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熊十力的早期經曆與(yu) 思想轉折——以新發現文獻為(wei) 中心

作者：劉依平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摘要：新發現的熊十力五篇佚文及相關(guan) 史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前，熊十力曾使用“熊叔恒”“熊定中”之名參與(yu) 晚清革命活動。流亡江西德安、湖北黃岡(gang) 期間，曾化名“周定中”，暗寓鼎定中原之意。辛亥革命以後，熊十力曾參與(yu) 湖北革命實錄館的義(yi) 務編修工作，發起了“政治研究會(hui) ”等民間政治團體(ti) 。他最早使用“熊十力”之名，不是學界通常認為(wei) 的1924年，而是1912年首度使用、旋即停用，1924年再次使用直至終身，其意涵也從(cong) 早期的“如來十力”轉向後期的“菩薩十力”。

關(guan) 鍵詞：熊十力; 佚文; 經曆; 思想;

作者簡介：劉依平，男，1981年生，湖南湘潭人，哲學博士，暨南大學文學院哲學研究所講師、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宋明理學、現代新儒學研究。

熊十力一生極富傳(chuan) 奇色彩。他曾作為(wei) 武昌革命團體(ti) 的重要成員，直接參與(yu) 反清鬥爭(zheng) ；脫離政治以後，又自我更名為(wei) “熊十力”，創造了新唯識論哲學體(ti) 係，成為(wei) 現代新儒家學派的主要開創者。對於(yu) 熊十力的生平經曆尤其是早期經曆，學界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1】，但由於(yu) 文獻資料有限，近年來一直沒有取得新的突破。在修訂《熊十力全集》過程中，我們(men) 發現了五篇佚文【2】，其中四篇為(wei) 湖北實錄館征集的革命人物傳(chuan) 記，分別是《周定原事略》《魯俊英事略》《李載煦事略》以及《烈士劉堯澂傳(chuan) 》。另一篇為(wei) 短篇小說《地球末日記》，分上下兩(liang) 部分刊載於(yu) 1909年9月27、28日《漢口中西報》副刊《漢口見聞錄》。透過這些新發現史料，我們(men) 可以進一步了解熊十力辛亥前後的人生經曆和早期思想，並對學界成說提出修正和補充。

一、熊叔恒與(yu) 湖北革命實錄館

1912年6月，在孫武、張振武提議下，經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批準，湖北革命實錄館成立，由謝石欽任館長、王葆心任總纂，專(zhuan) 司搜集湖北辛亥革命史料並編撰《湖北革命實錄》，供北京國史館編寫(xie) 中華民國史之用。至1913年8月，因革命黨(dang) 人多參與(yu) 反對袁世凱、黎元洪的“二次革命”，黎元洪遂以“從(cong) 前革命偉(wei) 人附和亂(luan) 黨(dang) 頗多”【3】為(wei) 名，下令遣散實錄館。在此一年有奇的時間裏，館中敦聘各省都督府、臨(lin) 時議會(hui) 、政府部門及軍(jun) 事單位曾參與(yu) 反清革命者為(wei) 義(yi) 務調查員，搜集調查史料500餘(yu) 件。

熊十力當時任湖北都督府參謀一職，正在實錄館敦聘之列。據《湖北革命實錄館登錄簿》，他也確曾以“熊子貞”的名義(yi) 報送了九件文稿（詳下表），可證其為(wei) 實錄館調查員無疑。然而據《湖北革命實錄館義(yi) 務調查一覽表》，湖北都督府出任調查員者共計十四人，分別是都督府“參議”甘緝熙、陳宏誥、高振霄、梅寶琦、丁仁傑、邢伯謙、鄭江灝、胡祖舜、朱樹烈、劉斌一、錢守範，“顧問”馮(feng) 嗣鴻，“參謀”李青珊、熊叔恒——唯獨沒有熊子貞【3】。現武漢辛亥武昌革命紀念館所藏實錄館檔案，有《湖北革命實錄館照會(hui) 熊叔恒請任義(yi) 務調查》的函，也沒有致熊子貞者【4】。這不禁令人懷疑，作為(wei) 湖北都督府參謀的“熊叔恒”，與(yu) 同樣擔任這一職務的“熊子貞”就是同一人。蓋熊十力本名升恒、字子貞，家中排行第三。傳(chuan) 統士人的名如果由兩(liang) 個(ge) 字構成（即“二名”），就可以用“伯仲叔季”的排行字替代前一字，以構成自己的“字”。如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日知會(hui) 同誌徐升淵，同時亦稱“徐叔淵”；1933年逝世、曾任國民政府陝西省民政廳廳長的胡毓威，字“叔威”。準此而論，熊升恒亦可以稱“熊叔恒”。

