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文化的管理學屬性、範式特點及其對本土管理學之價(jia) 值研究

作者：鞏見剛 衛玉濤 高旭豔

來源：《中國文化與(yu) 管理》2020年第1卷

作者簡介：鞏見剛，大連理工大學科學學與(yu) 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IACMR會(hui) 員。研究方向：管理哲學、傳(chuan) 統管理思想。主持、參與(yu) 國家級科研項目4項；在《管理學報》《科學學與(yu) 科學技術管理》《經濟管理》等雜誌發表學術文章20多篇，出版學術專(zhuan) 著一部；多篇文章被人大複印資料、《新華文摘》等轉載。

衛玉濤、高旭豔，大連理工大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學部碩士研究生。

摘要：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是否存在自己的、真正意義(yi) 上的管理學是一個(ge) 頗為(wei) 值得研究的問題。本研究首先從(cong) 管理學形成的兩(liang) 個(ge) 必要條件入手，批駁了那些認為(wei) 管理學是西方近代工業(ye) 革命的產(chan) 物、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不存在真正意義(yi) 上的管理學的觀點，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雖是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但也有著自己的管理學。因為(wei) 傳(chuan) 統儒家文化本質上就是一門管理學。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從(cong) 學術範式的角度出發，進一步研究了儒家管理學相對於(yu) 西方管理學所具有的特點。這些特點體(ti) 現為(wei) 求道、求善、重視象思維為(wei) 代表的非理性思維以及獨具特色的經學傳(chuan) 統等幾個(ge) 方麵。這樣一種範式對於(yu) 本土管理學來說也有著獨特的意義(yi) ，體(ti) 現為(wei) 能夠為(wei) 本土管理學提供一個(ge) 代表管理應有之根本指向的管理目的或理想，能夠幫助其解決(jue) “應該做什麽(me) ”“怎麽(me) 做”“知行合一”以及走出管理理論的叢(cong) 林等幾個(ge) 方麵的問題。

關(guan) 鍵詞：傳(chuan) 統文化；範式；管理學；本土管理學；道

一、引言

西方管理思想史家雷恩在其著名的《管理思想史》中認為(wei) ，傳(chuan) 統社會(hui) “雖然出現了一些早期的管理理念，但他們(men) 很大程度上是局域的。組織可以依靠君權神授、教義(yi) 對忠誠信徒的號召以及軍(jun) 隊的嚴(yan) 格紀律進行管理。在這些非工業(ye) 的情境下，幾乎或者沒有必要創造一種正式的管理思想體(ti) 係”。受此種觀點之影響，國內(nei) 學術界有觀點認為(wei) 由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小農(nong) 經濟以及中國曆史上一直沒有發展出現代意義(yi) 上的資本主義(yi) 大工業(ye) 生產(chan) ，因此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難以說有真正意義(yi) 上的管理學。因為(wei) “人類的管理思想擺脫傳(chuan) 統經驗走向現代、科學是20世紀初期的事情”。當然，這樣一種觀點不一定是學者們(men) 普遍認同的，但國內(nei) 持有此種觀點的學者確實不在少數。由此也就激起一個(ge) 有意思的話題：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到底有沒有自己的管理學?如果有的話，它是一門什麽(me) 樣的管理學?有著什麽(me) 樣的特色?它對於(yu) 今天的中國管理學來說又有著什麽(me) 樣的意義(yi) ?對於(yu) 這樣一些問題，本土管理學界整體(ti) 而言還少有正式的研究與(yu) 討論。而這不但導致我們(men) 對中國本土管理思想認識的模糊不清，也影響了本土管理學對傳(chuan) 統管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基於(yu) 此，本研究將對相關(guan) 問題進行討論，一方麵從(cong) 理論上回答學術界之相關(guan) 疑問和爭(zheng) 論，另一方麵也為(wei) 進一步探索本土管理學與(yu) 傳(chuan) 統文化以及管理思想融合之道奠定基礎。

二、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有著自己的管理學

管理起源於(yu) 人的群體(ti) 化生活。物質、精神等方麵的共同利益和目標促使人類凝聚成群以滿足自身之需要，但群體(ti) 中的每個(ge) 人在有著共同利益和目標的同時也有著自己的利益，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個(ge) 體(ti) 與(yu) 組織之間的各種矛盾與(yu) 衝(chong) 突。為(wei) 了實現整體(ti) 的目標，組織需要將不同的個(ge) 體(ti) 組織起來並努力協調彼此之間的利益和行為(wei) ，由此也就形成了有效管理的需求。這種情況下，隻要有研究者對管理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如何才能有效管理進行深入、理性的思考就有可能創立係統化的管理思想體(ti) 係，即一般意義(yi) 上所說的管理學。當然，這在理性缺失、神權占統治地位的西方中世紀是不太可能的。一方麵社會(hui) 在整體(ti) 意義(yi) 上理性比較缺失，另一方麵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極度低下使得有效管理的需求並不明顯。因此近代以前，西方社會(hui) 在根本上缺乏催生現代管理學的社會(hui) 土壤與(yu) 條件。近代西方經過啟蒙運動以及工業(ye) 革命後，人本逐漸戰勝神本，理性逐漸戰勝迷信，原先統治西方社會(hui) 的基督教神權逐步瓦解，整個(ge) 西方社會(hui) 方才真正擁有了研究管理和組織的理性條件。同時，工業(ye) 化的展開使得整個(ge) 西方社會(hui) 開始了普遍的組織化，大批的工廠和企業(ye) 不斷湧現，使得西方社會(hui) 對有效管理和組織有了先前不曾有過的巨大需求。這促使西方社會(hui) 包括企業(ye) 在內(nei) 的各種組織，對如何才能有效管理進行了過去不曾有過的理性思考和研究，例如在18世紀以歐文、巴貝奇等為(wei) 代表的一批管理者和學者已經就如何有效管理進行過深入的研究。這樣一些研究最終導致20世紀初由泰羅等開創了現代意義(yi) 上的西方管理學。而這樣一個(ge) 曆史過程也很容易使人形成一種印象，即管理學的誕生與(yu) 西方工業(ye) 革命以及資本主義(yi) 大生產(chan) 緊密聯係在一起。西方以外的國家與(yu) 社會(hui) 缺少這樣一個(ge) 工業(ye) 化的過程，因此這些國家在曆史上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yi) 上的管理學。

但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wei) 縱觀人類曆史，理性並非現代西方社會(hui) 所獨有的。對有效組織和管理的需求也並非隻能在資本主義(yi) 大生產(chan) 的背景下才會(hui) 形成。就中國而言，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雖整體(ti) 上是小農(nong) 經濟，沒有發展出西方近代意義(yi) 上的大規模生產(chan) ，但中國社會(hui) 很早就形成了大規模的行政機構、家族以及軍(jun) 隊等社會(hui) 組織形式，很早就存在著對這些組織有效管理的旺盛需求。而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來不是一個(ge) 西方意義(yi) 上的神權社會(hui) 。理性早啟、“不語怪力亂(luan) 神”被認為(wei) 是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特點。此種情況下隻要有沉靜好思者對如何才能有效管理各種組織、如何組織開展各種大型社會(hui) 活動進行理性思考，管理學完全可能在中國傳(chuan) 統的小農(nong) 經濟中誕生。也就是說，資本主義(yi) 大生產(chan) 並不一定是促成現代管理學出現的絕對必要條件。它隻是在特殊的曆史背景下成了西方社會(hui) 探索、發展管理學的切入點。不明白其中的曆史淵源和因果關(guan) 係、將其任意推廣並由此認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沒有形成自己的管理學則值得商榷。

