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漢宋觀的轉變及其意義(yi) ——以“經學即理學”的評價(jia) 為(wei) 線索

作者：韓書(shu) 安 董平（浙江大學哲學係）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2期

摘    要：“經學即理學”是顧炎武揭櫫的考據學方法論，乾嘉以來成為(wei) 漢宋之爭(zheng) 的一個(ge) 焦點話題。以“經學即理學”的評價(jia) 為(wei) 線索，可以清晰考察錢穆漢宋觀的演變。對於(yu) “經學即理學”的評價(jia) ，錢穆早年秉持嚴(yan) 厲批判的態度，晚年則逐漸轉向溫和的認同，這反映了他在漢宋觀上從(cong) “尊宋抑漢”到“漢宋等觀”的轉變。這一轉變與(yu) 他晚年研治朱子學的經曆有直接關(guan) 係。基於(yu) 經學與(yu) 理學是朱子學的兩(liang) 個(ge) 麵向之獨特認識，錢穆提出了“會(hui) 通博綜”的治學理念，主張考據、義(yi) 理兼盡，融漢宋之學於(yu) 一罏，最終回歸於(yu) 儒學的大傳(chuan) 統，這無疑更能從(cong) 根本上消弭漢宋之爭(zheng) 。

關(guan) 鍵詞：錢穆；“經學即理學”；朱子學；漢宋之爭(zheng) ；

漢學與(yu) 宋學是中國古典學問的兩(liang) 大流派。一般說來，漢學是指以兩(liang) 漢經學為(wei) 代表的名物訓詁之學，宋學是指以宋明理學為(wei) 代表的心性義(yi) 理之學，它們(men) 體(ti) 現了兩(liang) 種不同的致思傾(qing) 向與(yu) 為(wei) 學主張。漢學與(yu) 宋學的正式劃分形成於(yu) 乾嘉時期。如《四庫全書(shu) 總目》雲(yun) ：“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liang) 家互為(wei) 勝負”【1】；阮元《擬國史儒林傳(chuan) 序》亦言：“兩(liang) 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理學得師道之益，皆於(yu) 周孔之道得其分合”【2】。不過，自清代中葉以來，漢宋之爭(zheng) 的風氣也日漸凸顯出來。尤其是江藩《漢學師承記》、方東(dong) 樹《漢學商兌(dui) 》兩(liang) 書(shu) 的出版，更是對漢宋之爭(zheng) 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並且，漢宋之爭(zheng) 作為(wei) 價(jia) 值立場鮮明的學術分歧，直接影響到民國乃至當下的學術發展。因此，如何評價(jia) 漢宋之爭(zheng) 並將其進行合理地化解，可以說是學術思想史上的一大理論難題。

“一生為(wei) 國故招魂”的錢穆先生，治學出入經史子集四部，考據、義(yi) 理兼而有之，被譽為(wei) 最後的“通儒”。他尤為(wei) 擅長於(yu) 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在八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對漢宋之學有頗豐(feng) 的論述。因此，本文擬以錢穆漢宋觀的轉變為(wei) 研究對象，探析在現代學術語境下如何消弭漢宋之爭(zheng) 。鑒於(yu) 錢穆著述繁多，筆者將以錢穆對“經學即理學”的評價(jia) 為(wei) 線索，細致梳理其漢宋觀的演變。“經學即理學”是顧炎武揭櫫的考據學方法論，乾嘉以來成為(wei) 漢宋之爭(zheng) 的一個(ge) 焦點話題。錢穆晚年在講授《經學大要》時曾說：“《顧亭林文集》卷三《與(yu) 施愚山書(shu) 》曾說：‘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我寫(xie)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便引用了他這句話，可是講得不清楚。《近三百年學術史》是民國二十年在北平寫(xie) 的。到現在隔了四十多年。最近我又寫(xie) 了一篇《顧亭林學述》，再講‘經學即理學’這句話，我算是講清楚了。”【3】“經學即理學”之所以素來難解，是因為(wei) 它牽涉到對漢宋之學的整體(ti) 把握。錢穆對“經學即理學”評價(jia) 的轉變，與(yu) 他對漢宋之學的思考有莫大關(guan) 聯。因此，以“經學即理學”的評價(jia) 為(wei) 線索，我們(men) 可以清晰考察錢穆漢宋觀的轉變曆程並進而分析其中所蘊含的學術價(jia) 值。

