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缽相授：劉鹹炘與(yu) 弟子們(men) 的學術養(yang) 成

作者：劉開軍(jun)

來源：《史學史研究》2022年第3期

摘要：考察師弟子之間的學術賡續，是研究一派學人教學、學術和事功的題中應有之意。劉鹹炘為(wei) 弟子們(men) 規劃選題，批點習(xi) 作，指示治學法門，弟子也從(cong) 師說中汲取論學旨趣。劉鹹炘與(yu) 弟子間的授受源流清晰可辨，為(wei) 認識一百年前尚友書(shu) 塾內(nei) 舊式師弟子間的日常學術傳(chuan) 承提供了鮮活的材料。羅體(ti) 基、熊光周、李澤仁、王樹梁諸弟子得劉鹹炘之衣缽，以“風”“勢”論史，上至政風、士風，下至民風、土風皆有發微，足見劉鹹炘的“察勢觀風”已經融入弟子們(men) 的學思之中，在其學術養(yang) 成中居於(yu) 核心位置。劉鹹炘弟子眾(zhong) 多，且不乏才俊之士，後來卻大多消失於(yu) 現代學術史敘事中。究其原因，一是劉鹹炘的突然病故中斷了“推十學”發展之“勢”，扭轉了弟子們(men) 的學術命運。二是劉氏弟子的學術訓練存在體(ti) 製缺陷，弟子們(men) 罕能進入現代高等學府或科研機構從(cong) 事專(zhuan) 門研究工作，這也直接影響了弟子的學術生涯。現代學術史敘述者尚需留心於(yu) 斯人與(yu) 斯文。

作者簡介：劉開軍(jun) ，四川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yu) 旅遊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wei) 史學理論與(yu) 中國史學史

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ge) 重要現象是，師弟子之間往往傳(chuan) 承有序，研究路數井然，有的由此形成一個(ge) 有影響力的學術流派。因此，考察師弟子之間的學術賡續，是研究一派學人教學、學術和事功的題中應有之意。劉鹹炘(1897—1932)字鑒泉，四川雙流人，長期執教於(yu) 家族創辦的尚友書(shu) 塾1，弟子遍布川內(nei) 。目前，學術界對劉鹹炘的研究逐漸升溫，但對他與(yu) 弟子間的學術授受及弟子們(men) 學術研究狀況的探討則較為(wei) 薄弱【2】。若要深究這一問題，則須依據劉鹹炘創辦於(yu) 1925年的《尚友書(shu) 塾季報》。《尚友書(shu) 塾季報》主要“發表一堂師弟研究之所得”【3】，至1932年停刊，共出版8期，然存世不多，長期以來也不曾引起學術界注意。從(cong) 內(nei) 容上看，《尚友書(shu) 塾季報》除刊登劉鹹炘的40多篇(首)文章和少量他人詩文外，主體(ti) 是劉氏弟子的研究成果，故可藉此探討劉鹹炘與(yu) 弟子們(men) 的學術養(yang) 成。

一、師弟子間的學術授受

雙流劉氏有家族講學、辦學的傳(chuan) 統。劉氏自明末由湖北入川，自第三代劉坤開始教授生徒，至清朝嘉道年間，入川後第七代劉沅(劉鹹炘祖父)於(yu) 槐軒聚徒講學，已具有相當規模。劉鹹炘的父親(qin) 劉梖文也曾創辦十二學堂。尚友書(shu) 塾的前身是1915年創辦於(yu) 成都市純化街延慶寺內(nei) 的明善書(shu) 塾，1918年更名尚友書(shu) 塾，塾長是劉鹹炘堂兄劉鹹焌。1916年後，劉鹹炘進入書(shu) 塾任塾師，具體(ti) 主持書(shu) 塾的日常教學與(yu) 研究，直至1932年病逝。尚友書(shu) 塾是1949年以前成都最有名氣的私塾，在地方文化界和教育界具有較大影響力，得到蒙文通、向楚、彭舉(ju) 等人的高度讚譽。【4】依照學業(ye) 深淺，尚友書(shu) 塾內(nei) 分為(wei) 幼學、少學和研究班三個(ge) 層次。其中，幼學為(wei) 初級階段，著重訓練句讀、讀書(shu) 和作文之根基。少學則以“經、史為(wei) 本，子、集次之”，“以編、鈔、考、論為(wei) 正課”，具有學術研究的性質，且管理嚴(yan) 格，“晨宜省察，午作正課，晚專(zhuan) 句讀，夜則作文”【5】。研究生則自少學生中“試考論文一篇”，擇優(you) 選拔。研究生日常功課雖與(yu) 少學相同，“但所任研究題目較大，範圍較廣”【6】，三年為(wei) 期，有培養(yang) 國學專(zhuan) 門人才之意。書(shu) 塾弟子每周集會(hui) 一次，切磋問難。弟子日劄和習(xi) 作隨時呈給劉鹹炘批改，經篩選後，選登於(yu) 《尚友書(shu) 塾季報》。