實際上傳(chuan) 統中國很早就開始思考如何有效管理各種組織和大型社會(hui) 活動。如前所言，中國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包括政府、軍(jun) 隊在內(nei) 的各種大型社會(hui) 組織，也一直在開展包括抵抗外敵入侵、治理水患在內(nei) 的大型政治、經濟與(yu) 軍(jun) 事活動。由此中國社會(hui) 雖然沒有發展出後來的資本主義(yi) 大生產(chan) ，但實際上很早就形成了對各類組織以及社會(hui) 有效管理的需求。在理性未啟、迷信盛行的遠古時代，巫術、暴力總是不可避免地和組織治理糾纏在一起，但是當中國社會(hui) 進入西周以後，巫術和迷信開始退場。以周公、孔子等為(wei) 代表的文化精英就開始不斷理性思考如何管理國家、軍(jun) 隊等大型組織以及治水、戰爭(zheng) 等大型經濟、政治和軍(jun) 事活動。由此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逐漸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儒家管理思想體(ti) 係。具體(ti) 而言，就是形成了以“仁”“義(yi) ”“禮”等為(wei) 核心的、有著內(nei) 在邏輯體(ti) 係的、以內(nei) 聖外王為(wei) 目的的儒家管理學說。

儒家意義(yi) 上的“禮”本質上就是與(yu) 各級組織的有效管理密切聯係在一起的。《荀子·禮論》認為(wei) ：“禮起於(yu) 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zheng) 。爭(zheng) 則亂(luan) ，亂(luan) 則窮。先王惡其亂(luan) 也，故製禮義(yi) 分之，以養(yang) 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yu) 欲，兩(liang) 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這樣一個(ge) 論述一方麵涉及“禮”的起源、本質特點；另一方麵也說明“禮”之於(yu) 有效組織和管理的重要性等，凸顯了儒家學說的管理學色彩。作為(wei)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最大的貢獻在於(yu) 將“仁”這一概念引入儒家學說，並使之成為(wei) 儒家學說的核心所在。而“仁”的提出恰恰體(ti) 現了一種理性分析的管理學精神，體(ti) 現了儒家對“仁”之管理學價(jia) 值的重視。春秋亂(luan) 世，禮崩而樂(le) 壞。孔子由此認識到為(wei) 有效治理國家和社會(hui) 僅(jin) 僅(jin) 有“禮”是不夠的。“禮”作為(wei) 一種自然法意義(yi) 上的行為(wei) 規範需要有一種更加根本的、發自人心的道德情感來支撐。所謂“禮雲(yun) 禮雲(yun) ，玉帛雲(yun) 乎哉?樂(le) 雲(yun) 樂(le) 雲(yun) ，鍾鼓雲(yun) 乎哉”的感歎，就說明了儒家關(guan) 於(yu) “仁”與(yu) “禮”相互關(guan) 係的認識理路。而當時的社會(hui) 恰恰普遍缺乏這樣一種內(nei) 在的道德情感支撐。因此孔子認為(wei) 問題的關(guan) 鍵在於(yu) “正人心”，由此提出了“仁”這樣一個(ge) 概念。在孔子看來，作為(wei) 一種情感的“仁”就是“禮”所以實現和發揮作用的感情基礎。沒有“仁”作支撐，就沒有遵守“禮”的內(nei) 在自覺，自然就會(hui) 演變為(wei) 一種形式主義(yi) 。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e) 何?”是也。而且這樣一種仁德的在場對於(yu) 組織的領導來說意義(yi) 非凡。“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拱之”“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等論述實際解釋了“仁”對於(yu) 組織管理以及有效領導的意義(yi) 。因此“仁”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和組織的有效管理和領導密切相關(guan) ，它也從(cong) 根本上說明了儒家文化的管理學本質。而“仁”“禮”之具體(ti) 提出過程所體(ti) 現出來的理論性和思維的嚴(yan) 密性，也從(cong) 根本上說明儒家管理學說絕不是一種簡單的經驗認識可以概括的，它和雷恩所說的宗教神權和暴力更是毫無聯係的。

眾(zhong) 所周知，孔子開創了中國曆史上私人講學之傳(chuan) 統。這樣一種學術傳(chuan) 統以培養(yang) “君子”為(wei) 最終目的。“君子”在現代往往被理解為(wei) 一種道德範疇。而這一概念在先秦時代則並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道德範疇。它實際指稱的是那些擁有領導才能、能夠有效管理當時各種組織或者共同體(ti) 的領導者。《左傳(chuan) 》指出“賞慶刑威曰君”。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認為(wei) “君也者，掌令者也”。《荀子·君道》則對“君”之內(nei) 涵做了詳細的闡述：“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養(yang) 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這裏“能群”以及“善生養(yang) 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等，實際指明了君子肩負的管理職能以及需要具備的領導才能等。可見儒家“君子之學”並非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道德範疇，本質還是要培養(yang) 能夠有效管理各級組織和共同體(ti) 的領導者，即所謂“內(nei) 聖”最終還是要激發出“外王”來，因此其本質是一門管理之學。就孔子自身而言，其非常重視“學而優(you) 則仕”，強調“不仕無義(yi) ”。而“仕”則意味著君子學業(ye) 有成後出來做官，參與(yu) 當時社會(hui) 各級共同體(ti) 組織的管理與(yu) 領導。而相當一部分孔門弟子，如冉有、子貢和子路等，也確實都選擇了出仕做管理者。這些都進一步說明傳(chuan) 統儒家文化的管理學屬性。

當然按照西方管理學之標準，傳(chuan) 統儒家文化難以算是一門管理學。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及其對社會(hui) 的巨大影響塑造了西方世界對於(yu) 學術的認知。西方世界中學術往往與(yu) 科學乃至狹義(yi) 的自然科學方法聯係在一起。這一點也影響到管理學。近代以來的西方管理學建立在實證主義(yi) 哲學基礎之上，受科學主義(yi) 影響至深。它以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現象為(wei) 出發點，通過理性分析和邏輯推理發現現象背後的規律並以此構建各種概念和理論，在其看來隻要管理者們(men) 掌握了這些理論和知識就能夠有效應對管理實踐所提出的各種挑戰。

相較於(yu) 西方管理學，儒家管理學在形式和本質上顯然有著很大的不同。前者以探索、構建知識和理論為(wei) 主，而後者則重在求善、求一種道德境界或智慧。但是這種不同也隻意味著中、西方對有效管理內(nei) 涵的不同理解，並不意味著前者是管理學而後者一定不屬於(yu) 管理學之行列，更不意味著其不理性、不正式。管理世界的特殊性、複雜性及其與(yu) 自然世界的本質不同，使得管理學作為(wei) 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實際有著相當的開放性。管理的實踐本質決(jue) 定了一種學說是否可以稱之為(wei) 管理學本質上並不在於(yu) 其是否具有成體(ti) 係的概念以及理論模型等，而在於(yu) 能否培養(yang) 真正的管理者並有效指導實踐。因為(wei) 學術若能反映現實世界之本質，必能對現實世界形成有效之指導，而若不能對現實世界形成有效之指導，則意味著其很可能未能反映現實管理世界之本質。因此，鄧曉芒認為(wei) ：“一旦進入大科學和中間科學，就必須超越狹義(yi) 的邏輯數學和當下的經驗，而擴展自己的範圍。對於(yu) 社會(hui) 科學來說，這個(ge) 標準被擴大為(wei)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此，一種學說隻要從(cong) 根本上有助於(yu) 解決(jue) 現實管理之問題、能夠培養(yang) 有效的管理者就應該屬於(yu) 管理學之範疇;否則，無論其中的概念和理論模型在形式上如何漂亮，都難以稱之為(wei) 真正的管理學。

