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hui) 選舉(ju) 是香港民主精神的大考

作者：田飛龍

來源：香港01專(zhuan) 稿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十一月十一日丙申

          耶穌2021年12月14日

香港立法會(hui) 選舉(ju) 非常臨(lin) 近了，但有關(guan) 選戰似乎少了以往的趣味、激情、不確定性和外部勢力的諜影重重，戲份和戲感都少了，甚至“角兒(er) ”也少了。於(yu) 是乎，選民在利益感知和政治審美上均處於(yu) 一種不適應狀態，但實際投票日又很快到來。這種新製度與(yu) 選民基礎的心理溝通過程必然就不夠充分，甚至存在嚴(yan) 重的信息不對稱和民主價(jia) 值與(yu) 方向感的極大誤解。由建製派候選人占絕大多數的“選戰”，基本呈現“君子”與(yu) “淑女”之爭(zheng) ，少了“小人”攪局和挑戰，少了非建製派中“實力派”的政治壓力，也少了煽動性政治媒體(ti) （如蘋果日報）的扭曲和轟炸，顯得有些波瀾不驚，慢條斯理，真真假假，甚至氣氛不彰和缺乏創意了。

因新選製的“愛國者”清晰邊界而製度性出局的反對派們(men) ，未能在過去半年時間內(nei) 完成基本盤的“忠誠反對派”自我改造，目前狀態是要麽(me) 銷聲匿跡，要麽(me) 隻關(guan) 注“直選投票率”並想盡辦法煽動選民投白票或不投票，以極盡羞辱新選製及其背後的國家立法者權威。反對派需要“高白票率”和“低投票率”對新選製進行極端化、貌似“公投”樣式的羞辱：其一，煽動不投票，製造“史上最低投票率”（據悲觀估計是兩(liang) 成多一點），以作消極的“選舉(ju) 不合作”抗爭(zheng) ；其二，對投票參與(yu) 者呼籲“投白票”以作積極的“選舉(ju) 不合作”抗爭(zheng) 。反對派為(wei) 了政治泄憤，非常期待他們(men) “曾經”的基礎選民作“二選一”的策略性選擇：要麽(me) 不投票，要麽(me) 投白票。兩(liang) 種“負麵投票”形式的政治目的都是一樣的，即極盡羞辱新選製。嚴(yan) 格來講，這些“負麵投票”的煽動者和可能的追隨者並不是在支持和愛護香港民主，而是進一步製造社會(hui) 撕裂和民粹對抗，並為(wei) 美國等西方勢力否定香港民主和展開“民主製裁”提供借口。

由於(yu) 在民主觀念、民主話語權和新選製的代表製原理上未盡吃透和產(chan) 生相稱的責任倫(lun) 理，以及缺乏創意性的選舉(ju) 宣傳(chuan) 和選民溝通能力，香港社會(hui) 多個(ge) 方麵對此次選舉(ju) 的“直選投票率”以及香港民主的國際認受性大體(ti) 持有一種低估和悲觀的預測、判斷和消極心理。此次立法會(hui) 選舉(ju) 發生於(yu) 中美“民主大辯論”的餘(yu) 波之中，12月19日選舉(ju) 投票的有關(guan) 指標（特別是投票率）必然成為(wei) 這場世界級民主辯論的相關(guan) 聯的“焦點戰場”，一個(ge) 檢驗和拉鋸“香港民主”話語權的鬥爭(zheng) 性議題。在這樣的內(nei) 外複雜情勢和香港人心浮動的特定處境下，選擇沉默、低估或哀歎以及按部就班做事是最安全的策略，但就新選製的社會(hui) 紮根和選民溝通而言又是最不負責任的“懶思”乃至於(yu) “懶政”行為(wei) 。當然，無論是舊選製，還是新選製，都是對香港自治能力的檢驗和測試，是對香港民主精神與(yu) 合作理性的摸底和塑造。此次立法會(hui) 選舉(ju) ，是香港民主精神的大考，勢必深刻影響到香港民主與(yu) 社會(hui) 自由的未來演變以及國際社會(hui) 對香港民主自治能力的評估和互動。

