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蔣鵬翔老師講述“阮刻《十三經注疏》成書(shu) 概說”

來源：“嶽麓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二十日丙午

          耶穌2021年10月25日

為(wei) 發揚嶽麓書(shu) 院朱張講學傳(chuan) 統，促進學術研究，推動學科建設與(yu) 發展，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策劃組織“嶽麓書(shu) 院講壇·書(shu) 院教師主講專(zhuan) 場”。專(zhuan) 場係列講座由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學科研崗教師主講和主持。

2021年10月8日晚，“嶽麓書(shu) 院講壇·書(shu) 院教師主講專(zhuan) 場”第3場在湖南大學教學東(dong) 樓102室舉(ju) 行，主題為(wei) “阮刻《十三經注疏》成書(shu) 概說”，由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蔣鵬翔老師主講，黃曉巍老師擔任主持人。來自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高校師生及各界社會(hui) 人士70餘(yu) 人到場聽講。

本次講座以黃曉巍老師的介紹開場，黃老師指出《十三經注疏》是我國曆史上重要的經典文本，在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文化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理清《十三經注疏》文本形成與(yu) 變化的過程無疑是一項具備深遠意義(yi) 的工作。講座講述阮刻《十三經注疏》的成書(shu) 過程，有助於(yu) 深化我們(men) 對經學和文獻學的認識。

蔣老師首先從(cong) 經學的定義(yi) 切入問題，所謂經學，今天可以劃分為(wei) 兩(liang) 種進路，一種是本質主義(yi) 的研究，將經學文本作為(wei) 史料，並將其以出土材料進行比對，藉此還原曆史真相；另一種是曆史主義(yi) 的研究，其方法類似於(yu) 西方哲學中的闡釋學，注重對文本自身的解釋，以及此種解釋的流衍變化。但總而言之，這兩(liang) 種進路都高度地依賴經典文本以及對經典文本的解釋，統言之即經注疏。經注疏的形成與(yu) 構成是一個(ge) 漫長的曆史過程，但大致可以勾勒出“六藝——九經——十二經——十三經”這樣一條線索來，盡管曆史上也曾有十四經和二十一經等多種提法，但十三經依舊是主流。

介紹完十三經形成的背景知識後，蔣老師梳理了經注疏合刊的發展軌跡。在經注疏合刊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經注疏的初次刊刻，後唐長興(xing) 三年至後周廣順三年，田敏等人校刻《九經》經注本，是經書(shu) 雕版之祖。端拱元年三月，孔維等又奉敕校勘《五經正義(yi) 》，並由國子監刻板印行，稱為(wei) “監本”，此後又陸續校勘並開雕餘(yu) 下的幾種疏文。經過以上一係列的校勘、雕版和印行工作，經注疏雖已有刻本流傳(chuan) ，但經注疏三者的合刊本仍沒有出現。經注疏合刊本的出現，目前已知最早的當推八行本，八行本均以監本為(wei) 底本，不附《釋音》，對經注疏的編排有兩(liang) 種方式，一種是“經、注、經之疏”，另一種是“經、經之疏、注、注之疏”。這種編排方式的不一反映出經注疏合刊在當時仍處於(yu) 一種試驗的階段，故八行本洵可稱為(wei) 注疏合刊之祖。但是，八行本並不是注疏合刊的主流，真正的主流是十行本，雖然時間上有先後之別，這兩(liang) 者並沒有直接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八行本源於(yu) 監本，而十行本是自餘(yu) 仁仲本而來。蔣老師提醒道，十行本在古代和近代的許多書(shu) 目題跋中都被當作是宋本，但十行本實有宋元刻本之別，體(ti) 現在實物上也有明顯的特征，如宋刻版心細黑口，元刻版心多白口；宋刻疏文出文與(yu) 疏文正文隻空一格，元刻則加小圈區別等等。由於(yu) 條件的限製，當時的版本學家並沒能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而徑以宋刻視之。元刻十行本的板片壽命較長，明代時移至福州府學，並經過多次補版，故又稱為(wei) 元刻明修本。值得注意的是，因《儀(yi) 禮》一書(shu) 一直沒有注疏合刊本，所以宋元時期並沒有“十三經注疏”。真正的十三經注疏是以明嘉靖李元陽刻本為(wei) 開端的，在此之後十三經注疏的線索也明朗了起來，大致可以勾勒出“閩本（明嘉靖李元陽刻本）——監本（明萬(wan) 曆國子監刻本）——毛本（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殿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阮本（清嘉慶江西南昌府學刻本）”這麽(me) 一條軌跡。

