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國民黨(dang) 走向尊孔之促進

作者：孔明（軍(jun) 事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抗日戰爭(zheng) 研究》2022年第1期

內(nei) 容提要  九一八事變後，為(wei) 緩解中國的反日情緒、營造親(qin) 善表象，日本利用尊孔手段大肆開展對華文化侵略，1932-1935年，斯文會(hui) 大修東(dong) 京湯島孔廟，並召集中國儒者與(yu) 聖裔參加儒道大會(hui) 是其代表性事件，成為(wei) 全麵抗戰前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一個(ge) 高潮。日本的文化侵略是促使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的直接外因：出於(yu) 加強文化上之國防、防止日本挾持聖裔的需要，國民政府克服內(nei) 部分歧，於(yu) 1934年恢複祀孔、大修孔廟並優(you) 待聖裔。與(yu) 此同時，為(wei) 改善中日關(guan) 係，國民政府以中央名義(yi) 派員參加孔廟落成典禮暨儒道大會(hui) ，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調整。凡此舉(ju) 動，均在國民黨(dang) 尊孔史和對日關(guan) 係史上具有代表性意義(yi) 。

關(guan) 鍵詞  斯文會(hui) 儒道大會(hui) 文化侵略 尊孔 中日關(guan) 係

原標題：《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尊孔活動與(yu) 國民政府的因應——以儒道大會(hui) 為(wei) 中心》

中日兩(liang) 國同屬儒學文化圈，在兩(liang) 國文化交往史上，儒學長期占據重要位置。近代以來，受西方思潮衝(chong) 擊，儒學在兩(liang) 國均喪(sang) 失獨尊地位，但由於(yu) 文化慣性使然，它仍是兩(liang) 國國民思想中最具普遍性的原理。甲午戰爭(zheng) 前，中日文化交流尚在對等的地位上進行，有時甚至可以說中國仍占主導地位。[1]但隨著甲午、日俄兩(liang) 役後日本國力的上升，其對華文化優(you) 越感迅速膨脹，公然以儒學正統和東(dong) 方文化盟主自居。[2]隨著列強在華競逐的日益激烈，日本朝野不斷借助儒學對華開展活動，企圖以此引起中國對“同文同種”“同道同教”的共鳴，進而輔助利益擴張。[3]正如日本思想史學者橋川文三所指出，近代日本抱有“代表東(dong) 方道德最優(you) 秀的部分的錯覺”，因此，儒學的“東(dong) 亞(ya) 主義(yi) 性格”被“舊日本之統治階層和同質的保守主義(yi) 者”利用為(wei) “泛亞(ya) 細亞(ya) 主義(yi) ”的宣傳(chuan) 工具，比如“提倡王道主義(yi) 以作為(wei) 統治中國領土的意識形態”。[4]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日本在國際社會(hui) 陷入孤立。為(wei) 消弭反日情緒、鞏固侵略成果，日本不僅(jin) 在偽(wei) 滿地區打出“王道建國”口號，還試圖通過尊孔開展對華文化侵略，1932-1935年重修東(dong) 京湯島孔廟並舉(ju) 辦儒道大會(hui) [5]是其代表性活動。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禦用儒學團體(ti) 斯文會(hui) 與(yu) 政府密切配合，大修孔廟並動用外交手段反複強邀中國學者尤其是聖賢後裔參加落成典禮暨儒道大會(hui) ，企圖借此標榜尊孔、宣揚“王道”，以博得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對日親(qin) 近感，籠絡學者、聖裔為(wei) 己所用。

麵對日本的文化侵略，南京國民政府采取了既對抗又妥協的方針，從(cong) 文化和外交兩(liang) 方麵加以因應。一方麵，加強文化上之國防，走向全麵尊孔。在南京國民政府初期，雖然蔣介石等實權派出於(yu) 建立文化正統的需要將儒家化的三民主義(yi) 定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逐步走向尊孔，但由於(yu) 文化分歧（如圍繞祀孔與(yu) 否的對立）的難以調和，當局始終未能全麵走向尊孔。在日本文化侵略的外壓下，國民政府於(yu) 1934年一舉(ju) 恢複祀孔、大修孔廟並優(you) 待聖裔，走向全麵尊孔。換言之，日本之文化侵略是推動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的直接外因。另一方麵，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文化侵略製而用之，以中央政府名義(yi) 派代表參會(hui) ，欲借文化外交改善中日關(guan) 係。中日圍繞儒道大會(hui) 展開的官方交涉發生於(yu) 1935年上半年中日邦交的調整期，針對日本廣田弘毅外務當局推出的“協和外交”方針，國民政府采取了一係列“親(qin) 日”舉(ju) 措（如嚴(yan) 禁國民排日等），使兩(liang) 國關(guan) 係呈現出“親(qin) 善”的奇特局麵，並以5月17日兩(liang) 國外交等級由公使級升格為(wei) 大使級為(wei) 標誌達到高潮。由中央政府派員參加儒道大會(hui) ，在客觀上因應了這一外交需要。

可以說，無論從(cong) 文化侵略性之強、舉(ju) 辦規格之高、對華交涉之持久，還是從(cong) 對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影響之顯著、與(yu) 中日邦交調整之關(guan) 聯來看，儒道大會(hui) 都是全麵抗戰爆發前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一個(ge) 高潮。

關(guan) 於(yu) 儒道大會(hui) 與(yu) 國民政府之因應，先行研究已有一定的論及。在批孔類著作中，1977年版《魯迅雜文選講》在對魯迅於(yu) 1935年發表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的解說中認為(wei)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極力鼓吹通過“王道”和“孔子之教”建立“東(dong) 亞(ya) 新秩序”，儒道大會(hui) “使這醜(chou) 劇達到了高潮”，而國民政府附和尊孔、派員出席則使中日反動派“在孔丘的亡靈前結成了反革命的同盟”。[6]在儒學與(yu) 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關(guan) 係類論著中，劉嶽兵將儒道大會(hui) 視為(wei) 日本誘導中國親(qin) 日的手段，道破了大會(hui) 舉(ju) 辦方斯文會(hui) 的軍(jun) 國主義(yi) 鷹犬性質。[7]在國民黨(dang) 文化政策研究中，蔡淵洯指出，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dang) 之所以加速尊孔，除鞏固民族團結、恢複固有道德之既有目的外，對日本儒道大會(hui) 的抵製是其“直接原因”[8]；李俊領也指出，國民政府尊孔和將孔子後裔納入黨(dang) 國體(ti) 製的原因之一即在於(yu) 與(yu) 日偽(wei) 競爭(zheng) ，防止日人對聖裔加以利用。[9]此外，有關(guan) 1935年上半年中日邦交調整的經過，學界率多認為(wei) 出現了“親(qin) 善”“緩和”的跡象，此不一一列舉(ju) 。[10]

然而，就筆者目力之所及，學界對儒道大會(hui) 的經過及國民政府的因應過程尚缺乏專(zhuan) 門探討，對大會(hui) 與(yu) 1935年中日邦交調整的關(guan) 係亦未見論及。本文以日本亞(ya) 洲曆史資料中心藏外交文書(shu) 、斯文會(hui) 相關(guan) 史料和台北“國史館”藏檔案等原始資料為(wei) 中心，輔以新聞報道、當事人回憶錄、日記等，全麵梳理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兩(liang) 國圍繞儒道大會(hui) 展開的博弈與(yu) 互動，以期為(wei) 認識日本對華文化侵略、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的外因以及1935年中日邦交調整提供一新視角。

一、斯文會(hui) 的國策擁護與(yu) 儒道大會(hui) 之緣起

儒學與(yu) 日本政治關(guan) 係密切。在幕藩體(ti) 製時期，儒學曾長期居於(yu) 政治理念和道德文教的支配地位。明治維新後，在歐化風潮衝(chong) 擊下，儒學一度式微，但出於(yu) 鞏固絕對天皇製國體(ti) 的需要，日本政府通過頒布《教學聖旨》（1879年）、《教育敕語》（1890年）等一係列思想統製法令，使之重新上升為(wei) 國家政權的精神支柱和國民教化手段。[11]與(yu) 此同時，甲午、日俄戰爭(zheng) 後，日本的對華文化優(you) 越意識和儒教正統觀念迅速膨脹，領導東(dong) 方文化建設之使命感日趨增強。1917年，漢學家服部宇之吉毫無隱諱地宣稱，唯有日本的君臣之道與(yu) 孔子學說若合符節，故弘揚“孔子教”乃是天賦日本之使命。[12]這種使命觀念和國體(ti) 擁護意識，使日本儒林對內(nei) 維護絕對天皇製，對華以“同文同教”相號召，積極輔助本國擴張在華利益。其中，近代日本最大的禦用儒學團體(ti) ——斯文會(hui) 是其典型代表。

1918年，斯文會(hui) 在合並眾(zhong) 多小型儒學團體(ti) 的基礎上成立。該會(hui) 把“大舉(ju) 振張儒道，以期宣揚《教育敕語》之聖旨”定為(wei) 宗旨[13]，以維護絕對天皇製國體(ti) 為(wei) 己任。職是之故，自成立之日起，斯文會(hui) 即受到當局的格外青睞：其核心成員均是當朝貴胄和禦用學者，如伏見宮博恭王和貴族院議長、公爵德川家達長期擔任總裁和會(hui) 長，澀澤榮一、阪穀芳朗、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等名流是其骨幹；文部省將東(dong) 京湯島孔廟劃歸其管理，其年度祭孔大典，多有內(nei) 閣總理大臣及主要大臣致辭或親(qin) 臨(lin) ；天皇更數度賜金賜物嘉獎，並頻頻從(cong) 該會(hui) 成員中選拔禦前進講的講師，所獲聖眷與(yu) 恩渥為(wei) 同類團體(ti) 所僅(jin) 有。

禦用團體(ti) 之性質決(jue) 定斯文會(hui) 及其成員積極配合日本對華文化侵略。早在九一八事變前，此種傾(qing) 向既已非常明顯。自1919年起，斯文會(hui) 長期向政府疾呼以漢學這一“同文”手段與(yu) 歐美展開在華文化競爭(zheng) ，並甘當先鋒開展對華“調查研究”，宣揚以日本之“兵強”攫取中國之“國富”[14]；1921年3月，斯文會(hui) 成員推動國會(hui) 通過《漢學振興(xing) 案》，其宗旨之一即為(wei) 以漢學實現中日“親(qin) 善”，進而攫取中國資源，宣揚“國威”於(yu) 海外[15]；1923年3月，日本政府啟動對華文化事業(ye) 後，斯文會(hui) 總務服部宇之吉、常議員狩野直喜長期擔任對華文化事業(ye) 調查會(hui) 委員、東(dong) 方文化事業(ye) 總委員會(hui) 委員等要職，主導了日本政府對華文化事業(ye) 的策劃與(yu) 實施[16]；此外，如後文所述，斯文會(hui) 尤其強調借由尊孔和建立中日“斯文同盟”來爭(zheng) 奪在華文化霸權，其表現形式為(wei) 赴曲阜祭孔、援助孔府建設文化設施、力邀衍聖公東(dong) 渡、幹涉國民政府反孔，甚至呼籲擁立衍聖公為(wei) 君等。

九一八事變後，偽(wei) 滿洲國傀儡政權建立，其“王道立國”的口號極大地鼓舞了斯文會(hui) 為(wei) 軍(jun) 國主義(yi) 鼓吹和效力的熱情。1932年4月，斯文會(hui) 發布公告，將其機關(guan) 雜誌《斯文》5月號定為(wei) “王道號”，號召各界積極提供鼓吹“王道”的文章，用於(yu) 上呈溥儀(yi) 。[17]最終形成的“王道號”特輯刊有“大滿洲國建國誌喜”係列漢詩和服部宇之吉、小磯國昭、大倉(cang) 喜七郎等禦用文人、軍(jun) 國主義(yi) 分子和財閥頭領20餘(yu) 人的鼓吹文章。[18]5月3日和17日（正值“五一五事件”發生後的戒嚴(yan) 期間），半月之內(nei) 該會(hui) 編輯部部長、東(dong) 京帝國大學教授鹽穀溫兩(liang) 次被召入宮，為(wei) 天皇進講“王道”，並進言“祈禱‘滿洲國’依靠陛下之禦稜威獲得健全之發展”。次日，鹽穀溫又前往偽(wei) 滿“朝賀”，向溥儀(yi) 獻上天皇禦製書(shu) 籍數種。[19]此外，斯文會(hui) 成員還實際參與(yu) 對偽(wei) 滿文化統製政策的製定。如1933年3月，服部宇之吉等被任命為(wei) 外務省對“滿”文化事業(ye) 審查委員會(hui) 委員[20] ，提出《儒佛二教研究機關(guan) 設置案》等一係列推行奴化政策的建議[21]，充分體(ti) 現了斯文會(hui) 軍(jun) 國主義(yi) 鷹犬的性質。

