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賢兼豪傑：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人格理想的審視

作者：朱漢民

來源：“屈子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主持人朱小健：歡迎大家走進京師人文宗教講堂。今天是儒學係列講座，我們(men) 非常高興(xing) 、非常榮幸地請到了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的院長朱漢民教授。朱教授是湖南省社科聯副主席，中華朱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惟楚有才，於(yu) 斯為(wei) 盛。”中的“斯”就是嶽麓書(shu) 院，朱老師現在就在那裏主事。朱老師的著作非常多，在宋明理學、中國思想史、傳(chuan) 統儒學研究等方麵有著非常精深的造詣。朱老師今天為(wei) 我們(men) 講述的題目非常有意思，“聖賢兼豪傑”，這個(ge) 並列詞組裏有什麽(me) 內(nei) 涵，我們(men) 一起有請朱老師為(wei) 大家講解。（掌聲）

朱漢民：謝謝朱小健老師！也謝謝京師人文宗教講堂邀我來跟大家做一個(ge) 分享。我今天的題目是“聖賢兼豪傑——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理想人格的審視”。大家看到我在PPT首頁放了一張嶽麓書(shu) 院的圖。這幅圖一方麵表明我在這裏工作，在座的朋友有的可能去過。我先介紹一下嶽麓書(shu) 院。嶽麓書(shu) 院在宋代是中國四大書(shu) 院。書(shu) 院在中國曆經唐宋元明清，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學術和教育機構，在中國學術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嶽麓書(shu) 院是這些書(shu) 院的代表之一，辦學至今已有1038年。這樣的辦學曆史培養(yang) 了大量的人才。用這幅圖還有一個(ge) 用意是展示這幅對聯“惟楚有才，於(yu) 斯為(wei) 盛。”這幅對聯比較巧地體(ti) 現了它是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集聚從(cong) 事學術研究的地方，同時又是一個(ge) 不斷培養(yang) 新一代的士大夫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以這裏作為(wei) 視角和案例和大家分享。由此，我希望把“聖賢與(yu) 豪傑”這樣一個(ge) 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的理念，和書(shu) 院這一視角結合起來談。以上是我對本次講座的說明，下麵我們(men) 開始轉入正題。

今天我們(men) 討論“聖賢—豪傑”這一概念，二者用一個(ge) 連接號連接起來，我的用意是要把二者集合起來考察。事實上。聖賢與(yu) 豪傑在曆史上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人格理想，但是在很多時候，也可能把它們(men) 連接起來。這個(ge) 理想來源於(yu) 哪裏？其實跟中國古代的“聖王”、“內(nei) 聖外王”等觀念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an) 係。以上三個(ge) 概念也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ge) 非常重要的課題。所以梁啟超曾講過這樣一句話，“內(nei) 聖外王之道一語，包舉(ju) 中國學術之全體(ti) ，其旨在於(yu) 內(nei) 足以資修身而外足以經世。”大家知道，中國學術非常豐(feng) 富多彩。我們(men) 可以從(cong) 縱向的前秦諸子、兩(liang) 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來看中國學術；也可以從(cong) 橫向來看，觀春秋戰國時代，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等等諸子百家。這些都可以用“內(nei) 聖外王之道一語”包舉(ju) ，可見其內(nei) 容非常豐(feng) 富。

今天我講“聖賢——豪傑”包括兩(liang) 個(ge) 重要方麵，一個(ge) 是代表一種人生哲學，就是梁啟超講的“內(nei) 足以資修身”，它是一門修身的學問。修身的背後包含著人格理想，人生的意義(yi) 、價(jia) 值、目標、目的，這樣一個(ge) 人生哲學問題。“外足以經世”的範圍就非常大了。中國傳(chuan) 統所謂“經世之學”，包括政治、軍(jun) 事、經濟、自然科學等等。所以，中國傳(chuan) 統學術都包含在這裏。還體(ti) 現為(wei) “足以經世”，這個(ge) “經世”在中國傳(chuan) 統是跟政治哲學聯係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們(men) 的討論我將從(cong) “聖王”或者“內(nei) 聖外王”這樣一個(ge) 概念講起。事實上，士大夫的“內(nei) 聖外王”或者“聖賢——豪傑”這樣一個(ge) 傳(chuan) 統，在曆史上麵臨(lin) 著許許多多的困惑。曆史上，許多思想家、哲人，從(cong) 孔子開始都在呼喚聖王的出現，但是卻發現總是非常失望。既然“內(nei) 聖外王”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一個(ge) 核心，那麽(me) 在今天、在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這樣一個(ge) 觀念，特別是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的大背景下，它還有什麽(me) 意義(yi) ？還值得我們(men) 去追求嗎？這是我們(men) 今天要特別思考的問題。

下麵我分成四個(ge) 方麵來談，首先談一下“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中的聖賢豪傑”。先討論一下“聖賢—豪傑”、“聖王”觀念的含義(yi) ，及其產(chan) 生過程。其實，聖賢跟豪傑聯係在一起是比較晚的，其觀念的起源跟聖王有關(guan) 。所以，我們(men) 先從(cong) 聖王講起。聖王、內(nei) 聖外王在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中，最早是一種政治哲學，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的王道思想連在一起。這個(ge) 觀念的提出與(yu) 盛行是在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都在談不同的學術觀念，但是他們(men) 都有一個(ge) 理想、一個(ge) 向往，他們(men) 都把自己的學術歸結於(yu) 這個(ge) 理想，歸結於(yu) 聖王，都在自家的學說中提出了聖王觀念，其中尤以儒家突出。儒家認為(wei) 春秋戰國時期是天下無道的動蕩時期，在此之前，他們(men) 都認為(wei) 在中國有一個(ge) 非常理想的世界——大同世界，就是《禮記·禮運》篇裏麵描述的“大道之行，天下為(wei) 公”的時代。像堯舜禹都是中國人非常向往的非常早期的聖王。這個(ge) 理想認為(wei) ，一方麵在上的統治者是聖王，他們(men) 非常關(guan) 心老百姓，以天下為(wei) 己任，把老百姓的苦樂(le) 憂患都當作自己的事，像大禹治水就是描述當年聖王怎樣關(guan) 心老百姓、怎樣治水跟大自然鬥爭(zheng) ，最終取得治水勝利的故事。這些聖王實際上代表的是王道政治，也就是聖王觀念和王道理想是合為(wei) 一體(ti) 的，沒有聖王也就沒有後來的王道及王道政治。

