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shu) 》中的德政思想

作者：楊飛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正月廿八日壬子

          耶穌2022年2月28日

《尚書(shu) 》為(wei) “政書(shu) ”之祖，是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政治曆史文獻匯編。《史記·太史公自序》雲(yun) ，“《書(shu) 》記先王之事，故長於(yu) 政”，《尚書(shu) 》詮釋治國安民之道、盛衰興(xing) 廢之理，引導修身務學，重在選賢舉(ju) 能，至言要道，備在此書(shu) 。《尚書(shu) 》中的“德”作為(wei) 維持社會(hui) 有序運行的一種契約，逐漸成為(wei) 人民行為(wei) 的規範，為(wei) 後世留下重要參考。

聖王治世

一是聖王譜係。《尚書(shu) 》中建構了以“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為(wei) 代表的“二帝三王”的聖王譜係，集體(ti) 完成了聖王治世在時間維度的建構。堯帝登基後，分命羲氏與(yu) 和氏從(cong) 東(dong) 西南北不同方位觀象記時；舜帝繼位後從(cong) 中央王朝出發，“五載一巡守”，考察諸侯政績；大禹治理九州，按距離遠近劃分“五服”，確立了中央政府與(yu) 邊地民族的政治地緣關(guan) 係，集體(ti) 完成了聖王治世在空間維度的建構。

二是君聖臣賢。君王要認清自己的政治責任，以德治國、勤勉政事，才能配享天命。周公以勤勞自勵，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他極為(wei) 重視統治者勤政的品德，認為(wei) 商紂亡國原因之一就是統治者缺乏勤勞品德，在《洛誥》篇中指出：“惟公德明光於(yu) 上下，勤施於(yu) 四方”。《尚書(shu) 》記載的夏商周三代國家治理的史實表明：有德之君必有有德之臣輔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君臣之間相知相助、團結和諧、共商國事、勤政為(wei) 民，君臣共治的穩定政治結構和良性互動才能帶來政治安定與(yu) 社會(hui) 安寧，最終成就聖王治國平天下的大業(ye) ，為(wei) 後世樹立了一個(ge) 追慕與(yu) 效仿的君聖臣賢治政典範。

三是克己慎行。良好的道德修養(yang) 不僅(jin) 來自學習(xi) 和體(ti) 悟，更來自實踐的錘煉和考驗。統治者需要在道德實踐中不斷提升修養(yang) ，《洪範》篇反複強調君王要“無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偏無黨(dang) ”“無反無側(ce) ”，諄諄告誡君王治國的行為(wei) 要中規中矩，不做失德之事，要以身作則、克己慎行，做到講誠信、節用度、尊農(nong) 時、薄稅賦，綏靖惠民，達到理想化的行為(wei) 模式和人格模式，實現“內(nei) 聖”之德到“外王”之功的轉化才能“天子作民父母，以為(wei) 天下王”。同時做好考核。《堯典》記載，舜帝提出了“三載考績”的官吏考核製度，當百官任命後，舜帝告誡他們(men) 各敬其職，政績三年一考，經過三次考績“黜陟幽明”，罷免庸官，提拔循吏。對於(yu) 被考核的官員要“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發揮職業(ye) 晉升激勵、物質激勵和心理激勵的作用，激發“有猷有為(wei) 有守”的官員更加主動作為(wei) ，官員的考核評價(jia) 對於(yu) 國家行政係統的良性運行意義(yi) 重大。

敬德保民

一是畏天恤民。統治者隻有“敬德”“順德”“行德”，才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否則上天會(hui)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以周公為(wei) 代表的周人麵對夏殷失德無道的曆史教訓，明白天命的承受取決(jue) 於(yu) 民心，“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民心即天心，天既有自然屬性，也有人格屬性，違背了民意就是違背了天意。《皋陶謨》講：上天的視聽善惡與(yu) 民眾(zhong) 一樣，“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上天按照人民的需求來行事，“天命”被賦予了道德內(nei) 涵和社會(hui) 倫(lun) 理屬性，民心向背決(jue) 定了天命所歸。

二是政在養(yang) 民。民心歸向和人民支持往往是朝代興(xing) 亡的決(jue) 定因素，不論是“視民利用遷”，還是“惟民之承保”，抑或是“用康保民”“保惠於(yu) 庶民”，其核心還是和曆代先王一樣愛民保民，得天庇佑、永固基業(ye) 。統治者要體(ti) 味民眾(zhong) 苦厄，“以庶邦惟正之供”，輕徭薄賦、節製奢欲，最終給百姓以安寧。把德與(yu) 利民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養(yang) 民”的核心就是利民，隻有順乎民意而為(wei) ，才能無為(wei) 而無不為(wei) 。

