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繪理學演進史

——讀何俊《從(cong) 經學到理學》

作者：唐陳鵬（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四月十二日乙醜(chou)

          耶穌2022年5月12日

《從(cong) 經學到理學》，何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凡學皆貴求新，理學亦不例外。盡管近四十年來，理學一直是中國哲學與(yu) 思想史研究中最受學者關(guan) 注、成績也最為(wei) 突出的領域之一，但就理學史的研究範式來說，卻一直保持著其固有的特征。時至今日，學者們(men) 仍深受朱熹《伊洛淵源錄》所開創的理學史研究範式的影響，紛紛以理學代表性人物及其學派作為(wei) 理學演進的核心線索，繪就理學發展演進的基本圖景。而隨著經學研究的複蘇與(yu) 理學研究的日益推進，部分學者開始意識到，以往的大部分理學史著作，不僅(jin) 在人物和學派選擇上過於(yu) 傾(qing) 向程朱一派，而且在理學演進脈絡的梳理上亦是重“流”而不重“源”，即對理學中的“學術明星”（如程、朱、陸、王）及其後學的研究已然推進到相當精密的程度，而對漢唐經學是如何蛻變為(wei) 宋明理學這一關(guan) 鍵性的問題卻缺乏深入研究，不利於(yu) 呈現儒學的連續性與(yu) 整體(ti) 性。在如此情形下，理學史的寫(xie) 作該如何跳出程朱“道統論”的束縛，以恢複理學的豐(feng) 富性與(yu) 多樣性？又該如何兼顧“源”與(yu) “流”，以呈現理學從(cong) 經學中轉出的原因及其具體(ti) 過程呢？欲徹底解決(jue) 上述問題，就必然需要對理學的演進脈絡進行反思與(yu) 重繪。[1]而何俊教授的新著《從(cong) 經學到理學》，[2]正是這樣一部試圖“重繪理學演進史”的精心之作。

《從(cong) 經學到理學》采取“序曲—正篇—尾聲”的謀篇布局原則，全書(shu) 共分為(wei) 十章，總計26.5萬(wan) 字。該書(shu) 開創了“以經著為(wei) 中心”的研究範式，不僅(jin) 全方位、立體(ti) 式地重繪了理學從(cong) 經學中轉出的發展曆程，打撈出理學演進過程中的諸多曆史細節，還係統地分析了理學與(yu) 經學之間關(guan) 聯與(yu) 區別，對創新理學的研究範式、構建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ti) 係均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一、重構範式：呈現以經著為(wei) 中心的理學演進史

自南宋以來，理學史的寫(xie) 作便一直方興(xing) 未艾，相關(guan) 著作可謂汗牛充棟。與(yu) 其他學科的研究範式常隨世運之轉移而改變不同，理學史的研究範式在數百年間卻未曾經過根本性的變革。在《從(cong) 經學到理學》一書(shu) 的引言中，作者鮮明地指出了這一點：“縱觀南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元代《宋史·道學傳(chuan) 》、明末清初《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以降，直至當下，不難看到，以人物為(wei) 對象、以學派為(wei) 歸趣，構成了宋明理學最基本的研究範式。”[3]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以人物為(wei) 對象、以學派為(wei) 歸趣”的研究範式將目光過度地聚焦於(yu) 理學代表性人物及其學派譜係的建構，而對漢唐經學蛻變為(wei) 宋明理學的原因與(yu) 進程缺乏深入研究，讓理學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僅(jin) 戕害了儒學的連續性與(yu) 完整性，還淡化了“宋明儒學的係統結構、內(nei) 在關(guan) 係及其思想展開”[4]；而且，由於(yu) 後世學者受到程朱“道統論”的深刻影響，故而在人物與(yu) 學派的選擇上往往唯程朱之見是瞻，亦不能呈現理學的多樣性與(yu) 複雜性。鑒於(yu) 既有研究範式所存在的問題，作者特開辟了“以經著為(wei) 中心”的研究範式，試圖為(wei) 讀者重新繪製從(cong) 中唐到清初的理學發展演進史。

