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men) 如何讀《尚書(shu) 》

作者：程水金（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四月初四日丁巳

          耶穌2022年5月4日

《尚書(shu) 》作為(wei) 一部千古流傳(chuan) 的人文經典，其內(nei) 容之豐(feng) 富，其思想之深刻，任何歸納與(yu) 概括的企圖，都不免顯得簡單與(yu) 粗暴，難逃魯莽滅裂之譏。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靜下心來，細讀文本，入其壼奧，深造自得，方可左右逢其源。任何經典的經典性，都是在不斷“溫故而知新”的文本細讀之中逐步開拓與(yu) 彰顯的。

《尚書(shu) 》是中國古代有關(guan) 國家治理的重要經典文獻。由於(yu) 時代之久遠，流傳(chuan) 之複雜，更兼利祿的誘惑與(yu) 名位的刺激所引發的派別支分乃至作偽(wei) 售奸，因而在篇數的多寡、傳(chuan) 本的譜係、篇目的真偽(wei) 諸多方麵，發生了不少無厘頭的糾葛。宋明以來的學人為(wei) 此投入了大量的時間與(yu) 精力，作了深入細致的多方研究，獲得了一係列振聾發聵的學術結論，為(wei) 我們(men) 正確地研讀《尚書(shu) 》開辟了道路。當然，也毋庸諱言，盡管在諸如為(wei) 明清學人論定的“偽(wei) 古文《尚書(shu) 》”是否有其可靠來源之類個(ge) 別問題上，當代學術界容或存在著些許不同意見與(yu) 看法；但是，總體(ti) 說來，自漢初流傳(chuan) 至今的二十八個(ge) 《尚書(shu) 》篇目，是今天研讀《尚書(shu) 》這部上古經典唯一可靠的文本依據，這是無可爭(zheng) 議的客觀事實。

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hui) 一方麵是普羅大眾(zhong) 與(yu) 傳(chuan) 統文化漸行漸遠，而另一方麵是學術界不中不西的畸形人文環境之下，如何使《尚書(shu) 》這部“佶屈聱牙”的古代經典，既能為(wei) 一般非專(zhuan) 業(ye) 的普通讀者易於(yu) 接受，又能最大限度地繼續發揮其無可替代的文化功能，這應該是當代學人研治《尚書(shu) 》的根本目的，也是擺在學者麵前的一項艱巨任務。這一薪盡火傳(chuan) 、守先待後的當代學術使命，一言以蔽之，則如題所示：“今日我們(men) 如何讀《尚書(shu) 》？”

不過，嚴(yan) 格說來，這個(ge) 命題實則包含著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意義(yi) 預設，即“讀什麽(me) ”與(yu) “怎麽(me) 讀”。前者指向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後者指向方法與(yu) 路徑。當然也不可否認，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既依賴於(yu) 方法與(yu) 路徑的開掘，方法與(yu) 路徑也取決(jue) 於(yu) 文本本身潛在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

準此，根據《尚書(shu) 》文本的特殊性質，可有文學的、史學的、經學的三個(ge) 不同路徑，由此而開掘《尚書(shu) 》的文學價(jia) 值、史學價(jia) 值及其經學價(jia) 值。當然，三個(ge) 不同的路徑及其相關(guan) 價(jia) 值並非相互割裂而是彼此兼容的。而且三者之間又在整體(ti) 上形成了一個(ge) 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價(jia) 值及其路徑依賴，也就是說，《尚書(shu) 》的經學價(jia) 值，是要通過其自身的文學價(jia) 值與(yu) 其固有的史學價(jia) 值加以彰顯的。之所以分而為(wei) 三，不過取便於(yu) 敘述而已。請嚐試以言之：

第一，文學路徑與(yu) 文學價(jia) 值。傳(chuan) 世的二十八篇今文《尚書(shu) 》，“上紀唐虞，下至秦繆”，各篇皆具獨立的內(nei) 容與(yu) 完整的形式，因而視之為(wei) 東(dong) 西二周的文章總集，大抵是沒有異議的。而且，無論其述言敘事，還是表情達意，就其章法之綿密與(yu) 言語之技巧而論，稱之為(wei) 千古文章典範，亦不為(wei) 過。

