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要為(wei) 政治導航

——東(dong) 海客廳論學術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五月十一日己亥

          耶穌2021年6月20日

一

“學術要為(wei) 政治服務”的觀點極端錯誤。持這種觀點，欲不淪為(wei) 學術鄉(xiang) 願和政治之奴，不可能也。學術為(wei) 政治服務，必然導致學術和政治共同惡化，極易導致人道災難。所有極權主義(yi) 的災難，既是政治之禍，也是學術之禍。古今中西所有極權暴政背後，必有相應學術的支持和導向。

決(jue) 定一個(ge) 國家的命運的三要素是，意識形態、政治製度和領導集團。其中意識形態又是第一要素，對於(yu) 政治製度的性質和領導集團的品質具有決(jue) 定性作用。意識形態就是學術的核心和核心的學術。

三要素的優(you) 劣又與(yu) 社會(hui) 共業(ye) 正相關(guan) 。共業(ye) 惡劣的社會(hui) ，正人君子被逆淘汰，良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就建立不起來，勉強建起來也穩不住。而意識形態對於(yu) 社會(hui) 共業(ye) 的影響非常重大，甚至具有決(jue) 定性。

例如，儒學導出來的就是儒家社會(hui) ，佛學導出來的就是佛教社會(hui) ，耶教導出來的就是耶教社會(hui) ，伊教導出來的就是伊教社會(hui) ，人本主義(yi) 、自由主義(yi) 導出來的就是自由民主社會(hui) 。故可以說，主體(ti) 性、主導性的學術對於(yu) 社會(hui) 具有決(jue) 定性影響。

百年浩劫就是肇端於(yu) 學術思想和意識形態。清末民初影響中國的三大主要思想是民主、科學和進化論。但經過啟蒙派上躥下跳的努力，異化成了民主主義(yi) 、科學主義(yi) 和曆史進步論，或與(yu) 馬列主義(yi) 的民主平等和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一拍即合，或與(yu) 唯物史觀的“曆史五階段論”不謀而合。

百年來中國就是為(wei) 學術所誤。民國知識分子頗受尊重，名家成群，或有一定政治地位，或有相當社會(hui) 影響。奈何它們(men) 大多未能發揮正麵作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yu) ；道援外行，招禍內(nei) 行；救民不行，害國很行。根本原因就在於(yu) 国际1946伟德。

二

以胡魯為(wei) 代表的五四啟蒙派，越啟蒙，人民越蒙昧；越愛國，國家越無道，內(nei) 憂外患越深重，直到天翻地覆。根本原因在於(yu) 他們(men) 思想不良，學術不端。他們(men) 所謂的愛，不僅(jin) 空洞虛妄、沒有根基而不可持續，而且充滿邪氣和破壞性，最容易被野心家陰謀家利用，與(yu) 極權主義(yi) 一拍即合。

東(dong) 海批胡辟魯至少十幾年，但一直主張把胡魯適當區別開來。胡是愚氓猶可訓，魯為(wei) 鬼蜮必成災。胡不妨為(wei) 儒家之盟友，可亦破亦收，適當肯定；魯純屬中華之亂(luan) 賊，應隻破不收，一打到底！

東(dong) 海尚未能出版的《中華曆史精神》一書(shu) ，辟專(zhuan) 章批判魯迅，指出魯迅錯誤很多，大錯有五：一、“民族劣根性論”是對中華民族的誣蔑；二、“仁義(yi) 道德吃人論”是對儒家文化的詆毀；三、譏刺孔子是對中華聖賢的攻擊；四、“人肉筵席論”和“兩(liang) 個(ge) 時代論”說是對中華曆史的惡意抹黑；五、讚肯蘇俄。

其思想五大錯，即文化五大罪！故對魯迅來不得絲(si) 毫客氣。百年知識群體(ti) 無知無畏者眾(zhong) ，魯迅又是其中之最。其欺騙性之大，危害性之深，煽動性之烈，在百年知識群體(ti) 中名列前茅乃至最前茅。其思想特別方便極權主義(yi) 利用，無底線的雄主利用它來挑起內(nei) 鬥和改造社會(hui) ，無骨頭的賤奴利用它來三幫並偽(wei) 裝硬骨頭。