為(wei) 何要開創“以經著為(wei) 中心”的研究範式？因為(wei) 作者通過對中國傳(chuan) 統知識譜係中的知識觀念進行梳理與(yu) 分析後發現，“由於(yu) 經與(yu) 經學在傳(chuan) 統知識譜係中的首要地位，經的性質與(yu) 經學的特征始終左右著整個(ge) 傳(chuan) 統知識係統的方向”[5]。理學承接於(yu) 漢唐經學之後，隻是從(cong) 先秦一路奔湧而來的儒學之河的一個(ge) 河段。並且，“就知識形態的宋明理學的實際展開而言，無論是誰，也無論是那一派，所有的思想傳(chuan) 承與(yu) 創新，無不圍繞著‘六經’這一儒家傳(chuan) 統經典係統的詮釋，以及‘四書(shu) ’這一新經典係統的建立與(yu) 闡明而完成”。[6]這意味著，理學發展演進的核心線索不是圍繞理學代表人物而建構的學派譜係，而是儒者們(men) 為(wei) 了解決(jue) 現實問題不斷用新的方法、從(cong) 新的角度對“六經”進行的抉發與(yu) 闡釋。換句話說，理學發展的問題意識、路徑與(yu) 要義(yi) 都蘊含在理學家們(men) 闡釋“六經”與(yu) “四書(shu) ”的著述之中。所以，隻有“返歸以經典係統為(wei) 核心對象”，才能“通過經典而聚焦於(yu) 宋明儒學的整體(ti) 性認識，同時也以經典來涵蓋更多的參與(yu) 者”，[7]才能真正把握理學發展演進的真實曆史脈絡。需要說明的是，通過聚焦理學家的經著來研究宋明理學，顧炎武的《五經同異》[8]與(yu) 馬一浮編纂的《群經統類》[9]已開其先。尤其是馬一浮編纂的《群經統類》，跳出了前儒“以人物為(wei) 對象、以學派為(wei) 歸趣”的範式，“力圖通過經典而聚焦於(yu) 宋明儒學的整體(ti) 性認識”，[10]直接啟迪了作者“以經著為(wei) 中心”的研究範式的提出。

然而，理學家們(men) 流傳(chuan) 下來的經學著作數以千計，“以經著為(wei) 中心”的研究範式該如何付諸實踐呢？在馬一浮編纂的《群經統類》目錄的啟發下，作者發掘出了一條極為(wei) 巧妙的切入路徑。這條切入路徑之所以堪稱“巧妙”，在於(yu) 其具備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優(you) 點。

第一，這條切入路徑在化繁為(wei) 簡的同時，既確保了經學體(ti) 係的完整性，又與(yu) 理學的演進過程基本相符，體(ti) 現出曆史的真實性。前文已述，理學家們(men) 的經學著作數量繁多，即便是經馬一浮先生刪汰後的《群經統類》目錄，亦涵括了八類共五十餘(yu) 種經著，[11]體(ti) 量亦屬可觀。作者經過慎重考慮，挑選了包括“五經”“四書(shu) ”以及《孝經》在內(nei) 的七大類共九部代表性著作作為(wei) 專(zhuan) 題研究對象，涵蓋了理學家們(men) 經學詮釋的主要範圍。而且，作者對這七大類經著的研究嚴(yan) 格按照《春秋》《書(shu) 》《易》《禮》《詩》《孝經》“四書(shu) ”的順序在書(shu) 中依次呈現，不僅(jin) 囊括了整個(ge) 理學的演進過程，還與(yu) 漢唐經學蛻變為(wei) 宋明理學的實際步驟大體(ti) 一致，描繪出真實的理學演進脈絡。[12]

