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平民儒學的“接著講”與(yu) “接著做”

作者：劉偉(wei) 陳寒鳴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1年第3期

作者簡介：劉偉(wei) （1982－），男，河南靈寶人，安徽工程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講師，哲學博士；

陳寒鳴（1960－），男，江蘇鎮江人，天津工會(hui) 管理幹部學院副教授。

摘要：構建現代平民儒學，弄清楚“接著講”和“接著做”的內(nei) 在關(guan) 係，這是儒家在新時代的使命。“大一統”是儒學傳(chuan) 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平民儒學的“接著講”，就是重新詮釋“大一統”，優(you) 化製度設計，消除權力運作與(yu) 百姓日用之間的隔閡，構建社會(hui) 共同體(ti) 。現代平民儒學的“接著做”，就是確立現代平民的主體(ti) 性，繼承和弘揚“為(wei) 政以德”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激揚家國情懷，踐行“以實則治”的政治理念，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關(guan) 鍵詞：現代平民儒學；中華文化；製度；倫(lun) 理；“接著講”；“接著做”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3.014

基金項目：安徽省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項目（AHSKYG2017D129）

中圖分類號：B222文獻標識碼：A

取法天道，心係百姓日用，為(wei) 平民爭(zheng) 取生存權和發展權，這是往聖前賢的社會(hui) 理想。在儒家的觀念中，製度與(yu) 天道具有同構性，二者蘊含“生生之德”。誠如《周易》“節卦”所言：“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製度，不傷(shang) 財，不害民。”製度又與(yu) 倫(lun) 理密切相關(guan) 。節氣、音律、度量衡、治理技藝都在天道的支配下，呈現為(wei) 總體(ti) 化的演進態勢。個(ge) 人是一定的宗法關(guan) 係的縮影。大致說來，“我們(men) 越往前追溯曆史，個(ge) 人，從(cong) 而也是進行生產(chan) 的個(ge) 人，就越表現為(wei) 不獨立，從(cong) 屬於(yu) 一個(ge) 較大的整體(ti) ：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wei) 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衝(chong) 突和融合而產(chan) 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1]6。儒家經典承載的宗法製度是一個(ge) 開放的“尊尊、親(qin) 親(qin) 、賢賢”的共同體(ti) 。儒學與(yu) 廣大民眾(zhong) 的美好生活需要有著天然的內(nei) 在聯係。現代平民是社會(hui) 生產(chan) 的主力軍(jun) ，贏得現代平民的衷心支持，彰顯“百姓日用即道”的時代價(jia) 值，是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必要步驟。隻有構建現代平民儒學，弄清楚“接著講”和“接著做”的內(nei) 在關(guan) 係，以“行勝於(yu) 言”的實踐精神融入百姓生活日用，才能為(wei) 文化自信奠定堅實的社會(hui) 心理基礎。

一

現代平民儒學的“接著講”，旨在推進理論詮釋。找準肯綮，緊扣“時之義(yi) ”，理清頭緒，清除複興(xing) 道路上的絆腳石。這個(ge) 問題至關(guan) 重要。聖人代天發意。“大一統”是開啟微言大義(yi) 的鎖鑰。不講“大一統”，就不是儒家，就沒有“中國”。“大一統”可以從(cong) 形上與(yu) 形下兩(liang) 個(ge) 層麵加以理解。就形上層麵而言，“大一統”是尊大推崇形上的本體(ti) ，立元正始。人類社會(hui) 的文明秩序、自然界的萬(wan) 事萬(wan) 物都有一個(ge) 形上的本體(ti) 。萬(wan) 事萬(wan) 物借以獲取存在意義(yi) 。就形下層麵而言，“大一統”是尊崇“孔子素王”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是尊崇儒者為(wei) 曆代統治者建言獻策、參與(yu) 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治理的文化傳(chuan) 統。

