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沒有圖書(shu) 館？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初五日辛卯

          耶穌2021年10月10日

應邀到圖書(shu) 館做一個(ge) 講座，我遞交的講題是《宋朝的圖書(shu) 館》，講座主辦方建議改為(wei) 《宋朝的“圖書(shu) 館”》，給“圖書(shu) 館”加了個(ge) 引號，因為(wei) 按照以為(wei) 的經驗，不加引號容易引來不必要的爭(zheng) 議。我能理解主辦方的顧慮，也知道在許多人的認知中，是不相信傳(chuan) 統中國是有圖書(shu) 館的，“古代不是隻有封閉的皇家藏書(shu) 樓與(yu) 私人藏書(shu) 樓嗎？”

一些研究中國圖書(shu) 館史的學者論證說，“由於(yu) 文化為(wei) 統治階級所壟斷，圖書(shu) 文獻被視為(wei) 私有珍品，不僅(jin) 私人藏書(shu) ‘書(shu) 不出閣’，就連國家藏書(shu) 也被皇帝視為(wei) ‘退朝以自娛’，據為(wei) 皇室所有。圖書(shu) 館的讀者，多為(wei) 藏書(shu) 的主人，整個(ge) 圖書(shu) 館相對地處於(yu) 靜止和封閉的狀態，所以人們(men) 稱這一時期的圖書(shu) 館為(wei) ‘藏書(shu) 樓’或‘藏書(shu) 處’。”

還有人進而推論：“一個(ge) 人把自己的藏書(shu) 借給陌生人與(yu) 他人共享，或者幹脆把自己的東(dong) 西變為(wei) 公共的東(dong) 西，這需要一個(ge) 前提，就是這個(ge) 人所在的這個(ge) 社會(hui) 中的每個(ge) 人起碼是大多數人要具有公共意識。顯然，隻有在具備了這種公共意識的社會(hui) ，一個(ge) 人也才可能把屬於(yu) 自己私人的東(dong) 西拿出來與(yu) 他人共享。而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圖書(shu) 館就是在私有文獻的公共所有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樣看來，古代西方在某種意義(yi) 上具備了這樣的前提條件，而古代中國則沒有具備。”

他們(men) 認為(wei) ，中國之有圖書(shu) 館的建製，是近代從(cong) 西方引進來的。由西洋傳(chuan) 教士創建、始建於(yu) 1847年的徐家匯藏書(shu) 樓，是上海現存最早的近代圖書(shu) 館；“仿照東(dong) 西各國圖書(shu) 館章程辦理”、於(yu) 1904年對公眾(zhong) 開放的的古越藏書(shu) 樓，則是中國“第一個(ge) 開放型的私人圖書(shu) 館”，開中國近代公共圖書(shu) 館之先河。

“如果沒有近代社會(hui) 西方思想文化的衝(chong) 擊和影響，中國的藏書(shu) 樓再發展若幹世紀，也沒有可能自行演變成為(wei) 西方式的近代圖書(shu) 館。中國的舊式藏書(shu) 樓中缺乏進化演變成為(wei) 近代圖書(shu) 館的基本機製，主要是缺少麵向社會(hui) 開放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成為(wei) 新式圖書(shu) 館產(chan) 生的母體(ti) ”。這就是圖書(shu) 館學前輩吳晞先生提出的“中國圖書(shu) 館西來說”，吳先生又稱這是“研究中國圖書(shu) 館曆史的正確起點”。

中國社會(hui) 在“西方思想文化衝(chong) 擊”之前真的沒有公共圖書(shu) 館嗎？或者說，傳(chuan) 統中國的藏書(shu) 樓真的缺乏公共性、開放性嗎？以經驗常識來看，中國自古便形成了一個(ge) 龐大的士人階層，那麽(me) 多的讀書(shu) 人（盡管不能跟今日社會(hui) 比，但閱讀人口的數目肯定遠遠大於(yu) 中世紀歐洲），如果沒有提供借閱功能的圖書(shu) 館，難道都得自己抄書(shu) 、購書(shu) ？這不科學。一般來說，需求總是會(hui) 刺激出供應，正如為(wei) 了使睡眠的姿勢更符合人體(ti) 的解剖特征，幾乎所有的文明體(ti) 都不約而同地發明了枕頭。圖書(shu) 館的道理也一樣。