當然，這一猜想還需要更多文獻方麵的支持。我們(men) 將實錄館所收文稿中與(yu) “熊叔恒”“熊子貞”“熊十力”有關(guan) 者列為(wei) 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除李國楨、黃自強、上官發生三人《事略》作者不詳以外，田智諒、鄒燮斌、李文嶽、方興(xing) 、楊永章等人《事略》的作者都是其本人，報送者均為(wei) 熊子貞。故熊子貞應當與(yu) 此五人頗有交往，很可能是作為(wei) 義(yi) 務調查員，他將實錄館征集革命曆史之事告訴諸人，傳(chuan) 主本人寫(xie) 成文稿後，再交其報送給實錄館。也有一些文稿並非出自傳(chuan) 主本人之手，如魯俊英、李載煦、周定原三人《事略》。這三篇文稿的作者都是熊叔恒，報送者則分別為(wei) 熊叔恒、熊子貞和傅廷儀(yi) 。由此可見魯、李、周三人必然與(yu) 熊叔恒相熟，否則也不能請其代寫(xie) 《事略》。

魯俊英、李載煦、周定原三人是何時與(yu) 熊叔恒認識並結下革命友情的呢？我們(men) 根據此三人以及鄒燮斌的履曆，推知當在1906—1907年之間：

魯俊英：清光緒甲辰，俊英渡江抵鄂，短服從(cong) 戎。軍(jun) 官以俊英儒者，命充隨營學生。翌年，考入陸軍(jun) 特別學堂。【5】

李載煦：清光緒三十年，走鄂從(cong) 戎。明年，考入陸軍(jun) 特別學堂。【6】

周定原：清光緒三十二年，投入工程營。三十三年，考選陸軍(jun) 特別學堂信字齋，以最優(you) 等畢業(ye) 。【5】

鄒燮斌：乙巳春，從(cong) 軍(jun) 於(yu) 鄂。丙午，考升陸軍(jun) 特別學校，由是與(yu) 何自新、朱元成、熊叔恒、劉漢卿、邱介甫等友善。【5】

要言之，魯、李、鄒、周四人分別於(yu) 1904、1905、1906年投入武昌新軍(jun) ，又分別於(yu) 1905、1906、1907年就讀於(yu) 陸軍(jun) 特別小學堂。四人此後的革命經曆各不相同：魯俊英、周定原留在武昌，參與(yu) 了辛亥首義(yi) ；李載煦畢業(ye) 後即被派往陝西代練新軍(jun) ，任清軍(jun) 工程獨立隊隊長，在西安起義(yi) 時發揮了重要作用；鄒燮斌參與(yu) 了1906年萍瀏醴起義(yi) ，失敗後入保定陸軍(jun) 速成學校，旋即留學日本。因此，“熊叔恒”在1906—1907年間，也應當是鄂軍(jun) 兵士或陸軍(jun) 特別學堂學員，唯其如此才能同時與(yu) 魯、李、鄒、周四人結識並建立革命情誼。而熊十力1905年“投武昌凱字營當一小兵”，同年冬天“考入陸軍(jun) 特別學堂”【7】，往來軍(jun) 營和學堂之間，以聯絡同誌、密謀革命，直至1906年5月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被偵(zhen) 破，始離開武昌。故熊叔恒的身份和在武昌的活動時間，與(yu) 熊十力的革命經曆頗相吻合。

從(cong) 魯、李、鄒、周四位傳(chuan) 主以及涉及到的人物來看，熊叔恒的革命交遊以湖北籍為(wei) 中心，且與(yu) 日知會(hui) 關(guan) 係密切。魯俊英係麻城人；李載煦係孝感人；周定原是沔陽（今仙桃）人，日知會(hui) 成員；鄒燮斌是漢川人；朱子龍（元成）係江陵人，日知會(hui) 、同盟會(hui) 成員；何自新（見田）是黃岡(gang) 人，日知會(hui) 、同盟會(hui) 、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成員；邱可珍（介甫）係黃岡(gang) 人，日知會(hui) 、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成員；劉漢卿籍貫不詳，係日知會(hui) 成員。武昌革命團體(ti) 多以籍貫、職業(ye) 為(wei) 紐帶締合同誌，一如論者所言，“在本質上仍是地方性的”【8】。準此而論，能為(wei) 魯俊英、李載煦、周定原作傳(chuan) ，且與(yu) 鄒燮斌相善的熊叔恒，本身極有可能為(wei) 湖北人士，且亦為(wei) 科學所、日知會(hui) 、黃岡(gang) 講習(xi) 社同仁。新發現的短篇小說《地球末日記》證明了這一點。這篇小說的作者為(wei) 熊叔恒、何自新，而何自新恰與(yu) 熊十力為(wei) 少年革命摯交。據熊十力所作傳(chuan) 記，二人早期革命經曆如下：

1901年，熊十力與(yu) 何自新、王漢相識。

1903年，熊、何、王同赴武昌。熊投身武昌新軍(jun) ，王、何則往來於(yu) 各學堂與(yu) 新軍(jun) 間，先後結識宋教仁、呂大森、劉靜庵、張難先、胡瑛、李四光等同誌。