聖王和內(nei) 聖外王兩(liang) 個(ge) 概念，在後代哲學家的梳理中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應該說這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人格理想。如果聖賢強調的是人格的道德性，那麽(me) 外王更多強調的是社會(hui) 功利性。內(nei) 聖，代表一種文化理想；外王，則一種現實追求。內(nei) 聖，更多強調的是一種人格的魅力、一種精神感召力、一種軟實力，外王更多地強調一種現實的權利、謀略等硬實力。所以，這兩(liang) 者在中國曆史上的結合，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中，這兩(liang) 種觀念在人們(men) 的政治心態中間都是普遍盼望一種既是聖賢又是豪傑、既是內(nei) 聖又是外王，二者合一的領袖的出現。大家希望天下太平、國家強盛、國泰民安，這是中國人幾千年的社會(hui) 政治理想。這種理想的實現，依托於(yu) 一個(ge) 既是聖又是王的人的出現。所以，王船山講過，“儒者之統，與(yu) 帝王之統並行於(yu) 天下，而互為(wei) 興(xing) 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儒者之統是聖賢的傳(chuan) 統，他們(men) 所追求的是《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然後要求修身，在此基礎上，才是治國平天下。儒者之統要與(yu) 帝王之統並行於(yu) 天下，就是聖和王兩(liang) 者要結合起來。“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這兩(liang) 者合起來的話，就不會(hui) 出現孔子所感歎的天下無道這樣的局麵，就是天下有道的局麵，因為(wei) 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統治者遵循道。道，這種文化理想、道德理想，和現實的政治、現實的社會(hui) 功利結合起來，這樣就可以“天下以道而治”。如果沒有這樣一個(ge) 聖王的話，道就會(hui) 不明；有這樣一個(ge) 王者的話，就會(hui) “道以天子而明”。王船山的這段話代表的是兩(liang) 千多年來儒家的理想，王道的理想。這一理想曾經在三代時期出現過，但是後來不曾再出現，儒者的使命就是要把二者集合起來，他們(men) 做的工作致力於(yu) 道統和王統或治統的結合。但是，曆史上的儒者也承認，即使是在三代時期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為(wei) 儒家所推崇的聖王，實現了內(nei) 聖與(yu) 外王合一的理想。但是，春秋戰國以後，內(nei) 聖與(yu) 外王開始產(chan) 生分裂，也就是一部分人作聖賢，他們(men) 承擔聖的道德價(jia) 值、追求聖的道德理想、人格，具有聖的理想主義(yi) 的追求、文化追求，但是，他們(men) 無權無勢，也就是他們(men) 的理想得不到實現。而王者，往往是有權有位，但並非因為(wei) 他們(men) 是聖才獲得的，而是靠軍(jun) 事、靠政治力量而獲得的權位，所以他們(men) 往往就把政治的權位、軍(jun) 事的權位看得更重要，他們(men) 都不具有聖賢的品德，更沒有道德價(jia) 值的承擔。這一點特別在建立秦漢帝國以後尤為(wei) 明顯。在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或者感歎內(nei) 聖外王之間這樣一種緊張的分離狀態。一方麵，從(cong) 孔孟到周程，孔子、孟子、周敦頤、程顥、程頤，這些大儒都有很高的文化理想，很高的道德追求，要做聖賢。他們(men) 以道德理想的道統相傳(chuan) ，但是他們(men) 沒有權位。從(cong) 秦漢到隋唐以來，確實產(chan) 生了很多的豪傑之士，他們(men) 成為(wei) 主宰天下的帝王將相，但是他們(men) 隻有治統，而沒有道統，也就是他們(men) 沒有道德理想，並不是通過這種權位來追求孔孟周程的文化理想。這兩(liang) 者就處在一種緊張的關(guan) 係中間。

我這裏以朱熹為(wei) 例講解一下。朱熹是一個(ge) 理學的集大成者。理學在曆史上通常叫做聖賢之學、內(nei) 聖之學。理學的一大特點是堅信首先要是聖賢，才能做外王，先聖而後王，這有這樣才能建立起儒家向往的王道社會(hui) 。他也非常失望，他說過“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chuan) 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也。”當然，三代時期聖和王是合為(wei) 一體(ti) 的，“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主要指春秋戰國以後。他又說“然孟子既沒，而世不複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yu) 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wei) 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此學”指聖賢之學。他看到曆史上的很多豪傑之士，他們(men) 能夠打天下、坐天下，他們(men) 有開拓精神，創造政治事功。他們(men) 有“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他們(men) 的資質非常好，思考非常精道。他們(men) 的“一言一行偶合於(yu) 道者”，偶然合道的時候還是有的，因為(wei) 他們(men) 必須按照道的要求，像漢武帝、唐太宗等人物也有合於(yu) 道的。但是，他們(men) “所以為(wei) 之田地根本者”，主導他們(men) 思想的根本還是他們(men) 的“利欲之私”，並非考慮從(cong) 孔孟到周程的價(jia) 值理想。他們(men) 並沒有把這些文化理想、道德理想、人格精神作為(wei) 自己的根本追求，還是未免利欲之私也。朱熹也非常失望，他一生追求聖賢之學，但是一直沒有實現這個(ge) 理想。

王船山是一個(ge) 追求事功的人物，特別強調“儒者之統”也就是“道統”和“治統”的密切聯係。他也發現曆史上的王朝大多都是違背了道，哪怕是漢唐盛世的君主也是“略德而論功”，更注重功利，而在德行、在內(nei) 聖的品德方麵是不夠的。所以，儒家這樣一種內(nei) 聖外王的理想，是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之全體(ti) ，也就是各家各派的共同追求，儒家尤其如此。到了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把法家、道家都兼容進來的時候，儒家的內(nei) 聖外王仍然沒有實現。在曆史上，一直受到質疑。但是，在受到質疑的時候，這種內(nei) 聖外王的理想同時作為(wei) 士大夫的理想，宋明理學叫做聖賢之學。

這種聖賢之學的根本包含兩(liang) 個(ge) 含義(yi) ，一個(ge) 含義(yi) 是從(cong) 政治的哲學角度，希望使曆代帝王成為(wei) 聖賢，或者讓他們(men) 學習(xi) 聖賢之學，使他們(men) 能夠用聖賢的價(jia) 值理想來指導其外王的政治權利。這是他們(men) 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朱熹、二程在給皇帝作侍講，給皇帝講課的時候，他們(men) 都要跟皇帝講聖賢之學，寄希望於(yu) 用儒家的道統來轉化帝王的治統。這是他們(men) 的追求。理學的聖賢之學還有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含義(yi) ，就是他們(men) 把聖賢之道、聖賢人格作為(wei) 自己的一種追求。作為(wei) 士大夫、知識分子讀書(shu) 的目的，最早是孔子講的要做君子，因為(wei) 聖王在春秋時代往往都是和帝王聯係在一起的。哪怕到了魏晉南北朝，玄學在講聖人的時候，大多都是跟周公、孔子這些人聯係起來的，一般的讀書(shu) 人隻是做名士，做一個(ge) 非常有名的士大夫而已。

到了兩(liang) 宋以後，儒者士大夫有了很大發展，變為(wei) 人皆可為(wei) 聖賢。這可能是受了佛教關(guan) 於(yu) 人人皆可成佛思想的影響，所以宋代的士大夫都強調所有的人都應該成聖。除了成聖之外，還有一部分人認為(wei) ，跟內(nei) 聖外王相關(guan) 的，不但要成聖還要做豪傑，就是也要能做事。內(nei) 聖強調的是正心誠意這樣一些道德的修煉，很多人批評宋明理學為(wei) “平時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一死報君王”。這句話的意思是，宋明理學常常講心性，要做一個(ge) 聖人、好人、道德很高人格的人，但是，假如你作了一個(ge) 國家真的重臣，你能不能管理好國家，有異族入侵的時候，你能否帶兵去打仗，能不能保衛國家，能不能使國家富強，也是非常重要的。像當年孔子說的“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要做能夠創造巨大的社會(hui) 功利的人物，而不是隻是做一個(ge) 聖人而已就可以了。所以，在這個(ge) 問題上除了追求聖賢之外，是不是還應該追求豪傑？理學確實在發展過程中，由於(yu) 對聖賢之學的特別重視，使得好多儒家士大夫過分地強調聖賢之學、內(nei) 聖之學，這樣就可能忽略了另外一個(ge) 方麵。所以，宋代以後許多儒家士大夫往往有“聖賢——豪傑”的追求，也就是說他們(men) 一方麵作為(wei) 政治哲學的內(nei) 聖外王，因為(wei) 外王更多地指帝王之統，很多臣僚追隨帝王做事，也可以說是外王的事業(ye) ，可是講豪傑可能更能體(ti) 現作為(wei) 一個(ge) 士大夫的人格追求。所以，“聖賢——豪傑”到宋以後，尤其到了明清以後，往往成為(wei) 士大夫的自我期許、自我追求。