一、錢穆對“經學即理學”評價(jia) 的轉變

侯外廬曾指出：“世論亭林之學旨莫不提出他的一句名言，‘經學即理學’”【4】。不過，在如何理解“經學即理學”的問題上，學者們(men) 爭(zheng) 議頗大並形成了兩(liang) 種典型的看法：一種是以梁啟超為(wei) 代表的“經學代理學”的觀點，即認為(wei) 顧炎武的本意是通過確立經學的新旗幟來推翻理學偶像。另一種是以柳詒徵為(wei) 代表的“以經學之理學，代不講經學之理學”的觀點，即認為(wei) 顧炎武隻反對禪學之理學，並不是反對理學本身。梁、柳二人基於(yu) 漢宋之學的不同視角，分別強調顧炎武為(wei) 學革新與(yu) 守舊的不同向度，極大地影響了後來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就錢穆本人的治學追求而言，他無疑更認可後者，而不滿於(yu) 前者。因此，錢穆對“經學即理學”的態度和柳詒徵是一致的。不過隨著學術思考的深化，錢穆的評價(jia) 立場後來有所轉變。

錢穆早年對“經學即理學”秉持嚴(yan) 厲批判的態度。在《國學概論》（1931年）中，他指出顧炎武為(wei) 學特色是“絕口不言心性，而標知恥博文為(wei) 學的”【5】。由此，他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理解是“亭林不喜心性，遂為(wei) 此語。不知宋明理學自有立場，不待經學。經乃古代官書(shu) ，亦惟訓詁名物考禮考史而止，經學中又何有理學者？”（《國學概論》，第302頁）錢穆認為(wei) ，體(ti) 悟心性的理學與(yu) 訓詁考證的經學屬於(yu) 不同的學問門徑，顧炎武“經學即理學”是“兩(liang) 無所據”的偽(wei) 命題。但是，“亭林‘經學即理學’一語，截斷眾(zhong) 流，有合於(yu) 後來漢學家之脾胃”（《國學概論》，第305頁），後來在顧炎武“判心性與(yu) 學問為(wei) 二途”治學態度的影響下，乾嘉以來“氣魄較小，眼光較窄之流，則專(zhuan) 借亭林‘經學即理學’一語為(wei) 話柄，於(yu) 名物訓詁證禮考史外不知有學術矣。”（《國學概論》，第303頁）