1904年，何自新參與(yu) 發起了科學補習(xi) 所，密謀革命。

1905年，王漢謀刺清廷親(qin) 貴鐵良失敗死難，劉靜庵等組織日知會(hui) ，何自新為(wei) 重要幹部。

1906年，熊十力與(yu) 何自新組織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聯絡軍(jun) 、學二界以謀革命，至同年5月事敗，熊、何先後亡走江西、湖北之間。

1910年，何氏以貧病逝世，得年二十九歲。【9】

要言之，何之革命經曆即在1901—1910年之間，其革命交遊亦始終圍繞科學補習(xi) 所、日知會(hui) 和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而展開。故“熊叔恒”要與(yu) 何見田結成摯友，隻能在這一時期的革命團體(ti) 中。但在科學補習(xi) 所、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日知會(hui) 同誌名錄中，卻隻有熊十力而沒有熊叔恒8。倘若沒有這些革命團體(ti) 的資曆，熊叔恒又如何能與(yu) 何見田結為(wei) 朋友，又有何資格於(yu) 辛亥以後徑入湖北都督府參讚機要呢？隻有當熊叔恒就是熊升恒（熊子貞），曾參與(yu) 科學補習(xi) 所、日知會(hui) 、同盟會(hui) ，並親(qin) 自組織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這一疑惑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

概括而言，熊叔恒與(yu) 熊十力均為(wei) 湖北都督府參謀，均參與(yu) 了湖北革命實錄館義(yi) 務調查工作，均有鄂軍(jun) 或陸軍(jun) 特別學堂的人生經曆，革命交遊均以湖北籍為(wei) 中心，且“叔恒”實即“升恒”之名加上排行字而成——凡此種種，可證明“熊叔恒”正是熊十力在辛亥前後所使用的另一個(ge) 表字。他以“熊叔恒”之名，1909年與(yu) 何自新共同發表《地球末日記》；1912—1913年擔任湖北實錄館義(yi) 務調查員，聯絡多位同誌並撰寫(xie) 《魯俊英事略》《周定原事略》《李載煦事略》等人物傳(chuan) 記，為(wei) 辛亥革命史提供了第一手史料。這些佚文和軼事，豐(feng) 富了我們(men) 對熊十力辛亥前後革命經曆的認識。

二、發起政治研究會(hui)

民國成立以後，參與(yu) 武昌首義(yi) 者往往過分誇大自己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故實錄館征集的史料中，充斥著“攘臂言功之作”【10】。而熊叔恒所作三件《事略》，以及熊子貞報送的九件文稿，卻有一個(ge) 共同的特征，即表達了傳(chuan) 主的謙退之誌：

周定原：“決(jue) 意辭職，力請出洋留學，為(wei) 他日建設民國之一助雲(yun) ”。【11】

李載煦：“南北混一，（李）載煦稱疾歸田，識者稱之”。【11】

李國楨：戰後不求優(you) 職，“人多以李排長不急於(yu) 仕進稱之”。【11】

李文嶽：“大局定，人多以功據權要，（李）文嶽獨守拙”，“生平淡泊自適，遇權貴趾高氣揚者，多麵叱之”。【11】

方興(xing) ：“嚐語胡襄曰：‘異日功成，吾輩當如綿上介推，耕釣自適。’其淡於(yu) 名利，蓋素誌然也”。【11】

楊永章：“終淡仕進，銳意於(yu) 學”。【11】

觀其友而知其人，熊叔恒抑或熊子貞也必然具有功成弗居的胸襟。惟其如此，熊叔恒才會(hui) 特別強調周定原、李載煦的謙退之操；亦隻有如此，熊子貞才會(hui) 與(yu) 上述諸人相交友善。事實上，在辛亥前後的各種檔案材料中，熊叔恒都稱得上銷聲匿跡，除實錄館檔案以外，僅(jin) 在天津市曆史博物館藏“政治研究會(hui) ”檔案中出現過一次。

這份檔案包括《政治研究會(hui) 宣言書(shu) 》和《政治研究會(hui) 簡章》兩(liang) 份文件。據這些史料可知政治研究會(hui) 的組織經過和宗旨目的。民國六年（1917）元旦，由197位辛亥革命參與(yu) 人、社會(hui) 賢達、專(zhuan) 業(ye) 人士發起，以武昌城內(nei) 小箭道街十一號為(wei) 事務所，成立了政治研究會(hui) 。在近兩(liang) 百名發起者中，石瑛（排名第一）、蔡濟民（第二）、宛思演（第三）、劉子通（第五）、龔國煌（二十三）、李四光（二十四）、馮(feng) 大樹（三十五）、熊持中（三十六）、張海濤（四十一）、熊子襄（五十八）、童澍（七十五）、童愚（七十六）、查光佛（一百四十九）等，都曾經參與(yu) 過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科學講習(xi) 所和日知會(hui) 【12】。由此可見，政治研究會(hui) 應當是以上述武昌革命團體(ti) 成員為(wei) 主體(ti) 、進一步吸收有誌於(yu) 改良政治者而成立的。而在全部發起人中，熊叔恒排名第七，可知其必為(wei) 研究會(hui) 的首倡者和主要人物，且與(yu) 這些革命團體(ti) 成員關(guan) 係密切。

