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朱鄉(xiang) 約”與(yu) 儒家公共倫(lun) 理的新開展——一種儒家社群主義(yi) 的視角

作者：李卓（天津社會(hui) 科學院倫(lun) 理學研究所、中國曆史研究院“朱鴻林工作室”）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人文雜誌》2022年第9期

摘    要：鄉(xiang) 約可謂實現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鄉(xiang) 村建設運動。鄉(xiang) 約製度變動不居，而萬(wan) 變不離其宗的是倫(lun) 理教化。作為(wei) 後世鄉(xiang) 約藍本的“呂—朱鄉(xiang) 約”，貫穿著儒學的仁愛精神和倫(lun) 理原則，始終強調社會(hui) 和家族責任，注重以禮教提升個(ge) 人道德，可以視其為(wei) 一種儒家社群主義(yi) 的理想與(yu) 實踐。“呂—朱鄉(xiang) 約”以儒學價(jia) 值建構道德規範，以教化的努力將儒家的倫(lun) 理價(jia) 值推廣貫徹於(yu) 民眾(zhong) 的日常生活，促進儒學的教澤流行。其儒家社群主義(yi) 理想以道德宣講、互助相恤、倫(lun) 理操練、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實踐，突破了以往儒家倫(lun) 理的家族局限，開辟了社群倫(lun) 理的公共空間，發展出儒家倫(lun) 理的公德形態，有重要的史鑒意義(yi) 。

關(guan) 鍵詞：《呂氏鄉(xiang) 約》； “呂—朱鄉(xiang) 約“；倫(lun) 理教化；儒家社群主義(yi) ;

北宋《呂氏鄉(xiang) 約》以“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為(wei) 綱要，突破了家族倫(lun) 理的局限，開辟了社群倫(lun) 理的公共空間，發展出儒家倫(lun) 理的公德形態。朱子《增損呂氏鄉(xiang) 約》將其中的“聚會(hui) ”改為(wei) “讀約之禮”，明確了宣講內(nei) 容，刪去“罰式”，將《呂氏鄉(xiang) 約》與(yu) 《鄉(xiang) 儀(yi) 》有機融合，使其結構更加合理，條目更加細化，可操作性更強，成為(wei) 後世鄉(xiang) 約的藍本，產(chan) 生了廣泛的影響。“呂—朱鄉(xiang) 約”以教化的努力將儒家的倫(lun) 理價(jia) 值推廣貫徹於(yu) 民眾(zhong) 的日常生活，促進了儒學的教澤流行。其中貫穿著儒學的仁愛精神和倫(lun) 理原則，始終強調社會(hui) 和家族責任，注重以禮教提升鄉(xiang) 裏社會(hui) 中的個(ge) 人道德，追求並維護儒家理想的道德秩序。這與(yu) 個(ge) 體(ti) 主義(yi) 的價(jia) 值立場不同，而與(yu) 當代社群主義(yi) （communitarianism）思想較為(wei) 一致，可謂“儒家社群主義(yi) ”形態。【1】

考察“呂—朱鄉(xiang) 約”教化的倫(lun) 理取向，可以發現三個(ge) 顯著特征：其一，以鄉(xiang) 裏社群的“共同善”為(wei) 基礎，注重形成、維護和繼承共同體(ti) 的善觀念，並在此基礎上探討道義(yi) 與(yu) 權益的相關(guan) 話題。其二，強調鄉(xiang) 裏社群對於(yu) 個(ge) 人的價(jia) 值，在個(ge) 體(ti) 參與(yu) 道德實踐的過程中，不僅(jin) 關(guan) 注社群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與(yu) 影響（道義(yi) 夾持），同時強調社群的價(jia) 值優(you) 先性。其三，重視道德傳(chuan) 統，尤其強調個(ge) 體(ti) 的修身成德與(yu) 社群的傳(chuan) 統及實踐運作之間相互依存、互相成就的關(guan) 係。就此而言，鄉(xiang) 約可從(cong) “儒家社群主義(yi) ”的視角加以考察。此社群主義(yi) 不糾纏於(yu) 西方語境中與(yu) 自由主義(yi) 的論爭(zheng) ，而是在與(yu) 個(ge) 體(ti) 主義(yi) （individualism）相區別的意義(yi) 上，凸顯鄉(xiang) 約社群優(you) 先的價(jia) 值態度。

“呂—朱鄉(xiang) 約”體(ti) 現了儒家知識人建設鄉(xiang) 裏的理想與(yu) 實踐，在後世演變為(wei) 一種地方治理與(yu) 倫(lun) 理教化相結合的製度探索，可謂實現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其影響波及朝鮮和越南等地，成為(wei) 東(dong) 亞(ya) 的儒學實踐。【2】鄉(xiang) 約製度變動不居，而萬(wan) 變不離其宗的是倫(lun) 理教化。【3】以往的鄉(xiang) 約研究集中於(yu) 鄉(xiang) 治思想、鄉(xiang) 治組織和鄉(xiang) 治情形的考察，專(zhuan) 論其倫(lun) 理教化功能與(yu) 特質的深入研究尚不充分。【4】本文以“呂—朱鄉(xiang) 約”為(wei) 中心，兼及後世所立鄉(xiang) 約對“呂—朱鄉(xiang) 約”的運用和發揮，【5】展示其實踐意義(yi) ，以呈現鄉(xiang) 約教化所揭示的儒家公共倫(lun) 理新開展，發掘其儒家社群主義(yi) 的旨趣。

“呂—朱鄉(xiang) 約”是理學學者建設近世鄉(xiang) 裏社會(hui) 的新探索。在製度上，周禮比閭族黨(dang) 之法創其濫觴；在觀念上，化民成俗是儒家士人的固有理想。五代以降，世風澆薄，人心不古。【6】麵對這一時代課題，擁有強烈現實關(guan) 懷的理學士人提出種種因應之道。受業(ye) 於(yu) 二程、橫渠的呂氏兄弟論定鄉(xiang) 約，率眾(zhong) 實行。“呂—朱鄉(xiang) 約”代表了一種儒家社群主義(yi) 的理想，呈現為(wei) 道德宣講、互助相恤、倫(lun) 理操練、公德培育等社群主義(yi) 實踐形式，作為(wei) 宋明儒學“外王”層麵的設計與(yu) 實踐，深刻而複雜地影響了近世以來的中國社會(hui) ，有重要的史鑒價(jia) 值。

一、道德宣講

“呂—朱鄉(xiang) 約”通過教化，將儒家的道德觀念落實為(wei) 鄉(xiang) 民的德行。儒學的教化不僅(jin) 要使人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故鄉(xiang) 約的道德規約當以曉諭開導為(wei) 先。鄉(xiang) 約通過例行的道德宣講，在社群中宣揚儒家倫(lun) 理價(jia) 值，樹立道德楷模，旌善罰惡以昭示美德，互相親(qin) 睦相勉為(wei) 善，督促後進者在社群成員的夾持之下共同進步。

