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嗎？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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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五月初五日癸巳

          耶穌2021年6月14日

也許不少朋友都會(hui) 認為(wei) ，王安石變法失敗了。曆史研究者還總結了變法失敗的種種原因，比如王安石用人不善，宋神宗左右搖擺，保守派勢力強大，等等。

從(cong) 神宗逝世未久元祐黨(dang) 人即幾乎盡廢新法的角度來看，王安石變法確實可以說“失敗”了。但是，按同樣的邏輯，哲宗親(qin) 政後，改元“紹聖”，紹述父誌，恢複新法；徽宗以“崇寧”（尊崇熙寧）為(wei) 年號，接過父兄薪火，是不是又說明變法並沒有“失敗”呢？

可能一些朋友又會(hui) 說，靖康國變、宋室南渡之後，王安石被認為(wei) 應該為(wei) 靖康之恥負責，正是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北宋王朝的滅頂之災，宋高宗即說：“安石之學，雜以霸道，欲效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yu) 安石。”王安石及其新法被官方否定掉。可見王安石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

然而，盡管王安石在南宋時期受到批判，並被撤銷配享神宗廟庭的待遇，但直至理宗朝淳祐元年，王安石一直保持著從(cong) 祀孔廟的地位，他的新學也是南宋科舉(ju) 考試的參考學說之一。更重要的是，王安石變法的重商主義(yi) 路線仍然為(wei) 南宋政府所繼承，隻是沒有冠以王安石新法之名而已，比如脫胎於(yu) “市易法”的市易抵當庫，在南宋遍地開花；充分利用市場機製的榷賣製（間接專(zhuan) 賣）與(yu) 撲買(mai) 製（招投標），繼續風行於(yu) 南宋時期；神宗鼓勵地方官積極開拓海外貿易：“卿宜創法講求，不惟歲獲厚利，兼使外藩輻輳中國，亦壯觀一事也。”高宗也是如此，多次跟大臣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由於(yu) 龐大軍(jun) 事開銷帶來的財政壓力比北宋更加嚴(yan) 峻，南宋的財政實際上更具積極性與(yu) 擴張性，最終演化出一套以持續赤字加變相發行國債(zhai) 之法來解決(jue) 財政困境的“財政國家”模式。

海外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學教授劉子健提過一個(ge) 影響頗廣的觀點：兩(liang) 宋之際發生了一場“轉向內(nei) 在”的文化轉向，“11世紀是文化在精英中傳(chuan) 播的時代。它開辟新的方向，開啟新的、充滿希望的道路，樂(le) 觀而生機勃發。與(yu) 之相比，在12世紀，精英文化將注意力轉向鞏固自身地位和在整個(ge) 社會(hui) 中擴大其影響。它變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懷舊和內(nei) 省，態度溫和，語氣審慎，有時甚至是悲觀。一句話，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卻在本質上趨向於(yu) 內(nei) 斂。”我們(men) 觀察兩(liang) 宋曆史，確實有類似的觀感，不過我想提醒注意：劉子健所指出的內(nei) 在轉向隻是發生在南宋士大夫的觀念與(yu) 行動層麵，從(cong) 國家財稅的角度來看，兩(liang) 宋一以貫之，依然是積極的、擴張的、外向的，而不是轉向內(nei) 斂。

讓我再引述另一位漢學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曆史係教授萬(wan) 誌英的觀點：“與(yu) 秦漢帝國不同的是，宋朝的稅收體(ti) 係嚴(yan) 重依賴非直接稅收（吳按：即間接稅），其財政政策多半都是為(wei) 了利用市場而非壓製市場。……到了同樣麵臨(lin) 生存挑戰的南宋，這種與(yu) 市場發展相協調的（財政）收入最大化政策繼續盛行”。南宋時期，“以王安石變法為(wei) 代表的國家主導型改革”失去人心，“新儒家政治哲學逐漸興(xing) 起，這一派別不再支持國家驅動的製度轉型，而是強調地方領導之下的道德複興(xing) 和社區改革。盡管如此，稅收的貨幣化以及軍(jun) 需的采購市場化趨勢，仍在南宋得到進一步強化”；“流亡至南方的朝廷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廢除了多數的新法政策。但即便如此，這個(ge) 財政國家仍在繼續著強有力的存在”。

作為(wei) 財稅擴張的體(ti) 現，神宗時代的政府充滿鑄錢的熱情，在鑄錢高峰期，宋政府兩(liang) 年所造銅錢的數目便超過了明王朝兩(liang) 百餘(yu) 年的鑄錢總量。宋室南遷後，由於(yu) 大部分礦區淪陷於(yu) 金國，鑄幣量銳減，但南宋的財政政策並沒有因此轉向緊縮、內(nei) 斂，宋政府很快便建立了一套包括東(dong) 南會(hui) 子在內(nei) 的證券體(ti) 係，作為(wei) 對銅錢的替代。香港嶺南大學曆史係教授劉光臨(lin) 認為(wei) ，“宋代的會(hui) 子不是現代意義(yi) 上的貨幣，而是某種具有流通性質的政府債(zhai) 券”，他高度評價(jia) 南宋政府發行債(zhai) 券的曆史意義(yi) ：“在中國曆史上，政府向商人個(ge) 人、家族或群體(ti) 舉(ju) 債(zhai) 並不罕見，但是政府走向公債(zhai) 市場，並懂得如何維係其債(zhai) 務信用，卻是中國，也是世界財政史上開天辟地的一大突破，因為(wei) 資本主義(yi) 就是發源於(yu) 投機行為(wei) ，而國家懂得如何利用他人的投機行為(wei) 而展延債(zhai) 務，是公共金融開始得以確立的關(guan) 鍵。”

總而言之，王安石變法確立的外向型財稅體(ti) 係並沒有在南宋“轉向內(nei) 在”。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至少在宋代，王安石變法的方向並未被逆轉。

王安石變法所確立的財稅體(ti) 係是什麽(me) 時候被終結的呢？王安石變法所代表的曆史方向又是什麽(me) 時候被逆轉的呢？

是在程朱理學被尊奉為(wei) 國家意識形態的明朝朱元璋時代。明初，曾有近臣建言“當理財以紓國用”，朱元璋反駁說：“昔漢武帝用東(dong) 郭鹹陽、孔僅(jin) 之徒為(wei) 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nei) 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wei) 戒。”於(yu) 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明代史官記述此事，是為(wei) 了彰顯明太祖的明君形象，但我們(men) 今人應該超越這樣的見識。哈佛大學東(dong) 亞(ya) 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指出，朱元璋對王安石的反感絕非曆史之福：“王安石新法失敗的後果，超過過去一般讀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後明太祖朱元璋放棄第二帝國開放性的財政設施，而采取一種保守性和收斂性的體(ti) 製，與(yu) 他個(ge) 人對王安石的反感有關(gu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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