在“孔子素王”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中，“元”的內(nei) 涵非常豐(feng) 富。從(cong) 物質世界的衍化過程來看，“元”是氣的最初狀態；從(cong) 人類的主觀能動性來看，“元”是核心價(jia) 值觀指引下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從(cong) 治國理政的舉(ju) 措來看，“元”是統治者效法聖王、提升政治素養(yang) ，將儒家倡導的“格君心之非”轉化為(wei) 自覺行動，成就千秋偉(wei) 業(ye) 。“元”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是有鮮明導向的，而非價(jia) 值中立的；是貫穿始終的，而非超絕物外的。誠如胡安國所言：“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wan) 法，酬酢萬(wan) 事，帥馭萬(wan) 夫，統理萬(wan) 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所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zi) 常事’，故一心定而萬(wan) 物服矣。”[2]37-38

尊重傳(chuan) 統，要從(cong) 客觀看待古人思維方式開始。眾(zhong) 所周知，體(ti) 用關(guan) 係是中華文化的異彩。反觀胡安國的論述，不難發現，他是從(cong) 體(ti) 用關(guan) 係來論述“心”的。“心”之體(ti) 是“仁”，“心”之用是立法做事、治國理政。當然，這是從(cong) 最高境界來講的，現實生活中的人需要不斷朝著最高境界努力奮進。從(cong) 道統的角度來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有這一脈相承的精神，那就是安頓滋養(yang) 這個(ge) “心”，激發“心”的力量，實現王道理想。從(cong) 內(nei) 到外，從(cong) 知到行，從(cong) 道德修養(yang) 到社會(hui) 理想，並不是線性展開，而是循環往複、圓融無礙。馬一浮先生將其歸結為(wei) “皇極”，展開來說，就是：

在《易》曰太極也。曰乾元、坤元。在《禮運》曰太一。在《春秋》義(yi) 為(wei) 五始之元，為(wei) 王心。在《詩》則通於(yu) 四始。在《大學》則曰至善，曰絜矩之道。在《中庸》則曰至誠，曰大本達道。在《孝經》曰至善要道。在《論語》則曰吾道一以貫之，曰從(cong) 心所欲不踰矩。在《孟子》則曰性善，曰盡心知性知天。堯命舜之言，則曰道心。周子本《易》與(yu) 《洪範》，而作《太極圖說》，則曰人極。一切詮表，雖有多名，其能詮之體(ti) ，所詮之相，總其會(hui) 歸，唯是皇極。一義(yi) 即此，本來具足。當人圓證之，全體(ti) 大用也。[3]

大致說來，《周易》中的太極，以乾坤衍作為(wei) 運動形式，故而有乾元、坤元的一而二、二而一的交感關(guan) 係。《禮記·禮運》中的太一，裁成萬(wan) 物，衍生倫(lun) 常，有其究極層麵的意義(yi) 。《春秋》記事，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為(wei) “五始”，元是氣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是受命之始，正月是正教之始，公即位是一國之始。《春秋》五始，體(ti) 元為(wei) 大。體(ti) 元就是洞察王心。《詩》之四始，爭(zheng) 議頗多，以《史記·孔子世家》所載為(wei) 例，《關(guan) 雎》之亂(luan) 是“風”之始、《鹿鳴》是“小雅”之始、《文王》是“大雅”之始、《清廟》是“頌”之始。四始貫通，承載王道。《大學》所謂“至善”，涵攝本體(ti) 與(yu) 工夫，為(wei) 境界奠定了實踐的根基。《中庸》所謂至誠，融合天道、心性與(yu) 禮樂(le) ，揭示“大本達道”。《孝經》所謂“至善要道”，將個(ge) 體(ti) 生命逐漸引入宇宙大化之中，為(wei) 人倫(lun) 賦予濃厚的禮教色彩。《論語》所謂“吾道一以貫之”是“活一貫”，而非“死一貫”，心與(yu) 禮吻合，不必戕伐自性，更不能“以一貫之”、強行打通。《孟子》講求性善，不是價(jia) 值設定，而是個(ge) 體(ti) 與(yu) 天道的內(nei) 在融通，“盡心知性知天”是修養(yang) 論的綱領。《尚書(shu) 》承載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看似“人心”“道心”的分別，其實講求仍然是“一心”。周敦頤《太極圖說》拈出“中正仁義(yi) ”與(yu) “主靜”，為(wei) “立人極”擘畫了修為(wei) 次第。《周易》與(yu) 《洪範》在不同角度探尋“大根大本”的奧秘。無論皇極，還是太極，都不落言筌，直指本體(ti) ，洞徹心源。這裏牽涉到的“一”與(yu) “一切”之間的關(guan) 係，應該放入境界論加以體(ti) 認，而不是膠著於(yu) 文字層麵妄加猜測。“體(ti) ”涵攝一切，“相”變動不居，“用”因曆史、實踐和具體(ti) 問題表現不同形態。可以說，皇極之道，體(ti) 大相大用大。

