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古改製與(yu) 破舊立新之間的法理言說——王振先《中國古代法理學》評介

作者：周東(dong) 平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

內(nei) 容摘要：本文旨在梳理中國近代法理學研究概況，考訂中國古代法理學研究先驅王振先的生平及其《中國古代法理學》的出版情況。

在此基礎上，介紹該書(shu) 定義(yi) 法理學概念，梳理中國古代法理的起源，揭示道、儒、墨諸家對法的態度，推崇並提煉法家法思想之要點，以及附論法家人物之變法改革等主要內(nei) 容。進而剖析該書(shu) 可能存在的對中國古代與(yu) 西方法律價(jia) 值取向之間的“誤解”，對法家思想等的“武斷”理解，“過譽”中國古代政治家的法治精神等不足之處。

本文認為(wei) ，作為(wei) 近代中國具有開創性的“法理學”作品，《中國古代法理學》突出“法理”，反映著一種剛接觸西方法理並以之敘述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模式，時代烙印俱在。

時至今日，我們(men) 尤其應從(cong) 王振先的人生閱曆、理論抱負與(yu) 理解方式，以及民國初年的時局，去理解其托古改製、救亡圖存、破舊立新的良苦用心。

關(guan) 鍵詞：王振先 中國古代法理學 法理學 托古改製

一、近代中國法理學研究概況

中國古代雖很早就開始使用“法理”一詞，但原本沒有法理學等學科分類，更無所謂法理學史。作為(wei) 法學專(zhuan) 業(ye) 術語的“法理學”，自1897年康有為(wei) 編撰《日本書(shu) 目誌》開始引入，1899年梁啟超在《蒙的士鳩之學說》中也使用該詞，傳(chuan) 入中國至少已有一百多年的曆史，是近代西方科學發展的產(chan) 物。

中國古代法理學也是起源於(yu) 近代西方法律體(ti) 係及法學教育體(ti) 係的引入，並不斷為(wei) 近代的中國思想界尤其法政學界所認知和界說，是中國學者將中國古代的法思想、法理論以西方法理學的體(ti) 係框架重新梳理構建的產(chan) 物。

當時的論述雖然引用大量中國古代典籍，但其曆史分期和知識分類卻是西式的。這種將中國古典材料納入西方近現代知識架構的做法，成為(wei) 此後中國古代法理學著作撰寫(xie) 的主要特點，從(cong) 中透露出近代西學東(dong) 漸，中國固有知識傳(chuan) 統所經曆的深刻改變。

按照何勤華的考證，從(cong) 清末至1949年，中國共出版了法理學方麵（包括法理學、法律學、法學通論、法學概論、法的起源與(yu) 本質等各個(ge) 分支）的著作424種，其中正式冠以“法理學”名稱的有20種（見表1）。

表1 中國近代正式冠以“法理學”名稱之著作20種

其中，王振先所撰《中國古代法理學》是較早麵世且唯一屬於(yu) “中國法理學史”的專(zhuan) 著。學者的觀察還表明，在中國近代法理學的誕生及其成長過程中，梁啟超、嚴(yan) 複、熊元翰、孟森、王傳(chuan) 璧、吳經熊、丘漢平、阮毅成、章淵若、梅汝傲等人的作品起著重要作用。

其中，“中國法理學史”在近代崛起的具體(ti) 過程大約是清末由劉師培開啟其端緒，同時由梁啟超刊布扛鼎之作，發凡起例，初創規矩法度，並奠定宏基。至民國時代，又有胡適、王振先等繼往開來，踵事增華，使“中國法理學史”略具規模。

近代的中國古代法理學史之典型文本有三，即梁啟超的奠基之作《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學者均不否認其為(wei) 較早麵世且有開創之功的法理學論著），胡適偏重哲學色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商務印書(shu) 館1919年版）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即所謂“‘法’的哲學”部分，以及稍後出版的更具專(zhuan) 業(ye) 性的王振先之《中國古代法理學》。

王振先該書(shu) 意在積極應對西學衝(chong) 擊，找尋法理思想之根源、成就法理思想之自我，以充盈我國法學理論體(ti) 係；更在振奮學人文化信心，鑒往察來，以為(wei) 法治構建的社會(hui) 心理與(yu) 學術理論之鋪墊。

此外，吳經熊的論文集《法律哲學研究》（上海法學編譯社1933年版）中，也有相當篇幅是研究中國古代的法理學。

二、研究先驅王振先其人其書(shu)