當然，斯文會(hui) 在為(wei) 侵略狂熱鼓吹的同時，也較早意識到應開展對華文化“親(qin) 善”，以麻痹中國反日情緒、鞏固既得侵略成果，儒道大會(hui) 之議遂起。

最先提出該構想的是貴族院議員、副會(hui) 長阪穀芳郎。阪穀出身儒學世家，父親(qin) 為(wei) 幕末和明治初期的著名漢學家阪穀素，嶽父為(wei) 著名實業(ye) 家澀澤榮一。阪穀本人曾擔任大藏大臣，並曾於(yu) 辛亥革命後受聘為(wei) 北京政府財政顧問，擁有豐(feng) 富的對華外交經驗。出於(yu) 擁護國策之需要，阪穀積極倡導以儒學開展對華文化活動，汲汲於(yu) “以斯文扶翼皇運，兼為(wei) 東(dong) 亞(ya) 諸民族締盟之一要素”。[22]早在1922年，他即曾提出中日合辦祭孔大典，以消解五四運動後兩(liang) 國之“不和”。[23]九一八事變後，阪穀兼任以推動“對‘滿’國策之有效進展”為(wei) 宗旨的中央“滿蒙”協會(hui) 會(hui) 長[24]，其子阪穀希一擔任偽(wei) 滿國務院總務廳次長，直接參與(yu) 殖民統治，這種身份和立場無疑進一步堅定了阪穀對“以儒侵華”的執迷。

1931—1932年之交，阪穀“深鑒於(yu) 時勢，為(wei) 團結同文同種之東(dong) 亞(ya) 民族，並有所資取於(yu) 世界和平”，向會(hui) 長德川家達進言“以東(dong) 亞(ya) 諸國共有之儒學思想為(wei) 中心大興(xing) 會(hui) 議”，並商於(yu) 副會(hui) 長服部宇之吉。此為(wei) 儒道大會(hui) 倡議之始。[25]

斯文會(hui) 此時正在複建1923年關(guan) 東(dong) 大地震中焚毀的東(dong) 京湯島孔廟，阪穀芳郎專(zhuan) 董其事。對於(yu) 這一“國民教化”工程，日本朝野極為(wei) 重視，不僅(jin) 總理大臣發起募款，天皇亦下賜孔子像、內(nei) 帑金，並於(yu) 1930年3月親(qin) 自垂詢修複進展情況。[26]九一八事變後，東(dong) 京湯島孔廟的修複工程更被視為(wei) 對華文化“親(qin) 善”的重要手段。1932年1月，阪穀在向文部大臣鳩山一郎請求撥款的信中強調，“此次滿洲事變善後之策，必須以兩(liang) 國民親(qin) 善之恢複為(wei) 最要”，他推斷偽(wei) 滿之“王道”建國必然帶動中國“多數儒者及其他老成勢力之複興(xing) ”，建議利用這一“大勢”，迅速修複孔廟，開展對華尊孔活動，並將其《意見書(shu) 》同時提交給其他內(nei) 閣大臣。[27]4月，東(dong) 京湯島孔廟舉(ju) 行奠基儀(yi) 式，在焚毀10年後，終於(yu) 在皇命和對華文化侵略需求的驅使下動工修複。對於(yu) 日本修複孔廟的對華意圖，中國亦有所察覺，時人認為(wei) ，在日本民間為(wei) 促進事變後的“中日提攜”而舉(ju) 辦的各項活動中，“最最令人注意的，就是斥資數十萬(wan) ，在東(dong) 京修築孔廟。”[28]

與(yu) 此同時，斯文會(hui) 著手落實儒道大會(hui) 計劃，並從(cong) 中國提前物色出席人選。1933年初，在鹽穀溫指示下，斯文會(hui) 會(hui) 員、魯文化研究者馬場春吉開始遊說孔府，力邀孔子第77代孫、衍聖公孔德成赴日參會(hui) 。[29]5月10日，斯文會(hui) 召開理事會(hui) ，同意阪穀之提議，並指定宇野哲人、鹽穀溫、山口察常三理事為(wei) 製定會(hui) 議方案的特別委員，著手製定會(hui) 議方案。6月5日，服部宇之吉會(hui) 同三委員對方案進行了審議，內(nei) 容除召集日本和中國（含偽(wei) 滿）的儒者舉(ju) 辦會(hui) 議之外，還包含共同考古、複製善本等計劃，共編列經費預算10萬(wan) 日元。[30]其後，斯文會(hui) 向外務省提交會(hui) 議方案和經費申請書(shu) ，並極言會(hui) 議在對華外交上之意義(yi) ，其文曰：

現下世界之趨勢，雖以促進東(dong) 亞(ya) 民族之團結為(wei) 急，然國際諸種之情勢，使之難期遽然實現。獨於(yu) 學術思想上不盡然，尤其相信使用同一文字如日滿華三國者，其融合理解必有較易之途。財團法人斯文會(hui) 同人在此有所見焉：以右述三國共有之儒學思想為(wei) 本，廣招學者，興(xing) 一大會(hui) 議，創造精神聯絡之機會(hui) ，敦篤同種同文之信誼，圖東(dong) 亞(ya) 民族之團結，進而有所資取於(yu) 世界人類之和平。是以，乃期於(yu) 東(dong) 京召開第一次會(hui) 議，並請交付費用拾萬(wan) 圓於(yu) 本會(hui) 。[31]

在此基礎上，德川家達、阪穀芳郎親(qin) 自向外務大臣內(nei) 田康哉“力說該國際會(hui) 議之意義(yi) 所在”，請求支持，獲內(nei) 田“深摯之讚意”。[32]

1933年9月28日，偽(wei) 滿洲國為(wei) 籠絡民心，營造“王道樂(le) 土”的假象，高規格舉(ju) 辦祭孔活動，溥儀(yi) 親(qin) 自主祭。日本侵略當局極力吹捧此舉(ju) 之意義(yi) ，甚至主觀地認為(wei) 其人心感化作用將及於(yu) 全中國。如關(guan) 東(dong) 軍(jun) 司令官、駐偽(wei) 滿大使菱刈隆在給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報告中，建議進一步利用尊孔活動籠絡中國民心：

民國革命以來，尊孔之風日衰，宣傳(chuan) 三民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流行，聖教之傳(chuan) 統將亡焉。在中華民國人民苦於(yu) 兵亂(luan) 之際，於(yu) 滿洲國提倡王道，必將大舉(ju) 振張文教也。類此依古禮嚴(yan) 修孔子祭典且執政親(qin) 行釋奠禮之舉(ju) ，其予滿洲國人心上之巨大感化自不必言，如助長此美風，自然於(yu) 中華民國人心影響較大，故竊以為(wei) 複興(xing) 孔子祭典，縱於(yu) 政治上言之，亦有注意之必要。[33]

廣田弘毅是9月14日接替內(nei) 田康哉出任外務大臣的。在侵華基本立場上，廣田雖然與(yu) 內(nei) 田毫無區別，但由於(yu) 自當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的侵華重心已從(cong) 大規模軍(jun) 事進攻轉向鞏固既得侵略成果，且急於(yu) 擺脫國際孤立的局麵，故廣田弘毅一上台即一改前任標榜“焦土外交”（即為(wei) 保住日本在偽(wei) 滿利益不惜與(yu) 列國對抗至日本化為(wei) 焦土）的強硬姿態，倡導頗具迷惑性的“協和外交”路線。如針對7—9月間蔣介石與(yu) 汪精衛經過三次廬山會(hui) 議確立的對日妥協政策，10月召開的日本內(nei) 閣“五相會(hui) 議”通過了廣田的“協和外交”方針，稱如中國確實展現出放棄反日之“誠意”，則日本“可相應采取善意的態度”，同時又欲蓋彌彰地強調不可給中國“造成日本急於(yu) 改善兩(liang) 國關(guan) 係的印象”。[34]其實，自《塘沽協定》簽訂後，國民政府已被迫事實上承認了偽(wei) 滿的存在，而達成階段性侵略目標的日軍(jun) 也暫時中止了大規模武裝行動。至1935年初，中日關(guan) 係甚至迎來了一段20世紀30年代少有的“平靜期”。[35]

當然，在這包藏著危機的平靜之下，日本軍(jun) 部與(yu) 外務當局都在醞釀著新的侵華手法。如前文所述，菱刈隆所代表的關(guan) 東(dong) 軍(jun) 即已注意到利用尊孔開展對華文化侵略的可行性。其實，廣田弘毅亦極其尊孔，並因“嗜讀《論語》，無論何時，必以袖珍本《論語》攜置衣袋中”，被時人呼為(wei) “論語大臣”[36]，斯文會(hui) 和關(guan) 東(dong) 軍(jun) 之先後建議可謂正中其下懷。事實上，廣田弘毅也確於(yu) 上任後第一時間就原則同意了斯文會(hui) 的提議，並指示外務省文化事業(ye) 部研究實施辦法[37]，菱刈隆的報告也被其下發給斯文會(hui) 參考。[38]

11月29日，廣田弘毅主持召開上任後的首次對華文化事業(ye) 調查會(hui) 例會(hui) ，討論如何以有效的文化手段促進所謂事變後中國“對日感情漸次好轉”的趨勢，斯文會(hui) 總務服部宇之吉和會(hui) 員白岩龍平、入澤達吉以委員身份參會(hui) 。會(hui) 上，白岩龍平提出與(yu) 菱刈隆相似的主張，認為(wei) 溥儀(yi) 之所以祭孔說明尊孔對中國民心影響仍大，故應以東(dong) 京湯島孔廟落成為(wei) 契機，大力聯絡中國思想界，服部亦表示將邀請中國學者參加落成典禮暨儒道大會(hui) 。對此，廣田弘毅雖然預料到“國民黨(dang) 係之人或反對”，但仍認為(wei) 使中國人感知到日本文明中研究且保存了在中國早已湮沒不彰的文化，且日本十分尊敬中國，是日本對華文化政策的“根本”，支持儒道大會(hui) 計劃。[39]

二、國民政府之警惕與(yu) 恢複祀孔

與(yu) 日本大肆開展尊孔活動相對照，南京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國民黨(dang) 內(nei) 部即圍繞尊孔還是反孔存在尖銳對立。一方麵，“清共”後，蔣介石、戴季陶等文化保守主義(yi) 者掌權，儒家化的三民主義(yi) 逐漸上升為(wei) 官方理論，國民黨(dang) 實權派的文化取向漸趨保守；另一方麵，受大革命餘(yu) 波和自由派掌握文教影響，黨(dang) 內(nei) 新式知識分子和年輕黨(dang) 員中仍存在激烈的反孔傾(qing) 向。兩(liang) 者彼此頡頏，尖銳對立。早在1927年6月18日，蔣介石就曾委婉地指出“不必反對禮教……尤其是對於(yu) 孔子更不好反對”，但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主導的中華民國大學院卻以孔子思想“實與(yu) 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dang) 之主義(yi) 大相悖謬”為(wei) 由，通令廢止祀孔舊典。 1928年4月蔣介石重新上台開啟二次北伐後，尊孔態度更加明顯。4月19日，國民政府通令恢複中國舊有道德，定儒家七端、八目為(wei) 國民道德標準，要求“凡我國民鹹秉斯旨”。22日，蔣介石更於(yu) 軍(jun) 旅途中親(qin) 至曲阜祭孔、禮敬孔府，以孔子之徒自居，並以總司令名義(yi) 發布保護林廟布告，稱頌孔子為(wei) “萬(wan) 世人倫(lun) 之表”。然而，7月，供職於(yu) 國民黨(dang) 中央黨(dang) 部的魯籍青年黨(dang) 務人員於(yu) 心澄等17人（被孔祥熙批評為(wei) “一班青年知識薄弱”“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徒打倒禮教之邪說所惑”）竟針鋒相對向中央政治會(hui) 議呈請廢除孔府衍聖公世爵，沒收孔子林廟、祀田辦理公共事業(ye) ，引發了南京國民政府初期最大規模的反孔與(yu) 尊孔對立。[40]