第二，作者所選取的經著均處於(yu) 理學從(cong) 經學中轉出的關(guan) 鍵節點，它們(men) 具有“坐標軸”的作用，能夠準確地標示出理學演進過程中的問題意識與(yu) 發展軌跡。如《春秋》類，作者選取了陸淳的《春秋集傳(chuan) 纂例》作為(wei) 主要研究對象，該書(shu) 匯聚了啖助新《春秋》學派的主要思想，曾扮演“舍傳(chuan) 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13]的重要角色。再如《易》類，作者著重對程頤的《周易程氏傳(chuan) 》和王宗傳(chuan) 的《童溪易傳(chuan) 》進行了深入分析。程頤的《周易程氏傳(chuan) 》自不待言，它不僅(jin) 是“儒理易”形成的標誌，也是易學實現理學化的標誌。而王宗傳(chuan) 的《童溪易傳(chuan) 》則揭開了宋人“以心性說《易》”[14]的序幕，恰好構成從(cong) 《周易程氏傳(chuan) 》到《楊氏易傳(chuan) 》的中間環節。[15]又如《禮》類，作者並沒有選擇朱熹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等盛名之作，而是選擇了敖繼公的《儀(yi) 禮集說》，因為(wei) 它體(ti) 現了“理學發展到成熟時期的基於(yu) 分析的批判的知識考古”[16]精神，與(yu) 清代盛行的考據學風遙相呼應。除了上述舉(ju) 例的經著外，作者在《書(shu) 》類、《詩》類、《孝經》類、“四書(shu) ”類中所選取的經著亦莫不具備“察勢觀風”的作用。而且，作者在對經著進行專(zhuan) 題研析時，不僅(jin) 會(hui) 著重探討經著本身所體(ti) 現出來的理學演變特點，往往還會(hui) 考鏡其詮釋源流、揭示其後續影響。

這樣，在“以經著為(wei) 中心”的研究範式的摶結下，《從(cong) 經學到理學》一書(shu) 就如同一部由多個(ge) 精心拍攝的單元所組成的電影。分而觀之，每一章都勾勒了某一經逐步實現理學化的發展軌跡；合而論之，全書(shu) 所有章節又能夠實現有機融合，共同呈現出從(cong) 漢唐經學蛻變為(wei) 宋明理學的整個(ge) 演進過程。

二、闡微訣疑：打撈理學演進過程中的具體(ti) 細節

葛兆光曾指出，發掘各種文獻，打撈曆史細節，恢複過去的圖景，是專(zhuan) 業(ye) 曆史學者的作用。[17]作為(wei) 一部對理學演進的曆史圖景進行反思與(yu) 重繪的著作，建構“以經著為(wei) 中心”的研究範式，無疑能夠為(wei) 整個(ge) 研究提供堅韌的骨架。但如果想要賦予這一研究以豐(feng) 滿的血肉，則必然需要作者從(cong) 曆史的河床中盡可能地打撈出理學演進的具體(ti) 細節。對前人未曾關(guan) 注或討論不充分的關(guan) 鍵性問題進行闡微訣疑，是打撈曆史細節的重要途徑。因此，在《從(cong) 經學到理學》一書(shu) 中，作者秉承著“問題驅動”的撰作原則，每一章都圍繞著一個(ge) 前人未遑深論的問題而展開。伴隨著問題的解決(jue) ，被該問題遮蔽的曆史細節自然而然地就展現在讀者麵前。下麵，筆者將略舉(ju) 幾例予以說明。

