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審五代刻經與(yu) 雕版印刷關(guan) 係

作者：楊朗（浙江大學中西書(shu) 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五月廿四日丙午

          耶穌2022年6月22日

中國雕版印刷經曆了從(cong) 宗教向世俗、從(cong) 下層向上層的社會(hui) 傳(chuan) 播過程。這一過程中的某些節點，如五代國子監刻經值得特別重視。這些節點讓這門技術在工藝水準與(yu) 社會(hui) 認同方麵得到關(guan) 鍵性提升。葉昌熾認為(wei) 毋昭裔就是站在這些節點的關(guan) 鍵人物。在他看來，毋昭裔堪稱第一位大規模主持刻印書(shu) 籍，尤其是經典書(shu) 籍的人物，但更多學者則將其視為(wei) 五代版刻大潮的參與(yu) 者之一。如葉德輝認為(wei) 毋昭裔刻書(shu) 受到五代官方刻經的直接影響，是順潮流而為(wei) 之，並非引領潮流者。關(guan) 於(yu) 五代國子監刻經與(yu) 毋昭裔刻經的先後主從(cong) 關(guan) 係，葉昌熾與(yu) 葉德輝觀點截然有別。結合傳(chuan) 世文獻，他們(men) 的觀點都未必準確。此外，即使毋昭裔未必如葉昌熾說的那般重要，但對他的考察有助於(yu) 人們(men) 理解雕版印刷的發展過程，更恰切地認識五代刻經與(yu) 雕版印刷的關(guan) 係。

版刻便宜便捷但地位不高

毋昭裔刻印儒家經書(shu) 的權威記載來自《資治通鑒》卷二百九十一“後周廣順三年”：“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wan) 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cong) 之。由是蜀中文學複盛。”毋昭裔以其私財營建廢絕已久的學館，且向蜀主孟昶請求雕版印製儒家九經，得到了孟昶的同意。毋昭裔營建學校、刻印經書(shu) 對於(yu) 蜀地文化複興(xing) 起到了關(guan) 鍵作用，是重要的文化舉(ju) 措。稍晚於(yu) 司馬光的孔平仲在《珩璜新論》中說：“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版九經，於(yu) 是蜀中文字複盛。”與(yu) 《資治通鑒》文字幾乎全同，隻是更為(wei) 簡略。這是關(guan) 於(yu) 毋昭裔刻經最早的兩(liang) 則文獻記載，因為(wei) 是北宋人記五代史事，更值得重視。

不過曆代學者似乎都未曾目睹過這個(ge) 最早的毋昭裔刻本，所有關(guan) 於(yu) 儒家經書(shu) 版本源流的考證在源頭上都指向五代國子監刊刻的九經。除此之外，同時有早期文獻並不支持毋昭裔刻經這一曆史記載。北宋陶嶽在年代上早於(yu) 司馬光數十年，其《五代史補》記載：“毋丘儉(jian) 貧賤時，嚐借《文選》於(yu) 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wei) 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shu) 籍，創見於(yu) 此。”“毋丘儉(jian) ”（名實為(wei) “毌丘儉(jian) ”）乃三國曹魏大將，當為(wei) “毋昭裔”之誤。這段話今本《五代史補》中已佚，轉引自南宋王明清《揮麈錄》。其重要性在於(yu) 記述了毋昭裔刻書(shu) 的具體(ti) 動機——他因借書(shu) 時朋友麵露難色而受到了刺激，所以發願以後刻書(shu) ，使讀書(shu) 人易得之。毋氏所借的《文選》自然應是寫(xie) 本，朋友犯難也在於(yu) 寫(xie) 本之珍貴，故毋氏發憤刊刻《文選》的首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擴大流通範圍。這意味著版刻在當時是一種比手抄更便宜，也更易流通的書(shu) 籍傳(chuan) 播方式。

為(wei) 了給像自己一樣的寒士提供經典書(shu) 籍，毋氏遂決(jue) 定采用當時僅(jin) 在民間印刷俗常讀物的版刻技術。因此毋昭裔刻書(shu) ，並非版刻技術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一種特定精神刺激下的舉(ju) 措，版刻這種低端而便捷的方式與(yu) 毋昭裔當時低微的處境正好對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沒有說毋昭裔刻儒家經書(shu) 。《揮麈錄》接下來還有一段話：“唐明宗平蜀，命太學博士李鍔書(shu) 五經，仿其製作，刊板於(yu) 國子監。監中印書(shu) 之始，今則盛行於(yu) 天下，蜀中為(wei) 最。”循其文氣，這裏的“仿其製作”應指仿照毋氏刻印《文選》之法來刻經，而非仿照其刻經事業(ye) 。清儒顧千裏曾在給陳鱣的信中說：“近段大令又掊擊果泉先生《文選序》用毋昭裔鏤版事，以載《五代史補》一語為(wei) 杜撰。”《五代史補》之傳(chuan) 本的確不無可疑之處，但毋昭裔刻《文選》事並非僅(jin) 見於(yu) 此。《宋史·毋守素傳(chuan) 》載“昭裔性好藏書(shu) ，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書(shu) 《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版，守素齎至中朝，行於(yu) 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毋守素是毋昭裔之子，他將《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三部刻本攜至中原，卻無儒家經書(shu) 。毋氏所刻為(wei) 《文選》五臣注本，其書(shu) “模字大而部帙重，較本粗而舛誤多”。此描述與(yu) 毋氏印書(shu) 之初衷相符，並非確定精善文本。