首先，《尚書(shu) 》的每一篇章，無論典謨之文，抑或誥誓之體(ti) ，皆具統一的主題與(yu) 完整的結構，而且上下關(guan) 聯，前後照應，文氣貫通，章法綿密。如《堯典》，以遠古傳(chuan) 說時代“選賢與(yu) 能”的“君主禪讓”為(wei) 核心政治價(jia) 值，又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的官吏銓選考評製度通貫於(yu) 文章始末。不僅(jin) 將帝舜時代的“奮庸熙帝之載”及“亮采惠疇”，與(yu) 帝堯時代的“疇谘若時登庸”及“疇谘若予采”前後相貫；且其間帝堯命四嶽“庸命巽朕位”以及讓虞舜攝行天子事而命其“三載，汝陟帝位”，無不以“三載考績”之“若時登庸”的“時”字作關(guan) 聯與(yu) 照應，從(cong) 而使文章形成自我完足的邏輯結構以及自洽自解的言說統係。而且，其章法之謹嚴(yan) ，文辭之精當，可從(cong) 句法與(yu) 用語上準確推斷經義(yi) 。例如，舜起用（“奮庸”）禹稷等十六位新人參政任職一節，即可為(wei) 證。舜所命分為(wei) 四組，每組首命之人必有所推讓。而舜或許其讓，或不許其讓。若許其讓者，則必說，“好吧，去吧，你們(men) 要互相協調配合”（“俞，往哉，汝諧”）。若不許其讓者，則說，“好了，你就前往上任吧”（“俞，汝往哉”），或說，“好了，前往謹慎履職吧”（“俞，往欽哉”），且對其所讓之人亦各有另行任命。然注家罔顧文例，以致對帝舜所命人數不得其解，乃至為(wei) 其誤解百般辯護。此外，由於(yu) 曆來經注家受偽(wei) 古文割《堯典》後半為(wei) 《舜典》之誤導，不知聯係帝堯“疇谘若予采”以解讀帝舜“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所以眾(zhong) 說紛紜，皆不著是處。

《皋陶謨》亦以“允迪厥德，謀明弼諧”為(wei) 通篇“文眼”，既強調君主與(yu) 臣工應有的基本素質，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應當各自發揮其不同的政治作用；同時還強調君臣應當親(qin) 密無間，相互平等，隻有同心協力，乃可“率作興(xing) 事”。其間無論是皋陶倡言“九德”以逐級擢拔人才入官，還是大禹身勤治水，“荒度土功”，皆是圍繞“在知人，在安民”的治理目標，以人事的努力“敕天之命”，代替上天行使國家治理的天賦職能。文章之末，虞廷賡歌，君臣之間當如元首與(yu) 股肱一體(ti) 相須而精誠協作，雙方以此互勉，與(yu) 開篇“允迪厥德，謀明弼諧”的主題遙相呼應。整個(ge) 文章，首尾一氣貫注，主題鮮明突出。據此內(nei) 在的邏輯理路，知前人注解“侯以明之，撻以記之”一節，皆不得要領，其誤不可以道裏計。至於(yu) 《尚書(shu) 》其他篇目，無論是長篇大製如《康誥》與(yu) 《酒誥》，如《多士》與(yu) 《多方》；還是小幅短章如《湯誓》與(yu) 《牧誓》乃至《高宗肜日》與(yu) 《西伯戡黎》，莫不具有完足的內(nei) 在邏輯結構與(yu) 自洽的自身言說統係。以此為(wei) 據，可以發現與(yu) 糾正曆來經注家許多錯誤與(yu) 曲解。