在“投票率迷思”、外部民主貶低和民主製裁以及新選製艱難落地的整體(ti) 氛圍下，陳端洪教授近日在香港01發表的《香港精神的驗證與(yu) 續造》一文可謂充滿哲學思辨和責任倫(lun) 理的理性思考，難得一見。陳教授是“內(nei) 地知港派”，不僅(jin) 因其在香港有較長的工作經曆和互動經驗，更因為(wei) 他對民主的曆史、製度和演變規律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對政治憲法學有首要的發掘和推進之功，深諳人民與(yu) 憲法互動之道。在該文中，陳教授首先歸納了香港選民心理的“六種”狀態，這些狀態類似一種政治素描，將香港當下的選民政治心理尤其是非建製派選民的心曲予以客觀的揭示和陳述，並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理解”香港選民的心理波動和投票意願的猶豫不決(jue) 。但陳教授並未停留於(yu) 選民心理的素描，或者簡單的政治“共情”，作為(wei) 憲法理論家，他進一步深入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和香港民主的演變曆史，指出“一國兩(liang) 製”作為(wei) 主權秩序的例外安排，需要香港社會(hui) 特別珍惜以及國家小心嗬護。言下之意，任何破壞“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含之國家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wei) 均應受到譴責。

陳教授追溯了香港回歸以來的民主曆史，對23條立法、八三一決(jue) 定闖關(guan) 、立法會(hui) 議員宣誓風波、反修例運動等直接推動香港民主思潮和路線變遷的重大事件進行簡要評判，指出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代表”對香港民主挫折負有責任，辜負選民期待，也將香港民主置於(yu) 嚴(yan) 峻的鬥爭(zheng) 和風險處境之中。筆者認為(wei) 陳教授的民主史回溯有助於(yu) 引導香港選民辨清既往政治責任的歸屬，重新理性思考誰有資格代表他們(men) 以及如何用選票找出新的政治代表。香港民主作為(wei) 一種自治民主形式，迫切需要與(yu) 國家理性溝通和相互信任，也需要與(yu) 外部世界建立正常和符合基本政治倫(lun) 理的互動關(guan) 係，但上述事件中香港泛民主派不能證明自身符合“愛國者”底線要求，也不能證明所作所為(wei) 符合法治條件下追求民主的基本操守與(yu) 合作理性。香港民主運動走入公民抗命和勇武黑暴的泥潭，與(yu) 香港泛民主派對“民主”與(yu) 國家、法治及香港地位之憲製相關(guan) 性的錯位認知深有關(guan) 聯。

為(wei) 了幫助香港選民走出“投票率迷思”及其民主誤導性，對新選製建立新的知識框架和接受性標準，陳教授從(cong) 代表製層麵進行了簡要但清晰的解釋和論證：其一，香港民主是功能代表製和地區代表製相結合的混合民主，與(yu) 香港的商業(ye) 社會(hui) 的功利主義(yi) 精神及其政治代表原理相關(guan) ，又能夠給出地區代表製適當的比例加以節製和平衡；其二，功能代表製的規範理由在於(yu) 人是社會(hui) 的，社會(hui) 是異質的，社會(hui) 又是功能複合體(ti) ，在理想的代表製民主意義(yi) 上不可能單純依賴“一人一票”的選舉(ju) 製加以製度性整合；其三，新選製下的直選比例盡管相對偏低，但仍然是香港選舉(ju) 民主的重要成分，也是選民政治成熟和直選議員脫穎而出的主要製度範疇，簡單放棄或攬炒這一範疇的選舉(ju) 及其貢獻於(yu) 香港民主體(ti) 係的政治可能性，是對香港民主未來的不負責任；其四，呼籲投白票或不投票者，是將香港民主作為(wei) 兒(er) 戲，是一種政治巫術和對選民政治靈魂的掠奪。陳教授在文章結尾動情發出“斯港斯民，更哪堪幾多風雨？”以筆者對陳教授的學術、人格與(yu) 愛護香港的程度之見證與(yu) 判斷，這種情感清澈、深邃甚至帶有幾分悲愴。回到陳教授的文章標題，此次立法會(hui) 選舉(ju) 確是對香港精神的“驗證與(yu) 續造”，是香港民主在國家理性大熔爐和新時代果敢決(jue) 絕政治精神中的“鳳凰涅槃”。

陳教授的文章篇幅不長，但理論機鋒暗藏，對香港民主“錯失”的時光和機遇深有痛惜，對香港民主“再出發”的艱難曲折深有體(ti) 察，對香港選民的民主理性自覺和投票意願回歸深有期待，表現了他長期深耕政治憲法學與(yu) “一國兩(liang) 製”研究的理論敏感性和政治責任感。

