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與(yu) 西學

作者：王聰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

摘要：馬一浮一般被認為(wei) 精通多國語言、泛濫西學而後歸宗儒家。但據資料顯示，馬一浮對外文的掌握遠談不上“精通”，對於(yu) 西學也未達登堂入室之境。“學貫中西”之譽之於(yu) 馬一浮，很可能隻是出於(yu) 後學之附會(hui) 或以訛傳(chuan) 訛。馬一浮對西學的輕蔑乃至敵視，與(yu) 其對西學理解之局限性、片麵性有著直接的關(guan) 係。

關(guan) 鍵詞：馬一浮; 西學; 外文; “性”; “習(xi) ”; “六藝”; 

作者簡介：王聰，男，1992年生，山東(dong) 聊城人，浙江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wei) 現代儒學

馬一浮先生是公認的中國近現代儒學大師，他兼收佛老，統於(yu) “六藝”，其學思曆程經曆了一個(ge) 由中入西、沉迷佛學，最終又歸宗儒家的過程。年輕時，馬一浮曾遊學美國與(yu) 日本近兩(liang) 年，主動閱讀西方典籍。但令人詫異的是，當他回國之後，對佛學做出了基於(yu) 儒家立場的融匯與(yu) 吸收，對西學卻隻是偶有提及，從(cong) 未有正麵與(yu) 深入的討論，晚年更是對西學表現出拒斥態度。如此看來，西學在其思想中可謂來去匆匆，看似醒目卻又浮光掠影。而以往對馬一浮的研究，都頗為(wei) 強調其外文能力，以及遊學時對西學的如饑似渴，儼(yan) 然給人一種“出入西學，返於(yu) 六經”的印象。那麽(me) ，馬一浮對數門外語的掌握是否確實臻於(yu) “精通”？其對西學的涉獵範圍如何，有怎樣的理解程度，是否真如傳(chuan) 聞般“學貫中西”？對此，以往的多數研究都語有未及[1]。

本文首先考察馬一浮的外文能力，即是否如流行所謂“精通多國文字”。其次，根據其日記中詳細記載的旅美十個(ge) 月期間讀書(shu) 與(yu) 生活的行跡，考察其研習(xi) 西學的經曆，以及最終放棄西學的心理因素和線索，尤其是對西學的掌握程度。最後，通過總結馬一浮回國之後對於(yu) 西學的貶斥，展現他對西學的看法，使馬一浮的學術輪廓得到更清晰的還原。

一、馬一浮的外文能力辨析

正如一流的海外漢學家皆具有較高的中文水準，任何有誌於(yu) 西學的中國學者，亦理應具備相當的外文能力。更不必說，在馬一浮所生活的時代，西籍的中譯尚未齊全和完善，欲通西學就必須掌握外文。若既無良好譯本，又乏外語能力，對異域文化的研究必定力不從(cong) 心。被後世公認為(wei) 學貫中西且擅長中西比較研究的儒學大師，例如馮(feng) 友蘭(lan) 、牟宗三、唐君毅等，都具備高水準的英文翻譯與(yu) 寫(xie) 作能力。就連學術立場相對保守的錢穆，也同樣自修英文，以求對西學能有較為(wei) 深入的掌握。可以說，對西學的了解程度，直接取決(jue) 於(yu) 外文的造詣。

有關(guan) 馬一浮的不少研究，都高度評價(jia) 了其外文水平，如“精通英、日、德等多種外文”[2]以及“精通英、法、德、日、西班牙、拉丁文等七國文字”[3]。杭州馬一浮紀念館對他的生平介紹中，也稱他“精通七國語言”。若屬實，馬一浮自然掌握了入門西學的鑰匙。但據考察，上述評價(jia) 恐有誇大之嫌。

關(guan) 於(yu) 馬一浮早年學習(xi) 外語的經曆，各版傳(chuan) 記的表述不盡相同。較早的《馬一浮年表》記錄為(wei) ：“到上海學習(xi) 英文、法文，……向日本友人烏(wu) 隆謙三學習(xi) 德文。”[4]稍後的《馬一浮先生小傳(chuan) 》提到其“遊學上海，自習(xi) 英文、法文和拉丁文，……向日本友人烏(wu) 瀉隆山學習(xi) 日文、德文。”[5]最新的《馬一浮先生年譜簡編》[6]則記錄說：“居虹口，習(xi) 英、法語。……在美期間，……學習(xi) 英語。……又東(dong) 渡日本，……學日、德文。”[6]但是，馬一浮就各語種的學習(xi) 時間，以及達到何種掌握程度，這些記述均未有明確說明，更未提出充分的證據。

旅美期間，馬一浮曾先後向兩(liang) 位美國人學習(xi) 英語。但是，他所從(cong) 學的老師似乎不夠資質。據他自己的記載，第一位“所授皆三四歲小兒(er) 之教育法”[7]，第二位“教授法略勝前者”[7]。另外，馬一浮曾回憶說：“意大利人某君著《政治罪惡論》Political Crime，餘(yu) 嚐依日人譯本重譯之。”[8]由此可見，他能夠閱讀日文。不過，馬一浮在此記憶有誤，《政治罪惡論》[9]其實是法國人路易斯·博洛爾（Louis Proal）所作，非出自“意大利人某君”。而在給舅父何稚逸的信中，馬一浮還提到，“甥往歲留北美，稍習(xi) 德意誌文字。”[10]

