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漢民】民性:湘人的氣質之性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21-07-15 10:24:03
標簽:民性、湘人
朱漢民

作者簡介:朱漢民,男,西曆一九五四年生,湖南邵陽人,現任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曾任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院長二十多年,推動了嶽麓書(shu) 院的現代複興(xing) 。著有《玄學與(yu) 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湖湘學派與(yu) 湖湘文化》《經典詮釋與(yu) 義(yi) 理體(ti) 認》、《儒學的多維視域》等。

民性:湘人的氣質之性

作者:朱漢民

來源:《求索》2014年

 

提要

 

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在曆史上被稱之為(wei) “湖南人之性質”或“湖南人底精神”。湖湘“民性”與(yu) “士習(xi) ”的滲透與(yu) 融合,導致一大批兼有民性的強悍意誌與(yu) 士氣的道義(yi) 精神的湖湘士人群體(ti) 崛起。

 

本公眾(zhong) 號將從(cong) “什麽(me) 是人的'精神氣質'”、"民性:湘人的氣質之性"、"士氣: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組合"四個(ge) 篇章依次推出朱漢民教授的《湖湘人士的精神氣質與(yu) 文化基因》論文,以饗讀者。

 

湖湘士人是湖湘文化創造的主要承擔者。湖湘士人創造出的湖湘文化成果體(ti) 現為(wei) 兩(liang) 種形態:一種客體(ti) 化的文化觀念形態,主要體(ti) 現為(wei) 湖湘哲學、宗教、倫(lun) 理、政治、文學、藝術、科技、教育等觀念文化形態;另一種是主體(ti) 化的文化心理形態,即本文討論的精神氣質形態,主要包括人格化的文化心理、性格氣質、審美趣味、價(jia) 值取向等等。

 

從(cong) 屈原到王船山,從(cong) 曾國藩、左宗棠到譚嗣同、唐才常,從(cong) 黃興(xing) 、蔡鍔到毛澤東(dong) 、蔡和森,湖南地區的士人群體(ti) 一直引起學術文化界的廣泛關(guan) 注和高度讚揚。特別是近代以來,湖湘人材群體(ti) 在国际1946伟德與(yu) 政治事功兩(liang) 個(ge) 方麵卓有成就,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化的曆史進程和發展風貌。雖然湖湘士人所開創的政治事功成為(wei) 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閃光點,但是最能引發人們(men) 崇敬的心情、濃厚的興(xing) 趣、熱烈的讚譽的,還是湖湘士人身上表現出來、十分有特色並具有人格魅力的“精神氣質”。

 

2《湖湘人士的精神氣質與(yu) 文化基因》之《民性:湘人的氣質之性》

 

由於(yu) 精神氣質是由“精神”與(yu) “氣質”兩(liang) 層涵義(yi) 構成的,所以我們(men) 首先考察湘人的“生理—心理”意義(yi) 的“氣質”層麵。曆史文獻對此有較多的描述,史書(shu) 上往往稱之為(wei) “民風”、“民性”。

 

本土“湘人”的來源如果往上追溯,是所謂的“南蠻”。在古代經史文獻中,中國分為(wei) 東(dong) 、西、南、北、中等不同地域,並有不同部族和不同的氣質、性情與(yu) 風俗,對於(yu) 南方的部族,包括《禮記》在內(nei) 的各種經史文獻統稱之為(wei) “蠻”或“南蠻”。其實,“蠻”不是某一個(ge) 部族的專(zhuan) 稱,而是南方非華夏民族的各種部族的泛稱,在不同曆史時期,“蠻”往往與(yu) 不同部族、地名連用。如在堯舜時代,“蠻”與(yu) “三苗”部族連用,稱“苗蠻”;春秋戰國時期,“蠻”與(yu) 楚族連用,稱“楚蠻”;秦漢以後,“蠻”又與(yu) 湖南各地名連用,分為(wei) “長沙蠻”、“零陵蠻”、“武陵蠻”,即指這些地區非漢族的少數民族人,人們(men) 將其通稱為(wei) “諸蠻”。討論湖南地區的蠻族群體(ti) 十分重要,因為(wei) 曆史文獻所記載的湖南人的精神氣質、文化性格等等,均與(yu) 湖南地區的蠻族血統及文化傳(chuan) 統有關(guan) 。