在尊孔與(yu) 反孔的頡頏中，由於(yu) 實權派之勢盛，以及出於(yu) 建立文化合法性的需要，反孔運動多被壓製。但是，由於(yu) 反封建在國民黨(dang) 話語體(ti) 係中具有天然合法性，又因政權肇建時期戎馬倥傯(zong) ，未遑文治，國民政府始終未能全麵恢複、承認儒家道統。例如，關(guan) 於(yu) 祀孔，雖然在蔣介石、孔祥熙、李宗仁、魯滌平、何鍵等實權派的壓力下，大學院不得不於(yu) 1928年9月規定以孔子誕辰日為(wei) 紀念日，但紀念範圍僅(jin) 限於(yu) 各學校，作為(wei) 國家典禮的祀孔仍付之闕如[41]；對於(yu) 孔府世爵和林廟處置，國民政府雖未采納於(yu) 心澄等人提案，但自此以後，其公文中不複使用“衍聖公”稱謂，衍聖公的舊有歲俸、經費亦相應停發，行之2000餘(yu) 年的林廟奉祀和聖裔優(you) 待事實上被中止。此外，1930年7月，曲阜孔廟在中原大戰中受損後，雖然蔣介石等國民黨(dang) 要員20餘(yu) 人曾聯名募款，國民政府議決(jue) 撥款10萬(wan) 元以圖修複，可是，不但募款進展極其緩慢，政府撥款亦遲不下發，導致修複孔廟不得不於(yu) 1933年2月停止進行，其他諸如戴季陶等人所提優(you) 待聖裔、保護其地位財產(chan) 之議亦未見下文。[42]

總之，在南京國民政府初期，一方麵，國民黨(dang) 內(nei) 始終存在走向尊孔的內(nei) 在動力和政治需要，恢複祀孔、修複孔廟、優(you) 待聖裔等呼聲久已有之（紀念孔子已部分見諸實施）；另一方麵，反孔運動亦如影隨形且不時激化，文化分歧和政局動蕩導致各項尊孔舉(ju) 措無法落實。在對立與(yu) 妥協之間，盡管尊孔逐漸占據上風，但始終將尊孔未能全麵付諸於(yu) 實踐。這一僵局最終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日本以尊孔為(wei) 手段開展對華文化侵略的外因催化下得以打破。

日本素來敵視國民黨(dang) 內(nei) 的文化激進行為(wei) ，並直接幹涉其反孔運動。1927年11月，著名實業(ye) 家、斯文會(hui) 副會(hui) 長澀澤榮一向下野來日求援的蔣介石明確表示：“我將自己之主義(yi) 置於(yu) 孔子教，民國為(wei) 日本師事之國，豈非更應如此！”[43]1928—1930年初，在於(yu) 心澄等人發起的沒收孔子林廟案中，斯文會(hui) 成員馬場春吉、峰間信吉與(yu) 軍(jun) 部重要成員金子定一、戰後被定為(wei) 甲級戰犯的軍(jun) 國主義(yi) 理論家大川周明兩(liang) 度運作張學良向蔣介石施壓，阻止沒收林廟[44]；1929年6月，日本立憲政友會(hui) 領袖犬養(yang) 毅來華參加孫中山奉安大典時，亦勸蔣介石尊重傳(chuan) 統文化，並嚴(yan) 厲批評了曲阜山東(dong) 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師生的辱孔舉(ju) 動。[45]曲阜林廟在中原大戰中遭兵燹後，日本前文部大臣水野錬太郎和澀澤榮一均曾先後敦促山東(dong) 省政府加速修複。[46]

當然，日本的尊孔倡議和對反孔事件的幹涉，並非徒出於(yu) 道義(yi) 和文化認同，其根本目的不過為(wei) 維護其賴以對華標榜的“同文同教”前提。因為(wei) ，在以儒教正統和東(dong) 方文化盟主自居的日本看來，中國如反孔反儒，則日本將難以再用儒教手段對華號召。且反孔意味著偏離東(dong) 方文化，走向俄化、赤化，如坐視不顧將引起連帶反日。[47]同時，防止革命和激進思想波及日本、動搖絕對天皇製國體(ti) 亦為(wei) 其重要出發點。[48]唯在和平時期，中國尊孔與(yu) 否，其影響所及僅(jin) 限於(yu) 內(nei) 政，與(yu) 外交及中日關(guan) 係相涉較淺，加之國民黨(dang) 內(nei) 外圍繞尊孔仍存在相當之對立，故日本之幹涉並未對國民政府走向尊孔產(chan) 生多大促進作用。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加深，在救亡禦侮的旗幟下，尊孔、讀經、禮教救國等複古救國論一時並起，地方軍(jun) 政首長何鍵、陳濟棠、韓複榘等人紛紛恢複古禮祀孔，倡導學校讀經，大肆開展文化複古運動。1934年2月，為(wei) 重整社會(hui) 倫(lun) 理、動員民族精神，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倡導以儒家“禮義(yi) 廉恥”為(wei) 行事準則，統攝國民生活各個(ge) 方麵。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文化複古運動的興(xing) 起，為(wei) 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提供了現實合理性，奠定了輿論基礎。在此背景下，日本大肆開展尊孔活動，自然被當作文化侵略受到格外警惕，促使國民政府進一步加快尊孔步伐。

1934年3月，江蘇省教育廳派教育管理人員9人赴日考察教育。作為(wei) 事變後首個(ge) 官方考察團，一行以“洞悉日本非常時代教育之真相”為(wei) 使命，對日本教育之侵略性高度關(guan) 注。團長周厚樞認為(wei) ，日本教育“一切教學之知識技能，多以向外發展，尤以對華侵略為(wei) 目的”，提醒國人“奮發警惕”。[49]在考察過程中，周厚樞偵(zhen) 知日本擬召開儒道大會(hui) 、邀請衍聖公東(dong) 渡參加典禮的計劃（從(cong) 其考察中與(yu) 外務省文化事業(ye) 部有接觸，且該部職司儒道大會(hui) 方案製定，可推知其消息應源自此處[50]）。歸國後，周厚樞等將考察情形和日本尊孔陰謀報告給國民黨(dang) 當局，受到高度重視，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專(zhuan) 門為(wei) 其考察報告集《江蘇教育——考察日本教育專(zhuan) 號》題寫(xie) 書(shu) 名。[51]蔣介石親(qin) 信、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當即將周厚樞之情報函告蔣介石，並建議由政府提倡尊孔，以抵禦文化侵略。他後來回憶說：

省立揚州中學校長周厚樞同誌特來報告日本情形，並謂日本政府正在建築一座莊嚴(yan) 華麗(li) 之孔廟，準備完成後迎接孔德成赴日，奉行盛大典禮。我聽了之後頗有所感，因為(wei) 我前兩(liang) 星期去看鎮江之孔廟，其大成殿上竟改為(wei) 織布工廠，雖係民教館為(wei) 訓練平民織布手藝而設，但總覺太不懂尊重孔子之道。以鎮江之大，不能另造一屋，作為(wei) 工廠之用嗎？日本尊孔，當然不懷好意。我當天就去函蔣先生報告此事，並認日本文化侵略之準備，中國不能不加強文化上之國防，更應由政府提倡進行。[52]

1934年5月25日，汪精衛亦電請蔣介石與(yu) 之聯名提議恢複祀孔：

弟與(yu) 季陶擬聯名提議中央，請以八月二十七日為(wei) 先師孔子誕辰紀念為(wei) 荷，聯名至禱，盼複。

該提議獲蔣介石首肯，當即回複：“極讚成，請附弟名提議。”[53]5月31日，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聯名提案，請定先師孔子誕辰日為(wei) 國定紀念日，並經國民黨(dang) 第123次中常會(hui) 議決(jue) ，自此長期飽受爭(zheng) 議的祀孔典禮得以恢複。[54]據陳果夫回憶：

下一星期中央政治〔常務〕會(hui) 議開會(hui) ，當即通過蔣先生所提恢複祭孔案，決(jue) 定自當年起，即以八月廿七日為(wei) 國定孔子誕辰。此時各同誌大半均了解中央的用意，少數年輕的同誌頗有責難，經我解釋之後，就無人反對了。[55]

陳果夫在回憶中將恢複祀孔歸功於(yu) 自己和蔣介石，而絕口不提汪精衛，無非因為(wei) 日後汪淪為(wei) 了反麵人物。由陳之回憶可見，縱然九一八事變後尊孔氛圍上升，但國民政府基層機構（如民眾(zhong) 教育館）仍然占用孔廟，“太不懂尊重孔子之道”，年輕黨(dang) 員對恢複祀孔亦“頗有責難”，足見黨(dang) 內(nei) 圍繞尊孔分歧之深。但麵對日本尊孔之“不懷好意”和“文化侵略”，出於(yu) “加強文化上之國防”的需要，不同意見最終不得不在當局的“解釋”之下勉強服從(cong) ，使尊孔得以一舉(ju) 恢複。換言之，若無日本文化侵略之外壓，尊孔或仍將道阻且長。

除儒道大會(hui) 的直接外因外，中日兩(liang) 國輿論亦普遍將對日本及偽(wei) 滿的因應作為(wei) 國民政府恢複祀孔的原因之一。1934年8月27日，在恢複祀孔後的首個(ge) 紀念日，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潘公展在演講中反複強調“今日紀念孔子，應有複仇的精神”，認為(wei) “隻孔子學說的一小部分，而日本竟成強國”，故呼籲國人“做到大統一、能複仇”。[56]偽(wei) 滿《三江報》社論認為(wei) ，“國民黨(dang) 人提倡主張新生活、提倡尊孔”是因其認識到，相較偽(wei) 滿“主張王道、振興(xing) 儒術”，“非此不足籠絡人心”。[57]日本禦用大儒、斯文會(hui) 前副會(hui) 長井上哲次郎表示：“看到‘滿洲’正實現著美滿的王道樂(le) 土，（南京國民政府）終究無法無動於(yu) 衷，作為(wei) 其多少影響下之結果，於(yu) 昨年八月二十七日舉(ju) 行釋奠，以孔子生誕日為(wei) 國祭日。”[58]另一位軍(jun) 國主義(yi) 儒者、斯文會(hui) 編輯部部長、東(dong) 京帝國大學教授高田真治也宣稱，南京國民政府“自昭和九（1934）年起，急忙複活孔子祭、采取尊崇孔教之方針者何也？實為(wei) 東(dong) 京湯島聖廟複興(xing) 並以此為(wei) 契機召開儒道大會(hui) 之影響所致也”。[59]

如上可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雖然蔣介石等當權派的文化取向日漸保守，不斷釋放尊孔信號，但國民黨(dang) 內(nei) 不同群體(ti) 之間圍繞尊孔與(yu) 否始終存在尖銳對立，祀孔的闕如、林廟修複和聖裔優(you) 待的遲滯，無不體(ti) 現了走向尊孔之困境。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的加劇和精神動員的需要，再次為(wei) 尊孔複古開辟了道路，而日本的大修孔廟和儒道大會(hui) 則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促使國民政府克服內(nei) 部文化分歧，一舉(ju) 恢複作為(wei) 國家典禮之祀孔。這是國民黨(dang) 走向全麵尊孔的重要標誌之一。

