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儒家論“血流漂杵”：價(jia) 值共識與(yu) 史實考究

作者：白立超（西北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文史哲》2021年第6期

摘 要：《尚書(shu) 》記載牧野之戰“血流漂杵”，孟子以仁政立場質疑《武成》的記載，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儒家的反戰立場，王充、趙岐等學者在過辭說的基礎上不斷完善。荀子則重構了牧野之戰的場景，提出周武王“兵不血刃”、商紂軍(jun) 隊“倒戈”的說法，後世學者在此基礎上將“兵不血刃”“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等表述巧妙結合起來，形成了完整的邏輯鏈條，影響至今。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部分儒者亦肯定“血流漂杵”記載的真實性，並指出戰爭(zheng) 是摧毀暴政必不可少的手段，現代學者也對“血流漂杵”的真相展開研究。對“血流漂杵”曆代詮釋的梳理，讓我們(men) 看到儒者通過曆史事件的敘述、重構來實現其價(jia) 值的論證和秉持、並不斷強化的過程，而對“血流漂杵”史實研究與(yu) 回應，也是儒學思想立足現代學術的必由之路。

關(guan) 鍵詞：血流漂杵；詮釋；價(jia) 值共識；史實考究

禪讓說和革命說是儒家針對政治變革提出的兩(liang) 種完全不同的政權更替理論。從(co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政治變革方式來說，“古來隻有禪讓、征誅二局”[1]。從(cong) 儒家政治理論來講，堯舜禪讓的儒家敘述與(yu) 儒家思想若合符契[2]；“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3]，亦為(wei) 儒者所稱道。禪讓說自不必言，但在革命說中，征伐所充斥的暴力和血腥因素往往被儒家擯棄。而據《尚書(shu) ·武成》載，牧野之戰“血流漂杵”，顯然儒家經典文獻《尚書(shu) 》的記載與(yu) 儒家對湯武革命的稱道扞格難入，亦與(yu) 儒家理想政治相去甚遠。正因如此，就使得倡導“湯武革命”的曆代儒者不得不應對這個(ge) 議題[4]，也是自孟子之後“血流漂杵”爭(zheng) 議不斷的原因。

由於(yu) 受到傳(chuan) 統過辭說的影響，學術界對“血流漂杵”的史實關(guan) 注不多。近年來，學術界亦有圍繞牧野之戰中“血流漂杵”“倒戈”“兵不血刃”等記載展開研究，基本否認了傳(chuan) 統儒者所秉持的“倒戈”說和“兵不血刃”說[5]。如黃懷信據《逸周書(shu) 》的相關(guan) 記載，指出牧野之戰“殺敵如此之眾(zhong) ，正是殊死血戰的實際反映與(yu) 具體(ti) 體(ti) 現。如若紂兵‘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恐怕也不會(hui) 如此之殘忍不仁而‘血流漂杵’了”[6]。這些研究對傳(chuan) 統儒家所秉持的價(jia) 值觀是致命的，但是這些研究並未引起現代儒學研究者的注意，亦未有任何的回應。有關(guan) 曆代儒者對“血流漂杵”的論述，學者亦有涉及，終將其歸結於(yu) 詮釋或過度詮釋[7]，並未對曆代儒者所論之價(jia) 值予以充分肯定。筆者認為(wei) “血流漂杵”是曆代儒者的重要議題，需要對其進行全麵的梳理並揭示其思想旨趣；同時，結合學術界已有成果對“血流漂杵”的曆史真相予以揭示[8]；在此基礎上，肯定曆代儒者注疏價(jia) 值與(yu) 當代學者研究的意義(yi) ，也能使我們(men) 更加清楚地認識儒學的價(jia) 值與(yu) 當下的出路。筆者不揣淺陋，擬對此問題進行探討，敬請方家指正。

一、孟子質疑“血流漂杵”與(yu) 過辭說的提出

眾(zhong) 所周知，孟子以質疑經書(shu) 的態度否定《尚書(shu) ·武成》“血流漂杵”的記載。孟子指出：

盡信《書(shu) 》，則不如無《書(shu) 》。吾於(yu)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yu) 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9]

我們(men) 不難發現，孟子懷疑《尚書(shu) 》，否認《武成》“血流漂杵”的記載並非以確切史料為(wei) 證據進行考訂的結果，而是基於(yu) 其仁政學說的邏輯推理和反對戰爭(zheng) 的基本立場而作出的判斷。大體(ti) 而言，孟子質疑“血流漂杵”記載的原因有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

首先，孟子基於(yu) 仁政思想對周武王形象的重塑與(yu) 想象。孟子認為(wei)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10]，他將湯武革命置於(yu) 其仁政說中。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1]，由仁心而入仁政，“行一不義(yi)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wei) 也”[12]。在孟子思想中，戰爭(zheng) 勝負的關(guan) 鍵因素在於(yu) 國君是否推行仁政，並且深信“仁人無敵於(yu) 天下”[13]。仁人在戰爭(zheng) 中麵對的真正敵人僅(jin) 僅(jin) 是殘暴的敵國國君一人而已，並非敵國民眾(zhong) ，敵國民眾(zhong) 將會(hui) “簞食壺漿”迎接仁人之師救其於(yu) 水火之中。正是基於(yu) 這樣的價(jia) 值判斷，孟子認定在牧野之戰中，周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這場戰爭(zheng) 中周人唯一的敵人就是“一夫紂”[14]，而“血流漂杵”殘酷場景與(yu) 孟子對湯武革命的預期完全相左，所以孟子堅信此場景根本不可能出現。不僅(jin) 如此，孟子還以仁政思想重塑周武王形象，並以重塑後的周武王作為(wei) 自己推行仁政說的“曆史依據”，如在麵對齊宣王詢問可否伐燕時，孟子就明確指出：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wan) 乘之國伐萬(wan) 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15]