其次，使用多種文學手法與(yu) 言語修辭技巧，且不乏幽默與(yu) 風趣，具有極強的表現力與(yu) 感染力。例如，《盤庚》篇形容流言造成的恐慌，在民眾(zhong) 中不斷漫延與(yu) 擴散，就像烈火燃燒於(yu) 曠野，火勢越來越猛，燃燒麵積越來越大，生人根本無法接近，又哪裏還能撲滅（“恐沈於(yu) 眾(zhong) ，若火之燎於(yu) 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又說舉(ju) 國遷都就是全民共同求生，好比乘舟共濟，如果你們(men) 不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同努力劃船到岸，就會(hui) 一起困死在船上腐爛發臭，最後連人帶船一同沉沒水底（“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沉”）。不過，這類喻意明確的言語修辭很容易判斷與(yu) 理解，但《尚書(shu) 》中很多幽默風趣，甚至比較委婉含蓄的文學表達，卻常常被經注家們(men) 忽略與(yu) 曲解。如《皋陶謨》言大禹勤身治水，無暇顧及家庭生活，“娶於(yu) 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然而，說者或以為(wei) “娶妻經二日生子”，或以為(wei) “四日之內(nei) 懷了孕”，其荒誕可笑，姑置不論。而鄭玄則以為(wei) ，“始娶於(yu) 塗山氏，三宿而為(wei) 帝所命治水”，亦不免腐儒尋行數墨之論。殊不知娶妻與(yu) 生子，為(wei) 人生大事，其無暇顧及，最能體(ti) 現夏禹勤於(yu) 職守，克己奉公的人臣品質。而且，其修辭技巧，正是典型的文學誇張與(yu) 含蓄之法：新婚宴爾，聚少分多，夫妻相處的日子不過寥寥數日，屈指可數；兒(er) 子出生了，也不能留在家裏盡到一個(ge) 做父親(qin) 的愛養(yang) 之責。如此解讀，則於(yu) 情於(yu) 理，兩(liang) 不相礙。又如《堯典》篇，堯問“疇谘若時登庸”而後，又問“疇谘若予采”，意即“誰能符合我如期晉升的考核條件”，而驩兜舉(ju) 薦共工，說他築堤防，救水患，大有功勞（“方鳩僝功”），符合條件。但堯說，“共工的治水理論，聽起來頭頭是道，但實際效果卻乏善可陳。表麵看來，他的功勞的確很大，大到讓洪水漫到天上去了”！緊接著，堯便傷(shang) 歎說“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求問“有誰可派使治”。堯本是就功勞談功勞，就治水說治水，有很明確的針對性，且話鋒不無反諷之趣。然而訓詁家不通文義(yi) ，更不懂文學幽默，硬是把“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解釋成道德評價(jia) ，說什麽(me) “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不僅(jin) 雙方談話驢唇不對馬嘴，又與(yu) 下文洪水泛濫以求治水之人相割裂，將好端端一段文字，說得支離破碎，不成章法。

由此可見，文學的路徑與(yu) 方法，不僅(jin) 可以有效開掘《尚書(shu) 》的文學價(jia) 值，增強一般非專(zhuan) 業(ye) 普通讀者的閱讀興(xing) 趣，且更有助於(yu) 《尚書(shu) 》文義(yi) 乃至經義(yi) 的正確解讀。

第二，史學路徑與(yu) 史學價(jia) 值。毋庸置疑，《尚書(shu) 》作為(wei) 上古三代政治文誥的檔案匯編，當然具有極為(wei) 珍貴的史料價(jia) 值及其史學意義(yi) 。然而，作為(wei) 政治文誥的王室檔案，本應藏之於(yu) 王朝內(nei) 府秘室，何以於(yu) 兩(liang) 周之際便逐漸流於(yu) 一般學人之手？且既為(wei) 官方政治文誥，曆虞夏以至兩(liang) 周千有餘(yu) 年，何以僅(jin) 存故秦博士伏生所傳(chuan) 之二十九篇？若追加孔壁所出而今已無傳(chuan) 的“得多十六篇”，也不過四十五篇。即使承認《書(shu) 序》所謂“序以百篇”，亦與(yu) 所當有的檔案文獻相差過於(yu) 懸遠。或者退上一萬(wan) 步，姑且相信漢代“緯候”之說，以為(wei) “古者《書(shu) 》有三千餘(yu) 篇”，何以時至秦末，傳(chuan) 世者尚未及其餘(yu) 數？而且，所存虞夏之書(shu) ，何以反較“佶屈聱牙”的“周誥殷盤”更其易於(yu) 誦讀？所有這些疑惑，無非指向兩(liang) 點：一是《尚書(shu) 》的年代，一是《尚書(shu) 》的流傳(chuan) 。如果不能合理地回答這些問題，恐怕《尚書(shu) 》的史學價(jia) 值乃至其經學價(jia) 值皆無從(cong) 談起。