三、衍聖公渡日風波與(yu) 孔氏嫡裔納入國民政府體(ti) 係

如前所述，南京國民政府恢複尊孔在很大程度上出於(yu) 抗日禦侮和標榜正統，而絕非對日本和偽(wei) 滿的正麵響應，但在企圖“以儒侵華”的日本看來，這不僅(jin) 客觀上符合其長期以來的對華文化號召，還增強了舉(ju) 辦儒道大會(hui) 的現實合理性。伴隨東(dong) 京湯島孔廟主體(ti) 工程的完工，斯文會(hui) 與(yu) 外務省加速推進會(hui) 議計劃。1934年5月10日，基於(yu) 全部工程將於(yu) 次年4月竣工的預期，德川家達、阪穀芳郎再次向外務省提交儒道大會(hui) 備忘錄和經費申請書(shu) ，正式提出將會(hui) 議與(yu) 孔廟落成典禮合並舉(ju) 辦，並在一般學者外另邀孔、顏、曾、孟後裔15名與(yu) 會(hui) ，以增其隆重。[60]6月，為(wei) 使“儒學會(hui) 議之準備工作得見進一步之進展”，德川家達和阪穀芳郎再次向內(nei) 閣總理大臣岡(gang) 田啟介和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請求協助。鑒於(yu) 中國“尊孔之風的複興(xing) ”，阪穀直陳會(hui) 議對引導中國輿論的必要性：“借此機會(hui) 自民國招待學者名士，與(yu) 我國上下之人相會(hui) ，察看我國實際國情，進而以此實地之經驗，引導彼國之輿論。”[61]6月13日，基於(yu) 對儒道大會(hui) “作為(wei) 聯絡東(dong) 方民族精神之文化事業(ye) 實有意義(yi) ”之認識，廣田弘毅訓令駐華（含偽(wei) 滿）各使領館秘密調查推薦各地區出席學者與(yu) 聖賢後裔。[62]

孔子後裔在日本久具神聖化色彩，不僅(jin) 被視為(wei) 儒教之象征，還常常被與(yu) 天皇之“萬(wan) 世一係”相提並論。近代以來，無論朝野均欲借助這一特殊文化符號開展對華活動。辛亥鼎革後，日本朝野不時有擁立衍聖公為(wei) 帝的呼聲。[63]民國以來，日本各界赴曲阜祭孔者不絕如縷。1922年，鹿兒(er) 島孔子祭典會(hui) 通過外交渠道向孔府通告日本的尊孔盛況。[64]1926年，斯文會(hui) 會(hui) 員、魯文化研究者馬場春吉與(yu) 孔府建立常態化交往。1927年，在馬場建議下，曾於(yu) 一戰後任日本駐青島軍(jun) 政署調查部主任兼教育科主任的軍(jun) 國主義(yi) “孔教徒”田中逸平呼籲日本向孔府捐建圖書(shu) 館並前往祭孔，以建立兩(liang) 國的“斯文同盟”，他同時建議擁立孔子後裔為(wei) 君主，建立“王道國家”。[65]1928年2月，田中之內(nei) 兄、斯文會(hui) 編輯部部長鹽穀溫受外務省資助率團來曲阜祭孔，並邀衍聖公赴日留學[66]，後因濟南慘案之發生而未果。[67]此後，斯文會(hui) 副會(hui) 長澀澤榮一等人仍堅持邀請衍聖公赴日遊曆。[68]另外，如前文所述，1928年7月改革曲阜林廟案發生後，馬場春吉、峰間信吉與(yu) 金子定一、大川周明等曾兩(liang) 度運動張學良向蔣介石施壓，阻止沒收林廟，不僅(jin) 如此，大川還要求張迎衍聖公於(yu) 奉天，以借助其“實現王道國家於(yu) 東(dong) 三省”。[69]自1931年起，馬場春吉的山東(dong) 文化研究獲得外務省資助，他出入孔府“采其門外不出之貴重家譜和記錄”，對聖跡和聖裔狀況作整體(ti) 調查。[70]1932年1月30日，馬場春吉受邀在外務省報告孔孟遺跡及其後裔之現狀[71]，其演講稿後被印發給外務大臣、省內(nei) 各部局課以及駐各國使領館，為(wei) 外務當局認識和利用孔子後裔提供了重要參考。[72]

如前所述，早在1933年初，斯文會(hui) 即曾命馬場春吉先期斡旋衍聖公赴日參加孔廟落成和儒道大會(hui) 事，盡管其“竭盡精力”曆訪孔族長老，但宥於(yu) 九一八事變後的國內(nei) 情勢，孔府“終究未有允諾”。[73]有鑒於(yu) 此，1934年8月3日，日本駐濟南總領事西田耕一在向外務大臣報送其物色的聖裔和魯籍學者人選時，特別強調由山東(dong) 省政府主席韓複榘“逐一慫恿”的重要性。為(wei) 便於(yu) 利用韓之權威，在衍聖公孔德成以外，西田主要推薦了省教育廳科長孔令燦等具有公職身份的孔族成員，以及趙新儒、莊陔蘭(lan) 、靳雲(yun) 鵬等魯籍名流共15人。其餘(yu) 各使領館也陸續將本轄區內(nei) 學者名人報送外務省參考：駐北平公使館推薦了江瀚、孫雄、吳宓、黃節4人；駐上海公使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日本駐華公使館未遷南京，在平滬兩(liang) 地同時辦公）推薦了章炳麟、蔡元培、董康、章士釗、黃侃、葉恭綽、許世英、於(yu) 右任等14人，上海總領事館報送了王一亭、章炳麟、陳柱尊等5人；天津總領事館報送了王揖唐、陳寶琛、方若、趙元禮等7人。[74]

1934年8月27日，中國舉(ju) 國上下隆重舉(ju) 行了恢複祀孔以來的首次祭孔典禮，受到日本的密切關(guan) 注，外務省文化事業(ye) 部將各處使領館呈報之祭孔盛況匯集成冊(ce) ，下發斯文會(hui) 與(yu) 各涉華文化團體(ti) 參考。[75]中國的尊孔風潮無疑進一步強化了日本召開“儒學會(hui) 議”的現實意義(yi) 和合理性，斯文會(hui) 由此加速推進會(hui) 議計劃，並於(yu) 9月20日正式將會(hui) 議名稱確定為(wei) 儒道大會(hui) 。同時，斯文會(hui) 委托受外務省指派前往偽(wei) 滿及華北考察文化事業(ye) 、曾長期擔任駐華領事的“中國通”岩村成允代為(wei) 邀請中國學者和聖裔出席大會(hui) 。[76]

根據外務省訓令，人員篩選均在保密中進行。然而，9月21日，日本聯合社卻根據對斯文會(hui) 副會(hui) 長服部宇之吉的采訪，報道了儒道大會(hui) 計劃，並提及孔德成、孔令燦受邀，偽(wei) 滿國務總理鄭孝胥等亦參加。[77]該消息經兩(liang) 國報刊轉載後，立即引起國人的警覺。時人鹹將該大會(hui) 視為(wei) 文化侵略，認為(wei) ：日本將“藉孔德成參加祭禮一事，作為(wei) 中國民心傾(qing) 向親(qin) 日的宣示”；“相機挾孔德成到偽(wei) 國去，以便在王道主義(yi) 的口號下，期得以收拾未死的東(dong) 北的民心”；“爭(zheng) 得孔德成，實無異爭(zheng) 得王道的正統，於(yu) 收拾民心上，得益必多”；“日人愚弄溥儀(yi) 之餘(yu) ，再來愚弄一個(ge) 孔德成”。[78]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9月25日，孔府以孔德成名義(yi) 登報聲明絕不赴日。[79]

對此，9月26—28日，西田耕一在給外務大臣的機密報告中堅信該聲明不過為(wei) 孔令燦個(ge) 人攝於(yu) 黨(dang) 部壓力所主使，而“孔家對日本並非有惡化之感情”，其判斷依據為(wei) ：1.當年5月其本人訪問孔府時受到“懇切”招待；2.孔府向來對到訪日人提供便利。他分析，孔府發表聲明之原因為(wei) ：1.“最近國民黨(dang) 之方針傾(qing) 向儒教崇拜，恢複祭孔、修理孔廟，對於(yu) 停發已久之對衍聖公府的補助金，公府和政府也在折衝(chong) 之中，此種問題有刺激黨(dang) 部等相關(guan) 方麵感情之虞”；2.“最近，日本欲策動擁立孔德成（為(wei) 傀儡）於(yu) 華北之謠言在部分中國人之間流傳(chuan) ，對輿論有顯著刺激之虞”。[80]

麵對極其不利的輿論形勢，9月27日，西田會(hui) 見山東(dong) 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強調邀請聖裔參加孔廟落成 “超越國際關(guan) 係，基於(yu) 尊崇儒教且發揚東(dong) 方文化之宗旨，不含任何政治意味”。何表示，無論孔府如何聲明，山東(dong) 作為(wei) 孔子文化發祥地，理應派適當人選出席。10月14日，岩村成允抵魯交涉（此前其已在偽(wei) 滿拜謁溥儀(yi) ，並在北平拜會(hui) 何應欽、黃郛、袁良、傅增湘、湯爾和、倫(lun) 明等人）。15日，西田和岩村分別往訪韓複榘和孔府。韓表示“斯文會(hui) 之舉(ju) 誠有意義(yi) 之事”，但也說明“孔德成尚年幼且學業(ye) 在身，不可能出席”，將另選孔族代表及山東(dong) 儒者赴會(hui) 。對岩村的造訪，孔德成稱病未見。17日，朝鮮銀行總裁加藤敬三郎亦攜西田耕一的介紹信到訪孔府，孔德成仍以病中為(wei) 由未予接見。次日，孔德成致函西田耕一，對未接見岩村和加藤一事表示歉意：“鄙人亟願竭誠接見，藉親(qin) 貴國時賢。不料天不假緣，適抱采薪之疾，不可以風，心殊愧歉。”此信令西田重返樂(le) 觀，在給外務大臣的報告中，他重申“絕對不出席之聲明不過為(wei) 時事所迫之不得已之舉(ju) ”，想當然地認為(wei) 孔家“甚至感謝我方之好意”，並建議今後充分動員韓複榘。[81]

繼在日本文化侵略的外壓下恢複祀孔後，國民政府又著手籌劃修複孔廟和優(you) 待孔子後裔。1934年8月28日，首次祀孔大典次日，汪精衛進一步提出三項尊孔意見，其要點為(wei) ：1.對衍聖公孔德成決(jue) 另予封號，以示尊重；2.孔氏免賦田畝(mu) 10萬(wan) 畝(mu) ，亦決(jue) 由政府加以整理，以贍其後裔；3.由內(nei) 政部擬具修複孔廟辦法。[82]30日，國民黨(dang) 第136次中常會(hui) 推戴季陶籌擬尊崇孔子、發揚文化辦法。[83]

孔德成東(dong) 渡風波發生後，國民政府的尊孔進度明顯加快。1934年9月27日，韓複榘電蔣介石、汪精衛等，謂修複林廟不敷甚巨，請中央速籌辦法。[84]10月3日，韓又急派何思源赴南京麵見汪精衛、戴季陶等，敦促修複孔廟及優(you) 待孔裔。[85]4日，國民黨(dang) 第141次中常會(hui) 通過《修理維持曲阜孔子陵廟辦法》，規定由中央撥款20萬(wan) 元，各省參照總理陵寢例分擔費用[86]，將修複孔廟提升為(wei) 國策工程。其後，中央又擬成立“修理孔廟委員會(hui) ”，戴季陶任會(hui) 長，加聘孔氏後裔為(wei) 委員，首批撥款10萬(wan) 元亦於(yu) 當月匯抵。關(guan) 於(yu) 孔氏財產(chan) ，《辦法》規定可由政府協助其整理，以法定形式否定了沒收林廟案以來喧囂多年的收歸公有論，保障了孔氏財產(chan) 安全。同時，國民政府內(nei) 定任命孔德成為(wei) “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87]，繼於(yu) 11月15日由國民黨(dang) 第147次中常會(hui) 議決(jue) 通過，畀以特任官待遇，正式將孔子後裔納入國民政府體(ti) 係。[88]孔子之尊號因之從(cong) 1934年恢複祀孔時的“先師”，回歸至王朝時代追封的“大成至聖先師”，國民黨(dang) 之尊孔達到頂峰。