陳教授文章中有諸多理論頭緒和判斷值得細致品味，其理性解釋新選製的民主代表性以及直接與(yu) 香港選民進行“深切”心理對話的真誠性，包括作為(wei) 理論家言說現實政治時不得不有的修辭、分寸、明暗結構和責任倫(lun) 理，溢於(yu) 言表。政治是可能的藝術，政治也是僵死的藝術，政治到底如何演變，歸根結底還是特定社會(hui) 的理性精神與(yu) 合作倫(lun) 理，所謂“香港精神”的大考正在於(yu) 此。

我們(men) 可以從(cong) 陳教授整篇文章的理論“重疊色”和政治語言藝術層麵加以更深入解讀，這對理解此次立法會(hui) 選舉(ju) 的艱難和契機以及香港民主的曆史機運深有幫助：

其一，陳教授在文章中直率地提出“國家是人類的宿命，也是人類自由精神的最高實現”。這顯然不是自由主義(yi) 的教條，而是一種合理的國家主義(yi) ，與(yu) 中國“大一統”文化傳(chuan) 統及憲法根本法精神相契合，也是“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所在。不理解甚至反對進而“反叛”國家，是香港民主和香港民主派誤入歧途的精神根源。我在文章標題中也曾用過“一國是命運，兩(liang) 製是生活”（《中國評論》2021年8月號，對陸恭蕙和高禮文香港著作的理論書(shu) 評）來陳述“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前提與(yu) 國家理性。而2019年反修例運動正是以“時代革命”的本土主義(yi) 名義(yi) 將“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放逐至“最遠處”，形同虛無，而香港國安法、新選舉(ju) 法以及基於(yu) “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對香港“公民社會(hui) ”的漸次改造，其根本的法理依據和政治動機即為(wei) 找回“國家”。理解和接受國家前提，是香港民主再出發的“命門”。

其二，陳教授用功利主義(yi) 解釋香港商業(ye) 社會(hui) 及其繁榮原理，對於(yu) 節製民主的民粹化是有力的規範理由，所謂“均衡參與(yu) ”就是這種原理。香港的民主，不是香港本地可以“自足”代表和運行的民主，而是“一國兩(liang) 製”下的地方民主，國家必然有首要的“份額”和話語權，其次是香港社會(hui) 的“功能”成分有正當的利益表達和政治代表的權利，再次是香港每一個(ge) 合資格選民有選舉(ju) “地區”代表的權利。三者的有機結合就是新選製度三個(ge) 選舉(ju) 範疇的合法性體(ti) 係，也是“均衡參與(yu) ”的政治精髓所在。香港選民當明乎此一要義(yi) 。如果香港民主走單一的“直選”路線而喪(sang) 失對國家利益、功能成分利益的有效代表和比例平衡，“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與(yu) 憲製功能就會(hui) 落空，香港也很難繼續維持高度自治和繁榮穩定下去。這或許正是“一國兩(liang) 製”下香港民主不得不接受的結構性限定，以此才可正當獲得並保持一種“高度自治”的憲製優(you) 越地位。

其三，陳教授文章對功能代表製的政治哲學解釋與(yu) 合理性論證，對泛民主派的“廢除功能代表製”的激進主張是一種理論製約和批判。“功能代表製”既是“一國兩(liang) 製”的合理憲製成分及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依賴因素，也是香港社會(hui) 自身的構成和要素，新選製對其進行必要的製度保護和鞏固，也是對香港社會(hui) 的一種理性保護，確保香港民主發展與(yu) 既定的憲製秩序和社會(hui) 和諧結構相協調與(yu) 平衡。比較而言，一味追求香港民主“純之又純”的完全直選製度，且不能接受任何的國家安全與(yu) 社會(hui) 利益的節製，反倒是一種破壞香港民主之製度條件與(yu) 社會(hui) 基礎的激進訴求。這一民主路線固然可以激起民心特別是青年人的一時響應及有利於(yu) 在選戰中以“口號”壓人奪位，卻不利於(yu) 香港民主的穩健發展和結構理性的生成。陳教授回溯的香港回歸以來的民主史證明了這一切。

其四，陳教授文章向香港選民傳(chuan) 遞心聲，將政改失敗與(yu) 民主挫折的責任間接、部分地歸於(yu) 泛民代表，是符合事實及基本公正的，也有助於(yu) 和香港選民真誠溝通及引導民意轉變，但具體(ti) 結果仍然撲朔迷離。直選投票率仍然是個(ge) 謎團。盡管陳教授確信選民理性是可變的，對泛民代表的推定是可反駁和可推翻的，但最終到底投票率多少，確實是“香港精神的驗證和續造”。不過比較2019年“黑暴區議會(hui) ”光景，倉(cang) 促之間未必能期待到香港選民理性的結構性回歸。當然，學者隻能盡言說和勸解的理論責任，無法為(wei) 最終的選舉(ju) 責任和民主政治的運行責任負責。

