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仁學》：譚嗣同其人其學新研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六月初一日己未

          耶穌2021年7月10日

如何破解思想經典“雜糅”迷霧下的真義(yi) ，如何通過譚嗣同了解其所在的“變局”時代，如何理解《仁學》反映的立德（思想史）、立功（政治史）與(yu) 立言（文獻學）之勾連與(yu) 牽絆？重新整理《仁學》，鉤沉其思想脈絡、版本流變、文本差異及出版過程背後的隱藏史事，為(wei) 再現晚清史景象提供一塊小而新的拚圖。

2021年6月18日晚7點，複旦大學中國近代史青年學者讀書(shu) 班2021年第二期《今天為(wei) 什麽(me) 讀<仁學>？——譚嗣同其人其學新研》通過騰訊會(hui) 議舉(ju) 辦。此次活動由複旦大學曆史學係戴海斌教授召集主持，中華書(shu) 局副編審張玉亮、長沙圖書(shu) 館橘洲講壇特邀學者張維欣受邀主講，介紹其合作新著《仁學》匯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湖南師範大學曆史學係吳仰湘教授、大連大學曆史學院王夏剛教授蒞會(hui) 評論。本文為(wei) 主講人發言稿，末附評議人發言整理稿。

張玉亮（中華書(shu) 局副編審、《中國出版史研究》編輯部副主任）

非常高興(xing) 與(yu) 諸位師友在這個(ge) 平台相聚，分享自己研讀譚嗣同及其著述，特別是整理出版《仁學》匯校本過程中的一些心得。進入正題，我想向大家匯報的心得主要有三個(ge) 方麵。

《仁學》匯校本，張維欣導讀，張玉亮匯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

首先，文獻學視角的引入能給近代思想經典的研究帶來什麽(me) 。史料學在一些研究論著乃至教材中，帶有工具理性的色彩，也就是說，是一門為(wei) 了研究曆史而發掘、研究材料的學問。而在文獻學專(zhuan) 業(ye) 的內(nei) 部，該領域學人則強調文獻學工具價(jia) 值以外的本體(ti) 意義(yi) 。在既有的研究中，較少以後者為(wei) 中心，對譚嗣同《仁學》文本作出討論，故其在文獻學上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仍可作進一步探討與(yu) 辨析。

說到《仁學》的早期發表版本，有兩(liang) 個(ge) 最大的分支，一是唐才常發表在上海《亞(ya) 東(dong) 時報》的版本，一是梁啟超發表在日本橫濱《清議報》上的版本。那麽(me) ，這兩(liang) 個(ge) 版本是什麽(me) 關(guan) 係，就是《仁學》研究的首要問題。在半個(ge) 多世紀前，上海社科院的湯誌鈞先生發表在《學術月刊》上的論文首先指出，這兩(liang) 個(ge) 版本是不同源的。這個(ge) 結論至今仍無法被推翻或移易。既然不是同源，那麽(me) 哪一個(ge) 更接近譚嗣同的原稿麵貌呢？湯公也給出了其推測——唐才常的《亞(ya) 東(dong) 時報》本更接近原貌，因此整理《仁學》，當以這個(ge) 版本為(wei) 底本。根據此後隨著資料發掘可見到更多的期數，在全麵掌握了《亞(ya) 東(dong) 時報》本文字麵貌的基礎上，通過通校《仁學》以及對誤字的分析，可將此推論進一步作實。同時，通過對校發現，《清議報》本的缺陷，也就是湯公所言的“重複、誤植與(yu) 刊落”，並非簡單重複，而是存在內(nei) 容大體(ti) 重複，而文句表述有所不同的兩(liang) 個(ge) 本子。這也間接加大了此本是根據輾轉傳(chuan) 抄的抄本付排的可能性。此外，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仁學》的時候，其客觀條件不甚理想，所以才導致開篇不久就出現這樣嚴(yan) 重的編校差錯。

第二個(ge) 問題，書(shu) 籍史、出版史的視角，能給近代史研究帶來什麽(me) 。狹間直樹先生率先闡釋《清議報》陸續發表《仁學》背後的史事。他認為(wei) ，《仁學》發表的中止是梁啟超所授意，這是因為(wei) 他當時思想傾(qing) 向於(yu) 國家主義(yi) 而與(yu) 《仁學》的世界主義(yi) 有所疏離。根據其他材料可知，《仁學》在《清議報》的刊發、續刊乃至單行本圖書(shu) 的預告，都是梁啟超發布《仁學》的努力的表征，而中止則係受康有為(wei) 及其保皇弟子製約所致。對於(yu) 單行本的《仁學》的出版，這裏其實有一個(ge) 問題——《清議報》是保皇派的輿論陣地，《仁學》的抨擊君主製度的內(nei) 容在發表時屢屢受限，而為(wei) 何第一個(ge) 單行本卻是在國民報社這個(ge) 留日激進學生為(wei) 主體(ti) 的出版機構出版的呢？他們(men) 是如何在連載中止時拿到全本的《仁學》的呢？根據有限的文獻記載，當時在日本隻有梁啟超有《仁學》全本，也隻有他有條件將《仁學》拿給激進學生以國民報社名義(yi) 出版，這是在他於(yu) 《清議報》發表受挫、單行本出版擱淺後的積極努力。這一情況，對於(yu) 梁啟超在自立軍(jun) 起義(yi) 失敗後的個(ge) 人形象特別是在當時激進學生眼中的形象，是否就如一些文獻記載的，被認作與(yu) 乃師為(wei) 一丘之貉，是值得再探討的。