 

如果沿著曆史長河往前追溯,湖南地區的土著部族可追溯到“三苗”部族。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即堯、舜、禹時期,湖南地區的土著部族稱之為(wei) “三苗”。在先秦至秦漢的曆史文獻中,均有大量關(guan) 於(yu) 南方地區的三苗部族與(yu) 中原地區堯、舜、禹的部族之間的軍(jun) 事衝(chong) 突。“三苗”本是一個(ge) 由諸多部族結合的部落集團,活躍於(yu) 長江中下遊地區,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wei) 亂(luan) ……放驩兜於(yu) 崇山以變南蠻。”後來學者認為(wei) 這裏所說的“崇山”現在湘西大庸。地方誌記載:“驩兜墓在崇山,舜放驩兜於(yu) 此,死後遂葬於(yu) 山上。”[1]這就是所謂“苗蠻”的來源。人們(men) 稱堯舜禹時期湖南的土著部族為(wei) “有苗”、“苗蠻”等。

 

苗蠻部族的性格、氣質普遍表現得驍勇、剛強、自慠。人的氣質、性格往往通過其社會(hui) 交往的行為(wei) 方式體(ti) 現出來。各種曆史文獻中,均大量記載“苗蠻”、“有苗”或“三苗”與(yu) 中原部族首領堯舜禹之間的長期而激烈的戰爭(zheng) 。為(wei) 什麽(me) 苗蠻與(yu) 中原部族之間有這樣長期的戰爭(zheng) ?《尚書(shu) ·大禹謨》稱:“有苗弗率”、“苗民逆命”;《竹書(shu) 紀年》載:“有苗氏負固不服。”另,孔穎達疏《尚書(shu) ·周書(shu) ·呂刑》雲(yun) :“三苗複九黎之惡,是異世同惡。”這些記載說明,苗蠻是一個(ge) 剛強、堅勇、自慠的族群,他們(men) 不服強大的中原部族,長期與(yu) 中原部族展開激烈、頑強的搏鬥。正由於(yu) 他們(men) 驍勇、倔強的性格氣質,故而大禹與(yu) 三苗的戰爭(zheng) 一直進行得殘酷與(yu) 激烈,據古本《竹書(shu) 紀年》記載:“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折及泉,青龍生於(yu) 廟,日夜出,晝日不出。”另外,其他曆史文獻均有關(guan) 於(yu) 大禹與(yu) 三苗之間激烈戰爭(zheng) 的記載。這均反映出苗蠻部族是一個(ge) 有著剛強氣質的部族。

 

到了商周及春秋戰國時代,湖南地區的居民主要是“荊蠻”與(yu) “楚蠻”。無疑,這個(ge) 時期的荊蠻、楚蠻與(yu) 堯舜時代的有苗、苗蠻有著曆史淵源關(guan) 係,有苗、苗蠻的後裔是荊蠻、楚蠻族群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楚武王熊渠為(wei) 什麽(me) 會(hui) 自己聲稱:“我蠻夷也,不與(yu) 中國之號諡。”[2]他明確將自己的族群歸之於(yu) 南方的蠻夷族群,並鮮明地表達了其倨慢、狂傲、強悍的氣質。無論是荊蠻,還是楚蠻,他們(men) 的氣質、性情仍然與(yu) 苗蠻有著相似性,即不像中原華夏部族形成了所謂的“文教”與(yu) “德性”的文化,而是更多地保留著其自然的性情和剛勇的氣質。他們(men) 在和中原部族的抗爭(zheng) 中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驍勇、頑強的性格與(yu) 氣質。所以,上古的文獻中常常有商、周王朝征討“荊蠻”、“楚蠻”的諸多記載,諸如“蠢爾(蠻)荊〔蠻〕,大邦為(wei) 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3]正因為(wei) 荊蠻、楚蠻具有驍勇的性格氣質,不願臣服中原王朝,才導致商、周時期諸多王朝的征討、戰爭(zheng) 。