鄉(xiang) 約的教化首先體(ti) 現為(wei) 道德宣講活動，這在“呂—朱鄉(xiang) 約”有一個(ge) 逐步明確化的過程。《呂氏鄉(xiang) 約》“聚會(hui) ”一目規定定期聚會(hui) ，每次聚會(hui) 活動都“書(shu) 其善惡，行其賞罰”。鄉(xiang) 約文本本來具有勸諭的性質，由常理推之，倘不使鄉(xiang) 民冥行擿埴，對於(yu) 鄉(xiang) 約文本及其倫(lun) 理原則，以及書(shu) 善惡、行賞罰的緣由，必有所宣講；而最可能的宣講場合就是定期的聚會(hui) 。由於(yu) 文獻不足征，對《呂氏鄉(xiang) 約》聚會(hui) 時的道德宣講已難做說明。朱子《增損呂氏鄉(xiang) 約》將聚會(hui) 改作“月旦集會(hui) 讀約之禮”，明確了宣講活動的程序和內(nei) 容。朱子設計的大致情形是：在會(hui) 集當日，先實踐一套莊重的禮儀(yi) ，之後“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7】即直月高聲朗讀鄉(xiang) 約文本，副正對其意涵詳加闡釋，有不理解的約眾(zhong) 可以提出質問。按照年齡大小，同約中人每月輪流擔任直月，所以每人都有當眾(zhong) 宣講的機會(hui) 。“讀約講論”時，闡釋和問答的具體(ti) 情形已不得而知，當是儒家倫(lun) 理價(jia) 值的通俗化闡釋。

鄉(xiang) 約通過道德宣講，宣揚儒家倫(lun) 理價(jia) 值，樹立道德楷模、旌善罰惡以昭示美德，互相親(qin) 睦相勉為(wei) 善，督促後進者在夾持之下共同進步。鄉(xiang) 約的道德宣講，融儒家價(jia) 值於(yu) 鄉(xiang) 人的日常德行。如《呂氏鄉(xiang) 約》對“德”的規定，詳細列舉(ju) 了種種情形：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禦僮仆，能事長上；能睦親(qin) 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wei) 人謀，能為(wei) 眾(zhong) 集事；能解鬥爭(zheng) ，能決(jue) 是非；能興(xing) 利除害，能居官舉(ju) 職。【8】

細繹可見，對“德”的規定涵蓋遷善改過、修身齊家、孝悌忠信、道義(yi) 擔當等諸多方麵。

鄉(xiang) 人的德行培養(yang) 與(yu) 《大學》所揭示的精英教育義(yi) 旨若合符節，德目均冠以“能”，鼓勵鄉(xiang) 民各安性分，各盡其職，黽勉竭力，盡倫(lun) 盡製。這正是朱子所說的“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lun) 之外”，各自盡力於(yu) “職分之所當為(wei) ”（《大學章句序》）。《呂氏鄉(xiang) 約》明顯帶有“學規”的性質，呂大鈞明確指出了鄉(xiang) 約與(yu) 學規的一致性：

若改為(wei) 鄉(xiang) 學規，卻似不甚害義(yi) ，此可行也。所雲(yun) 置約正、直月，亦如學中學正、直日之類。【8】

約中設立約正、直月，即如學中所設學正、直日。鄉(xiang) 約類似庠序的學規，隻是應用場合有所不同。學規側(ce) 重儒家經典的學習(xi) 和修身，鄉(xiang) 約用於(yu) 鄉(xiang) 民日常生活中修身。就作為(wei) 修身的行為(wei) 規範而言，二者區別不大。此後多有儒家知識人將鄉(xiang) 約與(yu) 家禮、學規等並用，作為(wei) 儒家士人團體(ti) 的行為(wei) 規範加以實行。如程端禮《讀書(shu) 分年日程》就規定學中士子在讀書(shu) 之外，“必擇友舉(ju) 行藍田呂氏《鄉(xiang) 約》之目，使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使學者平時皆知崇尚樸厚之行，培養(yang) 忠厚之風。【9】後來陽明也曾以鄉(xiang) 約之規教訓子弟，專(zhuan) 門手書(shu) 《客座私祝》雲(yun)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yu) 非僻”，【10】又以鄉(xiang) 約作為(wei) 興(xing) 學的預備。【11】《禮記·學記》“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的導俗構想，在鄉(xiang) 約的實踐中得以落實。

“呂—朱鄉(xiang) 約”對明代王學知識人的講會(hui) 會(hui) 約同樣有很大影響。正如陳來先生所言，“宋代鄉(xiang) 約的組織對象包括鄉(xiang) 裏社區一般民眾(zhong) ，……而王學的講會(hui) 則是王學知識人的活動組織形式，……知識人會(hui) 講和地方鄉(xiang) 會(hui) 則在組織及活動形式、規範方麵分享著宋代以來鄉(xiang) 約文化的遺產(chan) ”。【12】王學講會(hui) 與(yu) 明代鄉(xiang) 約共享了“呂—朱鄉(xiang) 約”的社群理念，使得它們(men) 呈現出形式與(yu) 規範的一致。

宣講活動側(ce) 重於(yu) 約眾(zhong) 內(nei) 部的相規相勸，所謂“其相勸也，敦善行而不怠；其相規也，救過失於(yu) 未成”。13相勸相規是由集體(ti) 內(nei) 部相互監督和規誡勉勵，包含對道德和修身的討論。從(cong) 道德進步的次第來看，未至不勉而中的修養(yang) 境界，師友的勸諭和夾持必不可少。其實，絕大多數人的成德實踐都離不開“他者”的幫助。這個(ge) 外在的“他者”，在理學家通常是非人格化的“天”，【14】在心學家則是師友（典型是師友組成小團體(ti) ，由他人幫助省過。劉宗周晚年所組織的“證人社”即是如此）。【15】由於(yu) 他者的時時監臨(lin) ，個(ge) 人倘有懈怠亦無處躲閃。因此，就道德進步而言，一個(ge) 監臨(lin) 者的存在往往是不可或缺的。鄉(xiang) 約以道德教化為(wei) 主題的宣講活動，將個(ge) 人的自我修持融入社群的監督與(yu) 合作，強調在倫(lun) 理生活中修身成德。對於(yu) 鄉(xiang) 民的道德養(yang) 成而言，他律亦有其積極意義(yi) 。