王振先（1882年12月-1967年3月），字複初，號孝泉，福建閩侯人。他是清光緒己酉科（1909）優(you) 貢，早年曾就讀於(yu) 全閩師範學堂，後被選派東(dong) 渡日本留學，先入私立明治大學師範科速成班學習(xi) ，畢業(ye) 後再入私立早稻田大學專(zhuan) 門部政治經濟科，獲政學士學位。

一俟學成回國，王振先旋即受聘新成立的福州烏(wu) 石山師範學校（前身為(wei) 全閩師範學堂）附屬小學任教，並充主任一職。他辦學認真，成績亦斐然可觀。1909年8月轉任福州府中學堂教務長，後被委為(wei) 福建學務公所視學員。

1913年10月，被北洋政府任命為(wei) 教育部參事。1915年1月曾以“學識醇茂，精研教育，堪以派駐日本悉心考察，隨時報告”為(wei) 由，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但同年2月即辭職返閩，受聘為(wei) 福建協和大學講師。

1916年12月經司法部批準獲得律師執業(ye) 證書(shu) 。此後，他又曆充福建省教育會(hui) 會(hui) 長，福建省教育廳科長等職。1922年12月，福建省議會(hui) 召開臨(lin) 時會(hui) 討論製定省憲事宜，他被選為(wei) 九人起草員之一，後又被推舉(ju) 為(wei) 福建省製憲起草委員會(hui) 委員長。

1924年春，王振先受聘為(wei) 廈門大學文科國文教授，主要承擔漢語應用文、作文與(yu) 演說等課程的教學任務。當時廈門大學的法科尚附屬於(yu) 文科，設有政治經濟學係，而且文科曆史社會(hui) 學係也開設有部分法學課程，因此，他同時兼授諸如法學總論等課程。

根據《廈大周刊》相關(guan) 記載，1926年秋，廈門大學成立法科，下設法律、政治、經濟三學係，而王振先所承擔的課程中包括議會(hui) 法、中國憲法。《廈門大學布告（民國十五年至十六年，1926-1927）》也把王振先列為(wei) “他科教員兼任法科課程者”的名單中。

約於(yu) 1926年底，王振先離開廈門大學返回福州，受聘為(wei) 福州鶴齡英華書(shu) 院教師。後在福州執律師業(ye) ，同時兼任福建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教授、福建私立法政專(zhuan) 門學校（後改稱福建學院）教授等職。

1932年10月，王振先擔任福建省財政廳秘書(shu) ，1943年7月當選為(wei) 福建省臨(lin) 時參議會(hui) 第二屆參議員。抗日戰爭(zheng) 勝利後，國民政府宣布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福建省臨(lin) 時參議會(hui) 即改名為(wei) 福建省參議會(hui) ，王振先於(yu) 1946年4月被委任為(wei) 福建省參議會(hui) 秘書(shu) 長。

之後，他再次受聘為(wei) 福建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教授並兼文史係主任。1953年1月，福建省文史研究館正式成立，王振先於(yu) 2月被聘為(wei) 館員，但因在上海患病，函辭未能就聘。

王振先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除發表《中國古代法理學》著作外，還撰有《福建省憲法之今昔觀》《收回領事裁判權問題》等文。此外，他對財政經濟問題也頗有研究，所著《中國厘金問題》（商務印書(shu) 館1917年版），是國內(nei) 學者研究厘金問題的第一部專(zhuan) 著，受到同時代國外學者的注意；另著有《福建財政史綱》，1935年由福建省縣政人員訓練所印行，翌年由遠東(dong) 印書(shu) 局出版。

《中國古代法理學》最早由商務印書(shu) 館初版於(yu) 民國十四年（1925年）七月，豎排，除“自序”“目錄”外，正文65頁，是“國學小叢(cong) 書(shu) ”之一。至民國十八年（1929年）十月，該書(shu) 納入王雲(yun) 五主編的“萬(wan) 有文庫”（第一集），繼續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正文50頁。此後，該書(shu) 在商務印書(shu) 館先後多次再版，如有1933年5月國難後的第一版，以及1933年7月、1934年、1939年、1945年、1966年版等。

此外，曾憲義(yi) 主編的《法律文化研究（第四輯）》，曾收入由孫雪峰整理並以簡體(ti) 字橫排版的《中國古代法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487頁。但將“自序”置於(yu) “目錄”之後）。近年來，《中國古代法理學》還作為(wei)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cong) 刊》之一，由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影印出版。