以這樣一個(ge) 標準看待西方管理學，則會(hui) 發現其能否稱得上是一門真正的“學問”還存有疑問。因為(wei) 學術和實踐“兩(liang) 張皮”、難以得到實踐界的承認一直是西方主流管理學麵臨(lin) 的一個(ge) 重大挑戰。這種挑戰的長期存在，也說明西方管理學作為(wei) 一門學術在反映現實管理之本質方麵還是有所欠缺的。這也決(jue) 定了它不應該成為(wei) 評判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否有真正管理學的絕對標準。

而儒家管理學在形式上雖不符合西方主流管理學之標準，但能一直有效地指導實踐。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被廣泛用來治理國家、社會(hui) 以及其他社團組織，在培養(yang) 眾(zhong) 多傑出管理者和領導者的同時，也為(wei) 中華文明的綿延和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時至今日，儒家文化在各級管理實踐中仍有著極為(wei) 廣泛的應用。而且這種應用不僅(jin) 體(ti) 現在中國大陸、港澳台等儒家文明核心區，也體(ti) 現在日本、韓國乃至東(dong) 南亞(ya) 等國家與(yu) 地區。這說明儒家管理學雖不符合西方主流管理學之形式或者標準，但必定在根本上抓住了管理世界的本質。東(dong) 亞(ya) 地區幾千年的管理和社會(hui) 實踐已經為(wei) 儒家管理學之存在與(yu) 成立做了最好的佐證。因此否定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存在著自己的管理學是不合理的，這種否定不僅(jin) 忽視了管理學固有之開放性，也是對自身傳(chuan) 統文化之本質缺乏認識的表現。

實際上，不僅(jin) 傳(chuan) 統儒家文化有著濃厚的管理學屬性，道家、法家等也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學說體(ti) 係。以道家為(wei) 例，道家老子所強調的“無為(wei) ”“自然”以及“虛靜”等概念本質上都是和當時的國家、社會(hui) 、軍(jun) 隊等的有效管理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其根本目的是保持領導階層與(yu) 被領導階層之間關(guan) 係的陰陽平衡與(yu) 和諧，保證管理的有效性。《漢書(shu) ·藝文誌》強調：“道家者流，蓋出於(yu) 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麵之術也。”所謂“君人南麵之術”從(cong) 本質上說明道家之學問有著鮮明的領導學、管理學之屬性，隻是其有著不同於(yu) 西方管理學之外在形式而已。對此，相關(guan) 學者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管理學本質都有過一定的論述。如羅運鵬先生認為(wei) “管理乃是國學之本然”，“國學中的許多經典即是管理學經典”，而且“國學具備完備、科學的(管理)理論體(ti) 係”。這些研究也從(cong) 另外一個(ge) 角度說明，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本質上並不缺少管理學，相關(guan) 觀點所認為(wei) 的管理學是近代西方才有的、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缺少管理學的觀點值得商榷。

三、儒家管理學之範式特點

以上主要討論了傳(chuan) 統儒家文化的管理學本質問題。傳(chuan) 統儒家文化雖然在本質上是一門管理學，但是其在表麵形態上與(yu) 西方管理學相比還是有著很大差異的。西方管理學中常見的一些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等在傳(chuan) 統儒家管理學中也確實難以找尋到。這也是相關(guan) 學者難以認同其管理學身份的根本原因。而儒家管理學之所以在外在形態上不同於(yu) 西方主流管理學，根本原因乃是其相較於(yu) 前者有著自己獨特的學術範式。這種學術範式體(ti) 現了儒家對於(yu) 管理的獨特理解，也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其外在的形態以及內(nei) 容體(ti) 係等。因此接下來有必要對儒家管理學之內(nei) 在學術範式進行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wei) 隻有從(cong) 基本的學術範式入手方能全麵、深刻地認識儒家對管理的理解及其特點。而如果僅(jin) 僅(jin) 從(cong) “仁”“義(yi) ”“中庸”等具體(ti) 的思想內(nei) 容和理論出發探討儒家對管理之理解認識，則相關(guan) 探討必定是膚淺的。

“範式(paradigm)”一詞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提出並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shu) 中係統闡述的。它指的是一個(ge) 共同體(ti) 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jia) 值、技術等的集合，體(ti) 現了從(cong) 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ti) 所共同遵從(cong) 的世界觀和行為(wei) 方式。在其看來，範式是一種對本體(ti) 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承諾，是科學家集團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這些東(dong) 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學家的共同信念。“範式”之所以重要，在於(yu) 其在根本上決(jue) 定了相關(guan) 學科的發展形態及其具體(ti) 理論內(nei) 容等。例如西方管理學之所以表現出今日之學科形態、之所以發展出各種各樣的管理學理論，本質上根源於(yu) 西方管理學者有著共同遵從(cong) 的學術範式。這表現為(wei) 其都秉持實證主義(yi) 的哲學觀念；重視人的純粹理性，相信相關(guan) 邏輯推理與(yu) 數據分析方法在發現管理規律、建構管理理論中的作用；認可建構在實證主義(yi) 範式上的知識和理論能夠有效應對實踐的挑戰等。正是因為(wei) 這樣一些共識或者信念的存在，西方管理學才發展出了一係列科學化的理論、概念、模型等，並最終形成了今日西方管理學之學術形態。

儒家管理學與(yu) 西方管理學是很不相同的。這種不同根源於(yu) 儒家在最根本的學術範式上與(yu) 後者大不相同。西方管理學重視構建各種理論知識，而儒家則重視道德在管理中的根本作用，並因此形成了以求“道”為(wei) 目的、重視象思維的獨特學術範式。此種範式具有明顯的人文主義(yi) 色彩，可稱之為(wei) 人文主義(yi) 範式。具體(ti) 來說，其特點主要體(ti) 現為(wei) 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重視對形上之“道”的理解與(yu) 把握。受實證主義(yi) 以及自然科學發展之影響，西方管理學重視對管理進行分科研究。西方管理學由此出現眾(zhong) 多的分支學科。這種分科越分越細，每一個(ge) 學科都代表了一個(ge) 細分的研究領域。而所謂學術研究，就是在各個(ge) 具體(ti) 細分領域內(nei) 進行實證研究以獲得某種具體(ti) 理論知識的過程。因此，西方管理學以理論知識之發現為(wei) 主要追求。這一追求已經持續了上百年，直至今天仍然如此。而儒家管理學卻與(yu) 之有著明顯的區別。儒家並不像西方管理學那樣追求分科而治意義(yi) 上的具體(ti) 理論知識，而主要是追求貫穿於(yu) 一切組織和管理活動中的那個(ge) 普遍適用的“道”。儒家之所以重“道”不重“理論”，是因為(wei) 已意識到具體(ti) 的理論知識無論如何高深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總是與(yu) 一定的情景聯係在一起，不足以有效應對極度複雜、變化莫測的管理世界，因此儒家幾千年來一直強調“君子不器”。所謂“器”指的是有著具體(ti) 功能和形態的器物，代表了具體(ti) 、專(zhuan) 業(ye) 的技能或者理論知識。“君子不器”就是主張管理者不能做隻通曉某一方麵技能的、具有局限性的專(zhuan) 家，而是要在“技”的基礎上進一步求窮通，將對“道”的把握當成自己的學習(xi) 目標。而所謂“道”則超越了具體(ti) 的知識和理論，超越了具體(ti) 的分科領域，體(ti) 現為(wei) 宇宙人生在整體(ti) 上所必然遵循的根本法則。儒家強調君子要“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在儒家看來，“道”反映了宇宙以及人生的根本法則，對“道”的內(nei) 在把握就成為(wei) 應對複雜現實世界的根本依據。具體(ti) 到管理中來說，修“道”不僅(jin) 可以“治身”，還可以“治家”“治軍(jun) ”“治國”，乃至於(yu) “平天下”。不僅(jin) 能夠適應某一環境下的組織管理，還可以主動適應、化解組織內(nei) 外環境的變化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因為(wei) 世界萬(wan) 物本質上都根源於(yu) “道”(後世所謂“理一而分殊”就說明“道”是萬(wan) 物生存、發展之本源)。組織自身的發展變化也不例外，其以“道”為(wei) 本源，是大道運行的具體(ti) 外化。因此應對複雜的管理實踐，必以把握“道”為(wei) 根本。對“道”的把握最終會(hui) 內(nei) 化為(wei) 管理者的道德境界(所謂“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yu) 心者也”)，使其在紛繁複雜的變化中靈活應對而又不失根本，因此求“道”也就成了儒家管理學的核心所在。當然重視求道或者強調“君子不器”並不意味著儒家真的反對、摒棄具體(ti) 技能和理論知識，而是其要求作為(wei) 管理者的君子或者“士”要“由技入道”“轉識成智”，在把握具體(ti) 知識、技能的基礎上進一步躍升到智慧的層次。總之，相較於(yu) 西方，重視把握形而上的“道”是儒家管理學術範式的一個(ge) 重要特征。