道德宣講致力於(yu) 培養(yang) 鄉(xiang) 民好善惡惡的道德意識。與(yu) 後世的宣講聖諭不同，“無論呂大鈞還是朱熹的鄉(xiang) 約，都未著力於(yu) 灌輸教化，而是旨在激發同約者之天良（moral potential）”，【16】這正是儒學特別是理學教化的特征。呂大鈞指出：“至於(yu) 孝弟忠信，動作由禮，皆人所願，雖力有不勉，莫不愛慕。今就其好惡，使之相勸相規而已，安有強所不能者乎?”【17】肯定人人皆好善惡惡，皆有自我完善的動機。王陽明《南贛鄉(xiang) 約》明言：“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yu) 之言，使當自首，眾(zhong) 共誘掖獎勸之，以興(xing) 其善念。”【18】又謂：“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18】這都是以興(xing) 發人的良知善念為(wei) 教化之基。至陽明後學薛侃，則明確將“良知”列入鄉(xiang) 約之條目，【19】將禮教的規範，安放在人的本心良知之上。

後世由於(yu) 皇權的介入，道德宣講的形式也隨之異化。呂氏鄉(xiang) 約由儒者率民眾(zhong) 自發行動，明代鄉(xiang) 約多由儒家士人在任上推行，清代則變為(wei) 全國強製的諭令。鄉(xiang) 約變為(wei) 令甲，20流於(yu) 照本宣科的說教。這是鄉(xiang) 約的蛻變，二者有本質的不同：“一個(ge) 是鄉(xiang) 村人民的公約，一個(ge) 是皇帝欽定的誓詞，根本精神是兩(liang) 樣的”。【21】後世“鄉(xiang) 約所講以聖諭要言為(wei) 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學旁通曲暢，務求有當於(yu) 人心”，【22】明確將儒學作為(wei) 宣講聖諭的工具。朱鴻林由此指出，“宣講式的鄉(xiang) 約。從(cong) 前很多鄉(xiang) 約的原有職責，已經大大削減至以宣講聖諭和當眾(zhong) 處置作惡犯法者為(wei) 主，以此對民眾(zhong) 進行思想灌輸和心理恐嚇”。【23】鄉(xiang) 約的道德宣講發生異化，因而失去了其原本的精神價(jia) 值。

二、互助相恤

鄉(xiang) 約的教化不僅(jin) 是道德的規約，更是倫(lun) 理生活中的切實感化。作為(wei) 教化傳(chuan) 統的儒家，一向注重滿足道德教育的先決(jue) 條件，主張“先富後教”“製民之產(chan) ”。鄉(xiang) 約規定約眾(zhong) 互助相恤，提倡“凡民有喪(sang) ，匍匐救之”，以各種形式救恤患難，使民眾(zhong) “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保證踐德行義(yi) 的物質條件。“呂—朱鄉(xiang) 約”規定了詳細的事項條款和救濟手段。

具體(ti) 而言，相恤分兩(liang) 種情形：一是個(ge) 人遭遇危急困頓的特殊情形，如水火、盜賊、疾病、死喪(sang) 、誣枉等；二是一般情況下的扶弱——對弱勢群體(ti) 的關(guan) 愛，如扶助孤弱、貧乏等。“這樣一種救災恤鄰的辦法，極似孟子的‘鄉(xiang)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主張”，【24】禮俗相交是日常的和睦鄉(xiang) 裏，患難相恤則是危困時的周急，患難見真情，更易實現“百姓親(qin) 睦”。

在救恤患難這個(ge) 宗旨外，《呂氏鄉(xiang) 約》還規定互助合作。在各項鄉(xiang) 村公共事務中，鄉(xiang) 民都應通力合作、互通有無，所謂“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仆，皆有無相假”。救助患難近乎一種普遍義(yi) 務，其對象超出了同約的限度，“凡有患難，雖非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救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25】

對《呂氏鄉(xiang) 約》“患難相恤”的規定，楊開道作了創造性的詮釋：

水火就是現在的防河工作、治河工作、防火工作、救火工作。盜賊一方包含小盜，一方包含大賊……疾病在積極方麵有健康運動，有衛生工作；在消極方麵有醫生診視，有藥物治療。死喪(sang) 在私人方麵有施材施地，在社會(hui) 方麵有公墓公祭。孤弱就是我們(men) 所提倡的兒(er) 童幸福。誣枉就是我們(men) 所提倡的息訟公斷。貧乏就是我們(men) 所提倡的慈善救濟。【24】

顯然，這是一種引申和擴充的解釋。考之《呂氏鄉(xiang) 約》，所謂“患難七事”多指事後的救助，對於(yu) 事先的積極防範和社會(hui) 保障，並無明言涉及。然而我們(men) 有理由推測，這種擴張性的解釋正合《呂氏鄉(xiang) 約》的題中之意。後世鄉(xiang) 約的互助相恤就表現為(wei) 營造各類公共設施，如修橋補路以及興(xing) 建義(yi) 學等福利事業(ye) 。設學田建義(yi) 學，多以祠堂為(wei) 校舍，一派“弦歌自信儒林盛，到處家祠作學堂”26的景象。興(xing) 學是教化首務，如陽明指出：“民風不善，由於(yu) 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ju) ，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互相戒勉，興(xing) 立社學”（《年譜》正德十三年戊寅四月條）。到陸世儀(yi) ，其《治鄉(xiang) 三約》將社學與(yu) 社倉(cang) 、保甲合為(wei) 一體(ti) ，對社會(hui) 救濟做了更為(wei) 細密的保障規定。

針對約中人士的關(guan) 懷互助，呂大鈞更有《天下為(wei) 一家賦》，明確突破藩籬、天下之人一體(ti) 相關(guan) 的社會(hui) 理想。此可謂鄉(xiang) 約互助相恤的倫(lun) 理學基礎。大鈞指出：

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緦之倫(lun) 。一人作非，不可不媿，亦我族之醜(chou) ；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25】

具體(ti) 到鄰裏鄉(xiang) 黨(dang) ，眾(zhong) 人皆如兄弟：

人之所賴於(yu) 鄰裏鄉(xiang) 黨(dang) 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惡利害皆與(yu) 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越其視，何與(yu) 於(yu) 我哉?【25】

而天下為(wei) 一家，人民如兄弟的理據，呂大鈞並未言明，當是承橫渠“萬(wan) 物一體(ti) ”“民胞物與(yu) ”之意。如羅近溪所謂：“人秉天地太和之氣以生，故天地以生物為(wei) 心，人亦以同生為(wei) 美。張子《西銘》說道：民吾同胞，物吾同與(yu) 。蓋同是乾父坤母一氣生養(yang) 出來，自然休戚相關(guan) ”。【27】這種基於(yu) 天道（乾坤）的仁學宇宙論，為(wei) 鄉(xiang) 約“泛家族化”視角的社會(hui) 關(guan) 係提供了“一體(ti) 相關(guan) ”的論證。對於(yu) 這樣的社會(hui) 關(guan) 係，梁漱溟指出：“舉(ju) 整個(ge) 社會(hui) 各種關(guan) 係而一概家庭化之，務使其情益親(qin) ，其義(yi) 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會(hui) 中者，每一個(ge) 人對於(yu) 其四麵八方的倫(lun) 理關(guan) 係，各負有其相當義(yi) 務；同時，其四麵八方與(yu) 他有倫(lun) 理關(guan) 係之人，亦各對他負有義(yi) 務。全社會(hui) 之人，不期而輾轉互相連鎖起來，無形中成為(wei) 一種組織。”【28】不同於(yu) 宗法社會(hui) 的“排他”，倫(lun) 理社會(hui) 主張“天下一家”。在此倫(lun) 理社會(hui) 的組織中，人與(yu) 人重情誼、講義(yi) 務，互助相恤乃題中之意。

