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惡魔

作者：特裏斯坦·泰勒 著；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本文作者認為(wei) ，有意義(yi) 地定義(yi) “罪惡”中存在一些問題。

在2015年1月27日的夜晚，在南非漂亮但不那麽(me) 安靜的斯坦陵布什（Stellenbosch）大學城，南非一百萬(wan) 富翁之子亨利·範·布雷達（Henri van Breda）用斧頭砍死父母和兄弟。他的妹妹雖然受傷(shang) 但因為(wei) 搶救及時而幸存。在審判中，布雷達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悔罪，拒絕為(wei) 其駭人聽聞的罪行承擔責任。

2017年5月8日，斯坦陵布什大學一個(ge) 聰明的哲學係學生迪恩·達特（Dean Dart）和他的同誌們(men) 將1930年代希特勒青年團的海報複印件在全校園裏到處張貼。因為(wei) 斯坦陵布什大學是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思想搖籃，這些海報不僅(jin) 僅(jin) 是無知的極右翼青少年幼稚的憤怒發泄，而是更加惡劣得多。該海報呼籲白人學生團結起來重新啟動南非法西斯主義(yi) 並發起戰鬥：勝利（Sieg Heil德國法西斯分子見麵時招呼用語）。

罪惡行為(wei) 清單可以一直列下去。但是，“罪惡”是所有對最深刻的不道德行為(wei) 的描述中最無用的。雖然我們(men) 可以從(cong) 說“罪惡”是“極其邪惡”開始，當一個(ge) 人或者行為(wei) 被稱為(wei) “罪惡”時，但那不是解釋。這種描述不能產(chan) 生對這個(ge) 人或者行為(wei) 的任何理解，我們(men) 仍然需要問到底什麽(me) 能稱得上“極其邪惡”，什麽(me) 稱不上邪惡以及為(wei) 什麽(me) 如此。“罪惡”是個(ge) 很空洞的構建，被用來將我們(men) 和伊拉克軍(jun) 閥、喬(qiao) 治布什喜歡稱的“做惡者”區分開來。但是，罪惡是什麽(me) ？在哪裏劃定界線確定什麽(me) 是罪惡什麽(me) 不是罪惡？

當然，存在對罪惡的宗教解釋，但是，宗教已經傾(qing) 向於(yu) 遭受所謂“罪惡問題”的困擾。罪惡問題背後的基本論證取決(jue) 於(yu) 上帝被概念化的方式。上帝的一神教定義(yi) 是，認定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存在。但是，果真如此，為(wei) 何有這麽(me) 多罪惡行為(wei) 呢？上帝為(wei) 何允許如種族屠殺呢？從(cong) 定義(yi) 上看，上帝擁有權力和知識防止可怕的饑荒或大屠殺，如果上帝全善的話，上帝應該防止這些災難，不是嗎？但種族滅絕仍然存在。因此，這常常被引用作為(wei) 證據來說明沒有上帝（一神教的上帝）。

在自由意誌概念中可以發現一個(ge) 很流行的回應。最簡單的反駁論證就是，上帝給了我們(men) 自由意誌，這是不可剝奪的善，而罪惡是自由意誌的副產(chan) 品。如果上帝阻止我們(men) 做壞事，那我們(men) 的自由意誌也就沒有了。

但是，宗教背景下的罪惡議題之一是沒有一個(ge) 方法來確定哪個(ge) 反應正確。人們(men) 可能認為(wei) 核戰爭(zheng) 肯定是一場罪惡。但是，喬(qiao) 治·薩貝卡（George Zabelka）牧師在1945年則為(wei) 使用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的美軍(jun) 使命祝福。他後來聲明放棄了那些祝福，采取的立場是戰爭(zheng) 就是罪惡。顯然，即便是同一個(ge) 人對教義(yi) 的不同解釋也能導致人們(men) 對什麽(me) 是罪惡采取不同的概念描述。

但是，使用罪惡概念的不僅(jin) 僅(jin) 是宗教：堅定的無神論者能夠也的確在使用罪惡概念。克裏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為(wei) 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寫(xie) 的訃告中宣稱，“我當時認為(wei) ，我現在仍然認為(wei) 奧薩馬·本·拉登是幾乎不可挑剔的真實威力的化身：伊斯蘭(lan) 聖戰的威力。我當時認為(wei) 現在仍然認為(wei) ，這個(ge) 威力絕對稱得上是罪惡。”（The Enemy, 2011）