老師在弟子習(xi) 作上的批抹塗改，頗能反映師弟子間的學術授受。現存一份楊致遠《漢末刺史州牧表》手稿，上有劉鹹炘多處親(qin) 筆批語。篇首總評曰：“考核已到七八分，綜論亦已周贍，是史部佳作。考證與(yu) 辯誤可合為(wei) 一，附記三國疆域有漏，宜於(yu) 表末加一縱格注之，序論文亦尚有當刪潤處。”短短五六十字，既讚賞弟子的考訂與(yu) 論述，謂之“史部佳作”，又指出應修潤之處，包括體(ti) 例、內(nei) 容、文辭三個(ge) 方麵，可謂精到。劉鹹炘在《漢末刺史州牧表》上所作眉批筆墨燦然，多指示作文法門，若“此處敘此，當簡括一二語”【7】雲(yun) 雲(yun) 。《尚友書(shu) 塾季報》中還保留了劉鹹炘在楊致遠《昨非齋日記》中的批語，可與(yu) 《漢末刺史州牧表》手稿上的批注參互觀驗。《昨非齋日記》是楊致遠閱讀《後漢書(shu) 》和《三國誌》的劄記。劉鹹炘隨文批注，或稱讚“校勘甚密，可喜”；或提醒弟子注意史事間的聯係，如楊致遠指出“此漢末之堡壁見於(yu) 史者，後世多有之。此即後世鄉(xiang) 間大姓練團自衛之權輿也”，劉鹹炘評曰“西晉末便多，三國時強宗有兵力者已不少”；或指出文中瑕疵：“此語亦有漏”；“尚當考”。當楊致遠從(cong) 梳理東(dong) 漢末年史事中發現問題，計劃寫(xie) 一篇《漢季士庶南徙考》時，劉鹹炘讚賞不已，稱“此題有味”【8】，足見他對弟子用心之深。賴子疇也提到劉鹹炘對其習(xi) 作的批點。1926年，賴子疇選定“三代族治”為(wei) 研究課題，至1931年已“積稿盈寸”，被劉鹹炘譽為(wei) “誌道已堅，而讀書(shu) 亦有得”【9】。不幸的是，翌年劉鹹炘病卒。歲月逾邁，人事代謝。賴子疇直至晚年才完成《三代族治考》，“以報師恩”。2000年，九十五歲高齡的賴子疇憶起老師七十多年前的教誨，寫(xie) 道：“吾師往日又曾指示此題雲(yun) ：‘三代是以族治為(wei) 政治’”，又有批注“須廣采經及傳(chuan) 記，六經言家字者皆入”【10】。可見，批注弟子習(xi) 作乃是劉鹹炘訓練弟子學術能力的一個(ge) 重要方式，也是尚友書(shu) 塾內(nei) 師弟子間學術授受的日常形態。

除了隨手批點作文，劉鹹炘還注重為(wei) 學生規劃學術選題。熊光周之所以作辛棄疾年譜，即是受劉鹹炘指點。1925年春，劉鹹炘讀到王伯祥的《辛棄疾的生平》一文【11】，頗多遺憾，於(yu) 是命熊光周為(wei) 辛棄疾撰寫(xie) 年譜。對此，劉鹹炘在為(wei) 熊光周《辛稼軒年譜》所作序中有過說明：“吾於(yu) 長短句，酷愛稼軒，謂如詩之杜陵，非率意比擬也。……杜、辛二家於(yu) 詩詞源流變遷為(wei) 重要關(guan) 鍵，正以此故，故他家詩詞可無年譜，而二家必不可無”；“吾黨(dang) 熊生亦好稼軒詞，因囑為(wei) 之”。他稱讚熊光周“凡軼事足以見其人者皆錄入。於(yu) 《朝野雜記》得其卒月，於(yu) 本傳(chuan) 南歸年十三逆推得其生年，居然首尾完具”【12】。劉鹹炘又撰《稼軒詞說》，附於(yu) 熊光周所撰年譜之後，這無疑是對弟子的有力提攜。熊光周明白老師心意，於(yu) 《稼軒詞說》後補白：“吾師既有年譜之命，複自撰《詞說》一篇，綜貫發明，論世知言，與(yu) 年譜實相表裏”【13】。經此一事，熊光周在學術上得到了很好的訓練。後來，熊光周在《尚友書(shu) 塾季報》上陸續發表《〈洛陽伽藍記〉分注說》《叔孫通製禮考》等文，顯示出優(you) 秀的學術資質。

對熊光周的指導並非個(ge) 例。趙廷選撰《氣質發凡》的問題意識與(yu) 研究思路亦得益於(yu) 劉鹹炘：“吾師劉鑒泉先生曰：‘講心理學宜重氣質，氣質直接支配行為(wei) 者也。自情操以上，西人分析之已詳，自情操以下，則西人所略，而吾先哲書(shu) 中特詳言之。……氣質千差萬(wan) 別，本不能盡列也，然綜其綱要則不可無凡。此種原則，以五以四皆不如以兩(liang) 之為(wei) 安。古書(shu) 言氣質散見者頗多，可輯而編之，雖不能完好，固學者之所需也。’因謂廷選曰：‘汝曷為(wei) 之?’廷選念茲(zi) 事體(ti) 大，群籍浩瀚，未易遍搜，且先求之群經而表列之。”【14】“汝曷為(wei) 之”四字即是指點弟子選題，“古書(shu) 言氣質散見者頗多，可輯而編之”則明示研究方法，而劉鹹炘關(guan) 於(yu) 中西學人氣質分類知識體(ti) 係的評述，則為(wei) 這項工作提供了理論支撐。剩下的工作，便是遍覽群籍，分類論述了。劉鹹炘就是這樣引領趙廷選走上治學道路的。劉鹹炘對李澤仁【15】的教導，也是用心良苦。1930年，劉鹹炘與(yu) 李澤仁的贈別詩雲(yun) ：“李生將別乞詩句，為(wei) 道寰區共一天。惡俗幾人聞鮑臭，良材多被作牲牷。我如山樹難移植，汝始飛騰似紙鳶。莫歎滔滔東(dong) 逝水，起為(wei) 雲(yun) 氣複西還。”【16】詩中透露出對李澤仁的器重。李澤仁曾請劉鹹炘推薦文學史教材。但劉鹹炘對當時出版的多種文學史均不滿意，“乃發意草一綱要。目錄略標應留意之處，並注采取之書(shu) ，俾李生據編之。是目詳略皆可用，李生且成其略者，詳則不能無待矣。”【17】李澤仁本來隻是請教使用何種文學史為(wei) 宜，劉鹹炘卻專(zhuan) 門為(wei) 李澤仁擬定了一部文學史提綱，並將需要注意的地方特意標出，提示作法，鼓勵李澤仁據此撰寫(xie) 一部中國文學簡史。這便是劉鹹炘教授弟子的高明之處——因應弟子之所需，示以法門，導引其治學路徑。