在楊開道看來，僅(jin) 有“禮俗相交”，人與(yu) 人的接觸還不夠深入，“一定再進到患難相恤，才有真正的社會(hui) 合作，團體(ti) 活動”。【29】就鄉(xiang) 約組織的存在和發展而言，患難相恤是其得以長久推行的關(guan) 鍵因素。例如，“《雄山鄉(xiang) 約》之能成功和持久，主要是它給約眾(zhong) 提供了教育和醫藥、救荒及行禮設備等各種福利”。【30】而鄉(xiang) 民由互助相恤，實現衣食充足、生活無憂之後，則應當治禮義(yi) ，通過群體(ti) 的禮儀(yi) 實踐來修養(yang) 成德。

總之，考察“互助相恤”的倫(lun) 理學基礎可見，鄉(xiang) 約社群在自我觀上淡化主體(ti) 的權利，強調個(ge) 人對群體(ti) 的責任，在宇宙論上主張與(yu) 他人彼此感通、“一體(ti) 相關(guan) ”，在倫(lun) 理觀上要求博施濟眾(zhong) 、立人達人。這有助於(yu) 克服當代自由主義(yi) 的某些極端傾(qing) 向，【31】從(cong) 而使“呂—朱鄉(xiang) 約”呈現出鮮明的社群主義(yi) 特征。

三、倫(lun) 理操練

道德宣講是為(wei) 了教化實踐，而互助相恤滿足了教化的先決(jue) 條件。如果說理學家自身的道德修養(yang) ，更多是自我操持與(yu) 修煉，他們(men) 率領約眾(zhong) 開展的則是集體(ti) 的禮儀(yi) 實踐，與(yu) 倫(lun) 理教化密切相關(guan) ，可謂一種倫(lun) 理操練。這可使民眾(zhong) 在禮敬友善的氛圍中耳濡目染，在潛移默化中涵養(yang) 德性、改進德行。作為(wei) 鄉(xiang) 約教化的重要形式，“呂—朱鄉(xiang) 約”的禮儀(yi) 實踐主要有兩(liang) 類：一是鄉(xiang) 約聚會(hui) 時的專(zhuan) 門禮儀(yi) ，二是“不離日用常行內(nei) ”的日常禮儀(yi) 。

先看聚會(hui) 禮儀(yi) 。《呂氏鄉(xiang) 約》對聚會(hui) 的規定十分簡略，朱子《增損呂氏鄉(xiang) 約》將其改作月旦集會(hui) 讀約之禮，對於(yu) 如何揖讓、如何升降進退，作了細致明確的規定。【32】黃幹指出，鄉(xiang) 約繼承了儒家古禮的旨趣，乃“鄉(xiang) 飲酒遺意”。“古之人於(yu) 其鄉(xiang) 黨(dang) ，平居則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賙，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yu) 為(wei) 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因以寓其尊卑長幼之序”。【33】鄉(xiang) 飲酒禮能夠敦親(qin) 睦之情，明長幼之序。禮儀(yi) 實踐不僅(jin) 要求在行為(wei) 上符合儀(yi) 節規範，更注重容貌辭氣上表現得莊嚴(yan) 誠敬。約眾(zhong) 由禮敬而相互間情意相連，人格相敬、精神相通。禮儀(yi) 規範，在其所繼承的古人思想文化的世界中，意義(yi) 重大。太史公有言：“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wei) 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wei) 禁者難知。”（《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shu) ·禮樂(le) 誌》也認為(wei) ：“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wei) 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luan) 及之矣。……製禮樂(le) ，所以通神明，立人倫(lun) ，正情性，節萬(wan) 事者也。”禮的教化，使人在不知不覺中徙善遠罪，從(cong) 而敦風化俗。

讀約之禮貫徹了儒學的價(jia) 值觀念，通過具體(ti) 的禮儀(yi) 實踐，幫助鄉(xiang) 民培養(yang) 起和理學家一樣的道德自修。儒學講求身心的修為(wei) ，而人的心靈常粘滯陷溺於(yu) 日常生活，行讀約之禮，與(yu) 現實生活相隔離，可激發人的超越感、莊嚴(yan) 感，啟發人內(nei) 在的道德覺悟，喚起良知，自覺化除自私之心、卑下之念。“理學家實行他們(men) 的道德，不是為(wei) 了當世的富貴利達，也不是為(wei) 了來生來世的幸福，隻是為(wei) 了實現‘本性’或‘本心’的要求，為(wei) 了‘止於(yu) 至善’”，【34】理學家的教化亦是如此。鄉(xiang) 民在鄉(xiang) 約社群中道義(yi) 夾持，共同進步。對此，楊開道曾這樣揭示：“在這種的場合，有善有惡的人，自己會(hui) 發生無窮的感想，發生愉快的情感，或是悔恨的心緒。”【35】芬格萊特指出倫(lun) 理操練具有的神聖意義(yi) ：“在禮儀(yi) 活動中，所有的因素、關(guan) 係以及行為(wei) 盡管各有其特殊性，卻都是具有神聖性的。”【36】就此而言，讀約之禮的功能類似於(yu) 耶教的教堂禮拜，所不同者，在其精神的人文性而非“宗教性”。【37】