不過，《尚書(shu) 》的年代與(yu) 《尚書(shu) 》的流傳(chuan) ，雖然各有側(ce) 重，但在本質上卻是互有關(guan) 聯的。因為(wei) 所謂“《尚書(shu) 》的年代”，其實包含著以下四個(ge) 方麵的意涵：一，史實年代；二，成書(shu) 年代；三，流傳(chuan) 年代；四，整編年代。也就是說，某篇《尚書(shu) 》文本所指涉的史實年代，未必就是它的成書(shu) 年代；其成書(shu) 年代既然可以不在它所指涉的史實年代，卻大可能就在它最初的流傳(chuan) 年代。換言之，正是由於(yu) 某種最初的傳(chuan) 播動機直接促成了某些相關(guan) 文本的新生與(yu) 定型，因而其流傳(chuan) 與(yu) 其成書(shu) ，或者其成書(shu) 與(yu) 其流傳(chuan) ，可能是並時共生的。至於(yu) 其整編時代，當然是在諸多篇目流傳(chuan) 既久之後的事情了。有學者認為(wei) ，《秦誓》之所以置於(yu) 二十九篇之末，正是今文《尚書(shu) 》最終整編於(yu) 秦王朝的鐵證。我們(men) 認為(wei) ，不僅(jin) 如此，秦王朝所整編的二十九篇《尚書(shu) 》，還極有可能就是在當時流行於(yu) 山東(dong) 六國的四十五篇所謂“古文”《尚書(shu) 》的基礎上刪取而成的秦代官方定本。

職是之故，所謂《尚書(shu) 》的史學路徑與(yu) 史學價(jia) 值，就不僅(jin) 僅(jin) 是體(ti) 現在現存《尚書(shu) 》文本所指涉的那些既往曆史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之所以促使這些《尚書(shu) 》文本得以廣泛流傳(chuan) 的社會(hui) 根源以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現實動因，尤其值得注意。據此，我們(men) 發現，今傳(chuan) 《尚書(shu) 》所涉及的大部分曆史事實，與(yu) 兩(liang) 周之際所發生的諸如厲王失國以及幽王被殺、周召共和或共伯和攝王位、周宣王不籍千畝(mu) 以及周平王東(dong) 遷洛邑這些曆史事實皆有明顯的對應關(guan) 係。因此，正是西周末年的“鑒古思潮”翻開了塵封的曆史檔案，促成了《尚書(shu) 》大部分篇章的流傳(chuan) 。而且，這種“既往曆史”與(yu) “當下現實”雙向互動的社會(hui) 運作，還可能直接促成了《尚書(shu) 》某些篇目的新生與(yu) 定型。如《召誥》與(yu) 《洛誥》，極可能是在兩(liang) 周之際擇采多種性質不同的原始檔案材料編纂而成的應時之作，其目的就是為(wei) 平王舉(ju) 朝東(dong) 遷的當下現實尋找本朝既往的曆史根據；因而其臨(lin) 時編纂的痕跡亦十分明顯：首先，二文雖然以“誥”名篇，卻與(yu) 西周初年那些典型的誥體(ti) 文書(shu) 大為(wei) 不類。其次，間隔二年的作“誥”時間與(yu) “二篇文勢相接”，存在明顯矛盾。第三，二篇所記成王、召公、周公的各自談話，其時間、地點、以及談話主體(ti) 與(yu) 談話對象，十分混亂(luan) 模糊。第四，內(nei) 容龐雜，頭緒紛繁，用語混亂(luan) ，沒有明確的主題與(yu) 清晰的文脈。所有這些跡象，明顯昭示著這二篇“誥”文，根本就是東(dong) 遷前後根據眾(zhong) 多內(nei) 容與(yu) 主旨不盡相同的原始檔案材料綴合成篇的，其所以題名為(wei) 《召誥》與(yu) 《洛誥》，無非是要增強曆史的厚重感與(yu) 真切感，為(wei) 東(dong) 遷洛邑更添除卻周公之外的另一個(ge) 重量級曆史人證而已。此外，《康誥》篇首四十八字，與(yu) 誥文內(nei) 容毫無關(guan) 係，說明兩(liang) 周之際的學人乃是將《康誥》視為(wei) 與(yu) 東(dong) 遷有關(guan) 的文誥而加以流傳(chuan) 的。這或者正是與(yu) 《康誥》性質相同的《唐誥》與(yu) 《伯禽》沒有機會(hui) 流傳(chuan) 於(yu) 世的根本原因。

