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朝暉著《唐文治與(yu) 學堂經學的改革》出版暨序言、後記

出版信息

[新加坡]毛朝暉著：《唐文治與(yu) 學堂經學的改革》，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22年3月1日出版。

作者簡介

毛朝暉，1981年生，湖南衡陽人，新加坡籍，新加坡國立大學漢學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副研究員、《華文學刊》編輯、中山大學哲學係(珠海)副研究員，現任華僑(qiao) 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發展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早期為(wei) 教育實證研究，後轉向儒家哲學、比較哲學、經學和中國思想史研究，尤其關(guan) 注儒家哲學話語的現代建構和傳(chuan) 統經學的現代轉型。至今已在《哲學與(yu) 文化》、《道德與(yu) 文明》、《孔子研究》、《周易研究》、《原道》、《台灣華語文教學》、《經學研究集刊》、Asian Philosophy等中外期刊發表論文二十餘(yu) 篇。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探討晚清“學堂經學”的改革以及在此視域下唐文治經學的生成及其典範意義(yi) 。本書(shu) 以京師大學堂作為(wei) 主要個(ge) 案，分析在西學衝(chong) 擊下晚清學堂的課程與(yu) 相關(guan) 改革，指出這種改革旨在對西方現代的“七科之學”和中國傳(chuan) 統的“四部之學”進行調融。這反映在晚清學堂的課程改革和教科書(shu) 編纂中，由此衍生了一種介於(yu) 傳(chuan) 統經學與(yu) 現代學術之間的“學堂經學”形態。這一經學新形態一方麵繼承了晚清經學“中體(ti) 西用”的正統理念，另一方麵嚐試在製度上進行中西學術的兼容。這一形態始於(yu) 洋務運動以後，及至民國建立後才在體(ti) 製上被現代大學全麵取代。唐文治是這一形態之下的一個(ge) 堪稱典範的經學家和教育家，他的經學理念與(yu) 經學實踐值得我們(men) 重視與(yu) 借鑒。

目錄

序

第一章 導論

一 唐文治經學的典範意義(yi)

二 重新定位唐文治

三 經學思想與(yu) 經學實踐

第二章 唐文治經學的學術與(yu) 政治背景

第一節 經世與(yu) 體(ti) 用——論唐文治的經學淵源

一 漢宋調和的思想基礎

二 曾國藩的“四科判學”

