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樹達，訓詁學大師的“寂寞勤苦”

作者：王子今

來源：摘自《長安碎影》，王子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

一個(ge) 時代有一個(ge) 時代的學人，一個(ge) 時代有一個(ge) 時代的學術。學術一脈，不盡薪火傳(chuan) 受；學人百世，各有時代風格。如果回顧20世紀的學術創獲，雖經曆風雷霜雪，依然滿山繽紛，令人目不暇接。著名學者楊樹達先生的學術成就，就是其中水邊林下雖並不惹眼，卻發散出異常清芬的一簇。

楊樹達先生，字遇夫，號積微，湖南長沙人。生於(yu) 1885年6月1日，卒於(yu) 1956年2月14日。1897年，楊樹達考入時務學堂。1905年，官費赴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後回國，相繼任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湖南第四師範學校、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省立第一女子師範教員。1920年在北京師範學校、北京法政專(zhuan) 門學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高等農(nong) 業(ye) 專(zhuan) 門學校任教。1924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國文係主任。1926年後任清華大學教授、湖南大學教授等職。

楊樹達先生著說宏富，多以極高的學術價(jia) 值，在學界產(chan) 生過巨大的影響。其中《漢代婚喪(sang) 禮俗考》（商務印書(shu) 館1933年）一書(shu) ，作為(wei) 20世紀學術具有承前啟後作用的代表作之一，不僅(jin) 被秦漢史學者和社會(hui) 史學者視為(wei) 必讀書(shu) ，其學術視角與(yu) 研究方法，對於(yu) 所有關(guan) 心中國曆史文化的讀者，也會(hui) 有積極的啟示意義(yi) 。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老夫子以江河運行比喻曆史演進的說法，被許多人所接受。曆史確實一如江河，有“潮平兩(liang) 岸闊”的緩漫的河段，也有“絕壁天懸，騰波迅急”的崢嶸峽路。不同曆史時期文化節奏的差別，可以使人們(men) 產(chan) 生不同的曆史印象和曆史感受。青年毛澤東(dong) 在《〈倫(lun) 理學原理〉批注》中曾經發表這樣的感慨：“吾人攬〈覽〉史時，恒讚歎戰國之時，劉、項相爭(zheng) 之時，漢武與(yu) 匈奴競爭(zheng) 之時，三國競爭(zheng) 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非好亂(luan) 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反映了曆史上文化節奏屢有時代變換的事實，反映了“事態百變，人才輩出”的節奏急進的時代往往對於(yu) 曆史文化有較顯著的推進的事實。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眾(zhong) 所周知的亂(luan) 世，但是以曆史節奏分析的眼光看，確實實現了李大釗等人熱情呼喚的“少年中國”。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一個(ge) “人才輩出”的時代，當時政治、軍(jun) 事、文化、藝術等不同領域中，幾乎均是青年才士各領風騷。

我們(men) 說當時社會(hui) 生活的諸多方麵都表現出“少年”氣象，學術創造也是同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於(yu) 慧眼與(yu) 卓識出版的集合近代學術大師名著的“蓬萊閣叢(cong) 書(shu) ”，我們(men) 看到已經問世的19種，這些專(zhuan) 著最初出版時作者的平均年齡，不過41歲左右。楊樹達先生也是在動蕩的曆史背景下，於(yu) 亂(luan) 中取靜的學術生活中積累學識，發表論著，成就大器的。

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說，史家的主要職責，是“見盛觀衰”（《太史公自序》），以發現和總結曆史的“盛衰大指”（《十二諸侯年表》）。我們(men) 如果以較為(wei) 宏闊的視界看曆史文化的全景，那麽(me) ，“盛”與(yu) “衰”，就並不僅(jin) 僅(jin) 是指王氣的勃興(xing) 與(yu) 凋滅，又意味著一個(ge) 曆史時期社會(hui) 創造力總和的價(jia) 值，意味著當時人們(men) 的思想成就在人類智慧寶庫中的比重，也意味著這一時期文明進步的速度。也就是說，如果進行曆史的時代比較，不僅(jin) 應當看到政治的“盛衰”，也應當對文化的“盛衰”有所重視。

或以為(wei) 文章的剛柔，往往可以反映時代的盛衰，如西漢強盛，文章“雄麗(li) 而剛勁”；東(dong) 漢少衰，“文辭亦視昔為(wei) 弱”；唐代“國威複振”，“終有韓（愈）、呂（才）、劉（禹錫）、柳（宗元）之倫(lun) ，其語瑰瑋，其氣奘駔，則與(yu) 西京相依。”（章炳麟：《菿漢微言》）然而，我們(men) 注意到，曆史有政治的“盛衰”，又有文化的“盛衰”，政治與(yu) 文化“盛衰”運動的波形，相互間未必可以完全印合。同意這一看法的朋友或許會(hui) 接受這樣的意見，即20世紀二三十年代雖然在政治上表現為(wei) 極端的動亂(luan) 紛爭(zheng) ，在某種意義(yi) 上卻可以看作學術的盛世。