三是協和萬(wan) 邦。和諧社會(hui) 是人類孜孜以求的價(jia) 值目標與(yu) 理想狀態。《尚書(shu) 》追求協和萬(wan) 邦、天人合一的和諧理念，《皋陶謨》首句由皋陶提出“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的命題，《堯典》中指出“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通過推行大德，由家族和睦實現社會(hui) 和睦，由社會(hui) 和睦再協調萬(wan) 邦諸侯，形成“差序格局”和諧一體(ti) 的地緣關(guan) 係和政治秩序，體(ti) 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的包容性、開放性和融合性。

彝倫(lun) 攸敘

一是納德入禮。“禮以體(ti) 政，政以正民”，將禮治與(yu) 行政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禮建構金字塔結構的宗法統治秩序，“辨君臣、上下、長幼”，把禮由外在規範轉入統治階級的內(nei) 在道德要求。《尚書(shu) 》中蘊含著豐(feng) 富的禮治思想，其中，祭祀作為(wei) 禮的重要內(nei) 容，而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洛誥》一篇就是周公和成王討論定都和洛邑冬祭情況的輯錄，成王“夙夜毖祀”，通過祭祀天地神祇和祖先神消除了部分諸侯的反叛心理，顯示了君臣親(qin) 密無間的情形，奠定了“成康之治”的基礎。這些禮還包括天子登基之禮（《舜典》）、分封諸侯之禮（《康誥》）、祭祀之禮（《洛誥》）、朝會(hui) 之禮（《顧命》）、軍(jun) 禮（《牧誓》）等，周禮通過以等級製度為(wei) 核心的典章製度和行為(wei) 規範，形成了維係整個(ge) 社會(hui) 的網絡結構，使得統治更加具有正統性合法性，社會(hui) 更加有序化規範化。

二是無為(wei) 而治。殷商時期，倡導統治者效法自然之性，遵循客觀規律行事，無為(wei) 而治天下。君王重在選賢任能，賞罰分明，對於(yu) 具體(ti) 政務不需事必躬親(qin) ，君上無為(wei) ，則臣下有為(wei) ，最終形成“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的君臣和諧共事、垂拱而天下治的美好圖景。另一方麵，如果君主忙於(yu) 瑣碎政務，則大臣就會(hui) 懈怠，“元首叢(cong) 脞哉！股肱惰哉！萬(wan) 事墮哉！”可見，分清君上和臣下的任務關(guan) 係，形成君臣共治目標相當重要。

三是施教化民。“古之為(wei) 政，愛人為(wei) 大”，周公在《多方》中告誡眾(zhong) 諸侯國君臣，對於(yu) 犯罪之人要明德慎罰，宣明德教、勸善黜惡，無論是“殄戮多罪”之人還是“開釋無辜”之人，都是為(wei) 了勸勉向善。《召誥》中亦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對於(yu) 幹壞事的小民也不是非殺不可，要以德化人，教而後刑，引導他們(men) “作新民”。

明德慎罰

一是德主刑輔。德與(yu) 刑是辯證統一的，《康誥》全篇反映了德主刑輔的思想，這是對夏商時期“刑期於(yu) 無刑”預防犯罪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西周中期《呂刑》中對此有了進一步的闡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明確治獄要以仁德而非以殘暴，“典獄非訖於(yu) 威，惟訖於(yu) 富”。“哀敬折獄”，用憐憫和同情來治獄，不要對犯人采取過激行為(wei) ，對犯人適當寬容有利於(yu) 犯人向好的方麵轉化。“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lun) 有要”，犯法的人隻要悔過改正就可以變為(wei) 不犯法的人，強調了事物可以向對立麵轉化。

二是省刑慎罰。“慎罰”有利於(yu) 形成政治清明、社會(hui) 安寧的整體(ti) 氛圍。周王朝初立，社會(hui) 混亂(luan) ，百廢待興(xing) ，周公告誡成王謹慎用刑，“不寬綽厥心，亂(luan) 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cong) 於(yu) 厥身”，提出“惟刑之恤哉”，“恤刑”就是反對酷刑，提倡慎重使用刑罰，說明社會(hui) 管理的方式由此前的“內(nei) 行刀鋸”的剛性刑罰製度向“尚德緩刑”的柔性製度轉變。

三是義(yi) 刑義(yi) 殺。《尚書(shu) 》主張實行中罰，即製定合理的刑罰製度，通過恰當的刑罰治理民眾(zhong) ，做到刑罰相當，公正廉明。周公認為(wei) 殷朝法律合乎道理，要“用其義(yi) 刑義(yi) 殺”，他在《立政》中進一步提出“敬爾由獄……茲(zi) 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嚴(yan) 刑峻法和寬大處理都違背了“適度”的原則，因此主張“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強調刑罰要適度節製，治獄要秉公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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