再看鄉(xiang) 約所規定的日常禮儀(yi) 。鄉(xiang) 約還照顧到鄉(xiang) 民生活的實際情形，規定了日常生活的種種禮儀(yi) 實踐，全麵覆蓋了倫(lun) 理生活中的各種情境，以規範鄉(xiang) 民的日用常行。日常禮儀(yi) 的規定在“禮俗相交”款目之下。呂大鈞製定《呂氏鄉(xiang) 約》自覺繼承和發展古禮的精神，【38】並專(zhuan) 門製定《鄉(xiang) 儀(yi) 》，規定了賓、吉、嘉、凶四禮，各禮之下又羅列了具體(ti) 的禮儀(yi) 節文，冠婚喪(sang) 祭以外，對出入起居、往來交際都有細致的規定，幾乎覆蓋了鄉(xiang) 民倫(lun) 理生活中的全部情境。禮儀(yi) 實踐本身就具有身心修煉的功夫論內(nei) 涵，【39】“禮俗相交”全麵安排了約眾(zhong) 的倫(lun) 理生活秩序，通過“不離日用常行內(nei) ”的禮儀(yi) 實踐，使鄉(xiang) 民涵養(yang) 性情、修煉身心。以此修養(yang) 成德，使“德業(ye) 相勸”中的“能修其身”這一重要規定得以落實。“呂—朱鄉(xiang) 約”與(yu) 朱子《家禮》結合，使禮儀(yi) 規範得到長久的傳(chuan) 承，朱鴻林指出：“明代很多鄉(xiang) 約還是要求習(xi) 行朱子《家禮》，鄉(xiang) 約所和宗族祠堂一樣，是舉(ju) 行冠婚喪(sang) 祭四禮之處，不少還是舉(ju) 行社祭、鄉(xiang) 飲酒等‘鄉(xiang) 禮’之處。”【40】教勸禮讓的“齊之以禮”，使鄉(xiang) 民情誼浹洽，形成雍穆和暢之風。

鄉(xiang) 約在民間施行禮儀(yi) ，必須麵對禮、俗關(guan) 係的處理。《禮記》雲(yun) ：“禮從(cong) 宜，使從(cong) 俗。”特定倫(lun) 理情境下，禮的實踐要考慮到民眾(zhong) 的接受情況。《呂氏鄉(xiang) 約》“禮俗相交”有雲(yun) ：“凡行婚姻喪(sang) 葬祭祀之禮，禮經具載，亦當講求。如未能遽行，且從(cong) 家傳(chuan) 舊儀(yi) 。甚不經者，當漸去之。”41可知《呂氏鄉(xiang) 約》重視經典的文本，以恢複古禮的精神價(jia) 值為(wei) 禮製原則，因應舊俗加以調適，逐漸淘汰不合理的俗規。【42】“俗”依賴於(yu) 局部的小傳(chuan) 統和實踐，接受局部的生活觀念調整，在倫(lun) 理性質上有相對主義(yi) 傾(qing) 向；“禮”則分享大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和規範，接受普遍觀念的指導，體(ti) 現儒家精神價(jia) 值的共性。“禮俗相交”的原則與(yu) 《禮記》的精神相一致。一方麵，《禮記》強調：“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修其教，不易其俗”。另一方麵，對於(yu) 不合理的陋俗，則應該用禮加以校正：“道德仁義(yi) ，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儒者必須以禮導俗，化民成俗，以形成更理想的“新風俗”。羅近溪將其概括為(wei) “不失古禮、不悖時俗”，因為(wei) “若不循禮，未免過當；若不從(cong) 俗，便不通方。皆不是禮俗相交的道理”。【43】此外，禮的實踐需要一定的經濟支持，適當削減一定的儀(yi) 節，才能使貧富皆可通行。44盡管鄉(xiang) 約作了從(cong) 俗的變通，然推其意，禮始終在價(jia) 值上優(you) 先，以禮化俗、以禮導俗是根本方向。

通過實踐禮儀(yi) 的倫(lun) 理操練，可使鄉(xiang) 約的道德精神內(nei) 化於(yu) 心，形成對鄉(xiang) 民有約束力的倫(lun) 理觀念和行為(wei) 規範，由此把儒家的精神價(jia) 值貫徹於(yu) 鄉(xiang) 村的生活世界，使鄉(xiang) 民在社群生活中修養(yang) 成德，實現敦風化俗。

四、公德培育

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公共事務有限，公共生活不發達，故對公共道德的探討不充分。【45】鄉(xiang) 約製度豐(feng) 富了公共空間，注重社群利益和義(yi) 務，在公德培育方麵可謂特出。鄉(xiang) 約作為(wei) 以理學士人為(wei) 主導的鄉(xiang) 裏社群，約中人士來自不同宗族，鄉(xiang) 約的各項規定既規範個(ge) 人私行，也關(guan) 涉公共生活，具有從(cong) 家族倫(lun) 理轉向社會(hui) 倫(lun) 理的特征。鄉(xiang) 約的“組織原理就是根據中國的倫(lun) 理意思而來的；仿佛在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這五倫(lun) 之外，又添了團體(ti) 對分子、分子對團體(ti) 一倫(lun) 而已。這一個(ge) 團體(ti) 組織是一個(ge) 倫(lun) 理情誼的組織，而以人生向上為(wei) 前進的目標”。【46】個(ge) 人對待團體(ti) 的道德，所謂“新的一倫(lun) ”，正是社會(hui) 公德。“德業(ye) 相勸”條目下規定“能為(wei) 眾(zhong) 集事”“能興(xing) 利除害”，已將個(ge) 人對待團體(ti) 的義(yi) 務作為(wei) 道德要求明確提出。此外，鄉(xiang) 約具有培育公德的以下特質。

其一，培養(yang) 理性自律。根據梁啟超“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的提法，陳來先生指出：“私德是公德的基礎。”【47】鄉(xiang) 約公德的培養(yang) 是建立在約眾(zhong) 理性自律的基礎上的。首先，鄉(xiang) 約作為(wei) 一個(ge) 道德共同進步的社群，特別注重培養(yang) 禮讓的精神。“辭讓之心，禮之端也”，禮讓即尊重遜讓他人，尊重他人的人格價(jia) 值，禮讓的精神強調理性的道德自律，這一點不須多言。其次，鄉(xiang) 約賞善罰惡有鮮明特色，也蘊含著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鄉(xiang) 約以各種禮儀(yi) 規範來培養(yang) 道德意識和習(xi) 慣，表麵看顯然是他律的。其實，鄉(xiang) 約非常注重道德完善的自律途徑。除了前文所言尊重個(ge) 人的道德主體(ti) 性，鄉(xiang) 約還規定公開彰善，委婉糾過。如“小（過）則密規之”，禁止“揚人過惡”;【48】“直月讀記善籍”，記過籍則“各默觀一過”；【49】“彰善者，其辭顯而決(jue) ，糾過者，其辭隱而婉”。【50】顯然，在這類糾過規定中勸勉多於(yu) 懲戒，以化導為(wei) 先，旨在喚起羞惡之心以興(xing) 發善念、改過自新，相信人的道德自覺和自律。道德教化由儒家士人社群推行，“惟不由宗教團體(ti) 來任此製裁之責”。【51】與(yu) 同時期世界各宗教性團體(ti) 相比，道德製裁不以怪力亂(luan) 神相恐嚇，不落宗教迷信之邪魔。鄉(xiang) 約在這一點上極富人文與(yu) 理性的精神。