在相當程度上，出版這個(ge) 環節被有意無意地遮蔽了，這就使我們(men) 難以真實窺見曆史場景，或者引起一些誤判。比如，回到剛才的一個(ge) 話題，到底梁啟超的《清議報》本和唐才常的《亞(ya) 東(dong) 時報》本哪個(ge) 才更接近《仁學》原本？一篇文章認為(wei) ，梁本中的缺字符少，唐本的卻多出不少為(wei) 避免觸犯時忌而加入的缺字符。而作者譚嗣同本人在書(shu) 中抨擊清廷尚且不遺餘(yu) 力，不會(hui) 主動為(wei) 清朝避諱，因此，避諱的缺字符多的唐本必然不是譚嗣同原本。這個(ge) 邏輯看上去沒問題，但卻忽略了一個(ge) 重要情況——這兩(liang) 個(ge) 版本是在譚嗣同身後由報刊發表的，其避諱與(yu) 否，與(yu) 譚嗣同本人無關(guan) ，是出版環節導致的而非寫(xie) 作環節。《清議報》遠在橫濱，避諱方麵的顧忌自比地處上海的《亞(ya) 東(dong) 時報》為(wei) 少，這不能作為(wei) 判斷哪個(ge) 版本更符合譚嗣同本意的依據進而推論何者更接近原稿。

譚嗣同

國民報社本《仁學》

另外，在對《仁學》單行本的考察中發現，其題簽與(yu) 當時很多進步書(shu) 刊的題簽如出一轍。一方麵，在日本東(dong) 京橫濱和中國上海，在屢經嬗變、名目不一的出版機構中，至少有一個(ge) 人善於(yu) 此種題簽書(shu) 體(ti) ；另一方麵，由《仁學》單行本題簽串起的這一連串的出版機構和出版物，也是考察其第一批讀者的上好線索。以往的《仁學》研究，更多從(cong) 其內(nei) 容出發來分析其思想高度和價(jia) 值，但價(jia) 值的實現是在何時、通過怎樣的方式作用於(yu) 誰，卻未見更多深入的研討。故仍可從(cong) 書(shu) 籍史的角度出發，探討最早的《仁學》讀者借重這一重要思想資源的具體(ti) 方式。

第三，對於(yu) 思想史研究的場域的感受。華中師範大學的範軍(jun) 老師在《中國出版史研究》上發表文章指出，應對出版思想史研究予以重視。古代文學研究專(zhuan) 家羅宗強先生提出，文學思想史研究應當重視沒有文論專(zhuan) 著存世，但在創作中擁有蘊含豐(feng) 富文學思想的文壇名家群體(ti) 。上述觀點對近代史出版思想史研究亦有啟發。

茅海建先生在辨析康梁戊戌前“革命”思想時，結合清朝政治困境和社會(hui) 災難指出，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思想處於(yu) “複合狀態”，“幾種不同的、矛盾的甚至對立的政治觀念會(hui) 同時存在於(yu) 同一個(ge) 人的頭腦之中”，並謂“這也是那個(ge) 時代士人階層思想遊移不定、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還有一個(ge) 場域問題，可以引入對近代人物“前後不一”的解釋。比如一篇探討譚嗣同戊戌進京前後思想變法的文章，以譚嗣同給妻子李閏的書(shu) 信中“聖恩高厚”一詞，結合戊戌奉召進京，試圖證明此時的譚嗣同比起撰寫(xie) 《仁學》時思想激進程度有所回退。其實這隻是寫(xie) 給家人的書(shu) 信，其最為(wei) 激進的思想更大可能是不需也不便與(yu) 家人提及，而非不再激進，聖恩高厚也是常規語境下的尋常之詞，以此為(wei) 思想轉變的論據稍嫌隔膜。