綜合年譜和馬一浮的回憶，其外文學習(xi) 經曆大致如下：1901年，馬一浮在上海開始學習(xi) 英語、法語和拉丁語，時年十九歲；兩(liang) 年之後，他作為(wei) 清政府雇員，於(yu) 1903年7月到達美國，工作之餘(yu) 繼續學習(xi) 英語和德語；旅美十個(ge) 月後，於(yu) 1904年5月離開美國，回鄉(xiang) 變賣家產(chan) 後又東(dong) 渡日本，在日半年間有學習(xi) 日語和德語的經曆；1904年底，馬一浮回到中國，從(cong) 此除曾在1912年隨湯壽潛赴南洋考察約一個(ge) 月外，再未踏出國門。

總之，從(cong) 1901年算起，到1904年由日本返回，其間馬一浮旅美十個(ge) 月，旅日半年。雖然前後未必沒有自學外文的經曆，但他真正專(zhuan) 門修習(xi) 外文，不過在這三年之中。況且，馬一浮在這三年中也並非隻習(xi) 外文。即便在旅美十個(ge) 月期間，他也是作為(wei) 清政府派駐聖路易斯的工作人員，隻能在公務之外的閑暇時間從(cong) 事修習(xi) 。

那麽(me) ，在這短短三年，馬一浮的外文能力達到了何種程度呢？首先，就其旅美期間修習(xi) 英文的經曆來看，據其日記記載，兩(liang) 位美國教師的授教水平顯然不高。至於(yu) 旅日半年間向日本友人學習(xi) 日語、德語的經曆以及日本友人的德語水準，如今難以查證，且似乎也無文獻能夠證明他的掌握程度。

回國之初，馬一浮依然在嚐試譯書(shu) 。例如在1907年，他“重譯……《政治罪惡論》，……又譯俄國杜思退之《正藝》。”[11]這也是他譯書(shu) 的最後記錄，而此一時間也幾乎是他回歸傳(chuan) 統學術的分水嶺。之後他是否繼續研習(xi) 外文以至臻於(yu) “精通”，我們(men) 不得而知。不過，根據目前的文獻，馬一浮的譯作中隻有《政治罪惡論》[12]、《正藝》[13]和《英詩人謝客雜詩拾遺》[14]保存至今。另外，他曾作《社會(hui) 主義(yi) 考》[15]，分析了“社會(hui) 主義(yi) ”一詞的英、法、德、拉丁語詞源，而英文、拉丁文也偶見於(yu) 馬一浮的其它著述中。可以說，馬一浮確曾學習(xi) 數門外文，包括英語、法語、德語、拉丁語、日語，但似未學過西班牙語。畢竟在其全部著述中，皆未出現過西語文字。或許因他曾翻譯西班牙名著《堂吉訶德》，而導致訛傳(chuan) 。事實上，馬譯《堂吉訶德》來自英譯本，《馬一浮先生小傳(chuan) 》和《馬一浮年表》對此均有明確說明。

馬一浮曾多次批評西方學者翻譯的中國經典。他說：“西人所譯中國經典，或紕繆百出，或俚俗不堪。吾人如能自譯，庶幾此學可明於(yu) 海外。顧此亦大難。”[16]他顯然非常期待中國能產(chan) 生更多優(you) 秀的翻譯學者，以便準確地將中國經典譯成外文。但是，若他果真精通外文，為(wei) 何沒有自行翻譯呢？據以上的考察，合理的推斷就是：馬一浮雖修習(xi) 過數門外語，亦可讀懂一些外文書(shu) 籍，但既未達到在專(zhuan) 業(ye) 層麵深入西學典籍的程度，距離嚴(yan) 格的翻譯標準也尚有距離。總之，是很難談得上“精通多種外文”的。

二、馬一浮的遊學成效辨析

旅美十月，是馬一浮學思曆程中非常重要的階段，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日後對西學的整體(ti) 看法。1903年，因清政府參加世界博覽會(hui) ，二十一歲的馬一浮受雇為(wei) 工作人員，於(yu) 七月到達美國聖路易斯17。在此，他借機廣泛閱讀西學書(shu) 籍。那麽(me) ，馬一浮是否因此達到了“出入西學”的程度呢？

從(cong) 所讀書(shu) 目來看，統計其日記中提到的書(shu) 籍，明顯可見類別之龐雜[18]。他所列的書(shu) 目超過八十種，其中大致以文學、社會(hui) 學、曆史學、政治學類書(shu) 籍為(wei) 多，各有十幾部；哲學類稍少，約十部。亞(ya) 裏士多德、康德、黑格爾、赫胥黎、斯賓塞等西方知名學者的著作均有涉及。此外，還有少量自然科學類書(shu) 籍。

