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朱熹與(yu) 呂祖謙喪(sang) 葬觀看“江南無族葬”辨

作者：鄭嘉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本文收錄於(yu) 浙江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讀墓——南宋的墓葬與(yu) 禮俗》，題目為(wei) 編者所擬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月初六日丙辰

          耶穌2022年10月30日

20世紀中葉以來，浙江及其附近地區清理的兩(liang) 宋墓葬，尤其是南宋墓葬，數目眾(zhong) 多。但是，宋墓的係統整理和綜合性研究並不為(wei) 學術界所重視。《讀墓——南宋的墓葬與(yu) 禮俗》是一部較為(wei) 係統介紹考古發掘的南宋墓葬的學術論著。澎湃新聞經授權選刊《“江南無族葬”辨》一文。該文從(cong) 風水、朱熹與(yu) 呂祖謙喪(sang) 葬觀的差異來辨析古人說的“江南無族葬”，揭示江南與(yu) 中原族葬墓地的差異及其成因。

“江南無族葬”是宋人的說法，廖剛《高峰文集》卷十一《夫人廖氏墓誌》稱“閩中無族墳墓者”；朱熹聲稱江南“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墓祭故以隨俗為(wei) 是；陸遊《放翁家訓》：“又南方不族墓，世世各葬，若葬必置庵贍僧，數世之後，何以給之？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歲量給少米，拜掃日給之酒食及少錢，此乃久遠事也”；明初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三○《趙氏族葬兆域碑銘》說：“蓋大江以南拘泥於(yu) 堪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

如前所述，江南既然存在一定數量的鬆散型家族墓地，古人為(wei) 何又說“江南無族葬”呢？

江南多山多水，又惑於(yu) 堪輿家，墓地呈現出與(yu) 中原迥然不同的麵貌。若以《周禮》或中原族葬法的標準來審視江南，確實可以認為(wei) 江南“無有族葬”。形法墓地追求獨立的懷抱之地，與(yu) 族葬衝(chong) 突。清四庫館臣為(wei) 東(dong) 晉郭璞《葬書(shu) 》所撰提要稱：“葬地之說，莫知其所自來。《周官》塚(zhong) 人、墓大夫之職皆稱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擇地之明證。”將堪輿術（形勢派）視為(wei) 族葬的對立因素，一語中的。

一、多占風水

試舉(ju) 二例，足以說明“江南無族葬”。準確地說，是江南很少有人追求多代人合葬，更不存在中原模式的家族墓地。

寧波鄞縣史彌遠家族是顯赫的家族，史浩、史彌遠、史嵩之，“一門三丞相”，史彌遠、史嵩之是宋寧宗、理宗兩(liang) 朝的權相。當其盛時，史氏家族當然有實力在家鄉(xiang) 實踐聚族而葬的意圖，但實際狀況絕非如此。

鄞縣東(dong) 錢湖南宋史詔墓道石刻

以史彌遠一支為(wei) 例。史詔—史師仲—史浩—史彌遠—史宅之—史堯卿係：史詔墓在鄞縣東(dong) 錢湖鎮綠野嶴村，史師仲墓在橫街村吉祥安樂(le) 山烏(wu) 竹坪，史浩墓在翔鳳鄉(xiang) 吉祥安樂(le) 山采坑，史彌遠墓在大慈山北麓，史宅之墓址待考，史堯卿墓在“東(dong) 湖大慈山秀峰夏家嶴之原”，眾(zhong) 墓各自獨立，距離遙遠，互不相屬。

寧波東(dong) 錢湖南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

以史嵩之一支為(wei) 例。史詔—史木—史漸—史彌忠—史嵩之、史岩之—史玠卿係：史木葬鄞縣世忠寺；史漸葬上水村鳳凰山南麓，即今東(dong) 錢湖南宋石刻公園所在；史彌忠墓在五鄉(xiang) 鎮寶幢王墳山；史嵩之墓在慈溪縣石台鄉(xiang) ，即今餘(yu) 姚大隱車廄山，2011年經搶救性考古發掘，距離其祖父史漸墓約30千米；史岩之葬“紹興(xing) 府餘(yu) 姚縣龍泉鄉(xiang) ”，即今慈溪橫河鎮梅湖水庫；而史嵩之長子玠卿於(yu) 至元二十二年（1285）葬於(yu) “慈溪縣金川鄉(xiang) 東(dong) 麓之原”。眾(zhong) 墓各自獨立，或在慶元府鄞縣、慈溪縣，或在紹興(xing) 府餘(yu) 姚縣。