該書(shu) 初版的版權頁上署有“著者 閩侯王振先”，作者在該書(shu) 首之“自序”中亦表明：“予既執鞭廈門大學，暇輒鉤稽古人所謂法家言者，筆之於(yu) 書(shu) ，久而袤然成帙。……”自序的落款為(wei) “民國甲子（1924）仲冬孝泉王振先識於(yu) 廈校之囊螢樓”。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法理學》作者王振先的籍貫應是福建閩侯，曾任教於(yu) 廈門大學，是書(shu) 亦殺青於(yu) 該校之囊螢樓。

三、《中國古代法理學》的主要內(nei) 容

一個(ge) 學科的專(zhuan) 業(ye) 學術思想史，必須遵循該學科的問題框架、核心概念和學術體(ti) 係的基本限定。王氏著述的專(zhuan) 業(ye) 性，表現在開篇第一章“緒言”即提出核心概念“法理學者何？研究法律精神之所在，繹其原理，稽其學說，成為(wei) 有係統、有思想之一科學問也。……法理學之本義(yi) ，固在推求法律之原理”。

他對“法理學”進行專(zhuan) 門定義(yi) ，並以此去界定“中國古代法理學”的內(nei) 涵和範圍，不至於(yu) 失去理據法度。多數學者也認為(wei) 中國古代雖無法理學之名，但有“法理”和法理學之實。探究中國古代法理學，必然多從(cong) “軸心時代”先秦諸子思想中與(yu) 法相關(guan) 者入手整理頭緒。

當然，先秦諸子思想中的法思想未必皆可以歸結於(yu) “法理”；即便屬於(yu) ，也並不意味著能納入具有係統性的“法理學”的範疇。職此之故，其研究盡管已經比梁啟超、胡適更嚴(yan) 格地限定在中國古代諸子的法律原理學說，但仍難免間或涉於(yu) 牽強，易失精確性。這也是早期此類著作常見的問題。

“法理學”之核心問題在於(yu) 探討法律精神與(yu) 原理，自難免對“法”字含義(yi) 的追溯。故次章述“法在我國文字學上之意義(yi) ”，考釋“法”的詞源、詞義(yi) ，雖比此前梁氏論“法字之語源”大為(wei) 簡略扼要，卻吸收了胡氏著作中的一些材料，言法字最初實含有模範、均平、正直之意義(yi) ，可見“吾國最初法字之概念，固為(wei) 均平正直，能立最高之模範標準以製節事物者也。”

“法”義(yi) 既明，再次述“法在我國思想史上之地位”。先秦諸子百家中以道、儒、墨、法四家最具代表性。然王氏認為(wei) 道、儒、墨三家與(yu) “法”的概念相去甚遠，“顧三家思想，較之法家有其根本不同者焉：道家尚清靜無為(wei) ，故重自然法，而不尚人為(wei) 法；儒家主實踐倫(lun) 理，意在感化，故重德治，而不尚法治；墨家順天之誌，以行兼愛，故重法天而非貴法”。

故於(yu) 第三章分述道、儒、墨三家之法律觀：道家之法律觀為(wei) 法律虛無主義(yi) ，主張放任無為(wei) ，知足寡欲，視一切人為(wei) 法（法令）之違於(yu) 本性，為(wei) 罪惡之淵源，唯有順應自然者方為(wei) 至善之道；儒家“以德治為(wei) 人生之極則，而法則出於(yu) 不得已，而效力甚微者也”，社會(hui) 恃以為(wei) 製裁者“在禮不在法”，“貴人而賤法”，主張有治人而無治法；墨家主張敬天兼愛主義(yi) ，奉行貴義(yi) 尚賢法天。

“墨家之天，為(wei) 有意誌，可以賞善罰惡”，不同於(yu) “道家之天，為(wei) 自然而無目的”。儒、墨的異曲同工之處在於(yu) 將天下之治係於(yu) 上位者一人之身，然縱是至賢之人，也不能大公無私。“道、儒、墨三家之學說，既不足以救滔滔日下之人心，其時社會(hui) 之製裁力全失，而有賴於(yu) 國家之強製力者正多。”

且法家之論，又能精準針砭三家法思想之弊，故王氏對法家法律觀推崇備至，“吾國古代法家，對於(yu) 法理剖析之精，論證之密，較之近世泰西之法學家，未遑多讓。”於(yu) 是專(zhuan) 辟第四章“法家對於(yu) 法之觀念及其詮釋”詳論之。