擴而言之，以前述的文學思想、出版思想和政治思想為(wei) 例，文學創作所受的場域影響相對較小，故此，將文學創作轉化為(wei) 文學思想研究對象的轉化率相對較高。出版實踐受到的場域影響更多一些，受到技術的、經濟的、製度的、文化的種種限製。最終完成的出版實踐活動隻是出版思想的一部分，二者間互相製約影響。具體(ti) 到政治實踐活動，所受的場域影響就更大了。因此，對於(yu) 近代人物思想研究，特別是與(yu) 政治史相關(guan) 度較高的思想研究，似當更加注意場域、區分層次。比如《仁學》中批判君主製度的部分；著述在發表時就已經受到場域的製約，比如《清議報》發表的《仁學》就受到保皇派康有為(wei) 等的抵製，將較為(wei) 激烈的第八篇、第十篇刊落。如果將受到場域製約作用大不相同的思想呈現等量齊觀，則不免影響判斷。這是思想史研究的困難之處，也正是其魅力所在。

回到今天的主題——今天為(wei) 什麽(me) 讀《仁學》，這裏也說三個(ge) 理由。首先，本次進行導讀、匯校的這本小書(shu) ，訂正了以往版本的文字錯訛，展示了早期重要版本的差異，為(wei) 讀者提供一個(ge) 更加權威、準確、完備的版本，讓大家可以更接近《仁學》的原貌。其次，《仁學》中的價(jia) 值取向，值得今人記取。再次，《仁學》還有很多問題和細節沒有研究清楚。比如，《仁學》的激進程度曾令譚嗣同的湖南新政戰友皮錫瑞咂舌，這就牽涉到譚嗣同處理朋友圈的分層和《仁學》早期傳(chuan) 播的情況。又如，《仁學》單行本的題簽與(yu) 此後出現的大批進步書(shu) 刊如出一轍，那麽(me) ，這些題簽究竟出自誰人之手？此問題又牽涉到《仁學》出版後最先被哪批讀者借重，從(cong) 而引起怎樣的社會(hui) 影響。另外，梁啟超記載《仁學》有三卷，但目前僅(jin) 見二卷，他又說此書(shu) 別名《台灣人所著書(shu) 》，到底是怎麽(me) 回事……諸如此類，這些細節，有時恰恰是宏大曆史圖景中頗為(wei) 關(guan) 鍵的一塊拚圖。這也是今天重讀《仁學》的必要性之一。

譚嗣同集整理組：《譚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

張維欣（機械工業(ye) 信息研究院編輯，著有《譚嗣同年譜長編》）

一、《仁學》到底是否“雜糅”

譚嗣同的思想主要體(ti) 現在《仁學》中，它較為(wei) 全麵反映了譚氏哲學、政治、科學及經濟思想。一些學人在研究《仁學》時，或多或少提到過所謂“雜糅”現象。在一些表述中，譚嗣同思維活躍卻“具有著尖銳矛盾的兩(liang) 麵性”，在他未能完全成型的思想體(ti) 係中，僅(jin) 在本體(ti) 論上就有代表物質性的“以太”與(yu) 精神性的“心力”兩(liang) 種屬性迥異的基本單位；又從(cong) 頭至尾摻雜著以華嚴(yan) 和唯識為(wei) 代表的佛教術語與(yu) 聲光化電等西方自然科學概念。讀者因此無從(cong) 判定譚嗣同的思想內(nei) 核，是強調事物時刻的“日新”還是尋覓永恒不變的實體(ti) ，是唯心論還是唯物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

1、《仁學》的篇章結構是有設計的。

《仁學》上篇集中論學，圍繞格致，西方以太、佛學等方麵進行論述、下篇集中講仁，同時批判專(zhuan) 製製度，篇章前後照應。如第八篇首揭君為(wei) 臣綱之弊，第二十九篇開始集中批判君權，開啟下篇，下篇由政而教而學，又回到上篇的主題，仁與(yu) 學回環往複、映帶照應而渾然一體(ti) 。有學者認為(wei) 譚嗣同《仁學》是“破”，梁啟超《新民說》才是“立”，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沒有《仁學》的“立”，也就沒有《新民說》更進一步的闡釋。

2、《仁學》的思想資源之複雜，是有意識的。

近代哲學在理論來源、內(nei) 容構成與(yu) 概念範疇、體(ti) 係建構等方麵，具有多變和複雜的特性，這一點在譚嗣同那裏表現得尤為(wei) 明顯和突出。從(cong) 客觀原因來看，刻不容緩的救亡圖存，與(yu) 33歲的短暫的人生，致使他沒有時間對自己的思想予以係統闡釋。可以說，譚嗣同本人對於(yu) 這一點並不諱言，且有著足夠的自我認知。

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

可以說，梁啟超和譚嗣同一樣，都是追求“日新”的思想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有言，他們(men) 這一代人的願望是將世界學說為(wei) 無製限的盡量輸入，所以“輸入者確為(wei) 該思想之本來麵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近代思想史上，西方哲學家追求的是“民主”，中國哲學家追求的首先是“救亡”，其次是“啟蒙”。綜合考察譚嗣同的思想不難看出，他對救亡圖存的大聲疾呼從(cong) 未發生變化，他所有哲學都圍繞著這個(ge) 宗旨展開。譚嗣同三十以前沉浸所謂的“舊學”，提出“元氣論”，而救國救亡的宗旨，亦貫徹其中。從(cong) “元氣論”到“以心挽劫”的仁學，是救國具體(ti) 方法的改變，而非譚嗣同價(jia) 值旨趣的逆轉。

