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困境、轉型與(yu) 前景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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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2022年6月30日

香港回歸25周年，“一國兩(liang) 製”整體(ti) 上實現了香港繁榮穩定，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一國兩(liang) 製”是中國解決(jue) 和平統一與(yu) 現代化發展問題的戰略決(jue) 策和憲製創新，是和平發展核心價(jia) 值的政策體(ti) 現與(yu) 製度轉化。

香港在“五十年不變”的周期內(nei) ，麵對內(nei) 外挑戰和壓力，始終能夠站穩“一國兩(liang) 製”的基本立場，與(yu) 國家同心同德，共同維護“一國兩(liang) 製”製度安全與(yu) 發展利益。

“一國兩(liang) 製”是新事物，在具體(ti) 實踐中必然會(hui) 麵對來自內(nei) 部和外部的不同挑戰壓力。內(nei) 部挑戰，來自香港反對派、特別是本土激進派的底線挑戰與(yu) 顛覆性抗命，釀成非法“占中”和“修例風波”的社會(hui) 運動慘劇；外部挑戰，來自美西方對華新冷戰的結構轉向，以及將香港作為(wei) 顛覆基地的極限利用。

香港青年是這些內(nei) 外挑戰中的重要參與(yu) 力量，其展現出來的價(jia) 值追求具有激進性，行動方式具有破壞性，影響後果具有顛覆性。“修例風波”成為(wei) 香港青年的一場顛覆性的“顏色革命”運動，暴露出“一國兩(liang) 製”製度體(ti) 係在國家安全範疇的製度缺陷以及國民教育的短板效應，也證明“愛國者治港”的社會(hui) 政治基礎還未真正鞏固。

即便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之際，仍有“七一刺警案”、香港大學學生會(hui) “感激”暴徒的荒唐決(jue) 議等。這又折射出“一國兩(liang) 製”實踐中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的薄弱性，凸顯出未來治理中，青年國民教育與(yu) 人心回歸工作的根本重要性。

6月23日，隨著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紀念日臨(lin) 近，香港上環及中環隨處可見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橫幅、海報等。中新社記者 李誌華 攝

憲製轉換與(yu) 曆史觀裂變

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具體(ti) 是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製度的理解、承認與(yu) 歸屬。這裏麵顯然存在一個(ge) 憲製秩序的轉換。

1997年回歸前，香港在法律性質上不屬於(yu) 英國殖民地，但實際承受了英國的殖民統治。英國在香港引入了殖民主義(yi) 的文化政策和教育體(ti) 係，割裂了香港社會(hui) 與(yu) 香港居民對中國的完整曆史認知與(yu) 政治認同。

1997年香港回歸，憲法與(yu) 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憲製秩序，殖民主義(yi) 在憲製意義(yi) 上被否定和終結。但由於(yu) 香港回歸缺乏一個(ge) 嚴(yan) 謹、完整和係統推進的“去殖民化“過程，香港的文化生態與(yu) 教育體(ti) 係大體(ti) 延續了回歸前的體(ti) 製和價(jia) 值觀，香港青年並未因為(wei) 回歸而轉換教育體(ti) 係、並係統接受國民教育。

1997年回歸的“去殖民化”非常初步和表麵化，主要涉及“法律適應化”範疇的名稱改換與(yu) 國防、外交等範疇的中央機構顯名，但沒有深入觸及香港社會(hui) 的文化與(yu) 教育範疇。

青年教育的陣地，愛國愛港力量有一定的占領和作用，但在反對派劫持和外部勢力幹預下，愛國愛港力量並不占據主導地位。

在香港國安法下已經解散的“教協”典型代表了香港教育文化的生態與(yu) 反對派的實力，而以黎智英為(wei) 代表的“壹傳(chuan) 媒”係統則嚴(yan) 重侵蝕和把持了香港輿論生態和文化空間。回歸25年來，“黃絲(si) 教師”和“毒記者”逐步呈現泛濫之勢，對香港青年的價(jia) 值觀與(yu) 政治認同造成嚴(yan) 重扭曲和誤導。

香港本是法治社會(hui) ，但部分教師和記者煽動學生“公民抗命”、“違法達義(yi) ”，終於(yu) 釀成超大規模的非法“占中”和“修例風波”。香港本來是多元包容的國際化大都市，但部分教師和記者教唆學生“時代革命，光複香港”，甚至公然宣稱“暴力是選項”、“抗命的人生更精彩”，造成香港青年運動走入“勇武黑暴”的本土恐怖主義(yi) 泥潭。

