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國近代史的密碼

——王人博《1840年以來的中國》讀後感

作者：泮偉(wei) 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

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來的中國》，是一本很難用通常學科分化的邏輯去定位的作品。作者本身的專(zhuan) 業(ye) 是憲法學，但無論是從(cong) 書(shu) 名、談論的主題還是思考的廣度和深度來看，這本書(shu) 的抱負顯然遠遠超越了法學學科的視野，而是深入到對中國1840年以來整個(ge) 思想史的縱深處進行思考，所見及所思，都是涉及到古今中西交匯、碰撞和融合的大問題、大事件和大人物。

對於(yu) 習(xi) 慣於(yu) 戴著法教義(yi) 學這個(ge) 遮眼罩的多數法學研究者來說，重新回到當年曆史的場景，談論魏源、王韜、鄭觀應這些1840年前後的今文經學大家的思想軌跡，以及往後的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五四一代啟蒙派的思想和行動，難免會(hui) 感到有些陌生和不適應。

而對於(yu) 專(zhuan) 業(ye) 的曆史學家來說，這些話題和人物，當然是他們(men) 熟悉得不得了的，但該書(shu) 又用了一種他們(men) 或許並不熟悉的方法和視角來談論這些話題和人物，這又導致他們(men) 進入本書(shu) 的語境，熟悉和理解本書(shu) 的問題意識和思想，多少顯得有點困難。就這一點而言，這確實應了王人博先生的一個(ge) 特質，即“孤獨的敏感者”，其實也是“孤獨的思想者”。

就我個(ge) 人的閱讀體(ti) 驗來說，本書(shu) 的真正力量也許恰恰就在於(yu) 作者所處的這種“居間”（in-betweeen）的位置，一種既非法學、又非曆史學，但同時既是法學、又是曆史學的位置。我們(men) 還可以再補充說，這也是一種既非中學、又非西學，但同時既是西學、又是中學的位置。

該書(shu) 的洞察力，以及該書(shu) 作者的“敏感性”，也許就是來自於(yu) 這種居間的位置，以及由此種居間位置所帶來的觀察角度——這讓作者能夠看到人們(men) 通常看不見的東(dong) 西，感受到人們(men) 通常感受不到的感受。

德國社會(hui) 學家西美爾所開創的陌生人研究傳(chuan) 統中曾經有“居間之人”的說法，指的是處於(yu) 兩(liang) 種世界、兩(liang) 個(ge) 文化中的那些人，例如遠東(dong) 世界的基督徒、歐洲社會(hui) 的猶太人，以及美國社會(hui) 的亞(ya) 裔等。

由於(yu) 他們(men) 同時處在兩(liang) 種文化傳(chuan) 統的浸潤之中，在他們(men) 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就時刻發生著兩(liang) 種文明和文化傳(chuan) 統的碰撞和撕扯，因此往往會(hui) 變得特別的敏感，同時也特別容易形成多數人所不常有的觀察視角和卓越見解。

德國社會(hui) 學家施蒂希韋甚至很幽默地認為(wei) 這些人特別適合成為(wei) “交叉學科研究者”，雖是玩笑話，卻也真有幾分見識和道理在其中。遠的不說，國內(nei) 學者特別熟悉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作者列文森就是一個(ge) 猶太人，在他內(nei) 心深處就承載著猶太傳(chuan) 統與(yu) 現代西方傳(chuan) 統之間的巨大精神張力。

因此，當他從(cong) 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觀察和思考鴉片戰爭(zheng) 以來西方的製度和思想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所造成的巨大衝(chong) 擊和心理困境時，就有著非常強烈的共鳴和同情的理解。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眾(zhong) 多研究者中，許多人都特別喜歡列文森的論述和文字，這並非毫無來由。

當然，讀王人博先生的這本著作，與(yu) 讀列文森等西方學者的中國思想史研究，還是有很大感受差異的。比如說，在列文森的著作中，他更看重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社會(hui) 和製度的質變，而這在很長時間內(nei) 似乎已經成為(wei) 被眾(zhong) 所接受的常識和通說了。

但《1840年以來的中國》卻恰恰在這一個(ge) 關(guan) 鍵處，獨辟蹊徑，形成了很精彩的另外一種說法——雖然回到從(cong) 前的舊世界已經不再可能，但中國並沒有像大多數人所以為(wei) 的那樣發生了那麽(me) 多實質性的變化。這尤其體(ti) 現在1840年以來中國的憲法史。事實上，發生在憲法史領域的這一切——諸多故事及其背後的內(nei) 涵，又遠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憲法史。

這個(ge) 時候，憲法史研究就不純粹是一種傳(chuan) 統學科意義(yi) 的曆史研究。無論是在主題、方法還是故事內(nei) 涵的層次，它都具有了某種象征性和普遍性的含義(yi) 。我想，也許這就是這本書(shu) 的獨特之處，也是它的抱負之所在。

