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論語注疏解經》出版

書(shu) 名：《阮刻論語注疏解經》

所屬叢(cong) 書(shu) ：四部要籍叢(cong) 刊·經部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8月

【書(shu) 籍簡介】

《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影印。《論語》注疏合刊本的宋元舊槧主要分為(wei) 四個(ge) 係統，約而言之，即越刻八行本、蜀刻大字本、元元貞丙申（一二九六）平陽府梁宅刻本（附刻《論語纂圖》《論語釋文》各一卷），與(yu) 元刻明修十行本。明清以來，閩、監、毛、殿各本遞相翻刻，而出於(yu) 此風氣籠罩下，阮元能跳出窠臼，采用當時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元刻明正德修補本為(wei) 底本重刻《論語注疏解經》，從(cong) 版本學的角度來說，這種追根溯源的意圖無疑值得讚賞，而其底本文字內(nei) 容上的錯訛問題也受益於(yu) 前期周密的匯校工作，獲得了相當程度的修訂。編書(shu) 刻書(shu) 固然當以善本為(wei) 先，但這決(jue) 不意味著普本便不能成事，合理的體(ti) 例和精深的校勘經常能夠有效地扭轉局麵，使不善之本發揮近乎善本的作用。

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十三經注疏》是以民國時世界書(shu) 局剪裁拚版縮印本為(wei) 底本影印而成，其卷端附道光丙戌朱華臨(lin) 《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所以世界書(shu) 局的底本很可能是阮刻注疏的道光重校本。而我們(men) 此番將阮刻《論語注疏解經》的嘉慶原刻本影印出版，希望能夠為(wei) 學界的相關(guan) 研究提供更多便利，也幫助讀者能夠更準確全麵地認識阮刻注疏。

【校刊者簡介】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籍貫江蘇儀(yi) 征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先後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dong) 、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liang) 廣總督、雲(yun) 貴總督等職。曆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體(ti) 仁閣大學士，太傅，諡號文達。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麵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wei) 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出版說明】

《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影印。

《禮記正義(yi) 》南宋越刻八行本卷末黃唐識語雲(yun) ：“六經疏義(yi) 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luan) ，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shu) 》《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shu) ，便於(yu) 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yi) ，如前三經編匯，精加讎正，用鋟諸木。”這段話是追溯正經注疏合刊源頭的關(guan) 鍵史料（李盛鐸以為(wei) 記錄“注疏合刻之時與(yu) 地，無如此明白者”），越刻八行本也被公認為(wei) 正經注疏合刊的起點。張麗(li) 娟《宋代經書(shu) 注疏刊刻研究》將其發展過程大致分為(wei) 四個(ge) 階段：南宋高宗紹興(xing) 後期首先刊刻《周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和《周禮疏》，紹熙三年（一一九二）刊刻《禮記正義(yi) 》《毛詩注疏》，慶元六年（一二〇〇）刊刻《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嘉泰開禧年間刊刻《論語注疏解經》《孟子注疏解經》。這八種經書(shu) 均可確定屬於(yu) 越刻八行本，其中大多數都是該種經書(shu) 的注疏首次合刊，但《論語》卻是例外，在其越刻八行本之前已經出現不止一種經注疏合刊的本子。

《論語》注疏合刊本的宋元舊槧主要分為(wei) 四個(ge) 係統：一是宋刻元明遞修八行本《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存世皆殘本（台北故宮博物院和重慶圖書(shu) 館均藏其卷十一至二十，上海圖書(shu) 館藏其卷十一、十二），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二十二字，即所謂越刻八行本；二是南宋光宗朝蜀刻本《論語注疏》十卷，藏日本宮內(nei) 廳書(shu) 陵部，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約二十五字，即所謂蜀刻大字本；三是元元貞丙申（一二九六）平陽府梁宅刻本《論語注疏解經》十卷，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三十二字，附刻《論語纂圖》《論語釋文》各一卷，《注疏解經》全書(shu) 已佚（《纂圖》《釋文》今藏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幸有清光緒丁未（一九〇七）劉世珩覆刻《玉海堂景宋叢(cong) 書(shu) 》本，可藉以考見其麵目；四是元刻明修十行本《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字，傳(chuan) 布最廣，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台北“國圖”等館有藏。後兩(liang) 種雖為(wei) 元刻，但都可確定是從(cong) 宋本翻刻而來，這意味著在宋代已出現四種《論語》注疏合刊本，即八行本、蜀刻本、元貞祖本和十行本。