三 “中體(ti) 西用”論的生成

四 唐文治的經學淵源

五 結論

第二節 唐文治的“讀經救國論”與(yu) 近代中國變革

一 唐文治早年對“器物救國論”和“製度救國論”的接受

二 唐文治對“器物救國論”和“製度救國論”的反省

三 “新文化運動”與(yu) “讀經救國論”的提出

四 結論

第三章 晚清的“學堂經學”改革

第一節 京師大學堂的課程改革與(yu) “學堂經學”形態

一 晚清學堂的教育理念與(yu) 經學課程

二 京師大學堂的課程改革及其理念分歧

三 “學堂經學”形態

四 結論

第二節 清末政治與(yu) 經學教科書(shu) 的誕生——以王舟瑤《京師大學堂經學科講義(yi) 》為(wei) 中心

一 梁啟超與(yu) 經學教科書(shu) 的濫觴

二 京師大學堂與(yu) 早期經學教科書(shu) 的編纂

三 王舟瑤《京師大學堂經學科講義(yi) 》的編纂旨趣

四 結論

第四章 唐文治的經學思想

第一節 唐文治經學思想的發展——以“正人心，救民命”宗旨的演變為(wei) 主線

一 “正人心”的三個(ge) 表述

二 從(cong) “維國運”到“救民命”——唐文治的兩(liang) 條經世路線

三 結論

第二節 唐文治的治經方法論

一 唐文治對漢宋治經方法的理解與(yu) 會(hui) 通

二 經學與(yu) 文章學的會(hui) 通

三 經學與(yu) 科學的會(hui) 通

四 結論

第三節 唐文治論讀經次第及其原則——經學係統性的一個(ge) 初步分析

一 唐文治論讀經次第

二 決(jue) 定讀經次第的原則

三 結論

第五章 唐文治的經學實踐

第一節 經學在現代學術中的艱難定位——唐文治與(yu) 無錫國專(zhuan) 的課程改革

一 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時期的國學課程

二 國學教育的現實困境與(yu) 國專(zhuan) 轉製

三 國專(zhuan) 轉製後的課程設置

四 經學在轉製前後課程中的定位

五 結論

第二節 “大義(yi) ”“新讀本”“分類讀本”——唐文治編纂經學教科書(shu) 的理念與(yu) 實踐

一 標舉(ju) “大義(yi) ”的教科書(shu) 實踐

二 “新讀本” 的編纂旨趣

三 “分類讀本”的編纂旨趣

四 結論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書(shu) 目

後記

序

經弊則興(xing) 子，子裂則反經。何謂“經弊則興(xing) 子”？《莊子·天下篇》綜論百家之學，而推本於(yu) 六經，其言曰：“其數散於(yu) 天下而設於(yu) 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在《天下篇》的作者看來，正是因為(wei) 王朝製度的解紐、經典權威的旁落，才造成諸子百家的興(xing) 盛。何謂“子裂則反經”？《漢書(shu) ·藝文誌》分別九家要旨，而歸本於(yu) 六經，其言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yu) 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yu) 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wan) 方之略矣。”

由二篇之言觀之，則經與(yu) 子實構成中國古典哲學的兩(liang) 個(ge) 動力與(yu) 源頭。說它們(men) 是源頭，是因為(wei) 自周秦以降，無論各家各派，但凡能夠以哲學自鳴者，莫不含英咀華，寢饋於(yu) 六經與(yu) 百家之言。即便是從(cong) 印度傳(chuan) 入之佛教，也未嚐不借老莊與(yu) 儒經之說，以與(yu) 中土文化相會(hui) 通，這就是所謂“佛教中國化”得以中國化的一條重要途徑。說它們(men) 是動力，是因為(wei) 自周秦以來，經學與(yu) 子學常互為(wei) 消長，同時也互為(wei) 調節。子學的興(xing) 起，原本就是起於(yu) 對經學權威的批判，流弊所及，則造成一種價(jia) 值的相對主義(yi) 乃至虛無主義(yi) ，使得民族文化完全喪(sang) 失重心，於(yu) 是必然要求經學的興(xing) 起加以整頓；經學的興(xing) 起，原本是起於(yu) 對子學亂(luan) 局的整頓，流弊所及，則造成一種價(jia) 值的同質化乃至思想專(zhuan) 製，使得民族文化喪(sang) 失活力，於(yu) 是又必然要求子學的複興(xing) 予以補救。

於(yu) 是，經子代興(xing) ，既相互批判，又相互成就，這就構成中國哲學演進的內(nei) 在邏輯。馮(feng) 友蘭(lan) 、武內(nei) 義(yi) 雄將中國古典哲學區分為(wei) 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可以說是提綱挈領，抓住了中國古典哲學的動力與(yu) 源頭。但是，他們(men) 都將子學時代與(yu) 經學時代做機械的切分，似乎將子學時代與(yu) 經學時代機械地理解為(wei) 兩(liang) 個(ge) 前後進化的階段。這並不符合中國哲學經子代興(xing) 的實際。在他們(men) 所謂的“子學時代”，實際上早就經曆了西周初年儒家經典的經典化過程，盡管那與(yu) 漢代以後正式成立的經學有所不同，但顯然並非子學形態；同理，在他們(men) 所謂的“經學時代”，實際上也包含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等“去儒家經典化”的子學形態，更何況明末清初的理學家也有不少是批判經學的。

可以說，“反經”構成了儒家哲學複興(xing) 的一種重要方式。漢唐時代的儒學複興(xing) ，固然是以經學複興(xing) 作為(wei) 表征。漢代的“五經博士”，唐代的《五經正義(yi) 》，都明確表征了儒學的複興(xing) 。宋代的儒學複興(xing) 也是如此，程頤說程顥“出入於(yu) 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史稱張載“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像王船山依然聲稱“六經責我開生麵”，顧炎武主張“經學即理學”。直到晚清民國之際，像張之洞、康有為(wei) 、唐文治、馬一浮、熊十力等人，也都是以“反經”作為(wei) 複興(xing) 儒學的學術資源和思想進路。