其次，結合孟子所處的戰國中期的背景，孟子此處極有可能是借對經書(shu) 的懷疑來表達其強烈的反戰情緒。春秋時期，爭(zheng) 霸戰爭(zheng) 加劇了禮壞樂(le) 崩，孟子曾以“春秋無義(yi) 戰”[16]來評價(jia) 爭(zheng) 霸戰爭(zheng) 。而進入戰國時期，戰爭(zheng) 更加殘酷，戰爭(zheng) 主要以攻城略地、殺人滅國為(wei) 目的。武器裝備上，出現了弩機、連弩、雲(yun) 梯、鉤拒等殺傷(shang) 力更大的武器；戰爭(zheng) 投入上，大國的兵員少則幾十萬(wan) ，多則上百萬(wan) [17]，尤以秦、楚兩(liang) 國為(wei) 最，均有“帶甲百萬(wan) 、車千乘、騎萬(wan) 匹”[18]的規模。而這樣的軍(jun) 備競賽一旦開啟，戰爭(zheng) 隻能愈演愈烈。公元前293年，伊闕之戰發生，秦將白起大破韓魏聯軍(jun) 於(yu) 伊闕，斬首24萬(wan) 。麵對如此戰爭(zheng) 大屠殺，孟子就曾毫不留情予以揭露和鞭撻：“爭(zheng) 地以戰殺人盈野，爭(zheng)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yu) 死。”[19]因此，朱熹非常理解孟子的時代處境。麵對很多學者對孟子此說的普遍質疑，朱熹認為(wei) 孟子公開質疑“血流漂杵”是救世之言，並明確指出：“孟子說‘盡信《書(shu) 》不如無《書(shu) 》’者，隻緣當時恁地戰鬥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wei) 口實，故說此。”[20]朱熹在《四書(shu) 章句集注》《四書(shu) 或問》中也持此觀點。與(yu) 朱熹所持觀點一致的學者頗多，如錢時亦認為(wei) 孟子質疑“血流漂杵”記載的舉(ju) 動“乃戰國救敝之言，或者遂疑以《書(shu) 》真有不可信者，則誣聖甚矣”[21]。真德秀的《西山讀書(shu) 記》、詹道傳(chuan) 的《四書(shu) 纂箋》、丘濬的《大學衍義(yi) 補》中亦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由於(yu) 《孟子》一書(shu) “盡信書(shu) 章”以“孟子曰”始，未有上下語境參考，因此孟子何出此論早已不可知。但我們(men) 從(cong) 孟子的好辯性格推測，“盡信書(shu) 章”很可能是孟子與(yu) 他者的辯論言辭，他者引《武成》“血流漂杵”的記載對當時戰爭(zheng) 的殘酷性進行辯護，孟子則不惜以質疑經書(shu) 的方式予以反駁，並質問：“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言既表達了孟子對仁政的自信，又批駁了他者引《尚書(shu) 》試圖為(wei) 當下戰爭(zheng) 殘酷性張本的企圖。

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由於(yu) 孟子對《尚書(shu) ·武成》“血流漂杵”記載真實性的質疑，才將此問題推入思想史領域，成為(wei) 後世儒者不得不麵對的重要議題。究其原因，一是因為(wei) 兩(liang) 周之際典籍屢遭兵燹，身處春秋末年的孔子在談禮時都有“文獻不足”[22]的強烈感歎，即使孟子否認《武成》記載的真實性，其他學者亦很難在經書(shu) 中找出旁證予以反駁。二是當孟子提出此問題時，上距牧野之戰已經約800年，在史料非常有限的情況下，當時的思想家已經無法確認文獻記載的真實性，往往以己意取舍曆史、甚至重新構造曆史。

孟子之後，東(dong) 漢學者王充首先明確對“血流漂杵”記載的真實性與(yu) 孟子的質疑進行了深入反思。《論衡》中有許多針對儒家言論的批駁，如《語增》《藝增》《書(shu) 虛》等。基於(yu) 儒家言辭中許多文辭與(yu) 事實之間差距的考慮，王充認定《尚書(shu) 》“血流漂杵”的記載是過辭，即言過其實。王充對這場戰爭(zheng) 的發生沒有任何掩飾，但亦明確指出牧野之戰根本不可能達到“血流漂杵”的慘烈程度。王充指出《武成》的矛盾：“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23]此外，王充還從(cong) 真實性上質疑“血流漂杵”：“《武成》言‘血流漂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yu) 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幹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齎盛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shang) ，故至浮杵。”[24]王充的質疑一方麵肯定了“血流漂杵”為(wei) 過辭，另一方麵也給相信“血流漂杵”場麵真實性的後世學者提出了最難解決(jue) 的問題。

王充以過辭說調解了《武成》文本記載與(yu) 孟子質疑的問題，似乎跳出了儒家的框架，在儒家思想主導的社會(hui) 中，實屬不易。但從(cong) 王充的論證中也能發現，他對此問題的看法仍是儒家史觀，或說更接近孟子的史觀。這樣王充以過辭的說法對經書(shu) 、子書(shu) 進行合理解釋，彌合了經書(shu) 與(yu) 子書(shu) 之間存在的矛盾，從(cong) 一個(ge) 更合乎事實的角度對這一曆史事件進行重新理解，受到了後世許多學者的青睞。

趙岐作《孟子章句》，雖宣稱以孟解孟，但顯然受到王充的影響。趙岐也以過辭說疏解“血流漂杵”，不過與(yu) 王充不同的是，趙岐是從(cong) 《尚書(shu) 》文本的表達方式入手。趙岐通過與(yu) 《康誥》等篇進行類比，指出：“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yu) 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於(yu) 萬(wan) 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yu) 民，萬(wan) 年永保，皆不可得為(wei) 書(shu) ，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25]因此他認為(wei) 《武成》“血流漂杵”的記載也不應因詞害意。在趙岐看來，孟子質疑“血流漂杵”的原因在於(yu) 此記載是過辭。同時，受孟子仁政觀念的影響，趙岐亦認為(wei) 在牧野之戰中，“殷人簞食壺漿而迎王師，何乃至於(yu) 血流漂杵乎”[26]？孫奭疏解《孟子》中也繼承了過辭的說法：“言武王誅紂，戰鬥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yu) 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liang) 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27]因此，王充首倡的“過辭”說逐漸成為(wei) 《孟子》注疏的主流。

不僅(jin) 如此，在《尚書(shu) 》的曆代注疏中，過辭說亦被認可，如孔安國在《尚書(shu) 傳(chuan) 》中明確指出“血流漂杵”是“甚之言”[28]，孔穎達也認為(wei) 是“甚之言也”“言不實也”[29]。陳大猷在《書(shu) 集傳(chuan) 或問》中認為(wei) 孟子懷疑“血流漂杵”的記載，是“為(wei) 之辭”“侈其事”而已：“或問：孟子言盡信《書(shu) 》不如無《書(shu) 》，《書(shu) 》其有不足信者乎？東(dong) 陽馬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chuan) 授，誠難盡信。然血流漂杵卻不用疑，蓋史官紀其成功則為(wei) 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30]

