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的近代嬗變

作者：陳仁鵬（湖南師範大學法學院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9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

內(nei) 容摘要：船山學自晚清始顯，曆經近二百年風雨長盛不衰，受其滋養(yang) 的一代代湖湘英傑為(wei) 推進中國近現代化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民族主義(yi) 是船山廣博的思想體(ti) 係中尤為(wei) 重要的一部，對後世影響深遠。《船山遺書(shu) 》的發掘與(yu) 刊行使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大放異彩，雖然其原貌是立足於(yu) “夷夏之辨”的漢民族主義(yi) ，但經過湘軍(jun) 集團的再造，在鹹同年間悄然完成了第一次轉型，由“種族民族主義(yi) ”邁向“文化民族主義(yi) ”。隨著清廷的衰微，維新派與(yu) 革命派又使船山的民族主義(yi) 回歸“種族民族主義(yi) ”之本源，利用其進行排滿鬥爭(zheng) 。20世紀初，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無產(chan) 階級革命派受馬克思主義(yi) 、梁啟超學說等啟蒙，超越並改造了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形成“國家民族主義(yi) ”。縱覽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在近代的三次重大變遷，可發現其對近代中國發展曆程持續而深遠的影響。

關(guan) 鍵詞：王夫之；夷夏之辨；民族主義(yi) ；近代嬗變

餘(yu) 英時認為(wei) ：“中國近百年來的變化，一個(ge) 最大的動力就是民族主義(yi) 。一個(ge) 政治力量是成功還是失敗，就看它對民族情緒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夠得到民族主義(yi) 的支持，某一種政治力量就會(hui) 成功，相反就會(hui) 失敗。”雖為(wei) 一家之言，但卻道出民族主義(yi) 之於(yu) 中國的重要性。柳亞(ya) 子曾言：“抑湖南者，民族主義(yi) 之出產(chan) 地也。”縱觀中國近代史，方知此非虛言。尋根溯源，湖南能夠得到“民族主義(yi) 出產(chan) 地”的美譽，得益於(yu) 明清之際的思想大家王船山。王夫之對湖南的重要影響不言而喻，國外學者同樣認識到其重要意義(yi) ，“王夫之比其他任何人或曆史事件更有資格作為(wei) 現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在許多人眼中，王夫之是在他們(men) 血液裏事先植下改革、革命因子的共同先祖。”熊十力甚至認為(wei) ：“若乃明聖挺生，獨知民族思想之可貴，而以哀號於(yu) 族類者，其唯衡陽王子。”楊樹達也強調道：“自王船山以後，湖南人篤信民族主義(yi) ，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覺外患最敏，吸收外來文化最力，且在全國為(wei) 最先。”自鄧顯鶴、曾國藩等刊布《船山遺書(shu) 》以來，船山學大行於(yu) 世，其民族主義(yi) 思想在近代也經曆了三次重要變遷。

一、《船山遺書(shu) 》的發掘與(yu) 刊行

王夫之於(yu) 康熙三十一年（1692）逝世後，並未如其絕筆詩中所言“差足酬清夜，人間一字無。”因其門生後人並未嚴(yan) 格遵循遺囑，將其著作隱匿，而是靈活地將少部分不犯時禁的著作付梓。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湖廣學政潘宗洛請王夫之第四子王敔刊刻部分船山遺書(shu) 。但總體(ti) 而言，自船山逝世至道光執政後期，王夫之的遺作始終處於(yu) 沉寂期，零散且少量的發行影響甚小。在刊行過程中，因輿論管製，甚至有部分著作遭受禁毀。例如在乾隆時期編纂《四庫全書(shu) 》時，《夕堂永日緒論》的雕版即被奏繳焚毀。正如鄧顯鶴在《船山遺書(shu) 目錄序》中所言：“遺書(shu) 散佚，其子敔始為(wei) 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宜興(xing) 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chuan) 儒林，而其書(shu) 仍湮滅不傳(chuan) ，後生小子，致不能舉(ju) 其名姓，可哀也已”。

