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亮：改寫(xie) 漢武帝“獨尊儒術”大敘述需要學界集體(ti) 努力

受訪者：蔡亮

采訪者：鍾源

來源：澎湃新聞

【編者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似乎是我們(men) 的一種曆史常識，然而美國聖母大學曆史係副教授蔡亮卻在其新著《巫蠱之禍與(yu) 儒生帝國的興(xing) 起》中對此提出了質疑。她通過漢武帝時期和隨後的昭帝、宣帝、元帝時期高級官員出身身份的數據統計分析，認為(wei) 漢武帝後期的巫蠱之禍導致大批擔任高官的軍(jun) 功貴族後裔被殺，使得儒生階層在官僚群體(ti) 中迅速崛起，成為(wei) 其後三公九卿的主體(ti) 力量之一，從(cong) 而促成了第一個(ge) 儒家帝國的興(xing) 起，在秦漢史研究領域中可謂獨辟蹊徑。澎湃新聞·私家曆史對蔡亮進行了專(zhuan) 訪，重點談及研究思路和方法，以下為(wei) 訪談正文。

蔡亮

澎湃新聞：您是什麽(me) 時候對漢代儒生產(chan) 生研究興(xing) 趣的？

蔡亮：這本書(shu) 是在我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當初定博士論文題目的時候，有一個(ge) 基本的問題（fundamental question）一直困擾著我：我們(men) 經常談儒家，談論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我們(men) 真的了解漢代儒生嗎？在傳(chuan) 統知識框架中，我們(men) 熟悉的西漢儒生很少，兩(liang) 百多年的曆史中，經常談論的儒生基本就是公孫弘、董仲書(shu) 、劉向。那其他儒生呢，他們(men) 在哪裏？以什麽(me) 樣的生存狀態存在？學者或是官員？大家談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具體(ti) 是指什麽(me) ？是說儒家思想出現在精英階層的話語當中，還是說儒生本身能夠行使政治權力？這些問題開始引導我著手重新審視《史記》《漢書(shu) 》。

每一個(ge) 人都可以定義(yi) “儒”，定義(yi) 誰是“儒生”，但是每個(ge) 人在定義(yi) 的同時，也會(hui) 帶入自己的偏見，帶入自己已有的預期和思維定勢。當代學者可以對儒生的定義(yi) ，但是我選擇了另外一種研究方式。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學者，我想努力地拋開已有的成見，重現曆史。所以我關(guan) 注的是在漢代同時代的人如何定義(yi) “儒”。具體(ti) 來說，在做研究的時候，我尋找的是已有的史料怎麽(me) 定義(yi) “儒”或“儒生”。因為(wei) 西漢曆史大致基於(yu) 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shu) 》，我所尋找的就是在《史記》《漢書(shu) 》中誰被稱作“儒生”。

很明顯，司馬遷和班固不會(hui) 把所有的官員或所有的學者都稱為(wei) 儒生，那他們(men) 在進行劃分歸類的時候用的是什麽(me) 樣的標準？這個(ge) 標準的背後隱藏了他們(men) 對當時社會(hui) 或官僚係統的哪些觀察和看法？有人會(hui) 質疑，司馬遷和班固也是有偏見的。對，司馬遷、班固都有自己的偏見，我們(men) 所有的史料，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史料，都沒有完全客觀的，都是被剪裁了的、帶某種偏見的史料。我們(men) 必須正視史料的偏見，才能離曆史事實更進一步。從(cong) 另外一個(ge) 角度來看，對曆史的不帶偏見的重現幾乎不可能，史料和個(ge) 體(ti) 的視角認知局限，決(jue) 定了完全複原曆史的不可能性。但是要盡可能準確和全麵地還原史料中的曆史，隻有對史料新的、透徹的把握，才能能讓我們(men) 不斷接近曆史本身。

在研究的問題和所用的概念明確之後，我就進行了一個(ge) 係統的史料重構工作。窮盡史料是我自己治學的標準，秦漢曆史有限的材料讓窮盡史料這種方法和理想成為(wei) 可能。這個(ge) 思路之下，我把《史記》《漢書(shu) 》中提到的儒生梳理出來。