由此來看，毋昭裔刻《文選》當為(wei) 事實，而其刻經則為(wei) 可疑之事件，其實他與(yu) 儒家經書(shu) 的關(guan) 係在另一個(ge) 方麵是確鑿無疑的。在擔任後蜀宰相期間，他主持了石刻九經，即文獻中所稱的蜀石經或孟蜀石經。這是一種官方舉(ju) 措，其刻立地點亦在學宮，性質與(yu) 他基於(yu) 個(ge) 人因素而刻《文選》等書(shu) 顯然有別。

刻經提升雕版印刷工藝水準和社會(hui) 認同

自古以來，官方刻立石經是為(wei) 了確定經書(shu) 的標準文本，並由此彰揚新朝的文化正統地位。後蜀雖是地方政權，但此舉(ju) 的政治意味顯而易見。並且相較於(yu) 此前的石經，蜀石經的一大特點是不僅(jin) 刻有經文，而且刻有注文，這在石經的傳(chuan) 統中是空前的，其工程量之大亦是空前的。蜀石經為(wei) 歐體(ti) 正字，雕刻精良，文本不僅(jin) 依據開成石經做過仔細校訂，書(shu) 寫(xie) 者也都是當世名家。而與(yu) 石經相比，版刻的地位大為(wei) 遜色。毋昭裔版刻的《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等雖非民間日用之書(shu) ，但屬於(yu) 科舉(ju) 應試的常備書(shu) 籍，仍具有實用特點。應當說，相較於(yu) 此前的佛經日曆字書(shu) 等，毋氏刻書(shu) 在文化層次上確實有了提升，不過刻書(shu) 畢竟是一種權宜之計，一旦進行確定經書(shu) 文本這樣重大的文化事業(ye) ，石刻的尊崇地位仍是無可取代的。而且倘若《資治通鑒》所言為(wei) 真，毋昭裔確有版刻九經，那麽(me) 他同時刻立石經的舉(ju) 措就進一步證明了刻本的非正式地位，否則何必做重複工呢？

《資治通鑒》關(guan) 於(yu) 毋昭裔刻經的記載沒有所係之具體(ti) 日月，其下一條則是“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知盧台軍(jun) 事範陽張藏英來降”，再下一條記載五代國子監刻印九經：“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feng) 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cong) 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luan) 世，九經傳(chuan) 布甚廣。”這種編排方式意味著什麽(me) ？或許存在錯簡，或許司馬光誤認毋昭裔主持的石經為(wei) 刻經，或許司馬光以一種模糊方式暗示兩(liang) 者間的關(guan) 聯？但無論如何，五代國子監刻經作為(wei) 第一次官方刻經，直接影響了後代經書(shu) 刻本。

對於(yu) 五代的中原朝廷而言，刻經也是一種不得已之舉(ju) ，是財政窘迫下的被迫選擇。然而因為(wei) 是官方舉(ju) 措，不同於(yu) 毋昭裔私人刻書(shu) ，國子監刻經采取的是一種接近於(yu) 石經的嚴(yan) 謹製作方式。其正文以開成石經為(wei) 據，並令國子監儒生各校所業(ye) 之本經抄校，加入注文，成經注本。隨後命官員詳細校勘，並派善寫(xie) 楷書(shu) 之人謄正，最後雇用專(zhuan) 業(ye) 刻工上版。宿白認為(wei) ，“這是雕印書(shu) 籍把書(shu) 寫(xie) 和雕版這兩(liang) 個(ge) 工序的人員明確分開的最早記錄，而前此雕印實物字跡不甚規整，大約可以說明當時寫(xie) 、雕同出一人之手”。“同出一人之手”不宜一概而論（毋氏刻書(shu) 即非如此），但國子監刻經相較於(yu) 之前刻書(shu) 在工藝的正規化與(yu) 標準化上有極大提升，則是毫無疑問的。可以說，中原朝廷雖難以刻立石經，但盡可能使其接近石經的製作，這可以說是木板上的“石經”，其麵貌已絕非“模字大而部帙重，較本粗而舛誤多”。至此，雕版印刷來到一個(ge) 曆史節點，它的工藝水準與(yu) 社會(hui) 認同得到極大提升。

此後，以雕版印刷複製重要典籍成為(wei) 正式之舉(ju) ，而不再是一種低端廉價(jia) 的權宜之計了。我們(men) 通過考察相關(guan) 記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五代國子監刻經的曆史意義(yi) ，正是借助這一“無奈之舉(ju) ”的特定曆史契機，雕版印刷在社會(hui) 上層確立了自己的地位，開啟了中國書(shu) 籍傳(chuan) 播新的曆史。在通行的印刷史敘述中，技術優(you) 勢是雕版印刷成功的關(guan) 鍵——它更高效、便宜與(yu) 準確，其取代手抄隻不過是時間問題。然而並非所有技術優(you) 勢都會(hui) 自然地獲得累積進步的機會(hui) ，偶然的時代契機往往是不可忽視的曆史要素。對於(yu) 中國雕版印刷的發展而言，五代國子監刻經正是這樣一個(ge) 不無偶然卻又極為(wei) 重要的曆史契機。明乎此，可對中國雕版印刷發展史有更為(wei) 接近曆史實際的認識和把握。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北宋館閣與(yu) 文人藝術”（19CA162）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