回顧中國近代學術史，可以看到楊樹達先生以其勤勉的學術實踐，為(wei) 實現當時的學術繁榮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1921年，楊樹達先生完成《說苑新序疏證》。1922年，中華書(shu) 局出版了楊樹達先生的《老子古義(yi) 》二卷。這部書(shu) 1926年又再版印行。1924年，《鹽鐵論校注》《漢書(shu) 補注補正》與(yu) 《古書(shu) 疑義(yi) 舉(ju) 例續補》問世。1928年，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詞詮》與(yu) 《中國語法綱要》。《詞詮》1954年又由中華書(shu) 局出版。商務印書(shu) 館1930年出版《高等國文法》，1931年出版《馬氏文通刊誤》及《積微居文錄》。1933年，世界書(shu) 局出版楊樹達先生著《中國修辭學》，同年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了他的《漢代婚喪(sang) 禮俗考》。1934年，商務印書(shu) 館又出版了他的《論語古義(yi) 》和《古書(shu) 句讀釋例》，北京好望書(shu) 局出版了楊樹達著《古聲韻討論集》。他的《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cong) 》五卷《補遺》一卷，1937年亦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這部書(shu) 的六卷增訂本，1955年再次由科學出版社推出。

楊樹達先生40年代麵世的論著，有重慶商務印書(shu) 館1943年版《春秋大義(yi) 述》，以及講義(yi) 本《論語疏證》《文字形義(yi) 學》《甲骨文蠡測擷要》《文法學小史》《訓詁學小史》等。

20世紀50年代，中國學術經曆了特殊的曆史變化。而楊樹達先生仍然“勤於(yu) 述作，既速且精，誠令人欽仰讚歎”（周祖謨《致楊樹達》）。胡厚宣也曾致書(shu) 讚歎道：“深覺解放以來，關(guan) 於(yu) 甲金小學，惟先生著作最豐(feng) ，發明最多，其貢獻之大，蓋突破以往所有之學者。傾(qing) 仰之至！”中國科學院1952年出版了他的《積微居金文說》，1953年又出版了他的《淮南子證聞》，他的《積微居甲文說》附《卜辭瑣記》亦於(yu) 1954年問世。他的另一部甲骨文研究專(zhuan) 著《耐林廎甲文說》附《卜辭求義(yi) 》同年由群聯出版社出版。以《漢書(shu) 補注補正》為(wei) 基礎完成的《漢書(shu) 窺管》，1955年由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他的《論語疏證》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57年，他的《鹽鐵論要釋》由科學出版社推出。

對於(yu) 楊樹達先生的治學成就，學界評價(jia) 極高。章太炎先生致書(shu) 曾經誇讚道：“兄於(yu) 治學可謂專(zhuan) 精。”郭沫若先生亦曾致書(shu) 言：“我兄於(yu) 文字學方法體(ti) 會(hui) 既深，涉曆複博，故所論列均證據確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量，至佩至佩！”董作賓先生致書(shu) 亦有“深佩卓見”語，謂“公在課程忙迫中猶能作專(zhuan) 精研究，貢獻古文字學者極大，敬佩之至”。陳寅恪先生致書(shu) 亦稱：“當今文字訓詁之學，公為(wei) 第一人，此為(wei) 學術界之公論，非弟阿私之言。幸為(wei) 神州文化自愛，不勝仰企之至！”於(yu) 省吾先生致書(shu) 對於(yu) 楊著《積微居甲文說》也有“義(yi) 證精確，發揮透徹，並世研契諸公無與(yu) 抗衡。欣佩之情，匪言可喻”的評價(jia) 。胡厚宣先生也曾經在《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序言》中發表讚語：“（楊樹達先生）寫(xie) 文章最多，不失為(wei) 五十年來甲骨學研究中最努力的一人。”

陳寅恪先生在《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cong) 續稿序》中，又重複了“當世學者稱先生為(wei) 今日赤縣神州訓詁學第一人”的讚美之詞，並且說：“先生平日熟讀三代兩(liang) 漢之書(shu) ，融會(hui) 貫通，打成一片。故其解釋古代佶屈聱牙晦澀艱深之詞句，無不文從(cong) 字順，犁然有當於(yu) 人心。”接著，陳寅恪先生又發表了如下一番感歎：