在梳理的過程中，我發現史料中記載的漢武帝時期的儒生非常少。這跟傳(chuan) 統的認知——“獨尊儒術”形成了強烈反差。我開始詢問：儒生究竟在一個(ge) 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和曆史境遇下生存呢？孔子說“三十而立”，那麽(me) 儒生是如何立足於(yu) 西漢社會(hui) ，他們(men) 有什麽(me) 樣的抱負，如何實現的呢？他們(men) 以什麽(me) 樣的方式“安家立命”呢？曆史記載的儒生大都是以官員身份出現，那麽(me) 儒生官員之外，是哪一部分群體(ti) 在行使政治權力管理西漢這個(ge) 大帝國呢？在這些問題的驅使下，我開始係統地梳理漢武帝以來有記載的所有高層官員（三公九卿、將軍(jun) 、京城官員），把他們(men) 的家庭背景、仕途途徑、學術傾(qing) 向和社會(hui) 關(guan) 係網絡做了一個(ge) 係統整理。受益於(yu) 數據人文的成果（感謝“漢籍全文資料庫計劃”和“中國哲學書(shu) 電子化計劃”對公眾(zhong) 開放了他們(men) 整理的數據化史料），讓我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nei) 做出盡可能全麵的整理。這些對傳(chuan) 統史料的整理、統計和分析成為(wei) 了《巫蠱之禍和儒生帝國興(xing) 起》的基礎。

澎湃新聞：在您的研究中，儒生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是在漢武帝之後的霍光時代形成的，那麽(me) 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會(hui) 獲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常識”？

蔡亮：在我做完從(cong) 漢武帝開始到西漢末年有記載的三公九卿的數據統計之後，我也感到非常驚訝。因為(wei) 被司馬遷或者班固稱作儒生或者儒生官員的人數漢武帝一朝非常少。在地毯式地搜索了一遍之後，發現隻有7名高層官員在漢武帝54年的統治中被稱作儒生，而有詳細記載的漢武帝一朝的高層官員共有76位。統計數據顯示儒生在漢武帝一朝，僅(jin) 僅(jin) 是少數派。而且這7名儒生高層官員能夠行使的政治權力和影響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儒生之間經常互相陷害鬥爭(zheng) 。熟悉的認知認為(wei) ，“獨尊儒術”依靠了製度上得保證，即設置太學、建立五經博士和察舉(ju) 製度。但是當我們(men) 分析梳理漢武帝所有高層儒生官員的仕途之路時，發現很少人通過太學和察舉(ju) 渠道進入官僚係統。其實漢武帝的三公九卿中，隻有公孫弘的仕途之路始於(yu) 察舉(ju) ；隻有倪寬通過太學進入到官僚係統。無論是數據還是有記載的儒生仕途之路，都與(yu) 我們(men) 已有的常識性認知，即認為(wei)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新發現的材料對我自己的傳(chuan) 統認知進行了顛覆，所以當時想到的下一步行動就是再閱讀。再閱讀有兩(liang) 個(ge) 目的：第一，我想重新審視當代學者如何解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第二，我想弄明白已有的主導學術話語是如何形成的。

在重新閱讀的時候，發現中外學者已經從(cong) 不同角度開始質疑漢武帝“獨尊儒術”這一命題了。比如福井重雅先生認為(wei) ，武帝並未像我們(men) 普遍相信的那樣設五經博士。（參見福井重雅,《六經六藝と五經：漢代における五經の成立》,《中國史學》4(1994):139-164）平井正士、魯唯一質疑董仲舒在武帝弘揚儒學的過程中究竟發揮了多大作用。（平井正士,《董仲舒の賢良対策の年次に就くて》,《史潮》11no.2(1941):79-116；Michael Loewe,“‘Confucian’Valuesand Practices in Han China,”T’oug Pao 98,no.1-3(2012):pp.1-30）陸威儀(yi) 認為(wei) ，漢武帝封禪泰山的各種禮儀(yi) 跟儒生的學說相距甚遠。（Mark Edward Lewis，“The Feng and Shan Sacrifices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in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50-80）平井正士和李開元兩(liang) 位學者都注意到了儒生在武帝高官中人數相對稀少。（平井正士，《漢代における儒家官僚の公卿層への浸潤》,《歴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の會(hui) 編》（國書(shu) 刊行會(hui) ,1982）,51-65；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yu) 劉邦集團：軍(jun) 功收益階層研究》，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0年）大家比較熟悉辛德勇先生的《製造漢武帝》，他對關(guan) 於(yu) 漢武帝史料進行了重新考察。王葆玹先生幾十年前就指出，傳(chuan) 統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直被用來概括漢武帝的成就，然而直至公元12世紀司馬光撰寫(xie) 《資治通鑒》時才創造出這句名言。