 

而且,史籍中還有關(guan) 於(yu) 楚蠻的性格、氣質的具體(ti) 描述。《禮記·王製》談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並具體(ti) 說到這種氣質、質性體(ti) 現為(wei)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如果說中原人因受到“文教”、“德教”的熏陶而在氣質上變得柔和、凝重、遲慢的話,那麽(me) 這些楚蠻、南蠻的氣質則更多表現出原始野性的剛烈、輕剽、快速。《史記》中就有不少這方麵的記載。如《史記》載:“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wei) 甲,堅如金石;宛之钜鐵施,鑽如蜂蠆,輕利剽遫,卒如熛風。”[4]這裏所說的“輕利剽遫,卒如熛風”就是楚蠻在氣質上的輕剽、敏捷。西漢時期,人們(men) 對楚蠻的氣質、習(xi) 俗有進一步的描述。如張良對劉邦說:“楚人剽疾,願上無與(yu) 楚人爭(zheng) 鋒。”[5]又如“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luan) ,乃自古記之矣。”[6]可見,到了漢代,楚蠻的仍然保留著他們(men) 的“剽疾”、“剽勇”、“輕悍”的氣質特性,並認為(wei) 這是他們(men) 喜好並能夠與(yu) 中原王朝對抗的原因。

 

兩(liang) 漢以來,向以蠻族為(wei) 原著民的湖南開始“漢化”,依據譚其驤先生的《湖南人由來考》,漢末王莽之亂(luan) ,中原人士開始大舉(ju) 移殖荊湘,從(cong) 而開始蠻、漢雜居,曆經兩(liang) 晉、唐宋、明清等曆史時期的不斷移民,湖南才逐步形成一個(ge) 以漢族人為(wei) 主、包括多民族聚居的地區。但是,一方麵,因蠻漢通婚而使湖南的漢人中本就有著大量蠻族血緣;另一方麵,那些長期定居於(yu) 湖南的漢人,有大量又是由蠻族轉化而來,譚其驤所著《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考證了近代湖南大量漢人家族其實是秉有蠻族血統的。他還認為(wei) 清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與(yu) “蠻族血統活力之加入”,有著十分密切的關(guan) 係。當然,清代湖南人材輩出是一個(ge) 更加複雜的問題,但是湘人的生理—心理方麵特質應是與(yu) 蠻族血統有一定聯係的。

 

所以晉唐、宋元、明清以來的大量曆史文獻,在描述湖南人的氣質、性格、風俗時,更明確地肯定他們(men) 所具有的特質。如《隋書(shu) 》說:“其人率多勁悍決(jue) 烈,蓋亦天性然也。”[7]即認為(wei) 其蠻族的“天性”,具有“勁悍決(jue) 烈”的氣質、性格,與(yu) 先秦、秦漢的苗蠻、楚蠻具有相以的氣質。這一說法不斷得到後人的讚同、響應。如宋朝祝穆著《方輿勝覽》講到“湖南路”時亦說:“長沙卑濕,其人勁悍決(jue) 烈”。[8]在明清時期的諸多文獻中,除了認同《隋書(shu) 》關(guan) 於(yu) 湘人的“勁悍決(jue) 烈、天性然也”的描述外,還增加了許多意思相近、內(nei) 涵更豐(feng) 富的論述。如明代有人說:“長沙故大郡,地廣物眾(zhong) ,統屬邑十有二,其人勁悍決(jue) 烈,尚勇而好爭(zheng) ,非得疏通練達介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9]除繼續保留“勁悍決(jue) 烈”外,還增加了“尚勇而好爭(zheng) ”。在明清時期湖南各地州府縣邑的方誌中,到處都可以看到“人性悍直”、“勁直任氣”、“其俗慓悍”、“任性剛直”、“其俗好勇”、“勁悍尚訟”、“尤尚力氣”等方麵的記載。可見。湘人的尚勇、好鬥、任氣、悍直等特征,確是一個(ge) 比較普遍的特征。