罪惡哲學 

無論宗教信徒還是世俗人士都能夠和的確讚同有些行為(wei) 和人應該被認定為(wei) 罪惡。兩(liang) 者的世界觀似乎達成的一種共識是強奸幼童是罪惡。無論是教徒還是非教徒都認定虐待人是罪惡。但是，這種共同的罪惡觀實際上是有些模糊困惑的，而且往往帶有很強的主觀性。

我們(men) 或許可以求助於(yu) 罪惡的定義(yi) ，如“看見罪惡的時候，我們(men) 就能認出它來”。但是，這個(ge) 定義(yi) 直接麵對道德相對主義(yi) 的問題。在蒙古皇帝帖木兒(er) （Tamerlane）1401年征服巴格達之後，據報道，他下令將9萬(wan) 居民的頭砍下來。這些頭被用來堆成了120座頭骨山。正如一位不知名的俄國記錄者曾經談到“他沒有留下一隻睜著的眼睛去為(wei) 死者哭泣。”因此，帖木兒(er) 和蒙古騎兵是罪惡吧？蒙古人當然不這樣認為(wei) ，現在也仍然不這樣認為(wei) 。烏(wu) 茲(zi) 別克斯坦人認為(wei) 帖木兒(er) 是民族英雄，在塔什幹還有一座紀念此人的紀念碑。雖然希金斯或許認為(wei) 本拉登和好戰的聖戰者是罪惡，基地組織和伊斯蘭(lan) 國並不認為(wei) 他們(men) 是惡魔---正好相反。他們(men) 可能說，這些人從(cong) 事了神聖真主保佑的恢複哈裏發榮光的壯舉(ju) ，清除世界上的西方衰敗和壓迫。因此說“看見罪惡的時候，我們(men) 就能認出它來”並不能真正有多大幫助，因為(wei) 它讓惡魔是什麽(me) 完全取決(jue) 於(yu) 看見惡魔的人。

要讓罪惡成為(wei) 有用的概念，需要有可以解釋為(wei) 何某人或某行為(wei) 是罪惡的理由。換句話說，罪惡概念必須有解釋力。如果沒有解釋力，罪惡概念就會(hui) 引來質疑。簡單地稱波爾布特（Pol Pot柬埔寨共產(chan) 黨(dang) 總書(shu) 記。 1976年至1979年間出任民主柬埔寨總理，紅色高棉運動領袖。---譯注）是惡魔並不能提供他的罪惡的解釋。

讓我們(men) 看看試圖提供“罪惡”解釋力的兩(liang) 種方法。第一種屬於(yu) 哲學領域，第二種屬於(yu) 神經學。這兩(liang) 種方法都圍繞柏拉圖的“克裏托篇”中蘇格拉底的觀念，沒有人明明知道卻理性地作惡。蘇格拉底的論證是，我們(men) 不可能理性地做我們(men) 明知不正確之事。因此，如果我們(men) 真的知道什麽(me) 是善，如給饑餓的人食物---那麽(me) 我們(men) 就不能明明知道還理性地讓人挨餓。因為(wei) 知道而克製自己不作惡的人的行為(wei) 恰恰是因為(wei) 他們(men) 有善的合理知識。在蘇格拉底看來，罪惡之所以出現是因為(wei) 人們(men) 不知道善是什麽(me) 。因此，在蘇格拉底看來，罪惡是一種無知。對善無知不僅(jin) 僅(jin) 是不知道種族屠殺是罪惡，還包括有關(guan) 種族屠殺或善的虛假推理或糟糕邏輯。蘇格拉底非常快樂(le) 地證明他的對話者對善無知，他們(men) 通常使用特別糟糕的邏輯。他們(men) 是最不合適在一個(ge) 餐桌上吃飯的客人。

