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wei) 運用“三世”說詮釋近代社會(hui) 變革

作者：周寶銀（曲阜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博士後流動站、江蘇護理職業(ye) 學院科技處）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十八日庚子

          耶穌2022年8月15日

漢代今文經學者在解釋《春秋公羊傳(chuan) 》的過程中，形成了“三世”思想。清代中葉，公羊學再度興(xing) 起，“三世”說重新為(wei) 一批學者所重視，並借以評判時事。清末，康有為(wei) 以《春秋》“三世”說作為(wei) 其經學詮釋的主線，結合《禮運》“大同小康”發“三世”之說，並與(yu) 西方進化論相契合，以此理論詮釋近代社會(hui) 變革，應對當時內(nei) 外日蹙的局勢。至1902年，《禮運注》與(yu) 《大同書(shu) 》的完成，標誌著康有為(wei) 的“三世”思想走向成熟。

“大同小康”與(yu) “三世”圓融

康有為(wei) 攝入《禮運》“大同小康”之說，對“三世”說內(nei) 涵作了頗具新意的解釋。他說：“《春秋》三世之法，與(yu) 《禮運》小康、大同之義(yi) 同，真孔子學之骨髓也。”（《康有為(wei) 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集，第18頁）在康有為(wei) 看來，“大同小康”和“三世”一樣，同屬孔子之道。故康有為(wei) 將小康、大同與(yu) 升平世、太平世作對應，以烘托孔門的微言大義(yi) ，如此，使舊有的“三世”說內(nei) 涵更加豐(feng) 富。他說：“‘三世’為(wei) 孔子非常大義(yi) ，托之《春秋》以明之。所傳(chuan) 聞世為(wei) 據亂(luan) ，所聞世托升平，所見世托太平。亂(luan) 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備也。大義(yi) 多屬小康，微言多屬太平。”（《康有為(wei) 全集》第2集，第324頁）這樣的結合，使“三世”說融合了兩(liang) 個(ge) 社會(hui) 形態特征，也使升平、太平的義(yi) 域更加廣闊，“三世”的最終目標也定位到“大同”上。“大同”成為(wei) 康有為(wei) 尋找治療中國社會(hui) 病症的良方。

在康有為(wei) 的理論中，大同社會(hui) 的實現不能驟然跳躍，需要過渡階段，小康就是據亂(luan) 世到太平世不可跨越的階段，所以他將大同實現的可能放在未來。康有為(wei) “三世”與(yu) “大同小康”的渾融，表露出他對“大同”社會(hui) 的期許。此後，康有為(wei) 將“三世”說與(yu) “大同小康”的結合日趨頻繁，並運用到“君主立憲”的政治學說中，為(wei) “三世”思想開啟了救亡圖存的新使命。

“三統”與(yu) “三世”組合

康有為(wei) 認為(wei) 後世很多製度來自孔子，故認為(wei) “三統三世，皆孔子絕大之義(yi) ”。（《康有為(wei) 全集》第2集，第370頁）他又以傳(chuan) 統公羊學理論為(wei) 基礎，提出：“《春秋》發三世之義(yi) ，有撥亂(luan) 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質三統焉，條理循詳，以待世變之窮而采用之。”（《康有為(wei) 全集》第3集，第263頁）“三世”的“每一世中，皆有三統”。（《康有為(wei) 全集》第2集，第370頁）“三統”的攝入，將“三世”模式進行複雜化演繹，使“三世”的詮釋範疇得到拓展。其著作《春秋董氏學》中涉及“三統”的內(nei) 容有：“冠禮之三統，冠禮字子之三統，昏禮之三統，喪(sang) 禮之三統，刑之三統。”（《康有為(wei) 全集》第2集，第348—349頁）康有為(wei) 還將孔子創製立義(yi) 等說成史實，認為(wei) 夏、商、周的朝代更迭，器物顏色、輿車頂蓋的高低等的變化，都是孔子托之三代的“改製”。為(wei) 說明西學也是源於(yu) 孔子，康有為(wei) 引入西方近代知識理論，西方各國的曆法服飾特征等習(xi) 俗都在康有為(wei) 的“三統”之內(nei) 。這樣，“三統三世”既“保全舊粹”又“時變新理”。

康有為(wei) 通過整合、演繹“三世三統說”，逐步形成較為(wei) 係統的理論，貫穿著表彰變革、提倡更新的思想。他根據時世的不同，“各因其時世以施之，至其窮則又變”。（《康有為(wei) 全集》第6集，第16頁）“三統”窮變通久，至萬(wan) 千統都是可以的。這樣，康有為(wei) 提出的時代救治方案就更加縝密，能夠應對各種世變而不至窮盡。故梁啟超言：“有為(wei) 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實本於(yu) 此。”（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頁）

“改製”與(yu) “三世”相承

康有為(wei) 治《公羊》，雖延續劉逢祿、龔自珍、陳立輩等言改製之說，實與(yu) 他們(men) 有所不同。康有為(wei) 延續“三世”改製議題，卻推陳出新，將“改製”範疇詮釋為(wei) 一種社會(hui) 改革與(yu) 政治革新。進而，他將政治、社會(hui) 、道德等各個(ge) 維度的“改製”放入“三世”模式，為(wei) 其倡導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曆史理論根據。為(wei) 了彰明孔子“據亂(luan) 、升平、太平”等相關(guan) 製度，康有為(wei) 對每一世都有解說，認為(wei) 孔子改製是為(wei) 了中國早日施行升平、太平之法。為(wei) 此，康有為(wei) 廣征博引，將各項重要製度均作“三世”之劃分。這樣，康有為(wei) 又在不同領域分辨了據亂(luan) 、升平、太平之義(yi) ，遊刃有餘(yu) 地將他對政治製度、社會(hui) 發展的思想注入“三世”中。“三世說”拓展為(wei) 評價(jia) 時勢的尺度，這樣就與(yu) 他倡導的新政治理念、現實政治態度密切結合起來。