法家思想立於(yu) 性惡論和曆史進化論兩(liang) 大基石之上。人性本惡，除卻賞罰無以規範社會(hui) 秩序，而賞罰依據便是法律；社會(hui) 變化不停，法律當因民情、隨時變、遵事理、量可能、務明易，而後國家治理能不慕古、不留今，社會(hui) 秩序井然。

且不臧否性惡論之優(you) 劣，僅(jin) 觀其強調曆史進化論一麵，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便遠勝於(yu) 道、儒、墨三家。儒家推重西周，墨家欽慕唐禹，道家醉心初民古風，唯有法家直麵現實，立意破舊立新。

近代中國，正值歐風美雨以碎石之力席卷而來。若摒棄曆史進化主義(yi) 之精神，而采用三家法古貶今的曆史倒退主義(yi) 觀念，何異於(yu) 自掘墳墓？此蓋為(wei) 王氏崇尚法家法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世人論法家思想，首推集其大成者韓非之理論，有法治、勢治、術治之分。術治有“循名責實”的陽術與(yu) “潛禦臣下”的陰術之別。第四章在斷言“法理學者，即法家研究法律之精深理想”後，詳細闡論法家法之①起源於(yu) 社會(hui) 需要，②宜公布，③宜平等，④宜綜核名實，⑤以客觀為(wei) 標準，⑥可無為(wei) 而治，⑦有最高效率，⑧宜隨時進化，⑨法治非術治，⑩法治非勢治等十大法思想學說。

其中⑨⑩說反對術治、勢治，第④之“宜綜核名實”即為(wei) “循名責實”之陽術。由此觀之，“中國古代法理學”非但多出自法家思想，且主體(ti) 為(wei) 法家之法治與(yu) “循名責實”之術治。為(wei) 行文之便，下文仍以“法治”稱之。

四、《中國古代法理學》的若幹不足

王振先在法理學引入中國初期即能綜括匯總法家法理之十大學說，其觀察力、體(ti) 係性自屬不凡。然今日視之，處於(yu) 當時環境下，“致用”為(wei) 先，“把法理研究當成啟蒙宣傳(chuan) ”，其某些誤解也同屬於(yu) “中國近代法理學對西方法學總體(ti) 誤解的體(ti) 現”，故書(shu) 中亦有若幹值得商榷之處。

其一為(wei) “誤解”。泰西法理精神我中華古已有之，乃當時學界通病。正如沈家本指出的，當時在任何領域，國人的習(xi) 慣辦法是“試舉(ju) 泰西之製而證之於(yu) 古”，力證“西法之中固有與(yu) （中國）古法相同者”。王書(shu) 亦未能免俗。

王氏雖力證我國古代有與(yu) 西方法律價(jia) 值取向相契合者，但法律觀念即便在形式上相似，實質內(nei) 容也因孕育中西方法律觀念之經濟基礎與(yu) 社會(hui) 環境等土壤不同而有根本差異。

譬如“法宜平等說”，“謂在法律前，無有尊卑貴賤之差，宜一律平等待遇也”，並證諸《商君書(shu) ·刑賞篇》：“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jun) 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cong) 王令、犯國禁、亂(luan) 上製者，罪死不赦。”又美言“商君之刑無等級之言尤征平等真相，破除等級之見”。雖力證刑無等級，法宜執一，實則未必。

當時社會(hui) 既有卿相將軍(jun) 、大夫庶人之分，實為(wei) 一階級社會(hui) ，所用法律自有階級性。欲以階級性法律而行刑無等級之舉(ju) ，似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嫌。何況商君曾以劓公子虔、黥公孫賈而代太子受過，亦揭穿其所謂法宜平等、刑無等級之麵紗。

其二為(wei) “武斷”。王振先對法家思想的理解，與(yu) 今人相較亦存在不小差距，難免“武斷”嫌疑。這在當時不足為(wei) 怪。比如梁啟超也“常常用現代西式的新語新詞及其所蘊涵的思想觀念，命名和解讀先秦諸子的法理思想。”

王書(shu) “法治非勢治說”中提及，“韓非子謂勢為(wei) 出於(yu) 自然，非人之所得設，謂法為(wei) 人之所得設，辨析尤為(wei) 謹嚴(yan) 。可知勢治者乃專(zhuan) 製行為(wei) ，法治者乃立憲行為(wei) ，二者正不容以相混。”但今人辨析韓非之勢有自然之勢與(yu) 人設之勢的區別，未與(yu) 法治相結合者為(wei) 自然之勢，與(yu) 法治相結合者為(wei) 人設之勢。