對於(yu) 我們(men) 如何知道善，蘇格拉底的解決(jue) 辦法是要麽(me) 成為(wei) 哲學家要麽(me) 遵循哲學家的指導---如果說實話，這未必是最好的觀點。1933年，德國大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加入納粹黨(dang) ，在他的大學發表了一篇支持納粹政治哲學基本前提的演說：

“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存在（Sein）的準則。元首本人而且隻有元首本人是今天的與(yu) 未來的德國現實及其法則。學習(xi) 知道得更深刻：從(cong) 現在開始，每個(ge) 單一事情需要決(jue) 策，每個(ge) 行動需要責任。嗨，希特勒！”

海德格爾宣稱元首是德意誌民族的體(ti) 現。因此，元首的意誌淩駕於(yu) 法律之上，總是正確的，要求民眾(zhong) 絕對服從(cong) ，是善的表現。在這種政治概念下，法西斯主義(yi) 理論家認為(wei) 。這是應對民主失敗和共產(chan) 主義(yi) 泛濫的解決(jue) 辦法，這是德意誌民族依靠元首和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而進入的狀態。德國從(cong) 個(ge) 人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哲學破產(chan) 的廢墟上崛起，成為(wei) 一種組織，其中個(ge) 人身份融入到更高的存在國家整體(ti) 之中。個(ge) 體(ti) 不過是更大的、壓倒性的德意誌民族的馴服的組成部分，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說，“個(ge) 人最終應該逐漸認識到他的驕傲如果與(yu) 國家的存在相比是沒有任何重要性的。首要的是民族精神和意誌的統一更值得追求，它要比個(ge) 人精神和意誌重要得多。”在這種哲學中，個(ge) 體(ti) 人權的觀念是荒謬的。

傑克克林遜（Jack Collinson）的惡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22年。

領袖原則(德語: Führerprinzip)政治概念，指對國家政治領導者的個(ge) 人忠誠---譯注）得出的邏輯結論被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在1945-46年戰犯審判中用來為(wei) 自己辯護，在1961年以色列的審判中被納粹德國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為(wei) 自己辯護：因為(wei) 所有的決(jue) 定、意誌和法律都存在於(yu) 元首作為(wei) 德意誌民族的體(ti) 現，無論是戈林還是艾希曼都不應該為(wei) 此負責。他們(men) 是在遵從(cong) 絕對服從(cong) 的道德義(yi) 務，因而不過是執行合法權威（最高）的決(jue) 策。而且，他們(men) 沒有做惡：相反，他們(men) 將國家解放出來實現了掌權的意誌，那些行動事實上實現了國民善的意誌，而那些沒有做到這些的是惡。如果把艾希曼的辯護翻譯成“僅(jin) 僅(jin) 聽從(cong) 命令”就錯過了納粹主義(yi) 背後的可怕邏輯。遵從(cong) 命令不是在政治自由主義(yi) 下的辯護：當人們(men) 在軍(jun) 隊、警察部隊後者其他政府部門工作時，他們(men) 不能也不應該放棄自己的道德能動性，因而仍然要為(wei) 其行動負責。但是，當人們(men) 在一個(ge) 沒有道德能動性的體(ti) 製下，除非絕對服從(cong) 比如體(ti) 現在元首身上的國家意誌，納粹的辯護是扭曲的但符合邏輯的。

在斯坦陵布什（Stellenbosch University）大學哲學係讀書(shu) 期間，後來的納粹宣傳(chuan) 家迪恩·達特（Dean Dart）很可能喜歡閱讀海德格爾和希特勒的作品。他可能特別喜歡海德格爾在《黑色筆記》（1931年和1945年之間寫(xie) 成的，死後在2014年出版）中的主張“世界猶太教在任何地方都是抓不住的，他們(men) 並不需要卷入軍(jun) 事行動卻在繼續發揮影響力，而我們(men) 則不斷犧牲民眾(zhong) 中最優(you) 秀的新鮮血液。”達特或許相信自己就是種族隔離製度之一的思想轉世和斯坦陵布什大學畢業(ye) 生約翰尼斯·範·倫(lun) 斯堡（Johannes Van Rensburg）。1933年，倫(lun) 斯堡到德國旅遊時遇見了希特勒和戈林。他後來成為(wei) 南非納粹黨(dang) 牛車衛隊（the Ossebrandwag）的領袖，戰後被納入到國家執政黨(dang) 國大黨(dang) 。種族隔離製在1948年實施，德國外交部在1944年宣稱牛車衛隊就是“建立在領袖原則之上，反對帝國，資本主義(yi) 者、共產(chan) 主義(yi) 者和猶太人。”