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年）中，錢穆仍強調“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論，雖意切救弊，而析意未精，言之失當”【6】。不過，相較於(yu) 《國學概論》中簡單的批判論說，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經學即理學”有著更為(wei) 詳細的考證分析。他發現其實早在顧炎武之前，蘇州地區的文人歸有光、錢謙益已有類似的言論。【7】錢穆認為(wei) ，歸有光“‘講道’與(yu) ‘講經’之分，其言為(wei) 牧齋所襲，即亭林‘經學’、‘理學’之辨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70頁）他進一步分析指出，清初學者治經大端，如考辨《易圖》、《尚書(shu) 》今古文、《詩風》淫正、《春秋》氏族土地、《周官》郊丘祀典等，歸有光都已提及。錢謙益評述儒林與(yu) 道學分合、漢學與(yu) 宋學得失的觀點，其實也是歸有光遺說的發揮。雖然顧炎武後半生基本都在北方遊曆，但是歸有光、錢謙益辨析經學與(yu) 理學、區分漢學與(yu) 宋學的觀念在顧炎武的身上依然有所體(ti) 現。由此，錢穆總結道：“亭林治經學，所謂明流變，求證佐，以開後世之塗轍者，明人已導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經之論，謂經學即理學，舍經學無理學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幟者，亦非亭林獨創。”（同上，第173-174頁）錢穆將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源頭追述到歸有光、錢謙益那裏，這無疑消解了這一學術命題的原創性與(yu) 深刻度，對於(yu) 梁啟超“經學代理學”的觀點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批判作用。並且，在他看來，“亭林論學，本懸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同上，第178頁），“經學即理學”僅(jin) 是就前者而言，並不能揭示出顧氏的學術全貌。乾嘉諸儒“乃打歸一路，專(zhuan) 守‘經學即理學’之議”，“忘其‘行己’之教，而師其‘博文’之訓”（同上，第178-179頁），是“得半而失半”的片麵性繼承。簡言之，錢穆認為(wei) ，“經學即理學”並不能完整反映顧炎武乃至整個(ge) 清代學術的本質特征，不宜過分誇大它對宋明理學所產(chan) 生的衝(chong) 擊和破壞作用。

然而，錢穆對“經學即理學”的態度，晚年隨著他撰寫(xie) 《朱子新學案》（1971年）逐漸有所轉變。錢穆注意到《朱子語類》有一條雲(yun) ：“程先生解經，理在解語內(nei) 。某集注《論語》，隻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nei) 。”【8】他指出朱子分判自己與(yu) 二程解經差異的此條語錄“分別大可玩味”。二程解經“理在解語內(nei) ，是解說者自說己理，乃解者之自有發明，此可謂之理學”；朱子解經“理在經文內(nei) ，此非解者自持己理，特玩味經文而有得，為(wei) 之發明其辭，理皆經文之理，非解者自持之理，此可謂之經學”。【9】也就是說，與(yu) 二程離經學以言理學不同，朱子實際是即經學以言理學。職是之故，錢穆認為(wei) “顧亭林曾雲(yun) ：‘經學即理學也，舍經學安有所謂理學哉。’此其淵源，實亦朱子先發。”（《朱子新學案》第四冊(ce) ，第218頁）但他同時強調，“朱子論學之關(guan) 鍵，亭林亦未為(wei) 得其精髓。故如亭林之學，亦僅(jin) 得稱是為(wei) 經學，不得稱是理學也”（同上，第220頁），即顧炎武僅(jin) 是經學家而非理學家，雖然正式提出了“經學即理學”，但他的學術造詣尚未如朱子般臻至此種境界。相較於(yu) 早年的堅定批判態度，錢穆晚年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看法已漸趨於(yu) 承認與(yu) 接受。

在《顧亭林學述》（1973年）中，錢穆對“經學即理學”有更為(wei) 詳細的分析。他指出“亭林所謂經學，乃自漢至宋通言之。‘古之所謂理學’，指宋。以其合於(yu) 經，同於(yu) 經，故曰即經學。‘今之所謂理學’，指明。亭林謂其不取之五經，但資之語錄，亦如釋氏之有禪，可以誦經典而成佛也。”【10】簡言之，宋代理學合於(yu) 經學，所以顧炎武稱“古之理學，經學也”；明代理學不合於(yu) 經學，所以顧炎武稱“今之理學，禪學也”。從(cong) 根本上說，“在亭林之意，固未嚐為(wei) 漢、宋分疆，故經學中即包有理學，而理學亦不過為(wei) 發揮經學。至於(yu) 明代中晚以下盛行之語錄，乃離異經學以為(wei) 學，故亭林不以理學許之。下及乾嘉，嚴(yan) 分漢、宋，經學獨歸兩(liang) 漢，理學全受排斥，此又與(yu) 亭林意見大為(wei) 不同。”（《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八），第85頁）顧炎武本人並沒有乾嘉諸儒那種漢、宋分疆的學統觀念，“經學即理學”的本意是認為(wei) 經學是孕育理學的母體(ti) ，理學是發揮經學的產(chan) 物，兩(liang) 者是相即不離、互為(wei) 創發的關(guan) 係。從(cong) 早年的“尊宋抑漢”轉變為(wei) 晚年的“漢宋等觀”，錢穆認為(wei) 他此刻“算是講清楚了”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內(nei) 涵。