如果說上麵是從(cong) 劉鹹炘傳(chuan) 授的角度梳理他對弟子學術影響的話，那麽(me) 弟子們(men) 主動模仿劉鹹炘的論著，或援引劉鹹炘的論說作為(wei) 撰述指南，則表現出弟子對師說的積極接受。張勖初的《子思子說詩》在寫(xie) 作技巧與(yu) 體(ti) 例上，均“本吾師《言學三舉(ju) 》之例，鈔而類之，以明古之詩學”【18】。劉永堯撰《左氏引古史語考》，引用劉鹹炘《舊書(shu) 別錄》中關(guan) 於(yu) 《國語》的說法，也吸納了劉鹹炘《增廣賢文敘》中的思想：“後世史官無垂言之則，朝廷無乞言之禮。道家之學無明倡者，而村書(shu) 格言依然此義(yi) 。吾師之敘《增廣賢文》，嚐論之矣”【19】。李澤仁則將劉鹹炘《文學述林》中“吾於(yu) 文學，所見日進，至於(yu) 近年，乃專(zhuan) 宗陸士衡……求八代之能兼子質者，嵇、阮則嫌輕，《宏明集》則嫌質。直(當作‘真’，引者)彬彬者，獨有士衡。士衡子書(shu) 未成，論文僅(jin) 存五等，又因辨論封建，彌覺其有金湯之固”【20】一段話，以《塾師劉鑒泉夫子說》為(wei) 名，抄錄於(yu) 自撰《陸士衡史》篇首，並特意說明“這便是我所以做此文的動機。”【21】

綜上，劉鹹炘為(wei) 弟子們(men) 提供選題，批點習(xi) 作，指示法門，弟子也從(cong) 師說中汲取論學滋養(yang) ，學術能力由此得到提高。劉鹹炘與(yu) 弟子間的授受源流清晰可辨，為(wei) 認識一百年前尚友書(shu) 塾內(nei) 舊式師弟子間的日常學術傳(chuan) 承提供了鮮活的材料。在上述有形的授受中，無形的學術理念也隨之內(nei) 化為(wei) 這一學術群體(ti) 的精神標識。

二、“察勢觀風”與(yu) 弟子學思

如所周知，劉鹹炘史學上的一個(ge) 重要建樹，是提出“察勢觀風”，認為(wei) ：“觀史跡之風勢，是為(wei) 史識”，主張“讀史察變觀風，綜求其事之關(guan) 係”【22】。驗諸《尚友書(shu) 塾季報》上所載之文，弟子們(men) 的確能承其衣缽，以“風”“勢”論史，上至政風、士風，下至民風、土風皆有發微。

羅體(ti) 基研究《詩經》，作《〈詩經〉事義(yi) 分類》的出發點是“《詩》之所以能成教者，何也?上以驗政事之得失，下以察民風之淳薄。孔子刪之，因事以取義(yi) ，因義(yi) 以垂教。故曰：‘可以興(xing) ，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有興(xing) 觀群怨之事，而後發為(wei) 詠歌纏綿之詞。……今取三百篇所載事義(yi) 類分之，以為(wei) 縱考當時風俗之資。”【23】羅體(ti) 基關(guan) 注的乃是《詩經》所能考見的民風與(yu) 教化。王樹梁以“察勢觀風”之手眼，作成《兩(liang) 漢土風考》。談及選題的考量，王樹梁寫(xie) 道：“讀一代之書(shu) ，非獨欲知其政與(yu) 人，尤欲知其風。風有時地之殊，而時多基於(yu) 地。人固地之所生也，故考土風為(wei) 讀史之要。土風雖因時風而改易，然終不能盡革。……土風非限於(yu) 一地，苟其人而顯用，則或為(wei) 時風”【24】。這番話講讀史之法，辨土風與(yu) 時風之關(guan) 係，思想指向也與(yu) 劉鹹炘相通。王慶淵的《漢代黃老學者綜論》是一篇討論兩(liang) 漢時期黃老之風興(xing) 替的文章。該文認為(wei) ：“漢承秦急之後，安民尚緩。孝文以寬柔倡之，上行下效，其風遂以廣漸。孝景以猜忌繼之，變為(wei) 恭謹。武帝崇文儒，其風衰矣。至光武以柔道治天下，而其學複熾，與(yu) 儒並而相混，亦時勢使然也。”【25】王慶淵還撰寫(xie) 了《漢孝弟力田考》，聚焦的亦是兩(liang) 漢之風勢：“井田廢而貨殖興(xing) ，浮遊多而孝弟亡。漢之置孝弟力田，蓋知反其本矣。”盡管在執行中，孝弟力田並不盡如人意，“昭宣以後，不聞增備，光武中興(xing) ，亦因故事，賞賜之詔雖多，鉛刀之用莫睹。可慨也已!然兩(liang) 漢之民皆務力農(nong) ，行多謹願，實慕孝弟，置勢使然。效非僅(jin) 此。讀史論世，又烏(wu) 可以其效而忽其製哉!”【26】這兩(liang) 篇文章，前者討論黃老風氣的興(xing) 起及其與(yu) 儒家的雜糅，後者辨析孝弟力田之風的複歸與(yu) 衰歇，互相參閱，對於(yu) 今日研究漢代學術與(yu) 社會(hui) 仍有參考價(jia) 值。