這是我讀這本書(shu) 的一個(ge) 比較整體(ti) 性的感受。另外，我也想就其中所牽涉到的古今中西問題，說一些更具體(ti) 的感受和聯想。巧合的是，在讀這本書(shu) 之前大約半年多的時間裏，我剛好在讀一個(ge) 叫哈森普魯格的德國人寫(xie) 的另外一本書(shu) ——《中國城市密碼》。哈森普魯格是專(zhuan) 門研究城市係統的，在哈爾濱工程大學和同濟大學都曾經教過書(shu) ，也在許多中國城市生活過。

作為(wei) 一位中國和西方城市文化的居間之人，他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的觀察非常與(yu) 眾(zhong) 不同，又發人深思。例如，大多數中國人，也包括許多外國人，對北上廣深等中國超大規模的一線城市中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繁榮的商業(ye) 區、豐(feng) 富的夜生活、時尚而充滿活力的年輕人，以及連接中國不同城市之間的高速鐵路等等都印象深刻。

許多中國人為(wei) 此而自豪，許多外國人也為(wei) 此而驚歎。在這些人眼裏，這些非常摩登的大城市顯然是中國現代化的代表和象征，甚至已經與(yu) 倫(lun) 敦、柏林、巴黎、紐約、東(dong) 京等國際性大城市越來越像，越來越沒有區別了。但這位叫哈森普魯格的德國老兄卻並不這麽(me) 認為(wei) ，而是得出了與(yu) 多數人完全不一樣的結論。

在他看來，上述的這一切都是表麵現象，如果深入到中國城市的深層結構和文化內(nei) 涵，就可以發現中國城市所發生的改變往往隻是在這些表象層麵，而更深層的城市治理理念和城市文化，其實頑固得很，不但沒有被改變，甚至變得更強大了：“碩大、饑渴的中國在用其文化方麵的創新能量消化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養(yang) 料，中國並不是簡單地將它們(men) 拿來，而是進行改造，為(wei) 己所用。”

例如，哈森普魯格注意到，作為(wei) 西方城市最核心的公共空間，在中國基本上被各種占用，變成了私人的會(hui) 客廳、廚房、晾衣架、修車鋪、菜園子等各種私人場所和用處。中國人在這些空間裏的行為(wei) 方式，也根本沒有考慮“公共的要素”——例如在中國最摩登的城市上海，人們(men) 穿著睡衣在大街上自在地閑庭信步，各種花花綠綠的胸罩和內(nei) 褲被晾曬在馬路邊的繩子上。

同時，我們(men) 又看到人們(men) 將辦公室、商鋪、理發店、婚紗棚等安置在屬於(yu) 私人空間的住宅樓裏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個(ge) 人覺得，王人博先生在1840年以來中國憲法史中觀察到的，與(yu) 這位哈森普魯格在中國城市中看到的現象，本質上是相通的，甚至原本就是一回事。我本人在《當代中國法治的分析與(yu) 建構》中所做的一些分析和考察，其實也揭示了一些類似的內(nei) 容。

該如何看待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hui) 轉型時期的這些現象？王人博先生認為(wei) ，像清末保守派那樣的一味地固本守舊是沒有出路的，但全盤西化的路子似乎也根本走不通。令人沮喪(sang) 的是，折中派的道路也非常艱難，往往陷入左右為(wei) 難的窘境。

因此，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一個(ge) 根本處境也許便是，這種居間的，既非西化、又非傳(chuan) 統的狀態，將會(hui) 持續很長的時間。甚至，這就是我們(men) 今後將長期處於(yu) 的狀態：居間狀態將作為(wei) 常規狀態、而非例外狀態而存在。

那麽(me) ，作為(wei) 中國的知識分子，如何在心態、理論和方法上去麵對這個(ge) 處境呢？我們(men) 是否能夠足夠清晰地、深刻地在理論和精神層麵來安放自己的這一生呢？也許，這個(ge) 問題也是王人博先生通過《1840年以來的中國》向每一個(ge) 有誌於(yu) 思考、有誌於(yu) 學術的人提出的問題。

就我個(ge) 人來講，王人博先生對於(yu) 中國社會(hui) 居間狀態的揭示的一個(ge) 很重要的啟示，或許就是去反省和調整自身研究中過強的某些規範性的預設，從(cong) 而能夠用一種“非目的論”的視角去理解和觀察中國社會(hui) 的演化，並從(cong) 這種非目的論和開放的視野中，形成對當下中國社會(hui) 及其轉型的新觀察和思考。正如王人博先生在書(shu) 中所說的：“不要太在意短暫的得失，曆史是用千年來做計量單位的——人類曆史沒有給這個(ge) 東(dong) 方大國提供現成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