經過以上的鋪墊，本次講座的主角——阮刻《十三經注疏》才正式出場。阮刻《十三經注疏》是當今《十三經注疏》的主要版本，也是當今大多數人提到《十三經注疏》時首先想到的版本。但在阮刻之前，真正遍天下的其實是汲古閣本，即所謂的毛本。平心而論，毛本的質量算不上很差，甚至可以說不錯，且對注疏合刊本的普及有著重要意義(yi) ，在阮刻問世之前，學者也大多是以毛本作為(wei) 基礎治經研學。但隨著時代的發展與(yu) 學術的進步，尤其在清代這麽(me) 一個(ge) 經學複盛時代，毛本的弊病也越來越突出。盧文弨首先指出了經注疏合刊之失，經、注、疏原本各自單行，可以各自視作是獨立的學術著作（尤其是疏），三者間的結合並沒有想象中那麽(me) 密切，且注疏合刊的源頭十行本本身的校勘質量亦不甚高（坊刻本），又加上漫長傳(chuan) 播過程中的手民之誤與(yu) 傳(chuan) 寫(xie) 之訛，無法避免地會(hui) 產(chan) 生一定程度的錯誤與(yu) 混亂(luan) 。因此，重新推出一種較為(wei) 完善的經注疏合刊本勢在必行。除了盧文弨的校勘成果外，浦鏜的《十三經正字》與(yu) 日人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也對十三經注疏文本的重新清整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基礎。

《十三經注疏》

這項重擔最後落在了浙江巡撫阮元的肩上，阮元身居顯位，又有著高質量的交友網絡，是推行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阮元對此的規劃亦是非常縝密，以校勘先行，即所謂“欲刻注疏，先校注疏”，組建了“詁經精舍”這麽(me) 一個(ge) 校勘團隊，以段玉裁為(wei) 主持，加以顧千裏、臧庸等人。總體(ti) 來說，詁經精舍團隊的整體(ti) 水平是合格的，但段玉裁和顧千裏二人實力過於(yu) 突出，為(wei) 之後一係列的風波與(yu) 曲折埋下伏筆。

段玉裁為(wei) 清《說文》四大家之首，其《說文解字注》被王念孫盛讚為(wei) “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且資曆最老，無疑是校勘團隊的核心人物。顧千裏出身低微，年紀較輕，但校勘水平獨步古今，雖然對顧來說段有引薦之恩，但他在麵對與(yu) 段的分歧時仍舊當仁不讓，而且多數情況下往往是顧千裏能駁倒段玉裁，使得段玉裁忿怨良久。雖然阮元想要居中調解，但合作終究破裂。嘉慶七年，顧千裏被迫出走，轉而為(wei) 張敦仁校刻《儀(yi) 禮注疏》，並在《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以隱晦的語言指責阮刻，又在與(yu) 黃丕烈的交流中發牢騷，稱“喜講古書(shu) 者竟無其人”。由此可見，盡管脫離了詁經精舍的團隊，但顧千裏其實一直留心關(guan) 注著阮刻的進展，其所校刻的《儀(yi) 禮注疏》沿用了經居的體(ti) 例和行款，但達到了更好的效果，不啻是對阮刻團隊的一份展示，展示何為(wei) 真正的校勘精品。而張本《儀(yi) 禮注疏》的問世也產(chan) 生了一係列的連鎖反應。首先是阮元重刻注疏之事暫歇，嘉慶十一年時阮元已有注疏刻本的樣書(shu) 問世，但《儀(yi) 禮注疏》的問世凸顯了樣書(shu) 的缺陷，阮元無力彌縫，故重刻工作擱淺近十年。二是顧千裏的成績給阮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嘉慶二十三年，阮元仍稱“能總此事（指編定《新清解》），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nei) 學友惟江君曁顧君千裏二三人。”三是張本成為(wei) 阮元重刻注疏的底本，但刻意避談其名號和底本來曆。