《宣言書(shu) 》針對民國建立五年以來財政奇窮、民生凋敝、人才缺乏、武健陵人、民德墮落、民智未發、內(nei) 政廢弛、外交危逼等種種急迫情形，從(cong) 三個(ge) 方麵探究其原因並謀求解決(jue) 之道。一是各種專(zhuan) 業(ye) 人才散處四方，無法發揮合力，故希望以政治研究會(hui) 為(wei) 橋梁，“集合眾(zhong) 才，凡諸民生、財政、內(nei) 治、外交所當培養(yang) 補濟者，各隨才智之短長，一一取而為(wei) 具體(ti) 之研究”，為(wei) 官則將研究結果化為(wei) 大政方針，處野則形成輿論以誘導行政。二是民國以後，革命黨(dang) 人中的理論派“求進太銳，於(yu) 國情民俗容未深洽”；實踐派則赤手空拳，亦無法與(yu) 豪強相抗衡，於(yu) 是均為(wei) 奸雄所裹挾，故希望通過政治研究會(hui) “以自身團結之實力，發舒自身之政見，以憑借他力引為(wei) 大戒”。其三，“舉(ju) 凡他人良法美製行之已獲富強之效者，而師行吾國弊竇叢(cong) 生，將在在而轉為(wei) 禍亂(luan) 之階”，考其原因，在於(yu) “近世人心風習(xi) 之敗壞於(yu) 黨(dang) 人政客之言行之所影響者”，故希望通過政治研究會(hui) ，鼓舞同仁的道德精神，從(cong) 而“勵躬行、立人極，扶衰起敝於(yu) 膏盲錮疾，所以濟政治法律之窮者”【13】。製度設計層麵，《章程》規定政治研究會(hui) “以擁護憲法，研究政治上重要問題，準備政策，以期實行為(wei) 宗旨”；主要吸納“有政治學識者”“有行政上之經驗者”“曾在地方辦理公益事務有三年以上之成績者”以及“其他具有各種學識經驗者”為(wei) 成員。同仁研究所得結果，一方麵“編成雜誌公世”，另一方麵則形成“完善政策建議於(yu) 議會(hui) 及政府”【3】。不難看出，政治研究會(hui) 的組織創建，是由於(yu) 以武昌首義(yi) 同誌為(wei) 主體(ti) 的一批革命者不甘心投機分子爭(zheng) 權競利、北洋軍(jun) 閥竊取革命成果，亦不甘心《中華民國臨(lin) 時約法》懸之高閣、淪為(wei) 虛文，故采取“立身政府之外，研究具體(ti) 問題”的方略，亟思有以推動政治的良性發展。政治研究會(hui) 對時局的認識與(yu) 批評，也頗可以在熊十力此時乃至之後的看法中得到印證。如在1916—1917年間所作的《某報章序》中，熊十力抨擊政府施政，“民國五年之間，各種製度，各種人物，無一不經試驗，而無一可加然否”【14】;1917年底，他批評革命者缺乏道德操行，“深覺吾黨(dang) 人絕無在身心上作工夫者，如何撥亂(luan) 反正”【15】；甚至1947年總結民國政治教訓，也說：“民國垂四十年，革命不知幾度，吾總覺革命不難，革命而能建設誠難之又難，此非注意養(yang) 才不可也。”【16】概言之，熊十力將民國政治墮落的原因，歸結為(wei) 建設無成、不注重培養(yang) 人才以及部分革命黨(dang) 人的廉恥道喪(sang) ，這些觀點均與(yu) 《宣言書(shu) 》一致，這就從(cong) 另一個(ge) 側(ce) 麵證明了熊叔恒即熊十力本人。而發起政治研究會(hui) 這一佚事，也成為(wei) 熊十力棄政向學的人生轉折過程中一個(ge) 重要的中間環節。從(cong) 1912—1913年，熊十力積極參與(yu) 民國軍(jun) 事、政治活動；到1917年，與(yu) 辛亥同誌發起政治研究會(hui) ，冀圖置身政府之外、研究具體(ti) 問題以裨益政治；再到1918年完全棄絕政治、轉而矢誌學術——熊十力的早期思想，呈現出逐漸退出政治、朝向學術的發展軌跡。