據“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luan) 。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luan) 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luan) ，是千世治而一亂(luan) 也”，可知韓非更推崇抱法而處於(yu) 人設之勢的治國方策。如此，則王振先對“勢治”的理解非但有異於(yu) 今人，即便與(yu) 韓非子的本義(yi) 相比，亦有偏差。

另外，盡管書(shu) 中關(guan) 於(yu) “法治非勢治說”之論述，表明王振先力圖辨析法治與(yu) 勢治的概念，從(cong) 中透露一種希望讓其理想化、理念化的法治與(yu) 君主政治劃清界限的用心。然而，學界一般認同慎到是勢治論者，在君主角色、形象、智識、權力的描述上，在法家人物中是最克製的，所謂重勢而虛君。但王振先對此似乎有所遺漏。

又如王振先好美化商鞅，認為(wei) 其所謂古代真法治者是排斥專(zhuan) 製的。其實這些論調也代表那一時代某種新法家思潮。不少“揚法非儒”的表述，與(yu) 傳(chuan) 統以至今日的主流認識，尤其儒家陣營的認識相去甚遠，王振先往往徑直拋出一己之感受與(yu) 結論，而缺乏必要的論理說明。

其三為(wei) “過譽”。即因讚賞法家而過譽古代政治家的法治精神。如第五章“附論古來崇法治者之功效及斯學不昌之原因”中，分述管仲、子產(chan) 、商鞅、諸葛亮、王猛、王安石、張居正諸政治家善法治之舉(ju) 動，讚美此數子法治之效果為(wei) “身當危局，排眾(zhong) 議，出明斷，持之以剛健之精神，納民於(yu) 公正之軌物，卒能易弱為(wei) 強，易貧為(wei) 富，措一國於(yu) 泰山之安，果操何道以致此乎？曰惟真知法治之故。”

然其人用法治之功效果如王氏所言乎？如王安石變法，所行青苗法、免役錢、市易法、均輸法、方田法等新法，多淪為(wei) 紙上談兵，無法落實。以青苗法為(wei) 例，大概是官府於(yu) 栽種禾苗之季貸款給農(nong) 民，秋收還款之際增收百分二十的利息。

本意為(wei) 減輕農(nong) 民經濟負擔，而實際施行時，“縣令隻將款項整數交給農(nong) 民而責成他們(men) 集體(ti) 負責，按時連本帶利地歸還，絲(si) 毫沒有顧慮到村民的意願和他們(men) 各人之間的關(guan) 係與(yu) 責任”，反致南轅北轍。再以張居正為(wei) 例，他專(zhuan) 門將曆史上有關(guan) 治亂(luan) 興(xing) 衰的典型事例共一百多件繪成圖冊(ce) ，加上通俗的文字說明，作為(wei) 萬(wan) 曆皇帝朱翊鈞的鏡鑒。

在用曆史教訓告誡別人時可謂言之諄諄、極盡苦心。而自己卻驕矜專(zhuan) 權，死後家中被抄沒的贓物有“黃金萬(wan) 兩(liang) ，白金十餘(yu) 萬(wan) 兩(liang) ”；他最主要的行賄對象、太監頭子馮(feng) 保更有贓物“金銀百餘(yu) 萬(wan) ”。其即使治於(yu) 一時，也為(wei) 後亂(luan) 之源。

其四為(wei) “瑕疵”。即行文存在個(ge) 別瑕疵。限於(yu) 當年排版條件，本書(shu) 文字上還偶有瑕疵或訛誤。如第2頁“《唐律疏義(yi) [‘義(yi) ’，無誤，但現在通常用‘議’]》”；第3頁“魏文侯師李悝選次[‘選次’，《晉書(shu) ·刑法誌》作‘撰次’，當是]諸國法造《法經》六篇”；

第31頁“聖人取類正名[今本《漢書(shu) ·刑法誌》‘取類’下有‘以’字]，……愛待謹[《漢誌》作‘敬’]而不敝[《漢誌》作‘敗’]”等。一些標點符號也存在明顯訛誤。還有“緒言”前冠以“第一章”，現在的“緒言”一般獨立，不再冠章節名。這些讀者當可辨識之。