例如，理學發展過程中的政、學關(guan) 係一直為(wei) 學界所熱議。但是，學者們(men) 極少論及的是，當理學家的思想從(cong) 江湖進入廟堂成為(wei) 國家的普遍理念之後，其思想本身會(hui) 發生怎樣的變化？為(wei) 了解決(jue) 這一問題，在《從(cong) 經學到理學》的第四章中，作者特意選取胡瑗的《洪範口義(yi) 》作為(wei) 切入點，對湖學進入廟堂的內(nei) 在機理及其盛衰軌跡進行細致分析，以此管窺“宋明理學與(yu) 政治權力發生正向關(guan) 係時所帶來的的問題”。[18]作者發現，胡瑗在《洪範口義(yi) 》中表達了其政治哲學的根本目標，即“建用皇極”，“完全使人為(wei) 的政治能夠達到自然的五行相和不相侵，實現天人合一的理想政治”。[19]要實現這一目標，其基本要求在於(yu) “行實”，即要經世致用、服務於(yu) 民生。同時，在《洪範口義(yi) 》中，胡瑗還對“師”表達了極度推崇，為(wei) 儒者進入權力世界開辟了新的路徑。值得注意的是，胡瑗一生最大的成就正是在為(wei) “師”上。他在蘇、湖地區講學二十餘(yu) 年，立經義(yi) 、治事二齋，培養(yang) 了大批重視“行實”的人才。慶曆年間，胡瑗一手開創的“蘇、湖教法”成為(wei) “太學法”，“湖學”一舉(ju) 從(cong) 鄉(xiang) 野躍入廟堂，成為(wei) 國家的普遍理念。但是，在權力世界中獲得榮盛的“湖學”，隨即就麵臨(lin) 著來自權力世界內(nei) 外的其他思想係統如新學、蜀學的強烈挑戰，其自身的批判性與(yu) 創造性亦在權力的捆綁下全然喪(sang) 失。所以，到了南宋時期，曾經甲於(yu) 東(dong) 南的“湖學”已然無跡可尋。通過對“湖學”盛衰軌跡的梳理，作者表證出“宋代理學在其展開中因與(yu) 政治的勾連而呈現出的盛衰悖論”，[20]為(wei) 研究宋代思想文化與(yu) 政治之間的關(guan) 係開辟出全新的向度。

又如，關(guan) 於(yu) 宋代易學理學化的發展與(yu) 延異過程，不少學者在一些具體(ti) 的問題上已經有了研究，但鮮有學者對該過程進行統貫性的梳理。而在《從(cong) 經學到理學》的第五章中，作者重點選取了程頤的《周易程氏傳(chuan) 》、王宗傳(chuan) 的《童溪易傳(chuan) 》進行專(zhuan) 題分析，還附論了葉適的《習(xi) 學記言序目》，為(wei) 讀者們(men) 清晰地勾勒出易學轉出理學及其分別向“心”與(yu) “事”延異的發展軌跡。作者指出，程頤將前人分別運用的辭、變、象、占四種易學詮釋路徑統合為(wei) 一體(ti) ，構成其傳(chuan) 釋《周易》的特殊的四維模式。在這一四維模式中，“辭”以一統三，占據最大的權重。這樣，“當程頤選擇辭的維度，並論證辭的維度足以涵攝變、象、占時，他的思想指向是努力超越具體(ti) 的物象與(yu) 人事而建構普遍性的理”。[21]由此，程頤完成了理學從(cong) 易學中轉出的理論構築。然而，程頤易學中的“理”是人對於(yu) 所見物象的聚合，人隻能認識“理”，而不能決(jue) 定“理”。所以，當後來的學者從(cong) 其他維度展開對易學之“理”的傳(chuan) 釋時，理的性質就會(hui) 發生變化，進而呈現出對程頤所完成的理學化易學的延異。[22]如王宗傳(chuan) 雖然深受程頤影響，但以人之性替代了天之理，將“其本在我”作為(wei) 理論與(yu) 實踐的歸宿，最終導致“心的功能覆蓋了理的存在”，“為(wei) 洛學轉為(wei) 心學已基本打開了道路”；[23]而葉適堅持將理落實到仁義(yi) 禮智信諸德等生活現象層麵，“以呈現事的卦象為(wei) 根本”，[24]則以《周易》“構成了永嘉事功學的理論依據”。[25]

在其餘(yu) 的諸章中，作者莫不以問題為(wei) 引領，以打撈曆史細節、恢複理學演進的圖景為(wei) 指向。如在《從(cong) 經學到理學》的第六章中，作者細致分析了敖繼公的《儀(yi) 禮集說》對禮儀(yi) 複原的追求與(yu) 敖氏“刪、存、補”鄭注賈疏再“附以己見”的撰著過程，展現了敖繼公基於(yu) 分析的批判的知識考古精神與(yu) 整合漢宋學的治學取向，[26]以非凡的學術敏感性清理出理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ge) 長期為(wei) 人忽視的麵向。而在該書(shu) 的第九章中，作者特意選取了朱熹“四書(shu) 學”著作中不為(wei) 人所重的《論孟精義(yi) 》作為(wei) 研究對象，從(cong) 文本、語言、身體(ti) 、仁義(yi) 、存養(yang) 、辨學等六個(ge) 視角逐一考察了朱熹對理學話語的形塑方式及過程，發前人未發之覆，為(wei) 學界開展下一階段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知其同而存其異：理學與(yu) 經學之關(guan) 係的再思考

