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分化與(yu) 戰國《詩》教的傳(chuan) 承

作者：淩彤（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九月十五日丙申

          耶穌2022年10月10日

《詩》在戰國屬於(yu) 公共的知識資源，但儒家對於(yu) 《詩》的推崇可謂是諸子之冠。就目前掌握的文獻來看，儒家引《詩》的比例遠遠高於(yu) 墨家、道家、法家等。在《論語》的記載中，孔子屢次申明學《詩》的重要意義(yi) 。在孔子的教誨下，孔門弟子自然積極接受《詩》教。不過，孔門弟子的思想差異卻也不容小覷。事實上，儒家學派內(nei) 部的分裂一直存在。孔子去世，孔門儒學亦隨之分化，《韓非子·顯學》分儒為(wei) 八即是一證。在這樣的背景下，孔門後學所記孔子的教學內(nei) 容因諸門人弟子旨趣、見解的分殊，便出現了傳(chuan) 本內(nei) 容的差異。《詩》作為(wei) 重要的教學內(nei) 容，也隨之擁有了不同的傳(chuan) 承係統。隨著孔門弟子活動空間的擴散，儒家的《詩》教、《詩》本也發生了跨地區、跨時代的傳(chuan) 播。那麽(me) 孔子之後，《詩》教究竟在孔門弟子的傳(chuan) 承中發生了哪些變化呢？這就要從(cong) 孔子《詩》教的內(nei) 容說起。

在孔子之前，早期的《詩》既可以作為(wei) 樂(le) 歌佐助禮典，也可以作為(wei) 諷諫之辭賦詩言誌。但到了孔子的時代，禮樂(le) 製度發生了變革，外交聘問場合下的賦詩即便不搭配先前的禮樂(le) 儀(yi) 式，依然可以廣泛傳(chuan) 播。人們(men) 也漸漸忽視了《詩》的禮典規範。隨著儀(yi) 式展演的頻次下降，樂(le) 曲形式的古今迭代，很多人隻能掌握《詩》的文字內(nei) 容，不再掌握《詩》的表演形式和用樂(le) 曲調，《詩》中“詩言”和“詩樂(le) ”的傳(chuan) 承也走向分途。

但在孔子的理念中，無論是“詩言”還是“詩樂(le) ”，都是《詩》教體(ti) 係的一部分，與(yu) 王道、人倫(lun) 緊密聯係。因此，孔門《詩》教沒有忽視“詩樂(le) ”的層麵。孔子整理《詩》篇，將詩與(yu) 適宜的音樂(le) 編配相和，並且把他所推崇的禮義(yi) 之道融入配詩的樂(le) 曲和儀(yi) 式中，向弟子傳(chuan) 授，試圖恢複《詩》本的禮樂(le) 化形態。在孔子的《詩》教中，《詩》樂(le) 代表的古雅秩序與(yu) 《詩》義(yi) 蘊含的人倫(lun) 之道達成了統一。

孔門弟子中的一部分人繼承了孔子在《詩》學建構中樂(le) 教的部分。如孔子的學生子遊為(wei) 魯國的武城宰，就曾推行樂(le) 教。另有《樂(le) 記》傳(chuan) 為(wei) 孔子弟子公孫尼子之作，是孔門樂(le) 教的理論著作。《禮記》中不少篇目，也保留了戰國中晚期儒家弟子對於(yu) 禮樂(le) 儀(yi) 式中《詩》義(yi) 的認識。然而，這些內(nei) 容並非《詩》教的禮樂(le) 化傳(chuan) 承，占據核心地位的並非禮樂(le) 儀(yi) 式，而是《詩》義(yi) 。儒門弟子的著作試圖證明詩樂(le) 是基於(yu) 人倫(lun) 和人的普遍情感的，可這些對詩樂(le) 的努力闡釋最終卻築造出一座《詩》義(yi) 的大廈，反而掩蓋住了禮樂(le) 形態的基石。此後大部分儒家傳(chuan) 承的主要是“詩言”的部分。

即便是“詩言”的部分，細究之下也有差異。梁濤把孔門後學的分化分為(wei) 外在派和內(nei) 在派：“子遊、子夏在如何實踐禮的問題上是有分歧的，子遊更重視內(nei) 在性的一麵，而子夏則更關(guan) 注具體(ti) 的外在禮儀(yi) 。”“曾子、子遊屬於(yu) 孔門的內(nei) 在派，子張、子夏屬於(yu) 孔門的外在派。”而筆者認為(wei) ，曾子、子遊一派啟迪了思孟學派，這一路徑往往引經證義(yi) ，注重《詩》所體(ti) 現的道德觀。子夏則在一定程度上啟迪了弓荀學派，這一路徑往往探究《詩》禮，注重《詩》所蘊含的曆史與(yu) 王道政治。當然，子夏的《詩序》可以碎片化地繼承《孔子詩論》，曾子也對荀子產(chan) 生了諸多影響。“詩言”與(yu) “詩樂(le) ”的傳(chuan) 承，“內(nei) 在派”與(yu) “外在派”的區隔，很難一刀切割幹淨，即便是思孟學派與(yu) 子夏-弓荀學派內(nei) 部同樣存在階段性的差異。