當然，要證明傳(chuan) 統中國有公共圖書(shu) 館，不能靠經驗常識的推斷，而是需要證據、證據、證據（重要的話要說三遍）。也許我們(men) 有必要將目光聚集到中國宋代，看看那時候的藏書(shu) 樓形態距離近代的公共圖書(shu) 館有多遠（或多近）。我們(men) 要考察的重點是，宋代藏書(shu) 機構是否具備公共性、開放性與(yu) 共享精神，因為(wei) 我們(men) 認為(wei) ，近代圖書(shu) 館的核心定義(yi) 便是公共性、開放性與(yu) 分享性。

私人藏書(shu) 機構

為(wei) 了分析的方便，我將宋代的藏書(shu) 機構分為(wei) 國家藏書(shu) 樓、地方藏書(shu) 樓、社會(hui) 團體(ti) 藏書(shu) 樓與(yu) 私人藏書(shu) 樓四大類。

說起傳(chuan) 統中國的私人藏書(shu) 樓，相信許多人立即會(hui) 想到明代藏書(shu) 家範欽建造的“天一閣”。天一閣有一條很不可理喻的家規：“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shu) 下閣樓。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yu) 祭三次。私領親(qin) 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yu) 祭一年。擅將書(shu) 借出者，罰不與(yu) 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遂不與(yu) 祭。”確實非常封閉。然而，天一閣隻是傳(chuan) 統藏書(shu) 樓的極端形態，很難說它具有普遍性。如果我們(men) 去檢索宋代藏書(shu) 家的史料，不難找到開放的私人藏書(shu) 樓。試舉(ju) 幾例：

北宋初的胡仲堯，“累世同居，至數百口。構學舍於(yu) 華林山別墅，聚書(shu) 數萬(wan) 卷，設廚廩以延四方遊學之士。”（《宋史·孝義(yi) 傳(chuan) 》）

北宋藏書(shu) 家王欽臣，“每得一書(shu) ，必以廢紙草傳(chuan) 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xie) 之。每冊(ce) 不過三四十頁，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chuan) 以借以及子弟觀之。”（《卻掃編》）

另一位北宋藏書(shu) 家宋敏求，家有藏書(shu) 數萬(wan) 卷，“居春明坊時，士大夫喜讀書(shu) 者，多居其側(ce) ，以便於(yu) 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坊宅子比他處僦值常高一倍。”（《曲洧舊聞》）

又有一位不甚知名的藏書(shu) 家蔡瑞，修建藏書(shu) 樓“石庵”，“蔡君念族人多貧，不能盡學，始買(mai) 書(shu) 置石庵，增其屋為(wei) 便房，藏書(shu) 達五千餘(yu) 卷。願讀者處焉。”（《石庵藏書(shu) 目序》）

南宋最負盛名的出版商陳起（陳宗之），也建有藏書(shu) 樓“芸居樓”，藏書(shu) 達數萬(wan) 卷。“芸居樓”的藏書(shu) 也是對文人圈開放的，一位宋朝詩人寫(xie) 的《夏日從(cong) 陳宗之借書(shu) 偶成》詩可為(wei) 憑證：“案上書(shu) 堆滿，多應借得歸。”

南宋藏書(shu) 家樓鑰的“東(dong) 樓”，藏書(shu) 極豐(feng) 富，也允許借閱：“客有願傳(chuan) 錄者，輒欣然啟帙以授。”（《鄞縣誌》）

辛棄疾的《歸朝歡·寄題三山鄭元英巢經樓》詞序也提到一位叫藏書(shu) 家鄭元英，他家藏書(shu) 樓叫“巢經樓”，“樓之側(ce) 有尚友齋，欲借書(shu) 者就齋中取讀，書(shu) 不借出”。這個(ge) 尚友齋，就是閱覽室。