李澤仁的《陸士衡史》上篇梳理陸機世係和年譜，下篇考訂陸機著述情況，評論其文學，乍看上去隻是陸機的個(ge) 人史。但此文之巧，在於(yu) 將陸機置於(yu) 先秦以降的學術傳(chuan) 統中，體(ti) 察陸機所能關(guan) 涉的魏晉之風。李澤仁分析清談的興(xing) 起及其影響說：“從(cong) 東(dong) 漢之末，閹豎執衡，一些有名之士，激而大標節概，星流電擊，風起雲(yun) 從(cong) ，故舊門生，遍皆黨(dang) 籍”，朝政日衰，至於(yu) 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一麵拉攏利用士人，另一麵則用鐵血手段震懾之，算是“處士橫議之後，而力矯以申商，是立有奇效的。”無奈此法到曹丕時代，“已生變態。國統不昭，司馬氏師其故技，而高潔之士既惡其行，又畏其禍，便都好為(wei) 曠遼，托諸老莊。”後來之人“競相慕效，變本加厲，莫可易移。八王亂(luan) 之於(yu) 前，五胡乘之於(yu) 後，國事如斯，不亡何待。”陸機不同凡響在於(yu) ，“陸遜、陸抗都是功業(ye) 昭著，不尚浮華，而江東(dong) 又未有清談之風。陸士衡生於(yu) 斯，長於(yu) 斯，聚國族於(yu) 斯，又習(xi) 濡其鄉(xiang) 先輩虞翻、韋昭、華覈、薛綜諸人的經術文詞，氣質性格早已非常牢固”。不止於(yu) 此，李澤仁還討論了陸機的子家本領，引申而論：“諸子之有縱橫，縱橫之變詞賦，是自然的趨勢”。“荀卿、劉向、曹植、陸機之文學是一貫之傳(chuan) ，不過其關(guan) 極大，其兆甚微”。這一段論述雖沒有出現“察勢觀風”字眼，但談論的正是漢末至曹魏時期政風、士風、文風的流變與(yu) 國勢走向。單憑這一篇文章，就足以證明李澤仁深得劉鹹炘“察勢觀風”的心法。這樣說並非穿鑿附會(hui) ，李澤仁在文中也表明其學思源於(yu) 劉鹹炘：“我並不是創異喜新，卻仍是本於(yu) 吾師鑒泉夫子”【27】。

熊光周亦奉“察勢觀風”為(wei) 治學圭臬。1925年，19歲的熊光周發表了一篇論“風”專(zhuan) 文《中晚唐四風人詩錄論》。熊光周不僅(jin) 輯錄王建、張籍、聶夷中、於(yu) 濆四位中晚唐詩人的含“風”之作，而且有一套理論支撐：

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孔子論詩曰：“可以觀”。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故詩之用與(yu) 史同。史非不具時風，然多詳於(yu) 上而略於(yu) 下。閭裏之俗則必求於(yu) 詩。一縱一橫，固相輔也。後世之為(wei) 史者，不知史與(yu) 詩通，僅(jin) 詳其實而不能舉(ju) 其虛，又局於(yu) 朝廷而忽於(yu) 鄉(xiang) 國，於(yu) 是論風俗者，轉舍史而征詩矣。惟是魏晉以降，詩境日狹，僅(jin) 視為(wei) 文人自娛之具，罕留心於(yu) 民事。唐之詩為(wei) 極盛，其初猶多務詞采，鮮關(guan) 風俗。洎乎中葉，複古之風倡，作者皆欲陵六朝而複漢魏，重以國家多故，傷(shang) 時感物之作益盛，體(ti) 亦複質，足以委曲道達之，可觀之作於(yu) 時為(wei) 盛。【28】

這段開篇的話不是一般的導言，而是對先秦至中晚唐時期史與(yu) 詩在民風表現上的梳理與(yu) 認識，其核心觀點與(yu) 劉鹹炘所說“後史無綜合之識，且忽虛風，必以子集輔之”【29】吻合。若論功用，則史與(yu) 詩本可相輔以觀風察勢。然而後世之史多詳上略下，詳實忽虛，重朝廷而輕鄉(xiang) 國，不得藉以見民風。詩之進路亦經曆一番曲折：從(cong) 古時陳詩觀風到魏晉隋唐間詩境限於(yu) 自娛，直至中唐以後，因複古之風和國家多故，詩歌轉而返於(yu) 質直，始回歸到閭巷風俗的關(guan) 切上。熊光周有鑒於(yu) 此，乃輯錄中晚唐時期王建等四人之詩。此文又將四人詩分作“言征婦之怨者”“敘喪(sang) 亂(luan) 之象者”“刺藩鎮之驕者”“刺虜俗之奢者”“刺禁軍(jun) 之暴者”“言官威之盛者”“言農(nong) 民之苦者”“言女紅之苦者”“言羈旅之苦者”諸目，大體(ti) 對應時風、土風、民風。“自三百篇以來，道民風嗇事之作，幾成絕響，斯所以難得而可貴也”【30】。通觀全篇，熊光周所運用的正是劉鹹炘的“察勢觀風”理論。此外，山永壽的《秦末群雄論》、李澤仁的《兩(liang) 漢三公材品表論》、李克奇的《西漢郡國守相論》、羅體(ti) 基的《樂(le) 府事義(yi) 分類》《元雜劇諺語鈔》、李士成的《戰國三士論》、李榮煊的《漢中興(xing) 資藉論》、劉開柳的《續過秦論》等，也都是察勢觀風的佳作。