第二，重視象思維為(wei) 代表的非理性思維方式之價(jia) 值。西方管理學以科學化為(wei) 目標，視知識、理論的創造為(wei) 核心任務，而知識、理論的創造又和概念的定義(yi) 、邏輯推理、歸納總結等理性思維方式密切相關(guan) 。因此西方管理學特別重視上述思維方式的運用，其本質是一種概念思維。而西方管理學意義(yi) 上的管理者培養(yang) ，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對這樣一種思維能力的訓練與(yu) 培養(yang) 。相較於(yu) 西方管理學，儒家管理學在學術範式上則以象思維這樣一種非理性思維為(wei) 基礎。所謂象思維是指在徹底開放而不破壞事物所呈現之自然整體(ti) 性的前提下，對事物進行概括，探索事物整體(ti) 規律的思維，即為(wei) 意象思維。其本質是借“象”之形式而搭建現象與(yu) 規律關(guan) 係的學說。概念化思維建立在主客二元對立的基礎之上，將所要認識的對象外在化、對象化，其本質是概念的形成與(yu) 展開。而象思維則以“象”為(wei) 中心，圍繞著“象”而展開。何謂“象”?《易·係辭上》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而象是非實體(ti) 、非概念、非對象的，也就是說那種主客二元對立、外在化、對象化的認知方式在象思維中是找不到的。象思維內(nei) 涵豐(feng) 富，其本質核心可以概括為(wei) “觀物取象”“象以盡意”，具體(ti) 體(ti) 現為(wei) 直覺、聯想、體(ti) 悟等非理性思維方式。儒家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之所以重視象思維這樣一種非理性思維，本質上是因為(wei) 其與(yu) 個(ge) 體(ti) 對形而上的“道”的理解和把握緊密聯係在一起。“道”的整體(ti) 性、形而上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西方主流的、以對象化為(wei) 特征的概念化思維在求“道”過程中的有限作用(甚至是反作用)。對象化意味著將“道”靜態化，進而加以切割式的規定，因此隻能離棄道這一萬(wan) 全之象。而象思維卻能夠在這方麵彌補概念化思維以及一般意義(yi) 上語言文字的不足。它具有動態整體(ti) 直觀的原發創生性，能夠使人在體(ti) 悟中與(yu) 宇宙一體(ti) 相通，在直覺中體(ti) 悟形而上的“道”。所謂“觀物取象”在本質上意味著一種非對象化思維，意味著觀者與(yu) 萬(wan) 物的一體(ti) 相通，跳出理性思維的束縛而形成對事物整體(ti) 、動態的把握(即所謂直覺)並通過聯想而形成關(guan) 於(yu) 事物的意象。這種意象是一種超出事物外在形象的“意”與(yu) “象”的融合，體(ti) 現了觀者更高精神層次的聯想，代表了“象的流動與(yu) 轉化”。由於(yu) “象”本身具有全息性特點，因此通過“象的流動和轉化”，個(ge) 體(ti) 有可能通過直覺和聯想進一步消解其中之意而回歸“本原之象”，體(ti) 悟到宇宙整體(ti) 之象或者“道”的本質內(nei) 涵。《易經》作為(wei) 傳(chuan) 統六經之一從(cong) 根本上體(ti) 現了這樣一種象思維。《易經》正是通過六十四卦象及其變化等來闡述宇宙萬(wan) 物變化的陰陽之道以及各種人生義(yi) 理的。而個(ge) 體(ti) 也隻有通過卦象爻辭等意象語言，才能領悟到卦象背後所要表達的那種難以言傳(chuan) 的形上之“道”，即所謂的“意”。所以才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yu) 天，俯則觀法於(yu) 地，觀鳥獸(shou) 之文與(yu)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yu)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wan) 物之情”之說。孔子也強調“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wei) ，係辭焉以盡其言”。後世相關(guan) 研究也指出“以‘象’為(wei) 核心和由‘象’展開的思維特征，在《易經》中最為(wei) 明顯也最為(wei) 典型”。而這樣一種思維及其變種在《論語》等其他一些儒家經典中也有著廣泛的應用。《論語》對很多儒家義(yi) 理的解釋和把握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觀物取象”“象以盡意”來實現的。例如“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拱之”就體(ti) 現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孔子通過借用天上眾(zhong) 星拱衛環繞北極星而運轉這樣一種動態“意象”來闡述道德所具有的領導力量以及德性的本質。這樣的例子很多，這裏不再贅述。後世學者將傳(chuan) 統文化所用之語言稱之為(wei) 象語言，就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的。總之儒家是重視象思維並以之來表達和闡述形上之“道”的。由此以象思維為(wei) 代表的非理性思維方式也是儒家管理學學術範式的一個(ge) 重大特點所在。