確切地說，“大一統”中的“一”，是《春秋》所說的“元”，其本質屬性為(wei) 氣；“統”是“始”，意思是開端。合在一起講，“一統”就是“元始”。“大一統”中的“大”不是大小的“大”，而是尊大推崇之“大”。

或許，有人誤將儒家經典中的“元”等同於(yu) 西方思想史中的自然法學說，企圖用後者來重塑前者，借以達到重塑儒學的目的。其實，這種嚐試是行不通的。儒家講的“三才之道”，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造物主設定的，而是立起來的。誰在“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答案很清楚，是聖人。陰陽、剛柔、仁義(yi) ，有待於(yu) 聖人的界定，而後有準可依。“三才之道”確立之後，人的現實處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cong) 被動轉化為(wei) 主動，從(cong) 順從(cong) 轉向創造，利用天時、地利與(yu) 人和，彰顯人的優(you) 越性。相對而言，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然法學說有其深厚的宗教學底蘊，它將神的位格切換為(wei) 自然，將遵從(cong) 神的律法置換為(wei) 符合自然之行為(wei) 。由此以來，最高立法者從(cong) 神變成了自然，人類重新找到了崇拜的對象。某些西方學者對“自然法學說”進行高度概括，思索正義(yi) 的永恒問題，構建這樣的假設：

有可能區別自然行為(wei) ——即為(wei) 自然所要求因而符合自然之行為(wei) ——與(yu) 非自然行為(wei) ——即違反自然並為(wei) 其所禁止行為(wei) 。該假設意味著可從(cong) 自然，即人、社會(hui) 或事物之本質中推演出一係列對人之行為(wei) 作出完備規定之規則，通過認真觀察自然事實，便可找到社會(hui) 問題之公正解決(jue) 方案。自然於(yu) 是便被假設為(wei) 立法者，且為(wei) 最高立法者。[4]

與(yu) 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然法學說有所不同，儒家從(cong) 不將人與(yu) 上帝、人類社會(hui) 與(yu) 自然界、天道與(yu) 義(yi) 理對立起來，不唯如此，甚至積極促成它們(men) 之間的融通和諧。眾(zhong) 所周知，儒家經典中的“帝”“上帝”“天”有著複雜的內(nei) 涵，有時可以理解為(wei) 人格神。它與(yu) 自然構成圓融無礙的關(guan) 係。與(yu) 亞(ya) 伯拉罕宗教的上帝相比，它不是喜怒無常的，而是無聲無息的；它不要求人們(men) 遵奉自己為(wei) 獨一無二的造物主，而能與(yu) 各種神祇共存共處；它沒有“末日審判”的諭旨，而能彰顯“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妙趣。在多數情況下，儒家聖賢對它報以“神道設教”的態度，為(wei) 治國理政提供合法性依據。從(cong) 原始宗教轉向人文教化，儒家走在了曆史前列。