《廣信府誌》也記錄了一處開放的私人藏書(shu) 樓：“紹熙、慶元間，直敷文閣趙不迂建書(shu) 樓於(yu) 江西鉛山縣，以供眾(zhong) 覽。謂邑人舊無藏書(shu) 。士病於(yu) 所求，乃儲(chu) 書(shu) 數萬(wan) 卷，經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鑰掌之。來者導之登樓，樓中設幾席，俾能縱覽。”

這些例子都表明，宋代不乏供外人借閱的私人藏書(shu) 樓，宋代的私人藏書(shu) 樓並不缺共享精神。隻不過有的藏書(shu) 樓允許圖書(shu) 外借，如陳起的“芸居樓”；有的藏書(shu) 樓允許登樓閱讀，但不可以外借，如鄭元英的“巢經樓”。

如果說“書(shu) 不借出”顯示了傳(chuan) 統藏書(shu) 樓與(yu) 圖書(shu) 館的差別，那麽(me) 我們(men) 需要知道，西方的圖書(shu) 館（Library）同樣有過“書(shu) 不外借”的時期，“歐洲古代圖書(shu) 館長期用鐵鏈將圖書(shu) 拴住，直至18世紀末期圖書(shu) 館鐵鏈拴書(shu) 才逐步成為(wei) 曆史”（參見龔蛟騰《古代圖書(shu) 館學學理反思與(yu) 秉承》一文）。即便到了19世紀，晚清人王韜見到的倫(lun) 敦大英圖書(shu) 館，也是“男女觀書(shu) 者，日有百數十人，晨入暮歸，書(shu) 任檢讀，惟不令攜出”。被譽為(wei) “開中國近代公共圖書(shu) 館之先河”的晚清古越藏書(shu) 樓，也是規定“所藏之書(shu) ，均蓋用戳記，隻準在中廳六十座中翻閱，不得借出門外”。可見其開放性遜於(yu) 宋代一部分私人藏書(shu) 樓。

宋代的私人藏書(shu) 樓當然還不能等同於(yu) 近代的公共圖書(shu) 館，但如果說古越藏書(shu) 樓“開中國近代公共圖書(shu) 館之先河”，顯然這個(ge) “近代公共圖書(shu) 館之先河”應該追溯到宋代。這當然並不是我的創見，史學前輩陳登原先生老早已在他的《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說：“宋人之藏書(shu) 家者，已能兼為(wei) 圖書(shu) 館之事業(ye) 。”實際上，西歐社會(hui) 的許多公共圖書(shu) 館也是從(cong) 私人藏書(shu) 機構開放而成的嘛。

社會(hui) 團體(ti) 藏書(shu) 機構

再來看宋代的社會(hui) 團體(ti) 藏書(shu) 機構。

社會(hui) 團體(ti) 藏書(shu) 機構主要為(wei) 寺觀藏書(shu) 樓與(yu) 書(shu) 院藏書(shu) 樓。寺觀藏書(shu) 樓有點像西歐的教會(hui) 圖書(shu) 館，但宋代寺觀藏書(shu) 樓的開放性，遠大於(yu) 同時期的西歐教會(hui) 圖書(shu) 館，當時教會(hui) 圖書(shu) 館的“借閱規則極嚴(yan) ，通常隻借給內(nei) 部人員，每次限借一冊(ce) ，有的館一年隻借書(shu) 一兩(liang) 次”（江宏《歐洲基督教圖書(shu) 館簡史》）；而宋代的寺觀藏書(shu) 不但內(nei) 部的僧侶(lv) 可以閱讀，外麵的讀書(shu) 人也可免費借閱。

宋朝不少後來當了大官的士大夫，都有遊學於(yu) 寺觀的經曆，如範仲淹少年時寄讀於(yu) 醴泉寺；韓億(yi) 、李若穀、王隨未及第之時，“同於(yu) 嵩山法王寺讀書(shu) ”；呂蒙正、溫仲舒年少時都在洛陽龍門山利涉院借讀；張士遜“少孤貧，讀書(shu) 武當山”（參見張建東(dong) 《宋代寺觀藏書(shu) 及其文化貢獻探微》）。因為(wei) 寺觀藏書(shu) 豐(feng) 富，除了宗教類書(shu) 籍，經史子集俱備，乃至醫書(shu) 、誌書(shu) 、書(shu) 畫、蒙學教材、通俗讀物、年譜、家譜都有收藏；而且，寺觀還向讀書(shu) 人提供短期借宿的場所，對於(yu) 那部分家境貧寒、無力入學的士子來說，寺觀藏書(shu) 樓無疑給了他們(men) 一個(ge) 汲取知識的公共渠道。