然而，馬一浮的閱讀範圍雖廣，卻難以在有限的時間內(nei) 真正消化如此豐(feng) 富的內(nei) 容。事實上，他的日記曾多次提及因不能通曉文義(yi) 而生苦悶之情。例如，對於(yu) 文學類書(shu) 籍，他曾說：

攬擺倫(lun) 詩，欲譯之，苦不盡了了。讀彌兒(er) 敦《失樂(le) 園》詩，亦苦難解，甚恨不早讀十年書(shu) 。[19]

讀《英國文學史》《擺倫(lun) 傳(chuan) 》，甚艱，不可驟通解。[19]

對於(yu) 社會(hui) 學類的書(shu) 籍，他曾說：

視斯氏《社會(hui) 學》淺切可誦，前日以三小時半讀斯氏書(shu) 一頁，以其難曉，遂置之。[19]

對於(yu) 人文領域的其它書(shu) 籍，馬一浮寫(xie) 道：

得孟德斯鳩《萬(wan) 法精理》、黑格爾《曆史哲學》、伯倫(lun) 知理《國家論》、柏拉圖《共和國》及斯賓塞最晚之著作《事實與(yu) 評論》。他更得《亞(ya) 剌伯一夕話》小說一冊(ce) 、《懷疑論》一冊(ce) 。甚歡喜，然惜不能盡解。[19]

而對自然科學領域的書(shu) 籍，他表露了同樣的意思，所謂：

翻閱《種族起源》，不能盡解。[19]

顯然，在日記中不斷出現的“難解”、“不可驟通解”、“難曉”、“不能盡解”，反映出馬一浮的英文能力尚未達到順暢閱讀的程度。根據其日記，到美國已五個(ge) 月時，他甚至連報紙還無法完全讀懂，例如：

昨晚得紐育克十一月十二號《太陽報》一紙，惜不能盡了了也。[19]

覽紐育《太陽報》，論露、日、支那之事甚多，恨不能盡了解。[19]

此外，每當閱讀外文書(shu) 籍遇到困難，馬一浮經常會(hui) 轉而翻看中文書(shu) 籍聊以自娛，如下麵這段所示：

覽《加萊爾傳(chuan) 》數行，竟厭倦，輒複置去。……無聊，複取皇甫謐《高士傳(chuan) 》、葛洪《神仙傳(chuan) 》覽之以自遣。[20]

諸如此類的記錄，在日記中還有多處。對於(yu) 修習(xi) 外文而尚未達到一定程度的人來說，相信並不會(hui) 對這種體(ti) 驗感到陌生，這清楚地顯示出馬一浮英文閱讀能力的不足。

除了受到英文水平的製約，旅美期間的馬一浮在身心兩(liang) 方麵都極不適應，這嚴(yan) 重影響了他的學習(xi) 進度。首先，或許因水土不服，馬一浮經常生病。每當生病，輕則“意殊不適，將感疾病，廢書(shu) 一日”[20]；重則“病未已，頭痛發炎，厭苦欲死，……頭痛甚劇，不食竟日”[20]，甚至於(yu) “痛苦迫臨(lin) ，殆必死矣”[20]。顯然，頻繁生病使他的讀書(shu) 與(yu) 生活受到了極大幹擾。其次，馬一浮長期心情悲觀，且起伏劇烈。每當許久未收到親(qin) 友來信，他都會(hui) 躁動不安，所謂“月餘(yu) 不得故國一字，令人愁絕。”[20]馬一浮三姐早夭，十一歲喪(sang) 母，十八歲時二姐病逝，十九歲喪(sang) 父，二十歲喪(sang) 妻，赴美時也不過二十一歲。舉(ju) 目無親(qin) ，孤苦伶仃，產(chan) 生種種悲觀之情也是可想而知。正如其詩所記：“景物非殊國已分，形骸未滅心先死。微塵意劫盡狼煙，眼底唯存厭世觀。”[20]悲國悲家，思友憫己，遊學期間的種種身心痛苦始終如影隨形，使馬一浮心傷(shang) 、厭世而難自持。

在英文不足、身體(ti) 病痛以及心理糾結等因素的限製下，馬一浮自然無法較為(wei) 高效地學習(xi) 西學。對此，他的日記中亦有清楚表達。初至美一個(ge) 月，他就感慨，“無聊甚，開卷輒不能盡頁，……蓋不譯文法於(yu) 是三日矣，甚歎自治之難。”[20]且其自製力始終無明顯改善。五個(ge) 月後他自責說，“二十日來，未嚐讀書(shu) ，不自振作，如是安可活耶？從(cong) 今日起，發願不懶惰。”[20]但僅(jin) 十日後，他又“竟日無聊，不作事。”[20]於(yu) 是他再次悔恨道，“來此忽忽七月多矣，曾無尺寸長進，何以自對。從(cong) 今日起發願自立課程。”[20]隨即製定讀書(shu) 計劃。但僅(jin) 過五天，他卻又感慨，“日來大不適，且病，甚懶惰，不克自治，可若何。”[20]想必，日記中所謂“無尺寸長進”，可能並非謙辭，而是反映了他當時修習(xi) 西學的實情。