熊叔恒即熊十力，這也轉而為(wei) 考察其辛亥以前的活動提供了線索。賀覺非先生回憶熊十力原名“定中”【17】；郭齊勇教授則指出，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被偵(zhen) 破後，熊十力先逃至江西德安，後於(yu) 1908年“返回故裏黃岡(gang) ，改名換姓為(wei) 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書(shu) 院孔廟教書(shu) ”【18】。以上兩(liang) 說仍有可以修正、補充之處。第一，“定中”並非是熊十力的原名，而應當是其赴武昌參與(yu) 革命期間所取的一個(ge) 化名。蓋熊氏一族參與(yu) 革命者，除熊十力而外，還有熊持中、熊持危兄弟二人。據熊持中自述，這個(ge) 名字是他與(yu) 同學“赴省投筆從(cong) 戎均在新軍(jun) 入伍”時所取，“寓維持中國之意”【19】。準此，熊先生也極有可能是在從(cong) 事革命活動時為(wei) 自己改名“熊定中”，以寓清除夷氛、安定中國之意。賀覺非大約是從(cong) 首義(yi) 同誌處得知此名，且誤以為(wei) 係熊先生原名的。第二，化名“周定中”則與(yu) 革命密友周定原有關(guan) 。依據熊叔恒所作《周定原事略》，可以推知熊十力與(yu) 周定原交往頗深。故其避難鄂、贛期間變名“周定中”，與(yu) “周定原”合起來正是“定鼎中原”之意！熊先生藉此宣示，其絕不因困厄而稍隳革命之誌。而1909年的《地球末日記》的發表，則表明熊、何二人在離開武昌以後，雖不克親(qin) 身組織革命活動，但或許仍以通信的方式與(yu) 革命中心保持聯係。惟其如此，革命爆發之際，久居僻鄉(xiang) 的熊先生才能迅速參加黃岡(gang) 光複活動，並隨後被革命同誌征召至武昌。

總之，辛亥以前，熊十力曾用“熊定中”之名參與(yu) 革命活動，也曾化名“周定中”躲避偵(zhen) 稽；辛亥以後，又以“熊叔恒”的名義(yi) 發起政治研究會(hui) 。以上兩(liang) 點補充了我們(men) 對熊十力早期革命、政治活動的認知。

三、“十力”之用舍與(yu) 兩(liang) 重意涵

有關(guan) 熊先生自我更名為(wei) “十力”一事，學界存在兩(liang) 種說法。一種說法出自郭齊勇、景海峰，他們(men) 認為(wei) 此事發生在1924年20，並謂“‘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論》中讚揚佛祖釋迦牟尼的話，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廣大的神通和無邊的力量”【21】。另一種說法出自羅義(yi) 俊，他認為(wei) 熊先生改名事在1920年，且“十力”乃是別號而非正式的名字【22】。佚文《烈士劉堯澂傳(chuan) 》的發現，則表明改名之事遠早於(yu) 此，其意涵亦有早、晚兩(liang) 期之不同。

《烈士劉堯澂傳(chuan) 》出自湖北革命實錄館，傳(chuan) 主劉堯澂即劉複基，湖南常德武陵人，在日本期間，經湖南桃源宋教仁介紹加入同盟會(hui) 。返國後，結識劉敬庵、張難先，加入日知會(hui) 。與(yu) 宛思演、何海鳴、查光佛、詹大悲等辦革命機關(guan) 報《商務報》於(yu) 漢口。後改名汝夔，投身軍(jun) 中，與(yu) 蔣翊武、查光佛、唐犧支、何海鳴等組織文學社。共進會(hui) 與(yu) 文學社聯合後，任革命總機關(guan) 參議並駐社辦公。1911年10月9日，革命總機關(guan) 被偵(zhen) 破，多名革命黨(dang) 人被捕，劉堯澂、彭楚藩、楊洪勝三人被斬首殺害。武昌新軍(jun) 革命黨(dang) 人聞訊倉(cang) 促發動，於(yu) 是有武昌首義(yi) 之爆發。今日武漢猶有“彭劉楊路”，以紀念三烈士激成革命之功。《烈士劉堯澂傳(chuan) 》末尾的落款為(wei)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黃岡(gang) 熊十力子真撰”【23】。這是一個(ge) 非常正式、完整的落款，涵括了寫(xie) 作時間、作者籍貫、作者姓名等重要信息。而且從(cong) 構詞方式來看，“熊十力子真”是“姓、名、字”的傳(chuan) 統書(shu) 寫(xie) 格式。故而盡管是孤證，但這一落款仍可視作一則明確的書(shu) 證材料【24】，證明至少在1912年，熊先生已有更名之舉(ju) ，且“十力”二字是名而不是號。但現有文獻也表明，1912年以後，熊十力之名僅(jin) 此一見，直到1924年12月撰寫(xie) 《廢督裁兵的第一步——致〈現代評論〉記者》一文，才再次使用【25】。

