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人格的文化心理建設

作者：朱漢民

來源：《湖湘士人人格的組合：血氣與(yu) 德性》

提要

“血性”是指人的血氣與(yu) 德性融合的人格特質。湖湘士人因為(wei) 其德性與(yu) 血氣的結合，故而能夠做出驚天動地的宏大事業(ye) 來。湖湘地區血氣與(yu) 德性結合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形成，是一個(ge) 客觀的曆史積澱與(yu) 主觀的文化心理建設的共同作用完成的過程。

本公眾(zhong) 號將從(cong) "獨特人格類型：血氣與(yu) 德性結合""鄉(xiang) 賢典範的血氣與(yu) 德性""血性人格的文化心理建設""血性人格的近代光彩”四個(ge) 篇章依次推出朱漢民教授的《湖湘士人人格的組合：血氣與(yu) 德性》論文，以饗讀者。

1854年，曾國藩在湖南組建湘軍(jun) ，以抗擊烽火燎原的太平天國軍(jun) 隊，他在《討粵匪檄》一文中，號召湖湘的“血性男人”加入湘軍(jun) 隊伍，為(wei) 保衛中華文化一戰。1915年，蔡鍔為(wei) 反對袁世凱的專(zhuan) 製獨裁，起兵雲(yun) 南，其誓師中強調為(wei) 人格而戰。曾國藩、蔡鍔均凸顯了湖湘士人“血性”、“人格”的特別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

所謂“血性”，其實就是指人的血氣與(yu) 德性的滲透融合，湖湘士人精神氣質包括德性與(yu) 血氣的二重構造。正是這種德性與(yu) 血氣的結合，使得湖湘士人做出驚天動地的宏大事業(ye) 來。梁啟超曾經談到曾國藩、胡林翼、蔡鍔的血性人格與(yu) 政治事功的關(guan) 係：“鬆坡論曾、胡二公之事功，謂其為(wei) 良心、血性二者所驅使，則鬆坡之事功，亦為(wei) 此良心、血性所驅使而已”湖湘士人所以能夠在艱苦卓絕的曆史條件下創造出輝煌的業(ye) 績，煥發出獨特的人格魅力，“血性”是其重要的條件。

本來，在人們(men) 的日常經驗或成見中，書(shu) 生與(yu) 血性往往是不相關(guan) 聯的，甚至是相克的，似乎讀書(shu) 愈多者血性愈少。但是，本文所討論的重點恰恰是湖湘地區書(shu) 生的血性。梁啟超所讚賞曾國藩、胡林翼、蔡鍔的，正是這些書(shu) 生的血性。陳獨秀在《歡迎湖南人底精神》所讚揚的“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何等‘紮硬寨’”、“打死戰的‘書(shu) 生’”、“何等堅忍不拔的軍(jun) 人”，也正是湖湘地區學者書(shu) 生的血性。

所以，本文特別關(guan) 注的正是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

3、《湖湘士人人格的組合：血氣與(yu) 德性》之《血性人格的文化心理建設》

“血性”人格的“血氣”與(yu) “德性”有一種內(nei) 在緊張，所以，要能夠完成這種文化理念的“德性”與(yu) 自然生理的“血氣”的滲透並不容易。應該說，它必須經過一個(ge) 十分複雜的文化心理建設過程。

湖湘士人在晚清以來所表現出來的群體(ti) 性相似的精神特質，體(ti) 現出德性與(yu) 血氣相互滲透的“血性”特點。這種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特質，必須是一個(ge) 主觀的文化心理建設與(yu) 客觀的曆史積澱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的過程。而且，主觀的文化心理建設最終會(hui) 轉化為(wei) 客觀的曆史積澱，而客觀的曆史積澱則需借助於(yu) 主體(ti) 的文化心理建設。所以，我們(men) 在繼續討論湖湘士血性氣質的同時，同時探討他們(men) 得以形成血性人文化心理的建設過程。