一代儒宗朱熹，也不曾選擇族葬。

朱熹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縣蓮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獎溪鐵爐嶺；朱熹父親(qin) 朱鬆，初葬崇安縣（今武夷山市）五夫裏，後改葬崇安上梅裏寂曆山，朱熹生母祝氏墓，在建陽天湖之陽；朱熹夫婦墓，在建陽唐石大鬆穀；朱熹長子朱塾，葬於(yu) 建陽茶壋；次子朱埜，墓在建陽左衢村；三子朱在，墓在建陽永安寺後；朱熹長孫朱鑒，墓在建陽秦溪外裏；曾孫朱浚，墓在建陽登仙裏小溪。更有甚者，朱熹祖父母、父母，竟然均未完成夫妻合葬。

建陽朱熹墓

墓地分散，乃“多占風水”之故。朱熹迷信風水，其墓地由術士蔡元定卜定，此事為(wei) 人周知。朱熹妻劉氏卒於(yu) 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次年四月下葬於(yu) 建陽唐石，其間相隔半年，因為(wei) 崇安墓地不理想，朱熹“更呼術人別卜他處”，呂祖謙、張栻都曾寫(xie) 信勸他勿聽信陰陽風水。

江南無族葬，一方麵由於(yu) 江南的自然條件與(yu) 中原迥異。元代奉化籍學者戴表元，以其祖墓為(wei) 例，說“江南山稠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為(wei) 穴，穴多者惟以磚槨隔分左右”；另一方麵是南方不同於(yu) 中原的堪輿術數傳(chuan) 統，囿於(yu) 形勢派風水教條，多占風水，如宋濂所謂“蓋大江以南拘泥於(yu) 堪輿家，……無有族葬之者”。

方大琮批評朱熹多占風水：“惟朱文公最喜風水，韋齋（朱鬆）與(yu) 祝氏皆別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門人執紼者數日乃至，水心（葉適）笑之，謂其多占風水。”朱熹指摘“永嘉之學”等異己學派一向矯激，葉適則譏諷朱熹迷信風水：“二鄭（鄭伯熊、伯英）因是喜陰陽家，餘(yu) 嚐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蔡元定）預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父子、祖孫多占風水，各自尋找佳域吉穴，這是江南很少人家謀求合葬的主要原因，偶有族葬，也隻是鬆散型的聚葬，與(yu) 秩序井然的中原家族墓地根本不同。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江南確無族葬，即不存在中原模式的族葬。

居住址和墓地，是傳(chuan) 統家族看重的兩(liang) 個(ge) 禮儀(yi) 空間。葉適譏諷朱熹喜陰陽家，致使墓地分散，給子孫、友人的墓祭帶來不便。南宋初名相趙鼎，墓在衢州常山縣，其《家訓筆錄》第十三項“田產(chan) 既不許分割，即世世為(wei) 一戶，同處居住，所貴不遠墳壟”，即告誡子孫最好聚居在墓所附近，以便於(yu) 族人墓祭，更利於(yu) 聚族。

如果居住址和墓地距離較近，宋人多樂(le) 意在墓誌中予以強調。徐邦憲墓在武義(yi) 縣西郊壺山腳下，據出土壙誌載其葬地“去耕廬僅(jin) 半裏”。“耕廬”即徐邦憲生前在武義(yi) 縣城內(nei) 的居址——書(shu) 台山。書(shu) 台山在壺山腳斜對麵，壙誌說“僅(jin) 半裏”，數據基本準確，“半裏”應該是個(ge) 很近的心理距離。但其子徐謂禮卻葬於(yu) 城東(dong) ，可能是徐謂禮自擇風水之故。

徐謂禮夫妻合葬墓

麗(li) 水出土李垕為(wei) 其亡室所撰《李垕妻薑氏壙誌》曰：“餘(yu) 不勝伉儷(li) 情重，□遠葬，卜所居西偏地吉，顧視不勞舉(ju) 足，大愜餘(yu) 意，遂以嘉定己卯十一月甲寅殯諸壙。至嘉定壬午四月乙酉乃定向親(qin) 土焉，亦循陰陽家說雲(yun) 爾。”在時人看來，墓址靠近居址是理想的選擇，便於(yu) 後人守墓、墓祭和生活。然而，生活和聚族的好處，依然不可與(yu) 陰陽家宣稱的利害相衝(chong) 突。堪輿風水觀念對多數人具有決(jue) 定性的影響，為(wei) 追求好風水，人們(men) 寧願葬於(yu) 遠離居址的地方。顯然，朱熹未曾考慮將墓地作為(wei) 聚族的向心點。