由此可見，未嚐不可以將阮刻《十三經注疏》誇張但生動地形容為(wei) 段玉裁和顧千裏之間的學術“修羅場”，而阮元在其中辛苦地調停斡旋。直至嘉慶二十年，段玉裁去世，“修羅場”終於(yu) 結束，阮刻《十三經注疏》在經曆了近十年的等待後刊行問世，給後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所以一翻開阮刻《十三經注疏》，映入眼簾的內(nei) 封上就有兩(liang) 處失實之處，第一處是“宋本”，今日已知阮元所據實是元本；第二處是“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實際上開雕的日期更有可能是嘉慶二十一年。非常有趣的是，在阮刻《十三經注疏》中仍能覓得段顧二人交鋒的痕跡，有學者統計，在《毛詩注疏》出現了一百餘(yu) 處前後矛盾的校勘記，這在已印行的書(shu) 中是難以想象的，蔣老師形象地將其稱為(wei) 段顧二人的“衝(chong) 突現場”。盡管阮元名義(yi) 上站在段玉裁的陣營，但仍保持著對顧千裏學問的敬意與(yu) 尊重，耐心地等待嘉慶二十年的到來，同時保留了《毛詩注疏》中的“衝(chong) 突現場”，使後人得以窺見這場堪稱精彩的“神仙打架”的來龍去脈。

阮刻注疏雖然經曆了一係列的波折，但仍是校刻項目中的精品，給我們(men) 留下了許多的借鑒。首先是提供了學術團隊合作的範例，盡管段顧間有激烈的爭(zheng) 執，但最後呈現的文本質量仍然很高，這不得不歸功於(yu) 團隊協作，是今日學術研究中項目課題組值得參照的榜樣。其次是取代毛本成為(wei) 《十三經注疏》的主流版本，其影響至今仍存。台灣藝文印書(shu) 館、中華書(shu) 局、世界書(shu) 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影印《十三經注疏》，皆是以阮刻作為(wei) 底本。《十三經注疏》最早的現代標點點校本——北京大學出版社《十三經注疏》亦是以阮刻為(wei) 基礎。蔣老師提醒我們(men) ，阮刻自身內(nei) 部也有先印後印的差異，因此在使用時需萬(wan) 分小心，引用影印本時需注意其依據的是嘉慶初印本還是道光重校本，同時不僅(jin) 要注明影印本的版次，也要注明印次，如此方才保險。

最後是黃曉巍老師作總結發言，黃老師指出，蔣老師的講座既是以細致的文獻學考證為(wei) 主體(ti) ，但又能結合經學發展的曆史脈絡，實現由小見大、微觀與(yu) 宏觀相結合的效果，富有啟發性。其次，黃老師強調了重審清代學術的重要性，清人在經學、文獻學與(yu) 考據學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與(yu) 發掘，以繼承其優(you) 良的學術傳(chuan) 統，在清人的基礎上推動研究的進步。

總而言之，蔣老師這場接近兩(liang) 個(ge) 半小時的講座幹貨滿滿、引人入勝，絲(si) 毫沒有冗長之感，經注疏合刊的曆程、段顧的“神仙打架”、各種阮刻影印本之間曖昧的關(guan) 係等一環扣一環、目不暇接，無不讓聽眾(zhong) 們(men) 如癡如醉，沉浸在版本、目錄與(yu) 校勘的魅力之中。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