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什麽(me) 香港民主要拒絕“選舉(ju) 攬炒主義(yi) ”？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香港《明報》2021年8月11日

選舉(ju) 民主是資本主義(yi) 製度的重要標誌，也是“一國兩(liang) 製”的法定製度。香港選舉(ju) 民主製度起步於(yu) 1980年代，有關(guan) 政黨(dang) 及其選舉(ju) 文化形成較晚，而且帶有殖民主義(yi) 、本土主義(yi) 及冷戰文化的多重印痕，其內(nei) 部的矛盾張力不斷積聚。“一國兩(liang) 製”以現實主義(yi) 和發展主義(yi) 的智慧認識和處理香港原有製度，在選舉(ju) 民主議題上開辟更大的發展空間，設定了“雙普選”的製度目標，同時以“愛國者治港”作為(wei) 製度安全的節製條件。“愛國者治港”是“去殖民化”的等效話語，1997年的“法律適應化”是其淺層次展開，未觸動根本，如今才有真正的製度化自覺和行動。        

在修例風波的破局效應下，香港國安法亡羊補牢，嚴(yan) 陣以待，推動香港社會(hui) 一係列深層次的治理改革，而“愛國者治港”成為(wei) 選舉(ju) 製度的根本原則和最大公約數，中央據此修訂了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設立了嚴(yan) 格的資格審查製度，彌補了香港選舉(ju) 製度的漏洞。香港反對派循著“街頭政治+選舉(ju) 民主”的路線實現完全自治的全套綱領與(yu) 謀劃落空，其政治挫折感與(yu) 意義(yi) 幻滅感前所未有。於(yu) 是，香港民主生態開始出現一種延續“攬炒主義(yi) ”運動傳(chuan) 統的選舉(ju) 不合作或選舉(ju) 攬炒主義(yi) ，逐步波及並危害香港新選製的社會(hui) 認同和製度公信力，危害香港民主的製度性修複和理性回歸。        

選舉(ju) 民主的環境巨變

“攬炒”是香港本地術語，有同歸於(yu) 盡的意涵，流行於(yu)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並進一步延申到2020年反對派策劃的“政治攬炒”，典型如戴耀廷的“真攬炒十步”。這是一種極端非理性、不合作、容忍暴力並帶有政治決(jue) 戰衝(chong) 動的激進思潮。此前，香港民主的氣質和氣氛並非如前。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民主黨(dang) 的“民主回歸論”尚帶有承認“一國兩(liang) 製”與(yu) 中國人身份並“循序漸進”達成普選民主的理性氣質和共識，但隨著政改挫折與(yu) 本土主義(yi) 興(xing) 起，該路線逐步式微。2010—2020年的“民主十年”就是溫和路線快速退場、激進路線粉墨登場的蛻變期，主要事件是國教風波、非法占中、旺角暴亂(luan) 和修例風波，主要的政治思潮是公民抗命、本土自決(jue) 、勇武路線和政治攬炒。

這些激進的政治蛻變造成了嚴(yan) 重的製度安全風險：其一，嚴(yan) 重危害國家安全，港版顏色革命變本加厲展開；其二，挑戰“一國兩(liang) 製”底線，煽動和挑撥香港青年群體(ti) 反對國家及破壞法治，追求港獨；其三，無底線勾結外部勢力，充當新冷戰棋子。這些製度風險刺激中央理性判斷和承擔“一國兩(liang) 製”製度體(ti) 係的改造責任，香港國安法與(yu) 新選舉(ju) 法構成“治港組合拳”的最關(guan) 鍵支柱，而貫穿其中的憲製精神就是“愛國者治港”。

新的選舉(ju) 製度因運而生，對香港民主發展而言最核心的改變在於(yu) ：其一，保留但暫時擱置了普選民主進程，將選舉(ju) 安全置於(yu) 新製度的首要位置；其二，重構選舉(ju) 的製度層級，凸顯選舉(ju) 委員會(hui) 作為(wei) 選舉(ju) 製度的核心與(yu) 底層基礎地位，縮小直選成分，擴大功能代表製，追求均衡參與(yu) 的民主秩序；其三，設定嚴(yan) 格的資格審查製度，引入完整的背景與(yu) 行為(wei) 審查，並以香港國安委的審查意見書(shu) 做最權威的把關(guan) 機製，確保“反中亂(luan) 港”勢力決(jue) 定性出局；其四，新選製與(yu) 香港國安法緊密結合，打擊本地“黃媒”勢力（以壹傳(chuan) 媒為(wei) 代表）對選舉(ju) 的操控，嚴(yan) 格監管和排除外部勢力對香港選舉(ju) 的滲透和影響。這些製度環境及其影響的變遷，造成了香港選舉(ju) 民主的環境巨變及利益格局的結構性調整，香港反對派在普選挫折基礎上疊加政治出局的更深挫敗感，由此激發一定時段和形式的政治反彈。這是香港選舉(ju) 攬炒主義(yi) 產(chan) 生的基本政治背景和心理因素。

選舉(ju) 攬炒的特征與(yu) 危害

選舉(ju) 攬炒主義(yi) 是特指香港新選製下，香港反對派所持有的一種選舉(ju) 不合作與(yu) 選舉(ju) 破壞並行的政治思潮及其行動路線。選舉(ju) 攬炒的基本特征包括：

其一，選舉(ju) 攬炒主義(yi) 在政治精神上延續了修例風波的攬炒主義(yi) ，本質上屬於(yu) 本土主義(yi) 的政治極端化，但適應的是新選製下的全新製度環境與(yu) 挑戰。  