魯迅棄醫從(cong) 文，是魯迅的大不幸，更是中國的大不幸。五四反儒惡潮已起，即使沒有被稱為(wei) 現代最偉(wei) 大的文學家、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魯迅，或許中國也難逃百年浩劫。但沒有魯迅的推波助瀾和赤化配合，此劫的危害程度輕些，結束時間快些，是完全可能的。有了這個(ge) 極富欺騙性煽動性的“民族魂”作祟，中華民族之魂飛散特快，回歸更難也。

故仁者必惡魯迅。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係辭上》說“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唯仁者能愛人，而魯迅們(men) 卻喪(sang) 失了愛人愛國的資格。反孔反儒，背離仁道，反掉仁德，就喪(sang) 失了仁愛的內(nei) 力和能力。東(dong) 海早就指出，愛人愛國，需要四心的擴充和學術的正確，非蒙啟派所能也。

暴君害人，無非一代數代；學術禍世，動輒百年甚至千年。例如，秦法家直接造禍戰國一百多年，間接貽害至今不息；耶教製造了西方一千年的中世紀黑暗；馬學殷鑒就在眼前，它製造的人道主義(yi) 災難，遍及大半個(ge) 地球，持續大半個(ge) 世紀。

關(guan) 於(yu) 學術和政治的關(guan) 係，正確的觀點是，學術為(wei) 政治導航，導良之導正之。儒家強調道統高於(yu) 政統，就是為(wei) 了給政治導以最正確的方向和最正義(yi) 的道路。

學術為(wei) 政治服務觀點錯誤，但也是極權社會(hui) 的邏輯必然。極權之下無學術。故學術界主流思想是否正確，既要考察學術界本身，更要考察學術界所處的社會(hui) 環境。

例如，同樣是儒家群體(ti) 儒學界，在儒家社會(hui) ，學術品質高上加高；在三民主義(yi) 社會(hui) ，品質就會(hui) 降低；在馬家社會(hui) ，品質又更低劣，甚至儒學不成界，淪為(wei) 馬家的附庸，真正的儒家思想難免被排斥、壓製和封殺。

三

論及學術，即使儒門內(nei) 部，也有高低醇雜之別。

醇指學術純正。聖賢必醇，聖人又必大醇至醇，精義(yi) 入神。韓愈稱孟子為(wei) “醇乎醇者”，東(dong) 海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程顥朱熹陽明，皆醇乎醇者也。學術不醇者，雖為(wei) 君子，不能成為(wei) 道統傳(chuan) 人，不能成就賢德，遑論聖境。韓愈又說：“荀與(yu) 揚，大醇而小疵。”這個(ge) 評價(jia) 就過高了。荀揚大疵，何醇之有。

不醇則駁雜，如荀子。程頤說：“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隻一句性惡，大本已失。”劉向序《說苑》曰：“夫學者之於(yu) 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能否“知其精微之際”，便是醇不醇之關(guan) 鍵。

又如熊十力，錢穆，牟宗三三位，都是真儒大儒，新儒家代表人物。三人中熊十力精通佛道而辟之，與(yu) 曆代聖賢醇儒不謀而同，更是以國學立場批判唯物論之第一人，然對社會(hui) 主義(yi) 認知有誤，也是一蔽。

錢穆、牟宗三對馬學非常警惕，堅決(jue) 辟斥，然對佛道和西學西製過度抬舉(ju) 。尤其是牟，佞佛佞道佞禪，曲為(wei) 佛道辯護。王財貴先生將佛道經典引入私塾，或許就是受了牟的影響。三人中，熊十力學術最高，微疵而已，錢牟皆渾雜。

苟毀苟譽，儒家大忌。評價(jia) 古今任何人物和他們(men) 的學術，都必須如理如實。我曾將王安石、蘇軾、孔明、陳寅恪這些古今名家判為(wei) 儒門雜家，他們(men) 博學而未能明辨，學術思想頗為(wei) 混雜故。不少學者包括一些儒生皆以為(wei) 苛責。何以如此定位他們(men) ，東(dong) 海有專(zhuan) 文詳說。有興(xing) 趣者可以先找來過目再批，空談無益也。

學術與(yu) 品德有別。或謂蔣慶先生對陳寅恪先生的看法與(yu) 東(dong) 海大不同。蔣慶高讚陳先生，“近世儒家學人，惟陳寅恪先生泰山挺拔，眾(zhong) 山皆小，不特堅守儒教立場，更敢以道抗勢傲位。”答：這是著眼點不同所致。蔣先生著眼於(yu) 陳的品德，讚之為(wei) 百年一人；東(dong) 海著眼於(yu) 陳的學術，斷之為(wei) 儒門雜家。雖不一致，無大矛盾。

