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磊】重建學術神聖性

欄目:散思隨劄
發布時間:2022-10-31 09:24:20
標簽:李書磊

原標題:學術的困惑
作者:李書(shu) 磊
來源:原載《中國改革》2002年第2期



   專(zhuan) 業(ye) 化與(yu) 職業(ye) 化使學界形成一個(ge) 職業(ye) 利益集團

   說“專(zhuan) 業(ye) 化”,是說原來所有的專(zhuan) 業(ye) 都難免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在市場社會(hui) 的格局中逐漸減退,同時大量的留學生回國執教、大麵積的對外學術交往、“國際學術規範”推向普及。90 年代中期各雜誌上展開的關(guan) 於(yu) “社會(hui) 科學規範化”的討論最終起到了統一思想的效果。從(cong) 論文結構到加注方法的學術寫(xie) 作規定,從(cong) 核心期刊、權威索引到引用率的學術評價(jia) 體(ti) 係,各種要素的確立使學術的專(zhuan) 業(ye) 化具備了雛形。

   說“職業(ye) 化”,是說原來的學術並未形成為(wei) 一個(ge) 職業(ye) 利益集團。市場經濟喚醒了學者的利益覺悟,也為(wei) 學者的利益滿足提供了空間。學者們(men) 從(cong) 前習(xi) 慣於(yu) 為(wei) 抽象的理想與(yu) 理念而鬥爭(zheng) ,至 90 年代,開始為(wei) 自身的利益而鬥爭(zheng) ,一時間學者的訴窮、斥窮的聲音盈耳。若幹半吊子的學術史家滿懷豔羨地數說起了三四十年代大學教授的收入與(yu) 待遇,並不準確地折算出了幾乎是天文數字的教授工資,同時還算出教授與(yu) 工役四五十倍的收入差別。雖然這些史家並未考慮當時政府欠薪、教授索薪的常見情節,並未論及大量知識分子失業(ye) 的背景形勢,更無暇辨析教授比工役工資高出 50 倍在道義(yi) 上是否妥當,但他們(men) 以曆史敘述來指涉、匡正其時學者利益過分失落狀況的動機卻是無可厚非的。知識分子在爭(zheng) 取自身利益的博弈中越來越成為(wei) 一個(ge) 強勢利益集團,比下崗工人、比收入徘徊乃至下降的農(nong) 民都要厲害得多。經濟、社科學先獲得較大利益,人文學者也緊隨其後小步快走。90 年代末低工資(相對國外而言)外的高補貼(相對工資而言)製在高等學校推廣,這標誌著學者的比較利益已得到穩定上升。此外,課題費、稿費、講演與(yu) 谘詢費也稱得上可觀,尤其對於(yu) 知名學者而言。利益較充分的滿足是學術界職業(ye) 化的前提與(yu) 動力。收入微薄時隻是勉強從(cong) 業(ye) ,收入豐(feng) 裕時才能樂(le) 業(ye) ,才能對自己的職業(ye) 有歸屬感,才能在職業(ye) 不斷發達的同時將自己越來越深的職業(ye) 化。

   在專(zhuan) 業(ye) 化與(yu) 職業(ye) 化雙重作用下學界的艱難選擇

   20 世紀 90 年代末,當代中國社會(hui) 人文學術界初步實現了專(zhuan) 業(ye) 化與(yu) 職業(ye) 化。專(zhuan) 業(ye) 化與(yu) 職業(ye) 化是環境與(yu) 學者的內(nei) 在願望雙重作用的結果。它固然給學者帶來了滿足,但也帶來了新的困擾。在中國特定的文化傳(chuan) 統和特定的社會(hui) 現實中,這種困擾還揮之不去。