本書(shu) 對於(yu) 唐文治經學的研究，便是置於(yu) 上述晚清以來的“反經”思潮中予以觀照。

首先，本書(shu) 從(cong) 經學史的脈絡指出唐文治的經學思想是對晚清經學主潮的繼承與(yu) 發展。本書(shu) 指出，晚清經學在經世思潮與(yu) 漢宋調和的內(nei) 在發展要求下，孕育了以張之洞為(wei) 代表的“中體(ti) 西用”論。唐文治的經學思想是對晚清經世思潮和“中體(ti) 西用”論的繼承。在此基礎上，唐文治最終提出“讀經救國論”，並確定以“正人心，救民命”作為(wei) 其經學宗旨。“讀經救國論”的提出，一方麵是對晚清經學主潮的繼承，另一方麵則是對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經學回應。如果說“正人心，救民命”的經學宗旨體(ti) 現了唐文治對經學本體(ti) 的理解，那麽(me) ，“讀經救國論”則代表了他對於(yu) 現代中國“立國之道”（借用張君勱、幹春鬆的說法）的政治思考。此外，唐文治在治經方法論、讀經次第、儒家經學的係統性等著多經學問題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這對於(yu) 我們(men) 重新反思經學的現代價(jia) 值與(yu) 現代轉型提供了重要借鑒。

其次，本書(shu) 探討了傳(chuan) 統經學與(yu) 現代教育體(ti) 製的兼容問題及其一種可能的結合模式——“學堂經學”形態。與(yu) 民國以來將經學拆分為(wei) “七科之學”、創設獨立的“國學院”兩(liang) 種模式不同（近二十年來，“國學院”模式在中斷數十年後又得以恢複），本書(shu) 指出自從(cong) 洋務運動以來，晚清的學堂就曾探索一種兼容“四部之學”和“七科之學”、“中體(ti) ”和“西用”的經學教育模式。為(wei) 了與(yu) 傳(chuan) 統書(shu) 院教育和現代大學教育的經學教育相區分，本書(shu) 將這種經學教育模式稱為(wei) “學堂經學”模式。本書(shu) 以京師大學堂作為(wei) 主要個(ge) 案，具體(ti) 說明“學堂經學”形態下的經學課程設置與(yu) 經學教科書(shu) 的編纂實踐。然後，本文繼續闡述唐文治在無錫國專(zhuan) 的經學實踐。經過對比，本文指出唐文治的經學實踐是對晚清以來“學堂經學”模式的現代延續。

必須承認，本書(shu) 的研究主要是基於(yu) 京師大學堂的個(ge) 案，這使得晚清“學堂經學”形態的普遍性仍然成為(wei) 疑問。誠然，盡管本書(shu) 也簡略提及北洋水師學堂、廣東(dong) 水陸師學堂、甘肅省大學堂的經學課程，但由於(yu) 書(shu) 闕有間、文獻不足，本書(shu) 未能對這些學堂的經學課程進行詳細的考察。此外，本書(shu) 也提到皮錫瑞在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師範館編纂的《經學曆史》、劉師培在兩(liang) 江師範學堂編纂的《經學教科書(shu) 》、葉德輝在湖北存古學堂編纂的《經學通誥》。類似的教科書(shu) ，在曾軍(jun) 編著的《經學檔案》中還收錄了不少。這說明，盡管我們(men) 尚不能證成“學堂經學”形態的普遍性，但它在晚清確曾廣泛存在，至少決(jue) 不隻是孤立的個(ge) 案。至於(yu) 究竟具有多大的普遍性以及更深入的研究，這隻能有待於(yu) 後續的史料挖掘和更多的個(ge) 案研究了。