朱漢民：《士大夫精神與(yu) 中國文化》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

下麵我們(men) 講第二個(ge) 問題，湖湘士人的理想人格。無論是把“聖賢——豪傑”這樣一種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作為(wei) 一種人生理想的追求、人生哲學的探討，還是一種政治哲學，它們(men) 中間有一些差別，但是它們(men) 確實是一個(ge) 密切相關(guan) 的概念。到了兩(liang) 宋時期，是個(ge) 儒學的地域多樣化的時代。漢代的儒學是通過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從(cong) 中央往外、往下走的線路，而兩(liang) 宋的儒學、也就是理學的興(xing) 起，是自下而上的。首先，是從(cong) 一些儒學地域化的學派開始的。我在書(shu) 院工作，所以比較注重從(cong) 書(shu) 院的角度分析。書(shu) 院正好在兩(liang) 宋時期興(xing) 起，這時候很多書(shu) 院都是儒者、士大夫集中的地方。他們(men) 往往在不同的書(shu) 院、不同的地域中間，形成了不同的學風、不同的學術傳(chuan) 統、不同的學術旨趣、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才理想，所以往往會(hui) 產(chan) 生區別，之間又產(chan) 生爭(zheng) 論。這是很明顯的。像宋代有過朱程之辯，因為(wei) 朱熹和程亮對漢唐君主，對內(nei) 聖外王的評價(jia) 和追求完全不一樣。程亮認為(wei) ，曆史上對事業(ye) 有開拓的豪傑之士，像秦皇漢武這些人物對豪傑的追求中體(ti) 現了道。道不能離開他們(men) 追求的這些功利，實際上，他既肯定了他們(men) 是豪傑，又認為(wei) 其背後有聖賢思想作為(wei) 支撐。但是，朱熹不同意。朱氏認為(wei) 漢唐以來的豪傑達不到道，沒有真正追求聖賢。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風格。今天，我主要從(cong) 湖湘的角度來講聖賢豪傑。湖就是洞庭湖，原來叫湖南，湘就是湘江。漢唐以後，這種曆史人文的概念用“湖湘”來指代這個(ge) 區域。湖湘到了宋以後，嶽麓書(shu) 院是宋創建的。我今天要講的案例很多都是嶽麓書(shu) 院的老師和學生的，也有一些是間接有關(guan) 係的人。我認為(wei) ，這批人物從(cong) 宋元明清，特別是近代以來，中國曆史的變革都和他們(men) 有一些直接的關(guan) 聯。如果我們(men) 追根溯源，正好和聖賢與(yu) 豪傑這一人格理想有關(guan) 聯。所以，我想通過這一視角我們(men) 來思考聖賢與(yu) 豪傑合一的理想問題。

前段時間，胡錦濤前總書(shu) 記來嶽麓書(shu) 院考察，我作為(wei) 陪同期間，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在他看到開篇提到的對聯的時候說的。他說，嶽麓書(shu) 院培養(yang) 的人才完全擔當得起這句話。這句話口氣很大，很多人不喜歡。“惟楚有才”，非得楚地才有人才；“於(yu) 斯為(wei) 盛”，非得這裏最盛。這種口氣大實際上代表的是晚清以後湖南這片特殊的地域。這些讀書(shu) 人、士大夫為(wei) 什麽(me) 敢於(yu) 這麽(me) 說？其背後有一些文化上的原因，正是這種口氣大的心態和理念促成了他們(men) 的成長。中國近代幾次重大的社會(hui) 變革運動都是湖南人站在第一線。我認為(wei) 這種擔當確實與(yu) 聖賢與(yu) 豪傑這樣一種士大夫的人格理想的獨特的類型有關(guan) 係。

宋代以嶽麓書(shu) 院——或者說南嶽的書(shu) 院群——為(wei) 核心形成了一個(ge) 士大夫群體(ti) ，叫“湖湘學派”。當時，南宋有四大學派，後代學術敘述湖湘學派比較少，更多的是朱熹的閩學，江西的陸九淵之學和浙東(dong) 的呂祖謙之學。後來，海外的新儒家，像牟宗三先生對湖湘學特別推崇，認為(wei) 它代表理學的正統，特別是認為(wei) 胡宏代表儒教的原教模型，當然這種說法存在爭(zheng) 議。我認為(wei) ，胡宏有“聖賢—豪傑”的情結。南宋初年，他不願意跟當政者秦檜合作，而隱居在南嶽。這裏引一段話，體(ti) 現了他的聖賢兼豪傑精神。他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wan) 世者，聖人之分也。”窮和達是古代士大夫的兩(liang) 種狀況。一個(ge) 是顯達，能夠出仕治國平天下，他應該用自己的政治理念、要從(cong) 儒家經典中的道去兼善天下。一個(ge) 是不顯達，麵臨(lin) 窮困，隱居在山林，種田讀書(shu) ，那就要獨善其身，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就可以了。人們(men) 認為(wei) 這樣已經是很高的要求了，但是胡宏認為(wei) 這樣還不夠。他認為(wei) ，真正的聖人應該“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wan) 世”。麵臨(lin) 窮困的時候，你也不能放棄外王的理想，要為(wei) 了天下擔當起責任，要兼善萬(wan) 世。窮怎麽(me) 兼善萬(wan) 世？胡宏主張通過不斷地研究學問和從(cong) 事教育，給後世留下寶貴的思想遺產(chan) ，培養(yang) 有用人才，就可以兼善萬(wan) 世。在不能夠兼善天下的時候，身在山林仍在研究政治、曆史，探討內(nei) 聖外王之學。另外，還從(cong) 事教育，培養(yang) 人才。自己不能夠兼善天下，可以通過培養(yang) 的學生兼善天下，可以用自己的學說影響後來的人們(men) ，間接達到兼善天下的目的。湖湘弟子中很多在抗金、抗元的鬥爭(zheng) 中都能夠帶兵打仗。最顯著的一個(ge) 例子就是南朝末年的元兵南下。據宋史記載，當時長沙守城之戰打得非常激烈，連嶽麓書(shu) 院的書(shu) 生都全體(ti) 出動去參加守城戰鬥，全員犧牲，非常慘烈。這就是把聖賢與(yu) 豪傑的精神落實到了他們(men) 的人生、社會(hui) 活動、政治活動中間。

明確提出聖賢必須兼豪傑的是明清之際的大儒王船山。明朝滅於(yu) 清朝，引起了晚民很多士大夫深刻的反思，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清初三大儒都在反思、總結經驗。他們(men) 都認為(wei) 隻講修身養(yang) 性的所謂聖賢之學是遠遠不夠的，他們(men) 都在呼喚豪傑精神，其中尤以王船山突出。他認為(wei) ，招喚智勇雙全、力能開拓、創造功業(ye) 的豪傑精神，是當時的社會(hui) 、國家、民族所迫切需要的。所以，他提出了以下對湖湘讀書(shu) 人影響非常深的一段話，“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於(yu) 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亂(luan) 世之大權也。”曆史上，有很多豪傑都不是聖賢，但是所有追求成為(wei) 聖賢的士大夫，在成為(wei) 聖賢之前首先要成為(wei) 豪傑，不要以為(wei) 先成為(wei) 聖賢然後再去做豪傑。大家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儒家教化是為(wei) 了成為(wei) 聖賢，但王船山認為(wei) 《詩》教首先是為(wei) 了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使人成為(wei) 豪傑。要成為(wei) 豪傑，人要有堅強的意誌，經世的謀略，要能夠創造社會(hui) 的事功，做事能夠拿得起放得下。“納之於(yu) 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首先要是豪傑，然後才是聖賢。“此救人道亂(luan) 世之大權也”，這個(ge) 才是一個(ge) 根本問題。這段話強調了兩(liang) 個(ge) 非常重要的理念。一是，“豪傑”是成就為(wei) “聖賢”的必要條件，所以就杜絕了那些平時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一死報君王的現象，即杜絕了那些平時既不能治理好國家，也不能帶兵抵禦外敵入侵，每天隻是抱著聖賢書(shu) 自稱聖賢之學的士大夫。王船山認為(wei) ，這樣就不是聖賢，不能成為(wei) 豪傑者就不是聖賢。所以，一切追求聖賢之學的士君子都要有剛強的氣質。總是追求心性修養(yang) 就會(hui) 變得柔弱，不能成大事，就會(hui) 缺乏剛強的氣質、經世的能力，不能開拓事業(ye) 、不能管理好國家、做好事情，你如何能夠成為(wei) 聖賢？二是，“聖賢”比豪傑人格的內(nei) 涵更加豐(feng) 富，聖賢除了具有豪傑的能力、氣質與(yu) 功業(ye) 等條件外，還要有道德人格與(yu) 文化理想。王船山的思想提出時期不為(wei) 多數人所知，到了清道光年間，經湖南鄉(xiang) 賢發掘、普及之後，特別是在曾國藩不斷印《船山遺書(shu) 》之後，他的學說影響才變得很大。以致所有的湖南讀書(shu) 人都要講王船山。他的思想，包括他的人格理想，對後代士大夫影響特別大，所以近代湖湘士大夫表現特別突出。中國近代化不同於(yu) 西方近代化。西方近代化起源於(yu) 市民階級對物質利益和個(ge) 人權利的追求，進而推動了文藝複興(xing) 、工業(ye) 革命、宗教改革、思想啟蒙等一係列的近代化運動。而中國文明的近代化主要是由一批儒者、士大夫推動的，具有深刻的儒家人格理想和士大夫情結。他們(men) 往往以“聖賢——豪傑”、“以天下為(wei) 己任”、“修齊治平”、“天下有道”、“三代之治”這樣一些儒家傳(chuan) 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作為(wei) 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動力。