百年以來，洞庭衡嶽之區，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聞於(yu) 世。先生少日即已肄業(ye) 於(yu) 時務學堂，後複遊學外國，其同時輩流，頗有遭際世變，以功名顯者，獨先生講學於(yu) 南北諸學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輟。持短筆，照孤燈，先後著書(shu) 高數尺，傳(chuan) 誦於(yu) 海內(nei) 外學術之林，始終未嚐一藉時會(hui) 毫末之助，自致於(yu) 立言不朽之域。與(yu) 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瘠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後世當有能辨之者。嗚呼！自剖判以來，生民之禍亂(luan) ，至今日而極矣。物極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陰森慘酷之世界而為(wei) 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喪(sang) 斯文也，則國家必將尊禮先生，以為(wei) 國老儒宗，使弘宣我華夏民族之文化於(yu) 京師太學。其時縱有入夢之青山，寧複容先生高隱耶？然則白發者，國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應具，斯誠可喜之兆也。又何歎哉？又何歎哉？

陳寅恪先生所說“青山”“入夢”“白發”“浮名”，指1942年教育部公布楊樹達、陳寅恪等先生為(wei) 部聘教授，楊樹達先生淡然處之，有“隻有青山來好夢，可憐白發換浮名”詩句事。陳說揭示“功名”與(yu) “文化”之“肥瘠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後世當有能辨之者”，實在是極深刻的富有曆史主義(yi) 眼光的深見。

陳寅恪先生為(wei) 王國維所撰紀念碑文，有強調學術自立的名言：“……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wan) 祀與(yu) 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50年代初，他在答複中國科學院請他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意見時又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zheng) 的，且須以生死力爭(zheng)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複》）陳寅恪先生為(wei) 楊著所作序文“自致於(yu) 立言不朽之域”的稱譽，亦體(ti) 現了對於(yu)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肯定和堅持。有論者分析說，“這與(yu) 其說是為(wei) 楊樹達作序，到（倒）不如說是陳寅恪因感而發，表達了他對為(wei) 人治學以及文化與(yu) 時勢的遭際的心聲，錚錚有凜然之氣。”

1951年，中國科學院準備出版楊樹達先生的《積微居金文說》，楊樹達先生仍擬將陳寅恪先生的序言置於(yu) 卷首，陳寅恪先生亦欣然同意。然而1952年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局致信楊樹達先生稱：陳寅恪序文的“立場觀點有問題”。同年11月，楊樹達先生的《積微居金文說》出版，陳寅恪先生的序文果然被刪去。1952年12月6日，陳寅恪先生致楊樹達先生的信中說到此事：“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賤名不得附尊作以傳(chuan) ，誠為(wei) 不幸。然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者，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

楊樹達先生的《積微居金文說》和陳寅恪先生的序文出版時的遭遇，在他們(men) 風雲(yun) 變幻的學術生涯中隻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是卻能夠反映其學術立場和學術品質。兩(liang) 位學者的性格雖有差異，但是就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言，則意誌共同。因而所謂“錚錚有凜然之氣”也罷，所謂“立場觀點有問題”也罷，正反兩(liang) 種評價(jia) ，其實是既可以針對陳寅恪先生，也可以針對楊樹達先生的，盡管兩(liang) 位先生言行之風格的緩急剛柔確實有所不同。

一生淡於(yu) “功名”，“持短筆，照孤燈”“寂寞勤苦”“不少間輟”的楊樹達先生在《積微翁回憶錄自序》中曾經這樣寫(xie) 道：“餘(yu) 性不喜談政治。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壞墮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蠍。由今日觀之，人在社會(hui) ，決(jue) 不能與(yu) 政治絕緣。餘(yu) 往時所見，實為(wei) 錯誤。至仕途腐爛，亦國民黨(dang) 及軍(jun) 閥之政權時如此，非所語於(yu) 今日人民政府之時代也。昔年在京，往複論學之人有喜談政治者，而政治上犯大錯誤之人如陳獨秀者，與(yu) 餘(yu) 雖未謀一麵，然以討論文字學之故，亦曾有書(shu) 劄往還。此等皆屬學問上之因緣，與(yu) 政治絕無關(guan) 涉也。慮或誤解，聊複言之。”雖然檢討了往時之見的“錯誤”，但是因“慮或誤解”所作的解釋，仍然使人感到內(nei) 心與(yu) 所謂“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壞墮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蠍”有所不同的另一種“畏政治如蛇蠍”的疑懼。

