”並不是章太炎討論曆史的起點。將聖人創製作為(wei) 曆史的起點，這與(yu) 傳(chuan) 統經學與(yu) 今文經學是相通的，也是在創製的意義(yi) 上，古史不僅(jin) 是信史而且是經。而“史即新經”，則借助史的不斷發生的時間性開放了經的不斷生成和確立。章太炎多重的經史互釋不僅(jin) 為(wei) 了確立六經（古史）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將創造性和典範性開放給六經之後的時代，更是為(wei) 了溝通當時激烈變革與(yu) 傳(chuan) 統之間的關(guan) 係，這是章太炎關(guan) 於(yu) 革命問題的一個(ge) 回答。

在西方現代進程中，自然史是啟蒙主義(yi) 理論構造中的一個(ge) 重要起點，而反啟蒙主義(yi) 則堅持基督教曆史哲學，否認自然史。章太炎所思考的中國現代道路則是一種非西方的後發現代國家的反啟蒙主義(yi) 的啟蒙的道路，將自身的曆史傳(chuan) 統論證為(wei) 一種理性的可信的曆史，並論述這種曆史發生具有不斷展開的創造性，而所動用的則是傳(chuan) 統的經史同源與(yu) 經史互釋的思想方法。

在一個(ge) 新舊轉換的中間環節，章太炎的努力很容易被簡化。作為(wei) 整體(ti) 的政治體(ti) 的危機，經學的史學化並不是經學瓦解的罪魁禍首，而是經學的危機表現成了史學的危機，亦即文化自信的危機。在一個(ge) 以民眾(zhong) 崛起、現代科學為(wei) 標誌的現代轉型期，論證史學的可信性幾乎是唯一的重塑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途徑。因此，“六經皆史”非但不是經學瓦解的罪魁，反而是對經學進行轉化的有效途徑。章太炎之後的其他各種史學思潮確實具有瓦解經學的效力，同時也從(cong) 章太炎那裏吸取了很多有價(jia) 值的問題和方法。從(cong) 時勢的客觀性的角度，“經學瓦解”這一判斷也毋寧是一種對名相的執著。

注釋
 
1 張昭軍：《論章太炎的經史觀》，《史學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 江湄：《創造“傳統”——梁啟超、章太炎、胡適與中國學術思想史典範的確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39-203頁。
 
3 陳壁生：《經學的瓦解：從“以經為綱”到“以史為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4 “六經皆史”是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並非章學誠獨創，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王陽明，而他的“事、道合一”的說法直接啟發了章學誠的“道器合一”、“不離事談理”。據田河、趙彥昌考證，提過“六經皆史”的思想家先後有錢大昕、顧炎武、袁枚、全祖望、胡應麟、王世貞、王陽明、宋濂、郝經、劉知幾、王通、裴鬆之、以及《論語》《史記》《漢書》，最終得出結論，“六經皆史”其最早應淵源於劉向、劉歆父子之《七略》《別錄》。見田河、趙彥昌：《“六經皆史”源流考論》，《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3期。
 
5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頁。
 
6 廖平：《何氏公羊春秋十論》，《廖平全集》第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9頁。
 
7 黃開國：《廖平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145頁。
 
8 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彭林編：《清代經學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9 薑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22頁。
 
10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書初刻本訄書重訂本檢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3-154頁。
 
11 章太炎：《國故論衡·原經》，《章太炎全集·國故論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8頁。
 
12 章太炎：《國故論衡·原經》，《章太炎全集·國故論衡先校本校定本》，第235頁。
 
13 章太炎：《國故論衡·原經》，《章太炎全集·國故論衡先校本校定本》，第232頁。
 
14 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第265頁。
 
15 王陽明：《傳習錄》，《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頁。
 
16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書初刻本訄書重訂本檢論》，第153-154頁。
 
17 章太炎：《與李源澄》，《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51頁。
 
18 章太炎：《論讀史之利益》，《國學講演錄》，中華書局，2013年，第96頁。
 
19 章太炎：《訄書·原教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