對於(yu) 國民政府加速尊孔與(yu) 日本拉攏聖裔之關(guan) 聯，中日兩(liang) 國輿論有充分之認識，多將兩(liang) 者相提並論。如《申報》新聞《衍聖公孔德成拒絕日人誘惑》標題下有“魯省修複孔廟會(hui) 議進行中”之副標題[89]；該報還以“日人勸曲阜衍聖公孔德成赴日引起各方注意”為(wei) 背景，詳細介紹了國民政府修複孔廟、整理孔氏田產(chan) 的動向。[90]井上哲次郎也認為(wei) ，南京國民政府“本年對孔、顏二氏子孫大表敬意，無論如何思考，都無外乎是受到儒道大會(hui) 之影響”。[91]盡管我們(men) 可以認為(wei) 孔廟已受損有年，對其進行修複與(yu) 日本無必然關(guan) 係，可是，若不搶先將衍聖公納入國民政府體(ti) 係，即無理由限製其東(dong) 渡，兩(liang) 者關(guan) 聯不言自明。

四、儒道大會(hui) 的召開和國民政府代表團的派遣

自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後，中日關(guan) 係一度進入“平靜期”。然而，自1935年1月起，日軍(jun) 重行進犯華北。奉行“攘外必先安內(nei) ”政策的國民黨(dang) 蔣汪當局，在與(yu) 日軍(jun) 局部折衝(chong) 的同時，亟思從(cong) 外交上尋求解決(jue) 之道。與(yu) 此同時，廣田弘毅自上任以來一麵處處追認、配合軍(jun) 部的侵略行動，一麵又標榜“協和外交”，企圖鞏固侵略成果，擺脫國際孤立。以蔣介石於(yu) 1935年初發表的《敵乎？友乎？——中日關(guan) 係的檢討》一文為(wei) 契機，“國民政府在年初確定了對日緩和、化敵為(wei) 友的方針”，向日本釋放出改善關(guan) 係的信號。[92]1月22日和25日，廣田弘毅接連在國會(hui) 貴族院、眾(zhong) 議院的演說和答辯中提出了“與(yu) 鄰接諸國之間常重善鄰之誼，以互不侵迫為(wei) 宗旨”和“不威脅、不侵略”的外交原則，並信誓旦旦地宣稱“在我任期內(nei) 斷無戰爭(zheng) ”。[93]隨即，國民政府采取了一係列“親(qin) 日”舉(ju) 措回應廣田外交：1—2月間，蔣介石破例接見日本駐華武官鈴木美通和公使有吉明；蔣汪數次發表親(qin) 日談話；密集發布禁止排日令；撤換黨(dang) 內(nei) 反日派（如邵元衝(chong) ）等。作為(wei) “回報”，5月17日，日本外務省宣布將中日外交等級由公使級提升至大使級，日本與(yu) 國民政府之“親(qin) 善”達到高潮。6月10日，國民政府通令全國，要求國民“對於(yu) 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wei) ”。[94]這就是發生於(yu) 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親(qin) 善”概況。兩(liang) 國圍繞儒道大會(hui) 的交涉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其過程與(yu) 結果深受該時期兩(liang) 國外交格局的影響。

1935年2月20—21日，外務大臣廣田弘毅通知駐華各使領館，將於(yu) 4月28日起舉(ju) 辦儒道大會(hui) ，要求各處即行確定出席人選。對濟南總領事，外務省特別要求在“與(yu) 韓主席及孔家等方麵充分接洽”的基礎上，促使其派遣孔、顏、曾、孟四聖後裔各一名及山東(dong) 儒者一兩(liang) 名赴會(hui) 。[95]3月3日，文部大臣鬆田源治召集財閥頭領、外務省、斯文會(hui) 等方麵商議會(hui) 議資金問題，在三菱銀行會(hui) 長串田萬(wan) 藏、第一生命保險相互會(hui) 社社長兼斯文會(hui) 監事矢野恒太的帶領下，當場基本完成資金籌措[96]，可見當時以尊孔開展對華文化活動已成為(wei) 日本各界之共識。

接廣田弘毅電令後，3月2日，西田耕一麵見韓複榘，請求其斡旋聖裔人等參會(hui) ，並表示將視情況直接與(yu) 孔家溝通。韓試圖阻止西田與(yu) 孔家直接接觸，他表示，“孔家等各家對政府及外界頗有忌憚，實難自主決(jue) 定”，且孔德成為(wei) 中央任命之奉祀官，宜由政府出麵商請。韓還暗示“在當前形勢下如給外界造成山東(dong) 省政府獨斷行之的印象，有招致種種誤解之虞，在形式上有報告中央之必要”，在維持對日合作的同時力避招致“親(qin) 日”之非難。4日，應韓複榘要求，西田以公文正式照會(hui) 山東(dong) 省政府，交涉聖裔赴日一事。[97]

3月12日，山東(dong) 省民政廳廳長李樹春和教育廳廳長何思源專(zhuan) 程前往孔府，得到孔德成“絕不赴日本，來訪日人均拒絕”的承諾，兩(liang) 廳長也允諾為(wei) 孔府查清抗租田產(chan) ，嚴(yan) 厲催繳[98]，此舉(ju) 似有通過優(you) 加安撫，使其一唯政府之意是從(cong) ，不與(yu) 日本單獨接觸之目的。

為(wei) 加快邀請進度，日本外務當局在與(yu) 山東(dong) 省政府局部交涉的同時，還直接活動中央政府加以推進。3月16日，西田耕一麵見韓複榘再催此事，韓告其已電請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指示。19日，西田建議外務大臣和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直接運動汪精衛。21日，須磨函請外交部常務次長唐有壬，希望“汪院長慫恿孔德成參加”，唐允為(wei) 斡旋，並表示“如其本人主動要求參加則簡單矣”。[99]

對正積極與(yu) 日謀和的國民政府而言，盡量迎合日方無疑是展現“誠意”的良機，且弱勢地位也不允許其完全拒絕日方要求。但從(cong) 國民政府自身立場出發，所有迎合都必須以規避聖裔被挾持為(wei) 傀儡為(wei) 前提。其實，國民政府對日本利用聖裔的蓄謀亦有清醒認識。1935年1月30日，軍(jun) 事委員會(hui) 秘書(shu) 長楊永泰將其親(qin) 信、北平《實報》社社長管翼賢發來的日本將利用孔德成的密電呈報蔣介石：“日使館消息，日文部省在東(dong) 京修建孔廟，已派員來平購買(mai) 古物及孔廟用器。日方擬必要時挾衍聖公孔德成東(dong) 渡，作將來對華北軍(jun) 事上傀儡。”[100]如孔德成重蹈溥儀(yi) 之覆轍，必將被當作宣揚“王道”的工具，極大地助長日本的對華文化侵略，故不使之赴日殆無疑義(yi) 。在政府態度尚不明朗時，山東(dong) 部分青年也認為(wei) 孔德成“東(dong) 渡必受人利用，一致反對此種舉(ju) 動”，並“聯名呈請中央阻止聖裔之此行”。[101]

最終，汪精衛采取了折中對策。3月26日，汪精衛電示韓複榘政府方針。據27日唐有壬向須磨透露，汪以“孔德成為(wei) 小學畢業(ye) 程度之少年”，決(jue) 定另派魯省學者代其出席。同日，西田麵見何思源，請其“至急決(jue) 定”人選。何思源以正待中央回訓為(wei) 由，僅(jin) 將奉韓複榘“內(nei) 命”銓考中的名單交付西田，內(nei) 定曲阜明德中學校長孔昭潤或民政廳主任孔令偉(wei) 代孔德成出席，其餘(yu) 為(wei) 顏、曾、孟各氏奉祀官及趙新儒、王獻唐等學者。隨後，韓複榘在會(hui) 見西田時也向其透露，“汪院長以孔子後裔渡日無大礙，當許可”，原則上表示同意。[102]

在此基礎上，國民政府決(jue) 定以中央政府名義(yi) 派聖裔代表赴日參會(hui) 。3月30日，內(nei) 政、教育兩(liang) 部電令山東(dong) 省政府，儒道大會(hui) 不必使孔德成親(qin) 往，應由民政、教育兩(liang) 廳遴選聖裔及儒者代表開具履曆報部審核，並須於(yu) 赴日前來京請訓。[103]4月3日，西田再訪韓複榘確認中央回訓，韓告其：“汪院長令外交、內(nei) 政、教育三部會(hui) 商後，準孔子後裔代表人等赴日，尤其對該人等采取中央派遣之形式，赴日前須進京請訓。”4月5日，西田耕一複麵催韓複榘提交正式名單。當日，韓派孔令燦前往日本駐濟南總領事館口頭通知以孔昭潤為(wei) 孔德成代表，並再次透露中央之指令：“各後裔皆正式代表，均由中央給資、中央派遣，且出發前須赴南京，由中央派適當人員帶領赴日。” [104]4月14日，山東(dong) 省政府正式將行政院核準的出席人員名單函告西田耕一，分別為(wei) ：至聖奉祀官孔德成代表孔昭潤，複聖奉祀官顏世墉代表顏振鴻，儒者代表聶澄澤、趙新儒，省政府秘書(shu) 處外事股主任王守德。[105]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韓複榘、孔令璨兩(liang) 經表示各代表均由中央給資和派遣，但在正式名單通報後，韓複榘卻向日本駐濟南總領事館館員暗示希望日方承擔費用。為(wei) 避免因旅費問題影響代表赴日，外務大臣電告西田耕一日方可承擔一切費用，下榻地點亦可定在日本最豪華的帝國飯店，並要求西田火速提出所有禮遇要求，避免再生枝節。從(cong) 此細節亦可窺出日方對聖裔來日期盼程度之一斑。[106]

與(yu) 聖裔邀請工作相同步，日本駐平、津、滬使領館亦按照斯文會(hui) 提供的名單，邀請學者名流。由於(yu) 受邀對象多為(wei) 曾任外務省“東(dong) 方文化事業(ye) ”的中方委員或參與(yu) 其事者，所以多欣然應允。加之，他們(men) 均以個(ge) 人身份出席，與(yu) 外交無涉，故較易決(jue) 定。受邀者中，除陳煥章已於(yu) 1933年離世外，傅增湘、江瀚、孫雄、吳廷燮、王一亭以抱疾或家事為(wei) 由謝絕，最終出席者為(wei) ：前北京政府司法總長董康，前北京執政府秘書(shu) 長、東(dong) 方文化事業(ye) 總委員會(hui) 委員梁鴻誌，輔仁大學教授、東(dong) 方文化事業(ye)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倫(lun) 明，前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陳任中，前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東(dong) 方文化事業(ye) 總委員會(hui) 委員湯中，前北京眾(zhong) 議院議員張海若及隨員等共20餘(yu) 人。其中，湯中為(wei) 唐有壬推薦，體(ti) 現了國民政府外交當局對儒道大會(hui) 的配合。[107]

受中日關(guan) 係影響，名單以外一般人選的邀請工作舉(ju) 步維艱。日本駐杭州總領事力勸當地學者錢文選與(yu) 會(hui) ，駐漢口總領事請求省政府主席張群推薦人選，駐廣州總領事勸汕頭孔教會(hui) 主席溫廷敬、副主席楊雪立出席，均未果。駐蘇州總領事亦未覓得有意出席者。[108]當然，與(yu) 主動邀請受挫相對照，未受邀請而誌願或自費出席者亦非全無。河南“孔學研究會(hui) 理事長”喬(qiao) 作棟、河南大學教授汪吟龍[109]、天津市政府監察事務主任裘世廉在閱報得知後[110]，均主動向日本駐濟南、天津總領事館申請參加（由於(yu) 喬(qiao) 、裘資格不足，所以最終僅(jin) 汪吟龍一人成行），汪吟龍並稱讚日本“之尊崇先師孔子實為(wei) 吾輩同人之所感謝者也”，反映出當時國人對日態度和赴日目的的多樣化。

偽(wei) 滿方麵，鄭孝胥一度表示“如能遍邀歐美各國學者來東(dong) 京觀禮，則必設法請假，前往與(yu) 會(hui) ”[111]，但實際並未出席。揆之當時狀況，或因：1.溥儀(yi) 同期訪日，鄭須在偽(wei) 滿留守；2.僅(jin) 有兩(liang) 名歐美學者出席，國際化程度較低，鄭若出席易遭到國民政府代表的抵製。最終，偽(wei) 滿派出偽(wei) 文教部次長許汝棻、偽(wei) 奉天省教育廳廳長韋煥章、偽(wei) 吉林省教育廳廳長張書(shu) 瀚、偽(wei) 大同報社社長王光烈及隨員等6人參會(hui) 。為(wei) 避免形成承認偽(wei) 滿的印象，國民政府十分注意政府代表與(yu) 偽(wei) 滿代表的區隔。1935年4月17日，唐有壬向須磨彌吉郎要求，勿使國民政府代表與(yu) 偽(wei) 滿代表同場參拜。接須磨報告後，外務大臣複稱，“孔子祭典亦有相當數量之歐美學者參列，毋庸投以政治化考慮”，並允諾采取“適當之措施”規避之。[112]23日，即代表離滬出發當日，唐有壬和高宗武再次告知須磨務必加以區隔。[113]