下麵我要描述的這些人跟這種思想有著緊密的關(guan) 係。推動中國近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魏源，他引導士大夫睜眼看世界，從(cong) 事今文經學研究，並繼承了王船山的理念。他的學術思想跟王船山不是一個(ge) 脈絡，王承襲宋學脈絡。盡管如此，魏在其代表作《默觚》中提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賈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體(ti) 。”他記載了王船山如何對待聖賢與(yu) 豪傑的理念問題。他也認為(wei) ，儒者必須既是聖賢又是豪傑。今文經學倡導經世致用，對後代康梁的影響都很大。如果聖賢代表一種文化理想，豪傑則代表一種現實主義(yi) 、功利主義(yi) 的精神。儒家的三代思想必須落實到一種政治功利、現實社會(hui) 中間。所以，魏源還說過“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晚晴時期，很多人追求王道理想，但是如果這種理想使得國家貧弱、人民貧窮，又怎麽(me) 稱得上是王道？換句話說，必須要有豪傑的世功，要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裕、國泰民安，才能稱之為(wei) 王道。魏源還提出，作為(wei) 一個(ge) 士大夫必須要有三代之心，若無則落入俗套；但是僅(jin) 有三代之心，卻不懂天下情勢，必迂。當時士大夫中間有兩(liang) 個(ge) 極端，一個(ge) 極端認為(wei) 自己在追求很高的王道理想，卻不懂天下之情勢。魏源懂得天下變化，他的《海國圖誌》告訴大家，在中華帝國之外，還有一個(ge) 非常廣大的世界，特別是有歐美澳等近代資本主義(yi) 國家。書(shu) 中介紹了西方的科技、政治、社會(hui) ，包括曆史、地理等。他希望士大夫能夠了解國外，特別是要學習(xi) 西方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jun) 工技術，像火槍、火炮、軍(jun) 艦、練兵之法，並提出了著名的口號：“師夷長技以製夷。”魏源這種聖賢與(yu) 豪傑相結合的思想，使得他能夠睜眼看世界。

下麵我們(men) 講講曾國藩代表的湘軍(jun) 。湘軍(jun) 是湖湘士大夫崛起的重要條件。湘軍(jun) 的構成比較奇特，叫做“士人領山農(nong) ”即其構成有兩(liang) 個(ge) 部分，一部分是士人，其中大多數都是嶽麓書(shu) 院的學生，一部分是農(nong) 民，構成士兵的主體(ti) 。按理來說，士人和山裏的農(nong) 民都是沒有什麽(me) 戰鬥力的，但是這種很奇特的組合，在八旗軍(jun) 隊被太平天國打得落荒而逃的時候，扭轉了趨勢。我認為(wei) ，這種勝利跟湘軍(jun) 獨特的構架有關(guan) 係，而這種構架又跟其中士大夫聖賢——豪傑的人格理想有關(guan) 係。曾國藩非常推崇王船山的思想，並把它作為(wei) 湘軍(jun) 在精神文化方麵立軍(jun) 的理念。曾氏認為(wei) ，一個(ge) 人要立誌作聖賢豪傑，若立此誌，何事不可為(wei) ？同時，他是理學的忠實信徒，嚴(yan) 格按照理學修身養(yang) 性的教條去自我反省。他在京城做官的時候，經常寫(xie) 日記，進行嚴(yan) 格的自我反省，作為(wei) 追求聖人之學的途徑。同時，除了追求內(nei) 在的人格完善以外，還特別強調豪傑精神，並因此受到三不朽的讚譽。梁啟超稱他為(wei) 三不朽之完人。當然，世上沒有完人，曾國藩也不認為(wei) 自己是完人，隻是他屢敗屢戰，毫不泄氣。他在立德、立言、立功三者上，在聖賢的人格要求和豪傑的事業(ye) 開拓兩(liang) 方麵，進行了完好的結合。在曾國藩的書(shu) 籍、日記和書(shu) 信中，他往往把聖賢之學道德人格的追求和豪傑的事業(ye) 開拓、經世的能力結合起來。他特別強調，聖賢人格要“周知庶物”，要有“豪俠(xia) 之質”。“周知庶物”，就是要對各種現實知識、駕馭事物的能力都要學習(xi) ，這是豪傑所追求的。在他的家書(shu) 中數次提到，“不剛強者不能成大事”。並且認為(wei) ，“豪俠(xia) 之質，可入於(yu) 聖人之道。”一個(ge) 人要進入聖人之道，要具有豪俠(xia) 之質。這是曾氏對王船山理念的進一步思考和深化，並落實到自己的行動中。