其二，明確個(ge) 體(ti) 平等。道德自修的約眾(zhong) ，是社群公共事務中的平等主體(ti) 。鄉(xiang) 約淡化等級和文化差異，平等尊重每個(ge) 人的主體(ti) 性，以人的內(nei) 在道德價(jia) 值作為(wei) 倫(lun) 理基礎。盡管鄉(xiang) 約製度誕生於(yu) 注重等級秩序的前現代社會(hui) ，個(ge) 體(ti) 平等卻是“呂—朱鄉(xiang) 約”始終貫徹的價(jia) 值原則。《呂氏鄉(xiang) 約》規定，同約中人每月輪流擔任直月，主持辦理各項約內(nei) 雜事。實行“主任（直月）輪值”，體(ti) 現出對每個(ge) 人同等的重視。即使帶有官辦性質的《南贛鄉(xiang) 約》，也把《呂氏鄉(xiang) 約》的這一精神推及鄉(xiang) 野之民。《呂氏鄉(xiang) 約》本施行於(yu) 世族大邑，而陽明卻“以世族大邑之法望於(yu) 村童野叟”。陽明“不以村童野叟異於(yu) 通都大邑、名卿世族”、不以精英自居、不主下愚不移，肯定“民之秉彝，好是懿德”【52】“聖人，與(yu) 我同類者”（《孟子·告子上》），肯定先天善性人皆有之，肯定人格價(jia) 值的平等，鄉(xiang) 約之法人人可學可行，人人都能經由教化與(yu) 自修而成德。鄉(xiang) 約所包含的平等觀念正是現代公德培育的必要條件。

其三，拓展公共空間，促進公德培育。鄉(xiang) 約製度拓展了古代公共生活的空間，相應的公德要求亦因之產(chan) 生。公共事務向約中人士普遍開放，鼓勵鄉(xiang) 民積極參與(yu) 、協商解決(jue) 公共事務。“輪值”的規定可以激發約眾(zhong) 的本然善性和公共熱情，促進公共善，避免無法參與(yu) 公共事務而產(chan) 生“政治冷漠”。正直不阿者還可以被推舉(ju) 擔任約正，監督賞罰是否公正。以上這些都形成製度，成為(wei) 常態化的機製。鄉(xiang) 民不僅(jin) 在一般日常事務上平等協商，鄉(xiang) 約本身也是可以經由共同商議更改的，《呂氏鄉(xiang) 約》明文規定：“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53】《呂氏鄉(xiang) 約》這一“公共性”的遺意，在陸世儀(yi) 《治鄉(xiang) 三約》中得到進一步明晰和擴展：“鄉(xiang) 約者，約一鄉(xiang) 之人而共為(wei) 社倉(cang) 、保甲、社學也。社倉(cang) 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學是民信事，許多條理曲折，都在此一日講究。不然，徒群聚一日，說幾句空言，何補益之有?”【54】在鄉(xiang) 約聚會(hui) 的日子，一鄉(xiang) 之人公開商議公共事務。就此而言，鄉(xiang) 約可謂常設的鄉(xiang) 民議事機構。在公共事務的參與(yu) 中，鄉(xiang) 民的公德得到培養(yang) 。“德業(ye) 相勸”中列舉(ju) 的“能廣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wei) 人謀，能為(wei) 眾(zhong) 集事；能解鬥爭(zheng) ，能決(jue) 是非；能興(xing) 利除害”【53】等，都是針對公共事務的德行要求。如“能廣施惠”“能救患難”，可謂由個(ge) 體(ti) 仁德充擴出的公德。再如“能決(jue) 是非”，則是由智德所發展出的公德。鄉(xiang) 約製度通過社群的公共生活，培育鄉(xiang) 民的社會(hui) 公德。

鄉(xiang) 約將儒學特別是理學的精神價(jia) 值貫徹於(yu) 鄉(xiang) 民的倫(lun) 理生活，貫徹於(yu) 個(ge) 人的自我修持和社群合作，注重社群利益、強調個(ge) 人義(yi) 務、發揚平等精神、激勵理性自律，這都有助於(yu) 培養(yang) 約眾(zhong) 公共生活的道德自覺，進而培育公德。同時，鄉(xiang) 約社群的社會(hui) 整合功能可以增強社會(hui) 凝聚力，促進社群的團結，以親(qin) 睦敦和的協商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實現息訟無爭(zheng) ，共創和諧的秩序。

五、價(jia) 值與(yu) 局限

“呂—朱鄉(xiang) 約”奠立的鄉(xiang) 約製度，通過在鄉(xiang) 裏社會(hui) 開展道德宣講、互助相恤、倫(lun) 理操練、公德培育等活動，突破了以往儒家倫(lun) 理的家族局限，實踐了儒家社群主義(yi) 理想。鄉(xiang) 約推行教化是出於(yu) 己立立人、自新新民的化民成俗，而非牧民的手段；著眼於(yu) 鄉(xiang) 民的德行進步和人格成就，而非灌輸聖諭以培養(yang) 愚忠的順民。不過，思想世界中的理想不等於(yu) 曆史世界中的實際，鄉(xiang) 約製度的真實效果又當別論。一方麵，“呂—朱鄉(xiang) 約”與(yu) 古代專(zhuan) 製社會(hui) 相齟齬，更多時候是停留在紙麵的理想，從(cong) 未獲得廣泛而持續的推行，在朱子看來，儒家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55】另一方麵，“呂—朱鄉(xiang) 約”最能體(ti) 現儒學關(guan) 注民生、導民以正、服務社群的理想，因而最有生命力，它總是躍動不已，以這樣那樣的形式“複活”。後世儒者推行鄉(xiang) 約，無不以之為(wei) 藍本參酌損益，及至近代楊開道的鄉(xiang) 村自治設想、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亦本“呂—朱鄉(xiang) 約”之意來組織鄉(xiang) 村。【56】

儒家社群主義(yi) “共同善”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尊重和啟發個(ge) 體(ti) 道德自覺的基礎上。而明清鄉(xiang) 約在淪為(wei) 令甲之後嚴(yan) 重異化，使鄉(xiang) 民成為(wei) 被嚴(yan) 格管製的對象。“從(cong) 明代中葉之後，鄉(xiang) 約整體(ti) 上是約意漸輕，法意漸重，由人民自約到官府約民，……鄉(xiang) 約想要保持的民間性和自願性，因為(wei) 官‘管’的現實而備受強製。而強製的結果導致鄉(xiang) 約的質變。”【57】例如，推行鄉(xiang) 約本為(wei) 敦風化俗，卻反致“不孝不弟益多”的怪象。這是因為(wei) ，不孝弟的人固然受懲治，在異化的鄉(xiang) 約製度下，父兄亦坐“失教”之罪，不行賄官吏則不得開釋。於(yu) 是，“家有逆子而父不敢聞於(yu) 人，子未懲而父先得禍”，隻好聽之任之，以致“講鄉(xiang) 約而不孝不弟益多”。【58】這與(yu) “呂—朱鄉(xiang) 約”名同實異，完全背離了鄉(xiang) 約原初的意旨。