梁啟超稱譚嗣同為(wei) “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他生命短暫，卻始終站在曆史潮頭，最先呼出近代啟蒙的最強音“衝(chong) 決(jue) 網羅”。譚嗣同是一個(ge) 畢生追求“日新”的思想家，在日新宗旨的背後，是他一以貫之的不變宗旨。

3、近代士人在表述其哲學思想時，常借重西方自然科學、社會(hui) 科學和宗教概念，並非特例，譚嗣同的“衝(chong) 決(jue) ”論即體(ti) 現了這一點。

譚嗣同在《仁學》自敘中，一方麵高聲呼喊著衝(chong) 破利祿、俗學、群學、君主、倫(lun) 常之網羅，一方麵又將“天道”“佛法”之網羅也一並衝(chong) 決(jue) ，並表示“衝(chong) 決(jue) 網羅者，即是未嚐衝(chong) 決(jue) 網羅”。這樣的論述頗令人費解，不少學人稱其前後矛盾、邏輯紊亂(luan) 、自身所學駁雜不精。其實並非如此，譚嗣同最開始製定下的、破解封建社會(hui) 倫(lun) 常秩序的方法，僅(jin) 係衝(chong) 決(jue) 一切之前所用，待到封建網羅徹底破除之後，此法自身也應被衝(chong) 破，因而不會(hui) 成為(wei) 束縛人性的下一道枷鎖。戊戌年五月中旬，譚嗣同從(cong) 湖南維新運動轉而進京入中樞參與(yu) 變法，並言“民權以救國耳。若上有權能變法，豈不更勝？”可見其思想深處，對於(yu) 保皇、維新、革命，實不存在明顯的界限或者原則。在譚嗣同心中，救民於(yu) 水火、思想啟蒙、拯救國家命運才是最終目的，至於(yu) 采用何種手段，則不甚重要。這就使得他的思想得以衝(chong) 破維新派的“網羅”“界限”。這並非是“反複無常”，而是對最終目標嚐試實踐、並盡力減少變革成本的探索。

說回到《仁學》上來，若想較為(wei) 透徹、清晰地理解譚嗣同的思想脈絡，可從(cong) 把握文本的核心概念與(yu) 主要思想來源入手。首先，譚氏提出了幾個(ge) 關(guan) 鍵概念：以太、心力、仁、生滅、通、平等，這幾個(ge) 高頻詞匯是搭建《仁學》基本框架最本源的概念。我們(men) 所要做的，除了將每一個(ge) 詞的來源、語境、深意解釋清楚之外，更重要的任務是明確它們(men) 在《仁學》五十篇中的聯係與(yu) 邏輯。譚嗣同利用這些核心概念，構建出全新的社會(hui) 、政治、精神秩序。《仁學》研究者憑借各自對這些核心概念的理解，結合中西哲學史，推測每一種搭建的可能性。

厘清主線之後，需要辨明的是《仁學》思想的主要來源。闡述天地世間萬(wan) 象變化的古老辯證法哲學經典《周易》；有著“兼愛”與(yu) “任俠(xia) ”思想的墨家；在《正蒙》中書(shu) 寫(xie)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的張載；以《正蒙注》來闡揚張載思想並提出“道器之論”的王夫之均屬其思想資源之一端。另外，傅蘭(lan) 雅所譯烏(wu) 特亨利的《治心免病法》，也成為(wei) 《仁學》中“心力”一詞最終成型並被推出的直接原因。廓清譚嗣同思想源流，就不會(hui) 將這些來源與(yu) 他所要證明的邏輯結論混為(wei) 一談了。

今人認為(wei) 《仁學》在行文中兼用宗教與(yu) 科學概念，故較難解讀。回歸晚清語境，可知當時今文經學、大乘佛學與(yu) 其他西學思想資源並行不悖，在士大夫所撰寫(xie) 的思想文本中，不乏同時引述的現象。譚嗣同通過苦心與(yu) 智慧，這些“工具”有力地利用起來借以說明自己的日新、平等、變易等觀念。故今人欲了解譚嗣同其人其思，應首先對此三端有所了解。

今文經學。《仁學》中最核心的“仁”之思想，即由晚清學者對今文經學的實踐而來。不過，與(yu) 之不同，譚嗣同認為(wei) ，複興(xing) 儒家的終極目標，是樹立一套西方的價(jia) 值係統。由此，譚嗣同向儒家價(jia) 值體(ti) 係公開發難，對“名教綱常”提出了最尖銳的現代批判。