熊先生於(yu) 1912年改名為(wei) “十力”，說明其在此之前就對佛學有所了解。學界對熊十力1920年入支那內(nei) 學院以後的學佛經曆，以及其思想與(yu) 大乘佛學之間的關(guan) 係，研究比較詳盡。而熊叔恒、何見田1909年發表的《地球末日記》，則反映了熊十力對佛學的早期認識。該文設想了12萬(wan) 5千年以後，地球內(nei) 部的熱力行將枯竭，萬(wan) 有之形、相、聲、色，一切皆為(wei) 冰雪封埋，人類也僅(jin) 剩12萬(wan) 人，聚集於(yu) 非洲“大同會(hui) 館”中，垂垂待斃。忽然有金星人、日球人降至，他們(men) 是地球殖民者的後代——10萬(wan) 年前，由“倡真我之教、發大同之聲”的黃種人倡議，集合地球之全部武器熔鑄成惟一一座超級大炮，將人置於(yu) 空心炮彈中發射至外星，又經數萬(wan) 年生息繁衍以後，於(yu) 是有了金星人、日球人。他們(men) 將殘餘(yu) 人類迎接至日球內(nei) 部，從(cong) 而延續了地球文明。這篇小說中蘊藏著反戰思想、民族思想、大同理想以及對真我的追尋，均與(yu) 熊十力的一貫主張相吻合，故係本人親(qin) 作無疑。更重要的是，這篇小說並非一般意義(yi) 上的“理想小說”或曰科幻小說，同時也是一篇反映大乘佛學觀念的哲理小說。小說末尾附有一則“著者附記”，明確表示：“篇中以地球末日之慘狀，喻人眾(zhong) 欲如在地獄之苦；以乘炮彈通星球，喻勇猛精進；以金星喻明覺心；以日球喻真空；以由金星至日球，喻常惺惺乃底於(yu) 真空地位也”，純是“以物理喻空理”的一大寓言【26】。準此而論，至遲在文章發表的1909年，也就是熊先生流落贛、鄂期間，他已對大乘佛學有了較深的了解，且藉以對自我身心、人類社會(hui) 前途命運作出思考。可見其1912年的更名之舉(ju) ，自有思想理論的源頭。

“十力”在佛教經典中在在可見，但其含義(yi) 卻有兩(liang) 種：一種是“如來十力”或曰“世尊十力”，另一種是“菩薩十力”。同時提到兩(liang) 種“十力”的佛教典籍，則是《大智度論》，熊十力也最重視這部經典，一生窮研不止。如他曾致信湯用彤談讀《智論》的體(ti) 會(hui) ，曰：“鎮日不起坐，思維空義(yi) ，豁然廓然，如有所失（如撥雲(yun) 霧），如有所得（如見青天），起坐覺身輕如遊仙。”【27】1947—1948年，六十多歲的熊十力還連續發表了《讀智論偶鈔》《讀智論鈔》等文，可見此書(shu) 對熊十力思想影響之巨。今將是書(shu) 所列兩(liang) 種“十力”對舉(ju) 如下：

佛已迄於(yu)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果地，所以如來十力是遍知遍見、圓滿具足的，其力皆為(wei) 利濟眾(zhong) 生之用。菩薩已證自覺、覺他，然猶未迄覺行圓滿之境，故菩薩十力乃是少分知、有所限量，於(yu) 利生之同時，還當自求證果。而1912年熊先生初次為(wei) 自己更名時，是在何種意義(yi) 上使用“十力”之名的呢？1911年臘月，吳昆、劉子通、李四光、熊十力為(wei) 慶賀光複，相會(hui) 於(yu) 湖北雄楚樓。四人發抒心誌，依次揮毫，熊先生寫(xie) 的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八個(ge) 大字【28】。在佛教傳(chuan) 說中，這八個(ge) 字正是如來出世時口中所宣。蓋辛亥革命推翻帝製，締造民國，革命黨(dang) 人鹹相信國族從(cong) 此得以重振、人民由是得以自新，這正是大雄十力尊才能成就的無上事業(ye) 。熊十力此時以世尊自況，正是為(wei) 了抒發自己作為(wei) 辛亥元勳的豪情。故數月後，他以“熊十力”之名撰寫(xie) 《烈士劉堯澂傳(chuan) 》，亦當以“如來十力”為(wei) 其內(nei) 涵。