與(yu) 後世的官辦鄉(xiang) 約不同，“呂—朱鄉(xiang) 約”既沒有社會(hui) 建製的支持，也缺乏製度的保障。在實際運行中過於(yu) 依賴鄉(xiang) 賢個(ge) 人的作用，故有其脆弱性，往往出現“人亡政息”的局麵。總的來看，古代鄉(xiang) 約製度有兩(liang) 條不同的演變方向：一是以“呂—朱鄉(xiang) 約”為(wei) 藍本，與(yu) 家禮鄉(xiang) 禮結合、與(yu) 學規講會(hui) 結合，【59】尊重個(ge) 人的道德主體(ti) 性，是儒家士人塑造理想社會(hui) 的努力；一是以宣講聖諭為(wei) 主體(ti) ，與(yu) 朝廷的社會(hui) 控製和思想灌輸手段結合，強化對民眾(zhong) 的恐嚇和製裁，是維護皇權統治的工具。對鄉(xiang) 民而言，前者“導之以德教”，後者“驅之以法令”。從(cong) 曆史效果看，可謂“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le) ”，“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大戴禮記·禮察》）。盡管在事實上，這兩(liang) 條線索並非各自獨立發展，而是呈現為(wei) 相互交織、錯綜複雜的樣態，明清所行鄉(xiang) 約，多是儒家道德理想主義(yi) 與(yu) 皇權社會(hui) 控製手段此消彼長的競合。在重視鄉(xiang) 約教化優(you) 秀成分的同時，要充分認識到明清鄉(xiang) 約的曆史局限。

“呂—朱鄉(xiang) 約”作為(wei) 一種儒家社群主義(yi) 的理想與(yu) 實踐，實現了從(cong) 家族倫(lun) 理到社會(hui) 倫(lun) 理的躍進，拓寬了儒家公共倫(lun) 理的發展空間。其所提倡的明德修身、立德樹人，樹立社會(hui) 新風正氣，具有普遍而長久的倫(lun) 理價(jia) 值。鄉(xiang) 約以社會(hui) 主流價(jia) 值（儒學）建構道德規範、強化價(jia) 值認同、指引倫(lun) 理實踐、注重涵養(yang) 傳(chuan) 統美德與(yu) 社會(hui) 價(jia) 值觀，對道德建設和人格成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繼承創新傳(chuan) 統鄉(xiang) 約文化，使鄉(xiang) 約製度與(yu) 現代文化、現實生活相融相通，有助於(yu) 提升精神文明、促進社會(hui) 正義(yi) 、擴大基層民主、【60】改善公共福利，對培育文明鄉(xiang) 風、淳樸民風具有重要的史鑒價(jia) 值。同時，我們(men) 也需要在總結鄉(xiang) 約製度近千年成敗得失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適應現代社會(hui) 結構的鄉(xiang) 約實踐新形態。

注釋
 
1 將鄉約視作儒家社群主義實踐，始自狄百瑞。狄百瑞在其《亞洲價值與人權：儒家社群主義的視角》中使用儒家社群主義的概念，用以說明儒家在加強社群生活、建設齊心協力的信約製度方麵，做出的各種努力。然而，狄百瑞在書中並未對這一概念嚴加界定（[美]狄百瑞：《亞洲價值與人權：儒家社群主義的視角》，尹鈦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本文著眼於儒家與社群主義兩者的相通之處，注重其超越現代個體主義的價值。當然這隻是一種有針對性的借用，因為嚴格來說，鄉約製度並不能簡單納入任何一種當代政治哲學流派的架構之中。
 
2 朝鮮的講約製度，就是模仿《呂氏鄉約》而製定的。聞鈞天：《中國保甲製度》，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38～45頁。轉引自蕭公權：《中國鄉村：19世紀的帝國控製》，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239頁。著名的朝鮮朱子學者李栗穀有《西原鄉約》和《海州鄉約》，即仿朱子《增損呂氏鄉約》而製。越南的鄉約文本數量十分可觀，日本的鄉約文本和研究也不少。
 
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524頁。
 
4 鄉治方麵主要有朱鴻林、常建華、段自成等人的研究。倫理教化方麵代表性的有曹國慶《王守仁的心學思想與他的鄉約模式》（《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6期），晚近的通論研究主要有黃熹《鄉約的命運及其啟示——從呂氏鄉約到南贛鄉約》（《江淮論壇》2016年第6期）、劉學智《理學視域下的〈呂氏鄉約〉》[《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陳睿超《王陽明〈南贛鄉約〉的思想、現實基礎及其當代啟示——一個傳統中國的“簡約治理”個案》[《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等。基於社會學視域的楊開道《中國鄉約製度》（山東省鄉村服務人員訓練處，1937年），仍是無法繞過的典範研究。其成書之前的論文《鄉約製度的研究》已具重要學術價值。“就鄉約類型的論述而言，此文幾乎可稱包舉無遺。以後相當多的鄉約論著，不管出於抄襲或是出於失考，所舉說的鄉約都沒有超出此文的範圍，而且在分析論說方麵還多不及此文客觀和深入。”（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46頁）
 
5 梁漱溟認為，朱子、陽明、呂坤等人本身是能代表鄉約的精神，能發揮鄉約精神的人。他們以自己的人格感化啟發鄉村人的向善之意，如此才能有點成功（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05頁）。而他們所改鄉約，則多少有違鄉約精神。如朱子禁止“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陽明加入“神明誅殛”的誓言以威嚇鄉民等。
 
6 所謂“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見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448頁。
 
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2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03頁。
 
8  呂大臨等撰，陳俊民輯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中華書局，1993年，第563、568頁。
 
9 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第2933頁。這類講法很多，如李文照《嶽麓書院學規》亦曰：“學問思辯，必以力行為歸也。力行之事多端。惟白鹿洞揭示及藍田呂氏鄉約得其要領。”（李文照撰，趙載光校點：《恒齋文集》，嶽麓書社，2012年，第66～67頁）譚嗣同《興算學議》曰：“學規則謹依白鹿洞規、藍田鄉約、湖州經義治事、河北精舍學規，擇要仿辦”。（譚嗣同撰，何執校點：《譚嗣同集》，嶽麓書社，2012年，第202頁）
 
10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20頁。
 
11 陽明征思田後，欲興學校。先以教官與儒生講肆遊息，“或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作為入學的預備。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99頁。
 
12 陳來：《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433頁。
 
13 胡達源著，胡漸逵點校：《弟子箴言》，嶽麓書社，2009年，第60頁。
 
14 翟奎風：《“對越上帝”與儒學的宗教性》，《哲學動態》2017年第10期。
 
15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1～235頁。
 
16 [美]狄百瑞：《亞洲價值與人權：儒家社群主義的視角》，尹鈦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8頁。
 