日本將孔廟落成與(yu) 儒道大會(hui) 視為(wei) 舉(ju) 國盛事，先後舉(ju) 辦了一係列高規格紀念活動。3月29日，為(wei) “勸獎斯道”，日本天皇向斯文會(hui) 下賜青銅孔子像[114]；4月13日，偽(wei) 滿皇帝溥儀(yi) 參拜孔廟[115]；28日，匯集東(dong) 亞(ya) 儒者名流數百人的儒道大會(hui) 召開；30日，孔廟落成後首次祭孔大典舉(ju) 行，斯文會(hui) 總裁伏見宮博恭王、日本內(nei) 閣總理大臣岡(gang) 田啟介及各大臣親(qin) 臨(lin) 或致賀詞，盛況空前。日本從(cong) 1935年起決(jue) 定從(cong) 國家公費中開支祭孔經費，使祭孔上升為(wei) “國祭”。此外，日方對國民政府代表尤其聖裔備極優(you) 禮，斯文會(hui) 總裁、會(hui) 長、日本內(nei) 閣總理大臣，以及財閥首領大倉(cang) 喜七郎、矢野恒太等紛紛宴請或招待遊園，宮內(nei) 省特別開放禦苑供代表觀賞。[116]

對於(yu) 此次大會(hui) 在對華文化侵略上的意義(yi) ，日本官方和輿論均高度評價(jia) 並寄予厚望。岡(gang) 田啟介稱：“同文同種之人相集，召開儒道大會(hui) ，尤其得見自山東(dong) 曲阜而來之孔家、顏家兩(liang) 代表，及其他諸外國之碩學，其於(yu) 儒道上之深遠意義(yi) ，自國際上言之，亦已產(chan) 生非常之效果。”文部大臣鬆田源治認為(wei) ：“召開儒道大會(hui) ，以此闡明孔夫子之盛德，圖東(dong) 亞(ya) 同文民族之親(qin) 善，進而有所資取於(yu) 世界人類之和平……更自友邦中華民國派來孔家代表之孔子裔孫，洵為(wei) 錦上添花之事。大會(hui) 之意義(yi) 為(wei) 之益加深刻，實可謂我史上空前之盛事。” [117]岩村成允認為(wei) ，“從(cong) 來奉三民主義(yi) 為(wei) 金科玉條”的國民政府轉向尊孔，且“（孔、顏）二氏依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山東(dong) 省政府之命令公然來會(hui) ”，將對“上升中的日中親(qin) 善趨向”裨益良多。《東(dong) 京朝日新聞》社論提出建議：“當此以孔教為(wei) 中心實現日‘滿’華三國文化提攜之際，我外務、陸軍(jun) 等相關(guan) 當局……應配合當麵之外交折衝(chong) ，謀求對華文化工作之劃時代發展。”[118]為(wei) 引導輿論、擴大影響，日本駐華使領館也利用親(qin) 日媒體(ti) 對儒道大會(hui) 大肆宣傳(chuan) ，受日本資助的天津《民報》社社長魯嗣香盛讚日本強盛之源在孔教，妄言日本之尊孔可以“救濟我們(men) 國人一時悖謬的心理”。[119]

對於(yu) 日方在大會(hui) 期間對國民政府代表的諸般“優(you) 待”，代表和國民政府當局予以積極回應。在儒道大會(hui) 致辭中，孔昭潤盛讚“貴國複興(xing) 聖堂，並開儒道大會(hui) ，提倡儒術，鄙人寔萬(wan) 分欽佩，不但為(wei) 聖道慶，且預為(wei) 世界大同慶”[120]，可謂體(ti) 現了國民政府的對日迎合立場。歸國後，代表一行循慣例晉京複命，報告大會(hui) 詳情。[121]為(wei) 表達對日方優(you) 待的感謝，6月28日，山東(dong) 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專(zhuan) 門陪同孔德成前往日本駐濟南總領事館，拜訪來華考察的外務省文化事業(ye) 部部長岡(gang) 田兼一。當晚，山東(dong) 省政府主席韓複榘複率孔德成和儒道大會(hui) 代表參加西田耕一舉(ju) 辦的宴會(hui) ，再表答謝。[122]此外，未出席大會(hui) 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也向斯文會(hui) 贈送了孔子畫像。[123]可見，在中日邦交調整的大背景下，國民黨(dang) 中央和地方當局均欲通過文化手段對日示好。

從(cong) 日本在中國代表尤其是聖裔邀請上所表現出的迫切心情和對大會(hui) 意義(yi) 的過高評價(jia) 可見，日本朝野上下亟欲通過尊孔導引中國之對日傾(qing) 向。麵對日方的力邀，國民政府采取了製而用之的策略，一方麵派血緣較疏的聖裔代表與(yu) 會(hui) ，另一方麵又畀之以中央代表的高規格，如此對應，既降低了被日人利用的風險、宣示了道統在我，又展示了政府的對日“重視”，顯有借文化外交配合邦交調整之意圖。然而，文化侵略的本質決(jue) 定日本的尊孔舉(ju) 動無法獲得中國的好感，除一部分人表示應借鑒“日本吸取了我國文化，潛心研究，國勢日強”的經驗“對我國固有的文化，應當要發揚廣大之”外[124]，多數民眾(zhong) 對此持警惕和反感態度。加之，民主與(yu) 科學已成為(wei) 中國的時代潮流，儒道外衣實難引起新生代知識分子的共鳴。儒道大會(hui) 時，魯迅曾專(zhuan) 門撰寫(xie) 日文文章《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發表於(yu) 日本《改造》月刊，以“日本的湯島，孔子的聖廟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jun) 就寄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的畫像”為(wei) 例，諷刺尊孔“是大人老爺們(men) 的事”，批判國民政府和日本尊孔的逆潮流性。[125]

結  語

以儒道大會(hui) 為(wei) 契機，日本的“以儒侵華”觀念進一步強化，對聖裔的拉攏有增無減。斯文會(hui) 會(hui) 員、漢學家鬆本洪不惜鼓吹法西斯主義(yi) ，呼籲軍(jun) 部將日本化的儒學強推於(yu) 中國和偽(wei) 滿，以反客為(wei) 主，使中國儒者“叩頭”；井上哲次郎拋出與(yu) 田中逸平如出一轍的聖裔擁戴論調，稱中國應“立孔子之子孫為(wei) 君主，政治亦行孔子理想之王道”。[126]1936年6月，天津日本駐屯軍(jun) 司令部派員秘密拜會(hui) 孔德成，欲高薪聘為(wei) “孔聖傳(chuan) 教使”[127]；當年12月，孔德成大婚時，外務大臣指示駐華大使和文化事業(ye) 部致電祝賀[128]；1937年3月28日，在外務省資助下，斯文會(hui) 編輯部部長高田真治一行13人攜會(hui) 長德川家達等人所贈禮品到訪孔府。[129]此外，抗戰爆發前，日本還曾三次派人慫恿孔府奉衛官孔令俊劫持孔德成，以擔任未來政權之傀儡。[130]

由於(yu) 國民黨(dang) 當局早已洞悉日本拉攏聖裔的圖謀，所以對其侵略行為(wei) 采取了一係列預防措施。1935年10月6日，國民黨(dang) 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左舜生報告蔣介石，日本“如必欲另建傀儡國，則孔德成亦為(wei) 日所屬意”。[131]1936年2月1日，國民黨(dang) 中央民眾(zhong) 訓練部與(yu) 內(nei) 政、教育兩(liang) 部討論孔教總會(hui) 立案問題時，考慮到“敵人利用尊孔心理，多方勾引孔裔，以遂行其陰謀”，專(zhuan) 門將入會(hui) 資格限定為(wei) 中國籍。[132]七七事變後，為(wei) 避免聖裔落入敵手，1938年1月2日，國民黨(dang) 軍(jun) 特奉蔣介石之命將孔德成送至漢口。對此，媒體(ti) 紛紛以“孔德成拒絕日本將其扶持為(wei) 華北偽(wei) 政權皇帝之勸誘”相報道。[133]

聖裔南下後，日本表現出計劃落空後的極端惱怒。1月4日，即曲阜陷落當日，日軍(jun) 迅即探查孔德成去向。[134]當確認其已南下後，半月之間，日本主要報紙連篇累牘登載孔氏夫婦的“受難詳報”，譴責“蔣以暴力挾持孔德成夫婦南下”。[135]斯文會(hui) 也抨擊蔣介石之舉(ju) “絲(si) 毫不容於(yu) 人道”，並稱“皇軍(jun) 在直接對孔德成氏之安否采取萬(wan) 全對策的同時，已承擔起保護聖廟、聖墓以及孔家於(yu) 萬(wan) 無一失的大任”。[136]據1939年6月12日孔德成日記記載：“日人有至家中惇惇問餘(yu) 重慶住址者。”[137]1942年，國民黨(dang) 在日情報人員還曾報告，日本大本營有人主張利用大轟炸之機，派空降兵劫持孔德成出川，然後立為(wei) 皇帝。[138]此外，全麵抗戰期間，儒道大會(hui) 的出席者如董康、梁鴻誌、汪吟龍、孔昭潤等，均不同程度上受到日偽(wei) 的利用而出任偽(wei) 職[139]，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儒道大會(hui) 之目的和所欲達到的“非常之效果”。

綜上所述，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兩(liang) 國圍繞儒道大會(hui) 展開的尊孔博弈與(yu) 互動，不僅(jin) 為(wei) 戰前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一個(ge) 高潮，亦在國民黨(dang) 尊孔史和對日關(guan) 係史上具有代表性意義(yi) 。綜觀全文，不難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日本的尊孔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和外交需求，在根本上服務於(yu) 其對華侵略之國策。中日兩(liang) 國同屬儒學文化圈，近代以來，為(wei) 喚起中國對“同文同教”之共鳴，輔助在華侵略擴張，日本積極利用儒學對華相號召，儒道大會(hui) 是該策略的延續和代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朝野尤其是以廣田弘毅為(wei) 代表的外務當局，在“協和外交”的旗號下通過儒道大會(hui) 方式開展對華文化侵略，其目的不過為(wei) 麻痹中國的反日情緒，鞏固侵略成果。同一時期，廣田弘毅在華北事變上對軍(jun) 部亦步亦趨的配合，更足以說明其儒道號召乃至“協和外交”的虛偽(wei) 性。此外，日方動用外交手段反複交涉聖裔渡日，儒道大會(hui) 後複加以持續籠絡、勸誘甚至不惜冒險劫持，征之田中逸平、井上哲次郎等人的聖裔擁立論調和儒道大會(hui) 出席者日後多淪為(wei) 漢奸的史實，實不難看出儒道大會(hui) 還帶有為(wei) 未來侵華預選代理人之使命。

第二，麵對日本的文化侵略，國民政府果斷采取一係列對抗性尊孔舉(ju) 措，走向全麵尊孔。國民黨(dang) 自建政以來，出於(yu) 建立政權合法性、鞏固統治之需要，蔣介石等實權派不斷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尊孔複古，這是國民黨(dang) 走向尊孔的內(nei) 在動力和主因。但由於(yu) 文化分歧難以調和，國民黨(dang) 始終未能全盤恢複儒家道統。在民族危機加深的背景下，日本以尊孔開展文化侵略，不僅(jin) 有弱化國民政府向心力、動搖民族精神之虞，更有聖裔被挾持為(wei) 傀儡之風險。麵對這一外部威脅，為(wei) “加強文化上之國防”，國民黨(dang) 克服內(nei) 部文化分歧，斷然恢複祀孔、大修孔廟並優(you) 待聖裔，走向全麵尊孔。從(cong) 該意義(yi) 上講，日本之文化侵略是國民政府走向全麵尊孔的直接外因。