聖賢需要豪傑，同時豪傑也需要聖賢。他認為(wei) ，聖賢的道德理念和文化追求，可以納入到豪傑的經世活動，包括軍(jun) 事、政治活動中。比如，儒家作聖賢之學，追求仁義(yi) 禮智信等道德理念，但是曾國藩把它們(men) 當作代軍(jun) 的方法。有人說，曾國藩中年是法家，他實行嚴(yan) 刑峻法以管理軍(jun) 隊。其實，這隻是一個(ge) 麵向，另一個(ge) 麵向用儒家的倫(lun) 理道德用於(yu) 代軍(jun) 。他說，“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蔡鍔在《曾胡治兵語錄》中提到了如何把儒家的理念、人格修煉和帶兵打仗結合的方法。羅澤南就是這樣一個(ge) 人，是湘軍(jun) 的一個(ge) 重要將領，一生追求聖賢豪傑的理想，同時把豪傑的氣質納入到聖賢中間。羅澤南打仗常常勝利，別人問他帶兵之道。他說自己用《大學》的功夫，“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安，安而後有得。”作為(wei) 一名儒將，他就是用這樣的儒家理念指導自己如何打仗。曾國藩非常欣賞他，在為(wei) 他寫(xie) 的墓誌銘中寫(xie) 道，“臨(lin) 陣審固以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主靜察幾”是周敦頤在《太極圖說》講的如何成為(wei) 聖賢的功夫。一方麵，要主靜，就是保持心靈的安靜，不要為(wei) 物欲所動。一方麵，要察幾。類似《周易》裏麵吉凶的征兆叫幾。但是，周敦頤對“察幾”的理解是，當人麵對事物的時候心中可能生起善與(yu) 惡兩(liang) 種念頭，因此要密切察視自己，當惡的念頭出現的時候，要把它壓製下去，把善的念頭培養(yang) 出來。“主靜察幾”是內(nei) 聖的功夫，卻可以用於(yu) 指揮打仗，所以他能夠團結鄉(xiang) 勇征戰南北。湘軍(jun) 中郭嵩燾也是這樣一個(ge) 人物。郭嵩燾受王船山、曾國藩的影響，特別強調將“豪傑”所具有剛強氣質、卓越的能力納入到“聖賢”人格裏麵。他曾說，“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推其及，堯舜之耿介，不過一剛而已。”堯舜是中國古代的聖王，而郭氏強調的是他們(men) 的剛強。“隻是‘人之生也直’。朱子以‘堅強不屈’四字釋之，最有味，尤今人所謂‘硬漢’也。”強調人要做硬漢。硬漢從(cong) 來都是豪傑氣質的一種表現。郭嵩燾還解釋了聖賢豪傑的長處，“尤坐一‘賴’字。險阻憂虞，艱苦挫折，都賴得下去。”作聖賢豪傑都要能夠麵臨(lin) 險阻憂虞等困難的境況，能夠堅持下去。他還說，“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豪傑之士所以審時觀變。”“開物成務”是一種豪傑的要求，但是他也以此為(wei) 聖人的要求。豪傑之士要能夠知道實事的變化。在他眼中，聖賢和豪傑二者是沒有什麽(me) 區分的。所以，湘西將領作為(wei) 讀書(shu) 人，能夠領兵打仗並挽救當時的困局，確實跟他們(men) 把聖賢豪傑的人格理想結合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這種理想對後世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包括維新運動、辛亥運動、新文化運動。例如，辛亥革命的政治領袖之一宋教仁曾說，“凡古昔聖賢之學，英雄豪傑之行事，皆當取法之。”可見，他對聖賢豪傑的學問、做事風格及人格精神都非常欣賞。所以，在這些後來嶄露頭角的譚嗣同、唐才常、黃興(xing) 、宋教仁、蔡鍔、陳天華、劉揆一、劉道一、禹之謨、楊毓麟等一批人的身上，我們(men) 可以發現他們(men) 都是“聖賢——豪傑”型人格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們(men) 一方麵嚴(yan) 格要求自己的道德理想和追求，另外一方麵又體(ti) 現出豪傑的血性氣質。如，譚嗣同在維新變法失敗後，本有可以逃脫的機會(hui) ，但是他還是選擇留下來為(wei) 自己的事業(ye) 而流血犧牲。這是一種任俠(xia) 精神，在死亡麵前，仍表現出既是聖賢又是豪傑的氣質。作為(wei) 讀書(shu) 人，他們(men) 同時具有尚武的精神。這是近代湖湘士大夫的共同特點。後來，湖湘誌士提出自由、平等、博愛、共和等近代的政治理念，其內(nei) 心追求的仍然是聖賢人格的精神表達，都是基於(yu) 一種救國救民、希望天下安泰、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聖賢之誌，是他們(men) 追求三代聖王理想的手段。例如，譚嗣同寫(xie) 了一部《仁學》。他認為(wei) ，仁就是通，通就是平等。人與(yu) 人之間為(wei) 什麽(me) 能通？是因為(wei) 彼此之間仁通、平等。譚氏認為(wei) ，“所謂民主者，尤為(wei) 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讓之風。”唐虞就是堯舜三代，代表內(nei) 聖外王的聖王之道的理想。他就把近代的民主和唐、虞揖讓之風結合起來。他認為(wei) ，變法圖治也隻是不忍盡棄聖人之道，思以衛而存之也。他所倡導的科技知識、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都包括在這種聖人之道中。他本人在維新失敗後，也表現出一種傳(chuan) 統士大夫冒死抗爭(zheng) 的風節名士的特點與(yu) 超越生死的聖賢人格的理想。另一方麵，近代以來湖湘士人又普遍表現出氣質剛勁、卓勵敢死、建功立業(ye) 的豪傑精神。他們(men) 性格剛毅，能領兵打仗，有很強的經世能力與(yu) 實幹精神，成為(wei) 一個(ge) 活躍於(yu) 近代社會(hui) 及軍(jun) 界、政界的英雄豪傑群體(ti) 。所以，“惟楚有才”公認的是軍(jun) 政界人才突出。近代湖湘士人政治理念發生很大變化，以曾國藩為(wei) 代表的湘軍(jun) 是維護清朝的，而譚嗣同、唐才常等維新誌士是要變革清朝的，黃興(xing) 、宋教仁是要推翻清朝的。由此可見，由於(yu) 時代的變化，他們(men) 具體(ti) 的政治理念也有很大的變化，但是他們(men) 立誌做聖賢豪傑的人格理想是一以貫之的。

下麵我們(men) 講第三部分，毛澤東(dong) 的“聖賢——豪傑”型人格理想。談到湖南的士大夫，我認為(wei) 最後不可回避地都要談談毛澤東(dong) 對中國曆史的影響問題。毛澤東(dong) 是近代中國史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具有獨特的人格魅力。現在，不論大家從(cong) 怎樣的角度去評價(jia) 他，都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他是一個(ge) 在曆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和獨特人格魅力的人物。我們(men) 先從(cong) 曆史的角度追溯一下他的人格魅力來自哪裏。我認為(wei) ，從(cong) 宋以後，特別是從(cong) 明清以後到近代以來，湖湘士人所推崇的“聖賢——豪傑”人格理想的追求，對毛澤東(dong) 影響很大。這種影響有兩(liang) 個(ge) 途徑，一個(ge) 是曾國藩、胡林翼、黃興(xing) 、蔡鍔等自身對這種人格理想的追求，及他們(men) 所具有的社會(hui) 地位和影響力，特別是他們(men) 也是鄉(xiang) 賢典範。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鄉(xiang) 賢對地方的感召力往往非常大。我最近還看到國外漢學家在討論，中國近代人物中的鄉(xiang) 賢、地域文化對曆史重大人物的影響。毛澤東(dong) 早期在與(yu) 同學的書(shu) 信中點評了中國近代影響很大的一批人物，如康有為(wei) 、孫中山等，都不能完全讓他信服。毛認為(wei) 他們(men) 都有缺陷，一個(ge) 重要的缺陷就是他們(men) 都缺乏根本，令他最信服的是曾國藩。當然，這有可能是曾國藩的家鄉(xiang) 離他的家鄉(xiang) 最近，韶山和荷葉潭很近。當然，曾國藩追求“聖賢——豪傑”的人格氣質，非常符合毛澤東(dong) 的人格理想。另外，毛澤東(dong) 還受到其老師楊昌濟的影響。楊昌濟是嶽麓書(shu) 院的學生，然後赴英學習(xi) 哲學，之後會(hui) 到第一師範做教授，隨後到由嶽麓書(shu) 院改製而成的湖南高等師範做教授。期間，毛澤東(dong) 、鄧中夏等一批人物在其感召下成立了新民學會(hui) 。楊昌濟在其著作裏對王船山、曾國藩聖賢豪傑人格進行了表達，並以這樣的理念培養(yang) 自己的學生，他的學生中很多人成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早期的領導人物，像蔡和生就是共產(chan) 黨(dang) 建黨(dang) 的重要思想提出者。楊昌濟對毛澤東(dong) 的影響，可以從(cong) 文獻資料中窺見一斑。毛澤東(dong) 在《講堂錄》中有楊昌濟的講課內(nei) 容，有這樣一段引言：“王船山：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聖賢、德業(ye) 俱全者；豪傑，歉於(yu) 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可見，楊昌濟講述王船山的思想和事跡，同時也講述曾國藩。以此為(wei) 學生立誌，這是修身課、德育課的內(nei) 容。楊氏認為(wei) ，聖賢者是德業(ye) 俱全者，毛澤東(dong) 也認同這一點。德代表崇高的道德人格，業(ye) 就是要開拓事業(ye) 、創造事功。這是聖賢，而豪傑是在道德方麵差一些、創造功業(ye) 的人。這本書(shu) 中，毛澤東(dong) 還寫(xie) 道“有辦事之人，有傳(chuan) 教之人”。此處的辦事之人和傳(chuan) 教之人就是我們(men) 講的政統和道統。以上是說的士大夫，但是像在諸葛亮這樣的人物，他們(men) 很能辦事，《三國演義(yi) 》裏麵講他能夠幫助劉備興(xing) 複漢室，但是在他們(men) 身上體(ti) 現不出以上儒家的文化思想、道德修養(yang) 。諸葛亮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智謀典範，能為(wei) 劉備用各種計謀打天下。毛又寫(xie) 道，孔孟朱陸王陽明是傳(chuan) 教之人，他們(men) 追求聖賢之學，隻是單純地傳(chuan) 教；而“範曾辦事而兼傳(chuan) 教之人也”。範指範仲淹，他不僅(jin) 能做丞相，又是宋學的開拓人物，也就是他既是聖賢又是豪傑。這是毛澤東(dong) 在課堂筆記中記錄的內(nei) 容，實際上，他已經把這種人格理想納入自己的心底，作為(wei) 自己的宏大誌向。所以，當他說“餘(yu) 於(yu) 近人獨服曾文正公”的時候，其實就是以曾文正公作為(wei) 聖賢豪傑的典範。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dong) 思想不斷變化，他學習(xi) 也推崇過許多學說，從(cong) 宋明理學，到自由主義(yi) ，到無政府主義(yi) 等等，直至最後選擇了馬克思主義(yi) 。我認為(wei) ，他最後的選擇跟他的聖賢豪傑的理想存在關(guan) 聯，消滅階級剝削、壓迫的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的價(jia) 值理念，與(yu) 聖賢大同理想的價(jia) 值理念是一致的。近代很多人接受共產(chan) 主義(yi) 都是基於(yu) 儒者、士大夫的大同理想和情結。而且，他們(men) 堅信這種作為(wei) 理想社會(hui) 的人道，與(yu) 作為(wei) 宇宙普遍規律的天道是相通的。這跟理學的思想構架是基本一致的。其實，近代社會(hui) 主義(yi) 有很多思想，有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但最後毛澤東(dong) 接受了李寧主義(yi) 的馬克思主義(yi) 。這一思潮主張通過階級鬥爭(zheng) 、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政權，這種方式表達的正是一種豪傑的經世能力，這也與(yu) “聖賢未有不豪傑者也”的霸業(ye) 開拓是相通的。聖賢豪傑的思想對毛澤東(dong) 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在他晚年對自己的評價(jia) 中我們(men) 也可以看出這一點。毛澤東(dong) 在晚年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是他人格理想原型中“聖賢——豪傑”的另一表述。因為(wei) 馬克思代表一種聖賢之學，一種文化理念，一種大同理想，一種社會(hui) 理想。馬克思本人隻是一個(ge) 學者，馬克思主義(yi) 和社會(hui) 主義(yi) 的設計者，他自己沒有進行實踐，後來由列寧實踐，是一個(ge) 沒有豪傑功業(ye) 的聖賢。而秦始皇則是一個(ge) 豪傑，他在戰國時代統一六國建立了中華帝國，統一了疆域和文字。毛澤東(dong) 後來在近代化過程中，也是經曆了幾次重大變革，包括抗日戰爭(zheng) 、解放戰爭(zheng) 等等，最後建立了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ge) 過程中，毛意識到可能隻有秦始皇能與(yu) 他相比，但是秦始皇可能是一個(ge) 沒有理想的人。秦始皇是法家，法家講究的是嚴(yan) 刑峻法、功利、掌握權力，其理想是讓他的世世代代的子孫可以繼承他的王位，故稱為(wei) “始皇”。秦始皇沒有文化理念，所以他雖然建立了很大的政治功業(ye) ，但是很快就失敗了，秦朝很快就滅亡了。他隻是個(ge) 豪傑之士而已。毛澤東(dong) 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就是早期的聖賢豪傑理念的另外一種表述。毛澤東(dong) 晚年提出了“四個(ge) 偉(wei) 大”的說法，其中，偉(wei) 大的導師、偉(wei) 大的舵手其實說的就是聖賢；偉(wei) 大的領袖、偉(wei) 大的統帥就是豪傑。毛澤東(dong) 自己認為(wei) 一個(ge) 偉(wei) 大的導師就可以了，我對這點的看法是，他認為(wei) 一方麵導師是高於(yu) 領袖的，聖賢高於(yu) 豪傑，另一方麵導師是包括豪傑在內(nei) 的，就是未有聖賢不豪傑者。所以，毛對把自己作為(wei) 一個(ge) 偉(wei) 大的導師這一稱呼已經很滿意了。毛澤東(dong) 思想的來源是國內(nei) 外研究的一個(ge) 熱點。他的思想來源肯定是多樣化的。從(cong) 人格理想角度來說，毛澤東(dong) 喜歡研究哲學、思考哲學問題，直至晚年仍對哲學表達強烈的關(guan) 注。毛的個(ge) 人人格魅力確實是對以上兩(liang) 點的綜合而成就的。在中國文化圈內(nei) ，執其一端是很難獲得這樣大的人格魅力的。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非常強調道統對王統的製約，四九年以後很多知識分子開始自覺地反省自己，這不能脫離毛澤東(dong) 的影響力。