五、《中國古代法理學》的學術價(jia) 值

本書(shu) 是我國早期開創性的“法理學”作品，不是單純去植入外域“他者”的法理學。作者以其不惑之年的人生經曆、理論抱負與(yu) 理解方式，突出“法理”，反映了一種剛接觸西方法理並以之敘述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模式，時代烙印俱在。

全書(shu) 高屋建瓴、綜括統合、簡明扼要的敘述風格，值得讚許。其定義(yi) 法理學概念，梳理中國古代法理的起源，道、儒、墨諸家對法的態度，尤其評價(jia) 儒家的方式，自覺運用西方分析法學闡論法律與(yu) 道德關(guan) 係，這與(yu) 傳(chuan) 統士人理解儒家德禮法刑問題頗有所異，恰是書(shu) 名冠以“法理”的一個(ge) 寫(xie) 照。

作者用心提煉法家的幾個(ge) 法思想要點，雖然間或有誤解和武斷之嫌，但在當時尚屬凝練。附論所列舉(ju) 的法家人物行跡盡管浮光掠影，也透露其觀念中的“法”更類似於(yu) 一種務實功利、有法必依、不徇私情、賞罰分明的富國強兵的管理風格，而不是對正義(yi) 、秩序的深刻追求。從(cong) 而引發我們(men) 進一步思考作者究竟如何理解法治（是實質法治論還是形式法治論，抑或尚未清晰界定這個(ge) 問題）的興(xing) 趣。

之所以如此，以作者的閱曆、學問，料想其不是不知疏漏之處，而是故意為(wei) 之，蓋欲取為(wei) 己用耳。所用為(wei) 何？為(wei) 托古改製、救亡圖存，為(wei) 破舊立新，古代法理學亦與(yu) 時變，發展出新法理學，使法理學之老樹再發新枝。

所謂托古改製、救亡圖存者，指借古喻今，融入中國近代社會(hui) 救亡圖存的主旋律。作者早年負籍東(dong) 瀛，亦曾任職北洋中央、地方政府，參與(yu) 省憲製定事宜，深諳國家艱難與(yu) 敝竇。

此書(shu) 寫(xie) 於(yu) 壯年，再綜觀其論列省憲、領事裁判權以及財政經濟諸問題，可知作者的視野與(yu) 抱負。時值風雨飄搖的民國初年，學習(xi) 泰西思想技術已是必然之勢。

然而，“吾國春秋戰國間，諸子爭(zheng) 鳴，法家……其詮釋法理，昌言法治，固無以讓於(yu) 歐西諸賢也。……法家之標明新理，自立壁壘，深有合於(yu) 近世法學者所立之定義(yi) ，……冀吾國人早克自省，去口耳四寸之學，含宏廣大，俾法理日新月異，有以促法治之實施，庶歐西諸賢不得專(zhuan) 美於(yu) 前也。”

泰西所有者，吾國早已有之，甚或更佳。然“顧一則愈演而愈新，一則驟盛而莫繼”！斯學之所以不昌者，乃專(zhuan) 製之過。古來崇法治諸賢立不世之功於(yu) 前，今日我輩自應起而效之，鑽研古代法理學之中心思想，秉法家曆史進化之精神，破固步自封、因循守舊之學術陋習(xi) ，納泰西法學之精華為(wei) 我所用。

托古改製的本意最終落在於(yu) 破舊立新。為(wei) 何“破舊”？因“舊”者即專(zhuan) 製，是導致法理學不昌者，“原因有二：一厄於(yu) 專(zhuan) 製之體(ti) 製，二厄於(yu) 專(zhuan) 製之學術。”專(zhuan) 製政體(ti) 孕育專(zhuan) 製學術，王氏該見解頗中肯綮。

值此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專(zhuan) 製體(ti) 製之舊已破，學術之“立新”正當其時。王氏“立新”倡議，蘊於(yu) 其推崇的黃梨洲之言，“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文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其意在以法律譬之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

此法律者，非專(zhuan) 製體(ti) 製之法律，乃共和體(ti) 製之法律；其作用由辨明是非轉為(wei) 厘定權利，亦即改變將一切問題化為(wei) 道德問題、以道德手段解決(jue) 一切問題的做法，代之以厘清法律問題、道德問題的界限，各以相應手段化解之舉(ju) 措，使人遵法意，而非法隨人願。一言以蔽之，法治也。

此法治之根基，不是可以“法治”概稱法家法觀念之法理學，當是不慕古、隨時易之新法理學。這樣，才能“有以發揮光大吾國古代之法理學，參以世界法學之新精神，躋吾國於(yu) 法治郅平之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