然而勝利豪情並未維持多久，部分革命黨(dang) 人和投機革命者攘臂爭(zheng) 功、競權奪利，袁氏竊據國柄、二次革命失敗等事，令熊十力倍感失望。或許正是在這種情緒的作用下，“十力”之名隻在1912年左右使用了短短一段時間。熊十力一方麵不甘心革命失敗、中華民族始終沉淪、舉(ju) 國上下無生人之氣，另一方麵則自覺非事功之才，故自遠於(yu) 政治，轉向學術一途。在窮十年之功、極研華梵哲學之後，他終於(yu) 醞釀出學術思想上的巨大突破。1923年《唯識學概論》甫寫(xie) 就之際，他對向來所宗之舊唯識學產(chan) 生了根本性的懷疑，“民十一授於(yu) 北庠，才及半部，翌年，而餘(yu) 忽盛疑舊學，於(yu) 所宗信極不自安，乃舉(ju) 前稿盡毀之”【29】。與(yu) 此同時，他“本諸其所自見與(yu) 自信”【30】，苦心孤詣地營造出新唯識論哲學體(ti) 係。他深信自己的新唯識論哲學，足以為(wei) 中華文化重立大本、重辟大源，重新貞定民族文化之主體(ti) 性並“導人群以正見”【31】。正是在此過程中，他的文化生命也重新覺醒、暢達，遂有1924年重拾“十力”之名的舉(ju) 動。而自覺、覺他正是菩薩之果地，故此時“十力”取的是“菩薩十力”之義(yi) 。

事實上，熊十力及其友朋弟子也確實是在菩薩果地上理解“十力”之名的。如1932年《新唯識論》署名為(wei) “黃岡(gang) 熊十力造”，嚐從(cong) 熊十力問學的王元化就說：“他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黃岡(gang) 熊十力造，頗引起一些議論，因為(wei) 在印度隻有被尊為(wei) 菩薩的人才可以用這種說法，據傳(chuan) 他也曾經自稱熊十力菩薩。”【32】胡曉明指出，這個(ge) “造”字有兩(liang) 重含義(yi) ，即“造謂作新”與(yu) “唯有菩薩方可以‘造’佛經”【33】。隻有將這兩(liang) 層含義(yi) 統合起來，才是熊十力所用之“造”。蓋此處所謂的菩薩並非宗教意義(yi) 上的偶像，而是學術意義(yi) 上闡發新義(yi) 理、開創新學派者之尊稱。如龍樹菩薩之造《中論》《大智度論》《十二門論》，提婆菩薩之造《百論》，以開大乘空宗；無著菩薩造《攝大乘論》、世親(qin) 菩薩造《唯識論》，以開大乘有宗等。換言之，惟有菩薩方能造論，亦隻有造論方能稱菩薩。熊十力既不滿於(yu) 無著、世親(qin) 之學，而力圖自造學說，也就在智識和體(ti) 悟上，自況於(yu) 無著、世親(qin) 一流；而其造《新唯識論》的目的，就是要在理論上“繼述大乘菩薩之誌事”【30】；其自署“熊十力造”，亦非一種淺薄無聊的狂妄之舉(ju) ，乃是自信《新唯識論》足以“包舉(ju) 中印，而針對西洋以立言”【34】，建立其東(dong) 方的、一元的唯心論，卒開創一個(ge) 新的學術流派，故而敢言“本書(shu) 於(yu) 佛家，元屬造作”【35】。而當他致信馬一浮，感謝其為(wei) 《新唯識論》作序，也說：“序文妙在寫(xie) 得不誣，能實指我現在的行位。我還是察識勝也，所以於(yu) 流行處見得恰好。”【36】行位即修行所證之果位，察識即理智思維，此語也表明熊十力的自我評價(jia) 乃是與(yu) 造論之菩薩同功的。

總之，熊先生1912年初次使用十力之名，用“如來十力”之義(yi) ；而1924年再度啟用這一名字並卒以名世，則是在“菩薩十力”的意義(yi) 上講的。十力之名的最初使用、停用到再次啟用，正表征著熊先生建設民主政體(ti) 之革命豪情，由熾轉淡、沉潛輾轉之後，複趨向重建文化主體(ti) 一途，終於(yu) 再次暢發的生命經曆。

四、結語

本文依托《李載煦事略》《魯俊英事略》《周定原事略》《烈士劉堯澂傳(chuan) 》和《地球末日記》等新發現史料，討論了熊十力辛亥前後的姓名字號、早期經曆與(yu) 思想轉折，由此可以形成兩(liang) 點結論：

第一，辛亥前後所用字號。綜合湖北實錄館檔案、政治研究會(hui) 檔案和報章文獻，從(cong) 交遊、組織、思想等多個(ge) 維度加以判斷，可以認定三處出現的“熊叔恒”均為(wei) 熊十力本人。這一表字因其本名“升恒”、排行第三而得來，使用時間當在1909年至1917年期間，使用場景與(yu) 武昌革命團體(ti) 有關(guan) 。辛亥以前，他也曾使用過“熊定中”之名，並於(yu) 流亡鄂、贛期間化名為(wei) “周定中”，這一名字與(yu) 族弟熊持中、摯友周定原相配，有“定鼎中原”之意。1912年，他取《大智度論》“如來十力”之意，自我更名為(wei) “十力”，以寓其締造民國、重開天地的豪情，旋因對革命失望而棄置不用；至1924年建立新唯識論體(ti) 係時，才再度使用並卒以名世，其含義(yi) 也變為(wei) 象征智慧思維的“菩薩十力”。