八行本和蜀刻本是僅(jin) 存的兩(liang) 種《論語》注疏宋刻本，均無牌記、識語、序跋等線索用於(yu) 確定其具體(ti) 的刊行時間，隻能通過諱字、刻工、體(ti) 例等信息間接推測二者之先後。楊新勳以八行本原版刻工名多與(yu) 越本《禮記正義(yi) 》《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原版刻工名重合，提出八行本成書(shu) 略早於(yu) 蜀刻本的觀點。張麗(li) 娟因蜀刻本不避“廓”字諱，推測其刊刻於(yu) 宋光宗時期，與(yu) 越本《禮記》《毛詩》相當，而早於(yu) 八行本。顧永新則認為(wei) 八行本和蜀刻本之刊刻幾乎同時，但蜀刻本厘為(wei) 十卷，與(yu) 邢昺《論語正義(yi) 》單疏本卷數相符，而八行本、十行本及後來諸本都分為(wei) 二十卷，“就版本衍生的規律而言，二十卷本必然晚於(yu) 十卷本”，所以至少從(cong) 文本上說，蜀刻本比八行本淵源更早。

關(guan) 於(yu) 四種宋刻合刊本的關(guan) 係，顧永新曾做出一係列的假說和考證，約而言之：南宋目錄學家陳振孫在《直齋書(shu) 錄解題》中著錄的《論語注疏解經》十卷是目前所知較早的《論語》注疏合刊本，該本（可簡稱為(wei) 直齋本）或該本的祖本是後來八行本、十行本係統的源頭，當刊行於(yu) 南宋早期甚至北宋。金世宗大定十六年（一一七六），國子監取該本（或其傳(chuan) 本）付梓。宋光宗、寧宗朝，蜀中以單疏本、經注本和《論語釋文》合成附釋音的《論語注疏》十卷（也可能是據單疏本和經注附釋文本重構而成），這是一個(ge) 獨立的版本係統，並未受到前述南宋早期合刻本的影響。幾乎與(yu) 蜀刻本刊行同時，兩(liang) 浙東(dong) 路茶鹽司依據南宋早期合刻本刊成《論語注疏解經》，但析為(wei) 二十卷，是為(wei) 八行本。南宋後期，閩中又據八行本刊刻十行本。

元元貞本當據金刻本摹刻而成，楊守敬、劉世珩、繆荃孫等人都稱其“儼(yan) 然北宋體(ti) 格”，雖然付梓時間較晚，卻與(yu) 宋八行本、十行本同源，所以書(shu) 名、正文、體(ti) 例都相同或相近，而與(yu) 蜀刻本迥然有別（蜀刻本題《論語注疏》，他本皆題《論語注疏解經》；蜀刻本將《釋文》散入正文中，他本則《釋文》獨立成篇或闕載），於(yu) 是我們(men) 可以將看似紛繁的《論語注疏》合刻諸版本梳理出一條相對簡明的脈絡：最初，與(yu) 其他經書(shu) 一樣，《論語》注疏合刻本也是取經注本和單疏本匯編而成，該方法造就了直齋本和蜀刻本，這兩(liang) 個(ge) 本子都是十卷本，保留了邢昺單疏的原貌。直齋本在後世流傳(chuan) 過程中又分為(wei) 兩(liang) 脈，一脈是到金刻本再到元元貞本，仍分十卷，附刻《釋文》，麵目近古；一脈是到宋八行本再到宋十行本再到元十行本（因翻刻於(yu) 元泰定年間，又稱元泰定本），改分二十卷，不附《釋文》。元泰定本板片至明尚存，且經曆多次修補，明清兩(liang) 代的《論語注疏》都是在此元刻明修十行本的基礎上輾轉翻刻而成（其中隻有清殿本因為(wei) 進行了較大程度的重編，所以文本、體(ti) 例都呈現出新的特點，應該從(cong) 此十行本係統中獨立出來）。需要注意的是：喬(qiao) 秀岩、張麗(li) 娟、刁小龍都曾指出正經注疏的大多數宋刻十行本雖然成書(shu) 時間晚於(yu) 八行本，但二者都是各自取經注本和單疏本合編，隻是合編體(ti) 例有別，無直接承續關(guan) 係。這一論斷不適用於(yu) 《論語注疏》，因為(wei) 其宋刻十行本是在八行本基礎上翻刻的，且八行本所依據的底本也是注疏合刻本，而非經注本和單疏本。