總之，若通過其日記來仔細考察他最久的海外遊學經曆——十個(ge) 月的旅美經曆，我們(men)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馬一浮的英文能力尚未達到通暢閱讀的程度，他的身心狀態也使其不能充分、有效地迅速進入西方學術思想的世界。

除上述因素之外，馬一浮對西學的態度從(cong) 當初的渴慕一轉而為(wei) 拒斥和批評，或許也和他旅美期間接觸到一些西方世界內(nei) 部自我批判的思想有關(guan) 。例如，他當時非常看重《政治罪惡論》這本著作，不僅(jin) 在日記中有多達十次提到購買(mai) 和翻譯此書(shu) 的記錄，且回國後還重新進行了翻譯。這本對其早年思想頗具影響的書(shu) ，也曾被晚年的馬一浮專(zhuan) 門向學生提及：

意大利人某君著《政治罪惡論》Political Crime，……彼意直以為(wei) 政治便是罪惡。又如羅素對於(yu) 現代國家亦深致不滿，托爾斯泰亦然。[21]

這裏的關(guan) 鍵在於(yu) ，《政治罪惡論》強烈批評了馬基雅維利主義(yi) ，暗合儒家的道德傾(qing) 向，對馬一浮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22]。且這段語錄是由其學生王培德、劉錫嘏所記，彼時他已回國多年，其思想相當確定。由此可見，馬一浮旅美期間所接觸到的西方思想的自我反思之作，竟成為(wei) 日後他借以抨擊西學的助緣。

馬一浮對於(yu) 西學的拒斥，與(yu) 其旅美期間的窘迫狀況恐怕也有一定的關(guan) 係。馬一浮自幼穎悟過人，對於(yu) 知識的學習(xi) 必有自信。但在遊學期間，外文能力的限製，異域文化的隔膜，想必令其自信心大受打擊。他的身心狀況，與(yu) 這種挫折感應是大有關(guan) 聯。而這顯然又會(hui) 反過來影響其外文能力的提高。外文能力不能迅速提高，自然又直接製約他對西學的領會(hui) 。如此一來，馬一浮在學習(xi) 西學的過程中所產(chan) 生的嚴(yan) 重隔閡，自是可想而知。在這種心理挫折之下，較之赴美之前的滿腔熱情，他對待西學的態度就很容易一變而為(wei) 嚴(yan) 重的拒斥。結果，由於(yu) 對西方學術並未真正登堂入室，馬一浮便開始回歸中國的傳(chuan) 統，將世界以至於(yu) 中國的種種問題歸咎於(yu) 西學的先天不足，試圖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思想中謀求救世之道。就此而言，馬一浮的作品中少有西學因素，即使提及也唯有抨擊，其中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馬一浮對中西學術差異的分判

正是在旅美十月及旅日半年回國之後，馬一浮對待西方學術的態度，較之出國前的如饑似渴，迅速展現出明顯轉變[23]，“成為(wei) 20世紀初中國湧現的眾(zhong) 多的向西方求索真理的青年學子中的早早回歸傳(chuan) 統的一位。”[24]隨著對儒學的回歸，他開始了對西學的強烈批評。

馬一浮曾用“性”與(yu) “習(xi) ”來分判中西學術，並據此來抨擊西學。在他看來，這兩(liang) 者足以概括中西學術的本質特征，且這一對概念不隻是描述性的，本身即是一種價(jia) 值判斷。他說：

東(dong) 方文化是率性，西方文化是循習(xi) 。西方不知有個(ge) 天命之性，不知有個(ge) 根本，所以他底文化隻是順隨習(xi) 氣。[25]

那麽(me) ，“性”與(yu) “習(xi) ”各自是何所指？他說：

性為(wei) 人所同具，是公共之物；習(xi) 為(wei) 後天所起，則人各不同。又曰：性是真常，習(xi) 是虛幻，真常不變，虛幻則隨時可以變易。[25]

在這段話中，“性”的觀念體(ti) 現了馬一浮會(hui) 通儒佛的思想特色。在他看來，“性”既可以是儒家的“天命之性”，也可以是佛教的“真常”，是不變的根本；而“習(xi) ”則是虛幻的，是後天所形成，“經驗即自習(xi) 氣中來也。”[25]既然西學“循習(xi) ”而中學“率性”，那麽(me) 中學顯然遠遠優(you) 於(yu) 西學。

據此判斷，馬一浮認為(wei) ，西學“循習(xi) ”的後果，必然是對物質欲望的過度追逐。他說：

西方學者以滿足欲望為(wei) 人生之最高境界，故貪求物質享受而至於(yu) 爭(zheng) 奪殘殺。中土聖賢教人則以行仁由義(yi) 為(wei) 人生之最高境界，故不重視物質。[25]

進而，馬一浮從(cong) 源頭和根本上對中西文化進行了優(you) 劣比較，對作為(wei) 西學根源之一的希臘文化進行了嚴(yan) 厲的抨擊。他說：

希臘之文化，海盜商人之文化也。酒色歌舞，好勇鬥狠，故其政治隻尚力。中國則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25]

中土聖賢之學，道理隻是一貫，故體(ti) 用一源，顯微無間，二之則不是。西方自希臘以來，其學無不以分析為(wei) 能事，正是二體(ti) 之學。[26]