具體(ti) 而言，在曾子及弟子著述中，《詩》是內(nei) 省的注腳。曾子全麵繼承了孔子的道德教育，強調自省修己，關(guan) 注人內(nei) 心的修養(yang) 和自身的發展。他們(men) 所實踐的是“內(nei) 聖”的路線，很少闡發入仕為(wei) 政之理。即便談及為(wei) 國、為(wei) 君之道，也都蘊藏在了“自省”的範疇下。可以說，《詩》在曾子及其弟子著述中被賦予了更多的道德內(nei) 涵，引詩證義(yi) 的基礎就在於(yu) 對自我的省察。

在子思學派的傳(chuan) 承中，《詩》是德行生成的基礎。子思學派大體(ti) 繼承了曾子及其弟子對《詩》的道德化解讀。在具體(ti) 的引詩、說詩方式上，也存在階段性變化。在第一階段，子思仍然秉持孔子、曾子的思想進行述作，彼時尚未建構“五行”學說的思想體(ti) 係。這時子思引《詩》，未見對《詩》義(yi) 的說解，更未把《詩》融會(hui) 貫通於(yu) 他自身的思想體(ti) 係中，而隻是將其作為(wei) 孔子思想的注腳。到了第二階段，《詩》在子思的思想體(ti) 係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中庸》引《詩》一方麵用以說明“道”的性質，一方麵用以闡發君子所應當具備的修養(yang) 舉(ju) 止，為(wei) 君子“中庸”之道找尋曆史根源和行為(wei) 準則。《五行》中的《詩》則是其“五行”體(ti) 係的思想源泉，既承接了昔日《孔子詩論》的話題，也有他深刻且體(ti) 係分明的獨特認知體(ti) 驗。子思學派發展到第三階段，子思弟子對《詩》的說解有了新的發展。他們(men) 開始用《詩》來深化對子思思想的理解，並賦予《詩》新的政教倫(lun) 理內(nei) 涵。

在《孟子》中，《詩》是王道政治的哲學。在孟子的詩學觀念裏，《詩》是“王者之跡”的表現。因此在某些詩篇的理解上，孟子似乎更注重詩的時代背景，而較少進行道德倫(lun) 理的發揮。細數《孟子》引詩，有許多都是用以說明文王等明君為(wei) 政的方法，從(cong) 而推及他心中的治國之道的。

在子夏-弓荀學派的傳(chuan) 承中，《詩》是禮義(yi) 之教的範本，《詩》中的禮教得到了相當的重視。子夏引《詩》、論《詩》，特重視詩文所體(ti) 現的“禮樂(le) 之原”，試圖抉發《詩》背後的深層禮教。一方麵子夏把“禮”視作一種道德修養(yang) 的重要手段，主張從(cong) “灑掃、應對、進退”這些日常的禮數中完成“君子之道”的道德實踐。另一方麵子夏也從(cong) “禮”中體(ti) 悟君臣父子倫(lun) 理之義(yi) ，以輔助王道政治的建構。由於(yu) 子夏的入口就在於(yu) 禮樂(le) 儀(yi) 式，因此他對於(yu) 孔子詩教的傳(chuan) 承更為(wei) 全麵。

荀子引《詩》三分之二與(yu) “禮”相關(guan) ，但與(yu) 子夏的側(ce) 重點又有不同。子夏重禮，重在倫(lun) 理秩序，而荀子對於(yu) “禮”的理解闡發，則涉及各方麵的行為(wei) 製度。他將《詩》看作經典體(ti) 係中的重要內(nei) 容，是實現聖王之道的範本。他認為(wei) 《詩》可以佐助自己建立完整的禮學體(ti) 係和製度規範，從(cong) 而建構以禮為(wei) 基底的修身、治國統一體(ti) 。而完成之後，就可以“隆禮義(yi) 而殺《詩》《書(shu) 》”（《荀子·儒效》），《詩》降到了次一級的地位。因此荀子引《詩》，回歸的是治國修身的禮製規範，有很強的功利性。

而從(cong) 最初單純用《詩》證道，再到將《詩》作為(wei) 思想體(ti) 係根源，再到把《詩》作為(wei) 王道政治哲學的曆史淵源，《詩》的道德內(nei) 涵和曆史意義(yi) 愈加豐(feng) 富。

綜合來看，曾子-思孟學派與(yu) 子夏-弓荀學派的《詩》本傳(chuan) 承，都采用因句立說的方式，詩篇的整體(ti) 含義(yi) 不再重要。對於(yu) 前者而言，詩句所體(ti) 現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智慧才是題中之義(yi) ；對於(yu) 後者來說，詩句所體(ti) 現的禮儀(yi) 製度及社會(hui) 政治理想才是旨要之歸。又由於(yu) 儒家內(nei) 部的分化不是單線的，而是錯綜複雜的，《詩》的傳(chuan) 承也是如此，不同學派的傳(chuan) 承可以前後相續，也能並列共存。在吸納了子夏、曾子、子思、孟子等眾(zhong) 多說詩方式及論詩觀念後，荀子將《詩》《書(shu) 》、禮、樂(le) 視作道、先王之道、聖人之道統一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積極傳(chuan) 述、發掘《詩》的義(yi) 旨。在此意義(yi) 上，《詩》既可以成為(wei) 道德自省及王道政治的指南，也可以成為(wei) 禮樂(le) 製度建構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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