英國電影導演亞(ya) 當·柯蒂斯（Adam Curtis）曾經指出，紐倫(lun) 堡審判中創造出來的“善良戰勝罪惡的戰爭(zheng) ”敘事已經壓製了人們(men) 對納粹主義(yi) 思想基礎的調查。但是，當我們(men) 更深入地考察他們(men) 使用蘇格拉底式理由分析的時候，納粹的可怕行徑的理由就變得顯而易見了：他們(men) 使用和相信某些特別糟糕的推理。同樣的情況可以用來說明南非白人民族主義(yi) 、斯大林主義(yi) 、毛主義(yi) 和美國知名搖滾樂(le) 隊的歌曲“零年”。

但是，這裏仍然讓人感覺到有些不對勁兒(er) 。罪惡真的隻是在倫(lun) 理問題上的無知或糟糕推理嗎？某些反人類的滔天罪行---種族滅絕、恐怖饑荒、輪奸、奴隸製等---無論是從(cong) 描述還是從(cong) 解釋上似乎都要求比“邏輯不充分”更多的東(dong) 西吧。還有另一個(ge) 問題縈繞在對罪惡的哲學探索中---對罪惡的哲學解釋可能很快就變得模糊不清，而且往往受製於(yu) 主觀臆斷。

一個(ge) 超級外來文化或者一個(ge) 強大的人工智能或許在觀察地球環境狀態時使用一種功利主義(yi) 途徑來回應：為(wei) 了避免災難性氣候變化和後續的地球滅絕事件，8.7百萬(wan) 物種中有一個(ge) ---智人（Homo sapiens）要麽(me) 滅絕要麽(me) 被徹底淘汰。雖然這樣的倫(lun) 理處方在我們(men) 看來可怕得很，對於(yu) 全球生物圈的其他物種來說則是好事。如果人類以當前模式持續下去（讓我們(men) 坦率地說，除了加速這個(ge) 過程之外，我們(men) 並沒有做任何事來顯著地改變自己的行為(wei) ），70%的物種可能在人類滅絕之前消失。消滅某個(ge) 物種或讓一個(ge) 物種大麵積淘汰以挽救數百萬(wan) 其他物種似乎成了好事。

人類已經消除了脊髓灰質炎病毒，因此我們(men) 顯然並沒有認為(wei) 種族滅絕必然錯誤。對於(yu) 我們(men) 為(wei) 了整體(ti) 利益應該消滅或者基本淘汰某些物種的觀念，人類絕對感到很舒服。比如野貓或外來入侵貓毀掉了某個(ge) 島嶼的環境，因此在這個(ge) 環境中應該被消滅。如果從(cong) 外星人或人工智能的視角看，我們(men) 或許擁有很多智慧但就像野生物種一般，正如貓和我們(men) 相比那樣。但是，這裏，旁觀者再次成了罪惡討論的重要角色。罪惡概念本身仍然模糊不清和帶有主觀性。

罪惡心理學 

探討罪惡概念的另一個(ge) 途徑是尋求神經學解釋。用斧頭殺害了父親(qin) 、母親(qin) 和哥哥的南非亨利-範-布雷達（Henri van Breda）的罪惡行徑是精神疾病或藥物引發精神失常的結果。有些神經科學家的確在尋找“E綜合症”，這個(ge) 字母E代表罪惡。籠統的觀點是E綜合症或精神疾病或其他種類的反常腦部狀態是罪惡的身體(ti) 起因。這個(ge) 觀念也與(yu) 蘇格拉底的思考有某種聯係，因為(wei) 它提出功能和心理正常的個(ge) 體(ti) 不可能犯下如此罪惡。罪惡是身體(ti) 功能失常者的結果。