 

由上可見,從(cong) 苗蠻、楚蠻到諸蠻、湘人,他們(men) 的氣質似乎有著前後相承、內(nei) 在相似的特質,就是均表現出剽疾、勇悍、任性、勁直、尚氣等主要特質。這種“氣質”是如何形成的呢?學者們(men) 有多種解釋。一種認為(wei) 與(yu) 蠻族血緣有關(guan) ,前述譚其驤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另外一種認為(wei) 是地理環境,中國古代曆史文獻能找到相關(guan) 的論述,強調由於(yu) 地理環境的不同,各個(ge) 地域會(hui) 有不同的氣質的差異。在中國傳(chuan) 統典籍中,早已經對不同自然地理下的不同生理氣質特點作過論述。如《禮記·王製》論述說: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製,衣服異宜。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0]

 

《禮記》作者認為(wei) ,由於(yu) 人們(men) 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環境,故而形成了不同的風俗民情、氣質之性。這裏所說的“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所說的正是不同的地理環境而導致不同的地域性氣質或性格的差異。而湖南的民性之所以倔強、剽疾、尚氣,亦與(yu) 湖南的地理環境有關(guan) 。曆史上曾有不少學者提倡這種觀點,民國時期著名學者錢基博亦認為(wei) :“湖南之為(wei) 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疊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wei) 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yu) 倔強。”[11]他明確將湖南人的氣質、“民性”歸之於(yu) 地理環境。

 

上述從(cong) 蠻族血統、地理環境方麵的解釋,均屬於(yu) 從(cong) 自然條件來說明民性與(yu) 氣質的來源。另外還有一種社會(hui) 條件的解釋,即從(cong) 社會(hui) 曆史條件的變化來說明湘人氣質的形成。譬如有學者強調,要考察民風的曆史演變過程,關(guan) 鍵在於(yu) 人文環境的變遷。張偉(wei) 然認為(wei)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文環境出現衍化。人地關(guan) 係趨於(yu) 緊張,生存競爭(zheng) 漸次加劇,故民風還步得以嬗遞。”[12]應該說,從(cong) 人文環境的變化來說明湖南的民性、氣質的形成,亦有著相當的說服力。但是,考慮到人的氣質的形成是一種生理與(yu) 心理、自然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過程,所以,我們(men) 仍然主張從(cong) 自然條件(血緣與(yu) 地理)與(yu) 社會(hui) 條件的結合,來考察湘人氣質、湖南民性的形成。

 

注釋:
 
【1】明萬曆《慈利縣誌》卷十二。
 
【2】【漢】司馬遷:《史記》卷40,《楚世家第十》,中華書局,1999年,第1692頁。
 
【3】陳戍國:《詩經校注·采芑》,嶽麓書社,2004年,第220頁。
 
【4】【漢】司馬遷:《史記》卷22,《禮書第一》,中華書局,1999年,1164頁。
 
【5】【漢】司馬遷:《史記》卷55,《留侯世家第二十五》,中華書局,1999年,第2046頁。
 
【6】【漢】司馬遷:《史記》卷118,《淮南衡山列傳》,中華書局,1999年,第3098頁。
 
【7】【唐】魏征:《地理下》,《隋書》卷31,中華書局,1973年,第897頁。
 
【8】【宋】祝穆:《湖南路》《方輿勝覽》卷23,中華書局,2003年,第410頁。
 
【9】明】金幼孜:《贈歐陽太守長沙序》,《文靖集》卷7,《文津閣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244-556頁。
 
【10】【清】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2010年,第358-359頁。
 
【11】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12】張偉然:《湖南曆史文化地理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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