這裏，馬一浮直接將希臘文化貶為(wei) “隻尚力”的“海盜商人之文化”，將源自希臘的西方學術評價(jia) 為(wei) 割裂體(ti) 用的“二體(ti) 之學”。他還曾批評西學說，“雖亦言真理，終是心外有理，不知自性本具。”[26]對他而言，西學既然無以見“性”，也就難以“求仁”，而“任何哲學、科學，任何事功，若不至於(yu) 仁，隻是無物，隻是習(xi) 氣。”[27]

可見，通過分判“性”與(yu) “習(xi) ”，馬一浮從(cong) 根本上否定了西方文化和學術的合理性。在他看來，中學是體(ti) 認“性”的學問，向內(nei) 探求人人固有的仁、義(yi) 、禮、智，不以外在的物質、經驗以及過度的私欲為(wei) 轉移；西學則建立在“習(xi) ”之上，促使人向外馳求物質、功利和私欲的滿足，“人之好戰、好利、好為(wei) 人上，決(jue) 非其性然也，習(xi) 為(wei) 之也。”[27]

既然認為(wei) 中西學術有如此霄壤之別，馬一浮遂在方法和內(nei) 容上嚴(yan) 格劃分中學與(yu) 西學的界限，提倡傳(chuan) 統儒學“反求諸己”的治學方法，即所謂“一於(yu) 義(yi) 理，重在體(ti) 驗，不輕未學，不貴多聞。”[27]他對“用科學方法研究儒學”[26]深為(wei) 排斥，強調“但好以義(yi) 理之言比傅西洋哲學，似未免賢智之過。”[26]尤其是，他堅決(jue) 反對視儒學“為(wei) 過去時代之一種哲學思想而研究之”[26]。

可在當時，西學已不可避免地被引入中國，並成為(wei) 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情況下，馬一浮雖並未對西學毫無餘(yu) 地加以排斥，但他始終不以西學的引進為(wei) “先”、為(wei) “重”。這一點，在他1939年給熊十力的一封書(shu) 信中有清楚的流露，所謂：“書(shu) 院所講當自有先後輕重，並非拒西洋哲學不講，以西洋哲學學生當以餘(yu) 力治之，亦非所亟也。”[27]他堅定地認為(wei) ，“吾國固有特殊之文化，為(wei) 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27]若毀壞中國固有的文化傳(chuan) 統，正是“舍棄自己無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緒餘(yu) 以為(wei) 寶，自居於(yu) 下劣。”[26]尤其在日本侵華時期，馬一浮隨浙江大學一路西遷，顛沛流離，更加痛惜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遺失。在他看來，中國自近代開始師從(cong) 西方之時，便已埋下禍根。他說：

今天下大患，惟在徇物肆欲而不知率性循理。此戰禍之所由來，……吾昔嚐為(wei) 諸子言，言富強者必極於(yu) 不仁。……從(cong) 變法自強遞變為(wei) 科學救國，為(wei) 革命抗戰，隻是魏源流派所衍，不能出其範圍。言師夷已自淪為(wei) 夷，言製夷卒為(wei) 夷所製。[27]

由此可見，思想成熟後的馬一浮不僅(jin) 否定西學，更對百年來引自西方的任何救國思潮和行動嗤之以鼻，認為(wei) 其皆是“徇物肆欲”的體(ti) 現。用他的話說，“凡言改造社會(hui) ，救國救人，皆是習(xi) 氣語。”[27]不僅(jin) 如此，馬一浮還提出，“中國行夷狄之道，則夷狄之；夷狄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26]向西方學習(xi) ，即是“自淪為(wei) 夷”。而馬一浮之所以認為(wei) “言富強者必極於(yu) 不仁”，是由於(yu) 在他看來，逐物尚利的西學是導致暴力與(yu) 侵略的溫床，所謂“今世界方有暴力哲學，故國際間恒以侵略為(wei) 患。”[27]至此可見，馬一浮對西學的批評，已到了無以複加的敵視地步。

馬一浮堅信建立在“心性”之上的中國文化終可複興(xing) 。他信心滿滿地提出：“中國文化是建樹在心性上，心性不會(hui) 亡，中國文化自然也不會(hui) 亡。即使現代的文化全被毀壞，心性卻不能毀壞，則中國文化終有複興(xing) 之日也。”[26]以至於(yu) 他在為(wei) 浙江大學所作校歌中的最後一句“樹我邦國，天下來同”[26]，雖當是指儒家立場的“和而不同”之“同”，但若從(cong) 世界其他民族和國家人士的角度來看，這又未免會(hui) 予人以民族主義(yi) 的觀感。

四、據“六藝”之學批評西學

1938年，馬一浮避寇泰和，借為(wei) 浙江大學諸生作畢業(ye) 講演之機，正式提出“六藝統攝一切學術”。所謂“六藝”，即《詩》《書(shu) 》《禮》《易》《樂(le) 》《春秋》。他提出，“一切道術皆統攝於(yu) 六藝，而六藝實統攝於(yu) 一心。”[28]顯然，以“六藝”之學來分判學術門類，實際上是以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尤其是儒家的心性之學為(wei) 出發點和歸宿。關(guan) 於(yu) “六藝”之學與(yu) 西學的關(guan) 係，馬一浮認為(wei) ，“六藝不唯統攝中土一切學術，亦可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28]具體(ti) 而言，自然科學統於(yu) 《易》，社會(hui) 科學或人文科學統於(yu) 《春秋》，哲學則視流派而分別近於(yu) 《易》《樂(le) 》或《禮》。