《船山遺書(shu) 》得以規模性的重見天日始於(yu) 1839年，王夫之六世孫王世全與(yu) 王承佺將大量從(cong) 未刊布的船山著作手稿交與(yu) 鄧顯鶴。據學者考證，王氏後人至少將四十二部，三百餘(yu) 卷手稿交與(yu) 鄧顯鶴校勘，其中包括經籍注解、哲學著述、史學著作、詩集和政論文選等，而此前被編入官修叢(cong) 書(shu) 的船山遺書(shu) 僅(jin) 有六部儒家經籍注解。鄧顯鶴被梁啟超譽為(wei) “湘學複興(xing) 導師”，他組織編校《船山遺書(shu) 》的團隊更是人才濟濟，成員有何紹基、唐鑒、鄒漢勳、左宗植、左宗棠、歐陽兆熊、羅汝懷等等。曆時三年，“長沙鄧刻本”《船山遺書(shu) 》終於(yu) 問世，但隻有十八部，一百五十卷，且盡是經籍注解類的著述。究其原因，乃是出於(yu) 政治考量。鄒漢勳曾就《宋論》、《讀通鑒論》的出版問題與(yu) 歐陽兆熊產(chan) 生分歧，“曉岑（歐陽兆熊）慫恿半溪（王世全），欲其陸續付梓。勳恐其不能為(wei) 力，又身在局中，不便讚成”。可見，“鄧刻本”未能將船山思想的全貌呈現給世人。令人遺憾的是，太平軍(jun) 於(yu) 1854年攻占湘潭，“長沙鄧刻本”雕版慘遭焚毀。

“長沙鄧刻本”《船山遺書(shu) 》的焚毀並未阻斷湘人複興(xing) 王夫之思想的進程，反而在客觀上加速了湘人對王夫之的研究及其著作的整理工作。太平軍(jun) 於(yu) 1852年9月進軍(jun) 長沙時，左宗植、左宗棠兄弟攜一套《船山遺書(shu) 》逃至湘陰東(dong) 山白水洞，與(yu) 左氏兄弟一同避難的還有其鄰人郭嵩燾。郭嵩燾正是在此時接觸到《船山遺書(shu) 》，他在《禮記質疑》自序中寫(xie) 道：“鹹豐(feng) 壬子（1852年）避難山中，有終焉之誌，讀船山《禮記章句》，尋其意詣。”如果說鄧顯鶴主持校勘《船山遺書(shu) 》是為(wei) 船山思想的複興(xing) 奠基，那麽(me) 郭嵩燾與(yu) 《船山遺書(shu) 》的這次相逢則是傳(chuan) 統禮法派發掘並改造船山思想的重要開端。郭嵩燾避難時研讀的《禮記章句》《儒行》等船山著作深刻影響其一生，他由此開始將船山思想作為(wei) 自己的處世規範，並為(wei) 振興(xing) 船山學奮鬥。學界在研究《船山遺書(shu) 》的流布時未能充分重視郭嵩燾的作用，他雖然沒有直接參與(yu) 到遺書(shu) 的校勘發行中，但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縱觀郭嵩燾的一生不難發現，其傑出事跡均打上了船山思想的烙印。如從(cong) 郭嵩燾力勸曾國藩其墨絰出山，奪情起複，即可看出其深受王夫之“救世豪傑”論的影響。

天京會(hui) 戰中，曾國荃麵部受傷(shang) ，幾盡喪(sang) 命。正是在湘軍(jun) 的至暗時刻，曾氏兄弟決(jue) 心重刻《船山遺書(shu) 》。船山思想不僅(jin) 是一種湘人服膺的學說，更是湘軍(jun) 匡扶社稷的精神支柱。曾國藩、曾國荃主持刊刻的金陵節署刻本《船山遺書(shu) 》是當時最為(wei) 完備的，共計五十六部，二百五十八卷，囊括經史子集各類著作。這套皇皇巨著的出現，真正使船山的學說和思想走出湖南，風行全國。王闓運就曾評價(jia) 道：“（曾國荃）盡搜船山遺書(shu) ，除有避忌者悉刻之，於(yu) 是王學大興(xing) 。”梁啟超也感慨道：“清末民初之際，智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烈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二、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之原貌