人是萬(wan) 物之靈，具有中和之氣。人道，政為(wei) 大。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的角度來看，“人是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jin) 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隻有在社會(hui) 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ge) 人在社會(hui) 之外進行生產(chan) ——這是罕見的事，在已經內(nei) 在地具有社會(hui) 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時，可能會(hui) 發生這種事情——就像許多個(ge) 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1]6。儒家的社會(hui) 理想不會(hui) 因為(wei) 權力更迭形式的改變而發生本質上的變異。儒家的王道仁政具有充分的軟實力，這區別於(yu) 康德所說的理想的自然機製，因為(wei) 後者實際上建立在自私理性的博弈論基礎上，企圖“舍善致善”，片麵地倚重人類理性的計算來規劃社會(hui) 發展，最終隻能實現暫時的和平而不能獲取人類的永久和平。儒家對德性的推崇才是最佳的解決(jue) 方案。天下自能服人的是仁德，王道政治的最佳狀態在於(yu) 行使“道德的權力”，遵循“以善致善”的路徑，挺立道德在社會(hui) 秩序中的主幹性，重新確立尊賢原則，落實人倫(lun) 價(jia) 值，豐(feng) 富社會(hui) 的道德語言和行為(wei) 禮儀(yi) 。

二

曆史上，儒家一直試圖用倫(lun) 理支配行政，在政治與(yu) 社會(hui) 之間搭建一體(ti) 化的橋梁。從(cong) 倫(lun) 理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來看，儒家鼓吹的“五倫(lun) ”囊括了政治領域的一切，禮製成為(wei) 刑罰的依據，道德支配法律，構建一種看似混沌卻又溫情的社會(hui) 治理形態。道德信條維係著統治秩序，公序良俗影響著社會(hui) 治理。普通民眾(zhong) 遠離政治生活，在形似自治的宗族圈子裏過著“和樂(le) 且耽”的淳樸生活。

今人應當繼續遵循批判地繼承的道路，以馬克思主義(yi) 的活的靈魂為(wei) 指導思想，堅守中華文化本位，選擇性地吸收西方文化的優(you) 秀成分，以構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zhong) 的”新文化作為(wei) 使命，推陳出新，為(wei) 現代社會(hui) 治理提供豐(feng) 富的文化資源和先進的思想素材。現代平民儒學審慎對待王權主義(yi) 敘事，持續關(guan) 注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倫(lun) 理——政治的同構性，在三個(ge) 方麵做到“接著做”，以期實現百慮一致、殊途同歸。

（一）為(wei) 政以德

在儒家的政治學說中，最有影響力的莫過於(yu) 德政觀念。統治者操縱國家機器，對民眾(zhong) 進行全方位的控製；民眾(zhong) 從(cong) 事勞動，奉養(yang) 統治者。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一旦統治者的政治行為(wei) 出現嚴(yan) 重的偏差，對民眾(zhong) 的生活構成破壞性的影響，那麽(me) 就會(hui) 出現各種騷亂(luan) ，甚至加速王朝的覆滅。儒者居於(yu) 統治者和民眾(zhong) 之間，為(wei) 王權統治創造一個(ge) 緩衝(chong) 地帶，一方麵教化民眾(zhong) ，讓他們(men) 順從(cong) 現有的統治集團；一方麵勸誡統治集團，不要過分剝削民眾(zhong) ，以免激起變亂(luan) 。在這個(ge) 上通下達的過程中，儒者也維護了自身利益。

清末民初的許多學者對“老大帝國”的現實遭遇感到痛心疾首。對此，梁漱溟做過分析。在他看來，“中國之老，是從(cong) 時間上說；中國之大，是從(cong) 空間上說。這雖是不同的兩(liang) 個(ge) 方麵，但在事實上其勢互有關(guan) 聯。中國之大，是經過慢慢發展而後大起來的，其長時間發展的過程便是老。其所以大者既緣於(yu) 其老，同時，其老亦複有賴於(yu) 其大”[5]。儒學傳(chuan) 統是這個(ge) “老大帝國”活的靈魂。它的重要特征就是倫(lun) 理與(yu) 政治的同構性。這一點見於(yu) “人禽之辨”和“人道，政為(wei) 大”這兩(liang) 種觀念之中。