當然，儒家重視象思維這樣一種非理性思維方式並不意味著其否定傳(chuan) 統的、以邏輯推理、歸納總結等為(wei) 內(nei) 涵的概念化思維之價(jia) 值，隻是其認為(wei) 概念化思維不足以把握形而上的“道”而已。孔孟以後，儒家實際上越來越重視這樣一種概念化思維。荀子作為(wei)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已經體(ti) 現出對概念性思維的高度重視，在其著作中，荀子已經開始對什麽(me) 是“禮”“君”等進行客觀、精確的研究和定義(yi) 。後世宋明理學更是進一步突出了概念的定義(yi) 以及建立在概念基礎上的邏輯推理，例如《論語》中沒有進行過嚴(yan) 格定義(yi) 的“仁”被朱熹定義(yi) 為(wei) “愛之理”。但是整體(ti) 而言這種概念化思維不是儒家之主流。儒家對管理者的培養(yang) 也不是止步於(yu) 具體(ti) 知識和理論層麵，本質還是要“技進於(yu) 道”，因此其從(cong) 根本上強調象思維之運用與(yu) 根本價(jia) 值。象思維也因此而成為(wei) 儒家管理範式區別於(yu) 西方管理範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三，儒家管理學有著獨具特色、用以培養(yang) 管理者的經學體(ti) 係。儒家重視管理者對“道”的把握，而“道”則不同於(yu) 一般性的具體(ti) 知識和理論。後者的傳(chuan) 授與(yu) 把握可通過對相關(guan) 概念、模型的講述而實現。但是對“道”的把握理論上則難以通過上述途徑而實現，因為(wei) “道”本質上屬於(yu) 非名言之域，概念和模型對於(yu) 把握“道”來說作用非常有限。這使得儒家管理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不同於(yu) 西方管理學的經學體(ti) 係。以先秦儒家為(wei) 例。先秦儒家主要以“六經”作為(wei) 培養(yang) 學生的基本課程。所謂“六經”者，指的是“詩”“書(shu) ”“禮”“易”“樂(le) ”“春秋”。“六經”整體(ti) 而言分屬於(yu) 文、史、哲之範疇。按照主流管理學之理念，“六經”無疑是很難和管理聯係在一起的，但是儒家將之作為(wei) 培養(yang) 管理者的基本課程體(ti) 係。這也顯示了其與(yu) 西方管理學在學術範式上的巨大差異。而之所以如此，在於(yu) “三極彝訓，其書(shu) 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因此“經學”實際上寓道於(yu) 文，與(yu) 管理者智慧靈性的培養(yang) 、與(yu) 其對形上之“道”的把握緊密聯係在一起。以“詩”為(wei) 例。所謂“詩”就是《詩經》，其看似屬於(yu) 文學藝術之範疇，但本質上與(yu) 管理者智慧和靈性之培養(yang) 密切相關(guan) 。孔子認為(wei) 管理者(君子)的培養(yang) 要“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為(wei) 什麽(me) 必須學“詩”?因為(wei)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可以興(xing) ，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yu) 鳥獸(shou) 草木之名”。王夫之也認為(wei) 《詩經》之特點為(wei) “感悟道情，吟詠情性”。這些都是強調“詩”所表達的純正情感能夠引起人內(nei) 心道德情感的共鳴。長期浸淫於(yu) 其中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人明辨是非的能力，促進其智慧與(yu) 靈性的生長。關(guan) 於(yu) 這一點，學術界已經有不少的研究。例如王樹人先生強調：“從(cong) 詩魂之象來看，在真正的詩人那裏，特別是在大詩人那裏，其代表作都是對其融會(hui) 人生之情，甚至融會(hui) 宇宙之情，作整體(ti) 性的顯示或把握。”胡偉(wei) 希先生也指出中國以《詩經》為(wei) 代表的抒情詩“通過意境的實現，教人了解天地之美和宇宙之和諧，教人在物我交融、主客一體(ti) 中領悟宇宙之奧秘——莊嚴(yan) 神聖的道”。也就是說，儒家意義(yi) 上的《詩》不僅(jin) 是情感的，還是認知的。“詩”和人們(men) 對“道”的把握、認知以及管理者培養(yang) 有著極為(wei) 密切的關(guan) 係。而“春秋”雖然屬於(yu) 曆史學之範疇，但其本質也是和人對於(yu) “道”的把握、和人的智慧靈性等密切聯係在一起。《春秋》作為(wei) 曆史著作之最大特點在於(yu) 其在展開曆史敘事的過程中有著自己極為(wei) 鮮明的價(jia) 值與(yu) 是非判斷。趙汀陽認為(wei) 《春秋》為(wei) “曆史敘事建立了普遍的標準，即人道必須符合天道”。所謂“春秋筆法”“微言大義(yi) ”之本質即在於(yu) 以天道為(wei) 準去鑒別什麽(me) 是可變的秩序或什麽(me) 是不可變的秩序。因此學習(xi) “春秋”的過程，也就是一浸入其中學習(xi) 、理解接受相關(guan) 價(jia) 值與(yu) 是非觀念、進而體(ti) 道和悟道的過程。其他如“書(shu) ”“易”“禮”等大致也是如此。《易經》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根基，其本質也指向“道”的言說與(yu) 把握。通過六十四卦象以及其中爻辭和卦辭等這樣一些意象語言，《易經》從(cong) 根本上展示了中國古人對宇宙本源、演化以及人生的認識與(yu) 理解等。因此儒家學習(xi) 《易經》重點不在占卜，而是意在引導君子由表麵具體(ti) 之“言”、之“象”而得其背後形上之“意”。這樣一個(ge) 過程有益於(yu) 領導者心性之修煉，最終化作其對天道、人道的理解與(yu) 把握。《尚書(shu) 》作為(wei) 儒家的重要經典一方麵記載了夏商周曆代的禮法製度，同時也記載了上古時期賢君與(yu) 能臣關(guan) 於(yu) 治國的理念與(yu) 言行，其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代表儒家乃至整個(ge) 傳(chuan) 統文化核心精神的“十六字心傳(chuan) ”。因此，學習(xi) 《尚書(shu) 》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ge) 學習(xi) 者將自身代入已逝曆史情境、接受先賢之思想啟發、提升自我德性進而理解治國理政之大道的過程。而“禮”本身也與(yu) 領導者培養(yang) 密切相關(guan) 。古人認為(wei) “禮者，人道之極也”，又認為(wei) “禮者，因人之情，緣義(yi) 之理，而為(wei) 之節文者也”。具體(ti) 而又煩瑣的禮儀(yi) 的背後是儒家對人性、社會(hui) 乃至世界根本規律的理解。這決(jue) 定了學習(xi) “禮”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把握具體(ti) 禮儀(yi) 、矯正自我行為(wei) 的過程，還是一個(ge) 涵養(yang) 性情、培養(yang) 內(nei) 在仁愛精神進而體(ti) 道、悟道的過程。總之，“六經”絕不僅(jin) 僅(jin) 是現代學術分科意義(yi) 上的文學、曆史或者哲學學科可涵蓋的，其本質上與(yu) 領導者心性的修煉及其對形上之道的理解和把握聯係在一起，體(ti) 現了儒家對於(yu) 領導者培養(yang) 的獨特理解。因此明儒劉宗周認為(wei) “學者欲窺聖賢之心，尊吾道之正，舍四書(shu) 六籍，無由而入矣”。

以上總結了儒家管理學在學術範式上的幾個(ge) 重要特點。總而言之，儒家非常重視求道之管理價(jia) 值和意義(yi) 。由重視求“道”而重視以象思維為(wei) 代表的非理性思維並最終形成“六經”代表的經學體(ti) 係等，儒家管理學由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範式，其中求道是該範式的核心和目的所在，象思維和“六經”為(wei) 代表的經學體(ti) 係則構成了這一範式的基礎，同時象思維和六經之間也並不是毫無聯係的割裂狀態。“六經”究其本質而言還是建立在象思維的基礎之上，體(ti) 現了象思維的具體(ti) 運用，例如前麵提及的《易經》。而象思維也不是離開“六經”單獨存在的，其本身也紮根、體(ti) 現於(yu) “六經”之中。具體(ti) 內(nei) 涵可參見圖1。

而相較於(yu) 西方管理學，這一學術範式確實有著很明顯的不同之處。西方管理學重視理論知識之價(jia) 值，儒家管理學重視求形而上的“道”；西方管理學重視以概念為(wei) 基礎的邏輯推理思維，儒家管理學更加重視的卻是象思維這一異質性思維方式；西方管理學以科學為(wei) 目標，發展出了戰略管理、組織行為(wei) 學等課程體(ti) 係，儒家管理學卻重視文、史、哲的管理學價(jia) 值，很早就形成了以“六經”為(wei) 核心的經學體(ti) 係。這些不同的存在使得儒家管理學成為(wei) 一種與(yu) 西方主流管理學有著重大差別的學術體(ti) 係。如果說西方管理學突出的是管理的科學性，儒家管理學強調的則是管理學的哲學性(求道本身就是一種哲學的表現)；如果說西方管理學強調的是管理的功利性，儒家管理學卻從(cong) 一個(ge) 更高的視角出發突出了管理學應該具有的人文性；如果說西方管理學意在追求一種可明確表達的知識和理論體(ti) 係，儒家管理學所追求的則是一種難以言傳(chuan) 、難以用文字表達的德性之知(這種德性之知實際上是一種波蘭(lan) 尼意義(yi) 上的緘默知識)。當學術界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不存在管理學的時候，其更多是以西方管理學及其內(nei) 涵的科學性為(wei) 標準來審視、評論的。而這是一種對本土傳(chuan) 統文化缺乏基本理解和尊重的表現。管理的實踐本質決(jue) 定了管理學之“學”在內(nei) 涵上具有相當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決(jue) 定了管理學不可能隻是表現為(wei) 科學化的、西方意義(yi) 上的管理學。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儒家文化實際上也屬於(yu) 管理學之範疇，因為(wei) 管理學不僅(jin) 要在理論的層麵上求真求知，也需要教人求善求美，即在智慧的層麵上求真求知。學術範式上的不同並不足以否定儒家文化之管理學屬性。