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在回歸以來是存在波動的，在2008年之前曾出現過小幅上升的趨勢，但從(cong) 2008年開始則出現持續下降的逆轉。這裏麵有香港本土主義(yi) 逐步發展、變異和激進化的因素，也有外部幹預勢力日益滲透和控製的因素。

2021年，香港教協宣布解散。圖自香港文匯報

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麵臨(lin) 著三種曆史觀因素的長期鬥爭(zheng) 與(yu) 博弈：其一，殖民史觀，這是由英國150餘(yu) 年殖民統治造成的文化與(yu) 政治後果，在“一國兩(liang) 製”過於(yu) 寬鬆的治理秩序下有太多的保留和轉化，且在香港文化生態與(yu) 文化領導權中具有一定的支配性，得到香港教育體(ti) 係的支持和放大；

其二，愛國愛港史觀，這是中國主體(ti) 的反帝反封建曆史觀下產(chan) 生的一種反對英國殖民主義(yi) 、讚成擁護香港回歸和“一國兩(liang) 製”並與(yu) 香港反對派展開政治鬥爭(zheng) 的具體(ti) 曆史觀，在香港長期的反殖民化以及參與(yu) 內(nei) 地革命過程中有培育和成長，但遭受港英政府嚴(yan) 厲壓製和香港社會(hui) 主流文化的排斥；

其三，本土史觀，這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本地精英基於(yu) 本地價(jia) 值觀和生活方式、同時麵對英國殖民主義(yi) 和中國民族主義(yi) 而建構起來的一種本地化曆史觀和認同範式，但其具有對殖民史觀顯著的偏向性和勾連性。曆史觀的分裂深刻影響到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

上述三種曆史觀要素中，存在殖民史觀和本土史觀相互勾連並夾擊愛國愛港史觀的長期趨勢，香港青年由“殖民臣民”被誤導轉向一種“世界公民”的定位，缺乏獲得國民教育的機會(hui) ，缺乏成長為(wei) “國家公民”的本地文化與(yu) 教育基礎。

國家形象與(yu) 愛國者治港

國家認同，不僅(jin) 是對國家人格與(yu) 製度的認知，更是一種具有內(nei) 在情感共鳴與(yu) 價(jia) 值歸屬感的熱愛。在廣義(yi) 上，香港回歸及其憲製秩序推定了香港所有合法居民對“一國兩(liang) 製”的理解與(yu) 認同，而“一國”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絕不是其他選項。

吊詭的是，香港回歸以來，愛國主義(yi) 與(yu) 愛國者在香港遭受了很大程度的汙名化：其一，泛民主派將“愛國”與(yu) “民主”對立起來，塑造了一種具有很強誤導性和煽動性的民主話語體(ti) 係，似乎追求民主就不能愛國，而一旦愛國就站在了民主對立麵，這種扭曲的民主觀及其民主運動路線是香港的政治亂(luan) 源之一，也是青年國家認同發生錯亂(luan) 的根源之一；

其二，“愛國者治港”未能在“一國兩(liang) 製”與(yu) 香港基本法實施中被嚴(yan) 肅且規範地對待和實踐，這既包括了“愛國者治港”的具體(ti) 製度化嚴(yan) 重不足，也包括了大量反中亂(luan) 港勢力和兩(liang) 麵派借助幾乎“不設防”的資格審查與(yu) 宣誓機製，而混入管治體(ti) 係內(nei) 部從(cong) 事顛覆性活動。愛國與(yu) 民主的畸形對立以及“愛國者治港”的長期虛置，造成香港青年無法將民主價(jia) 值觀與(yu) 愛國主義(yi) 有機結合起來，也造成香港管治體(ti) 係和社會(hui) 運動對愛國基本價(jia) 值和製度原則的長期無視甚至踐踏。

十八大以來，中央治港在檢討既往政策與(yu) 應對香港內(nei) 外挑戰過程中，逐步實現了法理自覺和國家認同的範式轉換。在“一國兩(liang) 製”的法理體(ti) 係層麵，中央痛感“一國”的具體(ti) 法理權威與(yu) 管治角色不清晰、不完整，甚至被有意虛化和汙名化，從(cong) 而在2014年發布了回歸以來的第一份治港白皮書(shu) 即《“一國兩(liang) 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出了撥亂(luan) 反正、一錘定音的“全麵管治權”概念及其法理論述。全麵管治權是中央對港主權的治權化，解決(jue) 了中央管治權在“一國兩(liang) 製”體(ti) 係中的具體(ti) 地位與(yu) 作用。這一概念具有“一國兩(liang) 製”法治啟蒙的價(jia) 值與(yu) 功效。