朱子惑於(yu) 風水的事實，對後世儒家標榜的價(jia) 值觀造成了困擾。據明溫州永嘉人項喬(qiao) 《遊九鯉湖武夷山紀事》，嘉靖十六年（1537）項喬(qiao) 遊曆建陽考亭朱熹晚年故居，得知朱熹子孫昌盛，認為(wei) “皆公一人盛德所鍾也，公有大造於(yu) 天下後世學者，故宜然，或謂公善擇地裏而然，今觀故宅，虎高於(yu) 龍，主低於(yu) 案，則未必然；或又謂其葬韋齋、祝氏及所自擇葬三地，形勝異常，以致然者，此尤事理之必不然也，吾不敢信”。項喬(qiao) 為(wei) 朱子辯護，稱其子孫昌盛，非因風水，乃因其道德功業(ye) ；然而，朱子迷信風水，事跡昭彰。稍後，嘉靖十八年項喬(qiao) 葬母婁氏時，“談風水者謂將不利於(yu) 塚(zhong) 子塚(zhong) 婦，塚(zhong) 婦驚恐”，項喬(qiao) 特撰《風水辨》辨之，或問：“朱子，大儒也，兆二親(qin) 於(yu) 百裏之遠而再遷不已。子以程、朱為(wei) 不足法乎？”項喬(qiao) 答曰：“兆二親(qin) 於(yu) 百裏之遠而再遷不已，謂朱子純孝之心，惟恐一置其親(qin) 於(yu) 不善之地則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非聖賢正誼明道之本心也。況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使二親(qin) 而有靈，夫豈安於(yu) 百裏之暌離，而不抱長夜之恨乎。其所以屢遷者，或以藉以求蔭焉耳。嗚呼！其求之者力矣，何後世子孫受蔭，不過世襲五經博士而已。豈若孔子合葬於(yu) 防，崇封四尺，未嚐有意蔭應之求，而至今子孫世世為(wei) 衍聖公耶！”終於(yu) 承認迷信風水是朱子的千慮一失。

二、朱熹與(yu) 呂祖謙喪(sang) 葬觀的比較

朱熹、呂祖謙是乾淳年間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二人以同誌之交，分別撰有《家禮》《家範》，對喪(sang) 禮各有較係統的整理，但二人對喪(sang) 葬的具體(ti) 言行，頗多不同，別有意味。

《朱子家禮》是指導一般士庶家族的祠堂禮、冠、婚、喪(sang) （葬）、祭儀(yi) 禮的實用書(shu) ，在後世成為(wei) 指導家庭倫(lun) 理綱常、日常生活的基本準則。《家禮》卷四《喪(sang) 禮》是朱熹構思最早、用功最深、篇幅最大的部分，主要有三部分組成：第一為(wei) 製作，即喪(sang) 禮所需的服裝、器物的材料、規格尺寸、製作工藝，如縗、絰、杖、深衣等；第二為(wei) 程序，從(cong) 始死到成服、居喪(sang) 到最後除服的各個(ge) 環節，成服以前的初終、小斂、大斂，成服後的治葬、反哭、虞祭、卒哭、祔，居喪(sang) 期間的小祥、大祥、禫等環節的儀(yi) 式、服裝和器物準備；第三是服紀，即服製，以死者與(yu) 喪(sang) 主之間的親(qin) 疏關(guan) 係，確定相應的服喪(sang) 期限和禮儀(yi) 。服紀是喪(sang) 禮中最繁難、爭(zheng) 議最多的部分。喪(sang) 禮的複雜性與(yu) 重要性，是婚禮、冠禮所無法相比的。但是，喪(sang) 禮中最複雜的程序和禮儀(yi) ，並不體(ti) 現在考古發現的墓葬物質遺存中。《朱子家禮·喪(sang) 禮》偏重強調技術性、程序性的原則和內(nei) 容，尤其強調墓室“無使土親(qin) 膚”的要求，而對與(yu) 思想觀念關(guan) 係更密切的合葬、族葬、昭穆之類，則隻字不提。這應該與(yu) 《家禮》用以指導士庶日常生活的性質以及朱熹的理念有關(guan) 。

相對而言，呂祖謙《家範·葬儀(yi) 》的條目設計更加簡潔，突出強調“入土為(wei) 安”的常識，《葬儀(yi) 》第一個(ge) 條目就是“筮宅”：“既殯，謀葬，擇地得數處。執事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開門見山，強調人死入土的迫切性。與(yu) 呂祖謙《家範》相比，朱熹《家禮》稍顯繁複，但更為(wei) 體(ti) 係化、程式化。當然，《家禮》又較司馬光《書(shu) 儀(yi) 》簡明。

呂祖謙《家範·葬儀(yi) 》、朱熹《家禮·喪(sang) 禮》均本於(yu) 司馬光《書(shu) 儀(yi) 》和儒家經典的核心價(jia) 值，唯詳略有差。二人涉及的共同議題，在文本上的差異並不大，畢竟其經典依據大體(ti) 重合，隻是在內(nei) 容的側(ce) 重點和程序的係統性上有所差異。