元十行本的板片在明代至少經曆過五次修補，分別是正德六年（一五一一）補板、正德十二年補板、正德十六年補板、嘉靖三年（一五二四）補板和嘉靖重校修補（具體(ti) 時間不詳）。前四次補板的文字、行款與(yu) 元刻板片相比，無明顯差異，嘉靖重校修補的板片則針對版式、體(ti) 例做了統一的調整和改良，誤字闕文也進行了大量校補，可以視為(wei) 明人修補元十行本板片的定本。明嘉靖年間李元陽本《論語注疏解經》就是以元刻十行本嘉靖重校修補本為(wei) 底本。此後明萬(wan) 曆北監本以李元陽本為(wei) 底本，明崇禎毛晉汲古閣本和清乾隆武英殿本以北監本為(wei) 底本，一脈相承，直到清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阮元在江西南昌府學主持校刻《論語注疏解經》時才改用元刻明修十行本為(wei) 底本。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的“引據各本目錄”中，其注疏類首列“十行本二十卷”一條，下雲(yun) ：“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上邊書(shu) 字數，下邊書(shu) 刻工姓名，中有一葉下邊書(shu) 泰定四年年號，知其書(shu) 雖為(wei) 宋刻，元明遞有修補。又元、征、宏、桓、慎、殷、樹、匡、敦、讓、貞、懲、崩、完、恒等字，字外並加一墨圈。書(shu) 中誤字雖多，然其勝於(yu) 各本之處亦複不少。”阮元照例將元刻明修十行本誤判為(wei) 宋刻十行本，不足為(wei) 奇，值得探討的是他所依據的十行本究竟是明正德補板本還是明嘉靖重校修補本。

楊新勳比勘《論語注疏解經》的阮刻本與(yu) 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台北“國圖”分別收藏的兩(liang) 部元刻明正德修補本後發現：（一）《序解》首葉疏文“門人相與(yu) 輯而論纂”，阮刻本所附《校勘記》雲(yun) “此本‘與(yu) ’字‘論’字並闕”，元十行本原板無墨釘，國圖本和台北本此葉為(wei) 正德六年補板，“與(yu) ”“論”二字處作墨釘，嘉靖重校修板時補入“與(yu) ”字。（二）卷五第五葉“宰予晝寢”章經文“朽木不可雕也”，阮刻本《校勘記》雲(yun) “此本唯經文作‘雕’，餘(yu) 仍作‘雕’。”國圖本和台北本此葉為(wei) 正德十六年補板，與(yu) 阮校所言合。（三）同章，阮刻本《校勘記》雲(yun) ：“今乃晝寢。‘晝寢’二字闕，今補正。下‘故孔子責之’‘責’字、‘聽其所言’‘聽’字、‘雖聽其言更觀其行’‘聽’‘觀’二字、‘杇镘也’‘镘’字、‘釋宮’‘釋’字、‘镘謂之杇’‘镘’字、‘泥塗也李巡曰塗因謂泥塗’三‘塗’字並同。”國圖本和台北本此葉有十五處墨釘，與(yu) 阮校所言合，而嘉靖重校修版本均已補足。（四）卷十九第七葉“叔孫武叔毀仲尼”章，阮刻本《校勘記》言疏文有十二處闕文，國圖本和台北本此葉為(wei) 正德十六年補板，阮校所言處均作墨釘。（五）同葉“陳子禽謂子貢”章孔注“故能生則榮顯”，阮刻本《校勘記》雲(yun) “按此‘能’字實闕”，國圖本和台北本之“能”字均作墨釘。由此可見阮元依據的是明正德補板本，而非更晚的明嘉靖重校修補本。