然而，近代以來，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學人愈發正視西學的影響，西式學術分科和研究範式逐漸被更多學者所接受。而一些自然與(yu) 社會(hui) 科學學科，則是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本不具有的內(nei) 容。但馬一浮依然高呼以“六藝統攝一切學術”，自然引起了許多非議。如1939年，葉聖陶就曾在給王伯祥的信中評價(jia) 道：“此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東(dong) 西皆備於(yu) 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觀念。”[29]而馬一浮自己也深知這一觀點會(hui) 招致懷疑。他說：

今人受科學影響太深，習(xi) 於(yu) 分析，於(yu) 六藝內(nei) 容一無所知，而輕視漸甚，故於(yu) 六藝統攝一切學術之說必不肯信。[28]

於(yu) 是，當有學者就科學與(yu) 六藝的統攝問題與(yu) 他爭(zheng) 執時，馬一浮也不過多解釋，而是回應說，“足下既不以為(wei) 然，置諸不論不議之列可矣。”[30]他認定，西學是不知“性”的“習(xi) 氣”之學，且可被統攝進“六藝之學”的框架內(nei) ，所以若隻向外務於(yu) 西學而不向內(nei) 體(ti) 究“六藝”，則是“舍本逐末、舍近求遠，可謂枉費工夫”[28]。但顯然，近現代以來，各學科的研究領域和方向愈發專(zhuan) 門、精細。傳(chuan) 統的“六藝”之學，已不再是專(zhuan) 治某些特定學科的學者所必須措意和精研的核心內(nei) 容，至少已不再一定作為(wei) 某種學問的內(nei) 在之“本”。對此，馬一浮殊為(wei) 不滿。在《馬一浮全集》中，曾被他提到過的“西來學術”，包括了文學、哲學、社會(hui) 學、自然科學與(yu) 心理學等。其中，馬一浮對西方的古典文學較為(wei) 肯定，“浪漫主義(yi) 失之淺，古典文學多有可觀。”[28]除此之外，其它所有的“西來學術”，都遭到了他的嚴(yan) 厲批評。

關(guan) 於(yu) 哲學，馬一浮的解讀和批評多是立足佛教唯識學而展開。對於(yu) “哲學”的譯名，他指責說，“哲學譯自泰西，意雲(yun) 愛智，愛智即是執見，執見即是法執，應在破除之列，故其為(wei) 名不妥。”[28]他還以唯識學來分判西方哲學，所謂“西方哲學如以唯識判之，則唯物論一邊是相分，唯心論一邊是見分。康德之評判哲學還是見分。至於(yu) 自證分、證自證分，西方學者皆未曾悟到。”[28]字裏行間，都顯露出馬一浮對西方哲學的學術規模和內(nei) 涵的輕視。而且在他看來，西方哲學的這些不足，究其緣由依然是中西學術中“性”與(yu) “習(xi) ”的根本差異。他評論說：

哲學家可與(yu) 析名，難與(yu) 見性。[30]

若歐洲哲學，不論古近，悉因習(xi) 氣安排，故無一字道著。[30]

據他判斷，以“析名”見長的西方哲學僅(jin) 落於(yu) “習(xi) ”的層麵，始終無法體(ti) 究天命之性，故難有真正的價(jia) 值可言。

關(guan) 於(yu) 社會(hui) 學，在遊學北美時，馬一浮尚對其表彰甚力。他讚歎道，“社會(hui) 學者，科學中之最高者也。”[31]且他對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Social Darwinism）代表人物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非常欽佩，閱讀了大量斯氏著作。但在思想逐漸成熟後，馬一浮對社會(hui) 學的態度由崇拜急轉而為(wei) 貶斥。他說：

治社會(hui) 學者，動言家族起源，由於(yu) 掠奪；中土聖賢所名道德，悉為(wei) 封建時代之思想；經籍所載，特古代之一種倫(lun) 理說。……而不知其失之誣也。[32]

在馬一浮看來，傳(chuan) 統的心性之學絕不僅(jin) 是有待被發掘的古代倫(lun) 理思想，反而是一切學術的根基。從(cong) 評述中，他似乎將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視為(wei) 社會(hui) 學的全部內(nei) 容，對社會(hui) 學的學科規模和內(nei) 部譜係缺乏足夠的了解，而這與(yu) 他旅美期間的閱讀經曆亦不無關(guan) 係。從(cong) 早年的推崇，到後來的反感，此過程正暗合了他在倉(cang) 促涉足西學之後徹底回歸傳(chuan) 統的思想軌跡。