第二，辛亥前後的事跡與(yu) 思想。1909年《地球末日記》一文，表明熊十力此時頗留心大乘佛學，並借以探求人生哲學、人類社會(hui) 和文明的未來發展，流露出鮮明的反戰思想、民族思想、大同理想以及對真我的追尋。1912年至1913年期間，曾參與(yu) 湖北革命實錄館義(yi) 務調查員工作，為(wei) 劉堯澂、李載煦、魯俊英、周定原等革命同誌作傳(chuan) 記。1917年，作為(wei) 排名第七的發起人，與(yu) 武昌革命團體(ti) 舊同誌一道創立了政治研究會(hui) ，冀圖立身政府之外、研究具體(ti) 問題，從(cong) 而誘導民國政治良性發展。

“十力”一名的最初使用、停用以及再次啟用，及其前後兩(liang) 期含義(yi) 之不同，可以發現從(cong) 革命到革心、從(cong) 建設民主政體(ti) 到重建文化主體(ti) ，熊先生生命精神經曆了激揚、沉潛、發越的階段性變化。而熊十力因應時代問題，千回百折，矢誌向前，最終闡明中華民族文化之真性、為(wei) 中華民族之自由民主謀求堅實基礎的種種艱辛努力，亦穿透曆史的重重迷障，變得愈發清晰。

注釋
 
1 對熊十力早期經曆研究最深入、描述最準確的，當數以下三本著作：郭齊勇：《天地間一個讀書人：熊十力傳》，台北：台灣業強出版社，1994年；郭齊勇：《熊十力傳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景海峰：《熊十力》，台北：東大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2 佚文指《熊十力全集》未收之文。
 
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暨武漢市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市檔案館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18,586-590頁。
 
4 《湖北革命實錄館照會熊叔恒請任義務調查》（檔案編號：WJF332），現存湖北省檔案館。
 
5 《周定原事略》的報送人一欄，稱“傅廷儀介紹”，似乎是由傅廷儀口述、館中編輯執筆的。館中編輯是否即“熊叔恒”，抑或是“熊叔恒”與傅廷儀各報告了一篇《周定原事略》，則不可知。
 
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暨武漢市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市檔案館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8,499,364頁。
 
7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第263頁。
 
8 《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5頁。
 
9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22,387-406頁。
 
10 《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16-17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第153-157,159-161頁。
 
1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暨武漢市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市檔案館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頁。
 
12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第502,263,457,439,208,429頁。
 
13 還有一些發起者的姓名與已知武昌革命團體成員姓名非常近似，如發起人易肇羲與日知會成員易本羲、發起人金緘三與日知會成員金封三等，均疑為同一人。由於別無旁證，此處存而不論。
 
14 張黎輝、蔣原寰、王文彬、嶽宏、張茂鵬編：《北洋軍閥史料·黎元洪卷》（10），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64-769,769-771頁。
 
15 《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19-20頁。
 
16 《熊十力全集》第四卷，第425頁。
 
17 《熊十力全集》第五卷，第215頁。
 
18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第650,654頁。
 
19 郭齊勇：《熊十力傳論》，第12頁。
 
20 熊持中：《憶昔參加武昌首義經過》，《湖北文獻》（台灣）1993年第1期（總109期），第1-2頁。
 
21 郭齊勇：《熊十力傳論》，第2頁；景海峰：《熊十力》，第249,277頁。
 
22 郭齊勇：《熊十力傳論》，第33頁。
 
23 羅義俊：《新儒家傳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1頁。
 
24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第315-316頁。
 
25 根據《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編輯說明》，包括《烈士劉堯澂傳》在內的文獻，於1913年實錄館解散後，由原館長謝石欽保管。1956年謝氏逝世後，這批材料先後被移交武漢文史館和湖北省政協，並於1958年轉由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直到1981年才根據原件整理出版。故基本上可以確定“十力”二字係1912年10月所撰原稿中所有，不是後人羼入的。
 
26 《熊十力全集》第八卷，第43頁。
 
27 熊叔恒，何見田：《地球末日記》，《漢口中西報·漢口見聞錄》1909年9月27日，1909年9月28日。
 
28 《熊十力全集》第四卷，第47頁。
 
29 郭齊勇：《熊十力傳論》，第13頁。
 
30 《熊十力全集》第二卷，第9頁。
 
31 《熊十力全集》第五卷，第116,173頁。
 
32 《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659頁。
 
33 王元化：《熊十力二三事》，《清園文存》第二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8頁。
 
34 胡曉明：《從〈十力語要〉看熊十力哲學的存在感受與學術性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6期。
 
35 熊十力：《致郭沫若》（手稿未刊），北京郭沫若紀念館藏。
 
36 《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8頁。
 
37 《熊十力全集》第八卷，第3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