要研究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在近代的嬗變，必先知曉其思想原貌，把握其實質。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主要由“華夷之辨”“三義(yi) 論”“三罪論”“玄駒論”等構成。王船山在對“華夷”進行界定時，繼承了傳(chuan) 統儒學中以地域、文化因素為(wei) 標準的理念：“天下之大防二：中國、夷狄也，君子、小人也。並非未有別，而先王強為(wei) 之防也。中國之於(yu) 夷狄，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xi) 異，習(xi) 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yu) 其中亦自有其貴賤焉，特地界分，天氣殊，而不可亂(luan) ；亂(luan) 則人極毀，中國之生民亦受其吞噬憔悴。”

王夫之在“華夷之辨”中將華夏與(yu) 夷狄明確對立，甚至將華夷之辨與(yu) 君子、小人之辨列於(yu) 同一地位，並且主張華夷之間應保持原生的距離，不應互相侵侮，認為(wei) 夷狄是華夏的潛在禍端，必須嚴(yan) 防其為(wei) 害華夏。“華夷之辨”並非王夫之所獨創，而是儒家經典中早已有之。但王夫之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構建，提出“三義(yi) 論”作為(wei) 評判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標尺，幾乎顛覆了傳(chuan) 統儒學中“君臣之義(yi) ”至上的觀點，這是其民族主義(yi) 思想中最為(wei) 創新與(yu) 先進的理論。王夫之認為(wei) 若忠於(yu) 一個(ge) 割據之主，而非天下共主的人，就是一人之義(yi) ；忠於(yu) 天下共主則為(wei) 一時之義(yi) ；維護民族利益則是古今通義(yi) 。若一人之義(yi) 與(yu) 一時之義(yi) 相衝(chong) 突，應當舍小義(yi) 而取大義(yi) ，維護天下共主。若一時之義(yi) 與(yu) 古今通義(yi) 相衝(chong) 突，則應拋棄君臣名分，維護民族利益。總之，當以維護古今通義(yi) 為(wei) 重中之重，保衛民族利益，抗擊外族侵略，而不糾結於(yu) 一家一姓之興(xing) 亡。他甚至認為(wei) ，在民族大義(yi) 麵前，帝位“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這種極度重視“夷夏之防”的觀點顯然與(yu) 清廷所提出的“君臣之義(yi) ”重於(yu) “夷夏之辨”相逆。與(yu) “三義(yi) 論”互為(wei) 表裏的則是“三罪論”：“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為(wei) 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wan) 世，則萬(wan) 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惟桑維翰當之。”

通過“三義(yi) 論”與(yu) “三罪論”可知，王夫之在研究曆史時主要使用民族史觀，具體(ti) 而言，其認為(wei) 中國的曆史即是漢族與(yu) 其他民族的曆史地位、相互關(guan) 係及相關(guan) 問題的曆史，因此，民族主義(yi) 思想貫穿其著作。王夫之認為(wei) ，當麵臨(lin) 外族入侵時，應當奮起反抗，堅決(jue) 抵禦，不可妥協畏怯：“今夫玄狗（螞蟻）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蚍飛螱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垤，無相幹雜，則役眾(zhong) 蠢者，必有以護之也。”他以螞蟻自衛為(wei) 例，認為(wei) 蟻族之“君”麵對外來“赤蚍飛螱”的侵淩時，就會(hui) 率其部族奮起抵禦，必盡殲其敵而後止。這樣，方可得到螞蟻的擁護。螻蟻尚且如此，華夏一脈就更應竭力維護本民族的利益。綜上所述，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的原貌乃是漢民族主義(yi) ，其實質是“種族民族主義(yi) ”。