如前所述，湖湘地區一直有著十分突出的強悍血氣與(yu) 修養(yang) 德性的曆史條件。一方麵，湘人作為(wei) 具有蠻族血統的後人，其血氣一直表現出剛烈、強盛的特質；另一方麵，宋代理學思潮形成後，湖湘地區成為(wei) 理學的重鎮，從(cong) 而促進了湖湘士人重德性修養(yang) 的傳(chuan) 統。那些信仰理學、實踐理學的湖湘士人，一旦能夠將德性修養(yang) 與(yu) 自然血氣結合起來，就能夠表現出一種“血性”的人格特質。對於(yu) 古代士人群體(ti) 而言，能否具有血性往往會(hui) 在一些特別的曆史局勢下，譬如宋元之際、明清之際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時，表現得特別突出。如南宋未年，元兵進攻湖南時，不僅(jin) 負責守城的官兵與(yu) 強悍的蒙古兵展開殊死的搏鬥，就連在潭州州學、嶽麓書(shu) 院主持教學的長沙人尹穀也積極參與(yu) 守城的殘酷戰鬥，終因無力抗敵而舉(ju) 家自焚，其學生數百人亦勇敢投身於(yu) 守城的肉搏戰，據史書(shu) 記載：“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惜死者姓名多不可考。”[1]嶽麓書(shu) 院師生的頑強戰鬥、拚死衛國，正體(ti) 現了他們(men) 的血性意誌，是一種忠義(yi) 的德性與(yu) 剛強的血氣的融合。同樣，在明清之際，強悍的清軍(jun) 亦在湖南遭受眾(zhong) 多血性之士的激烈抵抗。這個(ge) 時期的許多湖湘之士如王夫之、管嗣裘、夏汝弼、李興(xing) 瑋等人，均是才學超群、博讀詩書(shu) 的學者，但是，他們(men) 麵對異族入侵的嚴(yan) 重危局時，均能夠挺身而出，策劃、參加抗清軍(jun) 事鬥爭(zheng) 。王夫之毅然舉(ju) 旗抗清，失敗後潛心著述以總結明亡教訓，管嗣裘因策劃起義(yi) 全家慘遭殺害，失敗後削發為(wei) 僧；夏汝弼不顧安危奮然抗爭(zheng) ，最後潛入九嶷山在饑寒中辭世；李興(xing) 瑋抗清失敗被俘，誓不投降而慘遭殺害。這些才學超群的士人均是忠義(yi) 德性與(yu) 剛強血性的集合體(ti) 。

晚清以後，中國麵臨(lin) 空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hui) 危機，政治鬥爭(zheng) 更為(wei) 殘酷激烈，在這個(ge) 時期，湖湘士人“血性”的精神氣質表現得更為(wei) 充分。而且，我們(men) 還會(hui) 發現，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就業(ye) 問題一個(ge) 通過自己主觀努力而力求實現的文化的心理建設過程。

首先我們(men) 考察湘軍(jun) 集團，湘軍(jun) 集團是一個(ge) “士人領山農(nong) ”而建立起來的軍(jun) 事一政治集團，湘軍(jun) 的將領主要是由進士、舉(ju) 人、秀才等儒家士人構成，他們(men) 普遍具有對儒家文化的堅定信仰，特別是服膺理學的德性修養(yang) 的信念。所以，他們(men) 明確提出作為(wei) 讀書(shu) 人來講是離不開德性修養(yang) 的，曾國藩說：“蓋人不讀書(shu) 則已，亦即自名曰讀書(shu) 人，則必從(cong) 事於(yu) 《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nei) 事也。”[2]他將這種修養(yang) 德性的學問稱之為(wei) 義(yi) 理之學，“義(yi) 理者，在孔門為(wei) 德行之科，今世目為(wei) 宋學者也。”[3]這種以德性修養(yang) 作為(wei) 讀書(shu) 人立足之本的觀念，在湘軍(jun) 將領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燾等人那裏，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理念。尤有特色的是，出身士人的湘軍(jun) 還將儒家的德性教育、作人之道推廣到士兵中去，要求“上而統領，下而哨弁”均能夠形成一股良好的道德風氣，曾國藩製訂的《勸誡營官四條》就包括“禁騷擾以安民”、“戒煙賭以儆惰”、“勤訓煉以禦寇”、“尚廉儉(jian) 以服眾(zhong) ”。他還將“父兄教子弟之家規”[4]作為(wei) 兵營訓練的內(nei) 容。可見，湘軍(jun) 將領在貫徹理學的道德修身、德性修養(yang) 方麵確是不遺餘(yu) 力。

然而，湘軍(jun) 將領更是重視南蠻遺有的自然血氣，並且注意將其具有強悍、剛勁的血氣保留、融合在德性修養(yang) 中，從(cong) 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血誠”、“明強”的“血性”氣質與(yu) 人格。這些士子出身的將領，並不像許多理學家那樣將“德性”與(yu) “血氣”對立起來，而是將德性的價(jia) 值信仰融入到強悍、剛直的血氣之中，建構出一種具有地域色彩的精神氣質和人格。譬如，曾國藩提出的一些重要人格特質、修煉方法如“血誠”，“明強”，他說：“書(shu) 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5]“吾鄉(xiang) 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lun) ，曆九載而勘大亂(luan) ，非拙且誠之效與(yu) ？”[6]這裏，曾國藩提出了“血誠”、“拙誠”的精神氣質，顯然，所謂“誠”是孔子、子思、孟子以及周敦頤、王船山曾反複倡導的一個(ge) 德性精神的概念。但是，作為(wei) 德性的“誠”是融在血氣的“血”、“拙”之中，具體(ti) 來說，血氣的剛強、渾拙是“誠”得以實現的條件。“明強”也是如此，曾國藩說：“至於(yu) 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yu) 愚必明，柔必強。”[7]“明”是指讀書(shu) 明理的德性修養(yang) ，而“強”則是指血氣的剛強，他認為(wei) “明”與(yu) “強”是相關(guan) 聯的，“第強字須從(cong) 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複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瞎鬧者也。”[8]他很有說服力地將“明”的德性與(yu) “強”的血氣統一起來為(wei) “明強”。曾國藩是為(wei) 推崇的這種人格特質，包括“明強”、“拙誠”、“血誠”，均透露出他們(men) 將“德性”與(yu) “血氣”結合起來的心理文化建設。