因此，孟子對“血流漂杵”記載的態度是典型的“六經注我”，對不符合自己學說體(ti) 係的文本記載進行大膽懷疑，這一懷疑可能並不符實史實，但這一懷疑仍然能夠表達孟子對戰爭(zheng) 的基本態度和對仁政說的自信。王充、趙岐等後世學者從(cong) 不同角度進一步申述“血流漂杵”的記載僅(jin) 僅(jin) 是過辭而已，從(cong) 而肯定孟子的質疑，這也是傳(chuan) 統經學注疏的主流觀點。

二、荀子重構“兵不血刃”“倒戈”場景與(yu) 後世不斷重構

孟、荀都尊孔，思想取向卻不盡相同，荀子對孟子學說有非常嚴(yan) 厲的批評[31]。然而基於(yu) 儒家反對戰爭(zheng) 的基本立場和對湯武革命的推崇，他們(men) 在對武王伐紂的回護上非常一致，甚至一貫被認為(wei) 更理性的荀子對此問題看法比孟子更理想化。雖然在《荀子》文本中並未有明確否認《武成》“血流漂杵”的記載，但在《議兵》中荀子針鋒相對地提出了牧野之戰“兵不血刃”的說法：

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liang) 王，皆以仁義(yi) 之兵行於(yu) 天下也。故近者親(qin) 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yu) 此，施及四極。[32]

荀子在此處將武王伐紂與(yu) 堯、舜、禹、湯、文王的武功並稱，並冠以“仁義(yi) 之兵”，戰爭(zheng) 過程更是“兵不血刃”，這與(yu) 孔子將舜樂(le) 《韶》與(yu) 武樂(le) 《武》專(zhuan) 門進行區分已經有所變化。當然此處僅(jin) 僅(jin) 隻是荀子對武王伐紂一個(ge) 粗線條式的描述。具體(ti) 到牧野之戰的場景，荀子則采取了與(yu) 孟子完全不同的方式，他直接對牧野之戰的戰爭(zheng) 場景重新構建。荀子提出、或者是認同了倒戈說[33]，將牧野之戰的場景描述為(wei) ：

鼓之而紂卒易鄉(xiang) ，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34]

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xiang) 啟乃下。[35]

當然我們(men) 已經無法確知荀子的立論是否有史料依據，但筆者認為(wei) 此說與(yu) 孟子的質疑類似，亦有非常強烈的理論底色。就《議兵》文本而言，此說與(yu) 荀子對“用兵之要”的判斷相關(guan) 。荀子認為(wei) 用兵最重要的因素並不在於(yu) “後發先至”“勢利”“變詐”等兵家謀略，而在於(yu) “壹民”“善附民”的政治舉(ju) 措：

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失（作者注：當做“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qin) 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36]

荀子依據的“古之道”，實則為(wei) 荀子所認定的理想之道。同時荀子以當時各國軍(jun) 隊實際戰鬥力為(wei) 依據，提出了一個(ge) 軍(jun) 隊戰鬥力的排序，而湯武之兵在這個(ge) 序列中居於(yu) 首位：

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製，桓、文之節製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yi)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37]

非常明顯，在“齊之技擊”“魏氏之武卒”“秦之銳士”之間的判斷標準並非完全是荀子所提出的“善附民”，而是戰國時期三國軍(jun) 隊實際戰鬥力的準確排序，這是事實上的承認。而在齊、魏、秦與(yu) 桓文、湯武以及桓文、湯武二者之間的排序中，荀子筆鋒一轉，進入“善附民”的理論預設，實為(wei) 價(jia) 值判斷，並且桓文與(yu) 湯武之間的序列也與(yu) 儒家的一貫立場相合。筆者認為(wei) ，此排序隻能說是荀子的論辯與(yu) 寫(xie) 作技巧，即在不違反基本常識的前提下，實現了事實判斷與(yu) 價(jia) 值判斷的巧妙轉接。若稍有軍(jun) 事常識，我們(men) 都知道，桓文、湯武果真要遭遇三國軍(jun) 隊，結果定會(hui) 恰恰相反，這從(cong) 我們(men) 上文對戰國時期的戰爭(zheng) 理念、兵力、武器等全麵提升的扼要梳理就可以發現。

荀子正是基於(yu) 此判斷，描述了仁人與(yu) 暴君的交戰場麵，亦非常富有想象力：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yu) 至哉？彼其所與(yu) 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qin) 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lan) ，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蹠，豈又肯為(wei) 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38]

這是荀子對仁人與(yu) 暴君戰爭(zheng) 場麵的主觀想象。在荀子的判斷中，牧野之戰的戰場上隻有一個(ge) 敵人，那就是罪大惡極、窮凶極惡的暴君商紂，這與(yu) 孟子的說法一致。如此以來，兵不血刃、商軍(jun) 陣前倒戈將是必然。甚至對紂的死，荀子的說法與(yu) 《逸周書(shu) 》的記載也完全不同，荀子認為(wei) 紂王是倒戈的殷人所殺，而非周人或周武王所殺。經過了荀子的一番重塑，《武成》記載的“血流漂杵”不僅(jin) 不可能發生，甚至連《逸周書(shu) 》所載周武王斬殺紂王的史實也是子虛烏(wu) 有。在此問題上，荀子比孟子走的更遠，更理想化。

荀子雖然在《議兵》中提出了牧野之戰中商軍(jun) 陣前倒戈、周武王兵不血刃的說法，但是荀子回避了《武成》“血流漂杵”的記載也是不爭(zheng) 的事實。因此，荀子的說法也難以讓後世一些學者完全信服。但是，荀子這種另辟蹊徑的做法卻成為(wei) 後世儒者將這一問題的解釋能夠達到圓融、邏輯合理的重要資源。

同樣還是王充，他肯定牧野之戰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戰爭(zheng) ，不僅(jin) 認為(wei) “血流漂杵”是過辭，同時亦認為(wei) 荀子的“兵不血刃”是飾辭。王充認為(wei) 這場戰爭(zheng) 與(yu) 秦漢更替時發生的諸多戰爭(zheng) 類似，而“不血刃”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表達牧野之戰周武王得勝相對比較容易，是增飾之語，即“獨雲(yun) 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39]。在王充看來，牧野之戰流血衝(chong) 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商紂至少仍有蜚廉、惡來之徒相助：“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yu) 周軍(jun) 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yu) 同行之意。雖為(wei) 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shang) 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40]所以王充認為(wei) 荀子宣傳(chuan) 周武王“兵不血刃”取得天下，目的是為(wei) 了“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