三、湘軍(jun) 集團再造民族主義(yi)

以“排滿”為(wei) 內(nei) 核的民族主義(yi) 思想卻能在19世紀中葉大行其道，源於(yu) 傳(chuan) 統禮法派對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的改造。無論是船山本人還是清早期的各種著述中，均將其視為(wei) 明朝遺老，但王夫之的形象與(yu) 其學說的地位並非靜態，而是不斷變化。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王夫之的評價(jia) 及其學說的解讀皆是動態的。

鹹豐(feng) 四年（1854），即太平軍(jun) 燒毀“鄧刻本”《船山遺書(shu) 》同年，曾國藩率湘軍(jun) 奉旨剿匪，他在《討粵匪檄》中憤然慨歎：“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yu) 九原，凡讀書(shu) 識字者，又烏(wu) 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wei) 之所也……粵匪焚郴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liang) 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yi) 士如關(guan) 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曾國藩高舉(ju) “保衛名教”的義(yi) 旗，痛斥太平軍(jun) 以基督教教義(yi) 為(wei) 綱領，聯合外夷壓榨同胞，棄綱常倫(lun) 理於(yu) 不顧，毀壞禮義(yi) 人倫(lun) 。乍看起來，他雖然也基於(yu) 傳(chuan) 統儒家“夷夏之防”的理論進行抨擊，但仔細分析其內(nei) 涵便不難發現，王船山與(yu) 曾國藩所界定的“夷”“夏”已然存在天壤之別。王夫之在明末清初政權更迭的亂(luan) 世，所言的“夷”幾乎可以等同為(wei) 滿清，“夏”則指漢人，在其強烈的愛國主義(yi) 外衣下，又可窺見其大漢族主義(yi) 的思想因素。而曾國藩則處於(yu) 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太平天國起義(yi) 與(yu) 以往農(nong) 民起義(yi) 最大的差別即是雜糅外來宗教教義(yi) 作為(wei) 綱領，推翻既有政權的統治，是一場帶有宗教色彩的戰爭(zheng) 。若將《船山遺書(shu) 》的校勘與(yu) 刊布比作湖南版的“羅馬法複興(xing) 運動”，似乎可以將太平天國運動稱為(wei) 中國版的“十字軍(jun) 東(dong) 征”。曾國藩深知討伐太平軍(jun) 不僅(jin) 是收複失地的軍(jun) 事戰爭(zheng) ，更是保衛名教的文化之戰。

“夷夏之防”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的轉變，既基於(yu) 太平軍(jun) 興(xing) 的客觀現實，也與(yu) 以曾國藩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禮法派對其改造有關(guan) 。如果後人狹隘且僵化的依照王夫之百年前的界定——為(wei) 滿清政權貼上“夷”的標簽，那麽(me) 太平天國起義(yi) 作為(wei) 漢人政權領導的推翻滿清統治的運動便具有了合法性。這也意味著曾國藩領導的湘軍(jun) 不僅(jin) 師出無名，而且助紂為(wei) 虐，協助異族鎮壓本族同胞的起義(yi) 。

這種困局倒逼著傳(chuan) 統禮法派改造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所謂“改造”是我們(men) 基於(yu) 今天的語境對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發生變化進行的表述，在當時的曆史情形中，曾國藩等是否具有改造的自覺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但筆者認為(wei) 民族主義(yi) 思想的變化極有可能是傳(chuan) 統禮法派帶有主觀意誌的解讀，因為(wei) 他們(men) 與(yu) 王夫之的知識譜係總體(ti) 而言相差無幾，湘軍(jun) 骨幹作為(wei) 校勘《船山遺書(shu) 》的中堅力量，不可能不了解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的原貌。隨著太平軍(jun) 興(xing) ，湘軍(jun) 討匪，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悄然完成了第一次轉型，由“種族民族主義(yi) ”邁向“文化民族主義(yi) ”。