實際上就是從(cong) 現代西方哲學的視角來看，儒家學術範式之合理性也很難被否定。它雖迥異於(yu) 實證主義(yi) 哲學之內(nei) 在要求，但在二戰以後興(xing) 起的、至今仍屬於(yu) 顯學的詮釋學那裏卻能夠找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儒家對《詩經》《春秋》等傳(chuan) 統經典的重視以及源遠流長的注經、釋經傳(chuan) 統從(cong) 根本上來說是符合現代詮釋學之一般內(nei) 在精神的。曆代儒家學者對於(yu) “六經”等經典的注釋和解讀本質是研究者從(cong) 自身視野出發對卦象、文本等背後所蘊含之“意”(即形而上的“道”)加以把握或者重新解讀、創造的過程。而以伽達默爾為(wei) 代表的西方現代詮釋學本質上也不外是通過對文本的詮釋、通過聯想、隱喻等非理性思維的運用來敞開存在或者真理的本質。儒家雖沒有像後者那樣創立完備的詮釋學理論體(ti) 係，但是其整個(ge) 學術思路中貫穿著現代詮釋學的方法和思想卻是無疑的。“在儒學的思想理論內(nei) 部，總是或顯或隱地存在著一種解釋學的基本模式。”因此即使從(cong) 當代西方學術的視角出發，儒家管理學及其學術範式也不是“落後”一詞可以概括的。詮釋學的不斷發展及其在與(yu) 實證主義(yi) 哲學鬥爭(zheng) 中的節節勝利，實際上從(cong) 另外一個(ge) 角度賦予了傳(chuan) 統管理思想及其學術範式以巨大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的存在也說明用“落後”“不科學”等字眼概括、評價(jia) 傳(chuan) 統管理學是極不公允的。關(guan) 於(yu) 這一點，國內(nei) 外學術界實際已經有一係列研究，限於(yu) 篇幅這裏不再詳細介紹。當然儒家管理學及其學術範式之合法性不僅(jin) 僅(jin) 來自其與(yu) 西方哲學的相容，還來自其對本土管理實踐以及本土管理學術的切實價(jia) 值。而相較於(yu) 前者，後麵這一種價(jia) 值是更加值得闡釋的。

四、本土管理學視野下的儒家管理學範式之價(jia) 值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管理學走了一條和西方管理學不斷接軌的道路。這種接軌對當時來說是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這種接軌也顯示出相當的問題。這體(ti) 現為(wei) 國內(nei) 管理學和西方管理學一樣難以對現實實踐給予足夠有效的指導，學術和實踐存在相脫節的問題。為(wei) 了有效指導實踐，學界在過去十餘(yu) 年中就本土管理學如何發展進行了廣泛熱烈的討論。但是時至今日，學術研究與(yu) 現實相脫節之問題似乎並未得到有效的解決(jue) ，甚至“管理研究與(yu) 管理實踐之間的鴻溝在某種程度上越拉越大”。因此，麵向實踐、有效指導實踐仍舊是本土管理學的根本任務。而這也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儒家管理學及其背後的學術範式仍舊有著巨大的理論價(jia) 值。它不但可以為(wei) 本土管理學之定位和發展提供另外一種全新的視角，還能夠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管理實踐中的諸多問題，減少學術與(yu) 實踐之間的脫節。這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儒家管理學可以為(wei) 本土管理學提供有效指導實踐所需要的根本目的與(yu) 理想。管理本質上是一門實踐的學問。而實踐是人在一定目的意識指導下的行為(wei) 活動。管理實踐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是沒有最終目的和理想指向的實踐卻是不存在的。目的和理想之所以重要在於(yu) 其很大程度上決(jue) 定了管理實踐的根本方向、具體(ti) 戰略選擇以及管理模式等。此種重要性決(jue) 定了本土管理學對實踐的有效指導不能像西方管理學那樣止步於(yu) 效率層麵的指導，更關(guan) 鍵的是目的層麵的指導。忽略目的或者不能提供正確的目的，學術就會(hui) 將管理實踐引向錯誤的方向，也就難以稱得上是有效指導實踐，因此本土管理學必須要能夠提供正確的、根本意義(yi) 上的管理目的和理想。但是本土管理學在這一點上還不能令人滿意，因為(wei) 其和西方管理學一樣忽視了對管理應有目的和理想之討論。

本土管理學之興(xing) 起根源於(yu) 學術界對西方主流管理學不能有效指導本土實踐之反思。研究者們(men) 希望本土管理學在繼承西方管理學基本框架的同時更加貼近本土管理實際，在吸收本土既有管理思想、借鑒本土管理實踐的基礎上建構出能夠反映、指導本土實踐的管理理論，在其看來“沒有什麽(me) 比好的理論更加重要的了”。由於(yu) 重視理論創新，本土管理學研究一個(ge) 突出的特點是非常重視基於(yu) 本土情景的研究以及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此一觀點有其合理之處。但是，對理論構建的重視導致其忽略了對管理應有根本目的與(yu) 理想之研究和討論。從(cong) 本質上來說，其所重視的仍舊是具體(ti) 意義(yi) 上的知識或者理論(當然這些知識和理論可能有著更多的本土化色彩)，仍重在研究實然性的問題。而管理之根本目的和理想本質上是一個(ge) 應然性的問題。本土管理學之內(nei) 在學術範式仍舊難以解決(jue) 應然性的目的問題。

儒家管理學對於(yu) 本土管理學最大的價(jia) 值，在於(yu) 能夠提供一個(ge) 代表管理應有之根本指向的管理目的或理想。儒家以貫通宇宙人生的“道”為(wei) 自身的追求，而這種追求最終導向的則是一“成己、成物”的最終目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wei) 求“道”本質上意味著對“天人合一”境界的自覺追求。這種境界則意味著“人道”合於(yu) “天道”，管理者要以天地為(wei) 榜樣、幫助天地化育萬(wan) 物。所謂“成己”意味著成就自身，特別是成就自身的精神境界，使自己成為(wei) 一個(ge) 真正意義(yi) 上的、自由的人。“成物”則意味著成就他人之成長和自由的同時，也成就自然世界中的萬(wan) 物，使得他們(men) 各盡本性，構築人與(yu) 人、人與(yu) 自然世界的和諧共存。“成己”“成物”是儒家的根本追求，體(ti) 現了儒家對於(yu) 管理和領導工作的深刻理解。它一方麵超越了西方管理學利潤最大化的目的追求，另一方麵也從(cong) 根本上代表了一切管理實踐之應有根本目的。人活一世，隻能以追求幸福為(wei) 自身生活之唯一目的，舍此以外的追求，都是一種虛妄，非人生之最終目的所在。而幸福雖與(yu) 物質金錢密切相關(guan) ，但卻不是唯一相關(guan) ，“幸福與(yu) 做人卻是一回事”。對於(yu) 個(ge) 體(ti) 來說要追求自己的幸福，意味著要提升自己的各方麵能力，實現全麵的發展，特別是提升自己的心靈境界，做一個(ge) 道德意義(yi) 上的人。這意味著人生能夠確立真正有意義(yi) 的追求並沉溺於(yu) 其中。此種快樂(le) 是自足的，它不假外求，是一種真幸福。因此做人乃所有人生之根本目的與(yu) 追求。舍此之外，無所謂幸福。