其五，陳教授對反對派煽動的投白票或不投票行為(wei) 進行了道德上的批判和譴責，犀利指出對香港民主再出發的深刻危害性，希望選民洞察利害關(guan) 係，作出獨立和理性的抉擇。但白票和不投票很可能就是此次立法會(hui) 選舉(ju) 中反對派的兩(liang) 種主要的選舉(ju) 對抗方式，因為(wei) 他們(men) 會(hui) 以“個(ge) 人選票是最後的武器”進行悲情動員，進行政治泄憤和選舉(ju) 攬炒，並給外部勢力提供否定香港民主和進行民主製裁的事實與(yu) 理由。作為(wei) 港獨國際路線代表的許智峰的“選舉(ju) 如水計劃”以及羅冠聰出席拜登“民主峰會(hui) ”的虛妄言行已折射香港此次選舉(ju) 的幾許陰霾。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近日表示香港仍有大量“外國代理人”在策劃破壞立法會(hui) 選舉(ju) ，貶低香港民主。可想而知，這些“外國代理人”的主要考核業(ye) 績正是低投票率或高白票率，他們(men) 的地下動員能力和選民基礎不容低估。新選製雖然落地，香港“顏色革命”之憂雖然遠去，但“愛國者治港”的社會(hui) 政治基礎遠未鞏固。此次香港選舉(ju) 並不是一個(ge) 正常理性社會(hui) 的規範性選舉(ju) ，夾雜了香港本土主義(yi) 的強大在地勢力、中美新冷戰和東(dong) 西方衝(chong) 突的宏觀背景及力量鬥爭(zheng) 的複雜因素，常規常理之解釋與(yu) 溝通未必能夠奏效，故陳教授發自內(nei) 心的理論解說和朝向選民的民主呼籲也可能隻是一種主觀的美好願望而已。這裏不禁讓我想起了清朝著名詩人和思想家龔自珍的慨歎：“縱使文章驚海內(nei) ，紙上蒼生而已！”

然而，如果香港民主不尋回國家前提，不依據新選製展開，而是一任“低投票率”的躺平式悲觀和底氣不足的回避/忽視，以及白票和不投票的選舉(ju) 攬炒橫行，加之投票後的香港民主話語權鬥爭(zheng) 和來自美國等西方勢力的民主製裁，香港民主的未來又有什麽(me) 希望和光亮呢？“時代革命”已經徹底失敗，本土自決(jue) 也是無望之地，香港民主再出發除了從(cong) 新選製開始，還能有什麽(me) 樣的確定起點和路徑呢？香港民主要走在香港自己的大地和製度上，而不是走在本土主義(yi) 的攬炒泥潭和“民主峰會(hui) ”的空虛幻境之中。

國家的製度本分和民主空間已然給定，國家安全與(yu) 香港民主的“暫時平衡解”就是新選製，而能使香港民主重獲生機與(yu) 活力的最關(guan) 鍵角色便成了握有實實在在選票的每一個(ge) 合資格選民，隻有他們(men) 負責任的集體(ti) 投票和理性選擇才能使得香港民主贏得國家信任和國際社會(hui) 尊重。而如果他們(men) 簡單迎合反對派的煽動，選擇負氣不投票或泄憤投白票，其政治本質就是將香港民主一同攬炒，堵住香港民主再出發和未來發展的一切希望和通道，並對下一代負上嚴(yan) 重的拖累民主進步的時代責任。12月19日，一個(ge) 注定是香港民主曆史的裏程碑時刻，投票已不是關(guan) 於(yu) 具體(ti) 選舉(ju) 哪個(ge) 候選人的策略行為(wei) ，而是對香港民主與(yu) 香港未來的“信任投票”，也是陳教授所謂的“香港精神”的自我驗證和超越。

總之，投票日臨(lin) 近了，香港民主精神正麵臨(lin) 大考，而回答者就是每一個(ge) 合法選民。作為(wei) 研究和熱愛香港及“一國兩(liang) 製”事業(ye) 的青年憲法學者，我希望留給香港選民一個(ge) “懸思”的民主之問，即每一個(ge) 不準備“跑路”、“移民”和“孤狼恐襲”的理性選民個(ge) 體(ti) 都應當嚴(yan) 肅地自問：我的選票在香港民主再出發的嚴(yan) 峻時刻應當發揮什麽(me) 樣的曆史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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