四、維新派與(yu) 革命派的引申

誠如日本學者高田淳所言“清末的王船山區別於(yu)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人群的不同理解。太平天國被消滅後，清王朝迎來短暫的同治中興(xing) ，然而閉關(guan) 自守的清王朝氣數已盡，隨著一係列喪(sang) 權辱國的條約的簽訂，民族矛盾再次凸顯，維新派與(yu) 革命派對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的解讀和詮釋呈現出與(yu) 船山思想原貌的暗合。正如梁啟超所言：“（王夫之等）反抗滿洲的壯烈行動和言論，到這時因為(wei) 在滿洲朝廷手上丟(diu) 進中國人的臉，國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責任，讀了先輩的書(shu) ，驀地把二百年麻木過去的民族意識覺醒轉來。”

細品譚嗣同在《仁學》中對滿清的抨擊，不難發現其諸多思想源於(yu) 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且前者於(yu) 後者而言，更為(wei) 激進和徹底，是對船山民族主義(yi) 的引申。譚嗣同曾直言不諱地說道：“奈何使素不知中國，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新覺羅諸賤類異種，亦得憑陵乎蠻野凶殺之性氣以竊中國。”他認為(wei) 滿清政權取代漢民族政權全靠武力，破壞了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道德。譚的好友唐才常也持相同觀點，他在著名的《正氣會(hui) 序》中寫(xie) 道：“國於(yu) 天地，必有與(yu) 立，非我種類，其心必異。”可見，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在晚清時期被漢族士人不斷放大，作了擴大解釋，並且頗具實用主義(yi) 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譚嗣同等維新派雖然在著述中激烈抨擊滿清政權，但在現實中又寄希望於(yu) 自上而下的改良，這種兩(liang) 麵性恰恰反映出維新派未能真正進入政權中樞，為(wei) 戊戌變法的破產(chan) 和革命派的興(xing) 起埋下伏筆。

譚嗣同的犧牲和自立軍(jun) 起義(yi) 的失敗未能壓抑住民族主義(yi) 思潮的複興(xing) ，反而成為(wei) 新一輪民族主義(yi) 思潮爆發的催化劑，越來越多的士人將目光投向王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湖南繼變法維新的策源地後，又成為(wei) 反清革命的理論輸出地。柳亞(ya) 子在《湘獄》中盛讚道：“抑湖南者，民族主義(yi) 之出產(chan) 地也……明既亡矣，王船山著書(shu) 立說，乃力陳夷夏之防，為(wei) 世昭鑒……然曾氏甫陷金陵，即刊船山全集，風示宇內(nei) ，殆天奪其魄也。自是而後，譚、唐之徒，苦心反正，卒孕戊戌、庚子兩(liang) 役，手段雖異，宗主則同。”事實上，王夫之的民族主義(yi) 思想成為(wei) 一大批革命誌士的啟蒙思想。章炳麟曾談道：“兄弟少小的時候，因讀蔣氏（良驥）《東(dong) 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發奮，覺得異種亂(luan) 華是我們(men) 心裏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思肖）、王船山兩(liang) 先生的書(shu) ，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胡漢民在自傳(chuan) 中也稱：“十五六歲從(cong) 舊籍中見顧亭林、王船山諸人著述，深感滿洲政府以異族宰製諸夏之無理。”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hui) 本部宣言》中稱讚王船山等：“嚴(yan) 《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帶沉淪之隱，孤軍(jun) 一旅，修戈矛於(yu) 同仇，下筆千言，傳(chuan) 楮墨於(yu) 來世。”陶成章在《積莪營育群書(shu) 報社序》中說道：“昔王船山先生有言曰：仁以自愛其類，義(yi) 以自育其群，若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仁義(yi) 之足雲(yun) 。由是觀之，舍合群主義(yi) 外，固別無人道主義(yi) ；舍民族主義(yi) 外，亦別無合群主義(yi) 。”