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shu) ，食小兒(er) 丹，教雲(yun) “殷亡”。兵到牧野，晨舉(ju) 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裏。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yu) 漢、秦一實也。而雲(yun) 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41]

荀子“兵不血刃”說發揮實質性作用是在宋代。即使在尊孟貶荀的思潮下，宋儒仍引用荀子對牧野之戰的描述。如朱熹在“盡信書(shu) 章”中就借助荀子的說法對“血流漂杵”重新解釋：“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雲(yun) ：‘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42]朱熹明確指出“血流漂杵”是商紂部眾(zhong) 自相踐踏所致，與(yu) 武王無關(guan) ，並以荀子此說為(wei) 依據。我們(men) 稍微留心就會(hui) 發現，荀子所言紂王之死“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而朱熹此處卻表述為(wei) “荀子雲(yun) ：‘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少一個(ge) “蓋”字。很明顯，在荀子那裏，此說僅(jin) 僅(jin) 是一種猜測，而朱熹此處的引用卻成為(wei) 言之鑿鑿的文獻依據[43]。朱熹此說既解釋了《武成》“血流漂杵”的記載，同時又結合了荀子兵不血刃、倒戈說，是後世儒者統合經學、子學的重要努力，影響非常大。如元代學者朱祖義(yi) 在《尚書(shu) 句解》中亦言：“紂罪惡貫盈，天所不容，故至此極。……血流漂杵實是紂眾(zhong) 自相攻擊也，故血流至多，當時必有之理。”[44]

既然“血流漂杵”的慘景是商軍(jun) 自相殘殺所致，那麽(me) 死者何人，其中是否有無辜之人，若有錯殺無辜之人，那周武王得天下的合理性在儒者那裏又無法說通。正如南宋學者程大昌所言：“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wei) ，然牧野之戰，血流漂杵，豈盡有罪者乎？”[45]這是儒家學說的基本邏輯。所以，那如何說明“血流漂杵”的死者均為(wei) 惡貫滿盈，死有餘(yu) 辜之人呢？程大昌以《荀子·議兵》為(wei) 根據，繼續補充：“荀子曰：‘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luan) 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也，是亦賊也。’前徒倒戈攻於(yu) 後以北，非反攻也，遁而相戕也。至於(yu) 知悔來歸，則在所不殺，故曰‘弗迓克奔’也。”[46]程大昌認為(wei) 這場戰爭(zheng) 中誅殺的是“亂(luan) 百姓”的賊人。當然這是一個(ge) 非常模糊的說法，同一時期成書(shu) 的《項氏家說》又利用《尚書(shu) 》中的一些語辭予以明晰，指出了這場戰爭(zheng) 真正的敵人是《牧誓》中周武王所言的“多罪逋逃”[47]：“甲子之朝，紂狼狽出師，人心震駭，皆望塵而奔，周人自後攻之，盡剿其多罪逋逃之眾(zhong) ，血流漂杵，舊惡無餘(yu) ，於(yu) 是善良奠枕而天下定矣。”[48]因此，死者正是這些“多罪逋逃之眾(zhong) ”。即使這些罪人之死，也是商軍(jun) 倒戈造成的，與(yu) 周武王無關(guan) 。宋代學者陳經在《尚書(shu) 詳解》中指出：“彼之民方歡迎武王之來，安敢與(yu) 我為(wei) 敵？既不敢與(yu) 武王為(wei) 敵，則武王之兵皆為(wei) 之不動，所以殺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後以北，所以倒戈自攻其後者，必其中有與(yu) 紂為(wei) 惡之人。民怨之入於(yu) 骨髓，故因此反攻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49]明代學者王樵進一步指出紂的軍(jun) 隊分為(wei) 陣前、陣後：“商人離心離德久矣，特劫於(yu) 紂威耳。先驅蓋商之平民，陳後乃紂黨(dang) ，至是易向反攻，血流漂杵，後者為(wei) 前徒所殺也。”[50]此說後來又被繼續闡發，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尚書(shu) 稗疏》中最終完成了“兵不血刃”說的邏輯自足：“朱子以為(wei) 自相踐蹂，則敗軍(jun) 奔跑，方自求免之不暇，踐人者既倉(cang) 皇而幸於(yu) 得脫，為(wei) 人踐者業(ye) 已仆而不能攻人，漂杵之血何從(cong) 而有？陳氏謂：‘先臨(lin) ，商之平民；陳後，紂之惡黨(dang) 。民怨之深，遂因此反攻之。’其說是已。”[51]

經過曆代學者的不斷補充完善，“兵不血刃”說既未否認《尚書(shu) 》中“血流漂杵”的記載、又以周武王兵不血刃和商軍(jun) 陣前倒戈等種種重構，將造成“血流漂杵”慘狀的罪責全部歸諸商紂，不僅(jin) 成功維護了周武王的聖王形象，而且又巧妙地彌合了經書(shu) 和子書(shu) 之間的矛盾。正如子貢所言：“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52]而此說亦逐漸成為(wei) 史書(shu) 對牧野之戰描述的常見“史實”。

三、“血流漂杵”的史實考究

孔子雖稱道“文武之道”，但對周武王行為(wei) 中與(yu) 儒家理念不合之處亦有所保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53]的孔子對“血流漂杵”的記載並未刪削、懷疑或曲解。筆者認為(wei) ，這表明了孔子對史料的態度以及對商周變革“未盡善”[54]的認識，也是孔子對戰爭(zheng) 流血殺戮以及暴力殘酷屬性的認知。當然也有學者認為(wei) 孔子保留此條記載是為(wei) 了“警暴君也”[55]。

由於(yu) 孔子並未對“血流漂杵”作出評論，孟、荀兩(liang) 種不同的觀點代表了儒家理想主義(yi) 革命論的表述，這也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主流。但典籍中仍有一些史料似乎隱隱昭示商周革命的殘酷性，如在《逸周書(shu) ·克殷解》中記載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戰後的行為(wei) ：

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56]