最後，我講幾點自己的思考。今天我從(cong) 湖湘嶽麓書(shu) 院的角度講起，看上去比較具體(ti) ，但是這仍具有曆史意義(yi) 和現實意義(yi) 。如何理解和評價(jia) 這種內(nei) 聖外王和聖賢豪傑的人格理想是一個(ge) 難度很大的問題。近些年，我也在承擔一個(ge) 研究地域文化的課題。在我做這個(ge) 課題的時候，我就無法回避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特別是聖賢豪傑的人格理想對他們(men) 精神氣質的影響。在研究過程中，我認為(wei) 對這個(ge) 問題的思考也不局限於(yu) 湖湘士大夫，也涉及到對中華核心傳(chuan) 統價(jia) 值和崇高理想的思考。中國文化是通過各個(ge) 地域呈現出來的，不同地域在表達傳(chuan) 統文化時，可能有不同的麵向。在這個(ge) 麵相上，我認為(wei) 湖湘士大夫的表現是十分充分的。特別是，毛澤東(dong) 年輕時候是個(ge) 讀書(shu) 人，後來變為(wei) 國家最高領導人。這一身份的轉換跟曾國藩就完全不同。曾國藩就始終都是一個(ge) 士大夫，他不願意去推翻清朝的統治。所以，這種內(nei) 聖外王、聖賢豪傑在中國的影響到底是什麽(me) ？當代的學者，像張岱年、湯一介，都對內(nei) 聖外王作了很多批評，甚至有人說它造成了消極的、惡劣的影響。但是，也有很多人認為(wei) 王道思想仍然是當代我們(men) 複興(xing) 中華文化最核心的價(jia) 值。

我分兩(liang) 點看這個(ge) 問題。從(cong) 人生哲學的角度來看，樹立做一個(ge) “聖賢豪傑”的宏願，儒者立下這樣遠大的理想是對自己很高的要求，這一誌願能夠培養(yang) 出一代誌士仁人，可以培養(yang) 出在曆史上具有影響力的大人物。往往人的誌向和他的成長是有密切關(guan) 聯的。研究兒(er) 童成長的人知道，兒(er) 童的成長和家長的教育及自我期許有關(guan) 係，所以教育家非常反對家長批評孩子沒有用，因為(wei) 這樣就暗示他是個(ge) 沒有用的人，孩子就可能變成一個(ge) 沒有用的人。如果從(cong) 正麵去引導、去鼓勵，那麽(me) 對他的成長也可能是正麵的、有利的。青少年時代是人成長的關(guan) 鍵期，所以這批人在書(shu) 院求書(shu) 期間，立下了這樣的宏大誌願，對他們(men) 的成長實際上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近現代，當中華民族麵臨(lin) 危難的時候，需要一批人站起來挺身而出。這種聖賢豪傑型人格在近代社會(hui) 確實可以引領大家完成這樣一個(ge) 重大事業(ye) 。研究近代史的人非常關(guan) 注一些地區，如江浙、廣東(dong) 、湖湘。其中，前兩(liang) 者是沿海地區，代表一種外來文化，是最早能接受西方文化的口岸，不論是外國的傳(chuan) 教士進來，還是中國人出去經商或求學，是外來經濟、文化、教育交流非常發達的地區。而後者湖南，是一個(ge) 內(nei) 部省會(hui) ，仍是中國近代化的一個(ge) 重要區域。這是一個(ge) 非常有趣的現象。我認為(wei) ，這一現象就體(ti) 現在當地聖賢豪傑型理想人格及其他重要思想觀念的影響上，特別是有一批很有影響力的士大夫。作為(wei) 一種人生哲學，它有成功的地方。