其二，選舉(ju) 攬炒主義(yi) 是一種“消極的公民抗命”，以不參選、不合作、不妥協及阻止他人參選和破壞選舉(ju) 作為(wei) 基本行動策略，最終目標是煽動對新選製的政治抵抗，攪黃新的選舉(ju) 過程，破壞香港民主重建與(yu) 社會(hui) 和解的治理預期。

其三，選舉(ju) 攬炒將繼續煽動對“一國兩(liang) 製”與(yu) 新製度改革的不滿和汙名化，繼續勾結外部勢力製裁香港及采取本土與(yu) 國際路線聯動的方式，但會(hui) 忌憚香港國安法與(yu) 新選舉(ju) 法的製裁規範而采取更加隱蔽的手段，將政治抗爭(zheng) 轉入秘密狀態和地下，其對抗強度和破壞性不容低估。

其四，選舉(ju) 攬炒派堅持“唱衰”香港民主，配合外部勢力對香港的製裁和攻擊，不惜以香港既有反對派政黨(dang) 的政治消亡為(wei) 代價(jia) ，刻意製造所謂的香港民主已死、香港選舉(ju) 是“清一色”、香港政治進入“一言堂”的輿論和亂(luan) 象，對抗“一國兩(liang) 製”及中央對港全麵管治權。

這種攬炒主義(yi) 與(yu) 修例風波中產(chan) 生的全麵的政治攬炒主義(yi) 有所不同，是一種政治退守後的再抵抗。之前的攬炒是本土主義(yi) 基礎上的積極進取路線，試圖以恐怖暴力與(yu) 煽動性選舉(ju) 相結合的方式奪權，典型例證是2019年的區議會(hui) 選舉(ju) ，後續計劃是戴耀廷的“真攬炒十步”。這是表麵攬炒、實質奪權的顏色革命套路。但如今的選舉(ju) 攬炒主義(yi) 已經喪(sang) 失奪權預期和政治進取意誌，蛻變為(wei) 純粹的選舉(ju) 不合作與(yu) 選舉(ju) 破壞路線。當“破壞就是一切”成為(wei) 香港反對派心底的集體(ti) 無意識時，香港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忠誠反對派”的正道目標就會(hui) 落空。這是香港民主的一個(ge) “至暗時刻”，民主派以背叛憲製和徹底破壞的方式進一步損害香港民主的根基與(yu) 前途。整體(ti) 上，這是香港民主派的政治心智迷失與(yu) 決(jue) 定性的政治失敗，香港民主重建麵臨(lin) 重要考驗。     

對選舉(ju) 攬炒說不

新選製的正當性毋庸置疑，一方麵是香港國家安全與(yu) 選舉(ju) 安全漏洞赫然，自治無能為(wei) 力，中央介入合法合理，另一方麵中央垂直立法尊重“一國兩(liang) 製”，維護香港法治和民主空間，是理性負責的國家管治行為(wei) 。但選舉(ju) 攬炒主義(yi) 仍有相當的政治勢力甚至選民基礎予以支持，未來的三場選舉(ju) （選委會(hui) 、立法會(hui) 和特首）麵臨(lin) 的攬炒風險和壓力不宜低估。但我們(men) 也需要堅定“一國兩(liang) 製”和香港民主理性淨化的基本信心，通過製度說明與(yu) 選舉(ju) 動員推動新選製實現軟著陸。

選舉(ju) 攬炒的延燒證明了反對派轉化為(wei) “忠誠反對派”的極高政治難度。這一難度並不來源於(yu) 國家的製度定規，因為(wei) 新選製依法開放了民主政治空間，不是“清一色”，其設定的“愛國者”資格標準是最低標準，是確認和塑造治港者政治倫(lun) 理與(yu) 忠誠底線的最低要求。真正的政治困難在於(yu) 香港反對派的民主文化與(yu) 民主責任倫(lun) 理的薄弱和缺失：其一，反對派民主文化存在“不忠誠基因”，來源於(yu) 香港人口中的“反大陸”曆史情結、港英殖民政府與(yu) 外部勢力的贖買(mai) 與(yu) 控製以及追求香港完全自治的虛妄目標；其二，香港民主進程受到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勢力劫持和誤導，破壞法治與(yu) 國家安全底線，造成無法信任與(yu) 合作的民主政治僵局；其三，反對派領導層的自大、自私與(yu) 狹隘的國際政治觀及其責任倫(lun) 理，敗壞了香港民主風氣和理性要素，純以一黨(dang) 或一己私利淩駕國家安全、香港法治與(yu) 民主前途之上，是香港民主的“精致功利主義(yi) 者”，對香港變亂(luan) 與(yu) 民主停滯負主責；其四，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民主領袖學養(yang) 不足，挾洋自重，醉心本土，輕率選擇勇武暴力，跑路形成港獨國際路線，是“垮掉的民主一代”。以上種種，造成香港民主派對新選製的道德疏離和政治抵製，選舉(ju) 攬炒變成絕望而可悲的最後抗爭(zheng) 。

在此僵局下，香港民主黨(dang) 的轉型艱難，如羅健熙的改革空論、黨(dang) 內(nei) 大佬的自私騎劫甚至李永達之流的政治跑路，就不難理解了。香港一代人的“民主青春”將會(hui) 逝去，“愛國者治港”及其新選製將塑造何種民主文化與(yu) 民主生態，是“一國兩(liang) 製”香港實踐的一個(ge) 曆史謎團。而香港社會(hui) 自身仍是香港民主重建的最關(guan) 鍵力量，精英的責任倫(lun) 理，民眾(zhong) 的製度學習(xi) 與(yu) 理性投票，對新選製的民主認同、參與(yu) 和維護，都需要對選舉(ju) 攬炒及其一切煽動破壞形式嚴(yan) 格“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