武義(yi) 明招山呂祖謙家族墓地

《家禮》《家範》的具體(ti) 文本貌似大同小異，但在具體(ti) 喪(sang) 葬行為(wei) 中，朱、呂二人差異極大。呂祖謙在武義(yi) 明招山為(wei) 其父母呂大器、曾氏以及前三任妻子經營喪(sang) 事，均以“入土為(wei) 安”為(wei) 要務，在三個(ge) 月以內(nei) 完成下葬。據考古勘探所知，呂祖謙和前韓氏、後韓氏墓地位於(yu) 明招山大坑的小山丘，並無好形勢可言，墓室也簡陋。朱熹說：“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呂祖謙）卻隻是胡亂(luan) 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理，故意不理會(hui) ，尤不是。’”呂祖謙於(yu) 喪(sang) 葬漫不經心，“隻是胡亂(luan) 平地上便葬”，朱熹對此深不以為(wei) 然。

明招山出土的《呂好問壙誌》

反觀朱熹，其對風水擇址和墓室密封性遠比呂祖謙重視。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朱熹為(wei) 亡室劉氏尋找墓地，頗費周折，曾引起呂祖謙批評。至於(yu) 朱熹改葬生父朱鬆，而其生母祝氏墓地“東(dong) 北距先君（朱鬆）白水之兆百裏而遠”，朱熹為(wei) 長子朱塾治喪(sang) ，從(cong) “初終”到下葬，相隔近兩(liang) 年。處處與(yu) 呂祖謙不同。

朱、呂二人喪(sang) 葬觀的最大差異，尚不限於(yu) 此。開禧三年（1207）進士、興(xing) 化軍(jun) 莆田人方大琮說：

呂氏自南渡來，子孫雖分散四出，多歸葬婺之明招山，故成公為(wei) 人墓誌，遇附葬者必喜道之，然或者謂呂之子孫不甚壽，亦祖山掘鑿太過也。惟朱文公最喜風水，韋齋（朱鬆）與(yu) 祝氏皆別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門人執紼者數日乃至，水心（葉適）笑之，謂其多占風水。前輩之不同蓋如此。

明阮元聲編《宋東(dong) 萊呂成公外錄》所附《明招山墳圖》書(shu) 影

呂祖謙出身於(yu) 北宋大族東(dong) 萊呂氏，中原士大夫家族有營造家族墓地的傳(chuan) 統，安陽韓琦、洛陽富弼、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均為(wei) 其例。呂祖謙七世祖呂夷簡在北宋天禧年間置家族墓地於(yu) 鄭州新鄭神崧裏，遷祖呂龜祥、父呂蒙亨靈柩於(yu) 其中。慶曆四年（1044），呂夷簡卒，亦葬該處。此後，諸子孫如呂公著、呂希哲等皆祔。宋室南渡前夕，神崧裏已形成八代人聚葬的墓地，連呂好問、呂祖謙祖父呂弸中等人壽穴均已安排就緒。南渡以後，呂氏子孫分散四出，但不分房派，從(cong) 南宋初至元代，凡五代家族成員（包括少數第六代成員）悉數聚葬明招山，形成江南地區罕見的家族墓地。

河南安陽韓琦家族墓地

可能與(yu) 中原故家大族的傳(chuan) 統有關(guan) ，方大琮敏銳地發現，“成公為(wei) 人墓誌，遇附葬者必喜道之”。查呂祖謙《東(dong) 萊呂太史集》，呂祖謙撰《金華時澐母陳氏墓誌銘》，開篇即宣揚族墳墓“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邪譎怪之說未嚐出於(yu) 其間”對於(yu) “維死生之大紀”的重要性，而正文用來記述誌主生平事跡的篇幅反而不多；又如《金華遊玠母陳氏墓誌銘》，呂祖謙稱遊玠“祖墓岸城濠，湫隘無以族昭穆，乃卜地於(yu) 城之東(dong) ”。呂氏不隻鼓勵他人合葬、族葬，自家更在明招山踐行族葬，即所謂“族昭穆”。

事實上，呂祖謙的主張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中產(chan) 生了影響和示範效應，時人稱“呂伯恭辦喪(sang) 葬，一切如禮經，除朝夕奠之外，無一事不焚紙錢，蓋其自信如此耳”。

與(yu) 此相反，朱熹多占風水，致使墳墓分散。方大琮稱“前輩之不同蓋如此”，足見二人行為(wei) 差別之大。因為(wei) 自然環境、人文傳(chuan) 統、風水觀念的不同，中原、江南分屬兩(liang) 大不同文化區域，呂祖謙代表中原傳(chuan) 統，而朱熹更具江南文化傳(chuan) 統的背景。

中原與(yu) 江南，有不同的曆史背景和文化傳(chuan) 統。

《讀墓》鄭嘉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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