周武王戰後侮辱商紂屍體(ti) 的舉(ju) 動，以殘忍形容也毫不為(wei) 過[57]。那麽(me) 牧野之戰的場景又如何呢？曆史上一直有部分思想家認為(wei) “血流漂杵”是有一定根據的。如馬總編寫(xie) 《意林》時，以新莽之亂(luan) 來的記載來例證血流漂杵記載之真：“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虛言也。兵到牧野，晨舉(ju) 脂燭，血流漂杵，何謂不血刃耶？漢誅王莽，軍(jun) 至漸台，血流沒趾，用天下兵，未有不血刃者也。”[58]明代學者陳第在《尚書(shu) 疏衍》中也以舉(ju) 證的思路予以類比：

夫兵，凶器也，不交則已，交有不傷(shang) 者乎？血流漂杵，紀其實也。儒者為(wei) 之說，曰：“紂眾(zhong) 服周，無有戰心，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眾(zhong) 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耳。”信斯言也！是紂之前徒雖背商以歸周，紂之後徒實操戈以敵愾，且為(wei) 周，且為(wei) 商，半疾降，半疾戰，斬馘濺血，皆紂之士自為(wei) 之，而於(yu) 周無與(yu) 也，則尚父不勞於(yu) 鷹揚，武王無待於(yu) 肆伐矣，豈理也哉？夫紂之虐尚不及秦，秦民之戰欲得賢君，亦大旱望雨也，然章邯輩出關(guan) 東(dong) ，逐周章，破殺項梁、陳勝，且以武庚敗亡之餘(yu) ，猶能使周公缺斨破斧，況以其全盛之兵，豈不能效力一戰乎？[59]

陳第認為(wei) 戰爭(zheng) 必有傷(shang) 亡，明確指出“血流漂杵，紀其實也”，並批駁儒者的種種回護之辭。同時，以暴秦為(wei) 例來證明牧野之戰必然是一場惡戰。

當然，也有學者以樸素辯證唯物主義(yi) 來認識戰爭(zheng) 在曆史進程中的作用，承認戰爭(zheng) 在推動曆史發展中的合理性。如在《周易》的曆代注疏中，注者多認為(wei) 戰爭(zheng) 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能一味簡單地反對戰爭(zheng) ，宋代學者林栗說：“兵之除害，猶治疾也。”[60]趙汝楳也認為(wei) 戰爭(zheng) 猶如短暫的苦痛不可避免：

故奉辭致討，必行天下之大順。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雖受之旅也，聖人一視同仁，謂之毒天下可也。八百之國，不期而會(hui) ，吉慶大來，何咎之有？此有帥師之德，斯人者，師尚父。以之烏(wu) 喙狶苓，非養(yang) 生之常，善醫者順而用之，雖毒而病良已，亦以是夫。[61]

因此，這些論述並不以牧野之戰的殘酷性否認周武王，而是肯定武王伐紂的合理性，認同“血流漂杵”的記載。

我們(men) 發現，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學者認同“血流漂杵”的記載，他們(men) 在論證思路上大體(ti) 一致，即肯定戰爭(zheng) 傷(shang) 亡以及其在曆史進程中的價(jia) 值，並以後世戰爭(zheng) 類比論證戰爭(zheng) 的殘酷性，但對“血流漂杵”本身真實性的論證都非常薄弱。舉(ju) 證者無論舉(ju) 證哪一場戰爭(zheng) 的殘酷性，均無法證明“血流漂杵”場景的真實性，亦無法直接回應王充的質疑。

事實上“血流漂杵”到底在何種意義(yi) 上是可信的，又是什麽(me) 樣的曆史場景呢？曆代儒者進行了不斷地討論，他們(men) 也試圖尋求“血流漂杵”場景合理性。古代學者最關(guan) 注的是“杵”字的考證，其次是“漂”的解釋。首先是“杵”的考證。古代學者提出四種觀點：（1）“杵”是“舂杵”，即舂米器具，軍(jun) 營後勤用具。這一說為(wei) 趙岐、孔穎達、孫奭、朱熹等學者所接受，是經學的正統解釋。（2）“杵”是兵器“大盾”[62]。（3）“杵”為(wei) “傍牌，此物體(ti) 輕或可漂也”[63]。（4）“杵”為(wei) 兵營“築壘壁”的工具[64]。學者說法各異，但其考證目的就是，要使戰場上的“杵”在血流中可以漂浮，所以，“漂”釋為(wei) “漂浮”就是上述考證默認的前提，我們(men) 稱之為(wei) “漂浮說”。其次，“漂”的理解。“漂浮說”的核心困境就在於(yu) 無論何種考證，“杵”似乎都難以漂浮於(yu) 血流中。王夫之指出了漂浮說的最根本問題，也是不為(wei) 人所信服的原因：“雖億(yi) 萬(wan) 人之血亦必散灑於(yu) 億(yi) 萬(wan) 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耶？”他認為(wei) “杵”就是大盾，並指出：“‘漂’者，血濺而漂之，如風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謂‘漂浮而動之’，說太不經。”[65]王夫之認為(wei) “血流漂杵”就是血濺到大盾上的普通場景而已。所以，王夫之通過對“漂”的重新解釋，既解決(jue) 了“血流漂杵”的可能性問題，又不影響武王之德。但載入史冊(ce) “血流漂杵”會(hui) 是這樣一個(ge) 普遍性的情景嗎？十分可疑！

筆者認為(wei) ，曆代儒者均糾纏“血流漂杵”的普遍性意義(yi) ，卻忽略了曆史記載的特殊性。特定的史實隻有在特定的曆史場景中才是合理的，離開了特定的場景，曆史展現給人們(men) 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種狀況[66]。筆者認為(wei) 對“血流漂杵”的研究也應鉤沉史料，不斷接近曆史場景。因此，筆者根據史料以及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對牧野之戰中“血流漂杵”的場景進行初步勾勒，並認為(wei) “血流漂杵”場景的出現可能與(yu) 牧野之戰發生的特殊天氣狀況、具體(ti) 地望和特定的氣候條件有關(guan) 。

首先，“血流漂杵”的記載可能與(yu) 持續性降雨相關(guan) 。據多處史料記載：“王以二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67]“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68]“武王伐紂，……當戰之時，十日亂(luan) 於(yu) 上，風雨擊於(yu) 中。”[69]“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70]“武王伐紂，到於(yu) 邢丘，軛折為(wei) 三，天雨三日不休。”[71]相關(guan) 史料雖然記載目的各不相同，但多提到牧野之戰“雨”“暴雨”“雨不休”的特殊天氣。筆者認為(wei) 這些敘述是可信的，其並未經過儒者的加工，作為(wei) 數術類、陰陽家的史料被保留，長期未受重視，亦未遭改造，真實性反而比較高。