第三，在儒道大會(hui) 交涉中，國民政府在維護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高規格派員赴會(hui) ，有借文化外交改善對日關(guan) 係之考量。中日儒道大會(hui) 交涉發生於(yu) 1935年上半年之兩(liang) 國“親(qin) 善”時期，為(wei) 國民政府展示“誠意”提供了機會(hui) 。雖然汪精衛當局力避孔子嫡裔赴日，卻另以中央政府名義(yi) 派代表參會(hui) ，可謂最大限度“誠意”之展示。對此，日本朝野均給予正麵評價(jia) ，並極力優(you) 禮其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國民政府的反日形象。日本外務省宣布將對華外交等級提升至大使級，正是發生在儒道大會(hui) 召開次月。若言邦交提升是日本對國民政府“親(qin) 日”轉向的“總回報”，則派員出席儒道大會(hui) 作為(wei) 國民政府直接“親(qin) 日”表現之一，其與(yu) 1935年中日邦交調整的關(guan) 聯似應得到注意。

最後，對華侵略的根本國策使日本的尊孔活動最終收效甚微，未能也不可能達到引導中國主流輿論之目的。雖然儒道大會(hui) 是全麵抗戰爆發前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最高潮，但其實際效果上卻與(yu) 預想相差天淵。國民黨(dang) 雖在形式上全麵走向尊孔，但其目的是與(yu) 日對抗，並非日人自認之良機，派代表出席亦不過為(wei) 緩兵之計，象征意義(yi) 遠大於(yu) 實際意義(yi) 。同一時期軍(jun) 部在華北變本加厲的侵略行徑，更使中國朝野意識到與(yu) 日“親(qin) 善”無異於(yu) 與(yu) 虎謀皮。

[1] 劉嶽兵：《中日近現代思想與儒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46頁。
 
[2] 著名法西斯主義理論家、戰後被定為甲級戰犯的大川周明曾說：“儒教在吾國結出最美之果實。反觀中國……孔孟之精神已亡於其鄉土……儒教之至深的生命已於吾等之國民生活中複活，其至高之理想的實現，必須由吾等完成。”參見呉懐中『大川周明と近代中國：日中関係の在り方をめぐる認識と行動』、日本僑報社、2007年、41—42頁。
 
[3] 如1915年澀澤榮一、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等日本儒界名流為緩和一戰後中國民眾高漲的反日情緒，曾倡議中日共建“儒教大學”於山東，並謂欲通過發揚儒學取得“偉大的精神上之效果”，進而“助長兩國親善”；1917年11月，青島守備軍司令官、中將本鄉房太郎甫上任，“第一位即參拜奉祀儒教本尊之曲阜聖廟”，並獻納銀鼎，欲以此博得中國民眾在精神上的好感 。參見「青島に儒教大學 日支共同の経営 井上文學博士談」、『東京朝日新聞』、1915年7月10日、第4頁；本郷房太郎「精神的に復興せよ」、『斯文』第12編第10號、1930年12月、3—4頁。
 
[4] 橋川文三『昭和維新試論』、朝日新聞社、1984年、203—205頁。
 
[5] 該會議由貴族院議員、斯文會副會長阪穀芳郎於1931—1932年之交首次提出，初泛稱儒學會議，後於1934年9月20日正式定名為“儒道大會”。為行文方便，除引文外，統一稱作“儒道大會”。參見斯文會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斯文會、1936年、1、380頁。
 
[6] 吉林大學中文係三結合編寫組編：《魯迅雜文選講》（2），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5頁。
 
[7] 劉嶽兵：《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07頁。
 
[8] 蔡淵洯：《抗戰前國民黨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1928—1937）》，博士學位論文，台灣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1991年，第296頁。
 
[9] 李俊領：《“文治”與聖裔:國民政府對孔德成的借助及其困境》，《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5頁。
 
[10] 參見島崎貞彥「在中國日本公使館の大使館昇格問題」、『國際政治』第28號、1965年4月、111—112頁；宇野重昭「広田弘毅の対華政策と蔣介石—自護體外交の限界性—」、『國際政治』第56號、1977年3月、36—39頁；餘子道：《敵乎?友乎?三十年代關於中日關係的一場論爭》，《複旦學報》1998年第2期，第111頁；臧運祜：《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57頁；臧運祜：《蔣介石與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親善:以蔣氏日記為中心的考察》，《民國檔案》2018年第1期，第93—96頁；劉維開：《〈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新探》，《抗日戰爭研究》2012年第1期，第147頁等。
 
[11] 劉嶽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61頁。
 
[12] 服部宇之吉『孔子及孔子教』、明治出版社、1917年、5頁。
 
[13] 斯文會「財団法人斯文會趣意書」、『斯文』第1編第1號、1919年1月、巻頭。
 
[14] 斯文會「時評」、『斯文』第2編第3號、1920年6月、53頁。
 
[15] 斯文會編『斯文六十年史』、斯文會、1929年、327—328頁；「漢學振興ニ関スル建議案」、『官報』號外（第44回帝國議會衆議院議事速記録第34號）、1921年3月25日、898頁。
 
[16] 山根幸夫「服部宇之吉と中國」、『社會科學討究』第32巻第2號、1988年12月、45-49頁。
 
[17] 斯文會「敬告」、『斯文』第14編第4號、1932年4月、巻頭。
 
[18] 『斯文』第14編第5號、1932年5月、全巻。
 
[19] 塩穀溫「我國體と漢文」、『斯文』第19編第9號、1937年9月、20頁。
 
[20] 「対満文化事業審査委員會內規製定委員委囑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90400（第28—31畫像目）、日満文化協會関係雑件／文化研究員関係（H-6-2-0-29_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1] 「儒仏二教研究機関設置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212200（第61—62畫像目）、対満文化審査委員會関係雑件（対満文化事業） 第一巻（H-3-3-0-1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2] 德川圀順「弔辭」、『斯文』第24編第2號、1942年2月、巻頭。
 
[23] 阪穀芳郎「支那古代の文明」、『斯文』第4編第1號、1922年2月、6—7頁。
 
[24] 日本文化中央連盟編『日本文化団體年鑑』、日本文化中央連盟、1938年、502頁。
 
[25] 斯文會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斯文會、1936年、1頁。
 
[26] 參見聖堂復興期成會編『聖堂復興略誌』、聖堂復興期成會、1935年、22—27頁；斯文會「禦物孔子像禦交付」、『斯文』第6編第1、2合併號、1924年4月、82—83頁；斯文會「聖堂復興期成會記事」、『斯文』第8編第9號、1926年12月、50頁；服部宇之吉「聖堂復興に就いて」、『斯文』第12編第5號、1930年5月、1—4頁。
 
[27]『聖堂復興略誌』、78—79頁。
 
[28] 寒僧：《日本舉行祭孔典禮》，《上海報》，1935年4月27日，第5版。
 
[29] 川上栄一編『礫莊雑話』、菁莪書院、1940年、141—142頁。
 
[30]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380、1頁。按1935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年俸為9600日元，其他國務大臣為6800日元。參見內閣印刷局編『職員録』、內閣印刷局、1935年、1頁。
 
[31] 「儒學會議開設ノ為資金ヲ財団法人斯文會ニ交付ヲ請願スル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500（第7—10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2]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5頁。
 
[33] 「執政自ラ孔子祭執行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153600（第2—4畫像目）、參考資料関係雑件 第二巻（H-7-2-0-4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4] 「対支政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015200（第6畫像目）、帝國ノ対外政策関係一件（対支、対満政策ヲ除ク）／五相會議関係（A-1-0-0-6_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5] 參見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1853-1972』Ⅱ、毎日新聞社、1974年、389頁；臧運祜：《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第82頁。
 
[36] 王揖唐：《東遊紀略》，新民印書館1940年版，第10頁。
 
[37]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7頁。
 
[38] 斯文會「満洲國執政親ら孔子祭を執行す」、『斯文』第16編第1號、1934年1月、55—57頁。
 
[39] 「対支文化事業調査會第十一回會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061600(第91—93畫像目)、東方文化事業調査委員會関係雑件 第三巻（H-1-4-0-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0] 參見孔明：《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尊孔與反孔——以改革曲阜林廟案為中心》，《理論月刊》2020年第10期，第150-160頁；吳佩林、姚誌良：《“封建遺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廟祀田的國有化爭端》，《近代史研究》 2021年 第2期，第100-116頁。
 
[41] 《國民政府代秘書長呂苾籌函內政部等為魯滌平等請明定孔子祀典一案奉諭交內政部及大學院》（1928年8月13日），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001-051610-00001-002。
 
[42] 參見《魯省府募捐興修孔廟》，《申報》，1931年3月28日，第4版；《國民政府文官處函行政院為國府委員戴傳賢等提議請中央撥助十萬元修複孔廟經決議照辦錄案函達行政院查照辦理》（1931年4月7日），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001-051800-00004-007；《修複孔廟停止進行》，《申報》，1933年2月22日，第2版；《戴傳賢劉紀文修孔廟意見 複聖亞聖宗聖廟同時修葺 製定奉祀官條例以傳久遠》，天津《大公報》，1931年4月16日，第5版。
 
[43] 竜門社編『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39巻、渋沢栄一伝記資料刊行會、1961年、31—35頁。
 
[44] 參見孔明：《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尊孔與反孔——以改革曲阜林廟案為中心》，《理論月刊》2020年第10期，第150-160頁。
 
[45] 6月3日，在蔣介石舉辦的招待宴上，犬養毅“聊帶警告”地表示：“遠大之理想暫且不論，餘祈禱中國於數千年悠久曆史、經驗、修煉和文化之上，再加以新的理想，徐圖穩健發展。”6月8日，曲阜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師生排演 新劇“子見南子”，醜化孔子， 13日，犬養毅在國民政府委員張繼陪同下來曲阜謁廟，並前往該校演講“指出謬誤”，“威脅學生要‘安分守己’、‘嚴防赤色活動’”。參見淸水銀蔵「木堂先生隨遊記」、『木堂雑誌』第1巻第6號、1929年9月、9—10頁；《醜扮孔子引起風波（續）》，天津《大公報》，1929年7月16日，第5版；高文浩：《山東二師“子見南子”案始末》，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山東黨史資料》第1期，1982年，第133頁。
 
[46] 參見水野錬太郎「曲阜孔家の邸に宿りて」、『東洋』第393號、1931年9月、45—46頁；『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162頁。
 
[47] 1927年10月，阪穀芳郎在演講中指出，鮑羅廷和國民黨反孔的目的在於推行赤化，因為孔子之教已浸潤中國，“如不破壞之，共產主義、赤化主義即不得流行”；1928年9月，曾任日本駐青島守備軍司令部軍政署調查部長兼教育科主任的田中逸平更赤裸裸地宣稱：“排孔即與排日為同一目標者也，斷不可允許。”參見阪穀芳郎「孔子祭典に就て」、『斯文』第10編第1號、1928年1月、5頁；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田中逸平 その5（隨想 時論）』、拓殖大學、2005年、131頁。
 
[48] 早在1912年10月21日，服部宇之吉即曾在紀念孔子的演講中論及中國革命和祀孔存廢可能對日本產生的影響：“竊以為中國將行民主共和政體，中國人心亦將大變，進而對我國之影響亦堪憂慮。……道德倫理之根本有動搖之征兆，……吾人須大加警惕。”大川周明亦曾表示：“吾等絕不畏懼中國之赤化……然其及於日本之深刻影響實堪憂慮。”參見服部宇之吉『支那研究』、明治出版社、1926年、243—244頁；呉懐中『大川周明と近代中國：日中関係の在り方をめぐる認識と行動』、141頁。
 
[49] 《周厚樞談考察日本教育之印象》，南京《中央日報》，1934 年4月13日，第8版。
 
[50] 「江蘇省教育視察団」、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782000、満支人本邦視察旅行関係雑件／便宜供與関係 第五巻（H-6-1-0-4_3_00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1] 《江蘇教育》第3卷第8期，1934年8月，“封麵”。
 
[52] 陳果夫：《祭孔》，《陳果夫先生生活回憶遺著選輯》，台北，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79年編印，第196頁。
 
[53] 《汪兆銘電蔣中正擬與戴傳賢聯名提議中央請以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紀念及聯名至禱盼複》（1934年5月25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002-080200-00166-040。
 