   學術職業(ye) 化之後,學術生涯的意義(yi) 首先就成了問題。西方學者有僧侶(lv) 血緣,中國學者有士大夫血統,這種血緣和血統都指向學術的神聖性。所謂神聖性,就是一種無限和絕對的追求。張載所雲(yun) “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上承孔孟的情懷,千百年間一直是定義(yi) 學術生涯的豪邁之詞,它對曆代學者確實有巨大的精神引導力量。所立之心與(yu) 所立之命、所繼之絕學、所開之太平代有新義(yi) ,但這種神聖化的精神結構卻代代相傳(chuan) 。20 世紀 80年代前中國當代意識形態化的學術倒同這種精神是契合的,而今天職業(ye) 化的學術則與(yu) 之相疏離。職業(ye) 化的另一幅麵孔就是世俗化,它消蝕了學術的神聖意味,將學術的目標限定在有限的層麵上,將學術活動變成謀生與(yu) 謀利的活動。僅(jin) 僅(jin) 在一百多年前,龔自珍還把“著書(shu) 都為(wei) 稻梁謀”自責為(wei) 一種墮落,今天這已經成為(wei) 一種常態了。職業(ye) 化的勢頭迅疾而來,它快得甚至不容人們(men) 做好準備,於(yu) 是目前這幾代學者就成為(wei) 過渡性的“中間物”。舊時的神聖情懷與(yu) 英雄人格尚在,暫難納入到職業(ye) 倫(lun) 理的框架之中,結果是神聖情懷固然無處著落,職業(ye) 倫(lun) 理又絕不足依憑,行為(wei) 的失序也就難以避免了。與(yu) 行為(wei) 失序相伴的是心理失衡,身心不適應、精神不滿足的痛苦時時襲上心來。如果學者生涯僅(jin) 僅(jin) 是出賣知識產(chan) 品並從(cong) 中盈利,人生的價(jia) 值就要大打折扣。精神勞動者本來比其他從(cong) 業(ye) 者有更強的精神需求,但市場體(ti) 係卻漠視這種需求,將他們(men) 與(yu) 其他職業(ye) 者等量齊觀。這真是惱人。貧困的時候固然想富裕,但如今果真富裕卻也無聊得很,更何況這種富裕又是以放棄自由、浪漫而高蹈的精神曆險為(wei) 代價(jia) 的。大學的企業(ye) 化取向與(yu) 企業(ye) 化管理,量化的業(ye) 績評價(jia) 方式,超量的課時,同事間無休止的競爭(zheng) ,職業(ye) 化帶來的這種種局麵不僅(jin) 消解了學者們(men) “為(wei) 真理而鬥爭(zheng) ”的高調的自期,也消減了他們(men) “為(wei) 知識而知識”的低調的自娛,使他們(men) 成為(wei) 自己無法掌控的機器上的零件。

   有趣的是,職業(ye) 化及其引發的失衡無據的過渡期心理所帶來的不僅(jin) 是高尚的精神痛苦,亦有並不那麽(me) 高尚的惡性行為(wei) 。比如說過分逐利。利益之心的覺醒是正常而正當的,但利益之心一旦覺醒往往會(hui) 膨脹,並不容易知止。事實上,學術在市場社會(hui) 所獲得價(jia) 值實現是有限的,它可以為(wei) 學者們(men) 提供比較體(ti) 麵的生活,卻無法提供工商階層所擁有的豪華生活。但有時學者們(men) 難免生出與(yu) 商人攀比之心,想作為(wei) “知本家”與(yu) 資本家比高。這就會(hui) 使學問變成急功近利的俗學或者逢迎阿世的曲學,甚至成為(wei) 欺世的偽(wei) 學。學者們(men) 應該明了求利之道與(yu) 求利之度,在一定的限度上堅決(jue) 止步,以保證學問的淳厚與(yu) 地道。這往高裏說是一種人格操守,往低裏說是一種人生智慧。否則可能既求不到利又求不得學,徒使人生變成倉(cang) 皇的追逐。即使僥(jiao) 幸求利得利也未必可嘉,學者成為(wei) 大款雖不算是羞恥卻也算不上光榮,學者真正的光榮是成為(wei) 大家。再比如說行為(wei) 的庸俗化。較雅的庸俗化諸如熱衷於(yu) 同國際名校與(yu) 學術名人建立關(guan) 係,將操持學術會(hui) 議與(yu) 在核心期刊發表文章當成最高目標,雖然渺小卻也可以容忍;較低的庸俗化則是“跑”教授,“跑”學位點與(yu) 各種基金與(yu) 基地,乃至行賄,這就變成文化的自我否定了。