其次，牧野之戰中周人陣線一翼為(wei) 河流。近年來學者通過史料考證、實地調查等方法，更多地認同牧野之戰的地望是新鄉(xiang) 牧野[72]。學者通過實地勘察和資料爬梳，確立了戰場大體(ti) 位置，並明確指出牧野之戰的具體(ti) 陣法，“商周軍(jun) 隊決(jue) 戰之前所列陣線，其南段均以清水為(wei) 其一翼之屏障”[73]。清水位於(yu) 太行山東(dong) 麓，是古黃河的重要支流之一，當時水量比較大。那周人為(wei) 什麽(me) 選擇布陣於(yu) 河流旁？從(cong) 軍(jun) 隊數量來看，周軍(jun) 沒有優(you) 勢，在兵力沒有優(you) 勢的情況下，周軍(jun) 主動出擊，率先抵達戰場，以河流為(wei) 側(ce) 翼進行布陣，河流成為(wei) 軍(jun) 陣的一道天然防禦屏障，這對周軍(jun) 非常有利。從(cong) 兵學的角度來看，在兵力相對弱勢的情況下，以水流為(wei) 軍(jun) 陣一翼來穩固軍(jun) 陣是非常重要的做法。

最後，牧野之戰時間。我們(men) 還要補充論證牧野之戰具體(ti) 時間與(yu) 氣候狀況，因為(wei) 有史料記載：“武王伐紂，雪深丈餘(yu) ，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74]從(cong) 《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的記載可以看出，牧野之戰是發生在周曆二月，即夏曆十二月，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對牧野之戰時間的確定，雖年份有爭(zheng) 議，但月份都是公曆一月。那牧野地區當時一月的氣溫如何？此處牽涉曆史上安陽氣候變化的問題，竺可楨指出，“可以說，仰韶和殷墟時代是中國的溫和氣候時代，當時西安和安陽地區有十分豐(feng) 富的亞(ya) 熱帶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75]，正好在牧野之戰發生的時間區間內(nei) [76]。亞(ya) 熱帶氣候全年不結冰，降水形態隻能是雨，且清水流域也不會(hui) 結冰或積雪。那麽(me) “武王伐紂，雪深丈餘(yu) ”或許是後世學者根據已經轉入寒冷期的氣候現象摻入對曆史的想象。

通過以上考述，筆者認為(wei) “血流漂杵”場景是真實發生的，是在特定場景中發生的一次戰爭(zheng) ，牧野之戰的真實場景可能是：商周大軍(jun) 雨中大戰，嘈雜的戰場上，鮮血與(yu) 雨水混成血水一片，在士兵的腳下不斷流淌。由於(yu) 臨(lin) 河布陣，大雨將血水衝(chong) 入清水河中，整個(ge) 清水河也被血水染紅，由於(yu) 戰事激烈，河麵上漂浮著士兵丟(diu) 棄的木盾牌，甚至屍體(ti) 。所以說，“血流漂杵”隻是在特定的天氣狀況、特定的地點、特定的氣候條件下發生的特殊事件，不具有普遍性[77]。當然在這樣的場景之下，無論是“杵”被釋為(wei) 大盾、還是舂杵、築壘工具等都無礙於(yu) 理解，而筆者認為(wei) “杵”被釋為(wei) 大盾，更符合曆史的實際，因為(wei) 從(cong) 《詩經》、還是從(cong) 漢代典籍引用的異體(ti) 字的情況來看，都是比較清楚的。

四、“血流漂杵”詮釋與(yu) 研究的思想史價(jia) 值

自古及今，曆代學者基於(yu) 不同的立場或研究目的對“血流漂杵”的內(nei) 容進行不斷地詮釋和研究，不同的價(jia) 值關(guan) 懷與(yu) 目標往往會(hui) 影響學者對曆史事件的記載、取舍與(yu) 理解，其中多以儒者為(wei) 主。筆者認為(wei) 這些詮釋與(yu) 研究各有其獨特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ge) 方麵。

第一，孟子和荀子對“血流漂杵”的質疑與(yu) 重構體(ti) 現了早期儒學發展過程中作為(wei) 子學的儒學與(yu) 經書(shu) 之間的矛盾。自孟、荀始，儒家以“湯武革命”的曆史敘述為(wei) 根據逐漸建立了具有理想性和批判性的政治理論，反映了儒者以道製勢的努力。麵對《尚書(shu) 》牧野之戰“血流漂杵”的記載，孟子、荀子的解讀、判斷與(yu) 其各自特定的思想底色有著非常緊密的聯係。他們(men) 在其各自的理論構建中，麵對不符合自己理論的經典文獻或史事，不惜以否認“血流漂杵”或者對牧野之戰場景重構為(wei) 代價(jia) 。因此，無論是孟子質疑“血流漂杵”的記載，還是荀子重構牧野之戰兵不血刃、倒戈，均是一家之言，並不能作為(wei) “血流漂杵”真實情況的史料依據。就整個(ge) “血流漂杵”的詮釋史來看，孟子和荀子對經典文獻的處理方式顯得粗暴、或者構建的場景也相對比較粗糙。但是，他們(men) 的立論還是為(wei) 後世儒者或者史家不斷詮釋提供了素材和基本思路。“軸心時代”的諸子對曆史述說往往成為(wei) 後世的“史料”根據，一種基於(yu) 價(jia) 值判斷的曆史敘事逐漸成為(wei) 被後世學者認可的真實曆史。司馬遷在《周本紀》中記載：“紂師雖眾(zhong) ，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78]就《周本紀》的內(nei) 容而言，其史料多來源於(yu) 《詩經》《尚書(shu) 》《逸周書(shu) 》等典籍，而其曆史敘事的觀念則是儒家思想。《周本紀》對牧野之戰的敘述，隻字未提“血流漂杵”，而且“簞食壺漿”的意味非常明顯，顯然是受到孟子的影響；同時，“倒兵以戰”又是荀子的說法。隨著《太史公書(shu) 》由“子”入“史”[79]，那麽(me) 司馬遷關(guan) 於(yu) 牧野之戰的描述也就成為(wei) 曆史的真實，這是典型的以儒學價(jia) 值觀為(wei) 本構建的史學敘述。而其他一些關(guan) 於(yu) 牧野之戰的記載，“遂東(dong) 伐紂，勝於(yu) 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80]，也明顯與(yu) 儒家思想有關(guan) 。

