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家譜的語言學研究價(jia) 值斐然

——以新發現的敦煌家譜為(wei) 例

作者：尹雯（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蘭(lan) 州工業(ye) 學院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六月十一日己巳

          耶穌2021年7月20日

文獻與(yu) 語言學研究關(guan) 係密切。20世紀30年代起，鋼和泰、汪榮寶、羅常培等先生就已經關(guan) 注到敦煌文獻中的語音問題，並利用其中漢藏對音材料開展語言學研究。其後的學者相繼開展基於(yu) 各類敦煌文獻的西北漢語方言研究，成果斐然。在方言研究中，有學者偏重於(yu) 各種語料文本，有學者從(cong) 西洋傳(chuan) 教士文獻入手研究台州方言百年演變，有學者從(cong) 元明清文學作品入手開展方言研究，還有學者關(guan) 注到了地方誌中記載的方言資料，比如華學誠著有《中國古代方言學文獻集成》，莫超編纂了《近代西北方音文獻集成》。

家譜與(yu) 國史、方誌，同為(wei) 研究中國曆史、社會(hui) 和文化的三種重要傳(chuan) 世文獻。家譜記錄家族世係傳(chuan) 承和地域分布，往往可以在人、時、地三個(ge) 方麵補充正史和方誌缺失的曆史細節。家譜記錄特定人群的流動與(yu) 分布情況，人口流動是語言變化最直接的動因之一。因此，語言學家常常利用家譜資料來研究語言分布和語言演變，例如邢向東(dong) 曾以當時陝西神木縣家譜所載人口遷徙情況為(wei) 佐證材料，進一步研究了神木方言的發展變化。

家譜直接反映人口遷徙信息

敦煌古稱沙州，作為(wei) 絲(si) 綢之路上的曆史重鎮，既是一個(ge) 有曆史坐標意義(yi) 的曆史文化名城，同時也是一個(ge) 有大規模移民曆史的城市。清雍正年間，來自西北五十餘(yu) 地的移民分坊按隅居住在這片沙漠綠洲，各地方言同時匯聚一地，使得敦煌方言至今紛繁複雜。關(guan) 於(yu) 這段移民史，不僅(jin) 在清末、民國時期的敦煌方誌中有記載，而且敦煌家譜中也有記載，且更為(wei) 詳盡。近年來，我們(men) 陸續發現和收集到五種敦煌家譜，經初步研判，這些家譜對研究敦煌的曆史變遷和語言演變有重要參考價(jia) 值。

2019年12月，在敦煌市委宣傳(chuan) 部和敦煌市教育局的協助下，我們(men) 對敦煌市的一些自然村落開展了田野調查，其間，陸續搜集到五種敦煌家譜。按譜牒學的分類方法，這些家譜可分成古譜（始修於(yu) 清代）和今譜（始修於(yu) 20世紀50年代以後）兩(liang) 類。古譜有發現於(yu) 敦煌市河州堡的鎮番坊王氏譜，該譜始修於(yu) 乾隆四十一年，宣統三年又重修，由譜序、家訓、先祖供奉、分家情況、墳園圖等組成，全譜約2900字。還有發現於(yu) 敦煌市肅州廟的肅州坊許氏譜，始修於(yu) 宣統初年，分陰本和陽本，陰本由須知、姓氏溯源、族規家訓、世第等組成，陽本由序言、宗親(qin) 世係表、近五代家史、家訓、起名詩、族人生平組成，全譜約7500字。再就是發現於(yu) 敦煌市河州堡的武威坊李氏譜，始修於(yu) 宣統初年，內(nei) 容為(wei) 譜序和先祖供奉兩(liang) 部分，全譜約760字。今譜共兩(liang) 部，一部是發現於(yu) 敦煌市肅州廟的高台坊王氏家譜，1964年修，由譜序、先祖供奉、新墳園方位三部分組成，全譜約730字；另一部是發現於(yu) 敦煌市蘭(lan) 州村的西和坊朱氏家譜，始修於(yu) 2008年，由序言、譜序、凡例、祖訓、遺像、朱氏世係圖、朱氏族人生平錄、敦煌大事記等幾部分組成，全譜約12800字。

這些家譜都記錄了清雍正年間的敦煌移民史，較為(wei) 詳盡地反映了宗族流源與(yu) 繁衍分布。鎮番坊王氏譜中僅(jin) 存的乾隆年間2頁記載：“善聚堂琅琊王氏始祖太祖爺，雍正初年自鎮番遷移至敦煌西鄉(xiang) 。”武威坊李氏譜：“直至滿清雍正年間，倡導遷戶、戎兵實邊，以甘肅五十六州縣名命名。我李氏乃武威人，遂遷入武威坊，落戶種地。”高台坊王氏家譜記載：“夫我王氏原籍甘肅高台縣小寺鄉(xiang) 人也。”西和坊朱氏家譜：“原籍中國甘肅隴南西和縣，甘肅各地移民敦煌時期隨移民遷徙敦煌，遂至修堡建莊定居敦煌東(dong) 南隅西和坊。數年後因故分莊：一處敦煌東(dong) 南隅西和坊，現西和槽朱家堡子；另一處敦煌東(dong) 南隅蘭(lan) 州坊西和梁，現楊家橋蘭(lan) 州村一隊；再一處現五墩一隊和新店台七隊交界處的朱家堡子。”這些材料不僅(jin) 補充了正史、方誌，而且通過細膩的婚嫁分家等信息深入反映敦煌方言的發展變化軌跡，它們(men) 將方言研究與(yu) 曆史研究、民俗研究、社會(hui) 學研究乃至人類學研究有機聯係起來。