蘇軾的朋友李常，“少讀書(shu) 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shu) 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這位李常及第之後，還將他手抄的九千卷圖書(shu) 贈予寺院，留給後來人。可謂投桃報李。蘇軾為(wei) 此寫(xie) 了一篇《李氏山房藏書(shu) 記》，說李常之圖書(shu) “不藏於(yu) 家，而藏於(yu) 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換成現在的說法，這不正是共享精神的體(ti) 現嗎？

宋代書(shu) 院藏書(shu) 樓則有點接近西歐中世紀的大學圖書(shu) 館。宋朝為(wei) 書(shu) 院興(xing) 起、鼎盛之時，許多士大夫都致力於(yu) 創辦書(shu) 院，許多書(shu) 院都收藏有豐(feng) 富的圖書(shu) ，如南宋人魏了翁創建的鶴山書(shu) 院，其藏書(shu) 樓“尊經閣”藏書(shu) 多達10萬(wan) 卷，魏氏《書(shu) 鶴山書(shu) 院始末》稱，“堂之後為(wei) 閣，家故有書(shu) ，某又得秘書(shu) 之副而傳(chuan) 錄焉，與(yu) 訪尋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萬(wan) 卷，以附益而尊閣之”。這個(ge) 藏書(shu) 量，堪比宋朝的國家藏書(shu) ，而差不多同時代的法國索本學院圖書(shu) 館，1289年的藏書(shu) 量不過1000冊(ce) 左右。

書(shu) 院藏書(shu) 樓，當然是供師生借閱的公共設施，而非書(shu) 院創辦人的私有、私享之物。另一位南宋人郭欽止創建石洞書(shu) 院，“禮名士主其學，徙家之藏書(shu) 以實之”，即申明自己捐獻的藏書(shu) 為(wei) 書(shu) 院師生共享，“示郭氏不敢有也”。隻不過由於(yu) 年代久遠、史料匱乏，我們(men) 今天對宋代書(shu) 院藏書(shu) 樓的圖書(shu) 借閱製度無法深入了解。

但可以確知，書(shu) 院的建製發展至明清時期，已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藏書(shu) 借閱製度：如朱熹修複的白鹿洞書(shu) 院，借閱規則是：“在洞生徒借讀者，寫(xie) 一票於(yu) 管幹處領出，以便稽考。繳書(shu) 銷票，不許沉擱延捱，致誤後來人借閱。損失者，勒限賠補。”紀念範仲淹的興(xing) 化文正書(shu) 院則許可外人借閱藏書(shu) ：“儲(chu) 書(shu) 非易，本不宜攜書(shu) 出院，因念寒士以館為(wei) 家，不克入院肄業(ye) 。倘深藏不出，事近向隅，破格從(cong) 權，故有出院之議。”為(wei) 方便讀書(shu) 人借閱圖書(shu) ，文正書(shu) 院還規定，藏書(shu) “須編目繕寫(xie) ，懸版於(yu) 書(shu) 院門首，通曉闔邑多士。每月肄業(ye) 諸生所借之書(shu) 須由齋長榜示門首，使借書(shu) 者一覽便知，免至相左。”