國圖和台北收藏的兩(liang) 個(ge) 明正德補板本內(nei) 部又存在先後印之別，國圖本較早，故文字漫漶問題不像台北本那麽(me) 嚴(yan) 重。如（一）卷二第四葉疏文“是燖為(wei) 溫也”，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雲(yun) “十行本、閩本‘尋’誤‘歸’”，台北本此字漫漶，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論語注疏解經》此字作“歸”，國圖本作“燖”；（二）卷二第九葉疏文“泰誓言武王伐紂”，《論語注疏校勘記》雲(yun) “十行本、閩本‘泰’誤‘秦’”，台北本“泰”字漫漶，閩本作“秦”，國圖本和北京市文物局本均作“泰”；（三）卷四第六葉疏文“以禮漸進也”，《論語注疏校勘記》雲(yun) “十行本作‘斬進也’”，台北本作“斬”，國圖本作“漸”；（四）卷六第九葉疏文“案郊特牲用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論語注疏校勘記》雲(yun) “十行本‘用’誤‘刑’，兩(liang) ‘二’字並誤‘三’，‘一散’誤‘三散’”，所言悉與(yu) 台北本合，而國圖本不誤。此類例子尚多，詳參楊新勳《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修叢(cong) 考》一文。總而言之，阮元當時所據之十行本是與(yu) 台北“國圖”所藏元刻明正德補板本刷印時間相近的後印本，故所言文字多與(yu) 正德補板早期印本有異，也與(yu) 後來的嘉靖重校修補本不合。

楊新勳曾比勘眾(zhong) 本，得出的結論是“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是不及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補本和閩本、監本的，這也可以從(cong) 阮刻本《校勘記》看得出來，阮刻本底本選得並不好。”但在閩、監、毛、殿各本遞相翻刻的風氣籠罩下，阮元能跳出窠臼，采用當時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元刻明正德修補本為(wei) 底本重刻《論語注疏解經》，從(cong) 版本學的角度來說，這種追根溯源的意圖無疑值得讚賞，而其底本文字內(nei) 容上的錯訛問題也受益於(yu) 前期周密的匯校工作，獲得了相當程度的修訂，如《衛靈公》之《直哉史魚章》疏文“不與(yu) 時政，亦常柔順不忤逆於(yu) 人”，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時政”二字漫漶，嘉靖重校修補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政故”，宋刻八行本、蜀刻本、覆元貞本同作“時政”，阮刻本亦作“時政”，就是一個(ge) 典型的例子。編書(shu) 刻書(shu) 固然當以善本為(wei) 先，但這決(jue) 不意味著普本便不能成事，合理的體(ti) 例和精深的校勘經常能夠有效地扭轉局麵，使不善之本發揮近乎善本的作用，類似的故事在清代校勘學史上還有許多。

關(guan) 於(yu) 今天影印嘉慶阮刻《論語注疏解經》的意義(yi) ，還可舉(ju) 一個(ge) 例子來說明：楊新勳《宋八行本〈論語注疏解經〉析論》校雲(yun) ：“《子張》之《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疏文‘至於(yu) 仲尼之賢則如日月，貞明麗(li) 天，不可得而逾也。’元刻明正德修本、嘉靖本、閩本‘貞明麗(li) 天’作墨釘，監本、毛本作空格，阮本作‘之至高人’，今宋八行本不脫，蜀大字本、玉海堂本同，證明阮本臆補也。”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此處確實是作“之至高人”，這個(ge) 版本是以民國時世界書(shu) 局剪裁拚版縮印本為(wei) 底本影印而成，其卷端附道光丙戌朱華臨(lin) 《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所以世界書(shu) 局的底本很可能是阮刻注疏的道光重校本，然而阮刻嘉慶本此處卻是空缺四字，與(yu) 世界書(shu) 局縮印本不同，那麽(me) 這裏還是否還應該指摘阮本“臆補”，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讀經校經的目的，不外乎追求真實，希望這部嘉慶原刻影印本的問世能夠為(wei) 學界的相關(guan) 研究提供更多便利，也使讀者能夠更準確全麵地認識阮刻注疏。

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

蔣鵬翔撰於(yu)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