第二點，作為(wei) 一種政治哲學，我們(men) 怎麽(me) 看待它？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更加複雜一些。我從(cong) 兩(liang) 方麵看這個(ge) 問題。一方麵，作為(wei) 內(nei) 聖外王或聖賢豪傑的人格理想，它仍然是有積極作用的。這一方麵體(ti) 現在對君主，一方麵體(ti) 現在對士人的影響上。對君主，大家看到既然不能出現聖王型的君主，那就變成王聖，就是誰有最高權力誰就成為(wei) 聖人。這樣就粉飾、裝扮了帝王們(men) ，使他們(men) 獲得權力的合法性，以迷惑民眾(zhong) 。另一方麵，這對君王的權力是一種製約。秦漢以後，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在這一結構中帝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秦始皇沒有意識到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要受到文化和道德的製約，所以他為(wei) 所欲為(wei) ，所以秦朝作為(wei) 最強大的帝國，滅亡得最迅速。西漢獨尊儒術以後，從(cong) 董仲舒開始就懂得利用儒家的道德理念製約君主的權力。董仲舒宣揚，如果君主沒有仁愛之心，沒有人道，不關(guan) 心老百姓，天就可能就會(hui) 發生災禍，稱之為(wei) 天譴。在這種時候，就需要認真反省。漢武帝可能並不怕儒生，但是他們(men) 對天有敬畏。這樣就限製了君主的權利。在曆代的士大夫都在探討用道統來製約王統的時候，大家認為(wei) 沒什麽(me) 用處。我認為(wei) ，還是發揮了作用的。中國兩(liang) 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其中聖王理念對帝王的製約作用發揮了作用。內(nei) 聖外王，對儒生來講，既是人生哲學也是政治哲學。當曾國藩作了一品大員的時候，很多儒者士大夫成為(wei) 治國忠臣的時候，如果他們(men) 自覺接受儒家經典、士大夫思想影響，對他們(men) 在治國方麵的道德和功業(ye) 表現都有幫助。據曆史學統計，把古代大臣根據軍(jun) 功、蔭補、儒生的出身進行比較，發現儒生出身的在品德和功業(ye) 方麵都高於(yu) 其他兩(liang) 個(ge) 分類。由此可見，聖賢豪傑型人格對他們(men) 的成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我們(men) 應該看到這一點，不能因為(wei) 中國兩(liang) 千年曆史上未出現聖王而去否定它，它還是發揮了作用的。同時，我們(men) 也承認內(nei) 聖外王、聖賢豪傑對權力的製約是軟性的。以聖王自詡的人，如果認為(wei) 自己又是王、又是聖，這個(ge) 時候就容易出現危險。所以，毛澤東(dong) 晚年認為(wei)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代表道統的時候，就出現了危險。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是他認為(wei) 盡早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的途徑，但是這個(ge) 道統是他自己認定的，當其他人發現有問題的時候，沒有人能夠製約他。

另外一點就是聖王和聖賢豪傑沒有解決(jue) 權力的來源問題。我們(men) 相信可以通過聖王來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但是聖王的產(chan) 生方式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問題。過去，儒家非常注重教育，對帝王和士大夫進行教育，通過儒家經典讓他們(men) 追求王道思想就可以實現。但是，沒有解決(jue) 權力來源問題。由誰來認定聖王？如何出現聖王？如何讓聖賢成為(wei) 豪傑，或讓聖賢具有豪傑的品德？這是一個(ge) 比較大的問題。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的傳(chuan) 統思考，《禮記·禮運篇》談到過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權力的轉讓是小康式家天下的繼承，大同則是天下為(wei) 公。現在的儒家經典講的聖賢作為(wei) 聖王的出現，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有兩(liang) 種形式，一種是禪讓，一種是湯武革命。堯舜禹是禪讓，商湯王、周武王是革命。後者看到天下無道的時候，推翻現有政權，自己登位，自己代表有道的理想，代表道統和王統。儒家對二者都是肯定的。不論是禪讓還是湯武革命，都還不是一種特別穩定的足以建立王道理想的途徑。近代追求聖賢豪傑理想的士大夫有一些相關(guan) 的思考，值得我們(men) 關(guan) 注。首先看看魏源的思考。魏源是今文學派的學者，他也追求“未有聖賢不豪傑者”的理想，但他在撰寫(xie) 《海國圖誌》時研究了近代的一些民主製度，發現這些製度采取“議事聽訟，選官舉(ju) 賢，皆自下始”的程序，重大事情討論、司法訴訟、選拔官員的時候，都是自下開始。他認為(wei) ，這種考慮非常周到。清朝大臣郭嵩燾可以說是最早的駐外大使，他讚揚聖王、批判戰國以來的遊士，如戰國以來的法家、縱橫家、陰陽家、兵家等。他說，“自戰國遊士創為(wei) 尊君卑臣之說，而君之勢日尊。”這些人討好君主，這種學說出來之後，使得君主的勢力越來越高，群臣的勢力越來越下降，這是問題所在，致使王道理想不能實現。他在出使英、法後，找到了一種民主的、權力製衡的製度。他說，“泰西立國之勢與(yu) 百姓共之。國家有所舉(ju) 廢，百姓皆與(yu) 其議；百姓有所為(wei) 利害，國家皆與(yu) 讚其成而防其患。”那些現代國家，所有的事情是“百姓共之”，國家有重大事件，老百姓要參加議論。他認為(wei) ，這種自下而上的製度可以解決(jue) 一些問題。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wei) 公”，這就是體(ti) 現了天下為(wei) 公。郭氏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的聖人之道具有一種普遍性的文化價(jia) 值，具有普世性。這種價(jia) 值的體(ti) 現階段不同，他認為(wei) 三代時期是有道的，秦漢以後，政權被帝王壟斷，是失其道久矣，是無道之世。英法的做法是合乎聖人之道的，代表大同理想的有道之世。他在思考的是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如何實現經濟上、科技上、政治化的現代化問題。他不認為(wei) 學習(xi) 西方製度是引進外來文化，而認為(wei) 這本來就是中國的三代理想，選賢與(yu) 能，選拔有德有能之人可以通過各種途徑，但《禮記·禮運篇》沒有講清楚怎麽(me) 選賢與(yu) 能，誰來選賢與(yu) 能。他認為(wei) ，這種皆自下始的選賢與(yu) 能是一種很好的方式，是可以實現三代王道理想的。我認為(wei) ，隻是一種把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重建與(yu) 近代性轉型結合起來的曆史文化建構，我認為(wei) 這種思路是很好的。

最後再講一點，內(nei) 聖外王、聖賢豪傑作為(wei) 一種人生理想是很有價(jia) 值的。我們(men) 現在進行精神文化道德建設的時候，既要有理想又要注重現實。有的人是理想主義(yi) 但缺乏現實精神，有的追求精神不注重社會(hui) 功利，往往強調功利性和道德性、理想性和現實性，硬實力和軟實力、人格魅力和現實策略，結合起來。這對道德文化建設是有價(jia) 值的。同時，對現代性的民主政治的文化建設也具有價(jia) 值。最終，我們(men) 還是要同時追求聖賢與(yu) 豪傑，既能做事又能傳(chuan) 教、又有理想又有道德又能做事業(ye) 的一種成人之道。這樣才能走近“大道之行，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理想。我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主持人朱小健：朱老師在全球非常多的地方做過演講、報告，都是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儒學、宋明理學等。從(cong) 剛才朱老師的報告中，我們(men) 可以體(ti) 會(hui) 到內(nei) 容非常豐(feng) 富、表達條理非常清晰、論證非常嚴(yan) 密、思考非常深刻。這樣的報告，實際上是朱老師最新的研究成果，還沒有公開發表，今天是第一次跟我們(men) 分享，我們(men) 非常感謝朱老師。可以說，這是我們(men) 這個(ge) 領域裏最前沿的思考。之前，我們(men) 更多地看到的是聖賢，今天我們(men) 則感受到了豪傑。下麵我們(men) 進入互動環節。

提問者1：請朱老師對比一下曾國藩和毛澤東(dong) ，解釋一下毛澤東(dong) 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繼承。