這些誌士或開蒙於(yu) 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或借助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開展反清鬥爭(zheng) 。他們(men) 雖與(yu) 船山相隔二百年，但其主張與(yu) 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的本質並無二致。換言之，法政派較之禮法派的民族主義(yi) 主張，更貼合船山之原貌。需要強調的是，在法政派中已然有諸多先進之士將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與(yu) 西方思想相聯係，用以引申民族主義(yi) 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促進其向近代轉化。例如：陶成章在詮釋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時將其與(yu) 西方人道主義(yi) 溝通起來。除此之外，楊昌濟的解讀更具先進性：“船山一生卓絕之處，在於(yu) 主張民族主義(yi) ，以漢民族之受製於(yu) 外來民族為(wei) 深恥極痛，此是船山大節，吾輩所當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之狹義(yi) 民族主義(yi) 不複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謂外來民族者，其壓迫之甚非僅(jin) 如漢族前日之所經驗，故吾輩不得以五族一家，遂無須乎民族主義(yi) 也。”楊昌濟認為(wei) ，船山學之核心在於(yu) 民族主義(yi) ，且船山民族主義(yi) 的本質是大漢族主義(yi) ，同時，他也清醒地認識到當時的情勢已然與(yu) 明清鼎革之際不同，天變道亦變，在中華民國建立後，國人應當尊重“五族共和”的思想，將船山之狹義(yi) 民族主義(yi) 改造為(wei) 中華民族主義(yi) 。這種詮釋順應了中國近代化的曆史潮流，也為(wei) 抗擊列強侵略提供了理論基礎。

五、無產(chan) 階級革命派的超越

毛澤東(dong) 於(yu) 20世紀初接觸到船山學，此時距船山逝世已有二百餘(yu) 年，但毛澤東(dong) 仍深受船山學，特別是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的影響。據毛澤東(dong) 的同窗蕭三記載：“澤東(dong) 同誌極其推崇王船山樸素的唯物主義(yi) 和民族意識。”毛澤東(dong) 在研讀《倫(lun) 理學原理》時批注道：“吾嚐慮吾中國之將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體(ti) ，變化民質，改良社會(hui) ，是亦日耳曼而變為(wei) 德意誌也，無憂也。惟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可見，毛澤東(dong) 較為(wei) 全麵的學習(xi) 和掌握了整套船山思想，他將王夫之的“變化日新論”與(yu) 民族主義(yi) 思想相結合，這也得益於(yu) 其恩師楊昌濟。楊昌濟教學時使用的教材包括其日記《達化齋日記》，他將自己的觀察與(yu) 感悟通過書(shu) 麵形式傳(chuan) 達給學生。《達化齋日記》中包含大量對王夫之、曾國藩的論述及對其著述的摘錄。且楊昌濟早在1907年便結識了船山學社的創立者、譚嗣同的授業(ye) 恩師劉人熙。楊昌濟極為(wei) 鼓勵學生去聽船山學社開辦的演講，他在日記中寫(xie) 道：“知船山學社切實講船山所著之書(shu) ，此事深愜鄙意。劉艮老之緒論亦甚平實，青年肯往聽講，必有益也。”同時，他也清醒地認識到王夫之在某些問題上的思想已然不合時宜了，“以今日之眼光觀之，亦有不免屬於(yu) 迷信者，吾人當分別觀之。”這種辯證的眼光也使毛澤東(dong) 深受其益。具體(ti) 到民族主義(yi) 的問題上，毛澤東(dong) 不僅(jin) 批判繼承了船山民族主義(yi) 思想，還服膺於(yu) 梁啟超的學說。