至於(yu) “獨尊儒術”的敘述是從(cong) 何而來的呢？這個(ge) 問題讓我去審視我們(men) 舊有觀點的來源。有趣的發現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敘述大致來源於(yu) 《史記》的兩(liang) 個(ge) 章節，《孝武本紀》和《儒林列傳(chuan) 》。而這兩(liang) 個(ge) 章節都有自己的問題，具體(ti) 請見我書(shu) 中的詳細文本分析。

什麽(me) 時候這些研究能匯集成一股新的潮流，徹底改寫(xie)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大敘述呢？這還需要學術界的集體(ti) 努力。

澎湃新聞：為(wei) 何司馬遷和班固要“杜撰”出一個(ge) 儒生群體(ti) ？他們(men) 是有意為(wei) 之還是無意為(wei) 之？

蔡亮：我想我會(hui) 避免用“杜撰”這個(ge) 詞。在統計漢武帝一朝有記載的儒生官員同時，我觀察到，在這一時期的儒生官員之間並沒有認同感，相反他們(men) 經常持有不同的政見，互相打擊、排擠甚至互相陷害。公孫弘就直接建議漢武帝將主父偃處以滅族的極刑。而主父偃曾經偷出董仲舒的災異著作，呈給漢武帝。當時恰逢遼東(dong) 高廟發生了火災，武帝認為(wei) 此文暗含諷刺意味。董仲舒因此被投入獄中，最後勉強才保住了性命。

在這些語境下，再去閱讀《儒林列傳(chuan) 》，我就充滿了困惑：為(wei) 什麽(me) 在儒生之間並沒有互相認同的情況下，司馬遷會(hui) 將儒生官員跟其他官員區分開來，把他們(men) 當成一個(ge) 同質的群體(ti) ，單獨為(wei) 他們(men) 做一個(ge) 集體(ti) 的列傳(chuan) ？

將《儒林列傳(chuan) 》與(yu) 《史記》的其他篇章所對比來閱讀的話，我們(men) 可以看到《儒林列傳(chuan) 》實際上呈現了一個(ge) 烏(wu) 托邦的儒生群體(ti) 和政治生態。在《儒林列傳(chuan) 》中，儒生之間由師徒關(guan) 係組成了一個(ge) 連續的、同質的群體(ti) ，儒生可以通過對五經的研習(xi) 直接獲得政治職位。儒學知識和政治權力有著直接的對接，知識的積累可以直接獲得官職，從(cong) 孔子以來儒生的政治夢想在司馬遷的《儒林列傳(chuan) 》得以實現。

《儒林列傳(chuan) 》中烏(wu) 托邦世界與(yu) 《史記》的其他列傳(chuan)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史記》的其他篇章中，儒生的知識並不能直接讓他們(men) 獲得政治權利，他們(men) 的仕途之路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朝廷中占主導的是權宦之家的後裔。在這種對比的閱讀下，我們(men) 可以看到“多聲部”的敘述。我想讀者可以自己判斷司馬遷是不是有意在《儒林列傳(chuan) 》中創造了烏(wu) 托邦的儒生群體(ti) 和政治生態。

蔡亮著《巫蠱之禍與(yu) 儒生帝國的興(xing) 起》，付強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澎湃新聞：在您的研究中，您運用社會(hui) 學的方法，將高官背景做了定量分析。如何想到這種方法的運用？您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有怎樣的突破？

蔡亮：當代學者運用數據資料對傳(chuan) 統史料進行再建構有其自己的學術曆史。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平井正士已經開始了這種研究方法的探索；李開元在2000年的研究也遵循了同樣的方法。這兩(liang) 位學者都注意到了儒生在武帝高官中人數相對稀少。

實際上，對線性的曆史敘述資料進行重組，把相同或相似的現象、人物進行歸類，這種研究方法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會(hui) 要》。我們(men) 具有的優(you) 勢是，文本數字化之後，檢索相同、相似的曆史事件或者曆史人物變得更有可操作性。人物不僅(jin) 可以按照個(ge) 體(ti) 生平進行線性敘述，也可以根據某些特點進行歸類重組。數字化人文讓我們(men) 不僅(jin) 能研究曆史的個(ge) 體(ti) ，還可以研究共有某種特點的群體(ti) 。對具有共同特點的人群研究，可以讓我們(men) 從(cong) 個(ge) 體(ti) 的微觀視覺轉移到鳥瞰的宏觀視覺，對社會(hui) 的結構和曆史的發展動向有更好的把握。

結構性的人物數據資料庫（Structured biographical data）已經在許多曆史研究領域得以應用。學者們(men) 也用Prosopography來描述這一新的人物傳(chuan) 記數據資料，具體(ti) 可以定義(yi) 為(wei)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mon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a group of actors in history through a collective study of their lives.”——對具有相同、相似特點的人群進行係統研究。已有的成熟的結構性人物數據資料庫包括：Byzantine-Arab Prosopography for the Period of the Macedonian Dynasty(867-1025),Prosop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roject,和Prosopography of Anglo-Saxon England.