大乘佛學。譚嗣同圍繞“轉識成智”進行認識論層麵的論述，把《大學》八義(yi)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yu) 唯識宗八識“眼、耳、鼻、舌、身、意、意根、阿賴耶”對應，得出儒、佛同理的結論。又以公羊三世說衡量三教，則儒教為(wei) 據亂(luan) 世之君統，耶教為(wei) 升平世之天統，佛教為(wei) 太平世之元統。有意識地利用多種思想資源進行論述。

西學思想。《仁學》創作於(yu) 此變革時期，譚嗣同引入一些科學語匯闡釋自己所構建的概念體(ti) 係，更有利於(yu) 喚起知識分子的注意和共鳴，進而使自己的思想更好地被其理解、接納。通過“借勢”與(yu) “旁征博引”，譚嗣同構建出其心目中救亡圖存的終極目標與(yu) 行動綱領。

《譚嗣同全集》,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1954年。

二、譚嗣同未能成行的“日本之行”（見於(yu) 即將出版的《譚嗣同年譜長編》）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張之洞致電陳寶箴，請其從(cong) 湘省選派一人與(yu) 湖北所派人一同赴日。此次赴日行動當屬保密，未攜帶官方文書(shu) ，使日目的在於(yu) 考察日本學校，並計劃派遣留學生前往日本學習(xi) 。正月二十一日，譚嗣同複信劉世珩，信中言及自己遲到，父親(qin) 譚繼洵不讓他再去日本，所以未能成行。正月底，譚嗣同到達漢口，他會(hui) 見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宮太郎三位日本外交官，談及中日關(guan) 係以及加強中日之間聯係，日使表達希望譚嗣同赴日之意願。三月十四日，張之洞致電陳寶箴，催促其派員赴日，並言及譚嗣同有事難以分身，不能赴日，建議派黃忠浩赴日。三月十五日，陳寶箴致電張之洞，稱黃忠浩難以分身，姚錫光表示可以不另派員赴日。期間，譚嗣同一直在等候赴日之令，得知消息後，他在致夫人李閏信中言及：“東(dong) 行須俟姚錫光（石泉）電，大約可以不去矣。”然而根據日本防衛省國家防衛研究所所藏的陸軍(jun) 省大日記《外國人接待用品支辦的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可看出日方接待名單上已有譚嗣同及姚錫光在冊(ce) 。其中原因，有待進一步探究。

《譚嗣同全集》增訂本，方行、蔡尚思整理，中華書(shu) 局，1981年。

評議人發言

吳仰湘（湖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

這是一次非常有意義(yi) 的學術活動，感謝海斌教授的策劃，讓我們(men) 能夠與(yu) 譚嗣同研究的兩(liang) 位年輕學者以及諸多關(guan) 心譚嗣同、湘學的聽眾(zhong) ，有一個(ge) 非常好的交流。我個(ge) 人對譚嗣同沒作專(zhuan) 門研究，隻是讀博時翻過《譚嗣同全集》，看了一下《仁學》，當時覺得內(nei) 容很複雜，不容易理解。譚嗣同及其《仁學》，在曆史上很有影響。梁啟超把他稱作“晚清思想界的彗星”，雖然生命短暫，卻以耀眼的光芒劃過曆史的夜空。《仁學》則堪稱近代史上兩(liang) 部奇書(shu) 之一，另一部即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這兩(liang) 本書(shu) 成稿後，一度隻在師友間秘密流傳(chuan) ，在內(nei) 容上也有很多相似處，因此將二者放在一起研究，是非常有意義(yi) 的。

玉亮、維欣兩(liang) 位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不少工作。我把《仁學》的匯校本與(yu) 2018年新編《譚嗣同集》中的文本，稍微對讀了一下，發現這次工作有很多繼承的地方，也有一些超越的地方。簡單來說，這次的《仁學》匯校，有三個(ge) 方麵的成績值得注意：

第一，糾誤。這次匯校，對以往通行的《仁學》不同版本的文字錯誤，做了一次比較全麵的糾正。維欣和玉亮在2018年新編《譚嗣同集》中，已經做了部分工作，這次糾正得更為(wei) 徹底。這是最大的成績。限於(yu) 時間，我就不說具體(ti) 的事例。

第二，補闕。也就是對底本文字的訛、脫、衍、倒等，做了校勘、訂正。這次作為(wei) 底本的《亞(ya) 東(dong) 時報》本，一般讀者是難以見到的。現在經由兩(liang) 位學者的工作，把《亞(ya) 東(dong) 時報》本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為(wei) 學界開展相關(guan) 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他們(men) 在上次新編《譚嗣同集》時，還沒有拿到《亞(ya) 東(dong) 時報》版的全本，這次匯校則彌補了上次的缺憾。

第三，考異。也就是把《仁學》各版本的文字差異，都給呈現出來了。《仁學》不同版本間的文字差異，其實是值得作文章的。匯校本附錄的幾篇文章，已涉及這個(ge) 問題。對不同版本文字異同的羅列，看起來很枯燥，但是有心人認真作對校，是能發掘出有效信息的。所以考異作為(wei) 匯校本的第三個(ge) 成績，也是很值得肯定的。