   專(zhuan) 業(ye) 化對中國學者來說是利弊兼具的。我們(men) 目前所說的專(zhuan) 業(ye) 化,指的是來自當代西方大學尤其是美國大學的學術話語係統的進入與(yu) 主導。這種專(zhuan) 業(ye) 化消除了意識形態化理論學術的空洞、膚淺與(yu) 虛假,提高了中國學者的學術水準乃至整個(ge) 社會(hui) 的思想能力,它確實具有指涉真實對象的誠意與(yu) 功能。不過,外來的學術概念畢竟源自外國的經驗與(yu) 問題,它在部分解釋中國經驗的同時,也會(hui) 誤解、掩蓋甚至歪曲中國經驗;來自中國生活的生動知識可能無由進入專(zhuan) 業(ye) 化學術的表達渠道,而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方式所擁有的潛力也可能被壓抑並埋沒。專(zhuan) 業(ye) 化還意味著技術理性對價(jia) 值理性的排擠與(yu) 替代,意味著社會(hui) 科學對人文科學的介入與(yu) 統治,這無疑會(hui) 減少我們(men) 知識方式與(yu) 生活方式的豐(feng) 富性。學術規範的程式化有可能造成一種新的八股,在扼殺思想的同時,也剝奪了學術表達本有的樂(le) 趣,而對翻譯概念的過分依賴,也會(hui) 使學者減弱對母語的親(qin) 近、熱愛與(yu) 運用能力。由於(yu) 社會(hui) 境況的差異與(yu) 隔膜,來自西方田野與(yu) 十字街頭的學問在中國還可能變成純粹象牙塔中的東(dong) 西,成為(wei) 少數人蒼白無力的自說自話。尤為(wei) 嚴(yan) 重的是,因為(wei) 西方學術由名校、名刊、名人以及文化資本等因素所建構的強有力的話語霸權,要糾正它帶給我們(men) 的弊端將會(hui) 是異常困難的。這或許需要我們(men) 兼具接受的勇氣與(yu) 選擇的智慧,兼具包容力與(yu) 自製力。

   從(cong) 學術的社會(hui) 功能看國家與(yu) 學界的互動能否達成雙利雙贏

   與(yu) 職業(ye) 化並生的是學術的社會(hui) 功能問題。現代社會(hui) 設置社科人文學術部門並不隻是想讓這些部門傳(chuan) 承文化,這不符合現代社會(hui) 的短視特征。它到底想讓學術界為(wei) 它眼前的利益做些什麽(me) 呢?

   培養(yang) 有專(zhuan) 業(ye) 技能的勞動者肯定是社會(hui) 為(wei) 學術機構設定的目的之一,在西方曆史上,大學的擴張就同工業(ye) 社會(hui) 對專(zhuan) 業(ye) 勞動力的巨大需求直接相關(guan) 。工業(ye) 對技術幾乎是無限的需求,是大學內(nei) 外自然科學研究部門迅速膨脹的原因,那麽(me) 社科人文的研究部門呢?知識社會(hui) 學家相信,現代社會(hui) 科學乃是現代國家為(wei) 實現對工業(ye) 社會(hui) 的有效治理而設,工業(ye) 社會(hui) 日益複雜的形態,使國家必須借助社會(hui) 科學才能了解、理解並駕馭它。社會(hui) 科學為(wei) 國家與(yu) 政府搜集並分析信息,提供解決(jue) 問題、應對危機的理念與(yu) 對策。同時,現代國家的世俗性質給它帶來的脆弱性,它麵對的階級鬥爭(zheng) 與(yu) 利益衝(chong) 突的尖銳性,也使它必須依賴社科人文來完成對社會(hui) 的文化整合,正如比約恩·維特羅克所指出的那樣:“一切新的國家形式,今後都不得不借助於(yu) 各種學術論說來論證社會(hui) 製度的正確合理,並使其成員能夠理解。”現代學術從(cong) 一開始就不是獨立的,盡管學者們(men) 也許自認獨立。二戰以後,西方的國家、財團與(yu) 社會(hui) 製度對社科人文的利用有增無減,以至於(yu) 米爾斯驚呼美國的主流學術機構乃至整個(ge) 學術體(ti) 製都成為(wei) 國家體(ti) 製的一部分了,已成為(wei) 國家的“科學機器”,體(ti) 製外的私人獨立研究已經不再可能。利用當然是同巨額的資助相連的,在這種互動中,國家與(yu) 學界達成了雙利雙贏的皆大歡喜。值得指出的是,在此過程中社科人文既是維護、穩定社會(hui) 的力量,也是改革、修正社會(hui) 的力量,國家也在對理性力量的借重中增進了自己理性化的程度。

