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著述《書(shu) 經講義(yi) 會(hui) 編》

作者：張鑫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十一月初三日戊子

          耶穌2021年12月6日

申時行（1535—1614年），江蘇長洲（今蘇州市）人，字汝默，號瑤泉。他於(yu)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月殿試第一，以狀元入仕；萬(wan) 曆十一年（1583年）四月接任內(nei) 閣首輔大學士，主持朝政，是明代為(wei) 數不多的“狀元首輔”；萬(wan) 曆十九年（1591年）九月因“爭(zheng) 國本”一事，被言官交章彈劾下台。

申時行一生著述頗豐(feng) ，有31卷本和68卷本的《申文定公集》存世，分別館藏於(yu)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及日本京都大學等處。同時，由於(yu) 申時行當時社會(hui) 地位較高，影響較大，因此他的部分著述也得以單獨刊行，廣為(wei) 流布，比如《賜閑堂集》《書(shu) 經講義(yi) 會(hui) 編》《召對錄》《升儲(chu) 匯錄》等。其中，12卷的《書(shu) 經講義(yi) 會(hui) 編》（以下簡稱《會(hui) 編》）是對申時行為(wei) 明神宗朱翊鈞授課講章的萃取，集中體(ti) 現了他對儒家經典《尚書(shu) 》的理解和闡釋，也深刻反映出他參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治國理政的思想淵源和價(jia) 值基礎。

（一）

“恭儉(jian) 好禮”的申時行與(yu) 神宗的關(guan) 係一直保持融洽，彼此感情也較萬(wan) 曆一朝其他輔臣更為(wei) 持久深厚。雖然他並非神宗的蒙師，但卻是承擔課程最多、侍讀時間最長的師傅，在朝夕相對間，深得神宗的器重，故而被尊稱為(wei) “元輔先生”。基於(yu) 此，申時行對神宗的教育輔導傾(qing) 注了大量心血，希望自己能夠將神宗培養(yang) 成一代明君。而在中國古代的帝王譜係中，“德治”無疑是明君最顯著的標誌之一。因此，“德治”成為(wei) 貫穿《會(hui) 編》全書(shu) 的核心價(jia) 值與(yu) 根本旨趣。誠如該書(shu) 開篇所指出的，堯帝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中國古代最早最具影響的聖君，“以其有盛德為(wei) 之本耳”。申時行還通過對《尚書(shu) 》中“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的觀點進行演繹，將君王之“德”比喻成承載天下的容器，四時變化、家國廟堂、士農(nong) 工商都應該“用德以懷之化之”。如此，天下方能太平，百姓得以安定，王朝也可江山永固、世代相傳(chuan) 。

至於(yu) 如何“德治”，申時行又進一步指出，為(wei) 君者要從(cong) “修身”“知人”“安民”這三個(ge) 方麵著手，積極蓄養(yang) “君德”。所謂“修身”，就是要克製私欲、勤於(yu) 理政。在《會(hui) 編》中，申時行列舉(ju) 了大量案例教訓，提醒神宗切勿因一己私欲導致四海紛亂(luan) ，也不要因貽誤國事而埋下禍患，克己複禮、敬天修身，積極追慕聖賢周公所倡導的“君子所，其無逸”的道德境界。所謂“知人”，是指作為(wei) 最高統治者，要“親(qin) 賢臣，遠小人”，知人善任，將真正德才兼備、知行合一的優(you) 秀官員選拔安排到合適的崗位上，分職任事、各盡其責，皇帝則可“垂拱而天下大治”。反之，選拔任用之官員德不配位、力有不逮，則極有可能導致朝廷中樞決(jue) 策運作的遲滯甚至失誤。除了做好“修身”“知人”，還要實現“安民”。

（二）

中國自古以農(nong) 業(ye) 立國，確保廣大農(nong) 戶的耕作時間成為(wei) 維係政權統治穩定的關(guan) 鍵要務，即所謂的“使民以時”。但貫穿曆代王朝始終、此起彼伏的農(nong) 民起義(yi) ，恰恰證明了統治階級很難真正做到“使民以時”。因此，作為(wei) 帝師的申時行高度重視民本思想，在《會(hui) 編》和經筵講章中反複提醒神宗，民心向背直接關(guan) 係到王朝的興(xing) 衰沉浮，“民心似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不可不慎。而君王要想獲得廣大民眾(zhong) 的擁護，就應當視百姓的好惡為(wei) 上天的好惡，再以此作為(wei) 調整統治策略的依據，逐步實現君民之間“上下無間，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也”。

作為(wei) 內(nei) 閣首輔，申時行在現實中也敢於(yu) 抗拒勸諫神宗任意壓榨剝削小民的旨意，積極踐行民本思想。比如，萬(wan) 曆十四（1586年）五月，神宗假借籌辦皇六妹婚禮之名，大量征調國庫和民間的金銀珠寶、珍貴香料，朝中大臣屢諫不從(cong) ，申時行則通過內(nei) 閣揭帖居中協調，反複陳情，得以免之。萬(wan) 曆十六年（1588年），外派的中官在北部邊關(guan) 發現多處銀礦，神宗大喜過望，急於(yu) 開采。但申時行認為(wei) ，邊關(guan) 氣候惡劣，土地肥力匱乏，老百姓的生存已經很艱難了，一旦大規模開發銀礦，必然進一步加劇人民的負擔；如果銀礦開發再引起關(guan) 外部族的覬覦，更會(hui) 引發邊疆安全危機。最終，神宗采納了申時行的勸諫。

（三）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始終占據統治地位。但王朝實際運行的內(nei) 在邏輯是“外儒內(nei) 法”“王霸雜用”。尤其是一些身負中興(xing) 使命的君臣，往往尊奉法家，強調“嚴(yan) 刑峻法”“綜核名實”。與(yu) 之不同的是，申時行在輔佐神宗執政時更傾(qing) 向於(yu) “明德慎刑”，始終強調治理國家還是要以德治為(wei) 主，刑罰為(wei) 輔。他在《會(hui) 編》中表示，即便是確須施刑，仍應“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嚴(yan) 格遵照國家律法和具體(ti) 情由，斟酌損益，慎重量刑；切不可主觀臆斷、任情尚氣，更不能將律法刑罰視為(wei) 貫徹個(ge) 人權力意誌的工具。一旦刑罰不當，致殘者無法複原，致死者更不得複生，長此以往勢必會(hui) 積累民間的怨氣，導致社會(hui) 矛盾不斷激化，進而引發政局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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