所以，在湘軍(jun) 隊伍中，無論是將領人才的選拔，還是這些將領的相互砥礪，均是將這種德性與(yu) 血氣相結合的血性之士，作為(wei) 一種比較理想的人格。曾國藩提出：“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9]但是，他認為(wei) 最為(wei) 根本的，則是其是否具有“忠義(yi) 血性”的人格精神，所以他提出：“大抵有忠義(yi) 血性，則四者相從(cong) 以俱至；無忠義(yi) 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10]胡林翼也提出同樣的“求將之道”，他強調要矯正軍(jun) 隊的“積弱之習(xi) ”，提出：“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舉(ju) 、貢、生、監、白丁皆可不拘資格。”[11]這就是梁啟超所稱道的“良心血性”。在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的用語中，“血性”有時指“血氣之性”，故而其“血性”往往會(hui) 與(yu) 德性方麵的“忠義(yi) ”、“良心”連用，稱“忠義(yi) 血性”、“良心血性”；有時也作為(wei) “德性”與(yu) “血氣”結合的概念，即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所說的“血性男人”。

對於(yu) 湘軍(jun) 將領而言，德性與(yu) 血氣的結合是一個(ge) 艱難的文化心理建設過程，因為(wei) 要將楚蠻強悍、剛烈的血氣納入到德性的道德理念中去，特別不容易。我們(men) 可以從(cong) 這些湘軍(jun) 將領修身實踐，體(ti) 會(hui) 這種精神氣質建設的艱難。一方麵，他們(men) 強調要能夠保持、培植、張揚這一“別於(yu) 中原人物以獨立”[12]的剛勁、強悍的“血氣”，這是成就理想人格（聖賢豪傑）、開拓經世事業(ye) 所不能缺少的。曾國藩曾經反複強調：

男兒(er) 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13]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保其本真。[14]

他強調要將血氣方麵的倔強、剛直等保有、培植或弘揚，因為(wei) 這是成就理想人格、開拓事功所不可缺少的，即所謂“凡事非氣不舉(ju) ，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為(wei) 本”。[15]湖湘士人特別強調成就聖賢豪傑人格與(yu) 事功離不開人的血氣。郭嵩燾與(yu) 其弟郭崙燾常常討論血氣的重要性，郭崙燾認為(wei) ：“辦天下事隻是氣，氣盛則江河直瀉，才雖小，亦乘勢以飛騰；氣恭則百端阻滯，雖有長才，無所用之。”他認為(wei) 血氣的“盛”是成就豪傑的關(guan) 鍵，而郭嵩燾則更強調一個(ge) 人血氣的堅持性，他說：“聖賢豪傑長處，龍坐一賴字。險阻憂虞，艱苦挫折，都賴得下去。”[16]他以一個(ge) “賴”字表述血氣堅定、持久的重要性。總之，曾國藩、郭嵩燾等人所說的所要保有、培植的倔強、剛直、氣盛、賴等，均是人的血氣方麵的特點。

但是，另一方麵，人的血氣確是與(yu) 德性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緊張，血氣的倔強、剛直有可能對德性的完成產(chan) 生負麵影響。湖湘士人因自己先天的蠻性血統，對此有一定的認識。曾國藩是一位對自己的血氣有著特別警惕和深刻反省的人，他意識到自己“本性倔強，漸進於(yu) 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他知道血氣的倔強、剛愎與(yu) 德性的忠恕可能也會(hui) 有矛盾，故而他在修養(yang) 身心時時刻警惕自己倔、傲、強悍的血氣。他說：“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餘(yu) 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又略近乎囂訟。靜中默省愆尤，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17]其實不僅(jin) 僅(jin) 是曾國藩，湘軍(jun) 將領們(men) 的血氣大多是偏“盛”、“剛”、“強”的特點，他們(men) 意識到這種氣質的負麵性，左宗棠一生均關(guan) 注自己“氣質粗駁”的不足，郭嵩燾還要求自己能夠“自勝氣質”，他說：“與(yu) 天地氣數爭(zheng) 勝，當自求勝氣質始。”[18]他們(men) 都承認這種淩盛、倔強的“氣質”、血氣有可能影響自己的外在事功與(yu) 內(nei) 在人格的成就。