關(guan) 於(yu) 西方科學，馬一浮同樣表示了排斥。照他的看法，科學執著於(yu) 向外逐物，必然無助於(yu) 彰顯天命之性，“科學極旨，謂能盡物之性，而不知盡己之性。”[33]因此，在1917年，當馬一浮見晚輩欲出國留學，便回信勸道：

今日所謂科學，大都藝成而下之事。求之異國，既勤苦難成，欲歸而施之實用，又於(yu) 道鮮適。……竊謂林君始冠之年，似不必以居夷留學為(wei) 亟，且當研求義(yi) 理，修之於(yu) 家。[33]

馬一浮試圖說明，西方科學溺於(yu) 器物而無涉道德，青年學人若不以“義(yi) 理”為(wei) 先，即便“彼發明家亦精思以得之，但是一偏一曲之知耳。”[32]而強調科學的艱辛而不實用，又何嚐不是源自他遊學北美時修習(xi) 西學的親(qin) 身體(ti) 驗？曾經短暫地博覽西學群書(shu) ，卻終究未能使馬一浮深入西學之堂奧。想到自己的這番“無用功”，無怪乎他會(hui) 在這封信中格外讚賞友人“恪守程朱”[33]。

馬一浮還曾對西方心理學提出批評。他說：

西方心理學，或以知覺、作用言心，或以刺激與(yu) 反應言心，更是粗不足道。[32]

這裏的“刺激與(yu) 反應”，顯然是西方行為(wei) 主義(yi) 心理學的“刺激—反應”理論。馬一浮能注意到這一觀點，固然體(ti) 現了他學術涉獵的廣泛。但心理學的“心”乃是經驗或生理意義(yi) 之心，指人的生理或精神意識；而在儒學傳(chuan) 統中，“心”雖然可以指示生理之心，但也有作為(wei) 本體(ti) 的最高實在，以及天地萬(wan) 物的主宰。馬一浮以儒學的“心”評判西方心理學的“心”，就必然導致認識上的疏離，反映出他對西學之理解的先入為(wei) 主，失之表麵。

平心而論，馬一浮對西方哲學、社會(hui) 學、科學與(yu) 心理學的指責都有失偏頗。而類似的批評言辭，在其著述中還有很多。總體(ti) 上，對待“西來學術”，馬一浮均嚴(yan) 守中學立場，將其納入“六藝”的統類下，並予以邊緣化。在他看來，由於(yu) 西學在立學宗旨上不能以“盡性”為(wei) 本，在治學進路上執著於(yu) 向外馳求，故在研究內(nei) 容上必然為(wei) “習(xi) ”所染，因此是舍本逐末、無甚意義(yi) 。

總之，馬一浮對中西學術的分判以及對西學的拒斥是耐人尋味的。熊十力也難以接受馬一浮對西學的敵視態度，兩(liang) 人以相知而始，以分途而終，背後的原因之一恐不能不歸結於(yu) 雙方對待西學態度的差異。1947年，熊十力在給胡適的信函中說，“紹興(xing) 馬君謹守程、朱，頌其精華，亦吸其糟粕。在川時有複性書(shu) 院一段關(guan) 係。論教法各異，竟以親(qin) 交而成水火。”[34]這正是對馬一浮在文化觀及西學觀上所持保守態度的批評。曾有留洋經驗的馬一浮對西學的態度從(cong) 早年的汲汲以求轉變為(wei) 後來的全麵排斥，而從(cong) 無留洋經驗的熊十力反而始終對西學抱有開放的襟懷，本文之作，正是試圖對這一問題的前半部分提出一種較為(wei) 合理的解答。

五、結語

從(cong) 馬一浮的學思曆程來看，他早年一度鑽研西學，可惜的是，雖曾修習(xi) 數門外語，但卻未至“精通”。短暫的海外經曆和西學涉獵，也沒能使他達到深入西學而登堂入室的境地。馬一浮後來以“性”與(yu) “習(xi) ”來分判中西學術，對西學的各領域都充滿輕蔑乃至敵視，既是缺乏平等與(yu) 開放心胸的表現，也反映了他對西學之理解的局限和片麵。

在西學傳(chuan) 入並逐漸成為(wei) 中國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情況下，馬一浮對西學態度的變化及其成因，很值得深入思考。青年時曾“欲唱個(ge) 人自治、家族自治”[35]的馬一浮，年長後竟提倡父母之命，所謂“今少年喜言婚姻自由，斯實夷狄之道，不欲賢更蹈此失，宜一稟父母之命。”[35]遊學時因聽聞家鄉(xiang) 紹興(xing) “辦女學堂”[36]而歡欣鼓舞的馬一浮，後來講學複性書(shu) 院時竟以“婦學實禮中之一目，今尚未能設置”[35]為(wei) 借口，婉拒了女性學者的求學之請。這種現象及其背後原因，很難僅(jin) 以“回歸”二字來解釋。一方麵，這也許是出於(yu) 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執著和留戀；另一方麵，由於(yu) 外文能力等諸多限製，對西學隻能淺嚐輒止而無法深入堂奧所造成的內(nei) 心糾結，恐怕也不能不是需要留意的因素。