當然，在以上表揚外，我覺得也有可以斟酌的地方。兩(liang) 位整理者看到，《亞(ya) 東(dong) 時報》本有可能是《仁學》原稿或初稿，所以用作底本，基本上呈現出《仁學》的初始麵貌，能夠反映譚嗣同思想的本來麵目，從(cong) 學術思想史上來說，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不過我個(ge) 人覺得，若從(cong) 曆史文獻的整理來說，應以最好的版本作底本，而《亞(ya) 東(dong) 時報》這一版本並不是最優(you) 的，作為(wei) 底本是有缺憾的。因為(wei) 兩(liang) 位整理者想更多地呈現相關(guan) 曆史信息，在匯校中對《亞(ya) 東(dong) 時報》版每一個(ge) 有改動的地方，都做了校記。但我感覺到，這在整理中會(hui) 有點矛盾。一方麵想盡量呈現《亞(ya) 東(dong) 時報》本的原貌，另一方麵又想在這個(ge) 基礎上，形成一個(ge) 迄今為(wei) 止最完善的文本。像有些地方明顯可見《亞(ya) 東(dong) 時報》本是錯誤的，根據其他版本直接改過來了；也有一些地方，《清議報》本明顯勝過《亞(ya) 東(dong) 時報》本，做了校記，但沒有改過來。這種矛盾怎麽(me) 去處理？可以見仁見智。我覺得要實現兩(liang) 全其美，是不太好處理的。要是我來做的話，就把《亞(ya) 東(dong) 時報》本原封不動地拿出來，同時通過校記方式，把它的優(you) 劣、是非以及和其他幾個(ge) 早期版本的異同反映出來。

與(yu) 此相關(guan) ，還有一點，因為(wei) 中華書(shu) 局版《仁學》非常權威，流行很廣，現在根據《亞(ya) 東(dong) 時報》本，看到中華書(shu) 局版某些分篇並不合理，卻沒有作改動。也就是說，這次匯校在分篇上，是維護中華書(shu) 局版原貌的。我個(ge) 人則傾(qing) 向依據《亞(ya) 東(dong) 時報》本，把它的分篇也原樣呈現出來，做出一個(ge) 新的版本，不妨和中華書(shu) 局版並行。

玉亮剛才提到，皮錫瑞在日記裏，記載有他初次看到《亞(ya) 東(dong) 時報》本《仁學》的評議。我曾經和玉亮談過這個(ge) 事情。我過去看皮錫瑞日記，是順著他的說法去思考，懷疑《仁學》在刊行中，可能被梁啟超等人作了手腳，有所竄改。為(wei) 什麽(me) 有這樣的假定呢？因為(wei) 我看譚嗣同1898年的一些文字，和《仁學》中展現出來的思想麵貌，反差很大。皮錫瑞對《仁學》的初次反應，也是根據他當年和譚嗣同交往、共事而形成的認識。這次翻讀《仁學》匯校本，特別是看到《亞(ya) 東(dong) 時報》本和《清議報》本在文字、思想上的差別比較小，那梁啟超、唐才常不約而同地把《仁學》公布於(yu) 世的時候，應該不會(hui) 私下商量，同時對原稿作取舍，把自己當時的思想假托到譚嗣同身上吧？這是我看了匯校本後，對皮錫瑞當年的疑問有了一點新思考。

《皮錫瑞日記》，吳仰湘點校，中華書(shu) 局2020年

至於(yu) 《仁學》體(ti) 現出來的譚嗣同思想，與(yu) 他1898年投身維新變法的行動之間，為(wei) 何有那麽(me) 大的差距？我想應該放在晚清曆史劇變的大背景下來理解。在曆史劇變之下，一些優(you) 秀人物思想複雜，和他的行動之間沒有必然關(guan) 聯，其實也不足為(wei) 奇。譚嗣同到底主張維新改良，還是主張革命，甚至思想上有反滿的苗頭？在這個(ge) 問題上，他應該是處於(yu) 一種混沌的狀態。我注意到維欣介紹《仁學》成書(shu) 過程時，引梁啟超1897年《變法通議》，說他吸收了《仁學》稿本裏麵的一些思想。我覺得，梁啟超1897年寫(xie) 《變法通議》時，可能比較多地吸收《仁學》中講變革、維新的內(nei) 容，而在主編《清議報》、刊印《仁學》的時候，他比較多地重視書(shu) 中宣揚激進革命、“衝(chong) 決(jue) 網羅”的思想主張。