長篇可以察勢，短劄亦可觀風。劉鹹炘在教學中常告誡弟子，前輩學人大都積數十年劄記之功方有成就，劄記之要在表達心得。“心得者，新得也，故必戒陳言。”“心得”不是強求初學者言前人所不曾言，“乃指初悟此理，昔不知而今知；昔之知不真，而今乃真也。果為(wei) 初悟，雖陳亦新，若舊所已知，隨人之說，眾(zhong) 所共曉，未有灼見，則雖奇詭不常，亦陳言而已”【31】。這一思想在《尚友書(shu) 塾季報》日劄欄目中也有體(ti) 現。該欄目專(zhuan) 門刊登弟子劄記，頗能以小見大，有見微知著之妙。

周祖銘的《〈史記·曹世家〉劄記》旨在闡明“春秋所以成戰國之勢”【32】。他閱讀《漢書(shu) ·貨殖傳(chuan) 》後撰成百餘(yu) 字短劄，屢屢言及“貨殖之風”，認為(wei) “班氏列此傳(chuan) 者，所以明漢代貨殖之風”，不止是為(wei) 卓王孫等人立傳(chuan) 。至於(yu) 班固為(wei) 何將戰國時期的計然等人也寫(xie) 入《貨殖傳(chuan) 》，乃是因為(wei) “貨殖之風既啟於(yu) 戰國，班氏列此，寧可不溯其源，以明其風之流變乎!”【33】李士成讀《陳涉世家》，眼中所見也不限於(yu) 陳涉其人，而是曆史演進之“勢”：“古今之大變，由陳涉傾(qing) 秦始；匹夫崛起為(wei) 王者，自涉始；人君之局變，自涉始；封建變為(wei) 郡縣，雖自秦始，而涉實成之也。”【34】這條劄記與(yu) 劉鹹炘所言“秦改郡縣，陳、項起匹夫，漢高徙豪傑，而三代之風乃全亡。此為(wei) 一大變遷，太史遷所謂古今之變，即指此也”【35】一脈相承。鍾慶坻讀《漢書(shu) ·張釋之傳(chuan) 》，著意揭示土風對人的影響：“堵陽本韓地，其人高仕宦、好文法”，張釋之生長於(yu) 此地，確有“高仕宦之意”，而當“釋之為(wei) 廷尉，執法頗當也。可見土風之感人有如是也”【36】。鍾世恩在《後漢書(shu) ·申屠剛傳(chuan) 》“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dong) 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37】下寫(xie) 道：“非第著剛之剛直，正所以見當時之政不專(zhuan) 於(yu) 大臣。蓋西漢末權在大臣，是以王莽得窺竊神器。光武受祚，懲莽之禍，故分大臣之權，自加嚴(yan) 察，以防其患，故觀此足以知光武政之所以異於(yu) 前之由也。”【38】鍾世恩從(cong) 東(dong) 漢諫臣申屠剛的言行中觀察到的，是東(dong) 漢初年迥異於(yu) 西漢末年的政風以及光武君臣間的權力聚散之勢。還有一些劄記，雖然文辭上沒有出現“風”“勢”，但其貫注的學術精神與(yu) 問題意識仍屬“察勢觀風”之範疇。如王慶楨讀《漢書(shu) 》，指出“漢室一代，始苦異姓之強，中罹同姓之禍，終逢外戚之凶，實皆郡縣既立，封建不能複古，權歸一專(zhuan) ，大小不稱。強則末大難掉，弱則本根零替。觀《楚元王劉向傳(chuan) 》載封事數篇，其義(yi) 可見矣。綜論數傳(chuan) ，漢之政治曆曆如睹，旁見側(ce) 出，語無相外，圓神獨斷之義(yi) 亦可略見矣。”【39】這篇劄記透露著深刻、通達的曆史認識，也得益於(yu) “察勢觀風”的思維訓練。

毫無疑問，上述劄記中的風勢論，皆源於(yu) 劉鹹炘的學術理念。然而，弟子們(men) 並非簡單複製師說，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在這個(ge) 問題上，可將王樹梁與(yu) 劉鹹炘的相關(guan) 言論對照，以為(wei) 證明。王樹梁說：“觀史貴於(yu) 先得要領，不得要領而徒記事實，反不如閱小說邸報之多趣也。……風俗、政事、人才本互相牽連，而三者尤以學術為(wei) 轉移。是知學術者，史書(shu) 之綱也。舉(ju) 學術以推其政事、風俗、人才，所謂綱舉(ju) 而目張也。由是而知，一人之始末非一人之始末，乃一時風尚之見端也；一事之始末非一事之始末，乃一世始末之見端也。故史者乃記一代政事、人事、風俗之變化，而非年月之記簿、個(ge) 人之行事也。”【40】王樹梁的這番認識自有淵源。1922年6月12日夜，劉鹹炘“塾中望月，與(yu) 諸生談”的內(nei) 容，就包括“所貴乎史者，為(wei) 明著其政事、風俗、人才之變遷升降也”和“作史者不知此，則紀傳(chuan) 書(shu) 隻是一碑傳(chuan) 集，非史矣。讀史者不知此，則史論隻是一月旦評，非史論矣”【41】。但在辨析一代風俗、政事與(yu) 人才升降之際，王樹梁更看重學術因素，以學術為(wei) “史書(shu) 之綱”，且“學術之流，久而必變，更有反激。”【42】