其後，錢穆在台灣講授《經學大要》課程（1974年）時，也曾對“經學即理學”有所說明。他曾講道：“經學就是理學，要讀經學，才有理學，舍掉經學沒有理學了。粗看這句話好像隻要講經學不要講理學，顧亭林是處在反理學的態度。這樣說最多講對了一半，因為(wei) 顧亭林《日知錄》講得很詳細，宋朝、元朝都有經學，所以那個(ge) 時候也有理學。明朝人沒有經學了，有什麽(me) 理學呢？不講經學的理學，隻有明朝，王學不能叫理學。顧亭林是這樣的意思。他反王學，不反理學。”（《講堂遺錄》，第850-851頁）這和《顧亭林學述》一文的觀點基本一致，都是強調顧炎武“經學即理學”是反明學，並不是反宋學。錢穆認為(wei) ，梁啟超看錯了顧炎武的學術，因為(wei) “他始終有個(ge) ‘漢學’‘宋學’的成見在，認為(wei) 清朝人是反宋學的”（同上，第851頁）。在錢穆看來，他超越了乾嘉以來漢宋之爭(zheng) 的主觀成見，所以比梁啟超更能準確理解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本意。

錢穆說：“餘(yu) 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wei) 學。”（《師友雜憶》，第159頁）對於(yu) 顧炎武“經學即理學”，他始終站是在宋學的立場上進行評判。但是通過對其著作的梳理研究，我們(men) 不難發現，雖然錢穆早年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秉持嚴(yan) 厲批判的態度，但晚年逐漸轉向溫和認同的評價(jia) 。這反映了錢穆在漢宋觀上從(cong) “尊宋抑漢”到“漢宋等觀”的轉變曆程。而顧炎武與(yu) 漢宋學術的關(guan) 係無疑是影響錢穆評價(jia) “經學即理學”的關(guan) 鍵因素。

二、經學與(yu) 理學：朱子學的兩(liang) 個(ge) 麵向

為(wei) 何錢穆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評價(jia) 前後態度變化會(hui) 如此之大？他曾自述，雖於(yu) 辭章、經史之學皆有所得，但“顧餘(yu) 自念，數十年孤陋窮困，於(yu) 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賜。”【11】因此，以宋學之立場論衡古今學術，在錢穆那裏是始終如一的。他對於(yu) 清學的總體(ti) 評價(jia) ，無論是早年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的“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是非”（《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5頁），還是後來在《清儒學案序目》中所論“要之有清三百年學術大流，論其精神，仍自沿續宋明理學一派”（《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八），第592頁），都是堅持從(cong) 宋學的視角評判清學的利弊得失。換言之，從(cong) 錢穆一貫的“尊宋抑漢”立場來看，他對“經學即理學”的看法不應該會(hui) 有本質的變化。