須知，1770年代，巴黎大學醫學院的圖書(shu) 館還要用鐵鏈拴住書(shu) 籍，禁止外借。被認為(wei) 是中國最早的近代圖書(shu) 館之一的上海徐家匯藏書(shu) 樓，開始時也是半封閉的，“專(zhuan) 供耶穌會(hui) 會(hui) 士研究參考之用”，後來才略為(wei) 開放，“凡教會(hui) 中人，或由教會(hui) 中人介紹，經藏書(shu) 樓主管司鐸同意後，亦可入內(nei) 閱覽，但為(wei) 數極少。庫內(nei) 僅(jin) 有閱覽台一二張，坐椅數隻”（葛伯熙《徐家匯藏書(shu) 樓簡史》）。那為(wei) 什麽(me) 當我們(men) 提及西歐的圖書(shu) 館、傳(chuan) 教士修建的藏書(shu) 樓時會(hui) 立即想到它們(men) 的開放性與(yu) 現代性，而說起傳(chuan) 統中國的藏書(shu) 樓，卻堅決(jue) 認為(wei) 它們(men) 封閉、落後，連圖書(shu) 館的名字也配不上呢？

國家藏書(shu) 機構

如果說，私人藏書(shu) 樓、寺觀與(yu) 書(shu) 院藏書(shu) 樓屬於(yu) 民間性質的藏書(shu) 機構，下麵我們(men) 要介紹的國家藏書(shu) 機構與(yu) 地方藏書(shu) 機構，顯然便是政府係統的一部分了。宋代的國家藏書(shu) 機構，主要是昭文館、集賢館、史館三館（合稱崇文院）和秘閣，此外，國子監、舍人院、禦史台、司天監等中央機構也設有藏書(shu) 處。

許多人研究者將三館秘閣稱為(wei) “皇家藏書(shu) 機構”，乃至以為(wei) 是皇帝“退朝以自娛”的私享空間，其實這是不求甚解的想當然。三館秘閣從(cong) 來不是皇室私產(chan) ，而是國家機構。宋政府設三館秘閣，是為(wei) 諸才，培養(yang) 治理國家的人才。宋朝君主明明白白說過，國家之所以設置三館秘閣，“蓄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

宋代也有“皇家藏書(shu) 機構”，但不是三館與(yu) 秘閣，而是龍圖閣、天章閣等皇家藏書(shu) 處。原來，宋代從(cong) 宋真宗朝開始，形成了一個(ge) 慣例：在位的君主都要為(wei) 前任皇帝修建一座圖書(shu) 館，存放前任的著述、文件、書(shu) 法墨跡與(yu) 藏書(shu) ，如紀念太宗的龍圖閣，紀念真宗的天章閣，紀念仁宗與(yu) 英宗的寶文閣，紀念神宗的顯謨閣，紀念哲宗的徽猷閣，紀念徽宗的敷文閣，紀念高宗的煥章閣，紀念孝宗的華文閣，紀念光宗的寶謨閣，紀念寧宗的寶章閣，紀念理宗的顯文閣。

宋人這個(ge) 做法有點像今日美國的總統圖書(shu) 館，按美國《總統圖書(shu) 館法》，美國總統卸任之後要在家鄉(xiang) 建造一座圖書(shu) 館，存放自己的手稿、檔案材料、書(shu) 籍、紀念品，交國家檔案部門管理。這類皇室藏書(shu) 閣，才是皇帝“退朝以自娛”的地方，如宋真宗增龍圖閣藏書(shu) ，說：“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聚此圖書(shu) 以自娛耳。”這分明是宋朝君主愛讀書(shu) 的體(ti) 現，卻被後人誤用來證明宋代國家藏書(shu) 的封閉性，顯然是張冠李戴了。

實際上宋代的國家藏書(shu) 機構是公共的（非皇帝私有），也是開放的（盡管開放度有限）。從(cong) 常理判斷，既然三館秘閣是國家儲(chu) 才、育才機構，那必定要對一部分士大夫開放，供他們(men) 閱讀藏書(shu) ，否則如何儲(chu) 才育才？從(cong) 史料透露的信息來看，宋代國家藏書(shu) 機構的藏書(shu) 也確實允許文臣學士入閣閱讀或借出閱讀。

北宋鹹平二年（999），宋真宗謂宰臣曰：“近聞圖書(shu) 之府甚不整齊，假借之餘(yu) ，散失尤多，兼讎校不精，……自今差官校勘及掌書(shu) 史，卿等嚴(yan) 行約束，杜絕因循。”三館秘閣的藏書(shu) 因為(wei) 外借，導致“散失尤多”，皇帝便要求宰臣“嚴(yan) 行約束”。但這個(ge) “嚴(yan) 行約束”，肯定不是禁止借閱藏書(shu) ，而是指借書(shu) 人要及時歸還圖書(shu) 。