梁啟超被譽為(wei) “中國近代民族主義(yi) 啟蒙者”，他至遲在1901年係統論述了民族主義(yi) 的問題。梁氏在《清議報》上發表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中談道：“今日之歐洲，則民族主義(yi) 與(yu) 民族帝國主義(yi) 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ya) 洲則帝國主義(yi) 與(yu) 民族主義(yi) 相嬗之時代也。專(zhuan) 就歐洲而論之，則民族主義(yi) ，全盛於(yu) 十九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八世紀之下半。民族帝國主義(yi) ，全盛於(yu) 二十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九世紀之下半……知他人以帝國主義(yi) 來侵之可畏，而速養(yang) 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yi) 以抵製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梁任公對曆史的洞察和當時世界形勢的研判極為(wei) 透徹，他通過分析歐洲中世與(yu) 近世民族主義(yi) 的嬗變，與(yu) 亞(ya) 洲及中國民族主義(yi) 的發展狀況加以比較，得出中國必須速養(yang) 民族主義(yi) 以對抗侵略的結論。次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談及“民族主義(yi) 立國”，論述更為(wei) 精道：“民族主義(yi) 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xi) 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此主義(yi) 發達既極，乃更進而為(wei) 民族帝國主義(yi) 。其國民之實力，充於(yu) 內(nei) 而不得不溢於(yu) 外，於(yu) 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yu) 他地，以為(wei) 我尾閭……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yi) ，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yi) 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yi) 於(yu) 中國，舍新民末由。”

毛澤東(dong) 在1910年閱讀梁啟超的《新民說》後記下這樣的批語：“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wei) 人民所製定，君主為(wei) 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zhuan) 製之國家，法令為(wei) 君主所製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此時，毛澤東(dong) 所主張的民族主義(yi) ，已然超越了以往任何階段任何人物對船山民族主義(yi) 的理解，他所推崇的是民主法治的憲政國家，他所解讀的民族主義(yi) 實質上是國家民族主義(yi) ，是各民族為(wei) 貢獻國力而形成的民族共同體(ti) 。

隨著梁啟超對中國民族主義(yi) 研究的不斷深入，他提出“六族結合”“中華民族”等概念。毛澤東(dong) 受其啟發，在著名的《民眾(zhong) 的大聯合》一文中寫(xie) 道：“我們(men) 中華民族原有偉(wei) 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wei) 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hui) ，將較任何民族為(wei) 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在投身革命以後，特別是抗戰期間，毛澤東(dong) 在研究中國社會(hui) 問題時多次使用“中華民族”的概念表述。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dong) 領導製定民族政策、外交政策時也主張各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發展，反對大漢族主義(yi) 。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的確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應用等均為(wei) 例證。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無產(chan) 階級革命派的民族主義(yi) 思想的形成，除受王夫之、曾國藩、梁啟超思想的影響外，還受馬克思、列寧、孫中山等民族主義(yi) 理論的重要影響。

六、結語

胡適曾撰文指出：“民族主義(yi) 有三個(ge) 方麵：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ge) 民族的國家。因為(wei) 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yi) 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麵的兩(liang) 步。”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此觀點中提煉出三種民族主義(yi) ，即“種族民族主義(yi) ”“文化民族主義(yi) ”“國家民族主義(yi) ”。評價(jia) 這三種民族主義(yi) 時不能一概而論，不能搞“一刀切”式的孰優(you) 孰劣的判斷，而應結合具體(ti) 時空、具體(ti) 對象及具體(ti) 語境加以分析評判。

縱觀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在近代的嬗變，在鹹同時期，湘軍(jun) 集團麵對太平天國對綱常名教的摧毀，選擇以船山學為(wei) 撥亂(luan) 反正的精神武器，將船山的“種族民族主義(yi) ”改造為(wei) “文化民族主義(yi) ”。戊戌維新至辛亥革命時期，維新派與(yu) 革命派又將船山的民族主義(yi) 回歸本源，利用“種族民族主義(yi) ”進行排滿鬥爭(zheng) ，但其間不乏一些先進人士，如陶成章、楊昌濟等，其對船山民族主義(yi) 的詮釋已頗具近代色彩，將其與(yu) 人道主義(yi) 、愛國主義(yi) 相融通。這種解讀也啟蒙了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無產(chan) 階級革命派，同時，他們(men) 也深受馬克思、列寧、梁啟超、孫中山的影響，最終超越了船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形成“國家民族主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