如果將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yi) 進行階梯式的分解，就會(hui) 發現它是由兩(liang) 大板塊構成——“人禽之辨”是基礎，聖人境界是最終導向。二者構成向上的層級。章太炎將前者稱為(wei) “泛行之術”，將後者稱為(wei) “逴行之術”，二者構成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yi) 的基本內(nei) 容。在他看來，“文王孔子之教，使人與(yu) 禽獸(shou) 殊絕，是泛行之術也。聖人之於(yu) 民，類也。無我克己，望道而未之見，則出於(yu) 其類，撥乎其萃矣，是逴行之術也。二者中間，等弟差別，不可勝紀。故古者言仁義(yi) ，晚世道良知，冀以為(wei) 百行之樞”[6]。儒家以仁愛精神審視人的崇高價(jia) 值，設定人倫(lun) ，在人與(yu) 禽獸(shou) 之間劃出明晰的界限，將紛繁複雜的現實世界轉化為(wei) 屬人的世界，不需要用造物主的神話敘事遏製人的創造力、美感、感官快樂(le) 、合理的欲望滿足、人的全麵發展，而是以禮製來規範情欲的宣泄，讓人們(men) 學會(hui) 有節製地安排生活。

（二）激揚家國天下的情懷

一種社會(hui) 思潮，要想真正發揮實際效用，就必須贏得平民的情感認同。一個(ge) 旨在推進社會(hui) 行動的學術群體(ti) ，要想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就要全麵深刻反思自己的理論架構、話語方式和傳(chuan) 播機製，確保自己所說的所做的都能進入平民的心窩子。現代平民儒學更應如此。

對每一個(ge) 公民來講，國家是強大的後盾，是凝神聚氣的強大力量。“現代國家必須為(wei) 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而存在，不是作為(wei) 一個(ge) 直接觀察的證據，而是作為(wei) 一個(ge) 心靈的實體(ti) 、一個(ge) 象征、一個(ge) 化身，或一個(ge) 抽象觀念。因此，國家的可能的大小主要取決(jue) 於(yu) 限製我們(men) 創造並使用這些實體(ti) 的事實”[7]。廣大民眾(zhong) 是非常熱愛國家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yu) 儒家的諄諄教導。一般人總會(hui) 誤解“民無信不立”這句古訓。其實，這句話是講給統治者聽的。它的意思是：統治者要是不能得到民眾(zhong) 的信賴，就會(hui) 難以為(wei) 繼，無法確立統治地位。

一部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史，其實也是儒家命運的真實寫(xie) 照。從(cong) 王朝國家向官僚製國家的轉變，勢必經過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變動。王朝國家脫胎於(yu) 家庭模式。儒家的修齊治平之道完全可以駕馭它。鴉片戰爭(zheng) 以後，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基礎開始全麵動搖。太平天國運動將西方一神論宗教的信仰體(ti) 係和本土的農(nong) 民起義(yi) 融合在一起，不但要改朝換代，而且要改造社會(hui) 。軍(jun) 事運動和社會(hui) 運動互為(wei) 表裏，對王朝國家展開全麵打擊。劉澤華以“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為(wei) 解讀鑰匙，回顧近代軍(jun) 事集團的變遷，認為(wei) 這一觀念始於(yu) 曾國藩，融入湖湘文化，是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展開形式，遠勝王陽明的“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此外，曾國藩又多了一項使命，那就是刊行《船山遺書(shu) 》，借以激揚湖湘文化，進而振興(xing) 文化中國。這種嚐試，意味深刻，如何將清朝改造為(wei) 文化中國？這是曾國藩的最大心願。因而，可以斷言，“同治中興(xing) ，曾氏所欲也，然其理想，在於(yu) 文化中國，故其辦洋務以複興(xing) 王朝，興(xing) 西學以發展中國也”[8]。