欲重繪理學從(cong) 經學中轉出的曆史，必然還需要解決(jue) 一個(ge) 問題：理學與(yu) 經學存在怎樣的關(guan) 係？在《從(cong) 經學到理學》一書(shu) 中，作者對這一問題亦進行了係統的討論。

眾(zhong) 所周知，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降，經學一直扮演著“吾國人之大憲章”[27]的重要角色。因此，在清社頹毀之前，即便曆代學者對理學的地位與(yu) 性質問題有過諸多討論，但均未對理學歸屬於(yu) 經學這一前提予以否定。辛亥鼎革之後，在西學“圍城”的局勢下，經學被視為(wei) “非科學之統係”，[28]旋即遭廢。而理學則因其細密的理論建構與(yu) 富於(yu) 哲學思辨的精神而“被作為(wei) 中國哲學的一個(ge) 重要曆史時期與(yu) 理論形態而直接納入現代研究中”。[29]這樣，經學與(yu) 理學的概念及其形象在民國以降的學人眼中必然出現“視差”，[30]並由此導致當今學界對經學與(yu) 理學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產(chan) 生了以下幾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wei) ，理學是哲學而不是經學，兩(liang) 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如梁任公在其代表作之一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理學即哲學也，實應離經學而為(wei) 一獨立學科。”[31]這一觀點在後世頗有影響，如崔大華先生即認為(wei) ，“就思想理論內(nei) 容考校，宋代理學與(yu) 經學並不相同，理學是從(cong) 經學義(yi) 理中超越出來的、具有更高的‘理’之哲學本體(ti) 觀念和獨特理論論題的一個(ge) 新的儒學理論形態”。[32]

第二種觀點恰與(yu) 梁任公的觀點相反。不少學者認為(wei) 理學是經學在獨特曆史條件下發展出來的一種新類型，從(cong) 整體(ti) 的角度來說，理學即經學也。如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將兩(liang) 千多年的儒學發展史分為(wei) 子學時代與(yu) 經學時代，其中經學時代涵蓋從(cong) 西漢至清末的二千餘(yu) 年時間，理學隻是經學發展脈絡中的一個(ge) 階段。[33]薑廣輝先生進一步指出，理學就是經學的“理學化”，[34]是經學史上的一種特殊形態，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35]

與(yu) 上述兩(liang) 種觀點不同，在《從(cong) 經學到理學》一書(shu) 中，作者始終秉承一種較為(wei) 折中的觀點，即認為(wei) 理學產(chan) 生於(yu) 尊經的年代，自然要使自身融入經學，兩(liang) 者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關(guan) 聯性；但無論從(cong) 議題還是方法的角度，理學相對於(yu) 經學來說，都展現出了新的特點，因此不可將經學與(yu) 理學簡單等同。在作者之前，周予同先生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36]不過，周予同先生將經學視為(wei) “僵屍”，[37]表現出明顯的批判立場；而在作者眼中，經學是作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的一種重要的學術思想形態而存在的，立場較為(wei) 客觀。所以，作者雖然可能受到了周予同先生的啟發，但兩(liang) 人的觀點因為(wei) 出發點的不同已然是似是而實非。為(wei) 了闡明自身的觀點，作者從(cong) 以下兩(liang) 個(ge) 維度展開了論述。