兩(liang) 三年來，本書(shu) 的部分章節已經以論文形式陸續發表。這些論文包括：《救國何以必須讀經？——唐文治“讀經救國”論的理據》（《鵝湖月刊》，2018年第9期）、《“大義(yi) ”、“新讀本”、“分類讀本”——唐文治編纂經學教科書(shu) 的理念與(yu) 實踐》（《經學研究集刊》第26期）、《經學在現代學術中的艱難定位——唐文治與(yu) 無錫國專(zhuan) 的課程改革》（《孔子學刊》第10輯）、《漢宋調和與(yu) “中體(ti) 西用”論的生成——兼論曾國藩、張之洞的經學史定位》（《原道》第39輯）。這些機緣促使我重新檢視自己的研究，也讓自己從(cong) 中發現存在的不足，對於(yu) 本書(shu) 最後的修訂提供了有益的助緣。

願本書(shu) 的出版能夠引發學術界的關(guan) 注。重要的不是關(guan) 注本書(shu) ，而是通過本書(shu) 重新關(guan) 注唐文治，關(guan) 注一位晚清以來“反經”思潮的繼承者與(yu) 革新者，一位經學思想者與(yu) 實踐者，一位謀求在近現代的學術巨變中重新確立經學的現代定位和實踐模式的典範人物。

後記

我是一個(ge) 在海外漂泊得太久的人，直到在海外結婚生子、求職定居，十多年後，竟又輾轉歸來，到中大任教。回首往事，常感此身如寄，恍然自失，早已不知“何處是吾鄉(xiang) ”。這種人生經曆，使我喪(sang) 失憑借，也讓我抽離羈絆。於(yu) 是，我時常感到自己成了一個(ge) 抽離的人，和一個(ge) 遊離於(yu) 空間的文化人。我的學術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源於(yu) 一種“抽離的人的焦慮”和“文化的焦慮”。現在完成的這本書(shu) 屬於(yu) 後者。

解決(jue) “文化的焦慮”主要有兩(liang) 條途徑。第一條途徑是比較哲學，即通過不同文化之間的比較，回應文化類型與(yu) 文化認同問題。從(cong) 梁漱溟的《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以來，很多現代學者都采取了這條路徑。第二條路徑是思想史，即通過思想史的追溯，回應文化演變與(yu) 文化認同問題。從(cong)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以來，采取這條路徑的學者也不在少數。兩(liang) 條路徑各有優(you) 長，但確立文化認同的旨趣是相同的，解決(jue) 文化焦慮的功能也是類似的。相比而言，思想史的路徑由於(yu) 直接回到曆史文本，也許會(hui) 更親(qin) 切一些、更具體(ti) 一些，更容易找到“文化的溫情與(yu) 敬意”。

沿著思想史的途徑一路上溯，我由宋明理學上溯到先秦諸子，再由諸子學上溯到經學。其間的曆程，就好比一個(ge) 從(cong) 外地輾轉回家的人，中途雖然要轉好幾次車，但終點一定是家。

不過，選擇唐文治作為(wei) 切入點卻有點偶然。2012年，我從(cong) 《中國經學》上讀到鄧國光、嚴(yan) 壽瀓兩(liang) 位先生討論唐文治經學的兩(liang) 篇論文。通過這兩(liang) 篇論文，我接觸到唐文治。我隱約地意識到，這是我解決(jue) 自己“文化的焦慮”的一個(ge) 理想的入口。一方麵，固然是因為(wei) 唐文治代表了晚清以來一脈醇正的經學傳(chuan) 承，這無疑是深入經學研究的一條極佳通道。另一方麵，也是因為(wei) 唐文治是一位坐而能言起而能行的實踐者。用傳(chuan) 統的說法，他與(yu) 曾國藩、張之洞等人一樣，仍然算得上是真正的儒家“士大夫”，這與(yu) 馬一浮、熊十力以後的儒家學者有著顯著的區別。前麵已經說過，由於(yu) 我的“文化的焦慮”並不隻是一種學術的興(xing) 趣，而是一種切己的焦慮。在當時的情形下，唐文治能夠瞬間成為(wei) 我在學術上關(guan) 注的焦點乃是偶然中的必然。

於(yu) 是，終於(yu) 誕生了這本書(shu) 。

如前所述，這本書(shu) 從(cong) 本質上講是我解決(jue) 自己“文化的焦慮”的一種努力，同時，它也是我的博士論文。在此期間，我的博士導師勞悅強教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曾經無數次和我一起在餐桌上討論學問、交流思想，無數次批閱我的讀書(shu) 筆記和手稿。是他，將我帶進中國文化的殿堂。他無數次給我指點那殿堂裏光彩奪目的精品，無數次為(wei) 我指引前進的方向，也無數次批評我的過失。你如果問我誰是這個(ge) 世界上批評我最多的人，我會(hui) 不假思索地告訴你，此人定非勞先生莫屬。我感激他的批評。