朱漢民：這是一個(ge) 很好的問題。毛澤東(dong) 和曾國藩均追求聖賢豪傑精神，在我的研究中是兩(liang) 個(ge) 聖賢豪傑的典型人物，但是二者又不同。曾國藩是一個(ge) 完全按照傳(chuan) 統宋明儒學聖賢與(yu) 豪傑兩(liang) 者來指導自己的人生和經世活動。這一點體(ti) 現得非常充分。毛澤東(dong) 對傳(chuan) 統的繼承的確是有一些變化。從(cong) 曾國藩到毛澤東(dong) 時代，曆史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方文化傳(chuan) 入中國後，民國時期形成了一股學習(xi) 西方文化的曆史潮流。但是，當時的知識分子都麵臨(lin) 一個(ge) 怎麽(me) 學習(xi) 西方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dong) 也經曆了與(yu) 其他人一樣的思想曆程，他麵臨(lin) 各種思想，既有傳(chuan) 統的宋明理學，也有自由主義(yi) 、無政府主義(yi) 、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等等。在士大夫選擇不同的治國理念、近代化方案的時候，都有一個(ge) 救國救民的情懷，這是他們(men) 的動力。這一動力跟聖賢豪傑的追求有關(guan) 係，隻是具體(ti) 的方案不一樣。不論選擇哪一主義(yi) ，都是他們(men) 為(wei) 了真正達到救亡圖存、救國救民、使中國強大的目的。毛澤東(dong) 最後選了從(cong) 俄國傳(chuan) 進來的馬克思主義(yi) ，從(cong) 內(nei) 容上、從(cong) 救國救民的道路上，可能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要實現大同的理想、要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這一點和聖賢之道是有直接關(guan) 聯的。曾國藩一輩子都非常注重修身，好像毛澤東(dong) 在這方麵是不如曾國藩的。我認為(wei) ，這要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看。一方麵，毛澤東(dong) 早期求學的時候對自己要求是很嚴(yan) 格的。大家可以從(cong) 新民學會(hui) 的章程中可以看到，其成員對品德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馬克思主義(yi) 強調的是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理想社會(hui) ，個(ge) 人修養(yang) 不是他的重點。後來，劉少奇寫(xie) 《論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修養(yang) 》確實把儒家的修養(yang) ，運用到共產(chan) 黨(dang) 員中間去。但是，當時這種學說主要致力於(yu) 解決(jue) 如何解決(jue) 社會(hui) 革命的問題。我認為(wei) ，以前講毛澤東(dong) 比較偏重講革命性的一麵，而忽略了繼承性的一麵，所以今天我就著重講了繼承性的一麵。我在這裏強調了傳(chuan) 統聖賢—豪傑人格的理想對毛澤東(dong) 的影響。

提問者2：朱老師您好，內(nei) 聖外王的思想在曆史上培養(yang) 了很多能臣。這一思想對我國現階段的教育改革有何借鑒意義(yi) ？

朱漢民：現在傳(chuan) 統文化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其原因是多方麵的。傳(chuan) 統文化之所以引起人們(men) 重視的原因，其中一點就是對道德修養(yang) 的重視。現在，我們(men) 之所以要對公務員進行傳(chuan) 統文化的培訓。一方麵是要增長他們(men) 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知識，彌補缺陷；更重要的一方麵是希望利用傳(chuan) 統的修身理念、道德理念來熏染公務員。以寄期望於(yu) 提高公務員素質。我對此持肯定態度，並且我們(men) 正在做這件事情。

提問者3：我想請教一下豪傑的氣質特點。

朱漢民：豪傑實際上是一個(ge) 非常寬泛的曆史概念。在不同的曆史時段，不同的社會(hui) 情境下，豪傑的表現可以是不一樣的。古代的豪傑主要跟英雄聯係在一起，他們(men) 都是在戰爭(zheng) 中、重大的社會(hui) 變革中，能夠挺身而出、奮勇殺敵，能夠取得軍(jun) 事上、政治上的勝利的人。過去還有很多農(nong) 民起義(yi) ，他們(men) 都是英雄豪傑。但是，豪傑的寓意應該是更加廣泛的，包括要有堅強的氣質、辦事的能力。那我自己來說，我是七七級進大學讀書(shu) 的，畢業(ye) 後我們(men) 都是有很多想法。當時有三條道路選擇，一是可以留在大學，一是當公務員，一是下海經商。我當時就說，我們(men) 留在學校是做聖賢之學，從(cong) 事公務員或者經商則是做豪傑。這一說法的暗示就是，做公務員和經商都更注重功業(ye) 、辦事能力。所以，當我們(men) 談到豪傑的時候，不一定就認為(wei) 他們(men) 是戰爭(zheng) 中的英雄人物。如果你是一個(ge) 公務員，你在自己的崗位上，能夠開拓一番事業(ye) ，哪怕你到一個(ge) 鄉(xiang) 鎮去做事業(ye) ，這也是豪傑事業(ye) 。你辦一個(ge) 企業(ye) ，並讓它成功，也是豪傑事業(ye) 。當然，我們(men) 希望當你在做豪傑事業(ye) 的時候，有一些聖賢精神、文化理想。經商的時候，不僅(jin) 僅(jin) 用錢來衡量自己的成功，而是把經濟上的成功和文化理想結合起來。讓你做的事情體(ti) 現文化價(jia) 值和理想價(jia) 值。同樣，作為(wei) 像我一樣在學校裏工作的人，也希望我們(men) 做的事情對社會(hui) 進步出謀劃策，這是我的一個(ge) 人生追求。

主持人朱小健：朱老師既是學術上聖賢之道的攀登者，同時也有很高的辦事能力。朱老師作為(wei) 今天嶽麓書(shu) 院的山長告訴我，今天的嶽麓書(shu) 院跟20年前我看到的比，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嶽麓書(shu) 院經曆了衰敗的過程，而它的複興(xing) 及今天能夠發揮作用，其實都是在朱老師的手上完成的。我們(men) 的時間非常緊張了，下麵再開放一個(ge) 問題。

提問者4：我想請教一下朱老師對蔣介石在內(nei) 聖外王方麵的評價(jia) 。

朱漢民：你提了一個(ge) 非常好的角度，就是對蔣介石的看法。有人在蔣介石早年的文字裏麵發現，他非常崇拜王陽明，這是受他成長的地域文化影響。所以，他到台灣以後把草山改為(wei) 陽明山。王陽明即對聖賢之學、又對事功之學有追求，所以也有人說他對聖賢豪傑有一種情結。蔣介石對他的崇拜大概也表達出對這種人格的追求。我認為(wei) ，中國在近代化中間，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們(men) 受到的傳(chuan) 統和地域文化的影響都很大。另外，毛澤東(dong) 和蔣介石還是有很大的區別。蔣介石穿著端正，毛澤東(dong) 則衣著隨意；蔣寫(xie) 字一筆一劃，毛則龍飛鳳舞。把二者比較是一個(ge) 非常有意思的課題。如果落實到聖賢豪傑上，我認為(wei) 毛更有理想主義(yi) 色彩，蔣更具現實主義(yi) 特點。我曾看到過台灣報紙上的報到，說蔣介石最聽醫生的話，對身體(ti) 狀況謹小慎微，是醫生最好的病人，而毛則完全不聽醫生的話，這正是毛的人格魅力的表現之一。毛澤東(dong) 采取的政治路線也與(yu) 他的人格特點有關(guan) 係。

主持人朱小健：朱老師今天為(wei) 大家講述的其實是毛澤東(dong) 青年時期寫(xie) 過的一些文字。毛澤東(dong) 傳(chuan) 世的最早的作品是《詠蛙》，是他少年時期的作品。“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yang) 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ge) 蟲兒(er) 敢作聲?”大家看看這是不是豪傑精神？今天，朱老師給我們(men) 梳理了聖賢和豪傑的關(guan) 係、起源、演變。過去，我們(men) 常常感覺燕趙多俠(xia) 客，今天我們(men) 看到，湖湘多義(yi) 士、有豪傑。朱老師跟魏源、蔡鍔是同鄉(xiang) 。士大夫人格的核心及其價(jia) 值的揭示，結合大量的湖湘士人理想人格的事例，這與(yu) 王陽明之學的特別提倡的知行合一，具有緊密的關(guan) 聯性。這關(guan) 注著中華文化在民間的複興(xing) ，在生活中一種實際的複興(xing) 。我想這都是非常讓人感動的。當然，我們(men) 從(cong) 來，我們(men) 的曆史從(cong) 漢代開始，就是一個(ge) 雜王霸之道而用的，我們(men) 不可能隻有一個(ge) 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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