總之，《仁學》匯校本推出後，雖然難免有小遺憾，但對學界重新研究《仁學》、研究譚嗣同思想，以及推動晚清政治思想研究，都是非常有意義(yi) 的。

王夏剛（大連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因為(wei) 《仁學》匯校本是一個(ge) 很下功夫的事情。玉亮和維欣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做這樣的事情，特別的難能可貴。剛剛介紹的時候，沒有對匯校本的文本結構作分析。我簡單地說一下。

一、《仁學匯校本》內(nei) 容

匯校本以《亞(ya) 東(dong) 時報》作為(wei) 底本，通校《清議報》本、國民報社本、《清議報全編》本，詳細列具文字異同，段落分歧及取舍，反映了《仁學》傳(chuan) 播過程中的多重細節，為(wei) 進一步研讀《仁學》、研究譚嗣同的思想提供了好的本子。這個(ge) 很下功夫，當時中華書(shu) 局在校《仁學》的時候，出現了一些不一致的情況、一些缺失。匯校這個(ge) 事情，是需要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的。這是一個(ge) 比較重要的貢獻，在取舍方麵，匯校本比較了文字異同，這幾個(ge) 本子的文字有一些不同，大部分還是相同的。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不同版本，會(hui) 存在段落的分歧呢？有學者指出《仁學》是47篇，有的寫(xie) 成是50篇。匯校本特意把各版本分篇的不一致標識出來，為(wei) 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還有一點，《仁學》比較難讀，它有哲學、佛教、西學方麵的術語，有關(guan) 於(yu) 莊子學說、相對主義(yi) 的內(nei) 容。在這種情況下，對段落進行概括，有利於(yu) 讀者進一步理解。我當時也想做這個(ge) 工作，但發現譚嗣同在寫(xie) 每一段落時，有的段落圍繞一個(ge) 中心，有的則沒有，這個(ge) 較難解決(jue) 。我看維欣是比較好地解決(jue) 了這個(ge) 問題，使用關(guan) 鍵詞，概括篇章的內(nei) 容大意，簡明扼要，要言不煩。

匯校本附錄有很多文獻，比如梁啟超《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還有其他日記、著作的《仁學》評論資料，列舉(ju) 各家評說，讓讀者了解到該書(shu) 在思想史上的反響。附錄張玉亮的三篇論文，對匯校《仁學》的前因後果進行了總結。如《亞(ya) 東(dong) 時報》本，應是根據唐才常所藏《仁學》底本刊行。還有《清議報》刊布《仁學》屢刊屢停的原因，玉亮提出了和狹間直樹先生不一樣的觀點。在材料比對、文字正誤等方麵，運用了版本學、文獻學和書(shu) 法學的知識，使一些認識更加明晰。

王夏剛著：《譚嗣同與(yu) 晚清社會(hui) 》，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5年

二、《仁學》形成史

讀的過程中，我也思考了一些問題。比如說譚嗣同思想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一個(ge) 變化。也就是說，他在《仁學》中激烈地反對君主製度；在湖南維新的時候又是不同的狀態；光緒帝讓他進京，又是那樣的義(yi) 無反顧。這樣一種矛盾心態，我想和他個(ge) 人際遇有很大關(guan) 係。寫(xie) 《仁學》時，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家國兩(liang) 愁絕”。在學問上，像《北遊訪學記》對他心態的描述，覺得沒有任何的出路。在這種情況下，就容易理解，為(wei) 什麽(me) 產(chan) 生一些激進的主張。當時他想參與(yu) 維新團體(ti) ，比如強學會(hui) ，但是沒有人來邀請他。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寫(xie) 作了《仁學》。我們(men) 知道，《北遊訪學記》其實是《仁學》的前作，他講的一些觀念，在《仁學》好多章節都有所體(ti) 現。到後來，他相當於(yu) 進入了一個(ge) 圈子，就不像原來那樣覺得無所出路。在湖南維新時，他和師友往來；在南京時，也和上海的維新團體(ti) 有所接觸。也就是說，《仁學》是他在一種很困頓的時候寫(xie) 出的作品，在這樣的情況下，容易激進。這是我的一個(ge) 想法。

當然，《仁學》產(chan) 生過程，也受到師友啟迪。他向老師匯報自己的一些思考。他和唐才常、汪康年的書(shu) 信，也對《仁學》寫(xie) 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仁學》裏的一些問題，他與(yu) 梁啟超、夏曾佑、宋恕進行了討論。當時也和西方人傳(chuan) 教士有過一些交流。這可以說，以上構成他寫(xie) 《仁學》的一個(ge) 背景和人生際遇。