那麽(me) ，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的宋學觀念有所轉變，由此影響到他對於(yu) “經學即理學”的評價(jia) 。錢穆的宋學觀念在中年時期確實有過一次重大轉變。他晚年回憶說：“餘(yu) 治宋明理學，首讀《近思錄》及《傳(chuan) 習(xi) 錄》，於(yu) 後書(shu) 尤愛好，及讀黃、王兩(liang) 《學案》，亦更好黃氏。因此於(yu) 理學各家中，乃偏嗜陽明。……及民國三十三年在成都華西壩，病中通讀《朱子語類》百四十餘(yu) 卷，又接讀《指月錄》全部，因於(yu) 朱學深有體(ti) 悟。民國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寫(xie) 《中國思想史》及《宋明理學概述》兩(liang) 書(shu) ，於(yu) 舊見頗有更變。及民國四十九年赴美講學耶魯，始創為(wei) 《論語新解》，前後三年，逐章逐句，不憚反覆，乃知朱子深允。”【12】從(cong) 早年的尤愛《傳(chuan) 習(xi) 錄》，“偏嗜陽明”，到後來通讀《朱子語類》，“於(yu) 朱學深有體(ti) 悟”，錢穆逐漸在宋學係統內(nei) 部實現了從(cong) 推崇陽明學到提倡朱子學的重大轉變。這一轉變對於(yu) 錢穆後半生的治學重心及學術立場有著深刻的影響。

錢穆晚年在撰寫(xie) 《朱子新學案》的過程中，曾與(yu) 楊聯陞保持長期而密切的通信，向他介紹自己寫(xie) 作的最新進展。在撰寫(xie) 《朱子新學案》之前，他說：“穆有意以三年精力為(wei) 朱子作一‘新學案’，不僅(jin) 專(zhuan) 為(wei) 朱子，亦為(wei) 中國理學史與(yu) 經學史在其大關(guan) 鍵處有所闡發。”【13】又言：“竊謂能兼綰道學、儒林於(yu) 一身者而各達其至高標準者，惟朱子一人為(wei) 然。”（《素書(shu) 樓餘(yu) 沈》，第221頁）錢穆認為(wei) ，朱子的學術思想涵攝道學與(yu) 儒林兩(liang) 部分，牽涉到對理學史和經學史的重大理解。因此，在潛心研治朱子學的過程中，他對早年的清學研究也有反思。他後來在給楊聯陞的信中提到：“穆此半年來專(zhuan) 讀朱子書(shu) ，時時返看舊日拙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頗覺當時學力尚嫌未足，對朱子學了解實不深。”（同上，第227頁）錢穆的言下之意是，在重新閱讀朱子的著作之後，他對清學的看法有所改觀。而涉及到顧炎武，他則說道：“因治朱子書(shu) 乃懂得亭林與(yu) 梨洲二人之高下，又更明白到戴阮諸人評議宋儒之無當。”（同上，第227頁）換言之，隨著研治朱子學的深入，他對顧炎武與(yu) 漢宋之爭(zheng) 的問題有了更為(wei) 加精當的理解。而這一理解的主線無疑聚焦在顧炎武與(yu) 朱子學的關(guan) 係上。雖然錢穆在信中並未具體(ti) 展開論述，但是通過比較錢穆早晚年的著作，我們(men) 不難發現其思想變化的軌跡。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yi) 》中曾將顧炎武判定為(wei) 朱子的五傳(chuan) 弟子。錢穆在《國學概論》中對於(yu) 這種說法提出了嚴(yan) 正的質疑。他說：“顧謂亭林原本於(yu) 朱子，則似矣，而尚有辨也。朱子言格物窮理，仍不忘吾心之全體(ti) 大用，不脫理學家麵貌。亭林則隻以知恥立行，而別標博學於(yu) 文，將學行分兩(liang) 撅說，博學遂與(yu) 心性不涉，自與(yu) 朱子分途。”（《國學概論》，第302頁）在錢穆看來，顧炎武將學行分為(wei) 兩(liang) 撅，對於(yu) 心性的層麵關(guan) 注不夠，這和朱子有很大的差異。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對顧炎武學行分離的學術觀念仍持批判態度：“其言曰：‘博學於(yu) 文，行己有恥’，學行分為(wei) 兩(liang) 撅。是‘博學’為(wei) 一事，而‘行己’又一事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6頁）顧炎武將學問與(yu) 心性分為(wei) 二途，必然會(hui) 導致對理學的根本否定。這其實也解釋了錢穆早年為(wei) 何要嚴(yan) 厲批判“經學即理學”。