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學者，我也希望我們(men) 能建構秦漢曆史的結構性人物數據資料庫，這需要集體(ti) 的努力。

澎湃新聞：巫蠱之禍為(wei) 何會(hui) 給儒生集團進入政治領域創造良機？

蔡亮：公元前91年2月，此前十年一直擔任太仆的公孫敬聲因挪用原屬北軍(jun) 的巨額資金被投入獄中。其父丞相公孫賀想方設法捉住了全國頭號通緝要犯遊俠(xia) 朱安世，希望以此贖敬聲之罪。但獄中的朱安世卻上書(shu) 控告公孫敬聲與(yu) 陽石公主私通，且公孫家族指使巫師對武帝施祝詛，又在通向武帝避暑夏宮甘泉的馳道下埋了用於(yu) 巫蠱術的偶人。有司審案，指控被一一坐實，武帝馬上誅滅了公孫賀家族。陽石、諸邑公主皆以巫蠱之罪處死。這次小規模的殺戮隻是序曲，隨後席卷整個(ge) 朝廷的政治風暴更加血腥暴戾。

公元前91年夏，武帝按照慣例到甘泉避暑，然而這裏優(you) 美如畫的風景並不能緩解年邁皇帝的病痛。朝堂上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江充說服武帝，讓他相信他之所以生病乃有人施巫術所致。憂心忡忡的老皇帝於(yu) 是命江充窮治其事。江氏任用可能來自於(yu) 中亞(ya) 的胡巫搜尋用於(yu) 祝詛的人偶以及徘徊此間作祟的亡靈。受到指控的蠱者與(yu) 夜祠者被逮捕，打入地牢。班固寫(xie) 道，那裏彌漫著疑犯們(men) 的呼喊哀嚎聲與(yu) 烙鐵燙在皮肉上的焦糊味兒(er) 。京城一時間人心惶惶。巫蠱的指控滿天飛。據《漢書(shu) 》記載，因此案株連而死者多達萬(wan) 人。

江充指控巫蠱邪氣已經傳(chuan) 入宮中，這一場腥風血雨由此達到了高潮。一旦他越過後宮宮門，第一批受害者就是那些皇帝不再寵幸的夫人們(men) 。江充一步步將矛頭指向衛皇後，並放肆地指責太子劉據也參與(yu) 了巫蠱之事——在太子宮中發現了刻有詛咒受害者形象的木俑。武帝帝身在甘泉宮不通音信，而自己的兩(liang) 位姐姐以及公孫家族慘死的下場猶在眼前，於(yu) 是劉據聽從(cong) 少傅石德之議，矯詔將江充等人全部逮捕。協同江充辦案的案道侯韓說質疑詔書(shu) 真偽(wei) ，當即被太子手下殺死。另一名忠於(yu) 江充的官員章贛拚命逃出，奔向甘泉宮告變。

形勢愈發嚴(yan) 峻，太子將情況向母親(qin) 衛皇後和盤托出，取皇家武庫兵器分發給長樂(le) 宮衛隊，然後昭告百官，稱武帝在甘泉宮身染沉屙，很可能已經薨逝，江充及其黨(dang) 羽欲趁亂(luan) 奪權。劉據將江充處死，又在上林苑活活燒死了胡巫。隨後他率眾(zhong) 前往丞相劉屈氂府邸欲將其殺死，但後者則已逃跑。都城長安一片混亂(luan) 。鎮守京城的將領們(men) 無法相信皇帝支持太子這樣做，於(yu) 是都在觀望。武帝一聽到太子謀反的風聲，馬上起駕返回長安，令丞相率兵平叛，同時緊閉城門防止劉據逃逸。在隨後的混戰中有數萬(wan) 人死去，其中包括衛皇後、劉據及其部屬，還有他們(men) 的整個(ge) 家族。