17 呂大臨等撰，陳俊民輯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中華書局，1993年，第570頁。
 
18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65～666、667頁。
 
19 薛侃撰，陳椰編校：《薛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1頁。
 
20 鄉約流為令甲，始於朱元璋《聖訓六諭》的滲透，清代則是康熙《聖諭十六條》和雍正《聖諭廣訓》。
 
21 楊開道：《中國鄉約製度》，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03頁。明太祖“聖諭六言”與《呂氏鄉約》“四言”的文字幾乎一樣。日本學者木村英一認為聖諭六言源於朱子知漳州時發布的勸諭榜文[轉引自[日]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劉嶽兵、孫雪梅、何英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1頁]，即間接來自“呂氏四言”。二者文字相近而用意迥別，恐怕楊開道所言更得其實。
 
22 鄭觀應：《盛世危言》，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4頁。
 
23 朱鴻林：《一道德，同風俗——鄉約的理想與實踐》，《讀書》2016年第10期。
 
24  楊開道：《中國鄉約製度》，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77～78、78頁。
 
25 呂大臨等撰，陳俊民輯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中華書局，1993年，第566、593～594、567頁。
 
26 轉引自蕭公權：《中國鄉村：19世紀的帝國控製》，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408頁。該詩所描述的未必是鄉約製度下的義學，但以家祠作學堂教授儒學的情形，與鄉約並無二致。
 
27 羅汝芳撰，方祖猷等點校：《羅汝芳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754頁。
 
28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頁。
 
29 楊開道：《中國鄉約製度》，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73頁。
 
30 朱鴻林：《一道德，同風俗——鄉約的理想與實踐》，《讀書》2016年第10期。
 
31 如社群主義者桑德爾批評羅爾斯在自我觀上預設了“無拘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並不吻合我們‘最深入的自我理解’”（參見[加]威爾·金裏卡：《當代政治哲學》，劉莘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287頁）。麥金太爾、泰勒等人對自由主義的自我觀亦有批評，茲不具引。
 
32 楊開道指出：“這個月旦集會讀約之禮，自然是計劃得周詳審慎，不過在現代人們眼光看起來，總覺太繁一點。這樣繁複的禮節，除了孔門弟子的士大夫以外，在農民隊裏是不容易實用的”（楊開道：《中國鄉約製度》，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99頁）。楊開道不為無見，然亦有所蔽。因為月旦行禮，可謂“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並非每日實行，所以對日常生活幹擾不大。
 
33 曾棗莊主編：《宋代序跋全編》，齊魯書社，2015年，第4722頁。
 
34 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6頁。
 
35 楊開道：《鄉約製度的研究》，《社會學界》1931年第5期。
 
36 [美]芬格萊特：《孔子：即凡而聖》，彭國翔、張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頁。
 
37 王陽明《南贛鄉約》則萎縮了讀約之禮的“神聖價值”。早期的《增損呂氏鄉約》中，細致規定了讀約之前的禮儀程序，《南贛鄉約》則刪減了禮儀細節，隻有鳴鼓、序立、跪聽。所讀內容更是大不相同：《增損呂氏鄉約》規定輪流宣讀鄉約文本，並有推論闡發和提問環節;《南贛鄉約》則先由約長讀告諭，後由約正讀鄉約，並有一套格式化的誓言。再如呂大鈞“願與鄉人共行斯道”“成吾裏仁之美”，陽明則是利用神明威嚇：“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顯然“呂—朱鄉約”體現了“道德性的人文主義”，更符合儒學價值，而《南贛鄉約》則駁雜不純。這一重大轉變，或與《南贛鄉約》的適用對象有關。推行鄉約是陽明靖亂成功的一個得力舉措。為教化叛亂地區的民眾，陽明不得已而行非常之法，正因為是一時的“權法”，所以《南贛鄉約》有所駁雜。
 
38 橫渠重視恢複儒家古禮，呂大鈞承其意創製鄉約。所謂“橫渠之教，以禮為先，先生（呂大鈞）條為鄉約，關中風俗為之一變”（黃宗羲：《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第1097頁）。
 
39 彭國翔：《作為身心修煉的禮儀實踐》，《儒家傳統的詮釋與思辨——從先秦儒學、宋明理學到現代新儒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25頁。
 
40 朱鴻林：《一道德，同風俗——鄉約的理想與實踐》，《讀書》2016年第10期。
 
41 呂大臨等撰，陳俊民輯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中華書局，1993年，第565頁。
 
42 一個關於惡俗的例子是“喪者為酒食及為製服以待吊者”。呂大鈞對此特別反對，他指出：“若使其家哀戚之中，反為己營辦酒食衣服之具，受之豈得安乎?此俗行之已久，為害不細，士君子力變之為善。”（呂大臨等撰，陳俊民輯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中華書局，1993年，第581頁）
 
43 羅汝芳撰，方祖猷等點校：《羅汝芳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756頁。
 
44 朱子“欲修呂氏鄉約、鄉儀，及約冠婚喪祭之儀……，為貧富可通行者”（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58頁）。《增損呂氏鄉約》不載鄉儀中的吉儀、嘉儀等，當是出於貧富通行的考慮。
 
45 陳來：《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
 
46 這是梁漱溟用以描述他心中理想的社會組織的。在梁漱溟看來，呂氏鄉約正是這樣的理想組織，所以這段話也可以看作呂氏鄉約的特點（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77頁）。
 
47 陳來：《儒學美德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126頁。
 
48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596頁。
 
49 呂大臨等撰，陳俊民輯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中華書局，1993年，第3603頁。
 
50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65頁。
 
51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06頁。
 
52 鄒守益撰，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794頁。
 
53  呂大臨等撰，陳俊民輯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中華書局，1993年，第567、563頁。
 
54 魏源：《皇朝經世文編》，嶽麓書社，2004年，第339頁。
 
55 朱子《答陳同甫》第六書：“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隻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83頁）
 
56 如梁漱溟明確說：“我們就是本著古人鄉約之意來組織鄉村”（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02頁）。
 
57 朱鴻林：《一道德，同風俗——鄉約的理想與實踐》，《讀書》2016年第10期。
 
58 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等校點：《魏叔子文集》，中華書局，2003年，第1119頁。
 
59 明代盛行王學知識人的會講活動，一些陽明學學者既辦講會，亦舉鄉約。王門弟子的鄉約講會往往以書院為據點，“知識人會講和地方鄉會則在組織及活動形式、規範方麵分享著宋代以來鄉約文化的遺產”（陳來：《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433頁）。
 
60李卓：《鄉約製度與協商民主》，《光明日報》2016年11月2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