不幸的是，他有關(guan) 罪惡概念的唯物主義(yi) 途徑存在兩(liang) 大嚴(yan) 重問題。第一個(ge) 是除非每個(ge) 作惡者都有精神疾病或E綜合症，否則罪惡和大腦/心理健康之間的聯係就隻是偶然性的。但是，認為(wei) 並非所有作惡者都擁有精神疾病或E綜合症就是有道理的。有些作惡者沒有可觀察到的腦部功能失常。比如在觀看了審判中的艾希曼之後，哲學家漢娜·阿倫(lun) 特（Hannah Ardent）得出結論說，此人很清醒，似乎沒有任何精神失常之處，但他負責為(wei) 大屠殺提供後勤保障。而且，有很多擁有精神疾病或患有嚴(yan) 重幻覺的人並沒有犯下罪惡。不是每個(ge) 瘋狂頭腦（meth head脫氧黃麻堿上癮者）都是精神病殺手。其實，患有嚴(yan) 重神經問題的幻覺個(ge) 體(ti) 能做好事。因此，雖然它有時候促成罪惡心靈，除了神經障礙之外肯定還存在某些別的東(dong) 西。

罪惡形象（© Jack Collinson 2022）

第二個(ge) 問題是E綜合症仍然不能告訴我們(men) 罪惡是什麽(me) 。讓我們(men) 假設伊斯蘭(lan) 國家的所有成員或隻是多數人擁有E綜合症：我們(men) 仍然必須定義(yi) 罪惡是什麽(me) ，這又回到模糊不清和主觀性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陸軍(jun) 司令道格拉斯·黑格（General Douglas Haig）要麽(me) 是罪惡的索姆河屠夫（Butcher of the Somme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會(hui) 戰，時間發生在1916年6月24日到11月18日間，英、法兩(liang) 國聯軍(jun) 為(wei) 突破德軍(jun) 防禦並將其擊退到法德邊境，於(yu) 是在位於(yu) 法國北方的索姆河區域實施作戰，雙方傷(shang) 亡共計130萬(wan) 人，是一戰中最慘烈的陣地戰。---譯注）---徒勞地將所有年輕人都投入絞肉機---要麽(me) 是陷入塹壕戰災難的人。與(yu) 未成年男童發生性關(guan) 係是罪惡，但與(yu) 年輕男孩子發生性關(guan) 係則是古希臘社會(hui) 組織的組成部分，甚至可能是增強社會(hui) 凝聚力的好事。勒死孩子的係列殺手獲得死刑處決(jue) ，但比爾•克林頓當政時期的美國前國務卿瑪德萊娜·奧爾布萊特（Madeline Albright）主導了造成大約五十萬(wan) 伊拉克兒(er) 童痛苦死亡的戰爭(zheng) 卻仍然獲得退休金。2008年，她寫(xie) 了一本書(shu) 《向下任總統建言:我們(men) 如何重建美國的聲譽和領導力》。就環境問題而言，該死的人類物種需要被禁閉在精神病院裏。有關(guan) 罪惡概念的唯一確定性似乎是它沒有解釋任何東(dong) 西，嚐試給罪惡下定義(yi) 就像嚐試抓住劇毒氯氣漂浮的雲(yun) 彩。

當然，這樣的結論與(yu) 大眾(zhong) 話語格格不入。報紙、演說、社交媒體(ti) 、普通人的對話都充斥著說某人或某種行為(wei) 是不容置疑的罪惡的言論。有關(guan) 唐納德特朗普的報道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此人實際上就是戴著麵具的惡魔。

有關(guan) 罪惡的大眾(zhong) 話語是一個(ge) 例子，說明美國哲學家查爾斯·史蒂文森（Charles Stevenson）所說後來被艾耶爾（A.J. Ayer）普及了的術語“情感主義(yi) ”。在這個(ge) 觀點看來，稱某個(ge) 東(dong) 西罪惡不過是表達一種情感，指某個(ge) 難以置信的可怕行為(wei) 或個(ge) 人。同樣，我們(men) 有關(guan) 罪惡的文化觀可以是集體(ti) 性厭惡和惡心。比如看到盧旺達種族屠殺時，我們(men) 對赤裸裸的野蠻殘酷感到震驚，以至於(yu) 忍不住稱“胡圖族聯攻派民兵”（the Interahamwe）是惡魔。我們(men) 的情感如此強烈以至於(yu) 將作惡者排除在人種之外，宣稱存在善惡之分，就這麽(me) 回事。但是，就算有司法懲罰、公開譴責、人權宣言，但殘暴惡行仍然一再發生。為(wei) 什麽(me) ？答案就出現在深刻和令人擔憂之處，藏著自我惡魔的黑暗空間。