其實，這樣的解讀方式是對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徹底終結。從(cong) 表麵看，它對“文化中國”的號召很是看重，借以區別拜上帝會(hui) 的政治主張。實際上，它把當時人理解的文化上的中外問題納入學術上的古今沿革之中，給很多人帶來了更多的疑惑。誠然，洪秀全深受梁發撰寫(xie) 的《勸世良言》的影響，將基督教的社會(hui) 行動轉化為(wei) 農(nong) 民起義(yi) 的有效工具。從(cong) 馬禮遜、米憐到梁發，基督教的神職人員不斷探尋宣傳(chuan) 技藝的大眾(zhong) 化、本土化和革命化，其結果必然是贏得部分下層民眾(zhong) 的信仰與(yu) 支持。曾國藩刊行《船山遺書(shu) 》，可以贏得為(wei) 數不多的知識分子的閱讀興(xing) 趣，誘發“華夷之辨”的爭(zheng) 論，卻很難讓老百姓知道王夫之是誰，他講了哪些道理。老百姓喜歡簡單易行的道理。激揚家國天下情懷，必須改革傳(chuan) 播機製。隻有推進儒學大眾(zhong) 化，才能在大變局中贏得主動權。

（三）以實則治

近代以來，儒家賴以寄身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遭到嚴(yan) 重破壞，宗法製度蕩然無存。追溯曆史，可以讓我們(men) 看清楚宗法製度的來龍去脈，預見其未來走勢。崔大華指出：“如果說，儒家道德觀念是從(cong) 周人氏族貴族的道德觀念轉化而來，那麽(me) ，儒家道德觀念的倫(lun) 理特質，儒家的道德完成附著於(yu) 、表現為(wei) 人倫(lun) 原則的實踐的特色，則是由周人在宗法製度基礎上所形成的觀念蛻變而來。宗法製度，就其最一般的意義(yi) 來說，是指以血緣關(guan) 係來有區別、有秩序地確定一個(ge) 家族成員間異代之遠近與(yu) 同世之嫡庶的親(qin) 疏關(guan) 係。顯然，父係氏族社會(hui) 的家長製可能是這一製度的最早源頭。”[9]以前，許多女權主義(yi) 者習(xi) 慣於(yu) 將儒家視為(wei) 父權家長製的代言人，曆數儒家對女性的漠視、壓迫甚至汙蔑，將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曆史敘事斥為(wei) 男性獨大的真實寫(xie) 照，進而要求徹底清除儒家的社會(hui) 影響。當然，這種訴求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表現得尤為(wei) 突出，以至於(yu) 後繼者都以這種潛台詞作為(wei) 出發點，不斷推進批判儒家的社會(hui) 行動。

今後，討論儒家的倫(lun) 理與(yu) 政治之間的同構性這一重要問題，就無法回避包括女權主義(yi) 在內(nei) 的許多社會(hui) 行動者的質疑。有質疑，是好事。質疑有助於(yu) 儒家認識自身不足，調整理論架構，改變話語方式，推進社會(hui) 行動，為(wei) 贏得普通民眾(zhong) 的支持創造更加穩固的社會(hui) 基礎。唐甄指出：“然有治不治者，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優(you) 偶之戲，衣冠言貌，陳事辯理，無不合度，而豈其實哉!”（《潛書(shu) ·權實》）緣飾儒術，無法真正改變民眾(zhong) 的現實處境。實行仁政，關(guan) 注百姓日用，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數，滿足百姓的獲得感，就能夯實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治理的根基。“中國之治”的顯著特征就是“與(yu) 民休戚”，篤信“民惟邦本”的古老信條，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為(wei) 民眾(zhong) 多做事實。