湖湘士人天生就有的這種血氣或氣質，既是其內(nei) 在聖賢人格、外在豪傑事業(ye) 的必要條件，又是影響、甚至破壞其內(nei) 在人格、外在事業(ye) 的不利因素。要如何才能化解這一緊張呢？他們(men) 的經驗就是通過文化心理的建設而實現德性與(yu) 血氣的融合。這種心理建設的修養(yang) 方法有很多，他們(men) 常常通過體(ti) 驗於(yu) 自己的身心和相互之間交流的方式推進這種文化心理建設。譬如曾國藩，與(yu) 家人介紹自己的經驗時說：“昔年之倔強，不免客氣用事。近歲思於(yu) 畏慎二字之中養(yang) 出一種剛氣來，惜或作或輟，均做不到。然自信此六年工夫，較之鹹豐(feng) 七年已大進矣。”這種對“血氣”既要“畏慎”、又要從(cong) 中有養(yang) 出“剛氣”的修養(yang) ，確是非常不易，即使具有修養(yang) 誌向的曾國藩都常感覺不易做到。曾國藩總結出來的“血誠”、“強恕”、“明強”、“血性”等精神氣質的表現，均是要通過長期修養(yang) 而將德性融入血氣之中產(chan) 生出來的結果，他時時不忘將氣質方麵的“血”、“強”和德性方麵的“恕”、“性”的結合。郭嵩燾亦有同樣的體(ti) 驗，他特別強調要將血氣分為(wei) 與(yu) 道義(yi) 相結合而形成一種“真氣”，而將沒有融入道義(yi) 的血氣稱之為(wei) “客氣”。他說：“客氣最足以鼓動世俗之人，而君子羞之。……天下事非氣不能舉(ju) ，勁氣直達，義(yi) 理沛然，非客氣之所能勝也。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乃真氣勝。”郭嵩燾強調要修成的“真氣”，就是一種義(yi) 理的德性與(yu) 剛強的血氣相結合而建設的文化心理。郭嵩燾在其日記中，經常講到“君子”是如何將此血氣與(yu) 道義(yi) 相配合的原理，他說：“氣，用獨者也。君子特立獨行，高視物表，而用之既配道與(yu) 義(yi) 者也。……君子之用氣也，仁以為(wei) 已任，內(nei) 自飭也。匹夫不可奪誌，外自毖也。非義(yi) 者遠之，而以身為(wei) 律也。亂(luan) 吾道者拒之，而以言為(wei) 萬(wan) 世法也。”這種將血氣與(yu) 道義(yi) 相配合而完成的人格修煉、心理建設過程，也就是血性人格融鑄的過程。

學界對清代理學評價(jia) 不高，通常認為(wei) 這段時期理學既沒有培養(yang) 真性情的聖賢人格，又不能產(chan) 生開拓政治事功的豪傑之士，故而往往視這段時期的理學為(wei) “虛偽(wei) ”（假道學）或“空疏”（無濟世用）。但是，湘軍(jun) 將領均是理學的信仰者。他們(men) 之所以是既具有真性情的士君子，又是具有開拓事功的英雄豪傑，其原因之一，應該是他們(men) 能夠將德性修養(yang) 與(yu) 強悍血氣融合起來而形成的血性人格有關(guan) 。

注釋：
 
[1]【清】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73，《麗澤諸儒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第2434頁。
 
[2]【清】曾國藩：《家書一·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19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39頁。
 
[3]【清】曾國藩：《詩文·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第14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442頁。
 
[4]【清】曾國藩：《詩文·勸誡營官四條》《曾國藩全集》第14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438頁。
 
[5]【清】曾國藩：《書信一·複胡大任》，《曾國藩全集》第21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76頁。
 
[6]【清】曾國藩：《詩文·湘鄉照忠祠記》，《曾國藩全集》第14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304頁。
 
[7]【清】曾國藩：《家書二·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978頁。
 
[8]【清】曾國藩：《家書二·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1010頁。
 
[9]【清】曾國藩：《書信一·與彭洋中曾毓芳》，《曾國藩全集》第21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224頁。
 
[10]【清】曾國藩：《書信一·與彭洋中曾毓芳》，《曾國藩全集》第21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225頁。
 
[11]【清】胡林翼《書牘·致餘際昌》，《胡林翼集》第2冊，嶽麓書社，第285頁。
 
[12]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中國人民大學生出版社，2004年，第3頁。
 
[13]【清】曾國藩：《家書二·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1139頁。
 
[14]【清】曾國藩：《詩文·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曾國藩全集》第14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213頁。
 
[15]【清】曾國藩：《家書二·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978頁。
 
[16]【清】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頁。
 
[17]【清】曾國藩：《家書一·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19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376頁。
 
[18]【清】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l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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