我也要感謝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梁秉賦院長、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林立教授。作為(wei) 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hui) 的委員，他們(men) 都閱讀了我的初稿，並提供了寶貴的建議。梁老師在思想史上有許多獨到的見解，我每次向他請益，總能獲得新的啟發。他擅長在一個(ge) 點上給人一種有力的思想衝(chong) 擊，那是一種真正富有曆史感的人才能給人的衝(chong) 擊。在生活上，他對我也十分關(guan) 心。記得碩士畢業(ye) 那年，有一次我在車上與(yu) 他邂逅，他見到我就關(guan) 切地問“找到工作沒？”這種生活細節上的關(guan) 懷令我沒齒難忘，也是我終生學習(xi) 的典範。林老師個(ge) 性溫和，深受儒家詩教的熏陶，身上散發著一種在這個(ge) 時代幾乎已經瀕臨(lin) 滅絕的古典詩人氣質。是他啟發了我對於(yu) 詩詞的興(xing) 趣。我在論述唐文治的治經方法時，特別討論了文學與(yu) 治經的方法論關(guan) 聯，這有他的啟沃。

感謝澳門大學鄧國光教授、上海交通大學虞萬(wan) 裏教授。他們(men) 是我的博士論文的校外考委。他們(men) 審閱了我的博士論文初稿，並提供了專(zhuan) 業(ye) 的評審與(yu) 反饋。南洋理工大學嚴(yan) 壽瀓教授也通讀了論文初稿，他以其淵博的學識幫我訂正了兩(liang) 處知識錯誤。三位先生都是唐文治研究的有力推動者，他們(men) 的造詣與(yu) 貢獻是我效法的楷模。此外，呂振端老前輩抱病為(wei) 本書(shu) 題簽，這滿了我的一樁心願。呂先生並不是在學院裏從(cong) 事儒學研究的學者，但他身上散發出真正的儒家教養(yang) ，體(ti) 現了醇正的君子人格。請他為(wei) 本書(shu) 題寫(xie) 書(shu) 名，不止是由於(yu) 我個(ge) 人喜愛他的書(shu) 法，更是對自己的一種提醒與(yu) 策勉。

此外，我也要對中山大學哲學係（珠海）的陳建洪主任、秦際明副主任表達誠摯的感謝。一介寒士，四海飄零，說實話，我沒想到這本書(shu) 能夠在兩(liang) 三年內(nei) 就順利出版。本書(shu) 能夠列入哲學係（珠海）的出版計劃並獲得出版資金的支持，這是拜兩(liang) 位主任所賜。

最後，我還要感謝家人和朋友。家人是永遠的靠山，朋友是此生的知音。歲月無情，一些深愛我的家人，已經過世。我什麽(me) 也沒能回饋，除了懷念。一些摯愛的朋友，已經星散。曾經的關(guan) 心，仍有餘(yu) 溫。我在這裏無法一一列舉(ju) 他們(men) 的姓名。在這裏，我特別感謝我的老友劉華慶，他曾與(yu) 我一起創辦萃英讀書(shu) 會(hui) ，我們(men) 在那裏獲得了共同的鍛煉和成長。本書(shu) 中引述的一些經典文本，我們(men) 曾經共同激賞並研讀。我也要感謝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shu) 館的譚惠芳、張萊英和袁野。最讓人感動的是，惠芳大姐特地為(wei) 我搜集了相關(guan) 的日文文獻。而這一切，我起初並不知情，後來才得知她早已將我的事默記於(yu) 心。當然，我最要感謝的人還是我的妻子陳雪芳，是他理解著我的理想，支持著我的事業(ye) ，承受著我的壓力。在我的小家裏，她無疑是犧牲最多的那一個(ge) 。如果說我最終並沒有變成“抽離的人”，我知道，那主要是因為(wei) 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