1928年夏，劉鹹炘表達“風勢之端緒”【43】的《治史緒論》由尚友書(shu) 塾印行。書(shu) 末列出承擔校刊的11位弟子，依次為(wei) ：仁壽劉焜明、仁壽王慶楨、雙流李克奇、雙流羅體(ti) 基、華陽李澤仁、簡陽熊光周、三台張勖初、羅江楊致遠、劍閣賴天錫、華陽廖士正和成都鄧自仁。諸弟子注重對劉鹹炘“察勢觀風”思想的揣摩、領悟與(yu) 踐行，考察曆代土風、士風、時風、政風，深究各時期政治轉變的大關(guan) 鍵與(yu) 大轉捩，深化了對曆史上風勢之“變”的研究。可以認為(wei) ，“察勢觀風”已成為(wei) 劉氏弟子共同遵循的治學要義(yi) ，在其學術養(yang) 成中居於(yu) 核心位置。

三、風勢之變與(yu) 學術沉浮

曆史研究總在保存、強化某些曆史記憶，也與(yu) 之相應地刪節、淡化另外一些人與(yu) 事。誠然，人們(men) 無論如何都無法在曆史敘述中窮盡全部的過往。然而，一代終究有一代之學術，更何況史家的選擇本身也具有曆史的語境。不同時期的研究者總會(hui) 在殘存、模糊的記憶裏尋找那些還在發著光的曆史碎片，因為(wei) 它們(men) 也曾與(yu) 那些被濃墨書(shu) 寫(xie) 的曆史存在於(yu) 同一個(ge) 時空之中。如果有必要，不妨重新屬辭比事，將之放在一個(ge) 合適的曆史位置上。劉鹹炘及其弟子在學術史上的沉浮或亦可作如是觀。

如前所述，劉鹹炘弟子眾(zhong) 多，且不乏才俊之士，為(wei) 什麽(me) 他們(men) 後來大多消失於(yu) 現代學術史敘事中?這裏嚐試運用“察勢觀風”理論，從(cong) 劉氏弟子所處時代的“風”“勢”入手，探究其背後的緣由。

第一，劉鹹炘的突然病故中斷了“推十學”發展之“勢”，也吹散了以劉鹹炘為(wei) 中心的地域性學“風”。1932年8月，劉鹹炘遽歸道山時，弟子們(men) 大多年紀尚輕，正處在學術上升期，雖已有一些成果，卻還難以獨當一麵，原本良好的學術發展態勢就此戛然而止。

劉鹹炘生前以一間私塾、一份刊物、一套教育思想和一個(ge) 博大的學術體(ti) 係，為(wei) 弟子們(men) 的學術養(yang) 成提供了良好條件。“學生中凡有成績的，不論大小，他都要加以獎勵。資質下等的，他更是盡心誘掖，耐心扶持，希望得到長進。在尚友書(shu) 塾讀書(shu) 的學生，凡家境貧寒，有誌於(yu) 學者，都免繳學費，並供給夥(huo) 食，不使廢學。……每當月白風清的夜晚，購買(mai) 幹果酒脯在塾中和學生一邊看月，一邊討論學問，上下古今，暢談暢飲，直到深夜。”【44】1932年初，劉鹹炘還特意挑選有學術潛力的弟子進入尚友書(shu) 塾新設的研究班，包括楊致遠、羅體(ti) 基、李克奇、鄧自仁、夏昌霖、袁孝、王道詵、程維澍、劉聞、陳華鑫【45】等人。諸生均有自己的研究題目。“研究生每人每年發給銀元七十元至一百元。……研究生每周集會(hui) 講論一次，依所研究科類，分別由學生輪流主持。集會(hui) 時當眾(zhong) 陳說近日學習(xi) 心得、疑義(yi) ，互相交談、切磋、勸勉。研究生班成立後，書(shu) 塾治學風氣更盛，有春水行舟，自在中流之概。”【46】可見，劉鹹炘對弟子的生活和學術都有精心安排。明白這些，也就不難理解為(wei) 何在劉鹹炘病逝後，研究班眾(zhong) 弟子敬撰挽聯雲(yun) ：“存心養(yang) 性立命，寧雲(yun) 道不假年，易簀太蒼皇，莫漫疑好學深思，雲(yun) 霧至今封聖域；頌詩讀書(shu) 知人，贏得文堪傳(chuan) 世，絕塵歎趨步，祗自慚升堂入室，星霜他日哭名山”【47】。時也，勢也，命也。劉鹹炘和他的得意弟子徐國光、楊致遠、李澤仁均英年早逝，其餘(yu) 弟子亦隨之風流雲(yun) 散。眾(zhong) 弟子失去學術領袖，喪(sang) 失學術陣地。尚友書(shu) 塾也不可逆轉地進入衰落期。“隻能從(cong) 文字上進行教學，缺乏在學術研究上對學生進行指導”，不少學生離開書(shu) 塾。1938年，因日機空襲，尚友書(shu) 塾一度停辦，直到1946年2月才恢複，但教學水平較之以往“大有降低”【48】，勉強維持至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而終結。

第二，劉氏弟子的學術訓練存在體(ti) 製缺陷，與(yu) 民國時期史學學院化之風相背，弟子們(men) 罕能進入現代高等學府或科研機構從(cong) 事專(zhuan) 門研究工作，這也直接影響了弟子的學術生涯。