關(guan) 於(yu) 《仁學》知識淵源，經常說雜糅。雜糅是變態，還是常態呢？我認為(wei) ，雜糅更多的是在學問饑荒時代的普遍現象。《仁學》中體(ti) 現了將多種學科結合在一起的一種嚐試。在這方麵，如何進一步研究？很多人講晚清思想、晚清曆史，現在需要“深耕”。怎樣對《仁學》進行深耕呢？玉亮提出了一些觀點，倒是可以做一些思考。比如說《仁學》的讀者，有梁啟超。梁受了《仁學》哪些方麵的影響？譚嗣同本人在《仁學》裏構建了一個(ge) 體(ti) 係，在這中間，矛盾在哪裏？他的這些思想淵源又在哪裏？有聽眾(zhong) 提問說，譚嗣同有沒有讀過嚴(yan) 複的《天演論》。從(cong) 目前的書(shu) 信看，沒有直接反映。書(shu) 信裏，他說讀過一本進化論的書(shu) ，叫《物類宗衍》。譚嗣同說，這本書(shu) 講的是“爭(zheng) 自存宜遺種之說”，即物類競爭(zheng) 。《物類宗衍》、佛學書(shu) 籍和傅蘭(lan) 雅、李提摩太的一些書(shu) ，怎麽(me) 來影響了譚嗣同思想的形成？我覺得可以做一些深入探索。

關(guan) 於(yu) 《仁學》版本，張玉亮提出《清議報》第85期有《新刻譚壯飛先生仁學全書(shu) 出售》廣告。《國民報》第4期也刊登此廣告，略去末句。兩(liang) 個(ge) 月後的10月，國民報社本就問世了。玉亮認為(wei) ，這是第一版的《仁學》版本，我覺得還需要斟酌。這裏寫(xie) “明治三十四年十月”，即1901年的10月印刷，但是梁啟超在《新民叢(cong) 報》創刊號說：“故瀏陽譚嗣同遺著，橫濱清議報館印，東(dong) 京國民報社再印。”而我們(men) 沒有發現清議報館印的《仁學》版本。隻能說東(dong) 京的國民報社本，是我們(men) 現在發現的最早版本。至少從(cong) 梁啟超在《新民叢(cong) 報》上說的話來看，應該說還存在一個(ge) 最早的清議報本。

三、《仁學》的反響

匯校本提到章太炎對《仁學》的評價(jia) 問題。我認為(wei) ，當然有感情方麵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是學理上的考量。最關(guan) 鍵的，《仁學》裏麵很多的“排荀”言論，對荀子的攻擊。章太炎當時認為(wei) 自己的儒學“以孫卿為(wei) 宗”，尊崇荀子。這可能是他對《仁學》不滿意、提出批評的重要因素。《仁學》裏說荀學是“鄉(xiang) 願”，“大盜”也就是專(zhuan) 製製度，利用鄉(xiang) 願，而“鄉(xiang) 願工媚大盜”（第29篇）。這當然和章太炎的觀點是不一致的。

譚嗣同在孔學發展史上，提出一個(ge) 很有意思的現象，不僅(jin) 他一個(ge) 人，廖平、康有為(wei) 也有這樣的想法，他們(men) 認為(wei) 孔學是包括儒學的，儒教是包含很多學派的。譚嗣同認為(wei) ，孔教早期包括最重要的兩(liang) 派，是孟子和莊子。但是這兩(liang) 派都沒有傳(chuan) 下來，反而是荀子一派傳(chuan) 了下來。荀學傳(chuan) 下來以後，反而喪(sang) 失了孔教最根本的精華，用倫(lun) 常兩(liang) 個(ge) 字，作為(wei) 孔教的真諦。我認為(wei) 這是章太炎批評仁學的一個(ge) 原因。

還有一個(ge) 原因，就是章太炎對“不生不滅，故無生死”的批評。在《菌說》裏麵，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其實是批評譚嗣同的。章太炎認為(wei) ，看輕生死雖然可以在革命方麵變得很執著，可以“振怯死之氣，泯小智之私”，但在學理上，他是不認同的。當然，對於(yu) “不生不滅”，梁啟超是有積極評價(jia) 的。這是我補充的一些章太炎對於(yu) 《仁學》評價(jia) 的材料。

最後，維欣提到《譚嗣同年譜長編》的兩(liang) 則材料，戴老師讓我做一下點評。一個(ge) 是捐納，應該說譚嗣同開始的時候，出身是捐的。但捐納和保舉(ju) 是並行的。因為(wei) 清代候補官太多，如何盡快地實授，許多官員子弟，有一些渠道，希望有人可以來保舉(ju) 。這樣既捐納，又保舉(ju) ，在官場上能夠走得快一些。這些候補官，朝廷也是進行考核的。當時劉坤一在私信裏講到，大員子弟其實也是不太好安置的。第二個(ge) 就當時譚嗣同去日本，他確實很急切想到日本去。但是他為(wei) 什麽(me) 沒有成行呢？在個(ge) 人書(shu) 信裏，是講父親(qin) 阻攔不讓他去。實際情況的話，還是有些曲折。現在材料說明，至少湖廣總督張之洞是計劃派他去的，他在日本的接待名單裏排第一位，是比較重要的。但是這個(ge) 中間，為(wei) 什麽(me) 沒有成行，如果能再收集一些材料的話，也可以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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