做人的根本性決(jue) 定了管理所涉及的相關(guan) 主體(ti) ，包括被管理者、管理者乃至消費者等，本質上都要以做人為(wei) 根本追求。如此一來，管理作為(wei) 一種組織實踐也必須以此為(wei) 目標。否則所謂的管理就是阻礙人生幸福之獲取，就是在戕害人生。它不但將阻礙被管理者、消費者之人生幸福的實現，甚至也將阻礙管理者人生幸福的獲取。如此一來所謂的管理必將因為(wei) 與(yu) 人性之根本追求相悖而不能長久。從(cong) 此種意義(yi) 上說，儒家“成己、成物”之目的恰恰是本土管理學應有之根本追求。本土管理學理論上應該將之作為(wei) 自身之根本目的，並以此來重構整個(ge) 管理學學術範式。

第二，儒家管理學能提供本土管理學指導實踐所需要的道德判斷力，有助於(yu) 其解決(jue) “應該做什麽(me) ”這樣一類問題。管理者的實踐活動形式眾(zhong) 多，但概括起來可分為(wei) 兩(liang) 大類型：一為(wei) “應該做什麽(me) ”，一為(wei) “怎樣做”。這樣一種劃分決(jue) 定了有效指導實踐不僅(jin) 僅(jin) 意味著具體(ti) 情境下指導管理者如何做以謀求效率最大化的問題，還內(nei) 含了指導管理者具體(ti) 情境下“應該做什麽(me) ”的問題。“應該做什麽(me) ”對於(yu) 管理者來說非常重要，因為(wei) 其涉及管理行動的正當性。如果行動沒有正當性，則管理隻能依靠強力壓製和利益交換，是斷不能持久的。而正當性的建立根源於(yu) 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首先，相關(guan) 行為(wei) 選擇從(cong) 根本上來說要符合道義(yi) 之標準，即符合倫(lun) 理道德之根本要求；其次，相關(guan) 行為(wei) 選擇符合現實的原則。對於(yu) 管理實踐而言，首先要解決(jue) 的問題就是實踐之合道義(yi) 性問題，但是目前的本土管理學對於(yu) 此類問題卻難說有效。因為(wei) 該類問題從(cong) 本質上來說是一個(ge) 價(jia) 值與(yu) 是非判斷的問題，其解決(jue) 主要依賴於(yu) 人的道德判斷力。科學意義(yi) 上的知識和理論在根本上無助於(yu) 人的道德判斷，也就不能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具體(ti) 情境下的價(jia) 值和是非判斷問題。因為(wei) “價(jia) 值判斷是關(guan) 於(yu) 未來、理想和最好狀態的想象”，而知識和理論是一種對事實的判斷和解釋，“價(jia) 值判斷不可能被還原為(wei) 事實判斷”。而本土管理學的重點恰恰在於(yu) 發現具有本土特色或者能夠指導本土實踐的知識或者理論。而且相關(guan) 研究堅持將重點放在實然性問題上，認為(wei) “在中國的管理研究中更應該堅持實然取向，而非應然”。這樣一種取向決(jue) 定了本土管理學實際上無助於(yu) 管理者的道德判斷，無助於(yu) 具體(ti) 情境下的價(jia) 值和是非判斷問題之解決(jue) 。

而儒家管理學則能夠比較有效地解決(jue) 此類問題。首先，“成己”“成物”作為(wei) 一種根本性的目的以及人類應該追求的理想狀態，為(wei) 具體(ti) 情境下的“應該做什麽(me) ”提供了終極意義(yi) 上的道德判斷標準。管理者在具體(ti) 行動選擇上最大可能地遵守這一指向意味著社會(hui) 對自身選擇的接受，實際上也就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了自己的正當性問題。其次，儒家對道德境界和情感的重視，有助於(yu) 解決(jue) 管理實踐的正當性問題。儒家將道德境界以及求道當作管理者培養(yang) 之重點。道德和求道之根本作用體(ti) 現為(wei) 促使具體(ti) 情境下的管理者放下自己的成見和私心，做到“廓然大公”，秉持“絜矩之道”、自覺站在他者的角度思考問題。而這恰恰是解決(jue) 複雜情境下各種價(jia) 值與(yu) 是非判斷問題的關(guan) 鍵所在。成見和私心既隱，人之天生良知和靈性智慧自然凸顯。如此一來，價(jia) 值和是非判斷自然也就不再是大問題，行為(wei) 和選擇的正當性在理論上自然也就建立起來。正如王陽明所強調的“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yi) 亦隻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wan) 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所謂“致良知”就是對“道”的追求。“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則說明了儒家管理學對“道”的追求恰恰能夠幫助管理者有效應對紛繁複雜情境下各種“應該做什麽(me) ”的問題。

第三，儒家管理學能提供本土管理學指導實踐所需要的辯證思維能力，有助於(yu) 其解決(jue) “具體(ti) 怎麽(me) 做”這樣一類問題。作為(wei) 一種行動管理實踐不僅(jin) 涉及“應該做什麽(me) ”，還涉及具體(ti) 情境下如何行動，即具體(ti) 應該“怎麽(me) 做”的問題。後者也非常重要。因為(wei) 隻有經過具體(ti) 的“怎麽(me) 做”“應該做什麽(me) ”才會(hui) 從(cong) 構思變成現實，管理者才會(hui) 對現實形成某種真實的作用和改變。“怎麽(me) 做”意味著從(cong) 具體(ti) 情境和條件出發，靈活設計、選擇達成目標的各種手段和途徑，意味著將普遍化的理論與(yu) 現實條件有機結合起來，本質上則是追求一種“無過無不及”的合理性或者“度”的把握。對於(yu) 這樣一種合理性或者“度”的把握，本土管理學目前是難言有效解決(jue) 的。因為(wei) 其重在發現各種理論知識和模型，重在解釋現象與(yu) 現象之間的關(guan) 係。而這雖然有助於(yu) 管理者對於(yu) 現實管理的理解，但並不真正有助於(yu) 其解決(jue) 行動上具體(ti) 應該“怎麽(me) 做”的問題。因為(wei) “怎麽(me) 做”意味著對各種理論知識的合理運用，而理論知識本身解決(jue) 不了理論知識的有效應用問題。從(cong) 根本上說“怎麽(me) 做”問題之有效解決(jue) 除了理論知識，還與(yu) 管理者是否具有辯證、整體(ti) 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guan) 。這樣一種思維模式不但能夠幫助管理者理解各種理論的優(you) 勢，也有助於(yu) 其理解其內(nei) 在不足和局限。由此不但避免了其不顧現實生搬硬套相關(guan) 理論的教條主義(yi) 風險，而且會(hui) 促使管理者從(cong) 現實條件出發靈活應用各種理論和知識，從(cong) 而實現一種對“度”的合理把握。而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的養(yang) 成本質上是與(yu) 人對宇宙本源的探索、與(yu) 對宇宙、人生的窮通聯係在一起的，是一個(ge) 哲學和智慧領域內(nei) 的話題。而受西方管理學科學化之影響，本土管理學仍舊誌在各種理論知識的發現與(yu) 創造，仍舊習(xi) 慣於(yu) 主客二分式的研究，對於(yu) 這樣一種整體(ti) 、辯證思維方式的養(yang) 成實際上無大的幫助。因此本土管理學在解決(jue) “怎麽(me) 做”的問題上存有一定的局限。而儒家文化和管理學背後的求“道”思維卻能夠有效彌補這一局限。求“道”本質上是中國傳(chuan) 統語境下對宇宙本原、人生本質的探索和認識，實際上意味著對事物整體(ti) 、動態的把握，而非片麵、靜止的研究。而這也就從(cong) 根本上保證了整體(ti) 思維和辯證思維的生成和在場。如此一來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本土管理學在應對“怎麽(me) 做”以及合“度”問題上的局限。實際上整體(ti) 思維和辯證思維也確實是以儒家文化為(wei) 代表的整個(ge) 傳(chuan) 統文化之特色。儒家所強調的“中庸”“叩其兩(liang) 端而竭焉”等本質上都體(ti) 現了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它們(men) 從(cong) 根本上構建了中國人的整體(ti) 思維與(yu) 合“度”意識。而這也進一步說明儒家管理學範式對於(yu) 本土管理學進一步發展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