因為(wei) 到了熙寧七年（1074），三館秘閣的官員上書(shu) 皇帝，申請“將借本書(shu) 庫原書(shu) 籍添入經史子集，書(shu) 數足備及準備閱覽。……科場借書(shu) ，外麵無本，方許於(yu) 館閣權借”。宋神宗“從(cong) 之”。這條史料有一個(ge) 值得注意的信息：三館秘閣出現了“借本書(shu) 庫”。顧名思義(yi) ，“借本書(shu) 庫”顯然是指收藏專(zhuan) 供文臣學士借閱之圖書(shu) 的書(shu) 庫。到京師參加科舉(ju) 考試的考生，也可以向國家藏書(shu) 機構借書(shu) 。

宋朝國子監的藏書(shu) 處也允許借閱。清代藏書(shu) 家、學者葉德輝在《書(shu) 林清話》中提供幾條例證，如宋版《大易粹言》冊(ce) 末，紙背印記雲(yun) ：“國子監崇文閣官書(shu) ，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汙，典掌者不許收受。”據此可以肯定地推斷，宋朝官書(shu) 是“許士子借讀”的。

雖然宋朝的國家藏書(shu) 機構開放性有限，與(yu) 現代的國家圖書(shu) 館不可同日而語，但肯定不能說是“處於(yu) 靜止和封閉的狀態”。

地方藏書(shu) 機構

當然我們(men) 也應承認，相對於(yu) 龐大的士人群體(ti) ，三館秘閣、國子監提供的借閱機會(hui) 肯定如杯水車薪。那麽(me) ，難道絕大多數的士子就無處借書(shu) ？不是的。宋朝中央設有國立藏書(shu) 樓，地方也建有州立藏書(shu) 樓、縣立藏書(shu) 樓，就如天下士子散於(yu) 各州縣，這些地方性的藏書(shu) 樓也分布於(yu) 各州縣。隻是由於(yu) 史料佚散，其具體(ti) 的運作情況已鮮為(wei) 人知。這裏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檢索到若幹史料，可略窺宋代地方圖書(shu) 館之形態：

資州的“聚書(shu) 樓”與(yu) “博雅堂”。聚書(shu) 樓為(wei) 北宋宣和年間資州太守魏侯潤博所建，樓成之後，魏侯潤上書(shu) 朝廷，請求朝廷賜書(shu) 支持：“以州號多士，請於(yu) 朝減他州之賜，以益此州。宛乎如韓宣子所見周書(shu) 之在魯矣。”到南宋時，因聚書(shu) 樓破敗，新太守宇文紹奕（他本人是一位藏書(shu) 家）又建博雅堂，“比舊目増千餘(yu) 卷，因舊樓徙故葺新，複為(wei) 廚肆，貯之博雅堂”。問題是聚書(shu) 樓與(yu) 博雅堂對資州讀書(shu) 人開放嗎？宇文紹奕的自述稱：“（我）以詩書(shu) 發身，凡二十年聚書(shu) ，上自孔氏，下至曆代諸史、稗官小說，與(yu) 夫國典、名公之文，合萬(wan) 餘(yu) 卷。……吾家故所貯（指藏書(shu) ），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蓋傳(chuan) 之是邦，以與(yu) 學士大夫共之。”將家中藏書(shu) 捐給了州立圖書(shu) 館。“蓋傳(chuan) 之是邦，以與(yu) 學士大夫共之”之語，表明資州圖書(shu) 館是允許借閱的。（《聚書(shu) 樓記》）