第二，後世儒者對“血流漂杵”場景的精心構築，逐漸彌合了《尚書(shu) 》記載與(yu) 儒學思想的矛盾，使得經書(shu) 與(yu) 子書(shu) 實現了邏輯上的自洽。自漢代以後，很多儒學的觀念也開始逐漸深入人心，成為(wei) 史學評價(jia) 的重要標準。所以說，“血流漂杵”在傳(chuan) 統經學、史學和子學中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符號。曆代儒者對這條史料的不斷解讀，不僅(jin) 涉及商周革命的史事真實性與(yu) 政治正當性，尤其在儒家學說居於(yu) 主導地位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對湯武革命的敘述與(yu) 評價(jia) ，都是非常重要的學術和政治問題。由於(yu) 典籍本身對牧野之戰的記載較少，後世學者更多是為(wei) 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張本，使其更合邏輯，也由此產(chan) 生了各種詮釋和解讀。正是通過曆代儒者殫精竭慮的不斷詮釋，“血流漂杵”的經書(shu) 記載在《尚書(shu) 》學史上與(yu) 孟荀思想逐漸圓融，渾然一體(ti) ，其中寄托著儒者對以德為(wei) 本立場的堅持和對儒家理想政治的信仰。從(cong) 思想史進程來看，我們(men) 必須承認，《尚書(shu) 》學史中對“血流漂杵”的種種詮釋、重構或是曲說在曆史上有其價(jia) 值。正是這些解讀，不斷強化了儒者對經典的信仰，堅定了儒家學者對待戰爭(zheng) 基本立場，亦使這一記載在儒家價(jia) 值觀的基礎上逐漸合理化，我們(men) 對其梳理亦見曆代儒者的心路曆程。正如學者所言：“儒家作為(wei) 理想主義(yi) 者，基於(yu) 自己固有的理念，在許多情況下，總是為(wei) 了‘尚善’而犧牲‘求真’，在他們(men) 那裏，解構曆史的真實，致力於(yu) 曆史的重構，乃是合乎邏輯的選擇。”[81]曆代儒者正是對這樣一個(ge) 忘卻了曆史之真的符號進行不斷詮釋，體(ti) 現了傳(chuan) 統時期的曆史哲學和價(jia) 值取向的德化傾(qing) 向。

第三，對“血流漂杵”史實考究反映了部分傳(chuan) 統儒者對待戰爭(zheng) 的理性態度，亦是在現代學術體(ti) 係下解決(jue) 儒學信仰困境以及現代化轉化的必由之路。事實上，儒家關(guan) 於(yu) “血流漂杵”的主流解釋，數千年來亦不斷遭受許多學者甚至是儒者內(nei) 部的質疑。但是這種質疑也是由於(yu) 對待戰爭(zheng) 的不同態度而引起，真實性考量往往僅(jin) 止於(yu) 後世史事類比中，而“血流漂杵”的現代史學意義(yi) 上的真實性也是傳(chuan) 統儒者未能解決(jue) 的問題。在以儒家思想為(wei) 主導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部分儒者對《尚書(shu) 》中“血流漂杵”的理解雖異於(yu) 主流經學解釋，但根本不足以對儒家主流學說構成威脅。但是隨著近代以來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解體(ti) ，學術和政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尤其是以求真為(wei) 核心要義(yi) 的史學的發展，逐漸解構了儒學中一些為(wei) 構築其思想理念而構建或選擇的史料，這對傳(chuan) 統儒學為(wei) 主導的史觀造成很大的衝(chong) 擊。如早在20世紀20年代時，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史觀衝(chong) 擊了古史係統，而多以古史係統構建其學說的儒家思想便成為(wei) 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了。近年來，陶寺遺址異常殘暴的場麵也是儒學研究者在談及禪讓時不能回避的問題[82]。而對於(yu) 傳(chuan) 統儒者奢談的“湯武革命”，尤其是牧野之戰的具體(ti) 情況，學者也開始對其史實展開深入的研究，並對“血流漂杵”這一場景進行考證，試圖在傳(chuan) 世資料的基礎上，以現代史學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目的對其進行研究。筆者認為(wei) ，對“血流漂杵”史實的考究與(yu) 真相的研究正如現代考古學一樣，的確解構了儒家為(wei) 建立其曆史哲學所精心建構的“血流漂杵”場景。但同樣也讓我們(men) 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儒家思想的真正價(jia) 值所在，體(ti) 察曆代儒者在其特定曆史背景和話語體(ti) 係下為(wei) 追求善治的種種努力。

綜而言之，對“血流漂杵”曆代詮釋的梳理，讓我們(men) 看到儒者通過曆史事件敘述、重構來實現其價(jia) 值的論證和秉持、並不斷強化的過程。毋庸置疑，這些詮釋在其特定的曆史時期發揮著其應有的價(jia) 值，不可一概斥之。而對戰爭(zheng) 的理性認識，對“血流漂杵”史實的考究，揭示戰爭(zheng) 殘酷、血腥、暴力的屬性，亦是要求我們(men) 對儒學的認識應當回歸理性，回歸現實，儒學超越性價(jia) 值的繼承應當成為(wei) 一種理性的訴求。假如今天儒學堅持反對戰爭(zheng) 、高揚德性的思想仍然還要建立在對“血流漂杵”的種種曆史曲說中，那必定貽笑大方。當代儒者一定要通過新的努力，將儒家所倡導的思想觀念建立在史事或理性的基礎上，為(wei) 儒家價(jia) 值在新時代下重新獲得生機尋找新的根基。

注釋:
 
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一般項目“《尚書》新詮：以近年新出土文獻為中心”（20FZSB012）的階段性成果。
 
[1]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43頁。
 
[2] 當然，隨著陶寺遺址的不斷發掘和深入研究，陶寺遺址中展現出很多暴力的因素，所以說，堯舜禪讓更多可能是儒、墨兩家的政治理論構建。
 
[3]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24頁。
 
[4] 雖然傳世本《武成》篇屬古文《尚書》，但據先秦兩漢典籍直接或者間接引用《尚書》的材料來看，此條材料本身是可靠的。如《孟子·盡心下》：“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焦氏易林·同人》：“血流漂杵。”《論衡·語增》引《武成》：“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論衡·藝增》引《武成》：“武王伐紂，血流浮杵。”《論衡·恢國》：“《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相關資料可參見陳根雄、何誌華編著：《先秦兩漢典籍引〈尚書〉資料匯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77-178頁。
 