不過，錢穆後來則承認並讚許顧氏之學淵源於(yu) 朱子。他說：“顧亭林大體(ti) 一本程朱，還是朱子學之路向”【14】；在《顧亭林學述》中也強調：“亭林之學，其精髓所在皆出自朱子”（《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八），第107頁）。錢穆之所以會(hui) 有這種認知上的轉變，來源於(yu) 他研治朱子學的獨特體(ti) 會(hui) 。他在《朱子新學案》中高度評價(jia) “朱子乃是孔子以下集儒學之大成”【15】。朱子的“集大成”的主要體(ti) 現在“不僅(jin) 集北宋一代理學之大成，同時亦集漢晉以下經學之大成。使經學理學會(hui) 歸於(yu) 一，尤為(wei) 朱子論學最大貢獻所在。”（《朱子新學案》第四冊(ce) ，第127頁）換言之，朱子實現了漢唐經學與(yu) 宋代理學的整合與(yu) 重鑄。在錢穆看來，經學和理學的關(guan) 係應當是，“經學之於(yu) 理學，貴在相濟，不在獨申。合則兩(liang) 美，分則兩(liang) 損。朱子學之著精神處正在此。”（《朱子新學案》第一冊(ce) ，第35-36頁）經學與(yu) 理學構成了朱子學的兩(liang) 個(ge) 向度。錢穆認為(wei) ，“朱子之學，大率可分為(wei) 兩(liang) 途。一曰性理之學，一曰經史之學。”【16】性理之學和經史之學兩(liang) 者的為(wei) 學性質有所不同，“性道約禮之學貴能尊傳(chuan) 統，經史博文之學則尚心得。故言性理，不當有背於(yu) 孔孟。言經史，則非孔孟之所能拘，此在朱子亦複如是。”（《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六），第58頁）顧炎武是“稍偏於(yu) 經史”一路的朱子後學，其經史考據中的學術創新是發展朱子學的應有之義(yi) 。所以，錢穆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理解是“顧亭林亦欲融理學歸儒學，故特尊朱子”（《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七），第62頁）。在朱子學的廣闊視域之下，“經學即理學”便是內(nei) 在圓融，而非漢宋對立了。

錢穆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從(cong) 批判到認同的評價(jia) 轉變過程，無疑與(yu) 他晚年研治朱子學的經曆有莫大關(guan) 聯。基於(yu) “朱子為(wei) 學之能匯通經學理學而陶冶之一爐者”（《朱子新學案》第四冊(ce) ，第204頁）的治學體(ti) 會(hui) ，他對於(yu) 經學與(yu) 理學關(guan) 係的看法實現了從(cong) “尊宋抑漢”到“漢宋等觀”的認知轉變。因此，錢穆對顧炎武與(yu) 漢宋學術淵源的考察，與(yu) 早年側(ce) 重於(yu) 從(cong) 破的一麵批判顧炎武為(wei) 清學“開山始祖”不同，晚年更偏向於(yu) 從(cong) 立的一麵提倡顧炎武為(wei) 朱子“正統嫡裔”。這種學術評價(jia) 上的轉變蘊含著錢穆對於(yu) 破解漢宋之爭(zheng) 問題的新思考。