建康府的“紬書(shu) 閣”。南宋紹興(xing) 年間，大藏書(shu) 家葉夢得任建康知府時，利用政府的財政節餘(yu) 建造了紬書(shu) 閣，購置公共圖書(shu) ：“公廚適有羨錢二百萬(wan) ，不敢他費，乃用遍售經史諸書(shu) ，凡得若幹卷。廳事西北隅，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別室，上為(wei) 重屋，以遠卑濕，為(wei) 之藏而著於(yu) 有司。”（《紬書(shu) 閣記》）這個(ge) 紬書(shu) 閣便樓是建康府的公共圖書(shu) 館，目錄學大家汪辟疆說，葉夢得“嚐建紬書(shu) 閣，以藏公家之書(shu) ，亦宋代之公共圖書(shu) 館也”。

慶元府的“重樓”。南宋宗室、資政殿大學士趙彥逾出知慶元府時，“建三層樓，中層藏書(shu) ，所謂趙大資重樓也”（《鄞縣通誌》）。宋詩人孫應時寫(xie) 過一首《和樓尚賦趙大資重樓》，其中說道：“寒生感公恩義(yi) 重，草根竊亦吟秋蟲。扁舟登門頻宿舂，敢逐炎涼如燕鴻。”可知慶元府重樓可供當地“寒生”借閱圖書(shu) 。

揚州的“藏書(shu) 樓”。南宋末年，兩(liang) 淮製置使印應雷所建，樓成，“自六經而下，諸子百氏之論著，先儒故老之紀述，靡不鹹在，森然一眾(zhong) 玉府也”。揚州藏書(shu) 樓也是公共圖書(shu) 館，時人稱：“（藏書(shu) 樓）書(shu) 由闕而備，道脈融暢，其嘉惠於(yu) 揚之士其淺哉？淮海之間，士風深厚，士多願質。”（《揚州州學藏書(shu) 樓記》）顯然，揚州藏書(shu) 樓是向淮海之士開放的。

這些地方性的圖書(shu) 館究竟是個(ge) 別地方才有建造，還是各州縣普遍設立？陸遊《婺州稽古閣記》提供了一個(ge) 信息：“大觀二年九月乙醜(chou) ，天子既大興(xing) 學校，舉(ju) 經行之士。於(yu) 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皇帝為(wei) 各州縣藏書(shu) 樓賜名“稽古閣”，如果僅(jin) 僅(jin) 是個(ge) 別州縣才有藏書(shu) 樓，應當不勞皇帝大駕。必是天下各州縣普遍設置了藏書(shu) 樓，才需要皇帝統一賜名。正是這分布於(yu) 各地的無數個(ge) 地方性圖書(shu) 館，滿足了天下士子的閱讀需求。

那麽(me) 彼時地方圖書(shu) 館的借閱規則又是如何呢？時過景遷，我們(men) 已無法得悉詳盡的細則，不過葉德輝《書(shu) 林清話》記錄的一處細節可以讓我們(men) 了解到大體(ti) 情況：“北宋刻大字本《資治通鑒》卷中有‘靜江路學係籍官書(shu) ’朱文長印，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記曰：‘關(guan) 借官書(shu) ，常加愛護，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書(shu) 明白登簿，一月一點，毋致久假。或損壞去失，依理追償(chang) 。收匿者聞公議罰。”可知宋元時期，讀書(shu) 人向地方圖書(shu) 館借書(shu) ，需要登記，最長可借讀一月，丟(diu) 失或損壞圖書(shu) 必須賠償(chang) 。

論述至此，你是否同意我的結論——宋代中國已經產(chan) 生了具有公共功能的圖書(shu) 館（不帶引號）。而且，圖書(shu) 館數目並非少數，而是形成了一個(ge) 覆蓋麵極廣的圖書(shu) 館網絡，既有國立的藏書(shu) 機構，也有地方性的公立藏書(shu) 樓，還有由寺觀、書(shu) 院建造的圖書(shu) 館，以及一部分供借閱的私人藏書(shu) 樓。雖然宋代的圖書(shu) 館無論數量、藏書(shu) 規模，還是開放性與(yu) 公共性，都不可與(yu) 現代的圖書(shu) 館相提並論，但顯然，從(cong) 傳(chuan) 統藏書(shu) 樓到現代圖書(shu) 館，並不是“南轅北轍的兩(liang) 條道路”，而是圖書(shu) 館的開放性與(yu) 公共性不斷擴展的一個(ge) 過程。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