[5] 張玉春：《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說質疑》，《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2年第5期。
 
[6] 黃懷信：《紂兵未“倒戈”考辨》，《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當然亦有學者針鋒相對地否認黃懷信提出的觀點，如陳希紅《“前徒倒戈”辯——與黃懷信教授商榷》（《江淮論壇》2009年第5期）一文。兩文觀點不同，也均未直接涉及“血流漂杵”問題，如黃懷信對“血流漂杵”的涵義並未具體考訂，僅僅作為形容死人很多的一個語詞而已。因為此文僅涉及對牧野之戰史事的考訂，並未涉及周武王形象以及其在儒學史上的地位。
 
[7] 曹鵬程：《“血流漂杵”：詮釋與過度詮釋》，《孔子研究》2012年第6期。
 
[8] 白立超：《論“血流漂杵”的曆史真相》，《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9]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5頁。
 
[10]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47頁。
 
[11]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851頁。
 
[12]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842頁。
 
[13]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5頁。
 
[14]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828頁。
 
[15]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829頁。
 
[16]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4頁。
 
[17] 可參見楊寬：《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9-311頁。
 
[18]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0頁。
 
[19]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920頁。
 
[20]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六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457頁。
 
[21] 錢時撰：《融堂書解》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47頁。
 
[22]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357頁。
 
[23] 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90頁。
 
[24] 黃暉撰：《論衡校釋》，第391頁。
 
[25]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5頁。
 
[26]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5頁。
 
[27]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6035頁。
 
[28] 孔安國注，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392頁。由於孔安國《尚書傳》的成書年代以及真偽無法確認，因此無法斷定其與王充“過辭”說的先後順序，此處姑且不作太多論述。
 
[29] 孔安國注，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392頁。
 
[30] 陳大猷撰：《書集傳或問》卷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冊），第247頁。
 
[31] 見《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誌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4-95頁）當然，周熾成撰文認為《非十二子》當出於荀子後學，僅備一說。詳見周熾成：《<非十二子>之非子思、孟軻出自荀子後學考》，《國學學刊》2014年第3期。
 
[32]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279-280頁。
 
[33] 《竹書紀年》中也有類似記載，但是我們無法斷定記載的先後順序。無論是《今本竹書紀年》還是《古本竹書紀年》，其成書、真偽等問題的學術爭議非常大，所以不能作為確切的論據；在傳世本《武成》中也有“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的記載，但由於古文《尚書》在學術史上的問題，此處也隻能姑且懸置不論。
 
[3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136頁。
 
[35]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458頁。
 
[36]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266頁。
 
[37]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274頁。
 
[38]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269頁。
 
[39] 黃暉撰：《論衡校釋》，第343頁。
 
[40] 黃暉撰：《論衡校釋》，第342-343頁。
 
[41] 黃暉撰：《論衡校釋》，第343-344頁。
 
[42]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六十一，第1457頁。
 
[43]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許多學者都在《武成》篇的解經過程中提出類似觀點，但是上文我們已經指出，由於今本《武成》可能晚出，所以筆者將《武成》的經解與荀子思想暫歸一類。
 
[44] 朱祖義撰：《尚書句解》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冊），第936頁。
 
[45] 程大昌撰：《考古編》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2冊），第62頁。
 
[46] 程大昌撰：《考古編》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2冊），第62-63頁。
 
[47] 孔安國注，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389頁。
 
[48] 項安世撰：《項氏家說》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6冊），第497頁。
 
[49] 陳經撰：《陳氏尚書詳解》卷二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冊），第223頁。
 
[50] 王樵撰：《尚書日記》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冊），第473頁。
 
[51] 王夫之著：《尚書稗疏》，《船山全書》（第二冊），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128頁。
 
[52]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503頁。
 
[53]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390頁。
 
[54]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362頁。
 
[55] 吳浩撰：《十三經義疑》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1冊），第258頁。
 
[56]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黃懷信修訂，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6-348頁。
 
[57] 當然，紂王到底是被擒斬首而死，還是自焚而死，學者已有專門的討論。張玉春：《殷紂王“自焚而死”考辨》，《史學集刊》1993年第3期。
 
[58] 王天海，王韌撰：《意林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44-345頁。
 
[59] 陳第撰：《尚書疏衍》卷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冊），第771-772頁。
 
[60] 林栗撰：《周易經傳集解》卷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第56頁。
 
[61] 趙汝楳撰：《周易輯聞》卷一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冊），第69頁。
 
[62] 黃生撰：《義府》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8冊），第301頁。
 
[63] 陶宗儀編：《說郛》卷六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6冊），第278頁。
 
[64] 惠士奇：《禮說》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1冊），第445頁。
 
[65] 王夫之著：《尚書稗疏》，《船山全書》（第二冊），第128頁。
 
[66] 王學典：《偶然性、可能性與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東嶽論叢》1992年第4期。
 
[67]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26頁。
 
[68]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88頁。
 
[69]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065頁。
 
[70] 司馬遷撰：《史記》卷三十一《齊太公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479頁。
 
[71] 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4頁。
 
[72] 張新斌：《武王伐紂與牧野大戰的曆史地理問題》，《中原文物》2000年第4期；陳昌遠：《牧野之戰“牧野”地望發微》，《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
 
[73] 蘇德榮：《談牧野大戰的戰場地望》，《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
 
[74]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823頁。長孫無忌奏議引《六韜》逸文。
 
[75]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1973年第2期。
 
[76] 牧野之戰的具體發生年代學術界至少上有20多種說法，詳見班大為在《中國上古史揭秘：天文考古學研究》（徐鳳先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中的梳理。
 
[77] 白立超：《論“血流漂杵”的曆史真相》，《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筆者在此文中對“血流漂杵”的曆史場景進行了詳盡的考證，茲不詳述。
 
[78] 司馬遷撰：《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24頁。
 
[79] 李紀祥：《〈太史公書〉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
 
[80] 王國維撰，黃永年校點：《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9頁。
 
[81] 黃樸民：《曆史的真實與曆史的重構——兼論儒家有關上古戰爭現象的虛擬化解讀》，《文史哲》2012年第3期。
 
[82] 王曉毅，丁金龍：《從陶寺遺址的考古新發現看堯舜禪讓》，《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何弩等：《襄汾陶寺城址發掘顯現暴力色彩》，《中國文物報》200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