總而言之，根據“曆史”與(yu) “當下”雙向互動的史學路徑，不僅(jin) 可以解決(jue) 《尚書(shu) 》在先秦時代流傳(chuan) 過程中的部分疑惑，同時也為(wei) 《尚書(shu) 》文本的正確理解開拓了新的觀照視野，因而從(cong) 理論與(yu) 實踐兩(liang) 個(ge) 方麵深入發掘其潛在的史學價(jia) 值。

第三，經學路徑與(yu) 經學價(jia) 值。

“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根據劉勰給“經”所下的這一定義(yi) ，則所謂經學價(jia) 值，便是體(ti) 現在永遠對當下的社會(hui) 政治與(yu) 現實人生具有不朽的借鑒作用與(yu) 指導意義(yi) 。

如前所述，今傳(chuan) 《尚書(shu) 》大部分篇章，皆在兩(liang) 周之際陸續出離於(yu) 塵封的王室檔案，而且某些文本還由此獲得了新生與(yu) 定型，因而在動蕩播越的厲、宣、幽、平之世充分發揮了“以古鑒今”的現實指導作用。雖然這種“曆史”與(yu) “當下”的雙向互動，還僅(jin) 僅(jin) 停留在援例性的“以今逆古”的思想水平；但不可否認，正是這種方式本身，即可視為(wei) 其經學價(jia) 值的第一次彰顯，同時也就預示著《尚書(shu) 》一經必將躋身於(yu) 中國古代傳(chuan) 統人文經典之列的文化宿命。

當然，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傳(chuan) 統人文經典，之所以對社會(hui) 與(yu) 人生具有指導意義(yi) ，說到底，所謂經學價(jia) 值，也就是經典本身所蘊含的理論性與(yu) 思想性。

現存二十九篇今文《尚書(shu) 》的思想意蘊，我們(men) 曾經簡單地概括為(wei) 以下三個(ge) 方麵：其一，“人惟求舊”的稽古意識；其二，“天命靡常”的憂患意識；其三，“以德配天”的自律意識。現在看來，這一簡單概括，雖然在邏輯的統一性與(yu) 理論的自洽性方麵，較之前賢的同類之說，的確有所超越，自有勝義(yi) 。但坦率地說，正是為(wei) 了追求這種邏輯的統一性與(yu) 理論的自洽性，因而不免過於(yu) 簡率而失之於(yu) 疏陋。當然，話得說回來，作為(wei) 一部千古流傳(chuan) 的人文經典，其內(nei) 容之豐(feng) 富，其思想之深刻，任何歸納與(yu) 概括的企圖，都不免顯得簡單與(yu) 粗暴，難逃魯莽滅裂之譏。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靜下心來，細讀文本，入其壼奧，深造自得，方可左右逢其源。而且，任何經典的經典性，都是在不斷“溫故而知新”的文本細讀之中逐步開拓與(yu) 彰顯的。

總而言之，作為(wei) 經典，即使《尚書(shu) 》如何“佶屈聱牙”，無論是取徑於(yu) 文學抑或史學乃至經學的路徑，隻要潛心研讀，總會(hui) 有曆久彌新的價(jia) 值有待於(yu) 開拓。經典閱讀，可以提升生命的新境界；閱讀經典，可能增添經典的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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