   中國現代社科人文的最初建立帶有鮮明的對模仿西方的性質,並未同國家的真實需要相呼應。可以想見,風雨飄搖的北洋政府、國民黨(dang) 的軍(jun) 政權與(yu) 其時還不成熟的工商階層並不能真正產(chan) 生對社科人文的真實需求,它們(men) 隻是把大學和學者作為(wei) 點綴,所以其時的大學孕育了同國家的統治者利益相遠離與(yu) 相反對的兩(liang) 種傾(qing) 向:鑽故紙堆與(yu) 鼓吹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的 30 年間,因應革命政權的需要,革命的意識形態成了国际1946伟德的基調,學術界充分發揮了文化整合與(yu) 文化動員的功能,卻未能有效發展認識社會(hui) 、反映問題、提供對策的功能,當時的社會(hui) 基本上靠革命政黨(dang) 與(yu) 革命領袖的軍(jun) 事鬥爭(zheng) 經驗來重建、維持並推動。所以,經濟學隻剩下了政治經濟學,社會(hui) 學這樣的學科幹脆被撤消。那時候意識形態與(yu) 學術、黨(dang) 和政府與(yu) 學術界是合一的。至如今,意識形態與(yu) 學術已經分離,黨(dang) 和政府的政治語言乃至大部分工作語言仍是意識形態化的,而學術界卻已同國際接軌,在用另外一套語言思考並表述了。這兩(liang) 套語言缺乏溝通的機會(hui) 與(yu) 渠道,以至於(yu) 學者們(men) 的智慧與(yu) 成果不能被黨(dang) 和政府充分汲取,主流意識形態也難以從(cong) 新的學術理論中吸收新鮮的營養(yang) 來豐(feng) 富自身,更難以在學術界發揮應有的思想影響力;同時,學者們(men) 也難於(yu) 了解、理解並分擔黨(dang) 和政府麵臨(lin) 的困難與(yu) 壓力,因而常常不能為(wei) 自己的學術研究提出真實的、有價(jia) 值的問題,不能獲得充足的研究資助。這兩(liang) 套語言、兩(liang) 個(ge) 係統的疏離,是社會(hui) 資源的巨大浪費,並且可能引發政治上的隔膜。黨(dang) 的思想理論界如何采取更開放的姿態,同當代人文社會(hui) 科學充分地溝通、交流乃至平等的交鋒,使黨(dang) 的意識形態能不斷豐(feng) 富並日益公共化;政府的決(jue) 策如何更加科學化,怎樣設置向學術界谘詢的法定程序;學術界怎樣體(ti) 認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的合理性與(yu) 國家利益的正當性,體(ti) 認漸進改革的彈性與(yu) 前景,怎樣使自己的工作獲得更多的支持與(yu) 資助,使自己的成果有更大的社會(hui) 效用:這些都是中國下一步發展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惟願現代中國社會(hui) 在和解與(yu) 和諧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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