當然，無論馬一浮對西學的掌握如何，也無論其局限的緣由何在，他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方麵的深厚造詣是毋庸置疑的。正由於(yu) 早年即奠定了深厚的國學素養(yang) ，他最終對中國學術思想的回歸絕非流於(yu) 姿態。“誠”與(yu) “真”是儒家和中國文化尤為(wei) 注重的崇高價(jia) 值，本文之作，即在馬一浮與(yu) 西學這一問題上力求發乎“誠”而得其“真”。在本文看來，消除附會(hui) 在馬一浮身上的虛譽，還其真實，才是對其更好的銘記與(yu) 致敬。

注釋
 
1 專門研究馬一浮思想的著作，大都介紹了他遊學北美的經曆，並由此展開推論，如“其知識與學問的收獲與拓展可是不小”（劉夢溪：《馬一浮與國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31頁）。有很多研究充分認可馬一浮的西學造詣，如稱讚他“諳熟西方學術文化”（畢養賽：《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序第1頁），“學貫中西”（吳光：《千年國粹，一代儒宗——馬一浮先生小傳》，載《馬一浮全集》第6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05頁），“中西學養皆高深博厚”（羅義俊：《“從習氣中解放出來”——馬一浮儒學的係統性格及其旨要》，收入吳光：《馬一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頁）。也有學者謹慎地對馬一浮的西學掌握程度表示疑問。例如，“不能認為馬一浮對西方国际1946伟德有過相當係統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劉樂恒：《馬一浮》，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8頁），“對西學的研究隻能說是泛觀博覽，……遠不是通透。”（滕複：《馬一浮和他的大時代》，廈門：鷺江出版社，2015年，第37頁）
 
2 吳光：《馬一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2頁。
 
3 丁敬涵：《馬一浮交往錄》，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33頁。
 
4 畢養賽：《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第200-201頁。
 
5 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馬一浮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頁。
 
6 丁敬涵：《馬一浮先生年譜簡編》，《馬一浮全集》第6冊，第1-93,5-9頁。
 
7 《馬一浮全集》第5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6頁。
 
8 《馬一浮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78頁。
 
9 今譯本即[法]博洛爾：《政治的罪惡》，蔣慶、王天成、李柏光、劉曙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馬一浮的譯本已由於文博整理完畢（布諾德魯易：《政治罪惡論》，馬一浮譯，《中國文化》2015年第1期）。
 
10 《馬一浮全集》第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4頁。
 
11 《馬一浮全集》第6冊，第10頁。
 
12 據學者研究，馬一浮翻譯的《政治罪惡論》確有價值，見孫宏雲：《〈政治罪惡論〉的早期中文譯本》，《政治思想史》2016年第2期。
 
13 今譯本即[俄]列夫·托爾斯泰：《藝術論》，豐陳寶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馬一浮的翻譯隻有三章，是譯自英文，其稱作者為“杜思退”，載《馬一浮全集》第4冊，第437-450頁。
 
14 這是馬一浮翻譯的一首莎士比亞（“謝客”）詩作。載《馬一浮全集》第4冊，第451頁。
 
15 載《馬一浮全集》第4冊，第313-315頁。
 
16 《馬一浮全集》第1冊，第655頁。
 
17 《馬一浮全集》第6冊，第6頁。
 
18 林桂榛曾詳細列舉了馬一浮在北美期間的閱讀書目，並將其日常活動概括為五方麵：第一，擔任清政府公職；第二，外出休閑遊覽；第三，學英文和鋼琴；第四，購書、讀書、譯書；第五，寫信給親友。參見林桂榛：《馬一浮遊學北美述略》，載《馬一浮全集》第6冊，第400-428頁。可見，馬一浮用於學習的時間未有太多，恐難對西學產生突飛猛進的掌握。
 
19 《馬一浮全集》第5冊，第13,13,11,25,27,24,28頁。
 
20 《馬一浮全集》第5冊，第15,38,49,49,29,27,5,35,38,38,39頁。
 
21 《馬一浮全集》第1冊，第678頁。
 
22 參見於文博：《〈政治罪惡論〉與馬一浮早期思想》，《浙江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
 
23 馬一浮的前後期思想比較，可參見柴文華：《論馬一浮的中西文化觀》，《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1期。
 
24 滕複：《馬一浮和他的大時代》，第37頁。
 
25 《馬一浮全集》第1冊，第738,738,602,725,675頁。
 
26 《馬一浮全集》第1冊，第730,691,418,406,425,20,735,745,80頁。
 
27 《馬一浮全集》第2冊，第491,412,903,496,514,845,413,679頁。
 
28 《馬一浮全集》第1冊，第16,17,575,740,655,573,728頁。
 
29 葉聖陶：《致王伯祥》，《馬一浮全集》第6冊，第354頁。
 
30 《馬一浮全集》第2冊，第963,476,414頁。
 
31 《馬一浮全集》第5冊，第46頁。
 
32 《馬一浮全集》第1冊，第177,600,732-733頁。
 
33 《馬一浮全集》第2冊，第728,375,376頁。
 
34 熊十力：《致胡適》，《熊十力全集》第8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8頁。
 
35 《馬一浮全集》第2冊，第248,769,914頁。
 
36 《馬一浮全集》第5冊，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