第四，儒家管理學能提供本土管理學指導實踐所需要的行動意誌力，有助於(yu) 解決(jue) 管理實踐中普遍存在的“知行不一”問題。受西方主流管理學之影響，本土管理學很重視知識和理論的科學建構。在其看來，學術之所以不能有效指導實踐根源於(yu) 知識以及理論自身之缺陷，隻要有了合適的知識和理論，自然能夠應對現實實踐的各種挑戰。正如在自然科學領域人們(men) 隻要掌握相關(guan) 理論知識就能夠有效應對自然世界一般。因此本土管理學本質上還是以“知”為(wei) 導向的。對於(yu) 管理實踐而言，“知”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卻是“行”。“行”代表了對現實世界的直接作用和改變。若理論上的“知”不能夠轉化為(wei) 實實在在的“行”，再多的“知”都是無意義(yi) 的。而管理世界中“知”與(yu) “行”並非是必然聯係在一起的。“知”本身代表了一種對外部世界和人生社會(hui) 的認識。而“行”除了與(yu) 認識相聯係外，更重要的是與(yu) “意誌”“動機”等聯係在一起。對理論知識的把握則不一定意味著行動動機和意誌力的必然形成。正如一個(ge) 人了解了公平的概念和理論知識並不意味著公平舉(ju) 動的必然發生。由於(yu) “行”更多與(yu) 人的價(jia) 值判斷和內(nei) 在的真情實感聯係在一起，價(jia) 值判斷和真情實感的缺失也就意味著行動意誌和動機的缺乏，必然導致“知”與(yu) “行”的分離。現實世界中的管理者們(men) 雖不缺乏知識和理論，卻往往因為(wei) “欲望”的過分強盛而缺乏行動所必需的意誌和勇氣。因此管理世界中一個(ge) 普遍存在且亟須解決(jue) 的問題就是“知行分離”。而本土管理學雖誌在指導實踐，但實際上也難以有效解決(jue) 此一問題。究其本質，本土管理學重在發現有著本土特色、反映本土實踐的理論知識。這樣一種定位決(jue) 定其和西方管理學一樣是一種科學化定位，本質上並不注重管理者內(nei) 在的行動意誌、勇氣等非理性因素之於(yu) 管理的實際價(jia) 值，無法消除管理者心中不合理的欲望。如此一來，其必然難以解決(jue) 管理實踐中普遍存在的“知行不一”問題。

儒家管理學及其範式則能夠比較有效地解決(jue) 此一問題。儒家重在“知行合一”，在強調“知”來源於(yu) “行”的前提下也強調由“知”向“行”的轉化。在儒家看來，沒有“行”的“知”是一種懸空的思索，是一種不值得提倡的“口耳之學”。而為(wei) 了實現“知行合一”，儒家特別強調“知”要通過“以義(yi) 製利”“致良知”“養(yang) 浩然之氣”之功夫轉化為(wei) 內(nei) 在的道德與(yu) 真情實感，看破並消除不合理名利的引誘，促進具體(ti) 情境下行動意誌和勇氣的形成，從(cong) 而實現由“知”到“行”的自然轉化。《大學》所謂的“正心”和“誠意”，也是意在強調這一點。“正心”意味著作為(wei) 管理者的君子端正內(nei) 心，集聚正氣使心不受欲望邪念之影響；“誠意”則意味著擺脫恐懼、興(xing) 奮、憤怒等不良情緒的幹擾，使得內(nei) 在良知成為(wei) 支配自身意念和行動的主導力量。二者本質上都指向行動意誌和勇氣的集聚與(yu) 形成。而這種集聚和形成意味著由“知”到“行”的轉化。因此儒家管理學不但理論上重視“知行合一”，實際也有著促進“知行合一”的現實保障機製。本土管理學如果能夠吸收儒家此一優(you) 點，將大大有助於(yu) 自身對現實管理的指導。

以上主要從(cong) 管理實踐的視角出發簡單總結了儒家管理學對於(yu) 本土管理學的幾點理論價(jia) 值。這些價(jia) 值體(ti) 現在通過提供目的、道德判斷力、辯證思維能力以及行動意誌等幫助實踐者解決(jue) 了“目的是什麽(me) ”“應該做什麽(me) ”“具體(ti) 怎麽(me) 做”等問題(見圖2)。本土管理學如果真的想解決(jue) 自身所麵臨(lin) 的與(yu) 實踐相脫節問題，就應該認真對待並繼承儒家對於(yu) 管理的獨特理解以及獨特學術範式。果真如此，其必將率先走出學術與(yu) 實踐脫節以及知識碎片化的尷尬處境。實際上曆史上儒家文化或者儒家管理學之所以長盛不衰，為(wei) 包括曆代帝王、士大夫、商人等所重視，根本原因還在於(yu) 其現實的有效性。而這種有效性也一直持續到今天。幾千年的曆史是其實踐價(jia) 值的最好證明。今天批評主流管理學不具有實踐價(jia) 值的管理者大有人在，但極少有管理者批評儒家管理學有此問題。相反，以馬雲(yun) 、茅忠群等為(wei) 代表的一大批傑出領導者都是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支持者。這也從(cong) 實踐的層麵進一步說明本土管理學吸收借鑒儒家管理學及其內(nei) 在學術範式的必要性。

五、結語

本研究從(cong) 論證儒家文化的管理學屬性出發，對儒家文化內(nei) 涵的管理學範式及其對於(yu) 本土管理學的價(jia) 值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本土傳(chuan) 統社會(hui) 並不缺乏真正的管理學。因為(wei) 傳(chuan) 統儒家文化本質上就是一門管理之學。隻是相對於(yu) 西方而言，儒家有著自己獨特的對於(yu) 管理的理解，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範式。受實證主義(yi) 哲學之影響，西方管理學重視應用人的邏輯推理能力來獲得某種理論知識，是一種建立主客二元對立基礎上的求知之學。而儒家文化則重視道德情感在管理實踐中的作用，是一種求“道”、求“智慧”之學。圍繞求“道”，儒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範式。此種學術範式主張主客一體(ti) 、更加重視的是象思維以及寓道於(yu) 文的儒家經學體(ti) 係。而這樣一種學術範式對於(yu) 本土管理學來說則有著重要的價(jia) 值。它不但能夠提供管理實踐所必需的根本目的，也能夠有效解決(jue) 管理實踐中繞不開的價(jia) 值判斷和“度”的問題，甚至還能夠解決(jue) 管理實踐中常見的“知行不一”問題，以及主流管理學長達半個(ge) 世紀而不能解開的管理理論叢(cong) 林問題。當然，儒家管理學及其範式有其不足，這體(ti) 現在其缺乏對物的關(guan) 注和研究上。但上述價(jia) 值的存在也說明其並非如相關(guan) 學者所認為(wei) 的那樣落後，某種意義(yi) 上講甚至非常“先進”。正如相關(guan) 學者所指出的，“中國古典學術體(ti) 係是比現代西方學術體(ti) 係更為(wei) 複雜的一種學術體(ti) 係。它涵蓋從(cong) 哲學到政治經濟學到科學的各個(ge) 領域，它不是太簡單，而是太複雜，因此才不為(wei) 世人所知。從(cong) 整體(ti) 上說，中國古典學術相對於(yu) 西方現代學術，具有精深、動態、統一的特點”。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管理學術界應該對儒家管理學及其學術範式給予足夠的尊重，在尊重、學習(xi) 並深刻體(ti) 會(hui) 的基礎上方有資格談進一步的批判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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