尚友書(shu) 塾雖是一家有傳(chuan) 統、有水準的私塾，但畢竟與(yu) 現代大學或研究院體(ti) 製不同。清末以來，“標誌著學術世代交替時代的來臨(lin) ”【49】的新式學堂至民國時期已成為(wei) 主流之風。尚友書(shu) 塾的弟子接受學術訓練和道德教化，雖積年累月沉澱豐(feng) 厚學識，卻無法獲得時人認可的學曆光環，學術才華難以施展。眾(zhong) 弟子離開尚友書(shu) 塾後，陳華鑫在尊經國學專(zhuan) 科學校講學；程維澍執教於(yu) 複性書(shu) 院；賴子疇在劍閣縣師範學校任教。從(cong) 學術環境來看，陳、程、賴三位弟子的出路尚差強人意。李澤仁、夏昌霖、張泰賢則在成都樹德中學、華陽縣立中學、成都縣立女子中學工作。還有一些弟子創立書(shu) 塾，如李克齊的雙流學古書(shu) 塾，龔暉的新津複古書(shu) 塾，宋光晟的南充豫順書(shu) 塾，張勖初的三台濟川書(shu) 塾等，走的是傳(chuan) 統教學的路子【50】。這對他們(men) 融入民國史學潮流、進入學術圈層來說，都是不利的。

此外，尚友書(shu) 塾“講世所不尚之學”【51】。劉鹹炘及其弟子基本延續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精神，讀經史，習(xi) 倫(lun) 常，重教化，與(yu) 民國時期幾股重要的史學潮流缺乏交集，處於(yu) 非主流史學的位置上。這也是劉鹹炘與(yu) 弟子逐漸淡出學者視野的原因。

四、結語

1949年後，政治變換，學術轉移。白壽彝先生較早關(guan) 注到劉鹹炘的學問。1961年12月，在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史學史資料》(《史學史研究》的前身)第4號上發表了署名淩簡的文章《劉鹹炘的〈史學述林〉和宋慈抱的〈續史通〉》。翌年3月，《中國史學史資料》第5號《近人〈史記〉評論選輯》中，依次收錄了梁啟超、章太炎、劉鹹炘、顧頡剛和宋慈抱五人關(guan) 於(yu) 《史記》的研究成果。1964年3月，《中國史學史資料》第7號收錄劉鹹炘的《〈春秋〉〈國語〉論》；同年6月，《中國史學史資料》第8號《〈三國誌〉評論選輯》和《〈後漢書(shu) 〉評論選輯》中，分別摘錄了劉鹹炘的《三國誌知意·總論》和《後漢書(shu) 知意·論識旨》。這些基本上還屬於(yu) 介紹與(yu) 史料搜集的層麵，不過在當時亦是難能可貴的學術發現，可惜的是史學界的相關(guan) 研究並未跟進。劉鹹炘在沉寂了半個(ge) 世紀後，隨著現代中國史學本土意識的覺醒，因應著傳(chuan) 統文化的強勢回歸，最近一二十年始漸放光彩，而他的弟子們(men) 至今仍隱沒在曆史的光影裏。《尚友書(shu) 塾季報》中所載弟子們(men) 的170多篇論文、劄記以及散落世間的未刊作文手稿等，尚待人們(men) 搜集與(yu) 研究。現代學術史敘述者也需留心於(yu) 斯人與(yu) 斯文。

注釋
 
1尚友書塾之名，是受孟子的啟發。孟子對萬章說過一段名言：“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卷十《萬章下》，楊伯峻譯注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31-232頁)
 
2近年來，劉鹹炘研究受到學術界重視，專著方麵，先後有周鼎的《劉鹹炘學術思想研究》(巴蜀書社2008年版)、溫浚源的《劉鑒泉先生學行年表》(巴蜀書社2013年版)、楊誌遠的《察勢觀風：劉鹹炘史學思想析論》(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和歐陽禎人的《劉鹹炘思想探微》(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專文方麵，2010年至今已發表相關論文百餘篇，涉及文學、史學、哲學、藝術、宗教等領域。然與本文探討主題關聯度較高的研究，僅見劉伯穀、劉器仲的《成都尚友書塾史述》(《蜀學》第2輯，巴蜀書社2007年版)和拙文《試探劉鹹炘的曆史教育思想》(《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
 
3《尚友書塾季報略例》，《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4據劉伯穀先生於2012年7月20日在雙流檔案館的口述，同時參考劉伯穀、劉器仲的《成都尚友書塾史述》一文(《蜀學》第2輯，巴蜀書社2007年版)。劉伯穀(1930—2022)，名恒蓺，字伯穀，以字行，劉鹹炘長子，受教於劉鹹炘弟子陳華鑫，1949年前，擔任尚友書塾學長，熟悉家族曆史掌故和尚友書塾辦學情況。
 