[54]《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國民政府為本會決議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紀念日請明令公布並擬定紀念辦法》（1934年6月8日），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001-051616-00002-001。
 
[55] 陳果夫：《祭孔》，《陳果夫先生生活回憶遺著選輯》，第196頁。
 
[56] 《昨晨各界舉行孔子誕辰紀念大會》，《申報》，1934年8月28日，第3版。
 
[57] 「湯島聖堂落成式及儒道宣揚大會ニ対スル満洲國輿論報告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5015962400（第6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8] 井上哲次郞「孔子の人格と信念」、『斯文』第17編第6號、1935年6月、32頁。
 
[59] 高田真治「聖廟及び亞聖廟に謁するの記」、『斯文』第19編第6號、1937年6月、51頁。
 
[60] 「覚書」、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5015962500（第2—6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1]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6—7頁。
 
[62] 「聖堂復興式典及學術會議開催計畫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25—27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3] 1911年12月，英國外務大臣曾訓令駐華公使朱爾典與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秘密商議“冊立孔子之子孫孔侯〔公〕爵為皇帝如何”，伊集院彥吉將此事報告外務大臣內田康哉。1916年6月，漢學家結城蓄堂回憶，在東京有人積極提議“如擁戴衍聖公，由日本援助之，則中國之統一容易矣”。參見「在北京伊集院公使発內田外務大臣宛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642400（第6畫像目）、清國革命動亂ニ関スル情報／清國事変緊急報告（1-6-1-46_1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竹田柳吉『支那漫遊』、竹田龍太郎出版、1919年、183頁。
 
[64] 鹿児島孔子祭典會『孔子二千四百年祭典略誌及講演録』、孔子祭典會、1922年、9—10頁。
 
[65] 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田中逸平 その2（中國論）』、拓殖大學、2003年、503—508頁。
 
[66] 川上栄一編『礫莊雑話』、137—141頁。
 
[67] 馬場春吉「曲阜聖廟の近況」、『斯文』第10編第8號、1928年8月、63—64頁。
 
[68] 1930年2月，馬場春季根據鹽穀溫指示邀請孔德成赴日參加當年4月舉辦的祭孔典禮；1931年4月，服部宇之吉在給馬場春吉的信中表示“孔德成君如有東遊之意向，本人可多少提供便宜”；7月，曾任山東師範學堂總教習且與孔府有舊交的大東文化學院教授內堀維文到訪孔府，代表澀澤榮一邀請孔德成赴日參加當年10月舉辦的朱子誕辰800年祭典。參見斯文會「衍聖公太夫人の訃」、『斯文』第12編第6號、1930年6月、56頁；馬場春吉「惄焉擣つがごとし」、『斯文』第21編第9號、1939年9月、53頁；竜門社編『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渋沢栄一伝記資料刊行會、1962年、163頁。
 
[69] 大川周明全集刊行會編『大川周明全集』第4巻、大川周明全集刊行會、1962年、597頁。
 
[70] 參見「馬場春吉ヲ在華第三種補給生ニ選定ニ関スル高裁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561200（第4—5畫像目）、在華本邦人留學生補給実施関係雑件／選定関係 第一巻（H-5-7-0-2_1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広瀬了義「馬場春吉君を悼む」、『斯文』第25編第10號、1943年10月、37頁。
 
[71] 「孔孟遺跡講演會」、『外務省報』第244號、1932年2月、8頁。
 
[72] 「『孔孟ノ遺跡ト其ノ後裔ニ就テ』送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33700、寄贈品関係雑件 第十一巻（H-6-2-0-26_01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3] 川上栄一編『礫莊雑話』、141頁。
 
[74] 「聖堂復興式典及學術會議開催計畫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34—45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5] 「『支那各地ニ於ケル孔子祭ノ概況』寄贈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87500、寄贈品関係雑件 第十巻（H-6-2-0-26_01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6]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380、7頁。
 
[77] 「孔子や孟子の子孫打ち揃つて來朝」、『東京日日新聞』、1934年9月21日、第11頁；《日偽也要祭孔》，《新聞通訊》第19期，1934年10月1日，第10頁。
 
[78] 《孔德成不愧為聖人之後》，《申報》，1934年10月1日，第28版。
 
[79] 《孔族登報啟事否認有東渡意》，《申報》，1934年9月27日，第3版。
 
[80] 「衍聖公孔徳成ノ渡日問題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53—55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1] 「孔子後裔等渡日問題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54、62—64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2] 《祭孔大員葉楚傖等返抵京》，《申報》，1934年8月29日，第3版。
 
[83]《祭孔典禮》，《中央黨務月刊》第73期，1934年8月，第659—660頁。
 
[84] 《修複孔廟 估計至少需八十萬元 籌捐近廿萬不敷尚巨 韓電汪蔣等請指定專款》，天津《大公報》，1934年10月2日，第3版。
 
[85] 《修複孔廟 何思源赴京商洽》，天津《大公報》，1934年10月4日，第3版。
 
[86]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國民政府為函送修理維持曲阜孔子陵廟辦法請飭交主管機關妥擬詳細計劃送會核定》（1934年10月13日），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001-051800-00004-027。
 
[87] 《修複孔廟 何思源入京結果圓滿 中央已撥到經費十萬》，天津《大公報》，1934年10月13日，第12版。
 
[88]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國民政府為本會常會決議改贈衍聖公名義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等五項函請查照並令行政院轉飭教育部辦理》（1934年11月23日），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001-051610-00003-001。
 
[89] 《衍聖公孔德成拒絕日人誘惑》，《申報》，1934年9月27日，第8 版。
 
[90] 《曲阜孔氏族人計劃刊印曲阜叢書》，《申報》，1934年9月29日，第11版。
 
[91]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387—388頁。
 
[92] 臧運祜：《蔣介石與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親善：以蔣氏日記為中心的考察》，《民國檔案》2018年第1期，第86—99頁。
 
[93] 參見「外務大臣ノ演説」、『官報』號外（第67回帝國議會貴族院議事速記録第2號）、1935年1月23日、6頁；「広田國務大臣ノ演説」、『官報』號外（第67回帝國議會衆議院議事速記録第3號）、1935年1月23日、11頁；「広田國務大臣ノ答辯」、『官報』號外（第67回帝國議會衆議院議事速記録第6號』）、1935年1月26日、104頁。
 
[94] 參見臧運祜：《蔣介石與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親善:以蔣氏日記為中心的考察》，《民國檔案》2018年第1期，第93—94頁.
 
[95] 「孔子祭典及儒教大會開催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68—70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6]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10-13頁。
 
[97] 「孔子祭典及儒教大會開催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11—13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8] 《魯兩廳長視察曲阜》，《申報》，1935年3月13日，第8版。
 
[99] 「西田在済南総領事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須磨在南京総領事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19、22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0]《管翼賢電蔣中正日軍在察哈爾東南強迫民眾修築汽車路每日運輸汽車往來不斷及日機仍不斷四飛偵察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1月30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 002-080200-00446-124。
 
[101] 逆耳：《聖裔孔德成東渡將成事實》，《上海報》，1935年3月27日，第2版。
 
[102] 「在南京須磨総領事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孔子祭典及儒教大會開催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29、58—59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3] 《日本斯文會邀請聖裔赴日》，《申報》，1935年4月4日，第10版。
 
[104] 「在済南西田総領事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40、42、62—63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5] 「孔子祭典及儒教大會參列者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2—4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6] 「在済南西田総領事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孔子祭典ニ関シ孔子遠孫招待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62—63、69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7] 「在上海有吉公使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孔子祭典及儒教宣伝大會開催ニ関スル件」「在天津川越総領事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有吉在中華民國公使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29、44—45、37、72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8] 「孔子祭典及儒教宣揚大會ニ支那側代表者參會ノ件」「在漢口三浦総領事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在広東河相総領事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孔子祭典及儒教宣揚大會ニ支那代表者參加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43、49、52、60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9] 「聖堂落成紀念孔子祭出席希望者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30—31、65—66）、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10] 「孔子祭典及儒道大會出席者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9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11]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950頁。
 
[112] 「儒教宣揚大會満側招待者人選」「在南京須磨総領事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孔子祭典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51、72、85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13] 「在南京須磨総領事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5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14] 斯文會「謹告」、『斯文』第17編第4號、1935年4月、巻頭。
 
[115] 「盟邦の元首禦來訪第八日」、『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35年4月14日、第1頁。
 
[116]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23—70、91—97、359—360、79—89頁。
 
[117]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84—85、28—29頁。
 
[118] 「対支文化工作の発展」、『東京朝日新聞』、1935年4月30日、第3頁。
 
[119] 「時事寫真切抜送付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20—21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20]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31頁。
 
[121] 《孔聖後裔孔昭潤等已返魯 來滬並未多留》，《申報》，1935年5月11日，第3版。
 
[122] 「岡部部長來済ヲ期ニ當館ニ於テ孔子後裔等ト交歓其他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400（第13—14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23]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巻頭。
 
[124] 寒僧：《日本舉行祭孔典禮》，《上海報》，1935年4月27日，第5版。
 
[125] 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三十年集》且介亭雜文二編，魯迅先生全集出版社1947年版，第98—105頁。
 
[126] 『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誌』、369、132頁。
 
[127] 《侵略方式無孔不入 日人想利用聖裔孔德成》，南寧《民國日報》，1936年6月27日，第2版。
 
[128] 「在済南有野総領事発有田外務大臣宛電」「孔徳成結婚祝電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156700（第25—26畫像目）、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関係一件（H-7-2-0-4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29] 高田真治「聖廟及び亞聖廟に謁するの記」、『斯文』第19編第6號、1937年6月、46—47頁。
 
[130] 孔德深：《我和我的家庭》，《曲阜文史》第9輯，山東省曲阜市政協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年編印，第104頁。
 
[131] 《左舜生函蔣中正中央政治學校講課心得觀察時局所得日禍決無緩和可言又義阿紛爭及華北工作計劃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10月6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002-080200-00458-210。
 
[132]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文化”，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72頁。
 
[133] “Confucian Spirit:Duke Kung Makes Appeal to Nation Japan's Puppet Show Hanko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Hong Kong）, 1938-1-17, p.13；“Men and Event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8-2-19，p.28，轉引自李俊領：《“文治”與聖裔:國民政府對孔德成的借助及其困境》，《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5頁。
 
[134] 「孔子生誕の地曲阜占領」、『同盟旬報』第2巻第1號、1938年1月、5頁。
 
[135] 參見「寢込を襲つて孔子の子孫拉致 孔徳成夫妻受難の詳報」、『読売新聞（第二夕刊）』、1938年1月9日、第2頁；「拉致された聖裔 尊崇・一身に集まる 先代まで諸侯の権力」、『東京朝日新聞』、1938年1月10日、第2頁；「孔教主いづこ・悲風荒ぶ至聖林 身重の夫人もろ共、拳銃で脅迫拉致」、『東京朝日新聞』、1938年1月11日、第11頁；「薄倖の孤児に日本の父」、『東京朝日新聞』、1938年1月12日、第11頁；「雪の聖地に見る皇軍の仁義 孔子の末裔いま何処」、『読売新聞』、1938年1月29日、第7頁。
 
[136] 「孔徳成氏拉致さる」、『斯文』第20編第2號、1937年2月、69頁。
 
[137] 孔德成：《孔德成先生日記》，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頁。
 
[138] 《趙一明：潛入日本的抗日諜戰將軍》，凱雷、白林淼主編：《致敬：不能忘記的抗戰老兵》，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8年版，第54-57頁。
 
[139] 董康曾任北平偽臨時政府委員、司法委員會委員長、最高法院院長，汪偽國民政府委員、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梁鴻誌曾任南京偽維新政府行政院院長、汪偽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立法院院長；汪吟龍曾任偽安徽省政府教育廳廳長；孔昭潤曾在孔德成隨國民政府南下後，“勾引日敵派人到曲，借詞餘（指孔德成）不在家，應選族中年高有德者，進府主持”，後任偽省立曲阜師範學校教務處主任。參見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019—1020、1033、1025、1052—1054、1041、1114頁；孔德成：《孔德成先生日記》，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87—88頁；中共曲阜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曲阜地方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98—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