三、“會(hui) 通博綜”：化解漢宋之爭(zheng) 的治學理念

對於(yu) 錢穆來說，顧炎武“經學即理學”之所以重要，不僅(jin) 因為(wei) 它是研究清代思想史不可繞過的重要議題，更在於(yu) 它涉及到平議乾嘉以來漢宋之爭(zheng) 的學術風氣。晚清以來，隨著漢學勢力的消退，主張“漢宋兼采”成為(wei) 一種學術潮流。《清儒學案》記載：“道鹹以來，儒者多知義(yi) 理、考據兩(liang) 者不可偏廢，於(yu) 是兼綜漢、宋，學者不乏其人。”【17】陳澧、朱一新、曾國藩、張之洞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由於(yu) 他們(men) 的學問根基在義(yi) 理、考據上各有所偏，因此他們(men) 的“漢宋兼采”實則是一種兩(liang) 相湊合，並不能在實踐中開創出漢宋交融的新局麵。而漢宋之爭(zheng) 的學術風氣在民國時期則繼續蔓延，並且有擴大的趨勢。這主要體(ti) 現為(wei) 以胡適、傅斯年等為(wei) 代表的標榜漢學的新考據學派和以熊十力、牟宗三、徐複觀等為(wei) 代表的服膺宋學的新儒家學派的論學分歧與(yu) 相互攻訐。如傅斯年直言：“我們(men) 宗旨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我們(men) 覺得亭林、百詩在很早的時代已經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們(men) 的曆史學和語言學都是按照材料的分量出貨物的。”【18】徐複觀則認為(wei) ：“孔、孟而後，中國文化的命脈在宋明的程、朱、陸、王，而決(jue) 不在清代的閻、胡、惠、戴。”【19】兩(liang) 派學人所反映的考據與(yu) 義(yi) 理之爭(zheng) ，已從(cong) 治學方法上升到了價(jia) 值信仰。誠如錢穆所言：“此數十年來，中國學術界，不斷有一爭(zheng) 議，若追溯淵源，亦可謂仍是漢宋之爭(zheng) 之變相。”【20】

基於(yu) 漢宋之爭(zheng) 的理論與(yu) 現實之雙重視角來參考錢穆對“經學即理學”的評價(jia) 顯然具有重要意義(yi) 。錢穆早年立足於(yu) “尊宋抑漢”立場解讀顧炎武“經學即理學”，雖然有力地抨擊了新考據學派的氣焰，但是仍未擺脫漢宋之爭(zheng) 的窠臼，所以並不能徹底平息學術紛爭(zheng) 。他也深知“欲為(wei) 中國此後學術開新風氣，辟新路向，必當兼綜上述兩(liang) 趨勢，而會(hui) 通博綜，以治之於(yu) 一罏。”（《學龠》，第162頁）晚年在研治朱子學的過程中，錢穆深切體(ti) 會(hui) 朱子“用心之至公至正至大至平，所以能會(hui) 和經學理學兩(liang) 者之長，以自成一家之學也”（《朱子新學案》第四冊(ce) ，第285頁）。由此，他轉向“漢宋等觀”的視角重新審視顧炎武“經學即理學”，這便超越了梁啟超、柳詒徵將義(yi) 理和考據截然對立的局限，也為(wei) 漢學和宋學兩(liang) 大學術傳(chuan) 統架起了一個(ge) 會(hui) 通交融的平台。錢穆評價(jia) 顧氏之學說道：“亭林實能擺脫理學窠臼，而攝取理學精髓，若使此下經史之學能循此發展，則洵可為(wei) 儒學開一新境。而惜乎學脈中斷，乃專(zhuan) 走上考據訓詁之一路，經學非經學，又何嚐當於(yu) 亭林所謂‘舍經學安所得理學’之經學乎？”（《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八），第100頁）這不啻是對近三百年來學術發展誤入漢宋之爭(zheng) 歧路的一大痛惜與(yu) 反省。