5劉鹹炘：《尚友書塾規約·少學規約》，《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387頁。
 
6劉鹹炘：《尚友書塾規約·研究班規程》，《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391頁。
 
7劉鹹炘評語，載楊致遠《漢末刺史州牧表》。這篇手稿共38頁，毛筆寫於尚友書塾專用藍色稿紙上。楊致遠，四川羅江人，係劉鹹炘得意弟子，精於兩漢史研究，英年早逝。劉鹹炘為楊致遠作挽聯雲：“研究班第一名，開學才半載；蜀史學絕千歲，知心有幾人”，飽含哀痛之意與惜才之情。此前一年，劉鹹炘寫過 “史學絕千年，蜀人誰繼起”(《推十詩》卷下《井研四李先生祠(其一)》，《推十書》戊輯第2冊，第689頁)。一詩一聯之間，似有思慮上的關聯。挽聯由劉鹹炘哲嗣劉伯穀老先生口述。尚友書塾研究班開辦於1932年初，據此可知楊致遠約卒於1932年6月間。劉鹹炘也於同年8月9日病逝。數月之間，師徒遽逝。《尚友書塾季報》第8期(1932年10月出版)刊登劉鹹炘遺著《重修宋史述意》和楊致遠遺作《東漢私門風氣考》《昨非齋日記》，是為師生在《尚友書塾季報》上的絕唱。
 
8以上引文見劉鹹炘評語，載楊致遠《昨非齋日記》，《尚友書塾季報》第8期，1932年10月10日。
 
9劉鹹炘：《推十文》卷三《賴丕丞先生暨德配王孺人六十壽言》，《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2冊，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頁。
 
10賴子疇：《三代族治考·前言》，自印本，2000年，第2頁。
 
11此文載文學研究會會刊之一《星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第26-34頁。
 
12以上引文見劉鹹炘《辛稼軒年譜序》，《尚友書塾季報》第3期，1925年9月29日。
 
13劉鹹炘：《稼軒詞說》末附熊光周語，《尚友書塾季報》第3期，1925年9月29日。
 
14趙廷選：《氣質發凡》，《尚友書塾季報》第4期，1925年12月30日。趙廷選為四川劍閣人，追隨劉鹹炘學習四年，“以親老歸”，時常來成都看望劉鹹炘。劉鹹炘欣賞趙廷選，“常稱之於門人，以為學若是，乃不愧學也。”見《推十文》卷三《賴丕丞先生暨德配王孺人六十壽言》，《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2冊，第579頁。
 
15李澤仁(1904—1938)，字惠生，成都華陽人，曾任尚友書塾甲級塾師，創辦誌景書塾(後更名為誌景中國文學傳習社)，闡揚師說。
 
16劉鹹炘：《推十詩》卷下《贈李惠生》，《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2冊，第683頁。
 
17劉鹹炘：《文學述林》卷四《文學史綱目》，《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1冊，第105頁。
 
18張勖初：《子思子說詩》，《尚友書塾季報》第5期，1926年3月30日。
 
19劉永堯：《左氏引古史語考》，《尚友書塾季報》第4期，1925年12月30日。
 
20劉鹹炘：《文學述林》卷四《陸士衡文論》，《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1冊，第93頁。
 
21李澤仁：《陸士衡史》，《尚友書塾季報》第5期，1926年3月30日。
 
22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235、245頁。
 
23羅體基：《〈詩經〉事義分類》，《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24王樹梁：《兩漢土風考》，《尚友書塾季報》第2期，1925年6月30日。
 
25王慶淵：《漢代黃老學者綜論》，《尚友書塾季報》第5期，1926年3月30日。
 
26王慶淵：《漢孝弟力田考》，《尚友書塾季報》第7期，1929年6月20日。
 
27以上引文見李澤仁：《陸士衡史(下篇)》，《尚友書塾季報》第6期，1926年10月30日。
 
28熊光周：《中晚唐四風人詩錄論》，《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29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247頁。
 
30熊光周：《中晚唐四風人詩錄論》，《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31劉鹹炘：《淺書·教作劄記》，《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130、131頁。
 
32周祖銘：《〈史記·曹世家〉劄記》，《尚友書塾季報》第5期，1926年3月30日。
 
33周祖銘：《〈漢書·貨殖傳〉劄記》，《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34李士成：《〈史記·陳涉世家〉劄記》，《尚友書塾季報》第4期，1925年12月30日。
 
35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245頁。
 
36鍾慶坻：《〈漢書·張釋之傳〉劄記》，《尚友書塾季報》第5期，1926年3月30日。
 
37範曄：《後漢書》卷二十九《申屠剛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17頁。
 
38鍾世恩：《〈後漢書·申屠剛傳〉劄記》，《尚友書塾季報》第6期，1926年10月30日。
 
39王慶楨：《〈漢書·魏豹田儋韓王信傳〉至〈楚元王傳〉劄記》，《尚友書塾季報》第2期，1925年6月30日。
 
40王樹梁：《〈後漢書·董卓傳〉劄記》，《尚友書塾季報》第1期，1925年3月31日。
 
41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236、237頁。
 
42王樹梁：《〈後漢書·張王種陳傳〉劄記》，《尚友書塾季報》第2期，1925年6月30日。
 
43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增補全本)己輯第1冊，第235頁。
 
44劉伯穀、朱炳先：《劉鹹炘先生傳略》，《推十書》(增補全本)壬癸合集第3冊，第1171頁。
 
45這份研究生名單是2021年2月9日筆者采訪劉伯穀先生時所得。
 
46劉伯穀、劉器仲：《成都尚友書塾史述》，《蜀學》第2輯，第29頁。
 
47《雙流劉鑒泉先生挽辭》，重慶更新印刷紙號代印，1935年，第57頁。
 
48劉伯穀、劉器仲：《成都尚友書塾史述》，《蜀學》第2輯，第30頁。
 
49劉龍心：《學術與製度：學科體製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5頁。
 
50參見劉伯穀、劉器仲《成都尚友書塾史述》，《蜀學》第2輯，第31頁。
 
51劉鹹炘：《推十文》卷三《賴丕丞先生暨德配王孺人六十壽言》，《推十書》(增補全本)戊輯第2冊，第5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