在20世紀20年前和30年代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環顧四周發現另一場戰爭(zheng) 即將來臨(lin) 。而他剛剛目睹了一場大戰的大屠殺。所有死者和快要死的人---弗洛伊德想到，人類的生存欲望（愛欲）之外可能存在一些別的東(dong) 西，他稱之為(wei) 死亡衝(chong) 動或塔納托斯（Thanatos），這是根據希臘死亡之神命名的。塔納托斯是心靈中尋求湮滅和拒接生命的部分。弗洛伊德在塔納托斯中辨認出人性中藏著虛無主義(yi) 、虐待狂、性受虐狂、過分享樂(le) 主義(yi) 、自我毀滅、暴力、攻擊、欺騙等。弗洛伊德看到，這個(ge) 世界受製於(yu) 塔納托斯，這讓未來無法控製的大火變得不可避免。

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在1941年的演講中說，“德國虛無主義(yi) 拒絕文明的原則而偏愛戰爭(zheng) 和征服，偏愛戰爭(zheng) 美德。”喬(qiao) 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40年寫(xie) 的《我的奮鬥》書(shu) 評中說，“社會(hui) 主義(yi) ，甚至資本主義(yi) （有些勉強地）對民眾(zhong) 說‘我給你好日子’，希特勒對人們(men) 說‘我給你戰爭(zheng) 、危險和死亡，’結果整個(ge) 國家都匍匐在他的腳下。”隨著葬禮遊行幹巴巴的嘎嘎聲，整個(ge) 國家為(wei) 塔納托斯獻祭，同時把整個(ge) 世界都拖了進去。

笑聲和歌曲驅散了這個(ge) 世界的地獄。但是，在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當人們(men) 在全世界乘飛機旅行欣賞它的美麗(li) 時，所有那些色彩斑斕的魚兒(er) 跳過美麗(li) 的珊瑚，我們(men) 知道人類產(chan) 出的二氧化碳排放將會(hui) 永遠地毀滅這些珊瑚。最終，我們(men) 不在乎或至少我們(men) 沒有在乎到實際上改變自己行為(wei) 的地步。我們(men) 集體(ti) 走向毀滅，在把生活的富足變成灰燼，這是普遍的虛無主義(yi) ，是拿著斧頭隨意砍殺和破壞。這是全球化的死亡衝(chong) 動。

在弗洛伊德之前，德國作家和《浮士德》的作者約翰·沃爾夫岡(gang) ·馮(feng)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就這樣抓住了死亡衝(chong) 動的本質：

所有存在的東(dong) 西都要消失

不會(hui) 錯過，本該如此

如果本來就什麽(me) 都不存在更好

因此，你們(men) 人類所說的毀滅

罪惡、惡魔簡單來說都是

我的勢力範圍，是我偏愛的因素。

《浮士德》第一部，大衛·盧克（David Luke）英譯，1987）

當我們(men) 使用空洞的“罪惡”語言，宣稱作惡者心理上存在問題或把責任推給上帝，然後將暴行變成人類出格越軌的行為(wei) ，我們(men) 其實忽略了人性中的根本部分。我們(men) 作為(wei) 集體(ti) 可能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我們(men) 作為(wei) 個(ge) 人都可能成為(wei) 集中營的警衛。我們(men) 都貪生怕死；這讓我們(men) 成為(wei) 人。除非直麵我們(men) 黑暗的本性，誠實地試圖認識它們(men) ，而不是轉過臉去不看或拒絕其存在，否則一代又一代人還是無法應對徒勞宣稱的“罪惡”。

作者簡介：

特裏斯坦·泰勒（Tristen Taylor），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學（Stellenbosch University）環境倫(lun) 理學研究員。

譯自：Demons of the Self by Tristen Taylor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48/Demons_of_the_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