錢穆認為(wei) ，隻有義(yi) 理與(yu) 考據兩(liang) 者兼而盡之，才能為(wei) 未來的學術開辟新方向。他指出：“在中國學術史上，是有了儒家而才有經學的。是有了新儒家而才所謂新經學的。若儒家精神漫失了，專(zhuan) 來講經學，那是一種無靈魂的經學，不是真經學。清代經學便有此趨勢。但我們(men) 忽略了一向的經學傳(chuan) 統來講儒家思想，那也是一種無骨骼的儒家，也非真儒家。民國以來講儒家的，便有此傾(qing) 向。”（《中國學術通義(yi) 》，第15頁）義(yi) 理與(yu) 考據的關(guan) 係譬如人體(ti) 之骨骼與(yu) 靈魂，都是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遺憾的是，乾嘉以來的學術，皆偏於(yu) 義(yi) 理、考據之一端，並不能窺見古人學問之全體(ti) 。錢穆以孔子以降中國學術思想之集大成者朱子為(wei) 榜樣，終於(yu) 找到並且親(qin) 身實踐著一條“通漢宋之囿，祛義(yi) 理、考據之弊，而兼通並包，一以貫之”（《學龠》，第36頁）的治學之路。相較於(yu) 晚清時期的“漢宋兼采”之論，錢穆“會(hui) 通博綜”的治學理念，強調考據、義(yi) 理並重，融漢宋之學於(yu) 一罏，最終回歸於(yu) 儒學的大傳(chuan) 統，這無疑更能從(cong) 根本上消弭漢宋之爭(zheng) 。

需要指出的是，錢穆“會(hui) 通博綜”的學術典範是朱子，這表明他對於(yu) 宋學有更多的偏好。近些年來，隨著經學研究的複興(xing) ，作為(wei) 兩(liang) 漢經學集大成者的鄭玄，其經學義(yi) 理日漸引起學者們(men) 的關(guan) 注。我們(men) 是否也能以鄭玄為(wei) 學術典範來溝通漢宋之學，破解考據與(yu) 義(yi) 理的紛爭(zheng) 呢？不過，無論朱子，還是鄭玄，在“會(hui) 通博綜”的治學理念下，他們(men) 都是一種理想化的符號象征，我們(men) 也無須執著於(yu) 經學或理學的具體(ti) 名相。正如錢穆很早便在一篇名為(wei) 《漢學與(yu) 宋學》演講文章中指出，“漢學派的精神在‘通經致用’，宋學派的精神在‘明體(ti) 達用’，兩(liang) 派學者均注重在‘用’字。由經學上求實用，去研究修、齊、治、平的學問，即是從(cong) 哲學、文學、史學上去研究人生問題、家庭問題、政治問題、社會(hui) 問題。都欲找到最根本的‘原理’（即是‘道’），來做實際的改革。這就是‘儒學’的精神，即是‘經學’的家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八），第578-579頁）從(cong) 儒家下學上達之根本宗旨出發，漢學與(yu) 宋學的本質無二，都是以經世濟民為(wei) 誌向。當我們(men) 消除崇漢抑或尊宋的價(jia) 值立場後，便可以如章學誠所說的那樣“見古人之大體(ti) ，進窺天地之純”。

注釋
 
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2003年，第1頁。
 
2阮元：《研經室集》，中華書局，1993年，第37頁。
 
3錢穆：《講堂遺錄》，《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2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850頁。
 
4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一），三聯書店，2014年，第263頁。
 
5錢穆：《國學概論》，《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冊，第284頁。
 
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6冊，第168頁。
 
7歸有光《送何氏二子序》雲：“漢儒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歸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5頁）錢謙益《新刻十三經注疏序》亦言：“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於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複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50頁）
 
8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第438頁。
 
9錢穆：《朱子新學案》第四冊，《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4冊，第218-219頁。
 
10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第81頁。
 
11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序》，《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第8頁。
 
12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1冊，第3頁。
 
13錢穆：《素書樓餘沈》，《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3冊，第219頁。
 
14錢穆：《中國學術通義》，《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5冊，第91-92頁。
 
15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一冊，《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1冊，第34頁。
 
16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0冊，第55頁。
 
17徐世昌等：《清儒學案》第7冊，中華書局，2008年，第6945頁。
 
18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頁。
 
19徐複觀：《無慚尺布裹頭巾·交往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0頁。
 
20錢穆：《學龠》，《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4冊，第1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