首先，理學“不得已”誕生於(yu) 尊經的時代，[38]所以從(cong) 思想淵源與(yu) 經著形式的維度來看，理學無疑體(ti) 現出了對經學的一脈相承。作者指出，宋明理學是對先秦儒學的“再辟”，[39]其所有成就都源於(yu) “回歸經典的創新”。[40]這不僅(jin) 是說，宋明理學的全部實際展開都是基於(yu) “六經”與(yu) “四書(shu) ”的詮釋與(yu) 闡明來實現的，[41]還意味著宋明理學的經著與(yu) 語錄體(ti) 著作“始終沒有溢出六經的整體(ti) 性”，“這種整體(ti) 性對於(yu) 曆史中的儒者而言，幾乎是共同的不言而喻的知識與(yu) 精神背景”。[42]在經著形式上，宋人經著與(yu) 漢唐諸儒的經著亦無根本性的區別。如朱子的代表作《四書(shu) 章句集注》在形式上即與(yu) 漢唐注疏相近。朱子亦曾自謂：“某尋常解經，隻要依訓詁說字。”[43]故而錢基博對朱子曾有如此評騭：“朱子為(wei) 宋學大宗，而其解經則一依漢儒家法。”[44]

但是，從(cong) 思想議題與(yu) 本體(ti) 建構的維度來看，“理學無疑擺脫了經學”。[45]先談思想議題的層麵。理學雖然在形式上寄身於(yu) 經典的傳(chuan) 釋，但其所熱衷討論的理、氣、心、性問題明顯是漢唐儒者所不曾重點關(guan) 注的。更重要的是，理學家們(men) 在探討“性與(yu) 天道”的過程中吸收了佛、道的思想資源，為(wei) 漢唐經學的知識傳(chuan) 統注入了哲學的分析與(yu) 批判思維，將整個(ge) 儒學提升到新的思想高度。[46]而在本體(ti) 建構層麵，理學更是表現出了與(yu) 漢唐經學迥然不同的性格。自程明道體(ti) 貼出“天理”二字之後，[47]儒者們(men) 莫不將對“理”的追求作為(wei) 自身思想體(ti) 係的核心——“確認萬(wan) 物存在的背後具有理據，闡明曆史表象的背後具有邏輯，這正是理學被標識為(wei) 理學的根本原因”。[48]既然理學家們(men) 在思想議題與(yu) 本體(ti) 建構上均與(yu) 漢唐諸儒存在明顯差別，那麽(me) 當他們(men) 麵對經典時，必然會(hui) 體(ti) 現出與(yu) 前儒完全不同的心態與(yu) 詮釋風格。此即四庫館臣所概括的：“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yi) 理，凡經師舊說，倶排斥以為(wei) 不足信。”[49]

一言以蔽之，在作者眼中，理學與(yu) 經學之間是既緊密聯係又存在著內(nei) 在緊張的關(guan) 係。乍一看，這一判識似乎略顯左支右絀，但這恰恰蘊含著作者的良苦用心。因為(wei) 如果忽視了理學與(yu) 經學之間一脈相承的關(guan) 係，則理學研究與(yu) 經學研究就會(hui) 呈現出各分畛域、相互切割的局麵，人為(wei) 地造成儒學發展脈絡的斷裂；而如果忽視了理學的獨特性，則理學研究與(yu) 經學研究必然混為(wei) 一談、難以區分，既不利於(yu) 理學研究的推進，亦不利於(yu) 經學研究的複興(xing) 。因此，隻有“知其同而存其異”，既認識到“理學的創新並沒有造成中國思想與(yu) 文化的斷裂，而是在轉進中保持著延續”，[50]又承認理學有其自身的思想特點，方能開拓出足夠的空間，讓理學研究與(yu) 經學研究都得到充分的展開。