三

正名是儒學傳(chuan) 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曆史底蘊非常深厚，它從(cong) 遙遠的古代而來，曆久彌新，已經轉化為(wei) 新時代的中國人的文化基因。新時代的中國人與(yu) “中國”之間存在著一種“感格”。“感格”的意思是感於(yu) 此而達於(yu) 彼。彼此都是活潑潑的生命體(ti) 。“中國”傳(chuan) 遞曠古之音，發人深省，思考“我們(men) 從(cong) 哪裏來”這個(ge) 根本問題；“中國”聚合民心，涵養(yang) 元氣，在中華民族形成、壯大和走向未來的過程中起到召喚作用，為(wei) 今人構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ti) 孕育了生機盎然的內(nei) 核；“中國”承載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的“道”，在升降起伏中實現“日新又新”的發展，將“以中國為(wei) 一人，以天下為(wei) 一家”的古訓演繹得淋漓盡致，為(wei) 今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中國早已深入我們(men) 的血液，浸潤我們(men) 的靈魂，支撐我們(men) 的言行舉(ju) 止。沒有中國，就沒有我們(men) ；沒有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我們(men) 不妨借用古人對“仁”的解釋，闡述中國與(yu) 中華民族的關(guan) 係。在古人那裏，“仁”既指植物種子中的仁，又指倫(lun) 理道德，二者的共同點在於(yu) 生機勃勃、不斷壯大。方以智在《易餘(yu) 》指出：“核中之仁，天地人之亥子，全枝、全幹、全根之體(ti) 也。茁壯之後，仁棄其體(ti) ，而為(wei) 此樹之用矣。由此言之，仁亦時寓於(yu) 核中，而仁乃用也。”[10]大致說來，倫(lun) 理道德是一個(ge) 養(yang) 成過程，從(cong) 混沌到光華，從(cong) 弱小到強大，從(cong) 自愛到愛人，生生不息，日新月異，就像一顆種子，它的仁決(jue) 定了它的內(nei) 在生命。隻要陽光雨露充足，土壤肥沃，就能生根發芽，茁壯成長，枝繁葉茂。

中華民族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民族。縱觀曆史，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堪稱“可大可久”。為(wei) 什麽(me) “可大”？因為(wei) 中華民族具有海納百川的氣魄，從(cong) 愛護親(qin) 人到關(guan) 懷他人，從(cong) 關(guan) 懷他人到親(qin) 近大自然，為(wei) 人類社會(hui) 和自然界“立法”，將“天人合一”的理念落實在踐履之中，不怨天尤人，不破壞生態平衡，為(wei) 子孫後代留下綠水青山、金山銀山。山是仁者的摯愛。在《周易》的理論架構中，“山”的形象尤為(wei) 突出。艮卦的智慧淵源就是山。艮卦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意味雋永。“止”與(yu) “行”，一體(ti) 兩(liang) 麵，靈活自如。“止”是切入點，隻有善於(yu) 把握總體(ti) ，設身處地，謀求長遠利益，才能實現永久繁榮。《見易》曰：“聖人學問未有不由止入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是艮止之極功。然惟止其所，而後能時止時行也。上下敵應，未嚐絕物也，不相與(yu) 者，無心於(yu) 物也。不惟我不與(yu) 物，且令物不與(yu) 我。物不與(yu) 我，是謂不獲其身；我不與(yu) 物，是謂不見其人。”[11]自身、他人和萬(wan) 物都是有生命的。各種生命力匯集在一起，構成命運共同體(ti) 。人類社會(hui) 一直處於(yu) 發展狀態。自然界為(wei) 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付出了巨大的犧牲。艮卦彰顯“敦實”的美德，端正身心，劃定自身與(yu) 他人、外物的合理界限，確保共同體(ti) 的有序發展。在張新民看來，今人應該對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抱以同情理解和溫情敬意，探尋其中的價(jia) 值係統，把握貫穿始終的符號象征體(ti) 係，進而凝聚精神情感，匯合認同力量，“其中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軸心時代的孔子，數千年來始終深刻地影響著華夏民族的價(jia) 值發展方向，實際已化身為(wei) 國家民族道德與(yu) 智慧的象征，成為(wei) 人類不斷從(cong) 自身傳(chuan) 統吸取資源的一大源頭活水”[12]。

