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作者：王學斌（中共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央黨(dang) 校創新工程項目“中華文明與(yu) 中國道路研究”首席專(zhuan) 家）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六月廿四日丙子

          耶穌2022年7月22日

今年7月，《求是》雜誌第14期發表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ti) 學習(xi) 上的重要講話《把中國文明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強曆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在講話開篇，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引用“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著重強調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黨(dang) 中央一直重視“要尊崇曆史、研究曆史，確立曆史思維，傳(chuan) 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這也充分凸顯中國文明曆史研究所獨具的悠久鑒戒傳(chuan) 統與(yu) 現實資政功能。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語出自宋代學者曾鞏所撰的《南齊書(shu) 目錄序》。《南齊書(shu) 》是記錄南朝蕭齊一代正史作品，總編撰是出身於(yu) 蕭齊皇室、齊高帝蕭道成之孫蕭子顯。史書(shu) 記載蕭氏“幼聰慧，好學，工屬文”，故由其執掌修“國史”之重任。整體(ti) 而言，《南齊書(shu) 》詳略得當、史實可信，較全麵地反映了蕭齊一代的曆史麵貌，但也不免存在曲筆較多、典誌不全的缺憾。在北宋任職史館的曾鞏，不僅(jin) 是名揚古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史學造詣亦非尋常。他負責編校過古代史籍纂撰《英宗實錄》、典修《五朝國史》，《南齊書(shu) 目錄序》更是“古人序論史事,無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領者”。可見曾鞏能提出史學之作用在於(yu) 為(wei) 世人提供治理天下之方法，乃至概括出“知今者,莫若考古”的命題，並不偶然。

尤值措意的是，曾鞏在文中提煉“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這一論斷前，還專(zhuan) 就古之良史標準給出個(ge) 人意見：“其明必足以周萬(wan) 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在他心目中，著史者須明察必定能夠遍及天下萬(wan) 事萬(wan) 物的道理，其所持道必定要適合天下的運用，其才智必定能夠通曉難理解的意思，其文筆必定能夠闡發難以顯露的情形。如此，方能彰明治國理政之大道，史學經世致用之功能方可展開。以古視今，不難發現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學積累為(wei) 當代中國文明曆史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傳(chuan) 統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汲取、品味與(yu) 借鑒。

舉(ju) 其大且要者，中國史學致用傳(chuan) 統有三個(ge) 特質。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讀史“當觀大倫(lun) 理、大機會(hui) 、大治亂(luan) 得失”，意味著研讀曆史首要立意高遠，關(guan) 懷宏大。無論治史或是治國，皆須從(cong) 變動不居的曆史進程中探尋時代之大趨勢、大方向，提煉大命題，把握大脈動。如司馬遷修《史記》，時間縱貫三千年，空間橫跨數萬(wan) 裏，人物遍布全階層，體(ti) 例覆蓋各類型，大構思方成就大手筆，無怪乎清代學者趙翼道：“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wei) 全史。”對比當前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nei) 在機製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毫無疑問是至為(wei) 關(guan) 鍵的課題。這將為(wei) 完善我國百萬(wan) 年的人類史、一萬(wan) 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為(wei) 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提供理論支撐，為(wei) 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貢獻不可替代的成果與(yu) 思想，堪稱規模龐大、價(jia) 值巨大、意義(yi) 重大、影響遠大。

其二，貴“通”。先立其大，再貫乎通。清初大儒王夫之認為(wei) 執政者倘有“經國之遠圖，存乎通識”，則能“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廣恩，可以製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國，而鹹無不允。”具體(ti) 而言，所謂“通”，首要“博通”，即大量搜輯考察各類尤其一手材料或原始遺跡，為(wei) 深入研究奠定堅實基礎；其次要“貫通”，即綜合研究有關(guan) 材料或遺跡，通過歸納概括引出結論；再次為(wei) “通識”，即注重由綜合貫通中求得更全麵深刻的認識；最終實現“會(hui) 通”，既把天、地、人作為(wei) 整體(ti) ，又將天道、地道、人道聯係起來，反映出中華民族特有的曆史思維與(yu) 整體(ti) 意識。這種思維意識對中華文明探源過程啟示很大。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絕非一人、一學科、一團隊、一時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強統籌規劃和科學布局，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曆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guan) ，久久為(wei) 功，拓寬研究時空範圍和覆蓋領域。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於(yu) 是曆史自然顯露出德之光輝，我們(men) 的文明亦因之可親(qin) 可久。章學誠認為(wei) ：“蓋欲為(wei) 良史者，當慎辨於(yu) 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治史者以求真求是之心，才能撰寫(xie) 崇德向善之作。換言之，對待人類的文明曆史，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謀私利，不求速達，如此我們(men) 那些最為(wei) 珍貴的精神內(nei) 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溫潤可親(qin) ，似高山般堅韌可久。在這篇重要講話中，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要求“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yi) 、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這提示我們(men) 在進行中國文明曆史研究中注重揭示與(yu) 闡釋自身優(you) 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jia) 值、中國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wei) 史。”當代中國是曆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我們(men) 的偉(wei) 大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深深紮根於(yu) 五千多年中國曆史的延長線上；我們(men) 的曆史自信，在一定意義(yi) 上奠基於(yu) 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沃土之中。求其大者，貴其通識，崇尚德性，在蓬勃發展的中國文明曆史研究中展現既有史學傳(chuan) 統之重光，並賦予其新意，這正是“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深厚意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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