綜上所述，作者在深刻判識經學與(yu) 理學之關(guan) 係的基礎上，通過新創“以經著為(wei) 中心”的研究範式、精心打撈理學從(cong) 經學中轉出的曆史細節，重新繪就了理學從(cong) 中晚唐到清前期的演進軌跡。但是，作者的苦心孤詣實不止於(yu) 此。理學奮進的過程，不僅(jin) 展現出理學的多樣性與(yu) 豐(feng) 富性，還為(wei) 今人謀求國學新知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即“一切從(cong) 時代的問題出發，回看既有的經典及其釋傳(chuan) 的曆史，以及在生活世界中的展開，從(cong) 而致力於(yu) 用今天乃至指向未來的新的知識形態來闡揚具有根源性的價(jia) 值”，[51]最終實現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誠然，創始者難為(wei) 工，本書(shu) 無論是在研究範式的構建還是理學與(yu) 經學關(guan) 係的判識上，肯定都還存在著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但是這種超越具體(ti) 人物而從(cong) 整體(ti) 係統來重繪理學演進史的嚐試，無疑能為(wei) 當下的理學研究乃至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ti) 係的構建帶來全新的氣息。

2021年10月7日初稿

2022年3月改於(yu) 疫情中

注釋：
 
[1]事實上，陳來、張學智、楊國榮、陳衛平、朱漢民、向世陵、何俊等學者於2018年在吳震擔任首席專家的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的開題論證會上就已經對“重寫理學史”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具體內容見陳來：《<宋明理學史新編>將是對宋明理學研究的高水平總結性呈現》，《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張學智：《關於重寫宋明理學史的幾點看法》，《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楊國榮：《走進思想的深處——關於重寫宋明理學史的若幹思考》，《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陳衛平：《理學與後理學》，《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朱漢民：《照著儒學學統重寫理學史》，《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向世陵：《理學、儒學、經學與陽明學》，《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何俊：《宋明理學研究方法與內容的創新期待》，《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2]何俊：《從經學到理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3]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2頁。
 
[4]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71頁。
 
[5]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7頁。
 
[6]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2頁。
 
[7]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71頁。
 
[8]在《從理學到經學》的第十章，作者對顧炎武的《五經同異》有深入的分析。詳見《從經學到理學》，第331-347頁。
 
[9]關於馬一浮先生秉承“六藝論”編纂《群經統類》的論述，具體見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46-72頁。
 
[10]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71頁。
 
[11]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頁。
 
[12]作者在書中指出：“理學由經學中轉出，大致起於《春秋》，進而開展於《書》《易》《禮》《詩》，最後歸於《孝經》與‘四書’”。筆者同意作者所作的這一判斷。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5頁。
 
[13]（清）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13頁。
 
[14]（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84頁。
 
[15]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51頁。
 
[16]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223頁。
 
[17]葛兆光：《從細微處看大關節——讀張佳<圖像、觀念與儀俗：元明時代的族群文化變遷>》，《讀書》，2021年第9期。
 
[18]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33頁。
 
[19]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16頁。
 
[20]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31頁。
 
[21]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49頁。
 
[22]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46-147頁。
 
[23]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60頁。
 
[24]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85頁。
 
[25]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84頁。
 
[26]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220-223頁。
 
[27]李源澄：《論經學之範圍性質及治經之途徑》，《李源澄著作集（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7頁。
 
[28]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42頁。
 
[29]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頁。
 
[30]桑兵：《理學與經學的關聯及分別》，《史學月刊》，2020年第5期。
 
[3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29頁。
 
[32]崔大華：《超越經學——對理學形成的一個支點的考察》，《中州學刊》，1996年第2期。
 
[3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三鬆堂全集》第3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0-379頁。
 
[34]薑廣輝：《“宋學”“理學”與“理學化經學”》，《哲學研究》，2007年第9期。
 
[35]薑廣輝：《論宋明理學與經學的關係》，《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
 
[36]周予同先生指出，理學在經學權威鼎盛之際，不得已“托庇於經學”，但它作為哲學，實與經學“各自異趣”。見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0頁。
 
[37]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第604頁。
 
[38]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48頁。
 
[39]此係化用陳淳語。見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8頁。
 
[40]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7頁。
 
[41]參見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69頁。
 
[42]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70頁。
 
[43]（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12頁。
 
[44]錢基博：《四書解題及其讀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2頁。
 
[45]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48頁。
 
[46]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8頁。
 
[47]程明道曾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見（宋）程顥，（宋）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24頁。
 
[48]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8頁。
 
[49]（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1頁。
 
[50]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8頁。
 
[51]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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