學術與(yu) 品德既有區別又有聯係。學術進步助力品德提升，品德圓滿必然學術精醇，聖賢就是那樣的人。品德圓滿則不會(hui) 做錯事，學術精醇則不會(hui) 說錯話。所以聖賢無過。反過來，一個(ge) 思想混亂(luan) 、學術淆雜的人，其品格也往往有問題。

注意，品德好不好，大多數人都要相對而言。例如王安石，相對於(yu) 他所重用的呂惠卿、鄧綰、蔡京之流，他很正派，很好；相對於(yu) 程朱等醇儒，又毛病多多，漏洞多多。重用奸險小人，變法問題重重，後患深深，關(guan) 鍵就在於(yu) 其智不足，智不足即德不足，德智不二故。學術問題就屬於(yu) 智的範疇。

四

作為(wei) 主導性的學術，學術問題必然演變為(wei) 政治和社會(hui) 問題，王安石變法的問題，根源就在於(yu) 王安石的學術即王學。關(guan) 於(yu) 王學，我在《宋儒與(yu) 理學》一書(shu) （待出版）中有過闡說，特摘要部分於(yu) 左先睹為(wei) 快。

王安石的思想頗為(wei) 駁雜，雖於(yu) 人倫(lun) 禮義(yi) 上本諸儒家，但主儒釋調和，融匯諸子百家。我稱之為(wei) 儒門雜家。王安石創立的學派被稱為(wei) 荊公新學，又簡稱新學。該派以王安石為(wei) 首，主要成員有王安石、宋神宗、王雱、呂惠卿、蔡卞、常秩、陸佃、蹇序辰、鄧洵武、王令、龔原、許允成、沈括等。

新學以《三經新義(yi) 》及其為(wei) 釋經而作的《字說》為(wei) 核心著作。《三經新義(yi) 》中，《周禮義(yi) 》由王安石親(qin) 自訓釋；《詩義(yi) 》、《書(shu) 義(yi) 》則由其子王雱和呂惠卿等共同參與(yu) 訓釋。另外，王安石的《洪範傳(chuan) 》、《老子注》、《易義(yi) 》、《雜說》等也是新學要著。《三經新義(yi) 》成後，由官方在全國正式頒行，“一時學者，無敢不傳(chuan) 習(xi) ，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說，先儒傳(chuan) 注，一切廢不用”（《宋史·王安石傳(chuan) 》）新學成了北宋後期60年中居於(yu) 獨尊地位的官學。

新學也是心性之學，即“道德性命之學”或“性理之學”。即使反對王安石的人，也不否認其學為(wei) “性理之學”。他講性命之理表麵上仿佛與(yu) 理學無不同，所以有學者稱荊公新學“是當時理學思潮中的一個(ge) 重要學派”；侯外廬在其《中國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學”名為(wei) “道統心傳(chuan) 式的理學”，把王安石的“新學”名之為(wei) “新義(yi) 式的理學”。其實都是混扯。

新學對性命之理的解說摻雜了佛道和諸子思想在內(nei) ，根源處出了大問題。新學大問題，有二，一是對章句訓詁之學的過度否定，二是對佛道法墨三家“兼收博采”的汲取。

而且，王安石對楊墨之學和其它雜學亦多有認同，他認為(wei)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臨(lin) 川文集》卷六八《楊墨》）。在《答曾子固書(shu) 》中，王安石說：

“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shu) ，至於(yu) 《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nong) 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yu) 經為(wei) 能知其大體(ti) 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yu) 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臨(lin) 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書(shu) 》）

於(yu) 釋老申商諸子百家無不雜取，王安石真不愧是儒門一大雜家。儒家樂(le) 從(cong) 諸子之善，海納百家之優(you) ，但允執厥中、以仁為(wei) 本不動搖，在根源處貴純賤雜，嚴(yan) 防雜染。根處不純源頭有染，必然差之毫厘失之千裏。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問題重重後患深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學術出了大問題。

餘(yu) 東(dong) 海造於(yu) 廣西邕城青秀山下獨樂(le) 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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