在此法理基礎和前提下，中央開始更加自信地針對香港亂(luan) 局引入人大釋法、人大決(jue) 定乃至於(yu) 直接製定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ju) 法。國家是具體(ti) 、有形、有權威和有保護能力的，這一法理及其製度的自覺建構，給香港青年帶來了具體(ti) 的國家權威感和存在形象，客觀上推動了香港青年對國家的立體(ti) 理解和互動。

但對於(yu) “全麵管治權”及其預設的國家主權形象和權威可及性的理解認同，香港社會(hui) 和香港青年顯然不可能短期完成，而是經曆了較長時段的激進抗爭(zheng) ，走上了抗命歧途。2014年的治港白皮書(shu) 講明了法理，給出了道理，但未能阻止香港青年投身非法“占中”，也未能阻止後續的修例黑暴運動。在連番社會(hui) 運動衝(chong) 擊與(yu) 自治局限的共同刺激下，中央於(yu) 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提出了“一國兩(liang) 製”製度體(ti) 係，進一步將全麵管治權法理具體(ti) 運用到治港實踐之中，打出了“撥亂(luan) 反正”的組合拳。

“一國兩(liang) 製”從(cong) 法理自覺到製度體(ti) 係的建構，特別是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ju) 法的引入，徹底扭轉了國家權威及香港自治權在麵對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幹預勢力時的製度困境，決(jue) 定性地推動香港由亂(luan) 返治、由治及興(xing) 。

“愛國者治港”在中央撥亂(luan) 反正的製度糾偏中被確認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在完善選舉(ju) 製度、政府管治體(ti) 係改革與(yu) 社會(hui) 治理等諸領域的改良方麵，發揮價(jia) 值之錨的重大作用。“愛國者治港”不僅(jin) 結構性化解了“愛國”與(yu) “民主”的畸形對立，而且給香港社會(hui) 的補課式“去殖民化”提供了強大且正當的價(jia) 值基礎，對“殖民史觀”和“本土史觀”在文化領導權上造成壓倒性優(you) 勢。

資料圖來自香港文匯報

香港青年的認同重構之路

全麵管治權刷新“一國兩(liang) 製”法理體(ti) 係，香港國安法一法安香江，新選舉(ju) 法塑造香港民主新秩序，而“愛國者治港”則逐步深入修複和鞏固“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認同。法治環境的改良，民主秩序的更新，以及社會(hui) 主導價(jia) 值觀的重塑，為(wei) 香港青年補上國民教育缺環及牢固樹立國家認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製度和社會(hui) 條件。

展望香港青年未來的國家認同重構之路，需要從(cong) 以下方麵聚焦發力，耐心而智慧地予以推進：

其一，本地國民教育的法治化和政策體(ti) 係的配置。特區政府需檢討現有教育體(ti) 係中不合乎“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國民教育需求的相關(guan) 法規、政策、監管機製與(yu) 課程體(ti) 係，通過製定一部綜合性的《國民教育條例》為(wei) 香港青年提供國民教育的完整課程與(yu) 知識體(ti) 係，幫助香港青年在政治心路和價(jia) 值觀上融入國家體(ti) 係。

其二，在融合發展的具體(ti) 政策設計中凸顯對香港青年的同等待遇和公民平權吸納。這要求一方麵對香港青年在內(nei) 地享受同等待遇提供更完整的製度與(yu) 政策保障，另一方麵則需要以國家治理體(ti) 係（公務員、外交官甚至兵役製度等）對香港青年同等開放，使其得以通過擔任國家公職及為(wei) 國家服務而催生出具體(ti) 、有機而牢固的國家認同。

其三，在全球化範疇更加積極主動支持和幫助香港青年參與(yu) 全球治理及獲得國際發展機遇。我們(men) 需要尊重和運用好香港的國際地位以及香港青年的全球化稟賦與(yu) 優(you) 勢，以國家力量培養(yang) 和支持香港青年成長為(wei) 全球化時代的治理精英、專(zhuan) 業(ye) 精英和文化精英，並在這一開闊進程中推動香港青年與(yu) 國家形成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ti) 與(yu) 牢固的政治認同關(guan) 係。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