巫蠱恐慌在公元前90年五月又一次重現，這次被指控施行祝詛的人換成了接替公孫賀登上相位並剛剛鎮壓了劉據叛亂(luan) 的劉屈氂。其妻被控用巫術詛咒武帝。據說，她還和貳師將軍(jun) 李廣利一起禱告上天，讓昌邑王劉髆成為(wei) 新的帝位繼承人。

劉屈氂與(yu) 其妻自然難逃一死。李廣利當時正率領軍(jun) 隊在遙遠的西部地區作戰，聽到消息後很快向匈奴投降，而李廣利的全族被滅。下一場獵巫的目標是新任禦史大夫商丘成，太常酈終根，大鴻臚戴仁，京兆尹建以及前任將軍(jun) 公孫敖與(yu) 趙破奴。這些人都被指控行巫蠱之術，在前89至前87年間被相繼處死。在同一時期內(nei) ，還有十一位不在朝任職的侯爵被控犯下了巫蠱之罪，被定罪處死。在武帝朝最後五年間，長久以來一直掌控朝局的最有名望和權勢的家族幾乎被屠戮殆盡。

中西方學者都對巫蠱之禍有深入的研究，比如田餘(yu) 慶、蒲慕州、魯唯一先生都對這個(ge) 西漢曆史大事件進行了很好的梳理。對巫蠱之禍可以從(cong) 兩(liang) 個(ge) 角度來探索。一個(ge) 角度是詢問巫蠱之禍發生的緣由：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陰謀嗎？什麽(me) 導致了這場曆時5年的政治精英大屠殺？另一個(ge) 角度是考察巫蠱之禍對當時政局造成的巨大震蕩。我的研究側(ce) 重於(yu) 第二個(ge) 問題。在已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我結合數據統計資料，看到了巫蠱之禍為(wei) 儒生集團的興(xing) 起提供了一個(ge) 政治契機。

巫蠱之禍的大屠殺之後，我們(men) 可以看到在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一個(ge) 權力真空，曾經掌控西漢中央朝政幾十年的仕宦大家，幾乎都在巫蠱之禍當中被滿門抄斬。比如劉邦的軍(jun) 功集團，其中很多家族從(cong) 西漢建立之初直到漢武帝一朝都是朝廷高官的候選。但是巫蠱之禍之後，這些家族在西漢曆史當中再也沒有出現過。與(yu) 此同時，我們(men) 可以看到，出生於(yu) 相對貧寒或者家庭背景不清楚的儒生開始出現在政治舞台上。而他們(men) 的師承關(guan) 係和學術背景（對五經的研習(xi) ）讓他們(men) 與(yu) 其他高層官員區分開來，而他們(men) 在高層官員的比重讓儒生官員成為(wei) 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澎湃新聞：如果說巫蠱之禍造成了儒生帝國的興(xing) 起，對後續兩(liang) 千年都有著深遠影響。那麽(me) 是否可以看成一個(ge) 偶發事件改變了中國的曆史軌跡？您如何看待這種偶然性？

蔡亮：為(wei) 什麽(me) 儒生能成功利用巫蠱之禍造成的權力真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呢？是當權的霍光的提拔結果嗎？無論是人生還是曆史都有一定的偶然性contingency，巫蠱之禍之後，毫無政治經驗的韋賢和蔡儀(yi) 被直接提拔到政治中心成為(wei) 丞相，的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霍光需要有人為(wei) 他掌控的昭帝一朝提供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但是，儒生能夠成為(wei) 霍光的候選有兩(liang) 個(ge) 條件需要滿足：第一，儒學的思想一直在不斷地被闡釋和宣揚，在政治精英階層中已經有一定的影響力。很難想象一種完全死亡的思想可以為(wei) 一個(ge) 有危機的政權提供有力的合法性基礎。第二，儒生雖然在霍光之前的政治領域影響力非常有限，但是在民間應該還是有自己的傳(chuan) 統。另外，一部分儒生在巫蠱之禍之前就進入到了官僚係統，在當時的中層或下層擔任行政官員。他們(men) 當時的身份與(yu) 文吏有所重疊。這部分儒生通過他們(men) 的行政治理能力和自己所建立的關(guan) 係網絡在巫蠱之禍之後爬升到官僚係統的頂層，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魏相。

偶發事件可以讓某種積蓄的能量在曆史的某種時刻爆發，但是長時間以來積蓄的力量更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儒學的思想，尤其在“法繁於(yu) 秋荼，而網密於(yu) 凝脂”的秦漢帝國，有其非常關(guan) 鍵的價(jia) 值。但是思想如何能夠改變曆史和現實，有時候的確需要等待機遇。

（薛瑞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