此外，康有為(wei) 還提出了“三世進化”的邏輯，指出“改製”就是為(wei) 了社會(hui) 進化，這與(yu) 西方近代國家學說、憲政體(ti) 製、民主人權思想相互貫通起來。為(wei) 此，康有為(wei) 積極奔走呼喊，參與(yu) 現實政治，既倡導民權，也反對革命，希望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康有為(wei) “三世”思想具有“社會(hui) 改造”“政治變革”的意味，最終導向是建立理想的社會(hui) 體(ti) 係。

“三世”與(yu) 社會(hui) 定位

對於(yu) 中國在“三世”中的定位，康有為(wei) 的政治與(yu) 學術觀點始終一以貫之。康有為(wei) 先是將中國定位在“據亂(luan) 世”的範疇。他說：“就將來太平言之，則今亦為(wei) 據亂(luan) 也。”（《康有為(wei) 全集》第6集，第248頁）又指出，中國是處於(yu) 據亂(luan) 世向升平世發展的階段，“今當進至升平，君與(yu) 臣不隔絕而漸平，貴與(yu) 賤不隔絕而漸平，男與(yu) 女不壓抑而漸平，良與(yu) 奴不分別而漸平，人人求自主而漸平，人人求自立而漸平，人人求自由而漸平。”（《康有為(wei) 全集》第6集，第17頁）“若今則漸入升平世，無複有野蠻亂(luan) 文明者，隻有以文明兼野蠻。”（《康有為(wei) 全集》第6集，第236頁）總體(ti) 看來，康有為(wei) 認為(wei) 中國社會(hui) 高於(yu) 據亂(luan) 世，即將進入升平世。康有為(wei) 又從(cong) “小康大同”的角度，將中國社會(hui) 歸於(yu) 小康之世。他說：“二千年之中國，安於(yu) 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澤。”（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hui) 編：《康有為(wei) 與(yu) 保皇會(hui)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7頁）“中國兩(liang) 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luan) 興(xing) 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康有為(wei) 全集》第5集，第553頁）但康有為(wei) 對中國未來的社會(hui) 理想是“大同”，然而“秘不以示人，亦不以此義(yi) 教學者，謂方今為(wei) ‘據亂(luan) ’之世，隻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69頁）康有為(wei) 明白，社會(hui) 進化曆程漫長，需要循序漸進，“凡世有進化，仁有軌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軌道大小，未至其時，不可強為(wei) ”。（《康有為(wei) 全集》第5集，第480頁）妄圖超越社會(hui) 進化規律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隻能“循序依級”。所以，康有為(wei) 始終認為(wei) 當以“小康”義(yi) 救今世。

對於(yu) 現實政治問題，不管從(cong) “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角度，還是從(cong) “小康—大同”的角度，康有為(wei) 都極力說明“今世”未至“太平世”，不能驟行“太平之製”，隻有“君主立憲”才是最適合清末中國的，越級而行隻能導致社會(hui) 混亂(luan) 不堪甚至亡國滅種。這反映了康有為(wei) 既要社會(hui) 自由平等，又對“君主立憲製”的執守不渝和癡迷。

康有為(wei) 身處晚清政局動蕩的大背景下，目睹國破、種滅、教亡的嚴(yan) 峻危機，他重新審視儒家，著眼於(yu) 《春秋》“三世”說的經世致用，援用西學思想注釋儒家傳(chuan) 統經典，對之進行富有時代氣息的詮釋和解讀，賦予傳(chuan) 統“三世”說以近代性格，試圖從(cong) 傳(chuan) 統經典及西學中尋求中國社會(hui) 的進化資源，通過變法圖存，破解時代的難題，改變腐朽落後的晚清社會(hui) 政治，使之達於(yu) 太平大同的理想境界。“三世”思想已成為(wei) 康有為(wei) 獨特的政治哲學，具有極大的創新性，這在中國經學史上尚屬首例。康有為(wei) 擴大了“三世”說的內(nei) 容，傳(chuan) 統的“三世”說寓政治理想於(yu) 褒貶中，並未注意社會(hui) 政治結構。而康有為(wei) 的“三世”思想所涉甚多，因革損益，在傳(chuan) 統中求新求變。康有為(wei) 提出了近代社會(hui) 結構模式，當中國並未具備這些條件時，隻能依據傳(chuan) 統“三世”模式從(cong) 事政治變革或文化革命，這是難能可貴之處，也是最為(wei) 特殊之處。誠如康有為(wei) 所言：“病無窮而方亦無窮，大同小康，不過神人之一二方哉！”（《康有為(wei) 全集》第6集，第554頁）

總之，富民強國、建立理想的社會(hui) 製度，是康有為(wei) “三世”思想的一貫宗旨。康有為(wei) 的“三世”思想在學術上突破了傳(chuan) 統儒學的禁錮，推動了儒家思想的現代轉變與(yu) 創新發展。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