孔子素王，為(wei) 萬(wan) 世立法。立的是什麽(me) 法？立的是仁君賢臣之法，立的是善世化俗之法，立的是長治久安之法。費爾巴哈曾經指出：“在一個(ge) 一切以專(zhuan) 製君主的慈悲和專(zhuan) 橫為(wei) 轉移的國家中，每一個(ge) 規章都會(hui) 變為(wei) 朝令夕改的，關(guan) 於(yu) ‘永恒的道德律令’的觀念、關(guan) 於(yu) 德行的必要性的信念會(hui) 從(cong) 靈魂裏連根拔掉；關(guan) 於(yu) 任何人都一視同仁的嚴(yan) 格公正的必要性和信念將連根拔起；自主感、勇氣和對於(yu) 德行的憧憬將連根拔起。無限製的君主國乃是無道德的國家。”[13]儒家有“格君心之非”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勸誡統治者遵循堯舜之道，約束官吏，勤政愛民，避免出現人亡政息、朝令夕改的“瞎折騰”。慵懶懈怠是政治生活中的惡行。枉顧民生，漠視民意，一味追求各種實效，則是“亂(luan) 作為(wei) ”的集中體(ti) 現。民眾(zhong) 對“不作為(wei) ”和“亂(luan) 作為(wei) ”的官員深表厭棄。這在任何曆史階段都是值得警醒的。

結語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代人要緊扣自己的“時”，與(yu) 時偕行，與(yu) 時俱進，為(wei) 下一代人創造實現人生出彩的機遇。當我們(men) 回顧曆史的時候，“宅茲(zi) 中國”就是儒家推崇的周禮塑造的“時”。在那個(ge) 特定的時空界點中，“中國”意味著天下之中、禮儀(yi) 完備、人道彰明。在中國哲學的話語體(ti) 係中，“闡舊邦以輔新命”承載著無數仁人誌士的社會(hui) 理想。時代進步加深了我們(men) 對它的認識。什麽(me) 是“舊邦”？“舊邦”是指中國。現行憲法給我們(men) 提供了最具權威性的解釋——“中國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什麽(me) 是“新命”？“新命”是指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古人有“平生未了事”，希冀“留與(yu) 後人補”；今人應當珍視古人的事業(ye) ，順勢而起，不能無情拋棄、徹底否定。麵對儒家典籍，如果采取曆史的敘述，鉤沉索隱，實事求是，那就叫作“照著講”；如果采取哲理的闡發，濬源固本，與(yu) 時偕行，那就叫作“接著講”；如果秉持“行勝於(yu) 言”，躬身實踐，經世致用，那就叫作“接著做”。平民儒者參與(yu) 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正在迎接一個(ge) 前所未有的美好未來。接續平民儒學，不僅(jin) 要注重“接著講”，而且要落實“接著做”。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2]胡安國.春秋胡氏傳[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37-38.
 
[3]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26-327.
 
[4]凱爾森.純粹法理論[M].北京:中國法製出版社,2008:230.
 
[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228.
 
[6]章太炎.菿漢昌言[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86.
 
[7]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175.
 
[8]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綜論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643.
 
[9]崔大華.儒學引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05.
 
[10]方以智.方以智全集:第1卷[M].合肥:黃山書社,2019:139.
 
[11]錢澄之.田間易學[M].合肥:黃山書社,1998:509-510.
 
[12]任重.儒生:第3卷[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87.
 
[13]吳曉明.二十世紀哲學經典文本·序卷[M].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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