家譜能提供多種語言學信息

家譜與(yu) 方誌相互印證，可確認現代敦煌的人口來源。1933年，羅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二”的名義(yi) 印行出版。羅常培先生利用五種漢藏對音材料和蘭(lan) 州、平涼、西安、三水、文水、興(xing) 縣等六種現代漢語方言材料來研究唐五代時期西北地區的方言音係，得到係列突破性結論。當時，羅常培先生最大的遺憾，就是他寫(xie) 作這部書(shu) 時手上沒有敦煌的方言材料。

但是，經現代語言學家調查研究，明朝在嘉靖三年（1524）閉鎖嘉峪關(guan) ，廢棄瓜州和沙州，此後二百年敦煌成為(wei) 空曠荒漠之地。雍正三年（1725）清朝在敦煌建立沙州衛，從(cong) 甘肅省56州縣（含今青海和寧夏）招撫2418戶移民到敦煌墾荒定居，引黨(dang) 河水分10渠灌溉，使敦煌重新成為(wei) 河西走廊西端的戈壁綠洲。由此可見，現代敦煌人係清代甘、青、寧三省區移民的後裔，與(yu) 西漢以來至明代的敦煌人無直接關(guan) 係。據此，劉伶、李藍等學者就認為(wei) ，現代敦煌方言並非唐五代時期敦煌方言的直接後裔。

道光十一年刊本《敦煌縣誌序》載：“敦煌於(yu) 雍正三年設立沙州衛，遷內(nei) 地五十六州縣戶民至此屯田，各照州縣名為(wei) 某坊，分屬六隅。”《敦煌縣誌》的史料記載在這五種敦煌家譜裏都可得到印證，而且家譜還補充了更豐(feng) 富的信息。目前學界大致將敦煌話分為(wei) 河西話與(yu) 河東(dong) 話兩(liang) 種，河西話是蘭(lan) 銀官話，而河東(dong) 話似中原官話，這正好與(yu) 西和坊朱氏家譜記載的黃河以東(dong) 各州縣移民主要住黨(dang) 河東(dong) 岸、黃河以西各州縣移民主要住黨(dang) 河西岸下遊的安置原則吻合。

家譜提供了更為(wei) 生動細致的人口信息，為(wei) 探索現代方言的形成過程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本文介紹的家譜分別來自敦煌東(dong) 南隅的西和坊、肅州坊，中南隅的武威坊，西南隅的高台坊、鎮番坊。據這些家譜記載，他們(men) 移民後均以種糧食、棉花等為(wei) 生，聚居在各自的“坊”中，自成社區，農(nong) 作物在地頭有商販收購，所以生活範圍小而簡單，與(yu) 外界接觸少，幾輩人如是，所以他們(men) 的方言因“坊”而各具特色。如上所述，現代敦煌方言分“河西話”與(yu) “河東(dong) 話”兩(liang) 種，大致就是以這種居住方式為(wei) 基礎逐漸混合而成的。鎮番坊王氏家譜、西和坊朱氏家譜、肅州坊許氏家譜都記載了分家後的族人流動去向，如鎮番坊王氏族人一支搬去河州堡；肅州坊許氏家譜還記載了配偶出生地及女子出嫁信息，這些信息對探索敦煌方言的微觀演化有一定意義(yi) 。

家譜記錄的一些方言口語仍保留到現代，為(wei) 確定現代方言的曆史來源提供了直接證據。比如，鎮番坊王氏家譜記載的光緒二十七年分家情況中，有“秋上”“二十七年上”等表示時間的說法，這種把“上”放在時間詞後麵表示“在什麽(me) 時間”的說法，現在仍保留在敦煌方言中。在五種敦煌家譜中，各譜所載地名與(yu) 道光《敦煌縣誌》中記載的地名基本一致，與(yu) 現代敦煌地名有明確的對應關(guan) 係。肅州坊許氏家譜中，多次將“許家台”記作“許家台台”或“許家台子”，西和坊朱氏家譜將“朱家台”記作“朱家台子”，直到今天，這些地名在敦煌方言裏還是這樣稱呼的。由此可見，這些家譜為(wei) 現代敦煌方言的曆史來源提供了直接的語言證據。

（本文係甘肅省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項目“敦煌清初移民村落方言語音調查研究——以蘭(lan) 州村、文縣灣、肅州廟、河州堡為(wei) 例”（19Y146）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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