當然，所謂“人在社會(hui) ，決(jue) 不能與(yu) 政治絕緣”，是人生的現實。學者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並不意味著逃避社會(hui) 矛盾，放棄社會(hui) 責任。以楊樹達先生而言，抗戰時期“何當被甲持戈去，殺賊歸來一卷娛”（1939年12月24日詩），“卻喜健兒(er) 能殺賊，故探聖典記攘戎”（《六十述懷》詩）等詩句，都深抒“殺賊”壯誌，飽含救亡激情。他在1939年至1940年間開《春秋》課，所著《春秋大義(yi) 述》一書(shu) 1943年由重慶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意欲令諸生嚴(yan) 夷夏之防，切複仇之誌，明義(yi) 利之辨，知治己之方。”（《春秋大義(yi) 述自序》）可知抗敵救國之熱忱。其說其事，可以看作“故探聖典記攘戎”詩句的注腳。1946年，聞一多先生被暗殺，消息傳(chuan) 來，楊樹達先生激憤至極，他在日記中寫(xie) 道：“報載聞一多見刺死，今日真亂(luan) 世也！書(shu) 生論政，竟不能容，言論自由之謂何哉？”悲恨之聲，至今讀來令人感動。

楊樹達先生以“禮俗”確定研究的對象，原意當包括禮儀(yi) 製度與(yu) 民間風俗，而其中的禮儀(yi) 製度，自然與(yu) 通常理解的政製不同，實是一種因“俗”而生，又製約著“俗”，與(yu) “俗”始終存在密切關(guan) 係的“禮”。“禮俗”，是社會(hui) 生活中特別值得重視的現象。然而，自50年代以來，“禮俗”，似乎已經退出了社會(hui) 科學常用語匯。江紹原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學的講義(yi) 《禮俗迷信之研究》，於(yu) 80年代末經整理出版，定名為(wei) 《中國禮俗迷信》（渤海灣出版公司1989年版），於(yu) 是人們(men) 長期感到生疏的“禮俗”一語，重新進入讀者的視野中。

楊樹達先生作為(wei) 國學大師，雖起初因語言文字學成名，於(yu) 史學亦數十年積累創獲，多有傑出貢獻。1931年在清華大學任職時，從(cong) 陳寅恪先生建議，“兼在曆史係授課以避國文係糾紛”，與(yu) 史學於(yu) 是有了更為(wei) 密切的學術關(guan) 係。

楊樹達先生在《漢代婚喪(sang) 禮俗考自序》中寫(xie) 道：“往歲餘(yu) 治《漢書(shu) 》，頗留意於(yu) 當世之風俗，私以小冊(ce) 迻錄其文，未遑纂輯也。會(hui) 餘(yu) 以班書(shu) 授清華大學諸生，諸生中有以漢俗為(wei) 問者，乃依據舊錄，廣事采獲，成此婚喪(sang) 二篇；見者頗喜其翔實，而予友曾君星笠乃見譽以為(wei) 為(wei) 史學辟一新徑途，餘(yu) 知其阿好，未敢以自任也。”曾運乾先生所謂“為(wei) 史學辟一新徑途”，當然不是無原則的“阿好”，而是切實客觀的評價(jia) 。

讀楊樹達先生關(guan) 於(yu) 史料的論說，使人聯想到傅斯年先生曾經強力主張的“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觀點。

傅斯年先生1927年在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史”講台上教授“史料略論”課程，於(yu) 1928年發表《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都曾經一再宣傳(chuan) 史料整理與(yu) 研究的重要性，30年代至40年代，他又發表《史學方法導論》《〈史料與(yu) 史學〉發刊詞》等，反複強調“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隻是史料學”。他在著名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指出：“我們(men) 反對疏通，我們(men) 隻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liang) 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他們(men) 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可能為(wei) 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men) 存而不補，這是我們(men) 對於(yu) 材料的態度；我們(men) 證而不疏，這是我們(men) 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nei) 使他發現無遺，材料之外我們(men) 一點也不越過去說。”

這種對於(yu) 史料的絕對重視，其實並非有的學者所說，是將史學和史料學完全簡單地等同起來，從(cong) 而否定了史學的思辨性和理論性，而是從(cong) 史學之基礎的角度強調了史學的實證性、客觀性和科學性。

對於(yu) 史料的整理和使用，傅斯年先生提倡謹慎客觀的態度。他指出，“使用史料時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們(men) 但要問某種史料給我們(men) 多少知識，這知識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價(jia) 值便以這一層為(wei) 斷，此外斷不可把我們(men) 的主觀價(jia) 值論放進去”（《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yi) ·史料略論》）。在傅斯年先生的觀念中，其實並不是以對於(yu) 史料的整理搜羅而有意降低史學的價(jia) 值。

傅斯年先生的主張，得到不少學者的讚同。但是真正按照這一原則從(cong) 事史學研究並且取得豐(feng) 碩成果的學者並不多。楊樹達先生及其學術同誌們(men) 實證主義(yi) 研究的成功，正是實踐這種對於(yu) “史料學”予以特殊重視的學風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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